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兰加尔向东，山峦隆起，峡谷幽深，很快就到了真正的帕米尔高原。这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地区，每年都要被冰雪封冻数月。只有一些强悍的吉尔吉斯牧民，赶着牲口，在高山牧场之间举家迁移。我要翻越一座山口，穿过无人区，前往布伦库里湖，观察帕米尔高原上最偏远的定居点。

为了这趟行程，我在兰加尔雇了一辆俄产吉普。司机巴霍罗姆是瓦罕人，个头不高，身材单薄。他受过几年教育，也去俄罗斯打过工，如今闲散无事。我以一百美元的价格，说服他送我去布伦库里。

我们约好第二天早晨八点出发，可他到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上车后，他又带给我一个“坏消息”：他的车出了毛病，我们得找他的朋友，另借一辆车。

我不相信他的话。我们就坐在车里，车开起来好好的，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没说话，由他开着车，把我带进一条小巷。他的朋友正站在院子门口，一看到巴霍罗姆，两人就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把我带到另一辆车前。那也是一辆俄产吉普，尼瓦型号，和巴霍罗姆的车一样。巴霍罗姆的朋友开口说，他这辆车要价一百二十美元。

“为什么多出二十美元？”

“这辆车更新，车况更好。”

这当然是胡扯。然而，在外旅行了这么久，我已经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耐心，也懒得再与人争执。我说：“我给你一百一十美元。再多的话，我就不租了。”

两人再次交换一下眼神，随即点头同意。他们的阴谋得逞了，虽然也就多赚十美元。

“我们现在上路。”巴霍罗姆说。

我们的确上路了，但却是朝着相反方向，因为巴霍罗姆表示，我们得先去加油。在破碎的石子路上，小吉普一路飞驰，最后在一栋白房子前停下来。白房子上用油漆刷着“汽油”两个字。旁边是一根木头电线杆，拴着一只呆立不动的小毛驴。

巴霍罗姆自称没钱，管我要了一笔油费，用油桶和漏斗象征性地加一些汽油。接着，他钻进旁边的一间铁皮小屋，用剩下的钱买了两包香烟。现在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了，我们终于向布伦库里进发。

我们进入山区，随着崎岖的山路向上爬升。阿姆河的另一条支流帕米尔河，从黑色山体的缝隙中钻出来，道路渐渐变成一条淡漠的痕迹。山坡上随处可见滚落的石块，几乎没有植被，也见不到人烟。山谷另一侧的大山同样荒凉，看不到一点生机。

我们经过一对骑着马的父女，两只小毛驴驮着行李。父亲手里提着鞭子，身上穿着迷彩服，戴着帽子，上面落满尘土。看到我们，父亲脱帽致意。我看出他们是瓦罕人，但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一路上，巴霍罗姆一直抱怨着路况。每次我要求停车拍照，他就蹲在车前抽烟，眉头紧锁，带着一脸焦虑。我问他是否去过布伦库里，他说去过——那地方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吉尔吉斯人。提起吉尔吉斯人时，巴霍罗姆的口气满是鄙夷。“他们没什么文化，”他说，“甚至算不上穆斯林。”

不知不觉中，我们驶出峡谷，进入一片平坦的高原。金光闪闪的帕米尔河就在不远处翻滚，岸边散落着圆石，就像巨人无意间留下的蛋。除此之外，世界如同月球表面一般荒凉。放眼望去，我没有看到任何人类的痕迹。

突然，前方出现一辆帕杰罗，支着引擎盖。见我们开过来，一个穿着冲锋衣、梳着马尾辫的欧洲女孩跳下车，向我们使劲挥手。我让巴霍罗姆停车看看。他减慢车速，打开车窗。梳着马尾辫的女孩跑过来，用英语说，她的车熄火了。

从帕杰罗里又钻出一男一女，也穿着冲锋衣。梳着马尾辫的女孩说，他们是英国人，原本在这里停车拍照，结果再也打不着火，已经足足等了两个小时，这才看到我们。他们请巴霍罗姆务必帮忙。

