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亚漫游的日子里，我先后四次经过阿拉木图。旅途中，这座城市始终扮演着驿站的角色。在这里，我可以短暂地安顿下来，整理旅行的头绪，完善笔记的细节，顺便光顾几个美妙的小餐馆。

我看到的大部分中亚依然是一个深陷历史与宗教传统，囿于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面对全球化裹足不前的地方。那样的中亚至今存在，因此值得不辞辛劳地前往。除了主要景点之外，旅行都很困难。你需要面对层出不穷的意外。很多时候，舒适又能负担得起的旅馆难得一见。在一些地方，即便是提供最基本设施的干净房间，也算得上奢侈。阿拉木图的情形却不大一样。旅馆和餐厅全都干干净净，甚至富有情调。在这里，我多少对中亚的未来有了些概念。

我在阿拉木图待了一个星期，安排接下来在哈萨克斯坦的旅行，申请必要的许可证。我买好了火车票，打算一路前往突厥斯坦。火车在午夜出发，因此晚餐时我去了一家格鲁吉亚餐馆。

我点了哈恰普里和烤羊肉，喝了一杯卡赫季产区的葡萄酒，又喝了一杯产自天山山麓的葡萄酒，接着打车到火车站，找到我的车厢，爬上摇摇晃晃的卧铺，醒来已置身大草原之中。

这个时节的草原，红灿灿的郁金香遍地开放，偶尔可见奔跑的马群。包厢内响着下铺女人轻微的鼾声，好像穴居动物的小巢穴。车站上停着运送木材的货车，光线洒在瓦楞铁皮斜屋顶上，空气中有新雨的味道。

我走出包厢，经过餐车的厨房。一个系着围裙的哈萨克大妈，正支着油锅，奋力炸馅饼，额头上渗出汗珠，臂膀上的赘肉上下颤动。我又回到包厢，一边用海顿的小号协奏曲抵抗鼾声，一边等待早餐。火车在铁轨上晃，走廊上终于传来大妈俄语的叫卖声。我买了一个热乎乎的油炸馅饼，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发现竟然没馅儿，多少有些失望。

我想起在南俄草原的火车上吃到的炸馅饼——乘务员大妈做的。羊肉和洋葱细细切碎，拌上香料，填入面团中油炸。从这里到南俄草原是一个条状带，几乎没有任何地理上的阻隔。那也是历史上游牧民族如潮水一般征服与迁徙的传统道路。在通往南俄草原的路上，可以遇到几个历史上的重要名称，塔拉兹便是其中之一。我在这里下车，是因为一段几乎已被遗忘的历史。

塔拉兹，在中国典籍中称为“怛罗斯”。公元751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两大帝国——阿拉伯与唐朝——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军事冲突。唐军大败，后经安史之乱大伤元气，自此退出中亚舞台。阿拉伯人的圆月弯刀和宣礼塔，则又用了数个世纪，将中亚永久地打造成伊斯兰的世界。

据《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怛罗斯战役的起因是西域藩国石国（首都位于塔什干）“无番臣礼”。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在石国请降的情况下，高仙芝依然血洗石国，掠夺财物，并将国王带回长安斩首。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求救。

《大唐西域记》成书后不到十年，唐朝就歼灭西突厥汗国。此后，唐朝逐步在西突厥故地设置行政机构，确立起对西域的统治。那些原来臣服于西突厥的中亚诸胡转而臣服唐朝，大多数中亚地区都被纳入唐朝的版图。

与此同时，阿拉伯（大食）在中亚的势力也在迅速扩张。波斯萨珊王朝原本是阿拉伯帝国和大唐之间的屏障，然而651年被阿拉伯人吞并，使得两大帝国的疆域直接接触。怛罗斯战役，正是唐朝遏制大食与大食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爆发。

