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夏伊辛达出来，我吃过简单的晚饭，然后去了一家兼做酒吧的咖啡馆。吧台上只坐着两三个人，卡座里还有两对窃窃私语的情侣。女招待留着朋克头，穿着黑色T恤，露出小臂上的纹身。我点了一杯啤酒，问她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跳舞。她想了想，拿出纸笔，为我画了一张简易地图。

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个英国男人。他来到乌兹别克斯坦已经一周了。和我一样，他的下一站是布哈拉。他想看看那座著名的绿洲城市。1842年，两位英国军官在布哈拉被残酷虐杀（虐待和行刑的过程都相当匪夷所思），成为“大博弈”时代的注脚。在英国，此事的轰动效应不亚于鸦片战争之于中国，布哈拉因此成为“野蛮”和“暴政”的代名词。

“实话跟你说，至今想起那段历史，我仍然会觉得心里有点发毛。”英国人说，“在其他地方，我会想去找点乐子。在这里，能喝上一杯啤酒就已经满足。”

我打了一辆黑车，去了女招待推荐的舞厅。相比塔什干，撒马尔罕的舞厅保守很多。这里没有舞女，只有一杯杯喝着伏特加的年轻人，舞池中扭动的男女衣着相当平常。

然而，一旦发现有外国人混入，他们就围了过来。我很快被邀请喝一杯伏特加。当我一饮而尽后，更多的伏特加就源源不断地送了上来。

很快，我发现自己来到了舞池中央。一个大胆的女孩走到我面前，扭动着屁股，周围响起一片兴奋的口哨声。我又被拉回到桌边继续喝伏特加。如今，那东西喝起来就像白开水。我们一杯杯地喝着伏特加，直到准备离开。

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乌兹别克人要开车送我回旅馆。此前，我们俩干了不少次杯。我想，还是不坐他的车为妙。可是他看上去很清醒，而且态度颇为坚决。我们走出舞厅，撒马尔罕的夜色如水。我坐上他的破拉达，飞驰在早已空无一人的街上。我最后的记忆是，我们在旅馆门口互相握手，称兄道弟，感到中乌友谊又到达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第二天，我坐在经沙赫里萨布兹、前往布哈拉的车上，回忆着昨夜的情景。酒精就像老鼠，把后来的记忆啃得模模糊糊。透过窗户，我看到荒凉的城镇，人们的面孔也变得模糊。

沙赫里萨布兹是帖木儿的故乡，唯一保留下来的是帖木儿夏宫的残破拱门。人们原本可以顺着楼梯登上拱门，但是太多年轻人选择在这里自杀，楼梯已经禁止攀登。

我在一家叫“上海”的餐厅吃午饭，点了“上海炒肉”。炒肉很不上海，我想老板可能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贾拉拉巴德。那里靠近乌兹别克，有一个区域就叫“上海”。

老板笑眯眯地走过来。他是一个身材胖大、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男人。他告诉我，餐厅之所以叫“上海”，是因为他真的去过一次中国上海，并深感那里的美妙。他一回来就开了这家餐厅。除了经营常规的乌兹别克风味，也做兼具“上海风情”的小炒肉。我环顾四周，发现这家餐厅的生意竟然不错，而且不乏年轻男女。在帖木儿的故乡，上海也像纽约一样，成为一种浪漫想象。

离开沙赫里萨布兹，面包车穿行在近乎白色的沙漠中。我不时看到运送棉花和巨石的卡车，蹒跚地行驶在荒僻的公路上。我闭上眼睛，倾听引擎转动的声音。等我睁开眼睛，周围依旧荒凉。除了一条破碎的公路，看不到任何可以辨别方向的参照物。罗马历史学家曾经惊叹于当地人的本领：他们依靠沙漠上空的星星指路，如同大海上的水手。

正是这无边无际的沙漠，阻隔了布哈拉，成为最难逾越的屏障。1554年，阿斯特拉罕王朝被俄国人吞并，其王室成员逃至布哈拉汗国，后来统治了这里。此时丝绸之路已经绝迹，逊尼派的布哈拉又与什叶派的波斯不睦，布哈拉由此陷入数个世纪的隔绝。其间有短暂的繁荣，也有政权的更迭，但在历史长河中就像几朵不起眼的浪花。更多的时候，布哈拉是残暴、衰落和奴隶市场的代名词。然而，没有一种力量可以轻易占领这里。俄国也仅仅是将布哈拉变为自己的保护国。