巴霍罗姆撇着嘴，眉头紧锁。他打开车门，一言不发地走过去，弯腰鼓捣起来。几个英国人头如捣蒜地用俄语说着“谢谢”。

梳着马尾辫的女孩告诉我，他们是在奥什租的车，准备穿越瓦罕山谷，再沿着帕米尔公路，一路开往杜尚别。她问我要去哪里，我说回中国。

“中国！我去过！”她兴高采烈地说，“我喜欢火锅！”

什么？火锅？在这荒凉如月球的帕米尔高原，她竟敢向我提起火锅？实在不可原谅。

我说：“听你的口音像是英格兰人，你从哪里来？”

她回答：“牛津。”

“牛津？我在那里待过一阵。”我说，“我喜欢白马酒吧的艾尔啤酒和炸鱼薯条。”

“老天！我太想念炸鱼薯条了！”她情不自禁地叫道，比刚才还激动，“这里只有馕和拉面，快把我吃吐了！”

我笑了笑，心里说：“现在我们两清！”

巴霍罗姆从引擎盖里抬起头，让英国人点火试试。帕杰罗一点即着。英国人再次不停地说着“死吧洗吧”（俄语“谢谢”之意），还像穆斯林那样手捂胸口，表达真诚，只是看样子没打算给钱。

巴霍罗姆问他们晚上住哪儿。英国人说兰加尔。巴霍罗姆说，他就住在兰加尔，有个亲戚开了民宿。英国人立刻懂了，马上翻出纸笔，让巴霍罗姆写下地址，还对天发誓，晚上一定住在那里。

我们回到车里，重新上路后，巴霍罗姆这才指着自己的太阳穴，说那些英国人“脑子有问题”。他无法理解那样的旅行，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不远万里地跑到帕米尔高原，还开着车乱跑。他一定也觉得我疯得不可理喻。

我们路过一座孤独的吉尔吉斯帐篷，门前摆着一只巨大的马可·波罗羊头骨，犄角弯曲，向上翘起，神气活现。《马可·波罗行纪》中写到，从瓦罕山谷往东北骑马三日，“所过之地皆在山中，登之极高，致使人视之为世界最高之地”。正是在这里，马可·波罗发现了一种野生长角山羊，将其命名为“马可·波罗羊”。他说，当地人会把羊骨和羊角堆放在路边，当大雪覆盖路面时，可以用来引导迷途的旅者。

尽管瞧不起吉尔吉斯人，巴霍罗姆还是决定在这里稍作休息，讨杯茶喝。他钻进帐篷。不一会儿，一个吉尔吉斯男人走出来，手里提着一只熏黑的大铁壶。他把壶放到一只铁皮炉子上，点燃干牛粪。水烧开后，给我们沏了两杯淡淡的茶水。

巴霍罗姆说，住在这里的吉尔吉斯人很穷，每顿饭只有馕和热茶两样食物。喝完茶后，我们就向主人道谢，继续上路。

我们经过海拔四千三百米的卡尔古什检查站，扛枪的士兵走过来，检查我的证件。他完全还是个孩子，面孔被高原的阳光晒得黑里透红。他没刁难我们，没索要贿赂，直接放我们通过。终于，我们拐上帕米尔公路，顿时感到自己又回到了文明世界。

开在相对平坦的公路上，巴霍罗姆试图说服我放弃布伦库里，因为去那里意味着离开公路，再度进入无人区。

“去布伦库里的路很差，”他皱着眉，用手上下比划着，“扑腾扑腾。”

他说，我应该去阿里秋尔，因为阿里秋尔就在帕米尔公路上。那里有吃有住，是个美妙的地方，而布伦库里一无所有。

“我一定要去布伦库里。”我做了个毫不妥协的手势。此后巴霍罗姆再无言语，大概对我彻底丧失了信心。

我们拐下帕米尔公路，翻越南阿里秋尔山脉，一头扎进漫漫无人区。果真如巴霍罗姆所言，路况差极了——其实根本没有路，我们就像行驶在永恒的搓衣板上。小吉普上蹿下跳，好似发了失心疯。巴霍罗姆的脸上写满痛苦和怨恨。我对他油然产生了一股同情。