阿拉伯一方的将领是杰出的军事家艾布·穆斯林，中国史书中称为并波悉林。他是奴隶出身，后来举起反抗倭马亚王朝的大旗，攻占呼罗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最终在库法拥立阿拔斯家族的阿布·阿拔斯为哈里发，开启阿拔斯王朝时代。唐朝一方的高仙芝同样是一代名将，统领着整个西域的军队。他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七百余里，最后在怛罗斯与大食军队相遇。当时唐朝军队中有许多葛逻禄（维吾尔人的祖先）和拔汗那国（位于费尔干纳山谷）的军卒，唐兵只占三分之二。

怛罗斯战役持续了五日。唐军开始稍占上风，但由于大唐联军中的葛逻禄部突然叛变，唐军遭到两面夹击，最终溃不成军。高仙芝收拢残部，逃往安西方向，途中恰逢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副将李嗣业唯恐大食追兵将至，杀死百余名拔汗那军士才得以率先通过。唐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侥幸逃脱。

怛罗斯之战只是两大帝国边陲上发生的一段插曲。然而，由于怛罗斯之战的失利，大批唐朝士兵成为俘虏，被押往阿拉伯统治的地区。这些军士中有不少能工巧匠，据说其中就包括造纸工匠。阿拉伯人组织他们在撒马尔罕设厂造纸。随着阿拉伯人的征伐，造纸术由中亚传入西亚、北非和欧洲。

塔拉兹确实很古老，然而唐朝的影响即便在考古遗址中也难觅踪影。如今，那里只留下两座伊斯兰早期建筑——喀喇汗王朝的遗迹，还有成吉思汗走后的一片瓦砾。

天下着小雨，我是唯一来访的客人。售票处里那个长得挺有个性的女孩，挥挥手就放我进去了。我徘徊在考古遗址中间，不免感到塔拉兹的历史其实很单纯。大部分的时间里是一片空白，只有几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决定性瞬间”。

征服者来了又走，疆界不断变换。存亡年代，王朝更替，势力范围，全都难以记住。即便在书中翻找，也只能得到一些干枯的基本数据。在漫长的历史中，塔拉兹没什么成就可言。除了我这个为“怛罗斯之战”而来的好事之徒，我也没有再见到第二个旅行者。

苏联重建了塔拉兹，称之为“江布尔”，但它依旧只是帝国边陲上的小镇，是失意落寞者的流放地。在塔拉兹博物馆里，有一间展室专门献给画家李奥尼德·布雷默。他是出生在乌克兰的德国人，长年在克里米亚工作。“二战”时，德军入侵克里米亚，斯大林将那些“不可靠”的族群，统统发配到遥远的中亚，其中就包括克里米亚的德国人、希腊人和鞑靼人。

人生最后的三十年，布雷默在塔拉兹度过。他在塔拉兹的生活，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他大概不怎么画画了，因为陈列室中留下的画作大多完成于克里米亚时期。在塔拉兹，在这个远离大海的内亚小镇，雅尔塔的海滨风光看上去像是对一场旧梦的描述。

最后，我终于找到一幅塔拉兹的风景画：仿佛是春天，高大的杨树如毛笔一般耸立，淡绿的枝叶在风中抖动。我留意了一下画作的时间——1954年。前一年，斯大林刚刚去世，苏联进入“解冻”时期。已经在塔拉兹待了十三年的布雷默，想必也感受到一丝春意——你甚至能在他的画笔中看到一种有意克制的轻松。

布雷默不是多么声名显赫的画家，也没有足以流传后世的杰作。在塔拉兹，我看到的是一段历史的破碎脚注，是那些与布雷默分享着相同命运之人的缩影。

2

在塔什干养病时，我遇到过一个叫卡琳·柯特的姑娘。她是美国人，容貌端庄，在奇姆肯特的一家哈萨克女子足球俱乐部踢球。那时，赛季刚刚结束，她背上行囊，跳上小巴，穿越边境，来到几十公里外的乌兹别克斯坦旅行。她计划住在一个可以为她提供沙发的当地人家里，却与沙发主失去了联系。她的哈萨克手机卡没有信号，而塔什干的咖啡馆也很少把提供Wi-Fi作为必要服务。

