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何面对挫折?一个人在最艰难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一个人的情商究竟如何在最艰难的时候拯救他？一个人如何在巨大的压力下进行情绪自控？

确实，诉讼是我经历的最痛苦的“当头棒喝”！而随后铺天盖地的虚假报道，也是我最无法承受的一种委屈——被冤枉。

在那段时间里，随着事情的不断演变，各种不实报道也越来越多。我们发现微软对我指控的“罪名”也越来越多，它强大的新闻机器一经启动，就从来不会自动停歇！

后来在官司结束一年多以后，一名微软公关部门离职的人给我描述了当时的真相：在那段时间里，公司有一间专门的小屋子，里面挤满了策划撰写与我相关新闻的员工。她就是具体执行者，主要是逼迫这个团队找来各路写手和记者，向他们灌输微软是受害者，李开复是不诚信的。当时在这个团队里，有许多人曾经跟随过我到大学里演讲，和我并肩工作过，也曾看到我为微软出面道歉，安抚客户，协调与政府的关系。现在执行这种指令，对他们来说非常痛苦。曾经有一个女孩觉得完成那样的工作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在听到指令后哭着跑出了办公室。

当时，微软的声音主要有：我曾经负责过搜索业务部门，因此掌握微软的搜索机密，还常在搜索方面指导比尔·盖茨，甚至声称最近12个月就和他开过3~5次一对一的搜索技术探讨会议。另外，微软声称因为我曾经在微软中国工作过，并且蓄意将我的职责夸大为负责后来微软中国的全面业务、政府关系和研发集团，所以掌握了微软中国的机密。甚至提出由于我在微软中国进行过招聘，所以连在Google的招聘工作我也不能做。

另外，微软还在媒体上大肆渲染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在我休假之前问我是否打算回来，我说的是“Yes！”但我最终离职了。微软自称内部有规定，员工休长假的时候，一定要承诺自己会回来工作。可是为什么我在微软的七年中从未听说过这个规定？是为了栽赃我刚刚制定的吗？

显然，这些指控都是莫须有！

对于我有关搜索技术的指控，更是丝毫没有根据。

我离职以后，一位搜索部门的员工发出了这样的电子邮件，“李开复根本和我们的技术无关，但是我们要把他卷进来，这样诉讼才有戏。到时候他就知道，他被栽赃了。”而这封内部邮件后来被提交成为法律上的证据。

对于微软说我“和盖茨讨论搜索引擎并且多次开会”的指控，事实上，自从我寄出一封邮件表示我对微软搜索完全失望以后，我再也没有参与过任何有关搜索的讨论。盖茨的会议记录里也证实2004年以后，我和他从来没有开过一次会议谈搜索。

微软甚至指责我掌握微软的招聘机密。但是后来，当我的律师问起“李开复到底掌握什么招聘机密”时，微软的“专家”资深副总裁也只能说出：

“Hire People——some experienced，some less experienced（雇用一些有经验的人，雇用一些没有经验的人），Hire tens，hundreds，or thousands of people（雇用数十个、数百个、数千个人）. Hire them from universities（可以雇用大学毕业生）. Hire them from within Microsoft（在微软内部进行招聘）. Hire them based on referrals（在推荐的基础上进行招聘）.”

招聘了几百个人就成了机密了？太匪夷所思了吧！因此，当微软指控我知道招聘的机密时，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我究竟知道哪些机密。

刚开始的几天，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然后看着负面新闻充斥着屏幕。当满心的委屈倾诉无门时，我变得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的体重迅速下降，面容十分憔悴。

我不敢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我不希望年事已高的她还为儿子操心。但就算家里人都瞒着她，也不可能瞒得住。台湾电视也在天天炒作这件抢眼的大新闻，母亲打开电视后，总是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和影子满天飞。

有一天，妈妈终于按捺不住了，从台湾打电话给我。对于官司，她一句都没有提，只是简单地对我说，“儿子，妈妈相信你，要按时吃饭，保重身体啊！”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在电话这一边，我已经无法抑制地泪流满面。

在面对质疑和困难时，唯有家人的支持能成为我迎接挑战的精神支柱和动力之源。

我终于意识到，失去勇气就意味着丧失了面对挑战的机会，不但于事无补，还可能让我悔恨终生。我今生的座右铭就是：“人生在世，我们要用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用胸怀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并用智慧分辨二者的不同。”内心的声音开始告诉我，“不能这样，我要振作起来！”

某一天早上醒来之后，我做出了决定，我不能浪费一秒钟在我不能改变的事情上。我要专注在我可以改变的事情上，为打赢官司而全力以赴。

于是，从那一天开始，我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把订阅的报纸停掉，不再上网看有关诉讼的任何新闻。因为这些都是我“不能改变的事情”，需要用胸怀接受，在这些新闻上浪费时间，除了给我增加痛苦以外，什么正面作用也没有。

