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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咿呀作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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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友秀树 二〇〇七年 四月十一日 下午五点二十三分。大友秀树面前的不锈钢解剖台上,没有缝纫机也没有雨伞[此处指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的诗句:恍若一台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相遇(般美丽)。],横躺着一个开了膛的老人。 地点是X县埜日市郊X医大附属医院,地下解剖室。 “死因并非头部外伤,而是那之后勒住脖颈造成的窒息。他是被勒死的。凶手是左撇子的可能性非常高。” 负责司法解剖的医师说明道。 “也就是说……还有共犯。”说话的是X县侦查一科刑警。旁观了解剖过程的大友无言地点了点头。 这一年的年初,大友从千叶县调任至X县检察厅。熟悉了新的职场环境后,他负责这起杀人案。 负责协助大友办案的助理检察官椎名在一旁脸色苍白。他二十九岁了,但听说是去年才工作的新人。别说解剖了,就连看尸体恐怕都还没习惯。 解剖台上的被害人名叫关根昌夫,八十三岁,孤身一人生活在县内。昨天夜里被发现在家中非正常死亡。 死于除医院外场所的死因不明的尸体,将作为非正常死亡尸体进行尸检,以判断死因是否与犯罪有关。法律规定尸检由检察厅检察人员执行,实际进行时通常由检察人员和经验更为丰富的警方代理。 一般来说,九成以上的非正常死亡尸体经过警方尸检后,都将被归类为非刑事案件的事故死亡或者自然死亡,或者被认定为自杀。像X县这样没有监察医制度[监察医制度:地方行政长官直接任命的负责行政解剖的医师(通常是监察医务院专属医师或医科大学法医学教授)。]的地方,非正常死亡尸体的尸检甚至无须解剖,由检察官事后提交书面报告即可。 只有经过尸检被认定“有他杀嫌疑”的,才会通知检察官,并采取对尸体进行法医解剖等进一步调查。 这回就是这样的罕见案例。尸体头部有外伤,家中被盗,明显是入室抢劫杀人。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要尽量出席旁观法医解剖。 县警方等不及解剖结果,已先行逮捕了嫌疑人。古谷良德,二十六岁。是被害人关根的姐姐的孙子,按亲属关系的话应是甥孙。 据查,古谷起先是打着护理照顾的幌子来找关根的。关根因脊椎变形导致生活不便,但又没有愿意照顾他的亲戚,只得勉强过着独居生活。一直没怎么来往的甥孙古谷在这种时候主动露面,让关根很是开心。不过,古谷真正的目的并非看护,而是偷钱。 前天夜里古谷从橱柜里偷钱时被关根逮了个正着,就顺手拿起旁边的座钟砸了关根的头,带着钱跑了。 昨晚被捕后,古谷面对警方审问,如实坦白了事情的大概。 原以为很快就能结案了,但是古谷的供述里好几处都和实际情况有出入。最明显的就是,古谷身上并没有抢来的钱。据他本人说是“太害怕所以扔了”,无论怎么想都不合常理。 他在试图掩饰什么。 就在负责审讯的刑警凭直觉感到不对劲时,鉴定组就得出了案发时存在共犯的可能的结论。 这在今天的法医解剖后也得到了证实。 死者死因并非古谷所供述的钝器外伤,而是被勒死的。 凶手是个左撇子男性(从能够将人勒死这点判断凶手几乎百分之百是男性),钱应该在他手上,而古谷正试图包庇凶手。 椎名一出解剖室就反复地闻自己身上的臭味。 “很在意?” “嗯,感觉这臭味永远也消不掉了似的。” 旁观解剖时最强烈的刺激并非血腥的视觉冲击,而是臭味。 人在丧命后由肉体深处散发出这种不祥的恶臭,只能称之为尸臭,它就像诅咒一样给在场的每一个人以永不消失的错觉。 “你不是学理科的吗?上学时没做过解剖?” “我是学数学的,只在公共课上解剖过鲫鱼和青蛙。那跟人可是两码事。”椎名撇着嘴道。 椎名这人也挺怪的,一直在大学里研究数学直到二十八岁。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因为“学数学的其他什么也干不了,但是科研职位的招聘又太少”,所以才参加了公务员考试,成了助理检察官。他身高一米八,比大友还高,但体重却只有大约六十公斤。那细长的躯干上顶着一颗总奓着毛的大头,像极了火柴。再看他戴着金属圆框眼镜的架势,说他是搞科研的肯定没人不信。 “古谷以前是暴走族,跟当地那帮不良少年到现在还相互以大哥小弟相称,共犯一定在那群人当中。哼,到时候把这份尸检报告亮出来,不怕他不说。”侦查一科的刑警拿着法医解剖的总结报告,胸有成竹地点头道。 他说的一定不会错。不管哪个县的警察,侦查一科的审讯都极为严苛。一个小混混的谎言在他们面前绝对长久不了。 “明天下午押送,我尽量在那之前让他招了。”刑警对众人说。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警方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释放或送交检察官办理拘留手续。古谷这种情况,自然是要押送到检察厅的。 “明白。”椎名应着,掏出笔记本做了记录。 古谷明天押来后,将由大友负责审讯。助理检察官还得替检察官安排工作行程,职责就跟秘书差不多。在地级检察厅内部,椎名出于经历的关系被视为另类,还被调侃是“小学究”,但在工作上他却绝不含糊。他多少有些死板,不过这个特点带来的效果大多是正面的。检察口还是文科出身比较多,椎名作为一个理科出身的存在本身就可以说是种价值。大友一直觉得自己这次碰上了个好助理。 当天从大学附属医院回到检察厅后,大友和椎名就开始加班加点整理相关材料。 检察官的工作,就是受理一线侦查机关的警方送交的案件,起诉犯罪嫌疑人并将其送上法庭接受审判。检察官依法律规定拥有侦查权,但除了特别侦查组负责的反贪污贿赂和疑难案件外,检察官很少直接参与案件侦查。像今天的法医解剖这样旁观警方侦查的任务有时也有,不过大半的工作还是在办公桌上。 只是这工作量可非比寻常。 相对于现在日本发生的刑事案件数目来说,检察官的数量实在太少。无论哪里的地级检察厅都在愁人手不够,一名检察官需要负责大量案件,几乎没有能正常下班的日子。 这天晚上大友最后也是工作到了九点多,回到单位宿舍区踏进自家房门已过十点了。 宿舍就在X市内,位于距离检察厅走路大约二十分钟的一片住宅区里。 跟之前在松户住过的宿舍一样,这次也是一栋老旧的二层小楼,但庭院宽敞,还种了山茱萸。此时正是开花时节,光洁的白色花瓣和月光相映成趣。 还像在千叶时的老样子,妻子玲子正在餐厅读书等着大友归来。 妻子比大友年长一岁,这一年过完生日就三十三了。学生时代二人因为在大学体育对抗赛上当志愿者而相识,大友就任检察官后就立刻结婚了。 “回来啦。” 玲子合上书,接过大友脱下的外套。 大友看到玲子正读的书的封面,铁轨在荒凉的大地延伸,一朵小花开在轨道边。小说还挺有名,以一位基督徒女作家的自我牺牲为主题。 借着跟大友结婚的机会玲子接受了洗礼。这本该只是个半推半就的信仰,可玲子却看了不少书,还频繁地去参加教会活动。跟抽象的神学相比,她似乎对具体的信仰更感兴趣,读书的喜好也说明了这一点。如今看来她所抱有的信仰要比大友这样的人深厚得多。 玲子的一根细长的头发掉落在桌角。发根开始往上大约三分之一的部分已经泛白。最近玲子的头发开始有了星星点点的白,她也定期去美发店染一染。 三十多岁的人,体质不同或许也有早生白发。不过大友觉得这还是来自精神压力。 检察官每隔一到两年就要调动一次,在全国各地辗转。每次都不得不搬家,对家人来说,肯定是不小的负担。 结婚的时候玲子许诺,“不管哪里都跟你去,支持你”,但她本性敏感细腻,不善与人相处。要养育尚小的孩子,又要迁徙到举目无亲的地方,这样的生活其实并不适合她。 若大友能更多地参与家庭生活倒也还好,但工作上又不允许。加班和休息日出勤太多,家务和育儿几乎是全部扔给了玲子。 玲子可能想信守当初“成为一名检察官的好妻子”的诺言,从来没有抱怨过,只能从一些细节上的变化和神态窥测她内心的疲惫。结婚后她潜心信教,可能也是无意识中试图平衡内心的压力。 大友轻轻拭去桌上的白发。 他感到耳朵深处隐约的痛。 “哎,老公,有个事我有点担心。” 玲子将外套挂在客厅的衣架上之后,拿来笔记本电脑给大友看。那是这次搬家时换的新电脑。 浏览器上显示的是报纸电子版页面,一篇题为《东京责令森林整改》的报道。 东京都政府指出,护理行业的龙头企业森林公司存在违反《护理保险法》的现象,责令其办事处进行整改——报道内容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森林公司就是去年父亲入住的森林花园老年公寓的集团总公司。 “这不就是爸爸住的地方吗?我们这里的报纸上并没登这个消息,看来是东京的地方新闻。” “嗯。” 大友仔细看了报道。违规的是东京的上门护理业务办事处,这次只是责令整改,似乎并没有停业之类的处分。但是报道中还补充了一点:《护理保险法》中有连带责任制的相关规定,一处违规即可处分整个企业,事情的发展还得看森林公司接下来如何应对。 “确实有点不放心。明天休息时间我打个电话吧,问问向我推荐森林公司的朋友。嗨,父亲那边肯定没事的,你不用太担心。” 大友不想让玲子再有无益的操劳,有意让语气更轻松一些,随后就把页面切换到了天气预报。父亲为入住森林花园几乎用尽了全部财产,事态其实并不乐观。 “真的……?” 玲子的表情隐约透露出不安。她的耳朵后面能看见一根白发。 天气预报说明天晴间多云,傍晚有雨。 大友耳朵深处的疼痛又重了一些。 ★ 佐久间功一郎 二〇〇七年 四月十二日 第二天,上午八点四十八分。佐久间功一郎——综合护理企业森林公司营销部部长——正对着手机说话,并注意尽力让自己听上去泰然自若。 “对不住啊,叫你担心了。不过没事的。接下来那些杂志什么的可能也会报道,但你别往心里去。我们公司扩张太快了,更容易被针对。说实在话,这种程度的违规到处都有,我们接受指正,也正在合理整改。就算万一真的受了什么处分,那也只针对个别办事处,不会影响整个公司的。” 两天前,东京某办事处因存在违反《护理保险法》的现象,被市政府责令整改。昨天,东京的地方报纸花了大量篇幅对此事进行报道。 这让位于六本木的森林总部从早上开始就像捅了马蜂窝似的混乱不堪。此时佐久间正坐到办公桌前打开邮箱,编辑将要发给各营业所的邮件。 “是吗?可如果被追究连带责任,就不光是个别营业所,而是整个企业都将遭受处分吗?” 电话里传来怀疑的声音。是大友秀树。 “连带责任?条文里确实那样写的,但现实中不可能。一旦我们停止业务,那整个业界都要大乱。当然也给顾客造成困扰。说实话,厚生劳动省也离不开我们。你也知道,我们董事长还是经济团体联合会的理事,那边也会替我们疏通。” “……” “怎么了?” “有时候为了清理问题,哪怕有风险也要杀一儆百……”身为检察官,站在维护社会正义立场的男人开口道。 “明白了。谢谢你的忠告。但是,你小子完全没必要担心。我也说过了,你父亲住的那种高级老年公寓是安全地带。那儿本身也跟护理保险没多大关系,也不存在现在闹的违规问题。经营状态更是良好。就算森林公司倒了,你父亲住的森林花园也能存活下来。你就放心吧。” “是嘛。” 大友的声音像是在自言自语,怎么听都不像是释然的样子。 “不好意思,我这边因为这件事已经一团乱了。等这阵子忙完了再一起吃饭。” 说着佐久间几乎没等对方回应就挂断了电话。还好是手机,如果是座机他可能就把话筒砸下去了。 大友可能看到了关于责令整改的报道,出于担心打来了电话。但在佐久间看来,大友的操心完全是杞人忧天。 电话里他也说了,大友的父亲入住的高级收费老年公寓跟这次的责令整改没有任何关系,哪怕森林公司没有了,那里也绝对是被保护的对象。 像大友这样身处安全地带的操心,完全就是装装样子。 那小子从前就那样。 真是看不惯。 大友恐怕不知道,佐久间是这样看自己的。 佐久间和大友相识是在大约二十年前,他在初高中连读学校的初中篮球部里打球的时候。当时他对大友的印象并没有那么坏,又是同年级的队友,相互间交往也还好。大友那小子篮球打得不行,一直是后补,但其认真练习的态度反而让人抱有好感。得知他是基督徒后,才恍然明白这才是他态度的来源。 开始看不惯大友是在升上高中后、青春期也快结束的那段日子。大友那刻板的态度和稳健的风格渐渐让佐久间心生不满。最初那些因大友对篮球的付出而生的好感,也因为大友赢得了首发资格而丧失殆尽。 真正意识到自己跟大友之间的隔阂,是因为高三集体旅行时,大友出言阻止年年传下来的逃票传统。 享受服务就该支付相应的代价——大友的主张不光是自说自话的正义感,而是基于社会规范,有那么点成年人的味道。队员们都是这所被视为名门的私立学校出身,这句话似乎隐约刺激到了他们的自知和自尊。这群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花两千块钱坐一趟地铁而犯愁。他们也开始觉得付费才是正确的了。 有人开始声援大友,他占据了大势。 佐久间是识趣的,他也应和了一句“秀子讲得没错”,但眼前发生的一切却让他感到难以置信而不悦。 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或许能够大胆主张“正确的事”的大友,还有那帮表现出只有听他的才是明事理的家伙,都让他厌恶得不行。 你小子凭什么信誓旦旦地宣扬“正确的事”? 你们为什么那么轻易地顺从“正确的事”? 我们是那么完美的人吗? 十八岁的佐久间第一次真切地有了这种感觉,那就是“正确的东西令人厌恶”。 当时他无法反驳,若是现在他可以断言:大友的话是伪善。 在能逃票的地方逃票,那是理所当然。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佐久间所在的这个追求时间和精确的行业更是如此。 逃票的人没有错。要怪只能怪把车站做成无人检票的铁路公司考虑不周。明明可以逃票却不逃还满口大道理的人,是伪善者,是傻子。 当初的佐久间,只能臣服于大友的正确言论。他隐藏了自己的不快,装出一副朋友的样子。 大学里二人都是法学专业,佐久间将主要精力放在社团活动和享受大学生活上,而大友则以学业为主目标拿下司法考试,于是就此疏远。当时还没有法学院,私立大学的法学专业学生参不参加司法考试,意味着他们的大学生活哪怕在同一所学校也天差地别。 二人只有在选了同一门选修课的时候才碰面,可哪怕是这种为数不多的接触当中,大友也有叫人看不惯的时候。 现在还留有印象的一件事,是在大三的法律哲学课上。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神户某初中生连续杀伤数名小学生,震惊了整个日本。那年夏天,某时事新闻类节目组织了一次讨论,一名高中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杀人?除了不想被判死刑之外,我想不到其他任何理由。”作为讨论嘉宾被邀请到节目上的学者们,并没能给出使提问者信服的答案。 上课时,老师要求学生讨论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高中生的提问。 一开始,有人提出应该从最基本的规范意识和道德心当中寻找答案。 “因为人的生命最宝贵。” “等到为人父母的那一天一定会理解。” “对这种不言而喻的道理,不应该抱有疑问。” 但这些答案难以成为具有说服力的普遍真理。 “人的生命凭什么宝贵?” “如果永远是孤身一人,是不是就能去杀人了?” “不去怀疑那些不言自明的道理,只不过是懒于思考。” 反驳的话要多少有多少。 渐渐地,讨论内容终于有些法律哲学的意思,开始论述起社会禁止杀人的合理性来了。 假如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杀人,那就像“人人互相斗争”这句话所描述的一样,将出现一个极为残酷的“自然状态”。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无法安心生活,这样的社会集团也无法有效地维持。所以为了社会的维持和存续,有必要通过法律体系的支配来禁止杀人等加害他人的行为。社会持续至今,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都享受了法律体系的恩惠,顺从它也就成了必然——社会的存续基于人与人之间缔结的契约——讨论集中到了“社会契约论”的点上。 佐久间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内心愈发感到讨论的荒谬。说到底这些不过是把“因为法律禁止,所以不能杀人”这句话更严谨地表述出来而已。这种东西恐怕无法回答那名高中生的疑问。他所追求的是不想被判死刑之外的理由,也就是法律呀、刑罚呀这种约束力之外的理由。这样的问题,没法回答。 那是当然了。人不可以杀人本就没什么明确的解释。 佐久间以为自己居高临下,结果还是大友泼了他一头冷水。 “我认为那个高中生的问题或许并不是想追究法律体系如何。如果我在场的话,恐怕顶多只能这样回答——”大友先说了句开场白,紧接着开始了他的回答,仿佛那名高中生就在当场似的。 “你的问题自古以来就一直被追问,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能让所有人信服的回答。如果有这样一个答案,那么这世上也就没有杀人这回事了,可惜现实情况是几天前神户才发生了那样的凶案。