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8日，我像以往那样收拾好自己的行囊，伴我一起出行的还是那个“新秀丽”的蓝色超大旅行箱。这个旅行箱伴随我游走了大半个中国，行程达数十万公里。我总像打仗般地穿梭在中国的各大高校，和莘莘学子进行演讲交流。每一次的日程都超乎想象的紧张，我经常披星戴月地辗转奔波于多个城市。

一直帮我组织高校演讲的《大学生》杂志社的编辑王肇辉总把这种奔波笑称为挑战身体极限的活动，而我也因此得到一个外号——“铁人”。这种活动我已经坚持了10年，在我担任谷歌中国区全球副总裁和中国区的总裁期间，我幸运地拥有“20%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业，而我将这些时间全部用在我所钟情的大学生工作上。

仅在2009年4月18日到4月26日这8天的时间内，我就和同伴辗转于成都、厦门和南宁三个城市，我分别在成都的四川师范大学、雅安的四川农业大学、厦门市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南宁市的广西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做了6场励志演讲。演讲的内容全部为公益性质，题目分别是《我学，我成长》以及《成长的十个启发》。

每到一处，我都能看到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洋溢着热情与渴望的眼神。我知道，他们是千千万万家长们心中的希望，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他们正在经历着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但社会中的种种浮躁往往与他们内心的理想发生严重冲撞，他们难免总是会感到迷茫和失望。因此，在每一次演讲中，我都会把大学生成长中的常见问题以故事和案例的形式讲出来，并把我自己所经历的成功和失败一一告知，并和他们分享我的种种感悟。

我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我的演讲而有所启发，然后找到自身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我和中国的大学生感情如此之深？为什么我能将这项工作坚持10年，并希望将其作为终生的事业？

与其说是机缘巧合，还不如说这是命中注定。2000年，我在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当时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招聘大量学生到微软工作，这算是我与中国学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当时有很多学生都希望能到微软研究院做暑期工，正由于如此，我才有机会了解到他们内心深处的很多想法。

我至今还忘不了和一个暑期工的谈话。这个学生来自中国数一数二的名校，他一直想就未来的规划和我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于是我们坐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交谈起来。他说：“开复，我希望自己能像您一样成功。而根据我的理解，成功就是管人，管人这件事很过瘾。那么，我该怎么做才能走上管理者的岗位呢？”

我没有想到，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对成功的认识竟是如此片面和肤浅。他的想法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通病，那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按照同一个模式发展，在衡量个人成功时采用的也是一元化的标准：在学校看成绩，进入社会看名利。

渐渐的，我发现，持上述观点的学生不在少数。许多同学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成功与财富、地位和权力画上等号。

归根结底，这种现象反映出的是中国学生在价值取向上的迷茫。而他们在多元社会里各种价值观的冲击下逐渐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并逐渐背离了正确的价值观。他们期望通过简单地复制别人的成功之路而快速致富，盲目地追随某种社会风潮，并被名利的诱惑蒙蔽了自己的内心。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内心非常焦虑。中国的大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但我却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困惑。望子成龙的父母、应试教育体制束缚下的学校和老师、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这些都让他们很多人在成长之路上陷于迷失。

那段时间，我的内心在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件事：“近百年来，中国青年终于能够接受先进完整的教育，能够有条件专心读书并成为时代的骄子，他们理应成为融会中西的精英。但可惜的是，他们虽然有幸出生在自由选择的时代，但时代并没有赋予他们选择的智慧！”

从那段时间开始，我就开始反复叩问自己的内心：是否应该马上开始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理想？当一些好心人听到我有这样的想法时，都竭力劝阻我，因为他们担心我会被别人指责为“多管闲事”和“好为人师”。

但最终我摒弃了这些顾虑，因为我想起了父亲一直以来的梦想。

尽管父亲李天民的后半生在台湾度过，但他从来没有忘记祖国大陆。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我经常在医院里陪伴他。那时，他每天都对我说：如果能回大陆去看一看该多好！看到父亲日渐憔悴的脸庞，我知道，这个简单的愿望已经无法实现了，我痛不可抑。有一天早上，他醒来就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梦里的他在水面捡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四个字——“中华之恋”。

我知道父亲忧国忧民之心终生不渝，这个梦就是他故土情长的感情宣泄。我知道父亲有一个愿望还未达成，那就是写一本书，名字叫作《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在病床前，我曾告诉父亲：“我会完成您的愿望，早日将那本书出版，您放心吧！”但那时的父亲只能用深邃的目光凝视着我。后来姐姐告诉我，父亲一直希望我能够帮助他做完未竟的事业。

在看到中国大学生的迷茫后，我想起了父亲多年未了的愿望，我内心的那种使命感也油然而生。寻找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帮助中国年轻人的成长，这不就是背负父命的我应该做出的决定？中国大学生未来的希望，不也正决定着中国人未来的希望？

在那一刻，我充分感受到了内心最真实愿望的激荡。作为一个有机会融汇中西文化的华人学者，作为一个充分体验西方文化的炎黄子孙，我应该尽我所能，在帮助中国青年远离困惑、步入卓越的过程中有所行动；我也应该根据自己在指导青年学生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为其他致力于发展中国教育事业的人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所以，自2000年开始，我就遵循内心的选择，撰写了《给中国学生的第一封信——从诚信谈起》。

从这封信开始，我与中国大学生的不了情缘就此结成。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他们对这种价值观指导的迫切需要，这也让我欣慰自己当时没有轻易放弃。

我后来坚持每年都到全国的各个高校做巡回演讲，报告超过300场，内容涉及纯学术的计算机研究，也涵盖科学、教育和人文的关系，然而更多的则是集中在有关中国大学生如何做人和做事方面。我从此更投入地写了第二封信、第三封信，一直到第七封信，也正是从这封信开始，我有了创办私立大学，试图改变教育的念头，之后我又建立了“我学网”，出版了三本针对大学生的书籍，希望通过这些形式来给学生以及教育界一些启示。

网络的便捷让我与大学生的沟通也变得更加直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家人还在甜梦中酣睡未醒的清晨，在人群川流不息的候机厅里，我就像一个超级“网虫”，习惯性地抓住能够进入互联网的任何时机，打开页面，阅读一个又一个的提问，并耐心仔细地提出我的观点和建议。我知道，那些或单纯或尖锐，或轻松或沉重的问题中，都包含着青年学生对我的期待和信任；我也知道，我无法为所有问题都提供一个完美且一劳永逸的终极解决方案。然而，这一代青年的勃勃生机总是带给我深深的感动和喜悦，我也始终相信，只要能够分担他们的困惑和焦虑，我的付出就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直到今天，当我面对一代又一代的大学生时，我能从内心感觉到他们正在逐渐成长。我已远离教职多年，但现在却成为众多青年学生口中的“开复老师”。我得到信任的原因并非由于我个人在某方面的小小成功，而是源于我年复一年不倦的付出。

在行走中国的路途中，我深深地感到，大学生内心的困惑依然存在，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还迷失在“一元化”成功法则中，面对这个浮躁喧哗的世界经常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我也知道，自己就算坚持不懈地努力，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很难从源头解除他们的困惑。尽管这样，我依然希望自己用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坚持下去，我一直秉持着我的初衷，那就是100个人中哪怕只有一个人从我的观点中受益，那我的付出也就比任何工作都有价值。

因为正是他们，代表着中国人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