我问起巴霍罗姆的家庭。他已经结婚，有一个六岁大的儿子。他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干过一段时间，出过一场事故，摔断了一条胳膊。他说，这条胳膊现在也使不上力气，一到雨天就隐隐作痛。他撩起袖子给我看，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为了安慰他，我告诉他，我在尼泊尔也出过一场车祸，差点变成残疾。

布伦库里终于到了，眼前出现一片孤立的土房子。这里是整个帕米尔高原上最偏远的定居点，冬季气温低至零下四十几度。

墙边那一小条阴影里，蜷缩着几个面有病容的老人。他们太久没离开这里，一成不变的日子像水蛭一样，吸走了他们的生命力，目光中只剩下漠然。

帕米尔生态文化旅游协会的工作人员提到，这里有一家民宿，女主人叫尼索。

巴霍罗姆向老人们打听尼索家，可他们充耳不闻，置之不理。巴霍罗姆气得低声咒骂，转而走向附近的一个年轻人。

尼索家？他朝另一个方向指了指。

是啊，我们早该注意到，那栋小平房的白墙上贴着一张大海报，上面以俏皮的英文字体写着“尼索家住宿”。

尼索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吉尔吉斯女人，镶着金牙，全身上下散发着母性光辉。她带我走进客房，里面是一排大通铺，大红大紫的被褥高高堆在一旁。墙角放着一只铁皮炉子，柜橱上方挂着一条狼皮，呲着獠牙，闭着眼睛，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但随时会醒来。

“二十美元，包括晚餐和早餐。”尼索说。

我当即住了下来。

等我放下行李，从房间里出来，只见巴霍罗姆正坐在桌旁，免费享用尼索出于礼貌而端上来的面包、黄油和热茶。看得出，巴霍罗姆对食物的热爱发自肺腑。这一路如此艰辛，如此漫长，而他还要独自驾车返回。看着他那张奋力咀嚼的瘦脸，我赶紧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美钞。因为我相信，即便在遥远的帕米尔高原，富兰克林先生也能抚慰人心。

2

村里有一个蔬菜大棚、一间卫生所、一所小学。空地上铺着晾晒的牛粪，周围游荡着一些皮肤晒伤但五官可爱的小孩儿。我看到一家小商店，上着锁。我问旁边的人家，商店还在营业吗？那户人家的女儿哗啦哗啦拿出一串钥匙，跟我走出来，打开商店的小门。

货架上只有简单的日用品，还有一些饼干、糖果和罐头。

“有啤酒吗？”

“没有。”

“伏特加呢？”

“卖完了。这周还没人去阿里秋尔进货。”

我环顾四周，心想除了酒，可就没什么值得买的。我走出商店，暗自神伤。这注定将是一个没有酒精陪伴的夜晚。

村里有两只土狗，始终尾随着我，不时用湿漉漉的眼睛打量我。荆棘丛中有羊的尸体，羊皮已经腐烂。地上长满粗壮的黄茅草，点缀着大片的沙砾地。地表被一层镁粉覆盖，阳光一照，像霜凌一样闪闪发光。

附近有两个高原湖泊，分别是布伦库里湖和更大的雅什库里湖。我想去雅什库里湖看看，可是无法走到湖边。干燥的黄茅草地渐渐被许多小沼泽割裂，一脚踩下去就没过了脚踝。

1758年，南疆的统治者大小和卓叛乱，乾隆皇帝发兵征讨。具有决定性的最后一役就发生在雅什库里湖畔——清军最终拿到大小和卓的首级。他们在湖畔竖立石碑，用满、汉、维吾尔三种文字，记述了战役的经过。据说，在最后一战前，大小和卓迫使部族的妇孺，骑着骆驼和马投入湖中，以免落入清军之手。后来，苏格兰探险家爱德华·戈登在《世界屋脊》一书中写道，在这一带的吉尔吉斯人中，一直流传着这个悲恸的传说，而且时常有人听见湖边传来人和动物的呼叫。