不过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识——人不可以杀人。这与法律无关。 “人类在产生人权或者生存权之类的概念之前就已经有了这种想法。自古至今,无数人互相残杀,同时又尽量避免杀人,帮助和保护人。人类的历史是相互杀戮的历史,同时也是协调和融合的历史。人并不会因为不存在法律而立刻开始杀戮。即便没有法律的禁止,人对于杀人行为也抱有强烈的负罪感。 “我觉得这才是人所具有的本源性的善。人类这种生物就是认为‘人不可以杀人’,并不需要什么道理。比如即便没有人教,美丽的花在人的眼里还是美丽。听到和声的旋律就觉得舒服,面对黑暗就感到恐惧。这些都没有道理。人就是这样,天生就会这样去感受。同样的道理,即便没有人教,人也知道慈悲待人、友爱待人、人不可以杀人。人所谓的伦理,都是在这些天生的善性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这样的善性你内心深处也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你就问不出‘为什么不可以杀人?’这样的问题。” 大友的意见涉及社会契约论没能充分解释的部分。人把禁止杀人当作维持社会存续的契约,这是后来人补充的解释。人类社会形成的历史中,并没缔结过那样的契约。从这个观点出发,也可以说社会契约论只是一个思想层面上的实验。而在伦理和道德层面上,确实存在大友所说的这种直观性、先天性的领域。 班上过半的学生都肯定了大友的意见。身为伦理学专家的教授也给出评价说:“就像柏拉图的理念论、康德的绝对命令那样,尝试去探索人类共通的根本意义上的真、善、美是很重要的。” 佐久间却感到强烈的抵触。 什么玩意儿? 到头来还不是满口空话吗?说白了就是“不行的事情就是不行”,只不过在玩同义反复的花招,跟什么都没讲一样! 你小子凭什么大言不惭地把那种东西说成无比正确似的!其他人怎么还去认可! 但表面上佐久间却没有和大友唱反调,而是装出赞成他意见的样子。和旅行中的逃票事件一样。表面上,他臣服于大友的“正确”之下。 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自卫本能无意中做出的判断吧。 自篮球队时期开始,佐久间在面对大友时就有优越感,认为自己更好。他也确实感觉到了大友对自己的仰视。 如果去反驳这样的大友又失败了,那将是最坏的结局。自己的自尊心将遭受重大打击。 佐久间一直在付出些许的忍让作为代价,换来的是对最坏结果的回避。 在大友眼里,这样的佐久间应该属于“一直保持着距离,但仍然是个好朋友”。去年年底他忽然联系佐久间就是证据。他完全没有任何踌躇。 佐久间听了大友的咨询,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借机利用对方的想法,向他推荐了高利润率的高级收费老年公寓。当然他自己心里也的确认为如果不缺钱的话,那里将是最好的选择。 时隔多年再次与大友对话,佐久间觉得大友还是跟从前一样让人看不惯。 关于篮球队时期的记忆,大友印象深刻的并非自己凭借“正确性”让其他人屈服并放弃逃票的事,而是输掉了最后一场比赛。他竟称之为“输得漂亮”。他还是老样子,一副伪善者的嘴脸。不,成为检察官之后,他或许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世上不存在“输得漂亮”这回事。把那场比赛里的长传视为打得最好的一次,纯粹是笑话。 因为那并不是一次传球。 抢到篮板后,佐久间并没有注意到大友在往对方篮下跑。他只不过是因为没时间了,用力把球抛向对方的篮筐而已。又只不过那一掷没有控制好角度,碰巧落到了大友奔跑的方向。大友连这些都没弄明白,就那么怀旧地沉醉在回忆里的模样实在滑稽。 一起吃饭时,佐久间跟他聊起护理行业的内幕,也发现大友的眼角露出了一丝忧郁。 自己的感觉没有错,这小子根本不了解真相,不过是个拿“正确性”当幌子的伪善者。 可能受这种情绪影响,佐久间爆发了。他谈的都是自己任职的森林公司是多么前途无量的企业、有朝一日它将垄断护理市场这些事。 像大友这样的伪善者,对于护理在经济规则驱动下运营的现状,一定会感到近乎不快的异样——这样一想,佐久间就说得更欢快了。 说归说,有些东西他却刻意避开了。比如说自二〇〇六年《护理保险法》被修正过后,森林公司的经营就陷入赤字,股价也转而下跌,扩张前景也开始不甚明朗,并且全国各处营业所都逐渐开始了违规操作。 佐久间不曾说出口的违规,也就是森林公司一直对社会隐瞒了的违规操作,如今被公之于众了。大友又会怎么想呢? 浑蛋! 佐久间感觉烦躁的情绪正在心口被过滤,一点一点地落入腹腔。他不知道这些烦躁当中因大友而起的部分占百分之几。哪怕没有大友,自己这几天为了应对外界的声音,也几乎没有睡眠,一直很烦躁。 事情的开始就是在去年年末,正好是大友的父亲入住森林公司下属高级老年公寓之后不久。 国内规模最大的报社在其报纸的东京版上直接点名森林公司,报道它位于东京的营业所存在违规操作的嫌疑。 公司第一时间进行否认,事实却是护理行业内的违规操作正在蔓延,森林公司自然也不例外。因为在能逃票的地方就应该逃票,这是理所当然。 结果是,由东京都发起的监督活动自去年年末持续至今年,前天给出了结论,指出确实存在“护理报酬的违规虚报”和“营业所资格的违规取得”两个违规现象,责令整改。到了这一步已经无法继续否认,公司的态度大变,开始承认事实,甚至还向当初的报社赔罪。 这次接到责令整改的公司另外还有两家,却只有森林一家的名字被摆在了台面上。也不知道是因为被点名报道质疑过,还是因为在电视广告等媒体上的曝光度最高,恰巧又是最知名的公司。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公司内部一下子慌了。 这是卸磨杀驴啊! 有人这样说。佐久间也这样觉得。 现在违规行为被曝光,也就是说他们确实存在违法,再想找借口就太难了。若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看,情况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之前,政府的人画了一张鲜美无比的饼。“今后需要护理的老人数量将直线上升”“在这个国家里护理绝对是朝阳产业”“护理具有绝对的商业前景”——这些“利好”信息通过或明或暗的渠道传播开来。护理产业的入门门槛等同于无,以森林公司为首的大量企业选择了投身其中。 一开始的几年确实是有利可图的。森林在护理保险制度落地翌年的二〇〇一年就实现了盈利,之后的业绩提升也同样顺利。佐久间被调到森林公司也正是那个时候。跟大友提及的连环扩张计划也确实存在过。包括兼职在内的护理职工的工资虽算不上高薪,但至少维持在“还不错”的水准。 官僚们很快就暴露了本性。不,或许该说他们是蓄谋已久的。 护理企业获得大幅盈利不久,上面就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制度改革。支付给企业的护理报酬被降低了。 在那些官僚看来,有利可图就意味着有调整的余地,出于预算的考虑进行削减似乎成了理所当然。问题在于不管它是社会福利还是什么,既然民间企业将它当成生意来做,没有利润就等于无法周转。 自己开设赌场,一旦发现玩家开始赢,就更改规则不支付筹码——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官僚们的手法就跟无赖庄家没有两样。 进军护理行业的企业,尤其像森林公司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业务的企业,都进行了巨额的前期投资,拥有大量从业员工。它们不可能因为规则改变就轻易撤退,那么只能尝试在新规则下继续生存。 从森林公司开始,护理企业纷纷进行人工费和业务经费的压缩和高效利用,以弥补被削减的报酬部分,确保盈利。如此这般挤出了利润,下一次制度改革时报酬再度被削减,利润又被抹平了。 正因为这样的情况一再重复,工作在一线的员工的待遇才不断恶化。企业的经营状况也是同样一蹶不振,终于在《护理保险法修正案》出台之后,森林公司也陷入了赤字。 违规操作的出现,其背后首先有着这样令人无奈的制度改革背景。 此次东京都指出的“护理报酬的违规虚报”和“营业所资格的违规取得”,森林公司确实做了。不光是东京的营业所,全国的营业所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其实可以说正是制度本身造就了这样一个不违规就无法存续的行业。 比如这次被提到的“护理报酬的违规虚报”,大部分情况是一线护理人员在顾客的要求下实施了护理保险对象范围外的服务。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是恶意。