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没有在卡拉科尔久留，而是坐当天下午的小巴离开。我听说伊塞克湖南岸的塔姆加有一家苏联时代的疗养院。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从太空返回地球后，在那里疗养过数月。疗养院没有正式名字，当地人只是笼统地称之为“军事疗养院”。我打算去那儿休息几日，缓解疲惫。

三个小时后，小巴把我扔在塔姆加的镇中心。白晃晃的日光下，此地宛如马尔克斯笔下的“星期二午后的小镇”：无精打采的商店、破败的筒子楼。我沿着一条破碎的柏油路，一直走到小镇的边缘——疗养院就在那里。

初看上去，疗养院像个家属大院，没有任何标识。蓝色的铁门旁有一间传达室，窗台上养着几盆鲜花。我小心翼翼地敲了敲窗户，一个正在看报的大妈抬起头，又低下去一点，从老花镜上方看了看我。她摇晃着身子走出来，我问她这里是不是军事疗养院，她说没错。于是我拖着行李往里走。

道路两侧种着高高的杨树，松柏掩映的小花园里，有一尊苏联军官的雕像。走在林荫道上，很像走在大学校园里，只是没有那么热闹。我走了一段路，依然没看到办理入住的地方。

一辆丰田帕杰罗开过来，司机摇下车窗问我是否需要帮助。从车牌看，他是从哈萨克斯坦开过来的，车上还坐着一个金发的俄罗斯姑娘。他告诉我，往前走，再向左转，就是办理入住的地方。

那栋房子看起来像是上世纪70年代的大学宿舍楼，没有前台，只有楼长的办公室。楼长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吉尔吉斯大妈，戴着头巾，鹰钩鼻，看上去倒是颇为和善。她打开一册大本子，让我登记，还把我的名字写在一块黑板上。我在这里小住两晚，房费每晚一百块人民币，还包含三餐——苏联时代的价格。

登记完毕，楼长带我爬到四楼，穿过一道长长的走廊。走廊上铺着狭长的地毯，空荡荡的，又没有开灯，好像整层只有我一人居住。房间相当斯巴达风格，只有两张单人床和一张写字台。椅子倒扣在写字台上，就像暑假里的教室。墙上贴着绘有百合花图案的淡绿色壁纸，窗子足有一面墙那么宽。透过窗玻璃，可以看到风中抖动的杨树叶和远方的伊塞克湖。

我问楼长洗手间在哪里。她指着走廊告诉我，厕所在这层走廊的尽头，而淋浴房在下一层。楼长走后，我推开窗户，让湖上的凉风吹进来。一只松鼠从窗台上跑过去，跳到对面的杨树上。蓝色的伊塞克湖像一片静静的大海。我开灯试了试，不出所料，灯泡是坏的。收拾停当后，我就下楼去找楼长报修。楼长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那是一台古老的拨盘电话——拨了个号码，说电工师傅一会儿就来。

“坐！坐！”她指着墙边的老式沙发说。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可是等了半小时也没有师傅出现。抬头一看，连楼长也不知去向。我走出公寓楼，四处转悠，也没看到人影。

类似的公寓楼附近有好几座，风格略有不同，但都是四层楼高。有的阳台上晾着衣服，显然是自己手洗的——这地方想必没有客房服务。

道路的尽头有一座半荒废状态的体育馆，周围乱生着杂草。体育馆当年应该是一座气派的建筑，依旧保留着苏联风格的巨型浮雕，以半抽象的形式，描绘了为国争光的体育健儿。从建筑的大小来看，里面至少能包含游泳馆、羽毛球馆和篮球馆。如今却任其荒废在那里，就像曾经风光无限的商界精英，不幸老后破产，晚景凄凉。

我正在暗自感叹，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喊我：“尿！尿！（你好！你好！）”

原来是楼长和电工师傅出来找我了。我看到他们站在公寓楼右侧的十字路口，正向我挥手致意。我快步走过去，电工师傅兴奋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穿着灰色工装背带裤，戴一顶卡其色鸭舌帽，留着两撇小胡子，简直就是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电影中走出来的。

上楼时，我和电工师傅简单地聊了两句。他对我十分热情，表示在这里还没见过中国人。进门后，他拧下旧灯泡，换上新灯泡，然后啪的一声按下开关——灯泡亮了。我们又亲切地握了一番手，他这才哼着小曲，下楼去了。