平定南疆之乱后，帕米尔高原的大部分地区成为清朝的势力范围。不过到了19世纪，英俄两国的探险家开始不断进入这片荒蛮之地。以印度为基地，英国人的势力逐渐向帕米尔高原渗透。与此同时，俄国人也征服中亚，一路向南推进。

1890年10月，英国探险家荣赫鹏在雅什库里湖畔发现了那块带字石碑——正是清军留下的“乾隆纪功碑”。荣赫鹏摹写了纪功碑上的文字，但石碑随后被俄国人运走，收藏在塔什干博物馆中。石座由于太沉，保留在了湖畔，直到1961年，才交由霍罗格博物馆保存。荣赫鹏之外，邓莫尔伯爵、斯文·赫定、斯坦因等探险家也在著作中提到过这块石碑。

就这样，中英俄三大帝国在帕米尔高原相遇了。只不过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份以严谨的地理知识绘制的帕米尔地图。1892年，沙俄侵入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清政府被迫与之交涉。三年后，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举国哗然。此时，在遥远的帕米尔高原，英俄两国撇下清政府开始划界。会谈地点就在英国探险家约翰·伍德发现并命名的维多利亚湖畔。他们不知道，玄奘大师早就来过那里。在《大唐西域记》里，他将维多利亚湖称为“大龙池”。

那晚，我吃到了鲜美的炸鱼。鱼刺很多，不易剔除。尼索说，如果我用手吃的话，更容易摸到肉里的小刺。她还准备了番茄黄瓜沙拉、土豆面条汤和从奥什运上来的西瓜。我深知，这些食材在这里是多么珍贵，多么难得！

我问尼索，鱼是从哪儿来的？

“从附近的湖里。”尼索说。

苏联时期，布伦库里湖引入了西伯利亚鲤鱼。谁都没想到，这种新物种竟在这里繁衍生息。从那时起，布伦库里湖就以美味的白肉鱼闻名。那些悲伤的历史和传说，最终被美食的兴趣掩盖。

吃完饭后，天黑了下来。温度像落地的石子，骤然下降。尼索送来一壶开水，供我洗漱。这里没有电，也不用蜡烛。我穿上夹克，站在漆黑的屋外漱口。高海拔地区的大气没有任何尘埃，空气清新透明。天空像坠满图钉的幕布，仿佛亿万光年之外还有另一片万家灯火。银河在歌唱，但那歌声又像是我脑子里想象出来的。

我在大通铺上和衣而睡，听着窗外的风声。当我再睁开双眼时，已经天光大亮，又见清晨了。

3

前夜，尼索赶着牦牛回到牛圈。现在，她又把牦牛赶回地里。看到我起床了，她就端来热茶、馕和煎蛋，说她丈夫有辆小面包，饭后可以送我去阿里秋尔。小面包停在墙边，左后轮胎上鼓出一个大包，像是长了一颗肿瘤。

穿越无人区，这样的轮胎真的没问题吗？

尼索的丈夫说没问题。他穿着厚厚的法兰绒衬衫，戴着棒球帽，一缕乱发从耳后冒出来。

早饭后，我们开上搓板路，一路颠簸。太阳像打散的蛋黄，到处是蒙蒙的白光，眼前的景色荒凉而壮美。我发现，帕米尔是一片平缓的高原，而高原之上还有更高的山脉，覆盖着永恒的积雪。

我们开上帕米尔公路，奔向阿里秋尔。巴霍罗姆说过，阿里秋尔是个美妙的地方。可是，尼索的丈夫告诉我，在突厥语里，阿里秋尔意为“阿里的诅咒”。相传，这位先知的女婿途经此地时寒风刺骨，他不由得破口大骂。

