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乌兹别克斯坦回国后翌年，我终于决定前往土库曼斯坦。五个中亚斯坦国中，土库曼斯坦最为神秘，也最难去。土库曼人不欢迎外国人来访，为此设置了层层障碍。关于这个国家，我找不到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仅有的一些文本也只是让我徒增困惑。

我找到一本半自传体哲学作品《鲁赫纳玛》。作者是土库曼前总统尼亚佐夫。他在书中宣称：“这本书是土库曼人敞开的心灵，是对生活的目的和价值的启示……每个土库曼人读过《鲁赫纳玛》之后就会了解自己，那些不了解土库曼人的人则会了解他们。”

我就是抱着了解一下土库曼人这个朴素的愿望阅读的。结果，我发现这本书光怪陆离到了令人咋舌叹息的地步。苏联解体后，尼亚佐夫统治土库曼斯坦二十一年。他在全国范围内竖立自己的雕像，自封为“土库曼巴什”——全体土库曼人的领袖。他认为舞蹈、戏剧和广播不利于土库曼人的成长，于是加以禁止。他规定男性不得蓄须，镶金牙也属违法。他还把一年中的十二个月重新命名，其中一月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还有几个月分别以他家人的名字命名。

“我的主要哲学信条就是完整性。如果没有完整性，也就不可能有民族。即使有了民族，没有完整性它也不会长久存在。”他在《鲁赫纳玛》中写道。可是这本书最缺乏的就是完整性，乃至逻辑性，读起来常给人脑袋上挨一棒的感觉。不过，当我快速翻完这本奇书，倒也发现几处说得通的地方：

“土库曼人是世界上古老的民族之一……但令人吃惊的是，在这浩瀚的书海中竟寻觅不到土库曼人的完整形象。

“我国人民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但近七八个世纪出现了衰落……土库曼人对人类生活的形成、世界科学和生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贡献的具体数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据全面相互结算的结果，土库曼斯坦从苏联独立出去后，苏联欠土库曼斯坦三点八亿美元债务。俄罗斯联邦作为苏联的法定继承人应把这笔钱偿还给我们。鉴于俄罗斯经济困难，我认为不向他们索要这笔债务乃明智之举，因为对我们来说友好地分手比什么都重要。

“最后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把全世界土库曼人所具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收集在一起，使之体现在一本书中。这样就诞生了《鲁赫纳玛》。让《鲁赫纳玛》来填补我们失去的所有书籍造成的空白，使之成为继《古兰经》之后的土库曼人的主要书籍。”

……

想去土库曼斯坦的唯一办法，是找一家当地旅行社报团。旅游团价格也像《鲁赫纳玛》的行文一样膨胀。可是花了这么多钱，你也注定享受不到相应的舒适。你的行程会受到监视：从入境一刻起，导游就与你形影不离。

我联系了阿什哈巴德的一家国营旅行社。他家的“七日游”报价相对合理，比别的旅行社要低。可即便如此，也足够在东京奢游七日了。我提供了护照扫描件、电子版照片，又填了一个只有六七个问题的简单表格。我听说只要肯花大价钱参团，拿到邀请函只是走走官僚程序。旅行社的经理也是这么说的。他还说，有了邀请函，我就可以在任何口岸办理落地签。

行程很快确定下来。我计划先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努库斯，从附近的边境口岸入境土库曼斯坦（导游会在口岸等我）。我们将参观花刺子模的绿洲城市库尼亚-乌尔根奇——古称玉龙杰赤。随后的一天晚上，我还要在卡拉库姆沙漠中央的“地狱之门”露营。那天正巧是我的生日，这是我为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

2

我先飞到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今天的努尔苏丹。10月中旬，阿斯塔纳就已大雪纷飞，气温接近零度。1997年，纳扎尔巴耶夫将哈萨克斯坦首都从阿拉木图搬到阿斯塔纳。当时，阿斯塔纳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北方城市，以严酷的冬季闻名。

阿斯塔纳原名“阿克莫拉”，在哈萨克语中意为“白色坟墓”。索尔仁尼琴在附近的劳改营服过苦役。赫鲁晓夫时代，阿克莫拉成为“垦荒计划”的中心，更名为“切利诺格勒”，意为“垦荒城”。这一时期，大批移民来到阿斯塔纳，大多数是俄罗斯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家一度希望将哈萨克斯坦变成俄罗斯的卫星国。索尔仁尼琴在1990年发表的著名书信中，也主张吞并哈萨克斯坦北部。到了1992年，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和邻近的塔吉克斯坦相继爆发内战。哈萨克斯坦似乎也处在岌岌可危的地位上。