朝着落日的方向，我进入布哈拉的新城。在火车站附近，我看到布哈拉最后一任埃米尔为沙皇兴建的宾馆（当时火车线路刚刚开通）。那是一座保存完好的西式建筑，很像四季酒店会用来改做奢华酒店的地方。然而，沙皇从没来过这里，西方资本也一样。苏联时代，这里被当作图书馆、学校、幼儿园，如今则是一片死寂。高大的栎树晃动着枝叶，成群的乌鸦在树梢间盘旋着，怪叫着，准备度过又一个夜晚。

记忆中，六年前的布哈拉还有所谓的夜生活，如今却到处萧索。我问了司机几个我上次去过的地方。无一例外，全都关门大吉。沙漠的气候也异常诡异，昨天还是二十五度，今天就骤降到五度。同车的一位旅客，显然受够了这一切，决定立刻结束旅行。但是，无论飞机票还是火车票，全都售罄——布哈拉依然给人困守一隅的印象。

我住进城外一家现代化旅馆，但大堂昏暗，好像慢性电力不足。走廊里铺着传统的红色地毯，房间则是上世纪90年代风格，有种禁欲主义的朴素。我从吧台上翻出一袋包装可疑的花生，吃了。我拉开窗帘，发现布哈拉老城的剪影就像一幕古典话剧的布景。偶尔有破旧的汽车呼啸而过，引擎声回荡在暗夜上空。除此之外，布哈拉一片寂静。

2

早上，我漫步在布哈拉迷宫般的小巷中。这座中世纪的老城，像活化石一样，至今有人居住。那些石灰色的房子，有的经过翻修，有的已经破败。紧紧关闭的雕花木门，像沉默不语的嘴巴，却偶尔从门缝中透出杯盘声和低语声。我不时看到一些穿着花色长袍，戴着头巾的女人，或是头戴羊皮帽子的男人。他们的五官难掩伊朗人种的特色，让我想起布哈拉其实也是一座塔吉克人口占多数的城市。

然而，人们的身份认同是模糊而游移的。他们说塔吉克语，但与塔吉克斯坦无关。长久以来，布哈拉人的身份认同完全建立在这座城邦的基础上。他们是生活在布哈拉的，说塔吉克语的人——在斯大林划分民族与国界前，这是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印象。

我偶然走进一座经学院，发现这里已经改为纪念品商店。一个漂亮、高挑的塔吉克女店主叫住我，让我看她卖的围巾。她长得很像伊朗电影中的女演员。显然，她对自己的容貌也很有自信。她一条条地拿下围巾，试戴给我看，从始至终注视着我的眼睛，完全没有一丝羞涩和做作。我站在那里，发现自己完全是在欣赏眼前的模特，而不是那些围巾。

“你一定是塔吉克人。”我带着一丝恭维的口吻说。

“不，我是乌兹别克人。”

“但是我刚才听到你在说塔吉克语。”

“对，但我是乌兹别克人。”她打量着我，仿佛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怪人。

“这里，”她用手比划着，“是乌兹别克斯坦。”

显然，她说塔吉克语，但国籍上是乌兹别克人。显然，我知道这里是乌兹别克斯坦。但是，我们支离破碎的外语，都不足以把这件事情的微妙之处掰扯清楚。

于是，我以国际通用语言——美金——付款买了一条围巾，然后离开经学院。

在一片水池边，我找了一张长椅坐下。这里是Lyabi-Haus，在塔吉克语中意为“池塘周边”。它的中心是一座蓄水池塘，建于1620年，曾经是布哈拉最主要的饮用水来源。

在20世纪初的黑白照片中，这里充满世俗生活的喧闹。水池周围遍植着桑树，树荫下是人声鼎沸的露天茶馆。人们坐在木榻上聊天、下棋、发呆，茶馆的伙计穿梭其间，托着一壶壶刚沏好的绿茶。有钱人家会雇用专业挑水工，用巨大的羊皮水壶取水，然后驮到小毛驴的背上。然而，由于不能经常清洁，水池也成为瘟疫的主要来源——这导致布哈拉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二岁。