阿里秋尔只是帕米尔公路上的一个补给站，散落着两片土黄色的定居点，路边有为卡车司机而设的旅店和餐馆。我让尼索的丈夫把我放到路边的一个小餐馆。这里距离下一站穆尔加布还有六十多公里，我只能坐在餐馆里，等待过路的卡车司机把我捎过去。

我点了一瓶啤酒。高原的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来，照在木头桌子上，照在淡蓝色的墙壁上，蒸得屋子暖烘烘的。大个头的苍蝇在头顶盘旋，蝇头闪着绿光，仿佛在嗡嗡地证明，帕米尔高原上也有蓬勃的生命。

窗外，穿着飞行员夹克的少年无所事事地走过；满脸皱纹的老婆婆背着竹筐捡拾牛粪；有高原红的女人用手遮挡太阳，瞭望远处的山丘。我看到，山丘上散落着一片小小的穆斯林墓地，竖着银色的星月标志。人们在这里出生，度过一辈子，死后也埋在这里。

快到中午时，才有一辆重型大卡车由西向东驶来。我赶紧跑到路边，挥手拦车。卡车的气刹嗤嗤作响，滑行了一段，才在路边停下。司机是塔吉克人，常年跑杜尚别——喀什一线，把中国商品运回塔吉克斯坦。他正在去喀什拉货的路上，答应把我带到穆尔加布。

我与司机语言不通，难以尽到搭车人陪司机聊天解闷的义务。幸好，午后一过，帕米尔公路上出现了些许繁忙的迹象。搭我的司机不时与迎面而来的大卡车交换情报，分享暗绿色的药草。

卡车上视野不错，我一心一意地看着车外的风景：远方棕褐色的山脉，平坦的旷野，红色和黄色的石头，吉尔吉斯人的白色帐篷上冒着袅袅白烟……

五个小时后，我们到了一个岔路口。司机停下车，说他过夜的驻车场在穆尔加布郊外，不经过镇中心，我只能在这里下车。

不远处，穆尔加布河缓缓流淌，掀起涟漪，河滩上散落着低头吃草的马匹。司机指着河水转弯处的一片集镇说：“穆尔加布！穆尔加布！”此时，离太阳落山还有两个小时，那座土黄色的边境小镇沉浸在一片金色光晖中。

从杜尚别一路至此，卡车司机至少走了一个星期，而穆尔加布是进入中国之前的最后一站。他不想进去休息一下？不想到镇上找点乐子？我随即意识到，穆尔加布虽然隶属塔吉克斯坦，居民却都是吉尔吉斯人。对这位塔吉克司机来说，这里不仅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不同。某种程度上，他和我一样，也是异乡人。

我拖着行李，朝着小镇的方向走，很快又拦下一辆小型皮卡。这回，司机戴着吉尔吉斯人的白毡帽。

“帕米尔旅馆。”我说。

这是镇上唯一的一家旅馆，人人都知道。

4

从10月下旬开始，穆尔加布就被大雪覆盖，帕米尔旅馆也闭门歇业。然而，夏天时，这里却是帕米尔高原的“新龙门客栈”，汇集了五湖四海的过客。这些过客大部分是欧洲人，以法国人和德国人居多，几乎都是骑着单车，穿越丝绸之路的疯子。现在，这些人坐在帕米尔旅馆大堂的沙发上，像丛林里的小动物，伸出多毛的爪子，互相试探，倾诉各自旅途的遭遇，顺便在社交媒体上加为好友。

此外，也有一两个日本人和韩国人。他们被“游牧民族”的概念吸引至中亚，却发现自己势单力孤，只好龟缩在大堂一角，戴着耳机，吃着桶装泡面，展示与世无争的东方美学。

我办理入住时，一个韩国男人走过来。他用中文和我说话，还说前台的吉尔吉斯姑娘也会中文——此前他俩一直用中文沟通。

吉尔吉斯姑娘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黑色紧身套头衫，显出柔弱的腰肢。她说，她在上海中医药大学留学，只是暑假回来打工。这解释了她妆容较为时尚的原因。