如果说迁都的决定令外人费解，那是因为哈萨克人有着自己的算计。纳扎尔巴耶夫声称，迁都是由于阿斯塔纳比阿拉木图更靠近国家的中心，与俄罗斯的交通联系更好。其实，他更在意的是阻止哈萨克北部的分裂情绪。如今，哈萨克斯坦成为中亚地区最繁荣和稳定的国家。人们普遍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纳扎尔巴耶夫当年的决定。

纳扎尔巴耶夫决意将阿斯塔纳打造成一座21世纪的首都，一系列壮观的新建筑拔地而起。这片中亚的荒原成了国际建筑师的乐园，充斥着不同风格的建筑。当我从机场乘车进城时——我有数小时的转机时间——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巨型外景地，包括我在内的路人都成了行走其间的演员。

我们经过和平与和解宫，那是积雪荒原上的一座白色金字塔，由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知名建筑师，代表作包括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美国苹果公司园区等。]设计。我们又经过一个美国白宫式的建筑，只是上面多了一个蓝色穹顶。司机说，那是总统府。然后是“生命之树”，其形状犹如一棵白杨树托起一颗金蛋。哈萨克人坚称，他们的祖先就诞生于一颗金蛋中。

我们经过意大利建筑师曼弗雷迪·尼科莱蒂设计的中央音乐厅，它看起来像是层层包裹的塑料花。然后，我们经过凯旋公寓大楼，其风格不免让人想起二战后莫斯科建起的“七姐妹”[“七姐妹”是指二战后在莫斯科建成后的七座社会主义风格摩天大楼，分别为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饭店、劳动模范公寓、重工业部大楼、乌克兰饭店、文化人公寓、外交部大楼。]。接着，司机指着一座外形酷似北京西站的建筑说，那是中国风格的，叫北京大厦。

最后，司机带我来到一顶倾斜的巨型帐篷前。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帐篷，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司机告诉我，帐篷共有六层，顶层还有一个空中沙滩俱乐部，里面的沙子真的是从马尔代夫进口的。

后来，我从新闻中得知，这座大帐篷也是诺曼·福斯特事务所设计，耗资四亿美元。负责施工的是一家土耳其公司，大部分建筑材料也都从土耳其运来。从土耳其到哈萨克斯坦，最便捷的路线是经过伊朗北部和土库曼斯坦，但卡车司机不喜欢经过土库曼斯坦：“那地方有很多规定，但毫无规则。”

车外的天空阴沉沉的，飘着雪花，路人裹着冬衣在泥泞中艰难行走。阿斯塔纳不是一座旅游城市，但你能做的也就是坐车游览一番。车里一直放着音乐，可只是伴奏带。我终于问司机为什么要放伴奏。他说他喜欢唱歌。没客人的时候，他会在车里独自练习。

我说：“没关系，你现在也可以唱。”

没想到他真的就唱了，声音非常动听。即便听不懂哈萨克语歌词，我依然被打动了。

一曲唱完，我发现自己鼓起掌来。司机躲在帽衫里面，腼腆地笑了。他叫赛力克，二十一岁，奇姆肯特人。那是哈萨克斯坦最南方的城市，与塔什干只有咫尺之遥。他说，他来阿斯塔纳是为了追逐音乐梦想。

“你知道迪玛希吗？”我问，“我觉得你唱得比他好。”

他知道迪玛希。他也知道迪玛希在中国很受欢迎。迪玛希在中央音乐厅举办过演唱会——那也是他的梦想。他告诉我，他算是迪玛希的师弟。他的意思是，他们拜过同一位老师，或者在同一家培训机构待过。

“你能再唱一首吗？”我问。

“再唱多少首都没问题。”

他换了一首伴奏，前奏结束前深吸一口气，然后唱起来。他开着车，穿行在灰白色的城市里，周围是令他陌生的新奇建筑，但是他的脸上瞬间有了感情，他的声音有了感情，甚至他换挡的动作也有了感情。

一曲结束后，他手按胸口，点头致谢，仿佛不是在这辆小车里，而是像迪玛希一样，在那座塑料花般的音乐厅里，面对着万千观众。

“希望有一天能在电视上看到你唱歌。”我发自内心地说，然后让他把我送回机场。

3

在阿拉木图转机，飞到塔什干。再从塔什干换乘乌兹别克国内航班，抵达努库斯。刚落地，我就收到了阿什哈巴德旅行社的邮件。和以往的邮件一样，这封邮件也写得言简意赅，语气中甚至带点幸灾乐祸：“亲爱的L先生，你的邀请函申请被拒了。”

