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旅行很少在我们认为的地方开始。

在帖木儿广场附近的酒吧里，那个缠着头巾的旁遮普男人，突然开始向天空抛撒纸币。虽然一千苏姆一张的钞票只相当于人民币八毛钱，但我确实还是第一次目睹这般盛景。乌兹别克舞女们穿着聊胜于无的亮片舞裙，在旁遮普男人周围扭动腰肢。俄罗斯流行音乐的节奏，更增添了纸迷金醉的气氛。最初，旁遮普男人只是几张几张地扔钱。随着姑娘们的叫声愈烈，他终于决定把整摞钞票抛向天空。一场钱雨纷然落下，在镭射灯光中四处飘散。酒吧服务生忍不住捡走飘到他脚下的几张。他又高又瘦，还是个孩子。

阿扎玛将杯中的伏特加一口干掉，搭在额头上的褐色长发，向后划过棱角分明的面颊。桌上摆着一只大肚瓶，里面曾经装着半升伏特加，如今都已在我们的肚子里。

“你之前看到的全是他妈的假象，”他有点口齿不清了，“这才是现实！乌兹别克的现实！”

我是在上家酒吧遇到的阿扎玛。那是一家光鲜亮丽的国际酒吧。只有乐队，没有舞女。光顾者多为年轻人和常驻塔什干的外国人。当时，一副生意人模样的阿扎玛坐在吧台上，穿着奶油色西装、棉布休闲裤和船鞋，正和一个光头胖子推杯换盏。伏特加显然放大了他对陌生人的兴趣，于是我们聊了起来。

阿扎玛告诉我，他最初从事出口贸易，“把乌兹别克的干果出口到美国”。后来“发生了经济危机，雷曼兄弟倒闭”，他的干果生意“毁了”。

此时，我的头脑还算清醒，所以我一度试图理清雷曼兄弟和乌兹别克干果生意之间的漫长逻辑链，但是徒劳无功。

我问阿扎玛后来怎么样了。

“我开始购买塔什干的房产。”

如今，阿扎玛拥有七八套公寓，散落在塔什干各处。凭借这些公寓的租金，他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阿扎玛微笑着说：“房地产是王道。这一点全世界都一样。”

聊到这里，阿扎玛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喝点伏特加。我看了看表，时间已近午夜。我又孤身一人，与他素昧平生。然而，这些充分的理由并没有阻止我接受邀请。后来我宽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我们刚刚建立的中乌友谊，让交谈更加顺利地进行。

阿扎玛拿起大肚瓶，为我斟满伏特加，我们一饮而尽。他高兴地为我继续斟满。按照乌兹别克的规矩，伏特加这种饮料从来没有喝一杯就结束的道理。

酒吧的气氛日趋火爆，舞池里挤满了年轻的身躯。

“看，那个女孩已经醉了！”

顺着阿扎玛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一个正在忘我舞蹈的乌兹别克少女。她身材很好，穿着黑色吊带和热裤，显然已经进入迷幻状态。舞池里，无论是人们的打扮，还是音乐，都与任何一家国际化的酒吧无异。

阿扎玛问我是否感到无聊。他说，他不喜欢这家故作国际范儿的酒吧，他有一个更好的去处。他向我保证：“那里才是真正的乌兹别克。”

我们结账出门，坐上黑车，行驶在空旷的林荫路上。几年前，我第一次来塔什干时，就为这个伊斯兰国家的开放程度感到震惊。那一回，我曾偶然走进一家名为“外交官”的酒吧。里面厚颜无耻的气氛，绝对是对“外交官”这个名字的莫大嘲讽。

“我们是不是去外交官？”我问。

“那里被人砸了。”

“谁干的？黑帮？”

“警察，”阿扎玛大笑，“都一样！”

黑车经过空无一人的帖木儿广场，巨大的乌兹别克斯坦酒店宛如一座蜂巢。我这才意识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就在政府大楼附近。

