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很少有哪座城市神秘得如同幻影。

撒马尔罕曾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庞大帝国的首都。但与开罗、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不同，它深锁于内陆深处，对东西方来说都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缘。16世纪以来，战争、劫掠和地震，几乎使它变成一座鬼城。丝绸之路的中断，更是令整个中亚成为一个黑洞。在历史的迷雾中，撒马尔罕沉睡了数个世纪，造访过这里的旅行者屈指可数。

撒马尔罕成了人们想象中的“亚特兰蒂斯”。歌德、济慈、亨德尔全都幻想来到这里。直到20世纪初，英国诗人詹姆斯·弗莱克还在诗剧《哈桑》中写道：“出于对未知领域的渴望，我们踏上了通往撒马尔罕的黄金之路。”好像他笔下的商人不是去做生意，而是去探索神秘的未知。

我回到塔什干，从那里前往撒马尔罕。M39公路一路向西南延伸，连接着撒马尔罕、沙赫里萨布兹，直至阿富汗边境。1895年，横跨锡尔河的铁路将塔什干、撒马尔罕和里海大铁路连在一起。然而，期望中的通商没有出现。如今，这里是大片的棉田，沿线散落着加工棉花的工厂。

跨过锡尔河后，周围变得愈加荒凉。这片干燥的土地被俄国人称为“饥饿草原”。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大师也写到过此地：道路消失在无尽的荒漠中，只有跟随前人和骆驼的尸骨，才能辨别方向。

赫鲁晓夫的“拓荒运动”改变了这里。我所经过的棉田、农场和城镇，无不是苏联时代的产物，并且依然沉浸在那样的氛围中。那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景象：既衰败不堪，又生机勃勃。我看到几只白鹭在电线杆上筑巢，但没人知道它们为何会出现在那里。

午后，我乘坐的面包车抵达吉扎克。这里曾是丝绸之路上的十字路口，控制着从费尔干纳山谷前往撒马尔罕的咽喉，因而有“钥匙”之意。如果从浩罕一路向西，穿过塔吉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山谷，就可以方便地抵达这里。然而，因为边界问题，我不得不绕上一个大圈子。

乌兹别克人告诉我，吉扎克有两样东西闻名。首先，它是苏联时代乌兹别克总书记拉希多夫的故乡，至今保留着以拉希多夫命名的广场、学校和街道。拉希多夫统治乌兹别克二十四年，他最喜欢的口头禅是“为了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威望和嘱托”。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大肆虚报棉花产量，并以此作为资本，巩固权力，中饱私囊。

80年代初期，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腐败案终于暴露。调查从1983年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前夕。一万八千名党员被开除，涉案金额高达六十五亿美元。然而，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戈尔巴乔夫发现案件早已牵涉到苏联的权力核心。为了稳定政局，他不得不亲自终止调查。苏联大厦崩塌后，棉花腐败案也最终不了了之。

对乌兹别克人来说，拉希多夫依然是英雄。尽管他贪婪、腐败，统治手段堪比黑手党，可他毕竟欺骗的是莫斯科。那些通过棉花骗来的钱，大部分被拉希多夫的党羽瓜分，但还是有九牛一毛用于改善民生。在拉希多夫之前，吉扎克只是一个偏僻的定居点。在他统治期间，这里变成了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甚至一度传言要取代塔什干，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

穿过拉希多夫大街，我去了当地一家著名的包子铺。吉扎克的巨型烤包子是第二件闻名遐迩的东西，而且远比拉希多夫更符合我的胃口。吉扎克烤包子有正常烤包子的三四倍大，不是小吃，而是正餐。我走进包子铺，只见院中葡萄架下摆着餐桌，坐满了正在吃包子或等待吃包子的当地人。

包子的外皮烤得很酥。用刀切开后，冒着热气的羊油瞬间就涌了出来，流得满盘子都是。据说，判断烤包子好坏的真正标准，就是看油脂往外流溢的程度。从这个角度看，吉扎克的烤包子没有让人失望。