如今，桑树依然倒映在平静的水面上，周围依旧是茶馆。苏联人清理了淤泥，重新注满水池，只是人们已经无需再在这里取水了。

六年前，我也来过这里。那天的天气出奇温暖，我坐在露天茶馆的木榻上，感受到中亚旅行中久违的惬意。那些泡茶馆的“死硬派”大都会带上自家的茶壶。他们一大早过来，一直待到傍晚，就像准点的上班族。

我记得，其中一位老人面容庄严，穿着苏联的军服，上面挂满奖章。在玛利亚的帮助下，我们聊了起来。老人告诉我，他是苏联卫国战争的老兵，在乌克兰的第聂伯河畔参加了对德军的反攻。

“我属于朱可夫将军的部队。”他说，已经黯淡的瞳仁突然闪烁出光芒。

这一次，仍然有一些老人坐在那里喝茶。他们穿着大一号的灰色西装，戴着方角小帽。几个人围在一起聊天，还有两个人在下双陆棋。但是，与六年前相比，人明显少了很多，那位穿军服的老人也已不在其中。

附近的一家纪念品摊位，贩卖苏联时代的遗物：军帽、皮带、硬币、望远镜、军用水壶……货架上挂着几件落土的旧军服，上面全都挂满奖章。那位老人是否还健在？他的军服，连同那些奖章，是否最终也会挂在这里，成为无人问津的商品？在这里，苏联纪念物是如此之多，而且便宜得惊人。谁又能想到它们曾是一代人的荣誉和骄傲？是那些人用生命加以守护的珍宝？

这时，纳迪尔·迪万别基经学院门前，迎来了这天第一批拍摄婚纱照的情侣。他们在经学院的拱门前相拥而立，伊斯兰的繁复图案成为幸福时刻的背景。拍照完毕后，他们径直绕过茶馆，走到一家卖咖啡的店铺前，每人要了一杯拿铁。我搜寻着记忆——是的，六年前，这里也没有咖啡店。

仿佛为了安慰一个旧地重游的旅行者，我发现纳斯尔丁的骑驴雕像还在那里。纳斯尔丁是苏菲派的智者，在中国则被称为“阿凡提”。很多民族都认为纳斯尔丁属于自己，布哈拉人就认为纳斯尔丁生活在布哈拉。苏联电影的奠基人雅科夫·普罗塔扎诺夫也拍摄过《纳斯尔丁在布哈拉》的电影。

实际上，纳斯尔丁出生在今天的土耳其。他生前游走过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地方。他之所以为人铭记，除了因为他的智慧，更因为他被传曾反抗蒙古人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我发现，从阿拉伯到中国，那些流传着纳斯尔丁故事的国家，不少都遭受过蒙古人的侵袭。

3

成吉思汗当然也荡平过布哈拉。这座古城已经罕有更古老的建筑。唯一的例外是卡隆宣礼塔，四十七米高，“卡隆”在塔吉克语中意为“伟大”。成吉思汗摧毁了同名的清真寺，却被这座宣礼塔的高度震慑。据说，他一生征战，没有遇到过任何建筑物，能让他向后弯腰仰视——宣礼塔因此得以幸存。

我徘徊在宣礼塔的下方，发现塔身上的马赛克早已脱落，而蜂蜜色的砖石几近完好。后来，埃米尔禁止当地人登上宣礼塔，以防他们偷窥附近庭院里的女眷。只有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才能爬上一百零五级台阶，享受片刻登顶的殊荣。然后，他们就会被一把推下去。

六年前，我曾贿赂了守门人，登上宣礼塔，俯瞰整个布哈拉。然而这一次，登塔行为已被严格禁止。宣礼塔周围布上了围栏，守门人不见踪影。我只能徒劳地走几圈，仰慕着旁边的清真寺和对面的经学院。它们是整个布哈拉最美妙的建筑：绿松石色的穹顶，在阳光下散发光芒；雕刻精美的拱门，让人想到撒马尔罕的雷吉斯坦广场。

经学院仍在使用，有将近两百名学生在这里学习阿拉伯语，以便日后成为毛拉。我跟随一个戴着学生帽的男孩，从清真寺走出来，穿过广场，走向经学院。他突然回头告诉我，经学院不对游客开放。