那家酒吧没有招牌，几个打手模样的壮汉守在门口。入夜后，塔什干的气温骤降，但他们穿着紧绷的T恤，完全不为所动。

我们走进昏暗的酒吧，只见到处是长发舞女。她们无一例外地穿得很少，而且很漂亮。她们坐在客人的大腿上，随着音乐扭动身体，一曲“膝上舞”的价格只需两美元。舞池中央，一个半裸舞女倒挂在钢管上，好像一件前卫装置艺术。这里不是“外交官”酒吧，但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继续喝伏特加。阿扎玛左顾右盼，最后指着一个舞女告诉我，那是他的“前女友”，两人同居过一年。此刻，“前女友”正坐在一个旁遮普男人的大腿上。

“塔什干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印度人？”我问阿扎玛。

“他们喜欢乌兹别克女人，”阿扎玛说，“你看到这些舞女了吗？两百到五百美元一晚。贵，但是物超所值。”

在来塔什干的飞机上，我正好在读克雷格·莫瑞的回忆录。他曾是英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任上最大的功绩是迷上了一位塔什干舞女。那位舞女同时和三个男人交往，搞得大使陷入忧郁，几欲自杀。

我问阿扎玛，眼前的情景是否令他伤心。因为酒精的缘故，他的目光已经变得迷离，颧骨上有一层红晕。

“不，不，”他矢口否认，“世界就是这样。”

这时，旁遮普男人开始向天空抛撒钞票。开始是几张几张的，然后是漫天挥撒。酒吧里开始充满一种不真实的气氛。阿扎玛干掉伏特加，站起来，恭喜我看到了乌兹别克的“现实”。他已经醉了，我也对自己的摇晃程度感到惊讶。我和阿扎玛在酒吧门口道别，他摇下黑车的窗户，冲着我的背影大喊着什么。

午夜的塔什干，一个醉鬼的告别。

一瞬间，我清醒了不少，并且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旅行，正式从这里开始了。

2

塔什干是中亚地区最大的城市，有超过两百万人口。我喜欢它宽阔、整齐的街道，也喜欢街道两侧遍植的栗树和法国梧桐。

城市的心脏是帖木儿广场。从那里，数条大道像太阳发散出去的光芒，通向城市的各个方向。广场中央，15世纪的突厥征服者帖木儿高坐在马背上——他是乌兹别克独立后的民族象征。

然而，正视历史的学者们不免会发现其中的吊诡之处：帖木儿是突厥人，而非乌兹别克人。在他死后，帝国逐渐走向衰落，乌兹别克人的祖先穆罕默德·昔班尼正是利用了这个机会率部南下，击败了帖木儿的后裔，占领了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

昔班尼王朝分裂后，希瓦、布哈拉和浩罕三个汗国先后成立。到了19世纪，这三个封闭而弱小的地方势力已经无力阻挡沙俄的炮兵。

1865年，俄国人占领了塔什干。这并非来自沙皇的授意，而是出于米哈伊尔·切尔尼亚也夫将军对虚荣和财富的渴望。他违抗了沙皇不得冒进的命令，率领一千九百名士兵——大部分是逃犯、投机者和破产的农奴——对抗三万名守城者。最后，他竟然以损失十九人的微小代价，攻下塔什干。从此，俄国人获得了中亚的桥头堡，而切尔尼亚也夫将军的上司康斯坦丁·考夫曼将军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

在一张老照片里，我发现帖木儿雕像所在的位置，最初竖立的是考夫曼将军的雕像。考夫曼将军手握长剑，底座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双头鹰，象征着沙皇俄国地跨欧亚且兼顾东西。第一次来塔什干时，我曾经漫步街头，试图寻找沙皇时代的遗迹，发现它们早已荡然无存。1966年，一场大地震将城市变为废墟。在更早的年月里则是布尔什维克的镰刀和斧头。

考夫曼的雕像很快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列宁的半身像。今天的帖木儿广场，当时被称为“革命花园”。1947年，斯大林的雕像取代列宁。奇怪的是，他竟然在这里躲过了赫鲁晓夫的“拨乱反正”。直到1968年，勃列日涅夫当政四年后，他的雕像才被长着虬髯的马克思取代。

1991年夏天，苏联即将解体，英国旅行作家柯林·施伯龙来到塔什干。他看到马克思的雕像依然矗立，不远处还有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列宁雕像。马路边是两排贩卖烤串和抓饭的小摊，可是生意清淡得可怜。