带着油脂蒙心的眩晕感，我再次上路。离开吉扎克后，汽车和火车都要沿着吉扎克河前进。我很快陷入昏沉的睡意，直到面包车突然停下，罗圈腿的司机告诉我，“帖木儿之门”到了。

到了这里，不可一世的帕米尔高原已经逐渐势弱，而帖木儿之门其实是一道打开的缺口。几个世纪以来，突厥和蒙古的游牧部落，都是从这里进入肥沃的泽拉夫善河谷。谁掌控这道大门，谁就获得战争的主动权。据说，由于某次战役太过激烈，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吉扎克河的河水变成了红色。如今，巨石拱廊上刻满花花绿绿的涂鸦。我试图从中找到传说中帖木儿时代的题刻，看到的却只有乌兹别克人的“到此一游”。

夜幕开始降临。穿过棉田的海洋和身份不明的城镇，我坐的面包车终于驶入一片毫无个性的郊区。街上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汽车按着喇叭，杂乱的电线在头顶织出一张网。我突然意识到，在这黯淡、破败的外壳里，就坐落着那座古老的城市——撒马尔罕。它像一件声名远播的珠宝，被太多人注视过、议论过、觊觎过。

与塔什干相比，撒马尔罕人的面部线条更硬朗，有着波斯式的高鼻梁，穿着却更落伍。他们是塔吉克人，讲塔吉克语。撒马尔罕自古就是塔吉克人的城市。

窗外的小山上，出现几座清真寺青绿色的圆顶。那是夏伊辛达——撒马尔罕最神圣的陵墓群。六年前，我也是在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傍晚，参观了那里。当时，游客已散，偌大的夏伊辛达如同一座空荡荡的剧场。

那一次，我住在一家巨大的未来主义风格的苏联酒店里。大堂阴暗无比，孤独地摆着几张棕色皮沙发。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和导游玛利亚坐在沙发上聊天，谈着各自想象中的未来。后来，玛利亚辞去了导游工作，去了美国。如今她在一家广播电台工作。

酒店依然矗立在那里。暮色中，依然如一座未来主义的宫殿。然而，我惊讶地发现，它已经彻底倒闭。茶色玻璃大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大锁，地上飘满落叶。

六年时间，究竟可以让一座古老的城市发生何种改变？

2

阿夫罗夏伯，位于撒马尔罕新城的东北方，是这座古老城市的发源之地。它与波斯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阿夫罗夏伯”就取自当地一位波斯国王的名字。在菲尔多西的史诗《列王纪》中，这位国王以凶狠残暴却勇猛智慧著称。

我走在破碎的土山上，杂草和石块之间就是宫殿的遗址。厚实的墙壁深入地表之下，却依然可以分辨出大堂、房间和走廊。它俯瞰着泽拉夫善河的支流，远处的帕米尔高原在深秋的空气中闪着光。

住在阿夫罗夏伯的居民是粟特人。他们擅长商贾买卖，是天生的生意人。在中国的传说里，粟特人会把蜂蜜涂在婴儿的嘴唇上，这样他们长大后就能巧舌如簧。

唐代时，大量粟特人来往于丝绸之路。西安、洛阳、甘肃、河北，乃至山东半岛上，都有粟特人的身影。那位后来把大唐帝国搅得天翻地覆的安禄山就是粟特人。唐人姚汝能编撰的《安禄山事迹》中说，安禄山能讲九种语言，多智谋，善人情，最初在唐朝边境城市营州担任商贸翻译。

安禄山会跳“胡旋舞”——这种舞蹈正是撒马尔罕地区的绝技。唐玄宗时，撒马尔罕的统治者把许多胡旋女作为礼物送到唐朝。这些粟特女孩穿着锦缎做成的绯红袍、绿锦裤、红鹿皮靴，站在转动的大球上，做出各种令人叹服的旋转动作。据说，杨贵妃也学会了这种舞蹈，而这被诗人白居易和《新唐书》的作者视为“天常将乱”的征兆。