我问她一般怎么去上海？

她说，先到吉尔吉斯的奥什，再到比什凯克，最后从比什凯克飞往上海。

这里不是距离中国边境只有九十多公里吗？她不会从这里直接过境中国吗？

她没那么走过，看上去也不打算尝试。

“从穆尔加布到中国口岸是一片无人区，”她告诉我，“没有公共交通。”

这时，韩国人凑过来问我：“你对我有意向吗？”

“什么？”

“我是说，你对我有印象吗？我们在比什凯克的旅馆见过。当时还有一个香港女孩。”

我细看他的面孔，一个国字脸的大叔，似乎有点眼熟。他说的香港女孩我倒是记得。她说自己要花一年时间，从香港骑到伦敦。当时，确实有个男人坐在旁边。难道是他？

没想到在帕米尔旅馆的院子里，我又看到了星期三。他的双眼浮肿，好像睡眠不足。他没开他的宝贝帕杰罗，正准备和几个吉尔吉斯人一起，挤一辆越野吉普车去奥什。因为凑不够人数，车已经耽搁了一夜，他预计今晚才能动身。这意味着，即便一切顺利，到达奥什也是清晨了。

“我要去奥什接几个欧洲客人。”星期三腼腆地说，“再作为向导，带他们去瓦罕山谷。”

帕米尔旅馆的院门外，是一条砂石路，对面是一片吉尔吉斯人的棚户屋——土黄色的房子，破损的墙壁，白色的卫星信号接收器。一口水井边，几个吉尔吉斯小孩正在互掷石块。

越过这片棚户区，慕士塔格峰在夕阳中熠熠发光，有如一座圣山。它是喜马拉雅以北的最高峰，号称“雪山之父”。那里就是中国的土地——我这才意识到，我现在离中国已经这么近了。可是，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我就得原路返回杜尚别。我不愿意走回头路，想到要把来时的路重走一遍，顿时就感到心情灰暗。

我走回旅馆大堂，看到经理正为几个欧洲人服务。他身材胖胖的，面相憨厚，像小说里贵族家庭中任劳任怨的管家。等他一闲下来，我就走过去，把我想陆路回国的计划告诉了他。但是他也不确定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此前没人这么走过。

他向我解释了个中原因。穆尔加布建于1893年，最初是俄国在帕米尔的前哨站。直到2004年，这里才开通了与中国边境相连的阔勒买公路。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从这里前往中国仍是一件相当抽象的事。

首先，塔吉克的车牌无法进入中国；其次，所有人都必须去杜尚别办理签证。换句话说，即便是生活在穆尔加布的人，也不得不先长途跋涉到杜尚别，办好签证，再乘飞机到乌鲁木齐。这不仅让大多数商业想法变得无利可图，也让中国显得遥不可及。

我想起那些去喀什拉货的卡车。卡车司机的驻车场就在穆尔加布郊外。我是不是能搭他们的顺风车回国呢？经理说，他可以陪我去驻车场问问。

第二天上午，经理找了一辆车，陪我去了一趟驻车场。那是一个正在沦为废墟的院子，颓圮破败，有几间参差不齐的黄泥土房。一个健硕的吉尔吉斯女人，从土房里走出来，把一盆脏水泼到地上。院子里静悄悄的，只停着两辆卡车。

从一辆卡车上，经理叫醒了睡眼惺忪的司机。他显然没想到有人找上门来。

经理与司机用俄语交谈，然后告诉我说，我可以搭这辆卡车，不过有个问题——中国与塔吉克的边境周末关闭。这天是星期日，司机打算午后出发，在边境口岸过夜。这样星期一开门后就能抢占先机，否则有可能一整天都被迫滞留在高海拔地区。

“口岸处有没有旅馆？”

“旅馆？”司机笑了，露出一颗闪亮的金牙，“那地方怎么会有旅馆呢？我们就睡在车上。”