如同夏秋交替之际患了感冒，塔什干迷失了自己。人们当时清楚地知道，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将被推倒。只是没人知道，他们的位置将会由何人取代。直到1993年，帖木儿才总算从唯物历史的迷雾中踉跄杀出，代替德国人和俄国人，成为乌兹别克人的精神领袖。政府将这位中世纪的征服者神圣化，以无数的纪念碑、博物馆和街道名称来膜拜他。

只是这一次，历史又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如果以帖木儿为尊，那么乌兹别克人的真正祖先昔班尼就势必被视为“入侵者”和“敌人”。不管是否心甘情愿，这正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官方表述。

3

2011年秋天，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我第一次造访塔什干。当时，帖木儿广场已是如今的模样。向导玛利亚告诉我，直到两年前，这里还是一座美丽的公园，到处是参天古树，有些树龄甚至超过一百年。这座公园是塔什干几代人的回忆，随处可以看到下棋的老人、挽手的情侣，以及推着婴儿车散步的母亲。不过一夜之间，树木突然被砍去，代之以草坪。没人知道究竟为何。

一种谣言认为，砍树是为了露出一座新建的豪华建筑。那个建筑看上去十分宏伟，拥有希腊柯林斯式的白色石柱，仿佛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这里的宙斯神殿。这种说法缺乏确凿依据，却也暗合了某种现实：它暗指的是前任总统卡里莫夫的长女，卡里莫娃。

当年，卡里莫娃可谓乌兹别克最有权势的人物，掌控着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一度被外界视为卡里莫夫的接班人。那座白色神殿，正是卡里莫娃支持的基金会修建的。

我第一次来塔什干时，人们谈起卡里莫娃多少有些遮遮掩掩。但是这一次，我发现她已经成为塔什干人民津津乐道的谈资。

首先是因为2012年夏天，卡里莫娃化名“咕咕莎”（Googoosha），在美国发行了一张电子舞曲专辑。为了给国际听众一个更容易理解的概念，她将自己与Lady Gaga相提并论，在宣传语中写道：“喜欢Lady Gaga吗？不妨立即追踪充满异国风情的流行天后咕咕莎！”

卡里莫娃还推出了个人服装品牌“古丽”。在官网上，她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写道：“我们无法忽视这些创新设计的创办人是一位政治学家……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没人知道具体缘由，但是显然卡里莫娃的种种行为激怒了父亲。2013年，她开始深陷数起政商丑闻。一位塔什干朋友告诉我，她被卡里莫夫“扇了一记耳光”，然后软禁家中，随后销声匿迹。

2016年，卡里莫夫总统突然去世，标志着乌兹别克强人时代的终结。“咕咕莎”没能参加父亲在撒马尔罕的葬礼，表明她已经彻底丧失权力。2017年夏天，新政府以有组织犯罪、洗钱、诈骗等多项罪名正式逮捕卡里莫娃。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位昔日的公主再次成为了塔什干的热门话题。

在帖木儿的雕像前，总是不乏拍照留念的游人。但即便游人再多，砍掉树木的广场依然给人一种空旷之感。我穿过广场，沿着一条林荫路漫步。当地人告诉我，这些年来，塔什干的变化很大。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塔什干仍然像是遗落在历史河床上的贝壳——那些阴郁的建筑、宽阔的林荫道，都让人想到苏联，甚至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

我途经阿利舍尔·纳沃伊歌剧与芭蕾舞剧院。漫天的乌鸦在暮色中翻滚，脚下的落叶嚓嚓作响。我顿时感到自己回到了童年。我清楚地记得，在刚上小学后不久，有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我停下脚步，恰好听到《胡桃夹子》的唱腔，透过高大笨重的玻璃窗，传到种满栗树的街上。

剧院的设计者也是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大楼的设计者，而一砖一瓦将剧院建起来的则是三千名日本战俘。后来，我买了一张票走进去，发现观众是庞大的法国老年旅行团和少量的本地俄罗斯人。我并不意外地看到，乌兹别克国民诗人纳沃伊的半身像与柴可夫斯基、鲍罗丁、穆索尔斯基等人的混在一起。