2

我原以为疗养院已经没什么人气，没想到人们只是去伊塞克湖游泳，这里每天有定时往返的班车。现在，穿着泳衣、扛着泳圈的人们，开始陆续回到公寓。

一群十来岁的男孩挤在大厅里看电视、吃雪糕；一个穿着黑色连体泳衣的俄罗斯大妈，海豹一样地站到体重秤上；二层的房间被叶卡捷琳堡柔道学校的小学生包场了。他们的教练是一个满脸胡茬的高加索男人——他不时大声呵斥那些在走廊上追跑打闹的孩子。

在一楼大厅里，我遇见了疗养院的院长——吉尔吉斯人，四十来岁，光头，穿着牛仔裤和棉布夹克衫。我在登记入住时见过他。他走过来，问我住得可好。我说，相当不错。

“听说尤里·加加林在这里住过？”

“是的，很多苏联宇航员、作家都在这里疗养过。”院长开始自豪地掰着手指头，说出那些苏联时代大名鼎鼎的名字，就像在一片无人问津的海滩上，捡起那些漂亮的贝壳。

院长告诉我，苏联时代疗养院遍布各地——从远东到黑海，从中亚到高加索。大体来说，疗养院的宗旨是让人们在一个气候温暖的地方，过一段舒适的日子。舒适性是建立在规律性上的。比如，进入疗养院后，吃饭、运动、治疗（“我们有很多特色项目，比如按摩、电击等”）都有固定的时间。一旦住进这里，你就必须按照这个时间表作息。此外，疗养院的收费并不昂贵。在苏联时代（“包括今天”），这是普通工人阶级也能负担得起的享受。

“人们习惯每年夏天来疗养院住上一段时间，这是我们的传统。”院长说。

“我在谷歌地图上没有看到这家疗养院，人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疗养院了，人人都知道。”院长回答，“我们还有一个小博物馆，我带你去看看！”

我们避开游泳归来的人流，沿着林荫路，穿过一个小公园，来到一座小礼堂前。礼堂的一层是剧场，二层是一个空旷的大厅，镶有社会主义风格的壁画。院长说，苏联时代，这里是举办舞会的地方。

博物馆位于舞厅隔壁，上着锁。院长打电话叫人开了门。橱窗里尘封着疗养院的历史：它建于二战结束后不久，修建者是日本关东军战俘。在荒僻的伊塞克湖畔，战俘们清理出土地，一砖一瓦地建起这座疗养院。

橱窗里有日本战俘的黑白照片，也有苏联解体后他们再次回到这里的彩色留影。两组照片之间相隔将近半个世纪，仿佛时光一闪而过，省略了过程。年轻的战俘变成耄耋老人，而当年俘虏他们的帝国也已经化为碎片。橱窗里还有一本日文书——《日本战俘的足迹》，作者探访了那些日本战俘修建的建筑。我第一次知道，这样的建筑竟然遍布在苏联帝国的各个角落。

在疗养院，每顿饭的就餐时间是固定的，且只有一个小时。从礼堂出来，我看到人们正纷纷走向餐厅。偌大的餐厅里坐满等待开饭的人，四人一桌，落单的会被安排与其他人拼桌。枝形吊灯洒下黄色光晕，透过白色的薄纱窗帘，可以看到外面摇曳的树影——我感到一种往日的梦幻。

这里与其说是餐厅，毋宁说更接近于食堂。既不是自助餐，也不能单点，更没有酒水。所有人的餐食都是一样的——就像那些服务员脸上的表情——具有社会主义的一致性。

我与一对阿拉木图来的情侣一桌。男孩很瘦，有长长的睫毛，脸上稚气未脱。女孩微胖，正在想留长发的尴尬阶段。她告诉我，父母年轻时经常来这里，如今轮到他们了。

晚餐只有土豆酸黄瓜汤、加了芝士的意面和两块小圆面包。哈萨克情侣吃了两口就不动了，大概觉得味道不好。我倒是都吃完了，最后只剩下小圆面包——我猜那可能是甜点。

我拿起一个小圆面包，掰开。

“没馅儿。”哈萨克女孩突然说，脸上带着一丝凄楚的微笑。

我还是把面包塞进嘴里。“这里晚上一般做什么？”

“在房间里喝伏特加，”女孩说，“疗养院的传统。”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喝啤酒，看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夜色中的伊塞克湖漂亮得像一块深蓝色的布。