1220年，成吉思汗的铁骑摧毁了这里。从此，眼前的土地湮灭于历史。当年的宫殿被埋在了地下，渐渐被后人遗忘。直到19世纪80年代，俄国考古学家才开始在阿夫罗夏伯的废墟上进行挖掘。他们的考古发现陈列在阿夫罗夏伯附近的一座大理石博物馆里。

我花时间参观了这座博物馆。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是丝绸之路留下的遗迹。中国人的丝绸和瓷器传入这里，而粟特人则将制造玻璃和酿造葡萄酒的技艺传入中国。东西方的珠宝、首饰、钱币在这里荟聚，还有用骨头精心雕刻的下棋者。他们的形象让我想到唐代酒馆中的“醉胡人”——那是一种头戴宽檐帽、高鼻梁、蓝眼睛的木偶，用来表示喝醉的胡人。当这种木偶跌倒时，坐在它跌倒方向的客人，就必须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

粟特时期的壁画也部分保存了下来。由于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阿拉伯人将壁画人物的眼睛刮了下来。然而，这些壁画的笔触堪称精良，颜色历经千年依然鲜艳。那时正是中国的唐朝，也是粟特文明最鼎盛的时期。

我仔细审视着那些壁画，其中一幅展现的是万国朝拜的盛景。撒马尔罕的君王高坐在宝座上，身穿华丽的长袍，戴着精美的饰物，各国使节纷纷献上各自的珍宝：有捧着丝绸的唐朝人、长发的突厥人、梳着辫子的高句丽人和来自帕米尔高原的游牧首领……当年的撒马尔罕，远比今日繁华。

在另一幅壁画上，我看到一位骑在白象上的公主，身后是一队骑在马上或骆驼上的随从。还有一幅壁画的主题是唐朝的宫廷。我惊奇地发现，壁画的主角竟然是女皇武则天：她坐在龙舟上，一边欣赏着西域琵琶，一边观看岸上的骑兵追捕一只猎豹。

在宋徽宗收藏书画的目录书《宣和画谱》中，曾提到以描绘游牧者形象和狩猎场面闻名的唐代画家胡瓌、胡虔父子，以及阎立本所画的进贡者躬身致礼，将百兽之王狮子贡献给唐朝皇帝的《职贡狮子图》。美国汉学家薛爱华认为，在唐代，以外国为主题的绘画，激发出来的是一种屈尊俯就的自豪感。然而，当我看着眼前的粟特壁画，我也体会到其中所洋溢的自豪感。在丝绸之路的两端，粟特人和中国人都处于各自文明的巅峰，那种自豪感或许更多的是相互的、并存的。

阎立本的《职贡狮子图》没有流传下来，如今已不可见。不过，在粟特人的壁画上，我还能依稀想象阎立本描绘的场景——胡人、猛兽、帝王。

3

在撒马尔罕的日子里，我数次经过雷吉斯坦广场。我还记得六年前第一次走过这里时内心的震动。它的确不同于我熟悉的那套宏伟叙事——既不是东方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而是伊斯兰世界的、中亚的。

帖木儿曾经说：“如果你不相信我们的力量，就请看看我们的建筑。”某种程度上，他的建筑证明了他的力量。在东征中国明朝的路上，他突然死于伤寒。走在雷吉斯坦广场上时，我总会玩味一个念头：如果帖木儿没有病死，他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历史难以假设，但我很高兴帖木儿没能完成他的使命。他的继承人兀鲁伯放弃了东征，转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天文学研究和撒马尔罕的城市建设上。

如今，雷吉斯坦广场上有三座经学院。西面的兀鲁伯经学院是其中最古老的一座，完工于1420年。一百年后，帖木儿的曾孙巴布尔曾站在经学院的屋顶，指挥军队驱逐进犯的乌兹别克部落。巴布尔最终兵败，流亡印度，乌兹别克人成了雷吉斯坦的新主人。