如若是正常的商业种类,这些还属于企业奋斗的范畴,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几次三番被肆意更改的制度本身。 而且就像很多人推测的那样,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是很大的,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承受了极大的负担。再加上护理报酬一再削减造成了他们的待遇不断恶化,这样的职场又怎么可能吸引到人力?整个护理业界都受到这种慢性的人手不足问题的困扰。 《护理保险法》规定了营业所从业人员的最低标准,但不少地区就连这最低标准都难以维持,更别说几乎所有营业所的员工体制都几乎在崩溃边缘了。如果那些营业所里有人退休了会是什么结果?实际上也确实有员工退休了。当然不可能立刻找到新员工进行补充,只能暂时以人员不足的状态继续营业。就这也被指责是“营业所资格的违规取得”。 这两种违规现象蔓延在整个行业内,厚生劳动省的官僚中也有人是明确知道的。他们肯定也理解造成违规的原因是护理保险制度所致,所以为了维持行业的稳定而一直默许了。 但是—— 违规现象被曝光了。 为了清理问题,哪怕有风险也要杀一儆百。 佐久间的双手在键盘上敲得噼啪作响,方才大友说过的话还回荡在他耳边。 真是太像他会说的话了。伪善者成了检察官,获得了社会正义的免死牌就有恃无恐了吗? 别瞎扯了! 但是,现实中抱有大友这般想法的公务员还有很多。 据说,这次的整改并非来自厚生劳动省,而是东京都的负责人坚决主张的。 面对反应极其迟钝的厚生劳动省,东京都政府忍无可忍,单方面强制执行了全面监督。好一个“为了清理问题冒着风险杀一儆百”。 监督结果是责令整改,但没有具体的处分措施。而且整改并非全国范围内,而是只局限于东京。虽然电视等媒体有所报道,但见报的只有东京地区。也就是去年年末曝光违规嫌疑的那家报社,花了一整个版面进行报道。 影响并不小。现如今地方新闻也能通过网络扩散至全国。这不已经传到了今年已搬到X县的大友耳中。 而且,虽说只有一家媒体报道,但算是被大牌报社盯上了,这也着实令他头痛。 要论识时务,官僚们绝不落人后,东京都执行监督后,他们彻底转变了态度。听说接下来厚生劳动省将要主持全国范围内的监督活动了。 佐久间在跟大友通话时进行了否定,实际上他听说按连带责任制对总公司和所有营业所进行严惩的措施也进入了讨论范围。也就是说,全国范围内哪怕任何一处森林公司分支机构被查出违规,总公司和所有营业所都将按连带责任制接受停业处分。如果真走到那一步,那只有歇业。 眼下佐久间等人就正忙于此问题的对策。继续这样下去难免被当成牺牲品。 他听说在政界有关系的董事长也正在奔走。 佐久间写完邮件发往各营业所。 “杜绝虚报护理报酬”“任何情况下不得提供护理保险对象范围外的服务”“彻底贯彻以上两点降低业绩任务”——这些就是邮件的主要内容。 能扛住目前的赤字增长,虚报报酬的问题就能避过。棘手的是营业所资格违规这块。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向定员不足的营业所增派人手。这事如果能办到早就办了,也不会冒险违规。反过来也不可能把定员不足的营业所全部关闭。那会造成许多员工失业,大量护理服务被突然中断的客户也将成为“护理难民”。一旦丧失社会信用,股价就保不住了。 针对这一问题,森林公司决定立刻关闭在此次监督过程中被指定员不足的所有营业所。暴露了问题的地方,就在处分决定下来前全部清理掉,这样避免波及总公司。在没有其他有效手段的情况下,这是退而求其次的最佳对策。说实在点,就是为了逃避处罚。 今天接下来的行程里,佐久间还得去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和东京的护理专员[护理专员:为需要护理的人提供护理计划的制订服务,并协助办理相关手续的专员。是申请护理保险时的必要人员。]协会“致歉并解释情况”。都是些前一秒还称兄道弟,报道一出来就翻脸不认人的家伙。现如今,也只得去看那些人的脸色。 佐久间伸手从内兜里掏出一个药盒,里面装着黯淡的深灰色药丸,两粒。佐久间把两粒药丸全倒在掌心,没有喝水,直接送嘴里嚼碎吞下。 这是手头仅有的了。 这么快就没啦。 他自己也知道频率更快了,但就是停不下来。没这玩意儿还怎么工作! 今晚还得去弄一些。 他这样想着,感觉到化学成分在头脑里渗透开来,烦躁渐渐散去。 ★ 斯波宗典 二〇〇七年 四月十二日 同一天下午三点三十五分。天空是暗淡的深灰色,今天还是开着上门洗浴车,按规定好的路线走。 接下来是最后一家了。 车载收音机里正在播报新闻。 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汇款诈骗的被害人,就连X县上年度的受骗金额都达到了八亿,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被害人大半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 “哼!你想想,还有人从老年人手里大把骗钱呢!我们拿着这么便宜的工资服务老人让他们开心,还要被人家说成是违规犯法,谁受得了?” 猪口真理子护士坐在副驾驶上愤愤地说道。 “是呀……”驾驶座上的斯波宗典应和着。 今天早上团站长通知众人,东京营业所因存在违规现象被责令整改。总公司的方针是:从今往后各处营业所必须严格遵守法规。但凡提供护理保险规定范围外的服务,哪怕出于善意,都将被视作违规行为,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 站在一线工作人员的立场来看,这明明就是护理保险制度本身的问题。 “以后如果有人求我陪散步也要拒绝?”真理子努嘴道。 以前上门护理时,护理人员是可以陪老人散步并将之算作护理保险服务范围内服务的。散步是很多老人的娱乐消遣,一线护理人员当然也觉得这属于“护理”的范畴。然而《护理保险法》修正后,许多地区突然将陪同散步归为过度服务,从护理保险的对象里剔除了。八贺市也不例外。 规矩变化再大,现场工作人员若被老人要求陪同散步也是很难拒绝的。 “老婆婆,对不起呀,我不能陪您一起散步了。从今天开始请您自己去吧。如果您一定想要我陪,那我可是要跟您收服务费的。不能用保险,是平时价格的十倍——我要这样讲吗?” 面对真理子带着质问语气的抱怨,斯波也表示同意。 “唉,说不出口啊……” 越是热心工作、设身处地替老人着想的护理人员,这种话越是说不出口。所以只要对方要求,他们就会答应,报告里只写上保险范围内的服务内容。如果依照法律,这样的应对则是违规。 “强制那些不愿意的老年人去做复健,真正想散步的老年人却不能陪,这也太不合理了吧?” 斯波觉得她说得都对。 散步之所以没被认可为护理内容,是因为有人觉得它对老人来说只是纯粹的消遣,算不上是对身体的护理。可是纯粹的消遣哪里不好?身体上行动不便,有人陪着在家附近散散步的话,心情多少也轻松一些,斯波觉得这才是成功的护理。 人不是机器,护理也不是维护身体机能。并不是只有直接针对身体的陪护才是护理。真理子只是刀子嘴,她有那么多的工作经历,这些道理自然比斯波更明白。 挡风玻璃另一侧的天空堆满了厚重的云,好像随时会掉下来一般。 斯波感觉好像听到了厚重的云层里传来的雷鸣声。只有雷声,没有闪电。 就像是什么东西在咿呀作响。 “要我说呀,护理保险就是没用。就是那些当官的一拍脑袋想出来的玩意儿。” 斯波没有作声,手握着方向盘一边转弯一边点头。 真理子说得对,“护理保险”的确是晦涩且难以利用的制度。斯波自己在照顾父亲时也几乎没能有效利用。站在一线工作者的角度来看,也有太多地方难以理解。被评价为“没用”是理所当然。 因此就废除护理保险,同样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若没了这个制度,只会有更多的人被亲人的护理压力摧毁崩溃。《护理保险法》施行了七年,从前那种应该家里人来做护理的观念现在多少有了些改观,人们开始认可支付报酬来交换等价服务了。斯波觉得虽然制度本身不靠谱,但总比没有好。 不过说到底,这种好,也就是聊胜于无、杯水车薪的程度。 《护理保险法》施行当初,护理行业被信誓旦旦地粉饰为朝阳产业。然而那只是一阵烟,是一杯水浇在烈火上,伴随着猛烈的声响升腾而起的虚无的水汽。 如今水汽散去,真相大白,火势不但未衰反而更盛。 社会的龟裂之大,制度无法弥补。 《护理保险法》实施之后,得不到充分护理的人和因护理而破碎的家庭数量仍在不断增长。护理本应是朝阳产业,可从业人员的劳动条件恶劣,据说,森林总公司去年的财政决算也是赤字。 远方的雷声仍在轰鸣。隐约,但却实实在在。 挤压、破碎。 今后老人会更多,支撑养老的工作人群却在不断减少。 