我静下心来，开始和Google的律师团队努力合作。在真正的判决来临之前，我要将全身心都投入这场艰苦的战斗，以便增加自己的胜算，并说服法官我没有错，这才是需要“用勇气改变的事情”。

在暂时的禁令颁布以后，Google作了一个重要决定，它放弃了以前的律师，重金聘请了全加州最有声望的律师来协助我打官司。这个律师团队是一支“梦之队”，他们的每一个成员都彰显出智慧与活力，都是天才。对我来说，这6个星期虽然如同人间的地狱一般难熬，但也是我人生中无比充实的6个星期。与这些律师朝夕相处，除了让我与他们结下深厚友谊外，我也被他们的职业精神及毅力所打动。

在这个时期，我的律师团队变成了7个人。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合作搜集资料、搜集证据，全心全力地准备着这场战役。他们中间有首席律师兼资深副总裁大卫·德拉蒙德，他坚毅而平静。

有娇小的、坚持原则的华人女律师黄安娜（Nicole Wong），她是Google的副首席律师。后来关于Google回应微软诉讼的博客，全部是由她来撰写的。

有工作狂一样的韩裔律师迈克尔·权（Michael Kwun），他负责所有诉讼的细节。

还有“梦之队”的带头人，性格豪爽如西部牛仔一样的约翰·柯克尔（John Keker）。约翰被评为旧金山最好的律师，他过去处理过很多著名的案件，包括里根总统时代的“伊朗门”事件。

另外，约翰的团队还有两员大将，一位是印度裔的拉加什·唐格里（Ragesh Tangri），他是技术和法律的双重专家。所有的技术问题，他都能掌握得很清楚。我甚至觉得他可以在高科技公司做一个称职的技术经理。

另一位是经常帮我练习在法庭上如何回答问题的苏珊·哈里曼（Susan Harriman），她是一位刚柔相济的女律师。一方面，她可以温婉地和你交谈，悉心地倾听你的顾虑，让你觉得她仿佛是一个最好的心理治疗师。同时她也有刚强的一面，她的职责是模仿微软严厉的律师向我提问。当她扮成微软律师跟我过招时，那咄咄逼人的架势经常让我觉得她瞬间换了一个人。

最后一位，布莱德·凯勒（Brad Keller）是我的私人律师。他和其他的律师不同。如果说前6位是咄咄逼人、智商超高的典型，那么布莱德·凯勒就是一位绅士，他总是彬彬有礼，人人都喜欢他，因此Google的律师认为由布莱德代表我更合适。

正是这样一个“梦之队”，在整整6个星期的时间里与我风雨兼程。这7个人都是非常重视自由平等人权的美国人，和他们讲话，我都会感到一种勇气，一种正义感和非常强烈的自信心。

在搜集证据资料期间，我们向微软提出，需要收集我在微软期间的一些工作邮件作为证据，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邮件来证明我的清白。但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情，也往往会变得很复杂。

邮件如何起到证实清白的作用呢？比如微软提出，我曾经多次和比尔·盖茨交流微软的搜索机密，那我就需要从既往的邮件和会议记录中查到，我们自从某个时间点后就再也没有谈论过搜索。比如微软提出，我雇用了很多资深的人做微软中国区的领导，如陈永正就是我主导雇用的。那我就需要在以往与微软人事经理的往来邮件中找出证据，证明我只是参与了对陈永正的面试，而不是最初的推荐者，也不是最后的敲定者。

顺便说一句，在美国的司法程序中，E–mail的复印材料是被允许作为证据被接受的。在微软多次的反垄断案件中，都因为员工写工作邮件时总是不谨慎地出现“捆绑”一词而导致对微软不利的影响。因此，微软最后甚至出台了“邮件手册”来教导员工们如何写邮件。而微软也会告诉员工，在必要的时候，要用电话而非电子邮件的方式来交流。

在美国的公司工作，大家都会知道，所有的工作邮件都是公司可以随时调用的，也随时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出现。就算以前的工作邮件被删除了，从技术上也可以从过去的备份中将已删除的邮件恢复。因此，当我们提出需要工作邮件作为证据时，微软有义务为我们提供。

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律师接到微软提供的证据以后惊呆了！“开复，他们给我们提供了30万封邮件！”“啊，我们只要求几十封，不可能有那么多封邮件啊！”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大吃一惊。但是，等我看到了实物以后才知道，微软在每一项邮件请求方面，都罗列了大量相关的邮件。因此邮件的数量达到了30万封，而最惊人的是，这30万封邮件不是普通的电子文本文件，而是以图片格式的文件压缩在20张DVD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通过搜索的模式来找到需要的邮件。