我问他在经学院学什么。

“阿拉伯语。”

“数学和历史呢？”

“不，这里只教阿拉伯语。”他一边走一边说，“还有《古兰经》。”

他警惕地钻进经学院，然后把门关上。透过短暂打开的门缝，我看到庭院里装饰着精美绝伦的马赛克。

1925年后，经学院关闭了二十一年。作为战俘流落中亚的奥地利人古斯塔夫·克里斯特，在他的《独自穿过禁地》一书中写到经学院当时的样子：他走进一位毛拉的房间，发现墙上贴着一张海报，上面用乌兹别克语写着几个红色大字——“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比经学院更加衰落的是布哈拉的巴扎。曾几何时，布哈拉的巴扎是这座城市的心脏，也是整个中亚的骄傲。那时，巴扎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从清晨到黄昏，数不清的骆驼和毛驴驮着高高的货物，穿过人群。货摊一家挨着一家，从马鞍、皮毛到烟草、香料，无所不有。塔吉克商人穿着宽大的长袍，一切讨价还价全在袖子里完成。小伙计托着茶盘飞跑，烤肉的香气四下弥漫，铁匠的打铁声在圆顶之间回荡。

商人们来自波斯、印度、阿富汗。18世纪，土库曼部落开始将活捉到的俄罗斯奴隶贩卖到这里。鼎盛时期，布哈拉有数千名基督徒奴隶，过着极度悲惨的生活。解救这些奴隶，成为俄国进军中亚的最好借口。

今天，布哈拉的五座穹顶巴扎还保留着三座，然而它们都变成了萧条的纪念品市场。因为实行游客价格，这里几乎不再有当地人购物。店主们无聊地坐在摊位后面，打发着时光。他们贩卖的商品——哪怕是布哈拉人戴的羊皮帽子，也仅仅是为了满足游客对丝绸之路的幻想。

布哈拉曾以枣红色的手工地毯闻名，现在却都由机器制作。摊开一张地毯，灰尘四下飞舞，价格也高得离谱。走进一家卖木偶的店铺，我发现木偶全都以美元标价。一个木头的阿凡提木偶竟然要价一百美元。

“如果你买两个，可以打折。”店主说。

在帽子市场，我经过一个贩卖CD的大叔。他的四方脸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穿着皮夹克，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围巾。六年前，他也穿着这身行头，站在这里，弹着冬不拉，然后告诉我，CD里的乐曲全是他的创作。

“十五岁开始，我跟随父亲学习冬不拉。音乐伴随我度过了灰暗的苏联时代。苏联解体后，通货膨胀让人几乎无法生活，但因为有了冬不拉，有了音乐，我终于熬了过来。”他倾诉着。

“我用所有的积蓄，录制了这张CD，里面收录的歌曲全是塔吉克民谣，还有几首是我自己的创作。”他拿起冬不拉，演奏起来。那如泣如诉的声音，让当年的我深深感动。

六年了，他一点都没变，只是眼角间出现了几道淡淡的鱼尾纹。他推销的口吻和故事也与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他十五岁开始学琴，他在苏联时代的遭遇，他如何靠音乐的力量活了下来，他如何录制了这张CD……

然后，他拿起冬不拉，开始演奏。我站在那里，感觉六年前的记忆和如今的场景如雪片般飞舞着，渐渐重叠。

“要不要买一张CD？”

“我买过了，六年前。”

他讥讽地看着我，勉强点点头，大概觉得我的借口过于拙劣了。

暮色让街巷安静下来，不多的游客开始散去。大叔收起他的CD，哗的一声拉下铁门。

4

布哈拉的晚上没有任何夜生活可言。游人穿过空旷的街巷，被冷风驱赶着回到各自的旅馆。我得竖起衣领，才能抵挡夜晚倏然而至的寒意。一只流浪猫跟在我的身后，喵喵地叫着，希望讨到一点食物。它的一只眼睛发炎了，瘦得皮包骨头，大概熬不过这个冬天。

一个小女孩突然从阴影中钻出，让我买她篮子里的烤包子。她看起来只有七八岁，梳着散乱的马尾辫，却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她的烤包子早已凉透，大概是卖了一天最后剩下的几个。