只要有需求,不管是谁都能享受充分的护理,并且提供护理的一方也能获得丰厚的报酬——什么样的制度恐怕都给不了这样的未来。 十年后,人们一定会苦着脸叹息:“唉,现在想想十年前还算是好的了。”二十年后的人也将更加痛苦地重复相同的话。 或许这过于悲观,但却是斯波如今能想象到的最真实的未来。 视线尽头的云朵愈发黯黑,仿佛它拭去了天空的污秽。 眼下这当口儿,有两件事比十年后的未来更需操心。一个是现在这个天,另一个是她。 斯波瞟了一眼后座。 洼田由纪正闭着眼靠在座椅上,一言不发。她应该没有睡着。她脸色苍白,气色不算好。 “你呀,还没翻篇呢?没事啦,不就是冲着一个臭老头说他是臭老头吗?” 真理子回头对由纪说道,表情像是有点不耐烦,又像是在笑。或许她也在担心,不过对方应该察觉不到。 由纪完全没有回应。 其实斯波早有预感,这几个月来,他的预感逐渐化作了现实。 发生这样的事只是时间问题。 “闭嘴,臭老头!” 就在刚才上门服务的那家,由纪对一名七十二岁的男性顾客发出近乎粗鲁的怒吼。 那名男性顾客在洗浴护理服务过程中被清洗阴部的时候,猥亵地开起了玩笑。 护理工作中被性骚扰的情况并不罕见,甚至可以说是常有的。这种时候护理人员不能正面与之发生冲突,而是搪塞一下,微笑应对。 对方是行为不便的老人,即便错在对方,也不可以当场呵斥。对方也有对方的特殊情况,或许是因为寂寞。这种时候不应该愤怒,而是在敷衍搪塞的同时让对方明白你的抵触。如果对方太过分或者自己无法忍受的时候就找上司反映,可以进行人员调换。不因一时的情绪而冲动行事,重要的是要考虑对方的心情后再行动——这是对护理人员的要求。 由纪一直努力做着这样的尝试。讲黄色笑话还不算过分得离谱的行为。之前由纪还受过诸如肢体触碰等更为恶劣的骚扰。可能是一直强忍着、郁积着的情绪,碰巧在那个时候超过了阈值吧。 由纪的表情像是因自己的言语而受到了惊吓,随即簌簌地流下眼泪,这样反复了好几次。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那名男性可能也没料到由纪竟当面哭了,并未去计较她的言语,而是显得十分狼狈。 在斯波看来,由纪的言语和眼泪并不像是针对那名男子。那是她的肉体向她发出的危险警报,一定是。 由纪起初开朗又有干劲,工作起来简直是青年护理人员的典范。真理子就羽田静江的死开玩笑时,她还会较真儿地辩争。 到了今年,不管真理子说什么她都不再还嘴了。并不是她学会了听之任之,而是她封闭了自己。不光是对真理子,对谁都一样。工作时她也总是沉默不语,说话仅限于必须说的最低限度。她的表情逐渐失去了神采,从上个月竟开始迟到和旷工了。 工作在护理行业第一线,这样的情况斯波经历过好几次。 原本工作欲望强烈的人,眼见着就没了活力。这种现象叫作职业倦怠。越是对护理抱有某种理想投身其中的人越容易这样。 护理是以人为对象的服务,并不仅仅是物理层面上的打理和照顾对方的身体。这份工作中还包含了感情层面的服务,通常称之为“诚挚”。不想笑的时候也要挤出笑脸,不想干的时候也要装出干劲十足的样子,不能认同的时候也要点头称是。护理工作中有很多感情劳动成分,要求你不得不去强行控制自己的感情,尽管感情本是无法控制的。 在斯波看来,感情劳动明显有着适合和不适合之分,最后无所适从的一定都是她这种严谨的人。 实际的护理过程中,有人与人之间温情的欢乐、感动的时光,更有粗暴的言语和行为、性骚扰和暴力等灾祸。 待护理的老人是这一切的源头,也是毋庸置疑的弱者。弱者必须被守护,必须为之着想、宽容待之。 哪怕心里已经厌恶到极致,表面上还是得抽动面部肌肉,笑脸相迎。 越严谨的人,其积极性越容易被消耗,燃烧殆尽。有时候也会像由纪这样,燃烧的火苗引发爆炸。 洗浴车到达了上门服务的最后一家。这是一栋平房,虽然看上去年数已久,不过有着宽敞的庭院,也还比较整洁。应该也算走运吧,申请护理的这家主人是位温雅的老婆婆。 “洼田……你没事吧?”车子停稳后,斯波转头问由纪道。 “没事。” 由纪轻轻睁开双眼,以细小而略微颤抖的声音回答着,慢慢活动起身子,好像一个电池即将耗尽的玩具在勉强蠕动。 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明天早上,由纪将无故旷工,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从职场消失。 他已经不觉得这是预感,而是确信了。 ★ 大友秀树 二〇〇七年 四月十二日 同一天下午四点。那是一个细小而略微颤抖的声音。 “我……我没打算杀人。真的。可是他忽然叫得很大声……我吓得不轻……” X地级检察厅审讯室。 在大友秀树检察官对面招供的,正是古谷良德。他打着护理的幌子接近舅爷企图盗窃,结果却把人杀死了。他的长头发染成了棕色,满脸胡楂,一张口就能看到歪歪扭扭的牙。他被摁在一张钢管椅上,身后面无表情地站着一名负责押送他的县警厅警官。 大友旁边是椎名助理,他打开笔记本电脑,正在做记录,好写报告。 大友脑子里忽然闪过今天早上的事。他因为私事给任职于护理企业的朋友佐久间功一郎打了电话。这个案子也和护理相关。当然二者之间除了这一关键词相同之外并无关联。 “你说你没打算杀人,那为什么要动手砸?你不知道拿那种东西砸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是要出事的?”大友以平常生活中绝不会使用的强硬语气质问古谷道。 “我……我……我很慌。就想先让他闭嘴……” “那不就是意图杀人吗?” “不……不是……可……杀人的……是坂老大……” 古谷目光闪烁着低下了头。 现场勘查和昨天法官解剖给出的证据显示还有共犯存在。一起旁观了解剖的刑警兑现了昨天的预告,古谷在今天被押送来之前就已经认罪坦白了。共犯名为坂章之,二十八岁。古谷称他原本是自己混迹的暴走族团体的老大。警方已经开始追踪坂的去向。 古谷和坂二人假借护理的名义找上了古谷的舅爷关根昌夫。古谷在企图窃取现金时被发现,于是拿座钟砸了舅爷的头。当时关根倒地但还有呼吸。坂勒住他的脖子最终勒死了关根。之后,坂告诫古谷“分头跑,不管谁先被抓都不许供出另一个,互不记仇”,遂携款潜逃。后来事情的发展应该和坂当初算计的一样,警方先找到了和关根有血缘关系的古谷。 可能是出于混混之间的仁义吧,古谷起先遵守了约定,并未供出坂,谎称是自己一人所为。但当他承认了共犯的存在之后态度大变,推翻了之前的证词,说坂才是主犯,自己只不过是被卷入其中的从犯。 大友眼见着古谷前后变了两副嘴脸,耳朵深处隐隐作痛。 “不打算杀人,那坂勒脖子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上前制止?!为什么没有立刻叫救护车?!明知道会死人却放任不管就等同于杀人!” 即便古谷否认杀人动机,他当前供认的情况也早就满足抢劫杀人的事前通谋共同犯罪的构成条件了。如果只单纯为了依法问罪,并没有强行让其承认杀人动机的必要。但却有必要让他自己认识到自己是个杀人凶手。 日本的刑事判决有罪率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这一数字明确告知了,法庭并非就有罪、无罪这种事实进行争论的地方。日本的刑事司法又被称为“精密司法”,检察官在前期侦查取证阶段将事实关系核实至无可存疑的程度,只对确定有罪的案子进行起诉。除了极少数被告坚持无罪主张的案件外,法官和律师均在被告有罪的前提下参与审判。 在这样的法庭上进行的是父爱主义式的“裁决”。检察官向被告问罪,辩护律师则陈述被告是如何悔过的,法官则教导被告并敦促其改过。举证宣判后,法官还要对被告人进行训诫式的说教,这是一种独特的习惯。日本的审判不对着《圣经》发誓,但却极具宗教性和道德性。它裁决的不仅是法律上的犯罪,还包括作为人的原罪。 在这种司法形态中,裁决的意义在于让被告人反省自己犯了什么罪、明白自己背负着什么罪,哪怕最终看来是同样的判决结果。 大友紧盯着古谷。 能看得出古谷在害怕,同时还有一丝侥幸,脸上写满了至少要将杀人罪行洗脱的企图。 大友能强烈地感受到。 “头抬起来!”大友厉声喝道。 如果玲子见到大友审讯时的模样一定会惊吓到。他在家(其实哪怕工作时,除了审讯之外)决不会发出呵责的声音。 大友生在富裕家庭,在众人的善意簇拥下成长的他自幼就相信性本善,认为那是理所当然。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坏人。电视新闻里的那些犯罪凶手一定是因为某种差错才做出那些事。他也有证据:同班同学里有爱恶作剧的,有性格暴戾的,但无可救药的恶人一个都没有。 成长的过程中他理解了这世上很多事情无法靠纯粹的善恶区分,有时候表面上的善恶也会相互转变。通过学习历史,他知道了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朝代,人们总是相互仇恨、杀戮。也有过一时兴起犯点小错的时候。 但他仍然相信人最根本的部分,那个或许该称之为灵魂的部分,是以善性为前提的。 