我让她用我的热点，当时我正坐在咖啡馆外吃番茄意面。看着我吃饭，她也饿了，于是用英语问服务员有没有素食。我想不到她还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不吃肉奶蛋，也不用任何动物产品。这让她在一个游牧国家的足球之路，看上去如同一场行为艺术。

卡琳大概告诉过我为什么选择奇姆肯特，只是我没记在心上。当我在塔拉兹坐上火车，前往下一站奇姆肯特时，我想到了卡琳，同时开始在头脑中勾勒奇姆肯特的形象。

火车上有很多刚入伍的新兵，车厢像咸鱼罐头一样拥挤。坐在我对面的女人穿着一件蓝毛衣，用乌兹别克语和我搭话。站台上，送兵的妇女随着火车小跑起来。透过刮花的窗玻璃，我看到一张张模糊的面孔，一颗颗闪光的金牙。

奇姆肯特位于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距离塔什干只有两小时车程，与阿拉木图却相隔七百公里。这里有数量庞大的乌兹别克人口，周围几乎全是乌兹别克村庄。历史上，奇姆肯特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站，如今又有时髦的女子足球俱乐部和卡琳这样的外籍球员——我想象中的奇姆肯特，应该是一座融汇古今的城市。

可是，城里没有半点古迹。唯一值得一去的是一座荒草萋萋的公园，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几个闲来无事的少年和推着婴儿车的妇女。我在奇姆肯特最好也最贵的酒店吃了顿晚餐。酒店是欧洲城堡风格，却意想不到的冷清，好像一家快要经营不下去的主题乐园。餐厅主打“泛亚”菜式，菜单从中亚、西亚，到东亚、东南亚，无所不有，可主厨只有两个韩国人，客人也只有两位。侍者照常为你摊开餐巾，上菜撤碟，然后理直气壮地在账单上追加百分之十的服务费。

奇姆肯特的郊外，有一个叫塞兰的小镇。玄奘大师在《大唐西域记》中称之为“白水城”。发现在奇姆肯特无所事事后，我去那里走了一遭。起先，我以为能在那里逛上半天，可到了之后才发现自己过于乐观了。塞兰曾经是一座丝绸之路上的古镇，如今借以闻名的一切已经消失，只剩下一幅闭塞、滞闷的景象。

穿过那座纪念塞兰建城三千年历史的拱门，我进入的小镇普通得令人称奇。丑陋的钢筋水泥建筑已经蔓延到每个角落，看上去都是近年才建的。镇中心有一个二层的小商场，有一座不老不新的清真寺，还有两座古代圣人的陵寝，但显然也是后建的。

天上下起了雨，道路变得泥泞，我也就愈加不知道该去哪里。我发现路边有一个黑洞洞的现代茶馆，就走进去坐了下来。茶馆地方不小，装潢敷衍草率。旁边有几个女人围坐一桌，正在分享一大块蛋糕。其中一个小女孩也就十二三岁，竟然已经戴上了头巾。

服务员是一个胖乎乎的姑娘，不太喜欢外国人添乱。我用俄语问她有没有菜单，她立刻露出惊恐的神色。后来她几次从我身边经过，也把我当成空气对待。我慢慢地醒悟过来：在这样没落的小镇，在这样质朴的茶馆，根本就不会有菜单这类煞有介事的玩意。于是我一把抓住她的围裙，用不标准的乌兹别克语问：“抓饭有吗？茶有吗？”

她听懂了，很快把饭菜端了上来。

3

我想尽早离开奇姆肯特，谁知旅程却在这里搁浅。我吃惊地发现，突厥斯坦的所有酒店和小旅馆（只有四五家）全都没有房间，最早的空房也在半个月之后。

突厥斯坦曾是哈萨克汗国的首都，也是艾哈迈德·亚萨维的安息之所。亚萨维是伊斯兰圣徒，生于塞兰。他最早用突厥语传教，帮助突厥民族完成了信仰的伊斯兰化。在我看来，他的地位大致相当于达摩祖师之于中国禅宗。这位大人物的圣陵就在突厥斯坦，是去世两百多年后由帖木儿勒令修建的——那里被称为突厥人的“耶路撒冷”。