此外，再无任何说明，也没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在城里的一家小旅馆住下，然后马上回信，问是什么情况。

第二天，旅行社经理回复说，土库曼移民局也没给任何理由。

“你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这种事我们从没遇到过。”

“现在怎么办？我都已经到努库斯了。”

“我们可以重新尝试申请，不过至少需要十个工作日。你的意见呢？”

我回复道：“马上办。”

然后我下楼，把我不幸滞留的坏消息告诉旅馆老板。对他来说，或许是个好消息——他又能多赚几天房费了。开始，我以为我在努库斯只会逗留两天，所以只订了一间狭小的单人房。现在，我说服老板把我免费升级到一个大号房间。他同意了。反正大部分房间都空着。他还大度地表示，给我开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我有一种不祥之感。很难相信有了如此黯淡的开头，后面还会有什么好结果。果不其然，等我拉开窗帘，才发现老板口中的“风景”就是门前那条灰扑扑的街道。街边种着几棵发蔫的小树，对面是一家倒闭的店铺。之前，在没有风景的单人房，我看不到这些情况，还能试着说服自己乖乖忍受。现在，眼前的“风景”反而更让我意识到自己被迫滞留的现实。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呆板、荒谬的小城里，该如何消磨接下来无所事事的半个月。

我去了萨维茨基博物馆——连着去了三天。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还能做什么。萨维茨基是苏联的考古学家、画家和收藏家。斯大林时期，他冒着巨大的危险，把一大批苏联超现实主义绘画偷运到努库斯，最终保留下来。

我发现萨维茨基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人物。1950年，他跟随考古队来到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在这里一待七年，收集草原上的文物和民间艺术品。后来，他干脆卖掉莫斯科的时髦公寓，迁居荒蛮的努库斯。给我的感觉是，努库斯之于萨维茨基，就如同波利尼西亚之于高更。

当时，斯大林的清洗政策如火如荼，很多艺术家都被打上了“人民公敌”的标签，他们的作品岌岌可危。萨维茨基担心，一代俄罗斯文化就将由此消失。他开始收集那些被禁艺术家的作品，将它们运到努库斯保存。

在将近十五年的时间里，萨维茨基收集了大量俄罗斯前卫艺术作品。他为之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进入“解冻”时期，努库斯蔚为壮观的收藏震惊了世人。

三天时间里，整个博物馆几乎只有我一个人。我逐一欣赏那些画作，时光就这样悄悄流逝。黄昏时分，我走出博物馆。我得知萨维茨基死后就安葬在努库斯的俄罗斯公墓，它就在努库斯机场后面。我打了一辆黑车前往墓地，里面格外寂静。墓碑上方是一个吹笛天使的雕像，黑色花岗岩上的铭文已经磨损，但仍可辨认：“伊戈尔·萨维茨基。他是一位天才，他把美留给了感恩的后人。”

第四天，我没有再去博物馆，而是在城里闲逛。库努斯黄沙遍地，到处是丑陋的平房和受困的神色。在这里待久了，人们脸上的表情似乎也变得空洞。我觉得自己步履沉重，但还是走向一片人流集中的区域。那是阿姆河畔的一个露天市场，基调是土黄色的。我仿佛走进了一张旧照片里。

市场里贩卖各种杂货、生鲜，但全都给人一种落满灰尘的印象。路面已经破碎不堪，缝隙中积着尘土的硬块，街边堆着垃圾，与市场融为一体。在这个不怎么下雨的地方，市场注定无法得到彻底清洗。污渍只会越积越重，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人们在忙着一些小事，手里提着东西，四处逡巡，或是讨价还价。小餐馆外刚刚架起烤炉，一个留小胡子的男人在用纸板扇火。餐馆黑乎乎的角落里，坐着几个发呆的男人。我经过卖鱼的摊位，鱼就摆在案上，感觉死了好久，已经变质，上面飞舞着一团苍蝇，还有几只老鹰在低矮的屋顶上盘旋。

我感到脚步愈发沉重，决定返回旅馆。我经过一座带棚顶的市场，里面都是卖调料和酱菜的小贩。一个女人突然叫住我，我发现她是中亚的朝鲜人。斯大林时代，她的祖先从鸭绿江畔流落到阿姆河畔。如今，她还以卖泡菜为生。那些泡菜就堆在几个开口的白色塑料桶里，看上去白花花的一片——中亚人不吃辣，朝鲜人的泡菜上只有星星点点的辣椒。