这一判断的证据就是:负罪感。 就像高中篮球队的逃票事件一样,人在作恶的时候都有负罪感,哪怕它多么微不足道。 他觉得这证明了人的灵魂比起恶来更加向善。 父亲送给他的《圣经》里,门徒保罗在书信中这样写道:“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就是被称为“原罪”的基督教基本教义。伊甸园是完美协和之地,而人是被从中驱逐的不完美的存在,这就是罪。 刚拿到《圣经》时大友还是初中生,他觉得海水一分为二也好,水变作红酒也好,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话。伊甸园也是幻想的世界。唯有对原罪的概念深信不疑。 没错,人是不完美的存在。明知不可为却总是行恶,在不经意间伤害他人。之所以把这些不完美视为罪过,是因为人向善。 原罪论常被当作性恶论来解读,大友从中感受到的却是至高的性善论。 人为什么要作恶? 为什么不能作恶? 问题本身就是答案。这是对善的追求。 人会想帮助别人,不需要强迫,想对人有益。人不需要教也明白待人要仁慈和友爱,避免伤害他人。如果人作恶,则会受到负罪感的折磨。 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但是,不,正因为如此,人性才是善的。 如今大友身为检察官和罪犯对峙,但他在心中已然秉持性善论。和罪犯接触越多,他的信念反而越坚定了。 自上任以来他不知审讯了多少罪犯,其中没有一个是热衷于犯罪的。他们心中都有负罪感,几乎没有例外。哪怕是犯下了只能用惨绝人寰来形容的罪,凶手心里依然存在负罪感。 有人认为这世上存在反社会型人格的人,他们天生没有善心、善意,把伤害他人当作人生意义。据说这是一种人格障碍,被称作精神变态。但是大友还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罪犯。 那些凶手全因为“某种差错”才走到了那一步,这和自己自幼描绘的朴素的世界观相吻合。 每个人心中肯定都有善性,但是人际关系、金钱问题,或者是社会因素、成长环境这些东西会动摇它。善性被动摇、被扭曲,消失不见的时候,人将犯下最终的罪过。 当然并不是说罪过可以原谅。罪过之所以是罪过,正因为人没能守住灵魂深处与生俱来的善性。 所以必须明辨善恶,必须加以审判。 以证明人还是人。 古谷抬起头,怯生生地看着对方。 大友继续以强硬的语气质问:“听说你小时候,关根很疼你?” “是。”古谷的声音几乎快听不见了。 材料上写古谷上小学的时候跟舅爷很亲近,几乎被当作亲孙子般看待。升上初中后他开始混迹于暴走族的圈子,跟那些小流氓越走越近,疏远了家庭、亲人。高中退学之后跟着坂等人总干坏事,二十几岁时因恐吓罪留下了前科。 “在关根看来,你虽然走过弯路,但在他行动不便的时候还愿意来照顾他。你觉得他会怎么想?” “……”古谷再次低下头。 “他应该挺欣慰吧。可当看到你原形毕露,在家偷钱时他又怎么想?最后竟然惨遭杀害,他又怎么想?” 古谷的眼睛里有了些闪烁的东西。 让人服罪即是让人意识到负罪感,是对必然存在于灵魂当中的善性的质问,从而让人悔过。 罪人反省自己的罪过,心被绑上名为负罪感的沉重枷锁,这时审判才刚开始。 “人在要死的时候,会想起过往的事情。常听说那会像跑马灯一样。关根肯定想起了你,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跑去他腿边的模样。那个时候你的样子还在心里,面前的你却抱起凶器朝他头上砸了下来,居然在他的脖子被人勒住的时候选择了视而不见。嗯?你觉得他最后一刻有多绝望!” 古谷颤抖着肩膀呜咽起来。 大友感觉得到,古谷已背负起了负罪感。 对了。很好。你这种人必须恨你自己。悔改吧,悔改吧,悔改吧,悔改吧! 大友带着不明缘由的亢奋,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 检察官受理警方送来的嫌疑人案件后要决定是否申请拘留。古谷是抢劫杀人犯当然要对其进行拘留,他直至审判开始都会被关押在拘留所。大友起草好拘留申请书后,就拿去给自己的上级柊副检察长审批。 结束后他很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看起了其他案件的卷宗。大友负责的案子并不止一个。现在他手上正同时进行着十一个在押人员的案子。 晚上八点过后,大友再次来到副检察长的房间。 他去是为了商量是否对一个过失致人死亡的案子进行起诉。 检察官又被称为“独任官员”,一方面,其行为基于个人的判断和责任可以独立于国家和政府行使自己的职权;另一方面,检察官还须遵守“检察官一体化原则”,无条件服从以检察长为领导人的指挥系统,为的是防止检察官滥用职权。 在日本只有检察官才拥有起诉权,哪怕警方对罪犯实施了逮捕,如果检察官不起诉也只能无罪释放。再结合审判中的高定罪率来看,说这个国家就是由检察官决定有罪与否也不为过。而死刑又是最高刑罚,极端来说,在日本,检察官所拥有的权力,是唯一可以合法杀人的权力。他们的责任极为重大,绝不允许独断专行,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积极向上级汇报,获得批准。检察厅中下级对上级意志的贯彻执行,在所有政府部门里都算得上彻底。 “怎么样,差不多也熟悉X县的生活了吧?家里的事都安排得挺好吧?”柊副检察长一边打开卷宗一边问道。 “是。”大友只是附和,并未深聊。 柊是在特别搜查部干过的老手,坚决主张家里的事就该交给家里人,人生要百分之百投入工作中。检察厅这一块和法院一样,其价值观中有着浓厚的男权主义色彩(当然也有女检察官,但她们同样被要求有强烈的男权倾向)。 可能是年龄层不同的原因吧,不顾家到那种程度让大友有些抵触。 但他也不可能撒手不管工作,每天定时下班回家。检察官的一个决定就能改变他人的一生。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时刻掌握着好几个人的人生,容不得半点松懈。正如柊所言,干这个工作必须投入百分之百的人生,否则干不好,这也是实话。 “被害人当时走失了呀。”柊浏览着卷宗道。 “对。所以无法排除他突然冲到马路上的可能性。” 他来商议的是一起驾车过程中过失致人死亡的案子,也就是交通事故。 一名八十七岁的男性深夜在路口被一辆超速二十公里的小货车撞死了。被害人有失智症,据说,当时是趁家人不注意走失在外。 “你说这老龄化社会呀……”柊忽然自言自语般嘀咕道,“我当上检察官大概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的刑事案件很少牵扯到老人。但是最近这几年,总觉得被害人或案犯两头有一头是老人的案子越来越多了。” 大友回想起自己手头上的案子。首先,这个案子和刚才审完的古谷案的被害人都是老人。其次,还有一些诸如路上被抢的七十八岁老人、入室行窃的六十七岁老人、马上就要开审的一个商店偷盗惯犯则是七十岁……确实牵涉老人的案子不少。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的汇款诈骗的被害人大半也都是老人。社会步入老龄化,治安犯罪问题上必然也有所反映。 “这样看来,要说复杂也确实有点复杂。”柊皱眉道。 “嗯。” 若按照过失致人死亡来判交通事故,必须证明案犯的过失和被害人的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件案子里的小货车确实违反了限速规定,但仅这样是无法证明因果关系的。因为即便小货车按规定速度行驶,被撞上的人照样得死。再加上被害人有失智症并且当时是走失在外的,这点对案犯也有利。 就像机动车保险理赔的处理过程中有“责任划分”的概念一样,过失行为导致的交通事故里总有一些灰色地带。检察官奉行精密司法,只在对定罪有确凿把握时才会起诉,因此,日本的交通事故中不起诉加害人的情况非常多。普通事故中有大约九成不起诉,造成死亡的事故也有三成以上不起诉,仅凭道路交通法规去罚款和吊销驾照显然不够。 但这个案子中的被害人是在路口被撞的。路口没设信号灯,但有停车让行的标志,也就是说驾驶员无视了标志牌。 “你怎么看?坦率说。”柊问道。 “我觉得应该起诉。”大友按照要求直说道。 如果驾驶员没有忽视停车让行的标志牌,很有可能会避免事故的发生。再考虑到被害程度已达到重度的“死亡”,所以大友认为应该起诉。 那名驾驶员曾辩解说,事故发生的那条路晚上几乎没有行人,大家都不按限速行驶,也没人停车让行。大家都这样做,所以就可以不守规矩,这句话本身就不合理。而且最终结果是死了人,这样还不去问罪,岂有此理? 柊扬起嘴角点了点头:“那就把起诉状写好再来。一切到时再说。” 这就算是放行了。柊是那种不惧风险追求成果的人。 “好的。”大友在回答时想起了今早在电话里对佐久间说过的话。 为了清理问题,哪怕有风险也要杀一儆百。