乌兹别克人推倒了兀鲁伯经学院对面的大旅店和托钵僧宿舍，建起另外两座经学院。其中一座经学院以怒吼的猫科动物为装饰。它看上去像是一只老虎，实际上是想画成狮子。乌兹别克人并不在意，因为他们仅仅是想借此彰显自己的权势，顺便无视一下伊斯兰教禁止绘画动物的规定。另一座经学院也很奢华，绘有光芒四射的太阳和花朵，还以大量金叶点缀穹顶。它的名字颇为直白，意为“穹顶覆盖黄金”。

雷吉斯坦广场曾是整个中亚的中心，可当我穿过高耸的拱门，走进经学院的庭院时，广场带给我的幻觉瞬间消失了。这里的一切近乎朴素，仿佛掀开幕布，走到后台——没有太多装饰，没有任何炫耀，墙缝中长着杂草，门梁上落满灰尘。我意识到，经学院的使命早已结束：这里过去是学生宿舍，如今变成了贩卖纪念品的小铺。

塔吉克商贩操着各种语言吆喝着，但已经没有了粟特祖先的说服力。很少有游客会对那些同质化的围巾、盘子或冰箱贴产生兴趣。我走进了几家商铺，仅仅是因为主人太过热情，拉客声近乎悲壮。

一位中年女店主告诉我，她已经在这里干了十多年。她逐一向我推销所卖的东西，从较贵的首饰，到便宜的餐具，然而无一让我产生购买的冲动。最后，迫于无奈，我从角落里抽出一本苏联时代的画册。

画册的印刷质量十分粗糙，以至于那些19世纪的老照片看上去更加古老。我发现，一百多年前，雷吉斯坦广场已经形同废墟。18世纪的战争和地震让撒马尔罕变成了一座空城。在时间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武功，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画册介绍了苏联人重建雷吉斯坦广场的过程。除了给一座经学院加上一个原本没有的蓝色圆顶，他们干得不错。但是，雷吉斯坦广场达到今天的修复程度，还要归功于乌兹别克人自己。独立后，乌兹别克人抛弃列宁，选择帖木儿作为民族代言人。为了使帖木儿的首都再度成为一张骄傲的名片，就势必要恢复撒马尔罕的荣光。

一天晚上，我又一次经过雷吉斯坦广场。这里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灯光秀。经学院的外墙变成巨大的幕布。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帖木儿骑着战马呼之欲出，仿佛正在杀向那些交了十五美元的外国老年观众……

雷吉斯坦广场很大，很少人会费力地绕到它的后部。一次，我偶然走到那里，看到一座大理石平台，上面竖着几座昔班尼时代的墓碑。昔班尼才是乌兹别克人的真正祖先。他驱逐帖木儿的后裔，占领了撒马尔罕和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然而，他的墓地却几近破败且乏人问津。原因既简单又凄凉：一旦确认昔班尼的祖先身份，帖木儿帝国的辉煌也将不再属于乌兹别克人。

雷吉斯坦广场的东北方，矗立着比比哈努姆清真寺——这是唯一保存下来的、由帖木儿亲自督建的建筑。1404年10月，西班牙使节克拉维霍来到这里，惊叹于这座清真寺的恢弘。然而，帖木儿却认为它的拱门太低，难以匹配他的战功。

他下令将整座清真寺毁掉重建。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会待在这里，像工头一样，监督工程进度。克拉维霍在回忆录中写道，帖木儿会命人煮熟肉块，像喂狗一样，直接抛给下面的工匠。这些工匠来自波斯、伊拉克、阿塞拜疆。为了建造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帖木儿集中了全国的力量。克拉维霍说，当帖木儿对工程感到满意时，他会直接将金币扔给那些泥瓦匠。

事实证明，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并不如看起来的那样坚固——正如帖木儿的帝国。刚刚建成不久，石块就开始从穹顶坠落。人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工期实在太紧。地震加速了清真寺的损毁。在1897年彻底坍塌之前，这里是沙皇骑兵的马厩。

在庭院内，我看到一座灰色大理石读经台，上面曾用来陈列《奥斯曼古兰经》。一个中国旅行团也在这里，穿着紫色冲锋衣的中国女孩正以破败的清真寺穹顶为背景拍照。她伸展手臂，摆出一个展翅欲飞的造型。我听到乌兹别克导游说，“比比哈努姆”的本意是“大老婆”，这座清真寺是帖木儿的中国大老婆下令修建的。

