1998年，微软在国人心中是怎样的形象？

在年轻人眼里，比尔·盖茨是一个偶像，他开创了软件这个行业，影响了全人类的思维方式，提高了人类的办事效率。一些中国人把微软视为“钱”的象征，他们在提到微软的时候，不是说“Microsoft”，而是“Micro$oft”。

1997年，盖茨到清华大学做过一次演讲，有人说，这是“比尔中国梦”的高潮。盖茨的话让在场的每一个学生都激动万分，“在未来的20年，软件将改变世界，将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改变世界，这个变化将是极其巨大的，对我们所有人都将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一段经历。”也是这一次演讲，让盖茨感受到中国学生的优秀、上进、好奇心，因而批准了在中国做研究院的计划。

在国人心中，微软的形象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它是酷和炫的传奇；另一方面，它又以“垄断者”的身份占据报纸新闻的头条。

从1997年10月开始，美国司法部指控微软垄断操作系统，将浏览器软件与视窗操作系统捆绑销售，1998年11月5日，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认定微软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占据了垄断地位。当天，微软股票从95.56美元跌至81.07美元，一天之内，拥有微软15%股权的盖茨身价缩水了54亿美元。

在中国，微软也背上了傲慢的恶名。1998年，中国计算机硬件销售额上升了至少三成，软件销售额却下降了三成，这时候，比起“盗版”来，大家更是责怪“微软霸权”。

这，就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起点。

我们首先面临的是选址的工作。当时，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上的微软办公室像个货栈，拥挤不堪，用吴士宏《逆风飞飏》里的话说，“办公区五颜六色的，到处堆得高高的。人们说话都是喊着，像是全世界都听得到。”所幸的是，大家就要搬到新的办公室——希格玛大厦去了。

研究院设在希格玛大厦的第六层，设计师当时还给我看了办公室的图纸，我搬进去的时候被吓到了，因为真正的办公室比图纸上大好多，旁边还设了专门的会议室。

确定了办公地点，研究院就要启动最关键的“追随人才”的旅程了。

从北大和清华开始，我们遍访中国的高校，做了无数场演讲，展示来自微软最酷的技术。

我们演示了聪明的语音识别技术，我会说出一连串的英文，我的电脑会自动识别出这串英文并显示在电脑上。我们演示了最新的三维技术，让观众看到我们可以为一个人建立一个三维模型，然后让这个模型或哭或笑。我们还演示了最新的计算机视觉，它能够在一个视频中找到人的脸和四肢。

最神奇的一个演示，是我可以在电脑面前像乐队指挥那样指挥电脑，电脑经过摄像头捕捉我的视频，用计算机视觉算法识别我的手势，然后跟着我的节拍，奏出美丽的乐章。这些“科幻片”似的演示，让学生们惊叹不已。

最后，我会告诉他们：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就可以参与这些新奇的研究项目。我当然希望这些演示让年轻人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充满憧憬，我更希望让他们发自内心地热爱科学、热爱创新、热爱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奇迹。

很长一段时间，我像个陀螺一样忙碌着，但我的内心是安宁的、充实的。

后来，我在给中国学生作演讲时，多次提到选择一个工作的标准，那就是成长、兴趣和影响力。回国以后，我感到了一种兴奋、一种期待，推动我去克服重重阻碍，将不可能变为必然。

我也开始着手安排我们的新生活，妻子在美国进行繁重的搬家准备工作，我也在北京寻找合适的住处。微软承诺给派遣到国外的高层提供住房租金补助，并负担孩子的学费。

我租下了香江花园的一套别墅。这里的房子很精致，周围有大片的草地，社区里有很好的中餐馆和西餐馆，也有健身房，还有儿童游乐场所。这个别墅区，室内装潢很像新加坡，社区环境则很像美国，虽然我很想体验“北京生活”，但还是这种“仿美国社区”，更适合刚刚回国的妻子和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