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在必要的时候出手了断,这是管制者的习性。 现在回想起来,佐久间在打电话时的语气多少跟他平时审讯的罪犯有些相似。他们看似游刃有余,其实反倒给人捉襟见肘的印象。佐久间越是说“没问题”,就越让大友觉得并非没有问题。去年一起吃饭时察觉到的那一丝不安如今已经膨胀了数倍。 佐久间提到的“这种程度的违规到处都有”,这在本质上跟肇事驾驶员的辩解是一样的。站在管制者的立场来看,这绝对是越界行为。 大友并不了解《护理保险法》的实际执行情况,也不知道厚生劳动省的行事风格。他觉得,如果自己是负责人的话,一定会趁此机会坚决出手。 从副检察长的房间出来,透过走廊的窗户可以看见几丝雨线划过暗夜的轨迹。 大雨倾盆,是从何时开始的? 天空何时超过了忍耐的界限,一直身在屋檐下的大友并不知道。 ★ 佐久间功一郎 二〇〇七年 四月十三日 凌晨零点零三分。低气压乘着偏西的风势由西向东滚滚而来。 佐久间走出森林总公司时,东京也开始下雨了。 六本木的街灯朦胧地照亮了天空扩散的雨云。 佐久间在森林大楼一层的便利店买了把透明塑料伞。他撑开雨伞顺着六本木大道往西麻布方向走去。 情况可能很不妙。 今天一整天他都奔走于各个合作方那里解释情况,他感觉形势并不乐观。其中有些人甚至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一直以来森林都自恃为业内规模最大的企业逼迫他们在合作上让步,难不成他们想借机报复? 他还听说董事长为在政界做工作尝试接触了总理身边的人,但是遭到了拒绝。看来总理并不打算信守宣传册上那句“我支持森林”的承诺。 一直以来所有人都将森林高高捧起,如今却都打算落井下石。 风向变了,塑料伞被吹得摇摆不定。雨滴从侧面袭来打湿了面颊。 痛苦在佐久间心头涌过。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佐久间所追求的东西从孩提时起就没变过。 胜利、成功,以及从中感受到的无所不能。 他自小就爱分个胜负。不,应该说爱胜利。击败别人时的优越感更加彰显了自身的存在价值。这让他获得了自我认同,感觉自己被这个混沌的世界所承认。 小学时候,不管学习还是体育他都是第一,初中就上了有名的私立学校。在那所学校里,他也是篮球队的王牌,同时学习成绩也保持在上游。 当时碰巧是经济泡沫最大的时期。少年佐久间在将洛克菲勒中心和凡·高的《向日葵》收入囊中的大人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将来的模样——我也要像那样压倒性地胜出。 大学毕业步入社会是一九九八年。经济泡沫已经破裂,正是就职冰河期里最残酷的时候。哪怕是那些名牌大学的学生,也有许多人在哭诉找不到工作。佐久间看在眼里,一举赢得了知名企业提供的职位。 那时候,他对自己从懂事以来就隐约感觉到的某些东西更加确信了。 我是特别的,跟那些平庸的家伙不一样。竞争越残酷,他就越胸有成竹。任你是不景气还是什么跟我都没有关系。不平凡的我一定能一路赢下去。 他在众多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中选择了品牌形象优良的大型电机制造商。他被分配到的部门是营销部。在那里,佐久间仿佛在不断地证明他所坚信的东西,身为新人,他的业绩却年年都有提升。 营销工作简直就是上天赐给佐久间的饭碗。营销的关键在于积极的思维和沟通能力。这两条佐久间都有。他告诉自己一定行,积极且执着地在诸多客户间做着工作。将成功收入囊中的那份成就感是无可比拟的。 相比过程而言,更注重结果的现实社会让佐久间感到游刃有余。 但很快他就明白了,自己投奔的这家大型企业的天花板比想象中要低得多。他头上还有好几个上司,无论哪个看起来都不如自己,却拿着比他高得多的工资。投身激烈竞争中的都是年轻人,资格较老的都缩在安乐窝里。而且,董事级别的职位全都跟企业创始人一家保有某种姻亲关系。 最终佐久间仅干了一年就辞去工作,为追求更高的极限和更刺激的环境,他跳槽到了一家当时刚创业不久的劳务派遣公司。 新公司比体制腐朽的大公司更对佐久间的胃口。碰巧当时又赶上劳务派遣的相关限制大幅减少,公司业务急速增长。 在经济停滞的大背景下,他们周旋于渴求工作的劳动力和意图削减人工费的企业之间,牵线搭桥,收取介绍费用。那是一个你越强势、越懂得拿捏对方软肋就赚得越多的赤裸裸的世界。 外界也出现了一些批判的声音,说劳务派遣这行实际上就像人身买卖,对此董事长回应说:“劳务派遣行业是一个创造价值的全新产业。” 不为良知和道德等既有的桎梏所缚,一心追求利润。造成不利影响的就隐瞒下去,有利影响的就大肆宣传。有利可图时要谋求最大利润,能榨取好处就榨干为止。这是他们的准则,让利益最大化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理。一切利己的尝试才是真的为了这个社会好——董事长毫不避讳地谈论着这些,简直让佐久间心生敬意。 董事长言论的正确性毋庸置疑。 批判劳务派遣行业的人都是头脑愚钝的伪善者。如果没有劳务派遣,企业将因人力成本的高涨而一筹莫展,劳动力也将因无活可干而走投无路。比起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家伙,董事长给社会做出的贡献要大得多。 佐久间终于明白了,“正确的东西令人厌恶”这一自学生时期就扎根心里的情结的真正根源。就因为那是伪善。道貌岸然地主张“正确性”的人只不过是屈从于既有价值的伪善者。 董事长所描绘的蓝图里没有伪善,而且很值得一试。那种感觉就像是站在寻找新大陆的船头划桨前行。 调动至一家被收购的护理企业时,佐久间的心情很好。 构造上和劳务派遣是一样的。 让需要护理的老人和护理从业人员相接触,从中收取介绍费。很现实,却是必要的工作。帮助老人并不只为做善事,他们要让烂在老人们怀里的钱重新回到社会。 他们赶上了好时候。这艘船将无往不利——本该是这样。 不知为何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清楚地感觉到船被海啸吞噬,正摇摇欲坠。 再这样下去就要沉了。要输了。生来与众不同、生来战无不胜的我要输了。这决不能容忍。 可恶的伪善者! 佐久间想到了这次揭发森林公司涉嫌违规的东京方面负责人。佐久间没见过他,但在想象中,那人有着和大友一样的面容。 他们扬扬自得地讲着大道理,在船上凿洞。 可恶的伪善者们! 佐久间想到了笔伐森林公司的报社记者。所有人都有着和大友一样的面容。 自命不凡,置身事外,乌合之众,只会阻挠别人成功。 这些伪善者的花招才不是正义。他们只不过利用自己的职能满足自己,充其量只能算自慰。 很多举着雨伞赶末班地铁的人和佐久间擦肩而过。与之相对,马路上的车流则麻木而单调地流淌着。道路两边的店铺哪怕夜半仍灯火通明,街道流光溢彩。雨中晕染着各式色泽所散发的轻薄微光。那些年长的人总说这里跟泡沫时代相比已萧条落寞了许多,佐久间并不知道泡沫时代的六本木是什么样。 佐久间走过西麻布十字路口后再稍微往前一点右转,进了一条小路。小路如长蛇般蜿蜒,四周弥漫着雨水的腥味,他最终来到位于两栋建筑夹缝间的一家酒吧。 佐久间走进店内,吧台后面的酒保朝他看了一眼。 “包间,我找人。” 佐久间说完,酒保默默点了下头。 店里面积有六七十平方米,只放了一个吧台和两个沙发雅座,空间上足够宽敞。吧台边坐了两个黑人正安静地说笑,满身肌肉和漫画一样夸张。沙发座上坐了一个穿豹纹皮裙洋娃娃似的女人和一个品位低俗、穿鳄鱼皮西装的中年发福男人。乍一看还真不知道他俩究竟是谁想吃了谁。 佐久间走过这所微型动物园,直奔里面而去。包间的门就藏在一面隔墙的背面。 房间内部陈设简单,中央一组沙发和茶几,茶几上放了酒和一些简单的小食。沙发上坐着一个梳大背头、没有眉毛的男人,他手里正拿着酒杯喝酒。 “哟。” 男人举杯算是打了招呼。茶几上酒瓶的标签上画了一头牛,是野牛草伏特加。这种酒气味浓郁强烈,跟男人的气质倒很配。 男人说自己叫宪,佐久间并不知道他的真名。他俩年纪应该相仿,但也不清楚对方究竟几岁,平时都做些什么。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的世界见不得光。 佐久间坐在他对面。他看见了宪背后的一扇小门。那是逃生门,万一有情况时可以从那里直接跑到一条隐蔽的小路上。幸运的是迄今为止他们还没用过那扇门。 “下月一定付钱,这次先记账,通融一下?”佐久间开门见山地说。宪无声地笑了笑。 “工作挺忙呀。你那儿的董事长火烧眉毛了,最近都传疯啦。一直到最近还称兄道弟的总理大臣也说变就变,翻脸不认人了。” 这家伙消息真是够快。 佐久间和宪是在董事长办的晚宴上认识的。当时是工作调动之前,佐久间还是劳务派遣公司的员工。