二战期间，很多苏联文艺界的人士都搬到了塔什干。他们喜欢南方生活的缓慢节奏，喜欢脱离主流。在一个由撤离作家组成的小社区里，阿赫马托娃度过了将近三年的时光，明白了在中亚炎热的夏天，“树的阴影和水的声音意味着什么”。1954年，索尔仁尼琴获准离开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来到塔什干接受癌症治疗。后来他将小说《癌症楼》的背景设置在塔什干。布尔加科夫的遗孀埃琳娜曾把《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藏在这里，直到1967年出版。伊戈尔·萨维茨基则将一大批苏联超现实主义绘画偷运至此。在俄国，这些惊世骇俗之作必然难逃厄运。它们在乌兹别克的沙漠边城努库斯找到了喘息之所。

然而，俄国的影响力的确在消退。与几年前相比，越来越多招牌和广告用拉丁字母替换了西里尔字母。除了苏联时代的涂鸦，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俄语。我不免想到，那些在俄语环境中长大的数代人，会不会突然变成文盲和睁眼瞎？

如今，塔什干的街上只跑着两个牌子的汽车，不是拉达，就是雪佛兰。拉达是苏联时代的最后遗产，大都破旧不堪；而雪佛兰是政府与美国合资建厂的产物，标志着西方资本最终涌入了红色帝国留下的真空。

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统治方式，西方国家原本怀有成见。然而在“9·11”恐袭之后，美国迫切需要为临近的阿富汗军事行动建立稳定的补给线，于是选择和乌兹别克成为朋友。雪佛兰等公司投资建设了工厂，数家涉外高级酒店在塔什干拔地而起。帮助申请“绿卡”的公司雨后春笋地出现了，我发现它们大都以美元或自由女神像的图案为招牌。

从纳沃伊芭蕾舞剧院出来，我打车去了一家爱尔兰酒吧。一个长着安吉丽娜·朱莉般厚嘴唇的乌兹别克女人，正在和一个美国老头说话。我听到美国老头说：“我当然会帮助你，尽我所能。但是你要知道，特朗普总统刚刚颁发了旅行禁令，现在来美国可没那么容易了。”

他停顿了一下，色眯眯地望着“朱莉”：“但是，我答应你，宝贝，我会想办法的……”

4

圆顶集市外的大街上，曾经到处是换汇的小贩，如今一个都没有了。上一次来塔什干，我正是在这里兑换了最初的两百美元。

多年的通货膨胀，让苏姆不断贬值，而卡里莫夫政府既不愿校准汇率，也不愿推出更大面值的纸币。那一次，走在圆顶集市外的大街上，很多人凑上来问我是否兑换美元。后来，我震惊地发现，两百美元换来的是十几摞橡皮筋捆扎的苏姆。我不得不把整个双肩包都塞满纸币，深深感到富人的沉重。然而，这一次，黑市不见了。

卡里莫夫总统去世后，很多人一度担心，这个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然而内阁总理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顺利接替了总统职位。他上任之后的最大手笔就是清除黑市——不是通过暴力清剿，而是让国有银行也使用黑市的汇率。这一招可谓立竿见影。乌兹别克最大的民间金融市场，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些人都去哪儿了？我一边在街上走一边想，然后突然意识到：所谓的黑市小贩，大部分不过是普通的塔什干市民。黑市消失了，但他们依然在这条街上，做着其他各种各样的小本生意。有的人在卖手工艺品，有的人在卖陶陶罐罐，有的人在卖馕，还有的人只是把自家院里种的几根黄瓜、几串桑葚拿出来卖，赚取微不足道的收入。

一个戴着头巾的老妇人，突然在我面前停下，嘴里念念有词。我这才注意到，我正走过库克尔达什经学院。它高耸在一座小山上，俯瞰着圆顶集市。苏联时期，库克尔达什经学院一度被当作货仓，旁边的星期五清真寺则沦为工厂。

经学院的庭院内绿草茵茵，栽着柿子树。几个穿着西装、戴着小花帽的学生，正在午后的阳光下交谈。他们告诉我，附近哪里有好吃的抓饭，还说我应该去看看那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古兰经》，就在布哈里伊斯兰学院对面。

