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不时想起阿丽莎的警告：不要去奥什。她自己从没去过奥什。我在比什凯克认识的朋友也没人去过。

“为什么要去奥什呢？”每当谈到我接下来的旅程，对方都会不解地问。搞得我也想不失天真地反问：“为什么不能去奥什呢？”

作为旅行者，想去任何地方都是自然之事，为什么奥什是个例外？对于想通过陆路前往塔吉克斯坦的我来说，奥什又是必经之地，不得不去。

不过，我也多少能够理解比什凯克人的不解：天山脚下的比什凯克，居民是吉尔吉斯人，周围是典型的游牧文明带；而南部费尔干纳山谷中的奥什，长久以来就是乌兹别克人的天下，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带。

苏联时代，斯大林富有创意地将费尔干纳山谷一分为三，给了三个新成立的加盟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由此播下了日后冲突的种子。1990年和2010年，奥什地区两次发生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的族群冲突，导致数百人丧生。当族群利益与政治算计纠缠在一起，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无怪乎人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一切政治上的冲突，本质都是南北势力的冲突。

话虽如此，当我打听到首都比什凯克与第二大城市奥什之间，没有公共交通（除了飞机），只能拼黑车时，还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我还打听到，拼黑车的地点有两个：一个在大巴扎附近，另一个位于邓小平大道。后者的名字引起了我的兴趣——邓小平大道？

一大早我就拖着行李，打车前往邓小平大道。它在比什凯克的西郊，是楚河大道（过去叫“列宁大道”）的延长线。当列宁将道路拱手让给邓小平后，周围却愈加荒凉——眼前完全是一片社会主义大郊区的景象。

在一家车行前，一群黑车司机正在揽客。我刚打开出租车的后备箱，就有几个人围上来，抢夺我手中的行李，要往自己的车上搬。他们全都皮肤黝黑，留着胡子，头发乱糟糟的。他们的车全都是饱经沧桑的四驱越野——日本人淘汰下来的。在一番拉扯和讨价还价后，我锁定一辆帕杰罗的副驾驶位，价格是一千二百索姆，相当于人民币一百二十元。

司机会说几句中文，也不知是跟谁学的。

我问他会说什么。

“操他妈！滚犊子！打洞吗？”

“就这些？”

“还会数数：一二三四五……”

我们又凑足四名乘客：一位是有肚腩的老大爷，一位是精瘦的中年眼镜男，一位是结婚不久的少妇，另一位是她戴着头巾的母亲。我们穿过烈日下的小镇卡拉-巴尔塔，随后一路向南，崎岖的公路伸向海拔三千五百八十六米的阿苏山口。

在到达山口之前，我们需要穿过一条二点六公里长的隧道。隧道里没有照明，一片漆黑，弥漫着重型卡车的尾气。几个外国骑行者不知所措地停在隧道口，希望有车把他们载过去。这些骑行者也是去奥什的。他们要么从奥什进入帕米尔高原，要么通过伊尔克什坦山口前往喀什。

穿过隧道后，眼前豁然开朗。苏萨梅尔盆地像沙盘一样呈现在面前，远处是苏萨梅尔雪山白色的雪顶。公路像一条灰色的带子，起伏的高山牧场上散落着棕色马群和白色蒙古包。俄国地理学家伊凡·莫希凯托夫形容这里是“银色中的一块绿宝石”。苏联时代，这里有大片集体农场，每年夏天放养着四百万只牲畜，如今畜群的规模仅为原来的五分之一。这使得苏萨梅尔盆地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最偏远也最贫穷的地区。

一些牧民在路边摆起小摊，贩卖奶疙瘩和马奶酒，一幅游牧市集的景象。我们在这里停车休息。小媳妇站在路旁，对着雪山自拍。精瘦男子给了司机两支烟。司机点燃一支，把另一支插在耳朵上。他穿着拖鞋，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有肚腩的老大爷买了一袋奶疙瘩，嘎嘣嘎嘣地嚼着。

再次上路后，我在路边看到一座红色的玛纳斯雕像。在这里，一条道路分叉出去，穿过荒凉的奥特梅克山口，直抵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城市塔拉斯——传说中英雄玛纳斯的安息之地。

那里也是“怛罗斯之战”发生的地方。751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两大帝国——阿拉伯与唐朝——在塔拉兹地区发生军事冲突，唐军大败。随后，唐朝又爆发安史之乱，元气大伤，从此彻底退出中亚舞台。我决定再找时间，去哈萨克斯坦一侧的塔拉兹[吉尔吉斯斯坦一侧叫“塔拉斯”（Talas），哈萨克斯坦一侧叫“塔拉兹”（Talaz）。两地原先联系紧密，常有经济来往；苏联解体后，两国实行严格的边境管制，两地关系大不如前。]游历一番。

