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对Google心生向往，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们能否给我安排一份完全符合我理想的工作：比如是否是一个全权负责的职位，能否有发挥的空间？比如是否不仅仅是单纯的研发中心，而是能够制定战略、策划和执行的实体？

于是，我和艾伦·尤斯塔斯有了以下的对话：

我：我确实对去Google有兴趣，不过我想知道，你们要在中国建立多大规模的团队？

艾伦：嗯，对于这个，我们是很有弹性的。如果你去，我们愿意建立500人以上的队伍。

我：太好了，我认为互联网是非常有前景的行业，因此，我希望在中国不仅仅建立一个研发中心，而是一个有完整性的工作，比如，我希望我可以负责战略规划、计划制订以及决策的执行。

艾伦：我想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们很重视中国市场，也希望那里的机构能够做出很好的业绩。

我：那真的是太令人向往了。

艾伦：开复，我会和其他的高级管理人员进一步沟通。我们都相信，你是这个职位的不二人选。我们会告诉你飞到加州来进行面试的时间。

两天以后，我果然接到了Google的邀请，要我飞到加州小城山景城（Mountain View）去面试。有趣的是，面试的地点不在Google大楼里，而在一大片高尔夫球场。原来Google考虑到微软当时已经有几百人跳槽到了Google，他们随时可能认出我。因此，为了保护我的隐私，他们特意挑选了一处优美而僻静的地方让我面试，地点就在海岸高尔夫球场（Shoreline Golf Course）中的麦克餐馆（Michael’s Restaurant），而这也是我人生中最为传奇的一次面试。

2005年5月27日，我飞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那一天，阳光明媚，天色蔚蓝，绿草茵茵。去面试地点的途中，路过一大片蓝盈盈的湖水，这让我的心情不知不觉变得更加快乐和开朗。

我第一个见到的面试者是中国工程师王昕。这也是Google的奇特之处。不论你位居多高，都需要经过那个领域优秀的普通员工的面试，而不仅仅是高层说了算。而且因为我在中国需要管理的都是很难被管理的天才工程师，因此，有一个真正的工程师给我打分极为重要。王昕5岁随父母来到美国，15岁就考入了加州理工学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

她问了几个关于技术方面的问题，如“现在能够想到什么技术，可以帮助Google把搜索技术做得更好？”等等，我们也谈到了跨国公司在中国成功的重要因素。

总裁艾瑞克·施密特此时已经悄悄走进了房间，他头发苍白，满脸微笑，非常和善地和我打了一个招呼。第一轮面试之后，他开始非常随意地和我聊天：“开复，今天让你来其实算不上是面试，我的主要任务是希望了解你还有什么顾虑，也想知道你怎么看待跨国公司在中国总是失败的命运，你希望我做什么？”

“艾瑞克，你知道凡是到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都会遭遇‘滑铁卢’，运营方面都很失败，我想知道，Google会不会也陷入到其他互联网公司失败的陷阱当中去？”我把心中的顾虑一吐为快。

艾瑞克·施密特点了点头，说，“我们希望中国用户通过Google找到全球的信息，并认识到这是一个好的品牌，我们在中国是长期的计划，不会用一些短视的想法来逼你的。”他看到我在静静地倾听，就接着说，“Google的瓶颈不是用户不增长，而是没有中国团队做中国人需要的技术和界面，我相信你能够招聘到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做中国用户最需要的产品。你认为如何在中国运营才能够成功呢？”

“最重要的是要放权给本地的团队，另外，必须有耐心做长期的投资。我曾经发表过一篇《如何在中国成功》的文章，我会发一封邮件给你，其中阐述的是我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一些先决条件，我希望你能认真读一下。如果你真的能够理解在中国成功的艰难和特殊，我就会欣然接受这个挑战的。”

“好的，我会考虑的，我也会仔细阅读你的邮件。”艾瑞克·施密特非常和蔼地微笑。

轮流见过几个副总裁之后，Google的创始人，“传奇小子”拉里·佩奇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面试地点。他穿着随意，像个刚刚运动完的大学生一样，把自行车往旁边一放就走了进来。环顾四周，他看到谢尔盖·布林还没有来，嘴里嘟嘟囔囔地说，“我就知道谢尔盖不会准时的，那个家伙总是迟到。”我心里觉得好笑，又觉得他很可爱，也终于感受到一些Google的风格了，他们的创始人年轻而又有点“另类”。

拉里用手往后梳了梳头发，然后坐了下来，开始问问题，他的问题包括：“你觉得我们能在中国找到好的资深工程师和研发总监吗？你觉得需要几个？”“你觉得Google的中文产品做得怎么样？如何提高？”同时，他也提出了他的担心，担心在中国的资源不够。