布哈里是伊斯兰教的圣人，曾走遍整个阿拉伯世界，收集穆罕默德的言论。他的《布哈里圣训》被逊尼派认为是仅次于《古兰经》的权威经典。布哈里生于布哈拉，葬于撒马尔罕。或许，这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最高学府选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原因。

苏联时期，布哈里学院是整个中亚地区仍然开放的两所经学院之一。最少时只有二十多名学生，而如今有超过三百名学生在这里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

苏联治下的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宗教色彩相对淡薄的国家，可是这里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穆斯林。独立后，伊斯兰信仰开始迅速填补共产主义留下的空白。曾经废弃的清真寺和经学院纷纷恢复原本的功能，强硬派的伊斯兰分子也在这时出现。

塔利班在阿富汗的胜利激励了这些人，让他们幻想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强人卡里莫夫则不能容忍权威受到挑战。他选择继续苏联时代对伊斯兰教的压制，并对极端分子展开镇压。但是政治家们深知，伊斯兰教本身亦是展示权力的最佳方式。因此，尽管信仰受到压制，众多清真寺和经学院却得到了修复和兴建。

在布哈里学院所在的广场上，我看到崭新的哈兹拉提伊玛目清真寺。它是塔什干最大的清真寺，精美的檀香木廊柱来自印度，绿色大理石来自土耳其，蓝色瓷砖来自伊朗，仿佛为了表明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再次成为信仰的中心。

我看了一下表，发现正是宣礼时间。我去过很多伊斯兰国家，每当宣礼时间来临，宣礼塔上的大喇叭就会响起。毛拉的唤礼声，宛如绵长的男性咏叹调，回荡在城市上空，让人不由驻足肃穆。

然而，在这里，广场一片寂静。2005年引发争议的“安集延事件”[2005年5月13日，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城市安集延爆发反政府骚乱，造成数百人死亡。]发生后，政府就禁止了每日五次的宣礼。哈兹拉提伊玛目清真寺虽然拥有五十米高的宣礼塔，却一次都没有使用过。阳光下，它高大得令人目眩，像一个沉默无语的巨人。

我穿过空荡荡的广场，走进收藏了《奥斯曼古兰经》的图书馆。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古兰经》之一，属于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伊本·阿凡。656年，奥斯曼被叛乱的手下杀害。据说当时他正在阅读这本《古兰经》，因此上面沾染着他的血迹。

奥斯曼死后，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继任为哈里发。不过他很快就被奥斯曼的堂弟穆阿维叶暗杀。穆阿维叶成为新任哈里发，由此开启倭马亚王朝。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裂之种，也正是在那时种下。

这本巨大的《古兰经》就摊开在房间中央的读经坛上。因为光线不足，给人一种幽古之感。透过玻璃罩，我仔细审视经书，发现它朴素得惊人，没有任何装饰，却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强悍。泛黄的书页上，写满纷飞的古老经文，如同一支游弋的大军，让人摸不清走向。我第一次感到，古阿拉伯文的书写本身就含有一种令人畏惧的进攻性。我试图寻找奥斯曼的血迹，但是没有——敞开的这一页非常干净。也许血迹在书中的某一页，也许它不过是一个传说。

一个头戴四角帽的白胡子老者也凑过来观看经书。从他的穿着打扮上，我猜他可能来自费尔干纳。那是一个富饶而古老的盆地，也是整个乌兹别克信仰最虔诚的地方。

“您从费尔干纳来吧？”我操着踉跄的乌兹别克语问。

“费尔干纳，费尔干纳。”老人沙哑地重复着。脸上布满皱纹，眼中因为激动而饱含热泪。他的老伴坐在门口的长凳上，胖大的身躯裹在传统的费尔干纳长袍里。

这本《古兰经》先是由阿里带到了伊拉克的库法。14世纪时，库法被帖木儿征服，这位虔诚的突厥人又将它带到帝国的首都撒马尔罕。1868年，考夫曼将军将它作为礼物献给沙皇。另一种说法是，当时撒马尔罕的伊玛目以一百二十五卢布的价格，把这本已经无人能懂的鹿皮书卷卖给了俄国人。1918年，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为了向中亚的穆斯林示好，列宁又将这本《古兰经》归还给塔什干。