翻过另一座山口后，宛如一片蓝色湖泊的托克托古尔水库出现在道路右侧。这是中亚地区唯一的常年性水库，五座水电站几乎要为吉尔吉斯斯坦供应全部电力，而下游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则要依靠这座水库灌溉棉田。

矛盾也由此产生：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希望夏季放水以便灌溉，而吉尔吉斯斯坦想在冬天放水以便发电。苏联时代，统一的官僚体系尚可命令吉尔吉斯人夏天放水，再从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那里换取油气发电。苏联解体后，这项资源交换协议也寿终正寝。吉尔吉斯人认为，水和油气同样是一种商品，应该付费；乌兹别克人则宣称，水是免费的福利，下游国家无需付款。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的关系原本就十分微妙，如今围绕放水问题更是险些动手。“托克托古尔”原本是一位吉尔吉斯诗人的名字，如今却成为难题的代名词。

绕过托克托古尔水库后，我们终于冲出天山余脉，进入费尔干纳山谷。突然之间，几乎没感觉到过渡，眼前的风景由游牧文明变成农耕文明。道路两侧突然出现农田，大朵的向日葵在阳光下怒放，气温也比山区高出不少。

我们经过一座不知名的小镇，路边全是卖西瓜和哈密瓜的乌兹别克农民。司机在路边停下，乘客们纷纷下车买瓜。除了我，几乎每个人都买了四五只大西瓜——看来西瓜是此地特产。乌兹别克瓜农在树下支起吊床，优哉游哉地纳凉。吊床不远处就是一道长长的铁丝网——那是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分界线。

车内的每个角落都塞满大西瓜，我不得不像猴子一样地蹲坐在副驾驶上。为了绕过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土，我们还得兜上一个大圈子，多走上百公里。司机一边抽烟提神，一边把音响开大。等到达贾拉拉巴德时，我们已经开了将近十个小时。

黄昏就要降临，城内响起清真寺的宣礼声。那个男性咏叹调，令周围充满静穆的气氛。我们在郊区的一家餐馆吃饭，脱掉鞋子，坐在铺着地毯的木榻上。烧烤摊上飘出诱人的香气，但出于谨慎，我只点了一碗拉条子。饭后，我们准备各自付账。

“还有茶水钱，谁来付？”戴头巾的服务员用吉尔吉斯语问。

“让他付。”那个有肚腩的老大爷一边剔牙，一边使了个眼色。

我听懂了，但没有争辩。两壶茶水不过几块钱而已。

夜色像一条大毯子，慢慢盖住外面的世界。或许是这个原因，越靠近奥什，我就越感到萧瑟。司机将车上的人逐一送回家中。他们都住在奥什郊外的村子里。每家都是乌兹别克式的黄泥院落。车一停下来，就有成群的儿女出来迎接。肥胖的妻子穿着长袍，托着一块馕，走到每个人面前。作为礼仪，我必须掰一块馕吃掉，然后表示感谢。每到一家，孩子们就欢声笑语地抱走车内的大西瓜。院子里点着昏黄的灯火，映着村中清真寺尖顶上的弯月。更广阔的世界，是一片沉沉的深蓝色。

最后，车里只剩下我和司机。他说就把我放在这里。我说还没到奥什。

“奥什在哪儿？”他故意试探我。

“往那边再走五公里。”

最终，在奥什巴扎附近的停车场，司机把我放了下来。周围仿佛被遗弃的样子。除了我们之外，也没有别的车辆。我下车，拿出行李，递给司机一千二百索姆。

“不对，一千六。”他用中文说。

“说好的一千二。”

“一千六！”

“一千二！”

“操他妈！”

“滚犊子！”

“好吧，一千二！”

他接过钱，哼着小调：“我去打洞，你去不去？”

“祝你玩得开心！”

巴扎旁边，是一条奔流的小河。相对于河道的宽度，它的声音显得有点过大。我拖着行李，跨过小桥，走在照明匮乏的列宁大道上。苏莱曼山的巨大阴影像一只黑暗中的骆驼，俯卧在城市中央。

我住进一家刚开业不久的青年旅馆。它就在苏莱曼山对面的巷子里。

2

除了我之外，旅馆房间里只有一个人——一个金发男子。他好像病了，蜷缩在床上，面朝墙壁，一动不动。床下是一个打开的行李包，衣服摊了一地，包上挂着一顶西部牛仔帽。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起来，发现金发男子依然保持着一动不动的睡姿。我走到厨房，一个戴头巾的吉尔吉斯姑娘为我做了早餐：烤馕、果酱、煎蛋、红茶。吃完早餐，我步行前往苏莱曼山。