正和拉里聊得深入，谢尔盖一身大汗地跑进屋子里，搞笑的是，他也是做着运动来进行面试的，进来的时候，他身穿紫色的紧身衣，额头上冒着汗珠，手里抱着一个大滑板。一眼望去就知道，他是踩着滑板来的。

“果然是两个小飞侠。”我心里觉得非常有趣，但依然不动声色地回答佩奇的问题。而谢尔盖也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提问。

面试在愉快而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着。谢尔盖忽然问我，“Sorry，do you mind if I stretch?”被他猛然一问，我几乎没有听清这句话，赶紧问：“Sorry，Surgey，you mean you want to smoke?（谢尔盖，你是说你要吸烟吗？）”他摇摇头，“No，I asked if you mind if I stretched?（你介意我在你面前拉筋吗？）”

噢，原来他是要伸展筋骨。这可是在面试呢！我没有意见，不过心里还是非常惊讶。

于是，谢尔盖大大咧咧地坐在地上，开始一边拉筋一边提问，不时地做出各种伸展的动作。我心里觉得很有意思，这真是开天辟地、史无前例的面试经历。有了这样的创始人，怪不得许多在Google工作的人都像脱胎换骨了一样，年轻了许多呢。

传说中的小飞侠，他们真的如同不愿意长大的男孩一样，保持着学生时代的感觉。他们热爱运动，穿着简单，依然像大学生一样。虽然身价显赫，但他们执意自由自在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又有谁能料到这样两个大男孩居然能成就这样的奇迹呢。面试结束，他们两个手搭着手走出房门，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彼此交谈，“People like Kai-Fu don’t grow on trees.（像开复这样的人可不是树上长的，暗指难遇到。）”

那个晚上，Google研发部资深总裁艾伦·尤斯塔斯带我去意大利餐馆吃了晚饭。我们轻松交谈了许多话题，彼此都刻意没有谈各自公司的技术问题。其实，这也是我在面试中的一种感觉，Google的人都轻松、友善、快乐，但他们对自己的技术却守口如瓶，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自己的商业秘密。

面试了一整天，我有些疲惫地回到所住的酒店。一进门，一束鲜花放在茶几上，花香四溢，一个超大的篮子在房间的正中放着，里面是各种美酒和美食。鲜花中有一张署名为艾瑞克的小卡片，上面写着“欢迎到加州来看我们，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篮子里也有一张艾伦署名的小卡片，上面也写着类似的话。

当我第二天回到西雅图的家中时，一个超大的包裹也寄到了，是Google的人事部门寄来的。打开一看，让我很惊讶，几乎是Google的所有玩具。Google的笔、Google的篮球、Google的U盘、Google的T恤、Google的椅子，这些还不算什么，最酷的是一个投币的糖果器。

我把Google玩具大箱子“藏”在了自己的衣橱里，却被小女儿德亭发现了，她坐在我的腿上，扬起稚嫩的小脸儿，奶声奶气地问我：“Daddy，你是不是要去Google工作啊？”

“你觉得爸爸去Google工作好不好啊？”我问。小德亭兴奋地说，“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就很喜欢Google啦！”

“哈哈，你现在也是小孩啊！”我忍俊不禁。

“爸爸，你忘了，我三岁的时候给你做过一张生日卡，那里面有一坨大便？”

“我记得啊，你自己做的。”

“那时候，你一直不让我养小狗，可是我特别想养小狗，所以在你生日的时候，我就在Google里搜索了一幅小狗便便的图片，贴在生日卡里送给你。你看，我早就开始用Google了，我觉得世界上最酷的公司就是Google！”

哈哈哈，听了小女儿天真的语言，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而这个时候，来书房找东西的大女儿德宁也跑过来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她虽然只有13岁，却已经是一个天天离不开电脑的小网民了。听到我和小女儿的讨论，她说，“Daddy，我觉得微软也不错啊，像Word、Excel什么的。”

小女儿大声反驳，“谁要用那些东西啊，我觉得还是Google最好！”

看着两个女儿热火朝天地讨论，我又开心地笑了。

尽管两个女儿对我的“新工作”充满了憧憬和猜测，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对是否真正加入Google，我也没有定论。第一，我并不知道面试的结果如何，也不知道对方会给一个什么样的offer；第二，对于一个打算进入中国的互联网公司，Google是否能够真正放权并理解中国的国情，我没有丝毫把握。

在书房里，我轻轻按下了鼠标，把那篇公开发表过的《如何在中国成功》一文发送给了Google的CEO艾瑞克·施密特，其中是我对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运营的理解，也是我对Google在中国运营的期待和要求。我知道，知易行难，所以我只能耐心等待Google对我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