他接着说道：“那位建筑师疯狂地爱上了帖木儿的中国大老婆，提出如果不吻她一下，清真寺就无法完工。帖木儿发现了这一切，处决了建筑师，并下令女人从此戴头巾，这样就不能再诱惑别的男人了。”

导游的讲解引起了一片笑声，也让那个拍照女孩的姿势更加自信。虽然帖木儿的大老婆叫萨莱·穆尔克·哈努姆，是一位察合台公主，而且她当时早已过了诱惑建筑师的年龄。

4

帖木儿的死的确与中国有关。1404年冬天，他带领二十万大军远征中国。那年的天气异常寒冷，在穿越哈萨克草原时，很多士兵和战马冻死在路上，帖木儿也身染风寒。1405年2月，帖木儿病逝于讹答剌——我后来专程去了那里——他的尸骨则安葬于撒马尔罕。

我来到古里·阿米尔——帖木儿的陵寝。阳光透过格子窗射进来，从穹顶到墙壁全都镶嵌着金叶。墙壁上那些看似抽象的图案，实际上是“真主至大”的古阿拉伯文。整座灵堂就像一座刻满经文的立体经书。

人们络绎不绝地涌入灵堂。乌兹别克人的脸上带着敬畏之色，不时做出祈祷的手势。外国游客则是一种探秘般的神色——他们走进了帖木儿的陵寝，这个几乎可以与阿提拉和成吉思汗相提并论的征服者、恐怖的代名词——如今就躺在眼前那座窄小的黑玉石棺材里。

我坐在灵堂墙边的石凳上，试图让自己陷入某种历史情绪中。一些陈词滥调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包括“人固有一死”“再伟大的征服者也将化为尘土”等。但我明白，这些想法毫无意义。我更欣赏的是苏联科学家格拉西莫夫那样的考古精神。

帖木儿的棺材上刻着“我若活着，必令世界颤抖”的名言。当地人传说，移动帖木儿的尸骨，必将带来巨大的灾祸——比帖木儿生前造成的灾祸还大。但是，1941年6月22日深夜，格拉西莫夫的考古队还是打开了帖木儿的棺材。

在一张当年的黑白照片里，我看到格拉西莫夫身穿白衬衫，将袖子高高卷起，露出结实的小臂。他手捧帖木儿的头盖骨，脸上挂着唯物主义者的微笑。他的身边是六位同样微笑的助手。明亮的考古灯打在他们的脸上，好像他们在集体欣赏一件刚出土的稀世珍宝。第二天，天刚亮，希特勒对苏联开战的消息就传来了。

然而，考古仍在继续。格拉西莫夫以实证主义的精神，解剖了帖木儿的尸骨。他的头盖骨上还沾着红色的毛发，身高大约一米七，高于当时突厥人的平均身高。他的右腿受过刀伤，这证实了“跛子帖木儿”的外号。此外，他的确死于肺炎。

通过头盖骨，格拉西莫夫还原出帖木儿的形象，并塑造了一座青铜头像。帖木儿有两道倒竖的眉毛，颧骨突出，鼻翼两侧长着两条凶悍的法令纹。他看上去有点像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农民领袖。这或许是因为，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画像大都受到苏联美学的影响。

走出古里·阿米尔，混乱的大街立即将我吞噬。我思考着为什么六年前来到这里时，我会留下一个冷清的印象。我记得，大街上空空荡荡，路灯摇晃着树影。玛利亚走在前面，戴着一顶乌兹别克小花帽。我走在后面，极力想跟上她的步伐。我们刚离开夏伊辛达，暮色中的陵墓群让人心生悲冷。

某种程度上，那也正是撒马尔罕给我留下冷清印象的根源：它就是一座古代文明的坟冢、一片漂亮的陵墓群。历史留下的一切遗迹，都已经与今天的撒马尔罕没有任何瓜葛。作为旅行者，我只是机械地从一个遗迹，移动到另一个遗迹，试图从每个遗迹中眺望到一点遥远时代的微暗火光。或许，这就是玛利亚最终放弃导游职业的原因。她已经厌倦谈论那个已逝的撒马尔罕，那个与今天断裂的过去。