此前，我对奥什的全部印象，都来自一部叫作《苏莱曼山》的吉尔吉斯电影。主人公是一位四十五岁的卡车司机，他与妻子和情人一起生活在卡车上。妻子是萨满巫师，忍受着丈夫的自私与暴力。为了挽救这段感情，她宣称自己从孤儿院里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儿子”。卡车司机非常兴奋，但这也让怀孕的情人感到沮丧。这位“中亚渣男”徘徊在两个女人之间，还要面对陌生的“儿子”。后来，妻子不慎从苏莱曼山上坠落，卡车司机也赶走了情人，只留下那个并无血亲的“儿子”，成为情感的羁绊。

苏莱曼山以穆斯林先知的名字命名，具有神圣的意味。对中亚的穆斯林来说，苏莱曼山是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圣地之一。苏莱曼的五座山峰上有八个神圣的洞穴，不同时代的圣徒曾在这些洞穴中苦修，人们甚至相信先知穆罕默德也在这里祈祷过。上山路旁的灌木丛上，系着朝圣者的布条，那是祈求好运用的，同样是伊斯兰教的传统。

苏莱曼山并不算高，周围也没有其他山脉，好像平地上突兀地隆起了五个山包。我买了价格微不足道的门票走进去，沿着发卡一般别在山体上的石阶往上爬。朝圣的人群早已将石阶踩得十分光滑。我不时遇到穿着长袍的乌兹别克大妈，为了神圣的目的，呼哧带喘地攀登着。

山顶只有篮球场大小，但可以俯瞰整个奥什。这座城市没什么高大的建筑，到处是平铺的小巷。山势较为平缓的山坡上，遍布着数量惊人的墓地，人人都想把自己的骨头埋葬在这座圣山附近。墓地一直绵延到山脚，那里坐落着一座银色的苏莱曼清真寺，壮丽得如同海市蜃楼。天际线的尽头处是帕米尔高原的雪山，令人生畏又充满诱惑，那是我最终想要抵达的地方。

朝圣者们汗流浃背地爬上山顶，大都是为了进入一个小小的洞穴。1496年，少年巴布尔在这个洞穴中闭关沉思。巴布尔生于安集延，是帖木儿的后裔。被乌兹别克人赶出费尔干纳山谷后，他在中亚和阿富汗四处征战，后来游荡到印度次大陆，建立起统治印度数世纪的莫卧儿王朝。

可是，即便征服了印度，巴布尔依然怀念奥什。在《巴布尔回忆录》里，他写到奥什的渠水奔腾，写到处处盛开的郁金香和玫瑰。苏莱曼山下有一座清真寺，外面的草地阴凉喜人。常有当地的无赖打开渠口，把毫无戒心的纳凉人冲个落汤鸡。巴布尔写道：“在费尔干纳地区，就气候和景致而言，没有其他城镇能与奥什媲美。”

巴布尔的洞穴门口铺着地毯，散落着几双鞋子。我脱了鞋走进去，看到一位中年毛拉正带着五个少女祈祷。少女中有三个是吉尔吉斯人，两个是乌兹别克人。我坐到她们对面，打量着洞穴内部。洞穴已经不是巴布尔时代的样子。它很新，很规整，铺着整齐的砖石，像一个建在洞内的小型清真寺。毛拉的祈祷声，回荡在狭小的空间里。少女们看着我，面露狐疑之色。我终于感到了自己的僭越，于是起身退了出去。

巴布尔洞穴后面，有一条下山小路。几个年轻的当地女子正排队从一个光滑的石头斜坡上溜下去。两个穿着长袍的乌兹别克大妈驻足观看，带着旁观者的热情。看到我停步不前，一个大妈过来和我攀谈。她用手比划着“大肚子”，又指指这些年轻女子。我终于搞懂，这些年轻女人都是在等待生育的新妇。按照当地习俗，如果一个女人在斜坡上溜下去七次，她就会生下强壮的孩子。见我恍然大悟，乌兹别克大妈笑起来，露出亮闪闪的金牙。年轻时，她大概也这样溜下去过。

我又路过数个小洞穴或者石间的裂缝。朝圣者们把肘部、手臂甚至脑袋，放进这些早已磨平的石头凹槽里。据说，这些裂缝各具神力，可以治疗身体不同部位的疾病。所有这一切，共同构筑了苏莱曼山的神圣。

3

回到旅馆，金发男子刚刚起床，正光着膀子坐在床沿上，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说，他叫维克多，奥地利人。

“奥地利哪里？”