3

我被一只蜜蜂吵醒，天已经大亮。蜜蜂是被墙纸上的百合花吸引来的，正一个劲儿地往墙上撞。

餐厅里，那些昨夜痛饮伏特加的男人没有出现。来吃早餐的多为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互相攀谈，很多就是在这里才认识的。哈萨克情侣也没来，也许他们昨晚同样喝多了。

早餐后，一个亚洲脸的女人走上来，向我问好。她和丈夫、儿子一起来这里度假。她说昨天就注意到我，一直在猜测我从哪里来，现在终于忍不住上来求证。我很快发现，这种好奇心是职业性的。因为她告诉我，她叫阿谢丽，职业是塔罗牌算命师。

她的脸盘很大，戴着近视眼镜，穿着淡绿色的裙子，梳着长长的辫子，脸上有种塔罗牌算命师的古灵精怪。

“我正在学习中国风水，非常有趣。”她说。

“风水在这里也流行吗？”

“吉尔吉斯人相信风水。”

我们交谈时，阿谢丽的丈夫始终赞许地望着妻子。他叫安德烈，是一个光头壮汉，穿着绿格子衬衫。阿谢丽说，安德烈是莫斯科人，但他们住在比什凯克。

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儿子竟然看不出什么混血特征，是百分之百的亚洲脸。和阿谢丽一样，他的视力也不太好，总是眯着眼睛，睨视一切。他穿着一件印有日文的T恤。

“我们的儿子正在学习日语。”阿谢丽告诉我。安德烈赞许地望向儿子。

我仔细看了看那件T恤，上面写着“人间失格”，意为“失去做人的资格”。

一个醉醺醺的吉尔吉斯人走过来，热情洋溢地和安德烈寒暄起来。当他听说我是中国人后，马上说他儿子上周刚从北京培训回来，“充满了美好印象”。他不停地与我和安德烈握手，因为酒醉而吐字不清。等他走了，安德烈告诉我，这人是他们在街上雇的司机，明天送他们回比什凯克。

“我们不知道他是酒鬼。”阿谢丽沉着脸说。

“这个鸡巴。”安德烈附和地摇头。

阿谢丽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也是明天。”

“我们可以一起走，分摊车费。”

“没问题。”

阿谢丽笑了。一个女巫般的笑容。

晚上，我去礼堂看了一场演出。阿谢丽一家也在，但我没有惊动他们。演出开始后，先是四个穿着长裙的俄国大妈合唱。接着，幕布抖动着合上。再打开时，布景变成了街心公园。一群苏联打扮的青年男女坐在树下，有的看书，有的喝酒，有的抱着吉他。他们素不相识，但看起来都是单身——这是他们来公园的原因。抱吉他的青年坐到看书姑娘对面，拨弄琴弦，唱起歌来。看书姑娘显得很生气，但也用唱歌的方式回敬对方。围观群众纷纷加入唱歌的行列，连醉汉也手舞足蹈。这些歌曲都是苏联时代的老歌。很多观众小声跟唱，仿佛时光倒转，一如当年。

走出礼堂时，夜色中的疗养院像被石灰洗过一样白花花的。公寓楼前的松树下，竟然真有一群男女在喝酒弹琴，就像刚才演出的翻版。这家疗养院的一切仿佛都定格在了苏联时代，在平行世界中运行不止。

第二天午后，我和塔罗牌夫妇一起返回比什凯克。司机清醒了，但是安德烈买了啤酒。夫妇两人在车里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着，“人间失格”的儿子愤世嫉俗地望着窗外。

路上，阿谢丽说，她开了一家店铺，卖一些“具有宇宙生命能量”的首饰。她极力要我关注这家店铺的社交账户，因为“我们不想失去你”。

我问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度假。阿谢丽说，他们本想去中国海南，但那里过于昂贵，“如果我是你，我会去海南，而不是这里。”

窗外突然下起大雨，雨和雾弥漫在楚河河谷，需要关上车窗以抵挡寒气。我们经过荒凉的托克马克，小餐馆和汽修行显得更加破败。在离比什凯克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塔罗牌夫妇要求下车。路边一无所有，只有破烂的棚户房和疯长的杂草。

阿谢丽说：“我们就住在这里。”

安德烈赞许地点点头。

他们的儿子眯着眼，睨视着我。

我们握了握手，然后他们消失在比什凯克郊外的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