她冲我笑了，露出嘴里的金牙。她从塑料桶里捞出一片辣白菜给我，然后用俄语问我是不是从韩国来的。我用朝鲜语回答：“不是，我是中国人。”但她已经听不懂朝鲜语。我又用俄语重复了一遍。她笑着点点头，依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把辣白菜放进嘴里——味道并不好。没有辣椒的辣白菜，就像丢了灵魂的人，只剩下一股奇怪的咸味。不过我还是竖起大拇指，向她表示感谢。我的确很钦佩这些朝鲜人。他们来到这片陌生之地时一无所有，语言不通。老弱的妇孺很快死去，但剩下的人顽强地活了下来，繁衍至今。

我回到旅馆，在餐厅喝了两瓶啤酒。那天晚上，在房间里，我突然感到头晕、恶心，肚子发出邪恶的咕咕声。整个晚上，我几乎每隔半小时就要去一趟厕所。早晨依然感到身体虚弱、四肢酸痛。我又昏睡过去，醒来时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我泡了杯热茶，喝下去，然后用手机查询航班。那天晚上有一架班机飞往塔什干——我不想滞留在努库斯了。在这里，我看不到任何希望。

在塔什干的米诺地铁站附近，我找了一家民宿，在屋里一连躺了几天。我的生日也在养病中默默度过了。按照计划，我原本应该在“地狱之门”露营，一边望着熊熊地火，一边喝我装进小扁瓶的白兰地。10月下旬，塔什干已经来了暖气，可是那几天的气温高达三十五度。我躺在床上，汗流浃背地过了生日。

几天后，我等来土库曼移民局的第二封拒信——同样没有理由。这一次，我连旅行社经理的邮件都懒得再回复了。

4

离开塔什干之前，我与阿扎玛取得联系。上一次，我和他在塔什干的一家酒吧相遇。为了让我见识真正的乌兹别克斯坦，他带我去了一家脱衣舞俱乐部。他后来喝醉了酒，絮絮不止。我们在午夜的塔什干挥手告别。

我看出他喜欢吹牛，说一些耸人听闻的大话。但对我而言，这些都无伤大雅。没有当地人带路，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旅行者，只能看到普通的风景。有了阿扎玛这样的朋友，我才有机会进入当地人的世界，看到原本不太可能看到的东西。

我们约好晚上六点半见面。结果阿扎玛到了我住的地方时，迟到了半小时。天色已晚，塔什干阴沉灰暗，阿扎玛却显得神清气爽，好像刚刚起床。他看起来胖了不少。肚子像皮球一样，又鼓胀了一圈。我发现，他的胡子刮得十分精细，头发也抹了发胶，依然是一副精明生意人的模样。

我告诉阿扎玛我没去成土库曼斯坦。他说，土库曼人的脑子清奇得很，连他也理解不了。我又说我在努库斯滞留数日，他大为吃惊。他没去过努库斯，但听说过那里的闭塞。他说，努库斯没有女人，没有生活，他去了那里笃定会疯掉。

我们先打黑车前往一个汽车站。在那里，还有黑车开往更偏远的郊区。阿扎玛与一个麻脸司机用乌兹别克语谈好价格，我们上了那辆黑车，在夜色中驶出塔什干。

阿扎玛说，这回他要带我见识一个叫“金炳华”的朝鲜村子。村里有餐厅，有桑拿，还有陪酒的朝鲜小姐，是个“法外之地”。他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

苏联时代，金炳华是北极星集体农场所在地。金炳华本人是劳动模范，获得过列宁勋章，还写过《论棉花高产》和《丰收之路》两本著作。集体农场取消后，“金炳华”就成了这个村的名字。村里住的全是中亚朝鲜人。他们自成一体，就连乌兹别克警察也不大敢管。

“你是怎么知道那里的？”我问。

“五年前，一个中亚朝鲜朋友带我去过金炳华。”阿扎玛说，“当时，我就被那里的生活深深吸引。”

“一个以劳模名字命名的村子，现在成了法外之地，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讽刺？”

“我才不管，”阿扎玛说，“这就是真实的乌兹别克斯坦。”