经理建议我包一辆车。这样我可以明天一早出发，不必在边境过夜。他随即打了几个电话，总算找到一位愿意跑这么一趟的司机。他是旅馆某位工作人员的亲戚。我们谈定车资一百二十美元——快够他半个月的收入了。我不由再次感叹塔吉克斯坦的隔绝：阔勒买是中塔之间唯一的口岸，却没有公共交通，只能高价包车。

5

午后，我去看了那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列宁像。它矗立在一座微型广场上，依旧指点着帕米尔的山河。广场后面是一栋两层的政府建筑，悬挂着总统拉赫蒙的巨幅画像。拉赫蒙原名叫拉赫蒙诺夫，为了推行去俄化政策，将名字中的“诺夫”一笔勾销。在这个小广场上，总统与列宁遥遥相望，中间相隔着漫长的岁月，身后是难以预料的未来。

我又去逛了逛巴扎。穆尔加布的巴扎是一个个集装箱，贩卖从奥什运上来的小商品。我罕见地兴起了想买点纪念品的念头，可是这里实在没有值得一买的东西。我突然想到在兰加尔试过的暗绿色药草。要是能弄一点回国，说不定可以诱骗朋友，说这是阿富汗的大麻。我走进一个卖杂货的集装箱，问有没有那种药草。我万万没想到，药草竟然这么便宜，只花了两块钱就弄到一大包。

等我回到帕米尔旅馆，经理拦住我：“有个德国人也走这条路，想和你结伴而行。我把你的房间号给他了，他说会去找你。”

我在旅馆的餐厅吃了晚餐，然后回到房间喝酒、看书，直到昏昏欲睡。第二天一早，我提着行李，来到院子里，一个欧洲人朝我走了过来。

“听说你也去中国？”

这个德国人个子挺高，圆脸，神态任性得近乎孩子气。他穿着军绿色衬衫和紧身骑行裤，戴着一顶鸭舌帽。他还推着一辆自行车，说自己是从柏林一路骑过来的。我细看那辆自行车时，不由大吃一惊：不是专业的山地车，而是都市休闲的优雅细轮车。

他说自己是“无家可归者”，外加“环球旅行家”（global trotter[Trotter也有“猪蹄”的意思。]）。没有房子，没有固定住址，所有家当就是自行车后面的两个小包裹。他给人一种不务正业的印象，不像严肃的德国人，倒像是拉丁国家的浪荡子。

他坦言，自己确实会说意大利语。他曾结交一位意大利姑娘，为了和她恋爱，学会了这门语言。现在虽然物是人非，意大利语却还能派上用场。他天真烂漫地透露，他目前的生财之道就是翻译意大利语和德语的商业文书，每月只需工作一周，收入就足以维持流浪生活。

我说，他的生活方式招人羡慕。我本以为他会趁机发表两句关于此种人生的格言式见解，谁知他只是开怀傻笑，露出两颗染有咖啡渍的虎牙。等待司机的时间里，我们又聊了一会儿。虽说他的年纪比我大一轮有余，却表现得和初中二年级学生差不多。我松了口气，觉得有这位“环球咸猪手”陪伴，旅途一定不会寂寞。

司机开车驾到。德国人把自行车绑在越野车的行李架上，然后我们钻进车里，向着边境进发。路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差，开始虽有一段柏油路，但很快就被搓板砂石路取代。大地出乎意料地平坦，仿佛是一面浩荡的棋盘，上面没有标志，只有卡车轧出的斑驳印痕。路上完全不见人烟，远处飘着一层淡淡的雾霭，给人一种无限的荒凉感。

我们经过一个陨石坑，有足球场大小。没人知道陨石坑形成于何时。司机把车停下，大大咧咧地走到坑前，拉开拉链，开始撒尿。德国人也觉得有必要留个纪念。他俩撒尿的时候，我沿着坑边勘察，发现一块形如贝壳的碎片。我在书中读到，很久以前，帕米尔高原是一片浩瀚的海床，如今沧海桑田。