“买一个吧，”她对我说，“求求你。”

篮子里还剩四个烤包子。也许卖完这些后，她就能回家了。

“四个，多少钱？”

我听到她几乎发出了一声欢呼。

“你要四个？”她问。生怕我改变主意，马上改口。“只要八千苏姆，一美元。”

她高兴地接过钱，想找个塑料袋，却发现已经用完了。她放下篮子，在背包里一阵摸索，掏出两张报纸，包上烤包子递给我。我拿到手上才发现，那不是报纸，而是撕下来的数学书。

我往前走了几步，回头看见女孩的背影消失在小巷里。我把烤包子放在地上，送给那只流浪猫。它被突如其来的好运惊呆了，叼起一只烤包子，飞一般地躲到墙角，狼吞虎咽起来。在布哈拉，我见到了世界上最饥饿的猫。

我回到旅馆，一边喝白兰地，一边阅读彼得·霍普柯克的《大博弈》。这本书讲述了19世纪至20世纪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争霸。“大博弈”一词出自英国军官阿瑟·康诺利之口，后因吉卜林的小说《基姆》而为人熟知。从大博弈时代开始，布哈拉才从中世纪的晦暗中浮出，成为激荡的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为了见证书中描述的那段历史，我去了布哈拉的皇宫城堡。城堡是一座城中之城，历经千年风雨，却在1920年9月布尔什维克的炮火中损毁大半。它的使命也倏然终结，成为一座故宫式的博物馆，只要微不足道的门票就能进入。

在苍白的日光下，城堡矗立在那里。两座土黄色的瞭望塔，夹着中世纪的门楼，仿佛沙漠中的幻影。门楼上曾悬挂着意大利囚犯胡乱制造的机械钟，如今早已不知所踪。我怀着一种时过境迁的心情走进去，与我同行的是一群穿着长袍的乌兹别克大妈。

19世纪，俄国开始进军中亚，目的是开辟一条前往英属印度的通路——这是彼得大帝时代就定下的国策。为了应对俄国的威胁，英国也开始把目光投向这片土地。当时，中亚还没有一张现代意义上的地图。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是，借助当地汗国的力量，阻挡俄国人南下的脚步。

1838年圣诞节前夕，英国上校查尔斯·斯道达特只身来到布哈拉。他的秘密使命是说服布哈拉的埃米尔纳斯鲁拉共同对付俄国。事情似乎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傲慢的英国人忽视了东方礼数，也低估了纳斯鲁拉的虚荣。他既没带来丰厚的礼物，连介绍信也只是由印度总督签发，而非英国女王。他骑马进入城堡，与埃米尔挥手致意，后者只是冷冷地看他一眼。很快，斯道达特就被投入满是毒虫的地牢，为自己的无知和傲慢付出了代价。

此后三年，纳斯鲁拉像玩弄老鼠一样戏耍斯道达特。纳斯鲁拉登基时就屠杀了三十多位皇族，弥留之际也要目睹妻子女儿死在面前，才肯撒手人寰。他的施虐手段驾轻就熟，而斯道达特别无选择，只能任人宰割。一天，刽子手下到地牢，斯道达特以为自己死期将至，终于不可抑制地崩溃——他在地牢中皈依了伊斯兰教。

1841年，孟加拉轻骑兵团的军官康诺利只身前来营救斯道达特。他仍想说服纳斯鲁拉与英国结盟，并为英国商品打开中亚市场。命运再次戏弄了英国人。康诺利也被投入地牢。纳斯鲁拉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没有得到回复。印度总督也拒绝承认斯道达特和康诺利与英国有关。英军入侵阿富汗失败的消息传来时，纳斯鲁拉终于确信，大英帝国不过是个二流国家。他对两名英国囚犯的惩罚，不会产生任何后患。

1842年6月17日，在众目睽睽之下，两个英国人被赶至城堡下面的广场上，挖掘自己的坟墓。随后，他们被缚住双手，跪在坑前。我不知道斯道达特死前呼唤的是上帝还是真主。显然，两者都没能帮到他。