几个世纪以来，圣书在不同的强权手上传递，现在终于静静地躺在我的面前。在昏暗的灯光下，我长久地凝视圣书，费尔干纳老人开始喃喃祈祷。

5

在塔什干的最后一日，我认识了一个叫叶卡捷琳娜的女人。她在Instagram上关注了我，说自己在塔什干的一本旅行杂志工作，问是否可以刊登我拍的照片。

我们约在地铁站旁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她从一辆银色雪佛兰轿车里钻出来，穿着灰色大衣，淡粉色高跟鞋。她的黑色长发微微烫出大波浪，精巧的鼻子旁边有淡淡的雀斑。我觉得她不像乌兹别克人。或许是因为她缺乏明显的民族特征，或许是因为她的打扮过于国际化：她戴着一副日式眼镜，耳垂上挂着戒指形的耳环。她的英语十分流利，甚至带有淡淡的美国口音。如果不是叶卡捷琳娜的名字，我大概无法把她与任何特定国家联系在一起。

我们坐下来喝茶。她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与她精心修饰的外表不同，那是一本装帧粗糙的杂志。我甚至不太确定它是否是一本旅行杂志。当我翻阅时，我发现里面只是一个又一个西装革履的乌兹别克男人，在接受无聊的访问。显然，他们都是当地有分量的商人。或许，他们的工作与旅行有关。

我合上杂志，注视着叶卡捷琳娜。她告诉我，这本杂志主要介绍乌兹别克境内旅行，偶尔涉及国外。

“我刚从吉兰回来，”她说，“那里的海拔很高，村子在大山深处。当地人几乎不会说俄语，但是非常热情。我喜欢那里，所以回来后开始学习乌兹别克语了。”

“你不会说乌兹别克语？”我惊讶地问。

“我的母语是俄语，我的朋友们也全说俄语。”

“你是俄罗斯人？”

“很难说我是哪里人。”

叶卡捷琳娜二十七岁，生在塔什干，父亲是说俄语的犹太人，母亲则是希腊裔的阿塞拜疆人——他们都曾属于庞大的苏联。苏联解体后，父亲抛下妻子和五岁的叶卡捷琳娜，移民美国。她听说父亲在大洋彼岸建立了新家，生了一儿一女，不过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叶卡捷琳娜和母亲一起生活，在俄语社区长大，上了俄语中学，大学则学习斯拉夫语文学。毕业后，她先在一家男性时尚杂志工作，几个月前才跳槽到这家旅行杂志，只因为这里允许她在家工作。她搬出母亲家，独自住着一套公寓，还养了一只狗。

我后来问她，是否打算结婚。

“我不会结婚，”她说，仿佛刚刚二十七岁，婚姻的可能性就已不复存在，“我发现我很难相信男人，或许是我父亲的缘故。”

说这话时，她的语气中没有一丝难过或伤感，更像是在陈述某个事实。她的五官很精致，但是有一种会让很多男人害怕的冷静。

“小时候，我有很多犹太朋友，”她说，“后来他们都走了。有的去以色列，有的去美国。”

“你想过离开这里吗？”我问。

“不，我在这里很快乐。”

“没想过去美国，找你父亲？”

“没有，”她说，“去美国是我父亲的梦想，不是我的。我从来没有美国梦。”

“那俄罗斯呢？既然你的母语是俄语。”

“在俄罗斯我又能干什么？住在哪里？”她的表情紧绷着，然后突然松弛下来，“我喜欢塔什干，喜欢这里的大街小巷。我喜欢抓饭、烤包子、烧烤。无聊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开车到郊外，躺在草坪上。那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不知道还有哪里可以过这样的生活。”

我点点头，无法赞同，也无法反驳。一时间，我甚至不知道她为什么联系我。难道真的是想向我约照片吗？或许，她只是想找个陌生人散漫地聊聊天罢了。

我们在咖啡馆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与此同时，秋雨悄然而至，卷走了几片树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