“一个小地方——菲拉赫。你肯定没听说过。”

维克多告诉我，他已经在床上躺了一周，思考问题。

“思考什么？”

“思考该做什么。”

我没说话。

“昨天我去吃了个抓饭，非常好的抓饭，但吃完了恶心。所以又在床上躺了一整天。”

“一个人在中亚旅行？”

“当然。”

“大学生？”

“剑桥大学。”

“听说过。”

“你去过俄国吗？”维克多突然问，“俄国妞很漂亮，是不是？”

“还可以。你喜欢俄国妞？”

“没有，没有。我还没去过，很想去一次。”维克多说，“西伯利亚大铁路很酷，是不是？”

“还不错。”

“风景很棒，是不是？”

“几千公里的白桦林。”

他试着在脑海中想象了一下。这时，门开了，一个胖乎乎的栗色头发的姑娘探进半个身子。

“维克多，你准备好了吗？”

“我还要收拾东西。”

“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后我约了那个司机，带我去看核桃树林。”

“那你可以先走。”

“我还以为你也想去看核桃树林。”

“我是想去，但我需要时间收拾东西。”“大概需要多久？”

“不知道，也许很快。”

“那我要不要等你吃饭？”

“不用了，昨天的抓饭让我恶心到现在。”

“那我自己去吃了？”

“如果你回来，发现我不在，不用等我。”

“你昨天说你想去看核桃树林的。”

“我想再考虑一下。”

“好……”姑娘听起来有点失望。

我出门，冒着烈日，往奥什大巴扎的方向走。大巴扎位于市中心，横跨阿克布拉河两岸。河西岸有一排传统茶馆，在闲适的氛围中供应茶水、拉条子和抓饭。我点了抓饭，因为费尔干纳的抓饭远近闻名。

奥什的抓饭果然没有令我失望。米饭上撒着羊肉碎和鹰嘴豆，配以新鲜的番茄洋葱沙拉，非常可口。我正吃着，那个栗色头发的姑娘也走了进来。她看到我，点了下头。过一会儿，她端着一盘抓饭坐了过来。她是比利时人，在奥什已经住了半个月。这是她第三次来吉尔吉斯斯坦旅行。出于某种原由，她对这个国家产生了莫名的好感。她还没去过中亚其他国家，每次都在吉尔吉斯斯坦待上几个月。

“这里的人特别善良。”她环顾着四周。

“你和维克多早就认识吗？”

“不，我们在旅馆里碰上的。维克多啊，生活太邋遢了！”说这话时，她笑起来，眼神充满柔情，好像母亲在外人面前责备孩子，其实语气中并无一丝责备的成分。

“你们要去的核桃树林在哪儿？”

“离奥什大概五六十公里。对了，我应该给司机打个电话，把时间往后推一个小时。不然维克多肯定赶不上。”她放下勺子，开始打电话。显然，她被金发维克多迷住了。

吃完饭，我和比利时姑娘告别，独自去巴扎里闲逛。长久以来，奥什的巴扎就是喀什以西最著名的市场。因为地理位置便利，中国、印度、伊朗和中亚国家的货物全都在这个十字路口汇集。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拥挤不堪的地方。络绎不绝的购物者穿梭其间。手推车里满载着货物，推车人一边高喊“让一让！让一让！”，一边从人群中缓慢地挤过去。无论是视觉上还是听觉上，这里都是绿洲文明和游牧传统的混合体，有一种迷人的喧嚣。任何现代化的入侵——音响也好，俄罗斯的流行乐也好——最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这里贩卖的东西繁杂多样：从蔬菜水果到盗版光盘，从土耳其茶具到帕米尔刀具。有些店铺本身就是作坊。熟练的工匠仍然使用古老的技术来制作马蹄铁，叮叮当当的声音回荡在巴扎里。

这里有吉尔吉斯人，也有乌兹别克人和维吾尔人。这从他们的帽子上可以大体区分：吉尔吉斯人戴着高高的白色毡帽，乌兹别克人戴着小圆帽，维吾尔人的帽子看起来很像上世纪30年代的欧洲帽子。我发现，许多货摊都是用旧货柜或者旧集装箱改建的。店主一看到外国人就热情招呼，虽然他们肯定知道，他们卖的东西多半不是游客需要的。

傍晚时分，我才回到旅馆。维克多仍然躺在床上。

“你没去核桃树林？”

“没有，那地方毫无乐趣可言，是不是？”

“也许。”

“我叔叔明天过来。我们准备开车去卡拉科尔。”

“比利时姑娘跟你一起？”

“她？不不不，恐怕没有足够的座位，是不是？”维克多瞪着核桃一般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