我参观了英国人的地牢——没有大门，只能通过一条绳子进出。墙上挂着铁链，拴在一个假人的脖子上。如今，这里没有毒虫了，但是有人们扔进来的硬币。一个乌兹别克大妈走到地牢旁边，祈祷一番，顺手丢进几枚硬币。哪怕世界上最阴暗恐怖的角落，最终也会变成游客的祈福之所。

斯道达特和康诺利音讯全无。他们在英国的亲属筹了一笔钱，委托约瑟夫·沃尔夫神父前去打探消息。沃尔夫带着几十本阿拉伯文版的《鲁宾逊漂流记》上路了。他吸取了斯道达特的教训，虽然穿着神父的法袍，但一见到纳斯鲁拉就高呼了三十声“真主至大”。纳斯鲁拉被逗得哈哈大笑。他问了沃尔夫一些问题，每次都以大笑收场。最终，沃尔夫保住性命，在“天佑女王”的军乐声中，离开布哈拉。

站在城堡的废墟上，可以眺望布哈拉的老城，然而一道铁门拦住了去路。保安走过来，脸上带着微笑。那微笑的潜台词是，他只需要一点贿赂。他接过钞票，塞进制服的口袋，左右看了看，打开大门。

城堡的废墟是布尔什维克的杰作，如今宛如一座荒山。四天的激烈炮轰，摧毁了大部分城堡。末代埃米尔抛下心爱的娈童，流亡阿富汗。两周内，一万四千名布哈拉群众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宣布效忠“新的埃米尔”，卡隆宣礼塔上红旗飘扬。

1959年，中亚的最后一块面纱，在广场上被当众焚烧。但是站在城堡的废墟中，望着城内经学院的穹顶，望着城市土黄色的轮廓，你会感到布哈拉仍然是一座中世纪的东方城市，并且会永远延续下去。

那天晚上，我疲惫地回到旅馆，随即入睡。我梦到自己被埃米尔关进了地牢。突然，外面炮声轰响，墙壁的土块纷纷坠落。我惊醒过来，发现有很多老鼠在房间里乱跑。打开台灯，老鼠的影子消失不见。我松了一口气，这不过是布哈拉留给旅人的阴影。

5

老城池塘的南侧是一片古老的犹太社区，我惊叹于犹太民族竟然离散到了这里。一天傍晚，我漫步在犹太社区的小巷里，心里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毫无修饰的泥墙破败不堪，狭小的木门如同紧紧抿住的嘴巴。几乎没有开在外墙的窗户。即便有，也都以木条封住窗口。很多房子挂着生锈的大锁，门上的出售告示也已被风吹烂。我几乎没看到当地居民——人们要么在悄无声息地生活，要么已经离去，离散到更遥远的地方。

暮色像潮水一般，冲淡小巷仅有的土黄色。一扇门突然吱呀一声，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他戴着犹太人的小帽，一把胡子全都白了。岁月仿佛刀子一般，在他的脸上刻出纵横交错的皱纹。他看了我一眼，避开我的注视。他的长相和我在布哈拉见到的任何一位老人没有什么区别，但表情带着警觉，仿佛那是历史带给犹太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

他的小孙女也走了出来，穿着红毛衣，卷曲的黑发梳成马尾。她冲我短暂地一笑，露出两颗洁白的门牙。她扶着老人慢慢走向对面的房子。那栋房子的门缝下面，隐约透出温暖的光线。我发现，那是一座犹太教堂。尽管外表和普通民宅无异，但牌子泄露了房子的真正用途。那牌子并不起眼，字迹也已经涣漫，仿佛要刻意隐藏起来。

等女孩从房子里出来，我问她是否能进去。她点点头，又笑了一下，但那笑容的成分里大概更多的是尴尬。她把手指放在唇边，示意我要小声。我告诉她，我会的，然后轻手轻脚地推开门，走了进去。

院子给人一种成年累月积淀下来的印象。墙边堆放着椅子，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相框。有耶稣和摩西的照片，有各个时代的圣人，也有不少黑白老照片，里面的人物穿着埃米尔时代的服装，大概是生活在布哈拉的犹太教拉比们。