董事长是出了名地爱玩,私生活奢华,他的晚宴上三教九流都会露面,既有知名企业的经营者,也有艺人,还有像宪这样来路不明的人。 “帮个忙,给我药。” 佐久间直勾勾地盯着宪。宪有斜视,所以四目并不相对。 “没有人会蠢到卖药还让人赊账的。”宪心不在焉似的说道。 晚宴上认识并志趣相投的宪给了佐久间一些灰色药片,告诉他那是“比较来劲的保健品”,问他要不要试试。起初可以免费提供试用品,喜欢就跟他买,手法上跟普通保健品倒也差不多。 当然这药片里并没有维生素或氨基酸。这种被称作“药马”的灰色药丸的主要成分是冰毒。它的药效自然是氨基酸无法企及的,经口摄入后几分钟之内即可刺激中枢神经,让人感到轻松舒畅的同时还能缓解不安,集中注意力。它就是毒品,但既不用注射器又不用打火机,而是更易于吸食的片剂,所以几乎不会令人对其产生抵触情绪。 佐久间当然知道像这样的东西都会成瘾,但他觉得自己能把握好。 他甚至认为宪的那句“比较来劲的保健品”形容恰当,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时不时地从他那里买。 在劳务派遣公司干的时候,药马就像是强心针,每次跟重要客户谈生意或签合同之前用一些,结果居然都不错。营销这种职业要求他时刻以积极而坚韧的态度对待客户,而毒品给了他无穷的精力。它就像赛前的兴奋剂,让佐久间所具有的主动思考和社交能力得到很大程度的发挥。 用着用着,佐久间又发现这“比较来劲的保健品”还是药效强劲的性药。每次工作取得了好的成果,他都要以庆祝为名让高级色情中介送女人来,一起吃药马寻欢,整夜享受着一次次仿佛融化般的快感。从毒品和女人中得到满足后,他又可以更加专注地投入工作。 事业的成功让佐久间兴奋。比起工资和奖金的增加,佐久间更沉醉于获得成果的感觉。他真正追求的是胜利、成功,以及从中感受到的无所不能。 他不知不觉在劳务派遣公司的营销部做出了无可比拟的成绩,以部长级待遇被调到了森林公司。 直到那个时候为止,药马都起了润滑油的作用,一切都运转顺利。 调到森林公司之后,付出却开始换回徒劳了。 佐久间调来后,紧跟着的那段时间公司业绩还不错,可每当《护理保险法》修正一次,他的烦恼就徒增一层。 佐久间像干劳务派遣时一样四处尝试强势营销,但却没有成果。借助药马的力量也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至极限也好,他的面前仿佛总有一道无法逾越的厚实墙壁。工作给他的不再是兴奋,而是越来越多的压力。无所不能的感觉越来越少,无法言喻的不安纠缠着他。 或许我并不特别——不经意间他有了这样的想法。 不对!只不过现在状态有些不好,很快还会继续赢下去。 他一次又一次这样告诉自己,但还是无法消解心中的不安。他感觉自己身体某处柔软的部分开了一个洞。于是他试图填上那个洞,喝药马、找女人,次数如指数般增长。他频繁地跟宪联系,工资几乎全部花在了毒品和女人身上。 上瘾?怎么可能!我随时可以戒掉。只不过眼下为了渡过难关必须靠它们而已。 他真的这样想。所以就算跟在职检察官的老同学见面吃饭他也没当回事。 哪怕现在手头上的钱全花光,甚至还不够,佐久间也不认为自己是沉溺在毒品和女人里。他觉得自己是在遨游。 “嘿,我倒是能给你介绍愿意借钱的狠角色,不过佐久间先生,真那样,你这人恐怕就废了。”看见宪的冷笑,佐久间十分反感。 废了?你算老几,凭什么这样说我?我只不过碰巧手头紧而已。借点钱又能怎么样? “那也行啊。你给我介绍一下吧,愿意借钱的。” “嗨,别急呀,佐久间先生。你还另有办法呢。你可是森林公司营销部的部长。你拥有接触公司所有数据的权限对吗?森林公司管理的所有数据,包括客户名单,如果你愿意拿那些交换,药马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 “数据?你要来干什么?” “你别看我这个样子,我可是个创业者。在东京北边儿,我除了卖药还有好多业务呢。现在我投入最多的,就是面向老年人的生意。” 面向老年人的生意? 这种人自然不可能干护理行业。 他葫芦里卖的药,不用多想就能明白。 “诈骗?” “漂亮。佩服,眼光很好嘛。就是‘是我呀,是我呀’那种。说实话,现在这可是一本万利。几乎没有被抓的风险,赚翻了。国内护理行业规模最大的森林公司手里的老傻瓜们的资料,对我来说就是宝藏。” “……” 宝藏——确实如此。日本的老人有着大把的钱。那些钱几乎全藏在柜子里,或者存在银行里,都是些死钱。这些钱需要翻出来重获新生。从这个出发点来说,宪和森林公司都差不多。虽然他们的方式大不相同,一边是靠护理服务的等价交换,而另一边是靠诈骗。 “怎么样?愿不愿意给我数据?” 佐久间在思考。 不过,方式重要吗? 让已经死了的钱重获新生,这才更重要不是吗? 宪说了没有风险。如果这是真的,那这就像是在无人检票的车站逃票一样。 “你告诉我一件事,你是黑社会吗?” 见佐久间这样问,宪嗤笑道:“我没跟你说吗?我是创业者,是生意人。这年头还跑去当黑社会那才真是蠢。被《暴力团对策法》限制得死死的,完全没油水。”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人混迹黑道的了。 佐久间继续思考。 并不是在思考要不要把数据给宪,而是怎么样才可以和宪站在平等的立场进行交易。 他觉得,是时候展示一下营销人的实力了。 ★ “他” 二〇〇七年 四月十六日 三天后。上午八点二十二分。“他”追随着自己的影子,行走在住宅区的人行道上。 直到昨天还郁郁寡欢的天空,今天终于恢复了心情。 清晨,没有了云的天空就像是甩掉了附身的恶魔,它是那么蓝,看上去反而有些不祥。 前面看见了一个小区。 八贺朝日小区。里面半数以上的居民都在六十五岁以上。成员只有老人的家庭超过三成,其中一大半又都是独居老人。这是一个边缘社区,聚集了一些老无所依的老人。小区名叫朝日,但实际上却正相反,已是黄昏。 小区入口的宣传栏上贴了海报,上面写着“谨防电话诈骗、汇款诈骗”。新闻上最近也总报道这些,听说被害人非常多。 “他”走进小区里一个建在两栋楼之间的公园,坐到长椅上。 这架势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人在晒太阳打发时间。眼尖的人可能会发现“他”耳朵里塞着耳机,但一定会以为那是在听广播,不会有任何怀疑。 “他”侧耳倾听。 今天不是“处置”而是“侦察”的日子。 “侦察”的目标,是小区里的一间房。 房间里的情况经由窃听器的电波传进“他”耳朵里。 那是狭小的一个套房,主人是绪方佳津,八十五岁,一个独自生活的老太太。她腿脚不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最近越来越健忘,很可能是失智症的前兆。她只有每周末接受护理人员的上门服务,平时则由住在隔壁街道的儿媳妇照顾起居。 “你想撒尿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吗?”耳机里传来尖锐的喊叫,是那儿媳妇。 “对……对不起。”佳津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看样子是儿媳妇正喂早饭时佳津小便失禁了。 “妈,这可全怪你自己!” “你……你饶了我吧。” “不行!这是让你长记性。” 啪!一阵干巴巴的声响。 “啊——!” 啪!啪!啪! “疼……疼啊,疼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媳妇掌掴婆婆的声音,婆婆求饶的声音。 不一会儿,里面又掺进了媳妇呜咽的声音。 “呜呜……为什么?为什么……” 莫非她正一边打一边哭? 家庭护理过程中发生虐待的情况很多,可以说是必然的。但几乎没人真正想对行动不便的家人动手,他们都成了精神压力下的提线木偶。 这个儿媳妇一定也不例外。“为什么”这句话,是在问佳津吗?还是问自己? 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同。对于这个儿媳妇来说,每天都要来照顾婆婆的护理生活,可能已经超出了她的极限吧。 “对不起呀。都怪我变成了这个样子。还不如干脆让我死了呢。” 比起儿媳妇的声音,佳津的声音干巴巴的。 “那什么话……你那什么话……呜呜……”媳妇的话被哭泣打断了。 “他”闭上眼睛,深吸了口气。 “他”在感知,自己内心的某种意志——杀意。 并非厌恶,也并无憎恨,只是——杀。“他”心里确实存在这种纯粹的杀意。 为了完成杀人,就需要像这样来到附近进行窃听“侦察”。 首先判断是否值得杀,然后权衡下手时机。 不可以焦躁。不可以硬来。没问题。风险虽有,但只要谨慎就能顺利完成。 “他”凭经验就知道—— 只要足够小心,行动缜密,完美犯罪就有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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