带着一种怀旧的渴望，我穿过雷吉斯坦广场，走向夏伊辛达。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汇入了一条前往夏伊辛达的“小溪流”。大部分是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女人穿着传统服饰，男人戴着帽子；少部分是像我这样的游客，身边伴着说英语、法语的导游。

夏伊辛达也是一片陵墓群，埋葬着兀鲁伯时代的王妃贵族。每一座陵墓的设计都颇为优雅，拥有光滑的马赛克瓷砖和蓝绿色的穹顶。一座八角形的陵墓完全是阿塞拜疆式的，这也说明了帖木儿帝国的疆域曾有多么广大。

2005年，这些陵墓被政府修缮一新。很多人认为，它的美丽大打折扣。在《篷巴拉克历险记》里，儒勒·凡尔纳曾经借一位法国旅行记者之口，赞颂过夏伊辛达当年“无法描述的美”。这位法国记者通晓多国语言，乘坐跨越中亚的火车前往北京。他说：“即便我将文字、马赛克、山墙、拱梁、浮雕、壁龛、珐琅、斗拱都串在一个句子里，画面依然是不完整的。”

每一座陵墓同时也是一座小型清真寺。我看到一些塔吉克人坐在陵墓旁的长凳上，正跟随一位业余毛拉唱诵阿拉伯经文。那是一个穿着皮夹克的中年男人，有着线条分明的脸部轮廓。祈祷结束后，我们聊起来。他告诉我，他只是普通的穆斯林，自学了阿拉伯语和那些抑扬顿挫的祈祷文。他在这里带领大家唱诵，每个人会给他一点小钱。

“一个人几百苏姆，”他说，“但我并不是为了钱。”

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参拜库萨姆·伊本·阿巴斯之墓。它就在台阶的尽头。伊本·阿巴斯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亲。676年，他最早来到撒马尔罕，传播伊斯兰教。他惹恼了这里信奉拜火教的粟特人。在伊本·阿巴斯祈祷之时，粟特人砍下了他的头颅。他的棺材上镌刻着《古兰经》中的一句话：“那些因信奉安拉而死的人并没有死去，他们还真实地活着。”这也成为夏伊辛达命名的来源：活着的国王的陵墓。

蒙古人摧毁了撒马尔罕，却保留伊本·阿巴斯的陵墓。1333年，伊斯兰世界的“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这里，发现夏伊辛达依然神圣。他在游记中写道：每个星期四和星期日的晚上，撒马尔罕的居民都会来到这里，来到伊本·阿巴斯的墓前，带着献祭的牛羊、迪拉姆和第纳尔[迪拉姆和第纳尔为古代货币。]。

在夏伊辛达的历史上，只有苏联时期是一个例外。这块宗教圣地被改为了一座反对宗教的博物馆。不过，那位业余毛拉告诉我，即便在苏联时代，还是有人来到这里，聚集在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周围，静静祈祷。

我沿着石阶，穿过拱廊，进入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和众人一样，我也透过木栅栏，观看伊本·阿巴斯的棺木。在我身后，一排朝圣的妇女坐在墙边的长凳上。她们全都戴着头巾，却难掩长途旅行的疲劳。她们轻声祈祷着，不时向天上举起双手。

在她们中间，只有一个年轻的女孩没戴头巾。她穿着红裙子，套着一件斗篷般的夹克。她精心化了淡妆，戴了耳环，看上去只有二十岁出头。后来，她告诉我，她来自塔什干，在一所大学里学习哲学和宗教。她有很多老师是巴基斯坦人和印尼人，她们都戴头巾。

“你以后会戴头巾吗？”我问。

“我在考虑，”她说，“我想等我对宗教有了更深的了解后，再做决定。”

我们走出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分手告别。我注视着她的背影慢慢走下台阶，那抹红色最终融入周围的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