透过窗子，我看到房间里聚集了二十多个布哈拉犹太人。他们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站在墙边，全都戴着犹太人的帽子，正在相互交谈。大部分人的相貌和普通布哈拉人无异，但有几个人的肤色更加苍白。房间的一角，有一把小小的椅子，上面垂着红色的绸带，那是男孩接受割礼用的。房间中央的桌子上，摆着一本摊开的祈祷书。我后来发现，虽然祈祷文用希伯来语写成，却以西里尔字母注音。布哈拉的犹太人早已不会说希伯来语，他们的母语是塔吉克语和俄语。

一个多世纪前，布哈拉有四千多名犹太人，掌控着这里的冷染行业。只有他们懂得如何冷染出布哈拉地毯上与众不同的颜色。他们炙烤桑树上的一种虫子，将其碾碎，获得那种特别的深红色——这种深红色是布哈拉手工地毯的灵魂。

然而，犹太人经济上的富足从未转化成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力。在伊斯兰教主导下的布哈拉，犹太人必须戴上皮毛制成的方帽，表明自己的身份。他们还要在腰间围上一条布带，表明他们明白，作为犹太人，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处以吊刑。犹太人在城墙内不能骑马，甚至布哈拉第一位有钱购买汽车的犹太富商，也得将汽车停在城门之外。

在一位拉比的带领下，房间里的犹太人开始祷告。他们双手捧在胸前，像是在阅读一本没有形状的圣书。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这间亮着灯光的屋子，仿佛浩瀚宇宙中的一座避难所——或许真的如此，对这些布哈拉的犹太人来说。

祈祷结束后，房间里沉静几秒钟，然后人们恢复了交谈。我与一个走到门口的犹太人聊了起来。他四十多岁，个子不高，穿着精致的意式西装，打着领带。他告诉我，他以前住在这里，八年前移民去了美国。这一次，他特意回到布哈拉，看看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见见尚在的老朋友。他告诉我，今天是犹太教的“住棚节”，所以人们聚在一起祈祷。布哈拉所有的犹太人，包括那些只是偶然造访的犹太裔游客，都会来到这里。他指着房间里的一对夫妇说，他们是从以色列过来旅游的。

我问起他在美国的生活。

“开始很艰苦，”他说，“去美国之前，我几乎不会说英语。”

他说，苏联解体后，布哈拉的犹太人陆续离开了这里。大部分人移民以色列。如今，依旧生活在布哈拉的犹太人不到两百人。

“你为什么不去以色列？”我问。

“我的儿子今年十八岁。在以色列的话，他必须去服兵役。那是以色列法律的规定。但我不想让他上战场，不想让他经历危险和战争……”他停顿了一下，思考着如何措辞，接着说道，“我们生活在布哈拉的犹太人已经与穆斯林共处了几百年。你看到了，我们住在这里，再往那边走几步就是穆斯林社区。我们最清楚，战争永远不会让两个宗教或民族和解，永远不会。”

我走出犹太家庭教堂，想回到老城池塘，但在昏暗的小巷中，很快迷失了方向。我经过另一座犹太教堂，它看起来更正式，也更像一座教堂。然而当我走进去，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教堂里有一个为住棚节而搭建的棚子，挂着塑料瓜果。一位年老的犹太拉比独自坐在募款箱前，身后的墙上全是外国政要来这里参观的留影，其中包括美国前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希拉里·克林顿。

老拉比面无表情地站起来，带我走进房间。他以一种背诵文件似的官方口吻，开始向我讲述布哈拉犹太人的历史：他们的祖先来自伊朗的设拉子和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他们是被帖木儿迁徙到布哈拉的。苏联时代，他们受到诸多迫害，很多人移民国外。现在，政府倡导宗教平等，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人们不再移民国外，还有五千多犹太人生活在布哈拉。

“可为什么我看到很多犹太人在出售房子？”我问。

“那些房子太老旧了。”

“苏联时代允许移民？”

老拉比没有回答。他转而向我介绍来过这里的名人。他自己也在那些照片中，看上去比现在年轻得多。然后，他告诉我，讲解到此结束，我可以随意捐款了。

在这样重大的节日里，竟没有一个犹太人来这里，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我一边把钱塞进募捐箱，一边回望这座空荡荡的教堂。老拉比坐回椅子上，闭上眼睛，像是累坏了，又像是在回忆往事。

他坐在那儿，等待下班时间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