快到边境口岸时，道路再度复原为柏油路。这让德国人精神大振，甚至乐观地以为，口岸附近还会有个小商店，我们可以在那里买到啤酒，庆贺一番。

“我还带了下酒的坚果呢！”他开心地说。

事实证明，德国人的想法过于天真。塔吉克口岸一侧排着一条卡车长龙，四周都是亮晶晶的雪山。风吹过山顶时，可以看到飞舞的雪沫，气温也比穆尔加布低了很多。我们直接插队，开到最前面。可是已到午休时间，口岸封闭。司机不愿在此久留，把我们的行李扔在路边，随即扬长而去。我和德国人只好在口岸外跺着脚，抵抗焦躁和寒意。

德国人宽慰我说，他总是暗示自己，旅行就像打游戏，困难就如同游戏中的关卡。比如，我们现在耗在外面，进退两难，而这其实是游戏的设定。我们只需心平气和地想办法，熬过去，就能闯关成功。

为了打发时间，我问他如果自行车在偏僻的地方抛锚如何处理？车胎扎了怎么办？

“我会修车，也带了全套工具，半个小时就能把车修好。”

我又问他，下一站准备去哪儿？

他说，要穿过塔什库尔干，走红其拉甫，进入巴基斯坦，再到印度。

“我可能会在印度逗留数月，去瑞诗凯诗精进瑜伽。”他进一步透露说，他在德国当过瑜伽老师。

“这么说，你的瑜伽水平很高？”我问。

“旅馆前台的吉尔吉斯女孩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对她说，我能平躺下来，用双脚把你整个人顶起来。”

我心想：“这难道不是误入歧途，堕入了魔道？”

这时，一个荷枪实弹的塔吉克士兵走了出来，抬起道闸，身后的卡车纷纷点火。

我们走进一间小平房，办理手续。德国人的护照很快就出来了，我的却滞留许久。排在我后面的是两个在喀什打工的河南司机。递交护照时，他们顺便也将钱塞了进去。

我这才恍然大悟：“必须要给钱吗？”

“不给的话，他们不给我们办。”

我问他们车里运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说，花岗岩。

“石头？”

“对，这边的石头比国内便宜。”

“可算上运输成本和贿赂呢？”

河南司机令人心碎地一笑：“就是赚个辛苦钱。”

德国人站在平房门口，捧着一袋开心果，吃得正欢。每当果壳攒了一手，他就哗啦一声，全部扔在地上。我心情不悦地走过去，一边吃开心果，一边猛扔果壳。直到小平房里有人走出来，把盖了章的护照递还给我。

中国边检的房子十分高大，设备相当高级，我的药草就在这里惨遭收缴。

“你还用这个？这是他们卡车司机提神用的吧？”那位负责安检的士兵说，“这个不允许带入中国。”

“走这条路的中国人多吗？”我问。

“旅游的？”

“对。”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

从边检下山，还要穿过一段十五公里长的无人区。士兵拦了一辆卡车，让塔吉克司机把我们捎下去。

虽说是无人区，但中国一侧的公路平坦顺畅，还能看到在山间四处游荡的山羊。德国人不时感叹：“要能一路骑车下去多好！”

我们到了山下，回头眺望，发现中国一侧的帕米尔风光更好。在塔吉克斯坦，我们是在高原之上，因此不觉山高。可是回到中国，海拔骤降，慕士塔格峰拔地而起，壮美异常，宛如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我们居然是从那边下来的！”德国人惊叹道。

道路是深黑色的柏油路——笔直、平坦、充满超现实感。沿着这条公路，向北走是喀什，向南走是塔什库尔干。

“所以，你去哪儿呢？”德国人问我。

“对我来说，去哪儿都一样。”我说。

我们握了握手，有点正式的握手，就像两个共享过秘密的陌生人。之后，德国人跨上自行车，向南骑去，而我站在公路边，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消失不见。

我伸出大拇指，等待任何一辆愿意停下来的汽车，把我带往任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