说话之间，我们已经离开塔什干。窗外的公路看上去似曾相识。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去费尔干纳山谷时走过的那条路。两侧都是大片的棉花地，看上去朦朦胧胧。不久，我们拐下大路，开上一条小路，又走了一段距离，进入了一个村子。我看到一些亮着灯的院子，男人在昏暗的街上走动。路上到处是碎石和砂砾，但没有路灯。

“金炳华到了。”阿扎玛说。

我们在一家饭店门口下车。那是一个有几间平房的大院子，狗肉就在外面的锅里炖着。在一间包房里，有朝鲜式的矮桌和坐垫，擦拭得很干净。阿扎玛算是穆斯林，可他没有忌口。我们点了一锅狗肉汤。按照朝鲜习俗，送了很多小菜。一个朝鲜小伙计把小碟小碗端上来，摆满了一桌。阿扎玛对此赞叹不已。他又点了两瓶啤酒——波罗的海7号。

我们喝酒吃菜。阿扎玛使不惯筷子，依旧用叉子吃饭。后来，他意犹未尽，又到外面叫朝鲜小伙计再送几碟小菜。看到小菜可以源源不断地补充，还不要钱，阿扎玛再次表示赞叹。

等他回来后，我问道：“朝鲜人会说乌兹别克语吗？”

阿扎玛说：“肯定会说，但他们跟我只说俄语。”

“难道他们瞧不起乌兹别克人？”

“我才不在乎。我是俄罗斯人。”

“我一直以为你是乌兹别克人。”

“我父亲是乌兹别克人，母亲是俄罗斯人。我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

“但你会说乌兹别克语。”

“当然，”阿扎玛说，“如果你在这里只会说俄语，生活当然没问题，出去享受也没问题，做生意可不行。在这里做生意，一定要会说乌兹别克语。很多机会和关系，只留给那些能说乌兹别克语的人。”

我问阿扎玛，最近在做什么生意。

他说，他刚买了一辆70年代的雪佛兰老爷车。一个美国人告诉他，这车在美国能卖出五倍的价格。“问题只在于怎么把车运到美国。”

此外，阿扎玛还有几个商业计划：利用“一带一路”的契机，把乌兹别克的水果销往中国；从淘宝购买窗帘，拿到乌克兰销售——他在那里认识朋友；把中国游客带到塔什干，租下一个别墅，开“动物派对”，让他们见识真正的乌兹别克美女。

显然，酒精让阿扎玛膨胀起来。他说得头头是道，好像这些事全都有了眉目，但其实都是八字没一撇。自始至终，包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传说中的朝鲜陪酒女郎没有出现。阿扎玛解释说，可能因为我们是外人，他们还不放心。

吃过饭，阿扎玛拧开水龙头洗手，再用沾水的手指梳理头发。随后，我们走进昏昏欲睡的小巷，去找阿扎玛所说的桑拿。

我们走到一个没招牌的铁门前。阿扎玛环顾四周说：“就是这里。”他开始咣咣地敲门，过了半天才有一个中年朝鲜女人出来。她身后的院子静悄悄的，只挂着一盏白色灯泡，透出一种乡野小店的气质。如果这里会有朝鲜小姐，那对我来说真是难以想象。阿扎玛说起俄语，中年朝鲜女人面露诧异之色。最后，阿扎玛对我说，把桑拿烧起来要等两个小时。这里也没有朝鲜小姐。

“五年了，”阿扎玛感叹，“一切都变了。”

我们又回到吃饭的地方。阿扎玛开始审问那个朝鲜小伙计，但没榨出什么结果。载我们过来的麻脸司机还没走。这会儿，他缓缓开过来，放下车窗，探头打听我们要去哪儿。司机说，他知道另一家桑拿，在距此二十公里外的一个村子里。他确定，那里能找到朝鲜小姐。

阿扎玛问：“怎么样？”我说：“回塔什干。”他大失所望。

我们坐上麻脸司机的车。阿扎玛还对朝鲜小姐念念不忘。对他来说，朝鲜小姐代表了异国风情，而且不受传统约束。可是对我而言，她们是离散的族群，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我来金炳华原本就是出于好奇，如今那点好奇也已荡然无存。我觉得，在那样破败的桑拿房里，就算真有朝鲜小姐，我也一定会手足无措。和阿扎玛不一样，我对享乐的看法已经改变。

回到塔什干，阿扎玛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要回去休息。他握着我的手，让我不要忘了把中国客人带到塔什干，剩下的事全包在他身上。我笑着说好，除此之外，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旅程，没去成土库曼，什么事都没干成。第二天，我将离开塔什干，带着土库曼的“礼物”，返回老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