“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我们是不是分头来一封一封地读？”律师们无奈地问我。

这无疑是对方在有意给我们加大工作量，这样就算十个人做一个月也做不完。我条件反射般地问，“平时你们律师是不是在电脑上都用OCR软件（字符识别，也就是从图片到文字的转换），我们是否可以把图片格式的文件全部扫描成电子文字版？”“确实，我们都在用这个软件，但是30万封邮件太庞大了，我们的软件数据库无法承载这么大的工作量！”

我思索了一会儿，淡淡地对律师们说：“我来处理吧。”

我绞尽脑汁地寻找解决方案。我对团队里的律师说，“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用更好版本的OCR软件，把图片格式的文档转换成文本形式，然后再用Google桌面搜索的方式，提取自己所需要的证据。”

“那就试试吧，我们现在只能背水一战！”

律师一通尝试以后，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整个团队都非常高兴，每个人都大松了一口气。不过后来，律师们发现高兴得有点太早了，OCR软件尽管可以识别图片，但还是会犯一定的识别错误，比如有时会把2004年识别成7004年，把2006年识别成2005年，把2005年识别成2006年，最可笑的是，把Ballmer（鲍尔默）识别成了Balder（更秃）。这样的错误比比皆是。

识别的错误率很高，这就给律师团队的搜索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不是搜不到，就是搜不全。而我，此时扮演的更像是一个技术专家的角色。我告诉律师们，如果想搜索2005年的有关招聘的邮件，又担心识别成2006，那就要用高级搜索键入2005、2006和recruit（招聘）的字样，这样就不会漏掉需要的信息了。

事实证明，技术难题被解决以后，效率也在飞速提高。我们很轻松地找到了需要的有利证据。而这些邮件，都成为日后法庭上的关键证据。有了这次经历，律师们都和我开玩笑说，“开复，我看如果Google不要你，就来我们律师事务所工作吧，你一个能顶两个！”“啊，真的吗，我真能顶两个律师啊！”对方耸了耸肩说，“我是说，你可以顶两个IT技术支持人员！”

除了认真搜集证据以外，律师希望能够让法官在阅读当地报纸的时候，不光看到微软一边倒的言论，还要让法官能够更多地了解事实真相。如何能够让真相和正面的声音得以显现？如何能够至少让本地的法官早上打开报纸的时候，看到一篇接近真相，而不是凭空臆测的新闻报道？这又是一个挑战！

Google要求我最好不要和媒体接触，除非我有很信任的朋友。这时，我想起了昔日的朋友，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克里斯蒂·海姆（Kristi Heim）。由于早年曾在中国学习过中文，因此她的中文说得非常流利。而且，她思维敏捷，睿智成熟。早在2003年，她曾跟随我到高校演讲，亲自听过我给中国大学生做的成长励志的讲座，也正是通过那次跟随采访，她对我与中国学生之间的缘分有了深入的了解。

她能够从客观的角度出发，做出公正的报道吗？当我联系到她时，她的回答让我倍感温暖，且不乏职业精神。她诚恳地说：“开复，我了解你的为人。不过，作为新闻记者，我会以调查的方式写一篇报道，也会让两边的声音都能公正地发出。”

后来，8月的某一天，克里斯蒂·海姆通过大量的调查访问，写出了以《微软和Google的科学家之争》为题的文章，除了陈述的一些事实以外，还大量描写了我对中国学生所做过的工作。

在文章里，她还记录了中国大学生们的看法。学生们都自然地表达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在大学校园的学生只是想跟随一个他们信赖的人去工作，比尔·盖茨和李开复都是商业领域的英雄，但李开复和中国学生的联系更加紧密，因为他是中国人。”她在文章里陈述了这样一个现象，“微软真正的挣扎其实和李开复技术专家的角色无关，让微软真正感到害怕的是李开复对年青一代技术人才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尤为突出。”

可以说，这篇报道的发出，至少在众多的猜测文章里为我和Google赢回了一分。这也让我感到争取每一份理解的必要性。我知道，在早餐桌上习惯阅读当地报纸的法官，都可能会看到这篇报道。相对于如天书一样难以理解的技术，他也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这个事件。

那一段时间，Google也通过媒体发出了一些声音用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李开复离开微软是正常的职业变迁：一方面，李开复希望回到中国实现有激情的职业理想；另一方面，李开复向往创新的机制与环境。

另外，Google反复地表达这样的观点：即李开复在两个公司的项目截然不同，所以不能受“竞业禁止协议”的管辖。另外，Google不需要任何微软的技术，雇用李开复也和技术无关。Google看重的只是他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执行力，还有他对中国的知识和理解。另外，李开复之前从苹果公司换到SGI公司工作，又从SGI公司换到微软公司，但他从未泄露过公司的机密。因此，他是一个诚信的人。

最终Google律师还出于现实的考虑决定，由于第一年我需要进行大量的办公选址、政府关系和招聘人员工作，因此，第一年可以让我只专注于这些工作，而自动放弃做搜索业务。这样就可以让我尽快到Google开始工作，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诉讼，争取最大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