我辗转找到一个出租民宿的人——整个突厥斯坦只有这么一个人。简介上写着，他是乌兹别克人，名叫巴布尔，会说英、法、俄、德、中等数国语言。他与母亲一起生活，住在一个传统的乌兹别克庭院里。简介上没有照片，但我估计巴布尔可能是大学生，颇具语言天赋。

奇姆肯特的汽车站看上去秩序井然，可是明亮的售票大厅并不售票，你得走到停车场和“趴活儿”的司机讨价还价。到了哈萨克斯坦，我才深切感受到乌兹别克人多会做生意。他直接开出一个包车的价格，暗示我可以马上出发。于是我就信了，乖乖交出钞票，他也就真的只载了我一个人走了。可是通往城外的公路上不时有人招手叫停，大包小包堆在脚下。每次遇到招手的人，他就把车停下来。很快，小巴塞得满满当当，我的包车服务才享受了不到二十分钟。

窗外是平坦无树、适合耕种的土地，只有少数被开垦出来，如同大地上的补丁。褐色的地块上停着大型拖拉机，让人联想到北美的农场。这样的土地的确适宜大规模的机械化耕种。

“在苏联时代，这里都是农田，”司机告诉我，“但现在荒废了。”和我同车的乘客们，在沿途凋敝的村镇下车，踏着土路，向更偏僻的地方走去。司机说，他们不再务农，而是每天通勤，前往奇姆肯特的工厂工作。

巴布尔说好在汽车站接我，可是不见踪影，电话也打不通。我像逗哏的相声演员一个人跑上了台，一时间茫然无措。我等了十几分钟，一个满脸胡茬的老人走了过来，叫了声我的名字。我想象中的巴布尔应该是个年轻人，可是眼前这位至少五十多岁了。巴布尔应该会说多国语言，可这个人只会说俄语和乌兹别克语。

“你是巴布尔的父亲吗？”

“不，我是巴布尔！巴布尔！”

他穿着一件黑色夹克，领口大敞，开一辆老式欧宝汽车，已经有日子没洗了。

“你饿了吗？”他做了个吃饭的手势。我们钻进汽车，拐进一片被挖土机刨得千疮百孔的空地。汽车开不过去，我们就下了车，连蹦带跳地越过几个壕沟，来到一家乌兹别克饭馆前。

虽然是饭点，可餐厅空无一人——没有像我们这样翻过壕沟来吃饭的人。我们点了两份汤和一个馕。巴布尔掰着馕，用勺子喝着汤，然后不胜爱怜地捞起碗里的那块带骨羊肉。他看起来很疲惫，额头布满皱纹，胡子拉碴的瘦脸因为用力咀嚼而颤抖。

我们艰难地交流着。

我问巴布尔多大年纪了。

他说，四十六岁。

他真的和母亲住在一起？

是的，他和妻子分居了。她的精神有问题。他们的感情破裂了。

他靠什么谋生？

开出租车，他是司机。

就是这辆欧宝吗？

对，这是他自己的车。

他有几个孩子？

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结婚，小女儿在奇姆肯特上大学。为女儿筹备嫁妆要花掉一大笔钱。

他喝完汤，一边小口吃着馕，一边啃着免费的方糖。他倒了一杯绿茶，又放进四块方糖。他把方糖当作宝贝，不知道这东西最终会毁了他。

“下午有何打算？”他问我。

我说，我想先去讹答剌，再回来看艾哈迈德·亚萨维的圣陵。

他说，你至少应该在突厥斯坦待两天。第一天去讹答剌，第二天看圣陵。

我没有告诉他，我原本打算待三天，无奈旅馆客满。

我问巴布尔包车多少钱——讹答剌离突厥斯坦五十公里，在一片荒野上，没有公共交通。他说了一个价格，比我刚在汽车站打听的贵了一倍。即便对于住在家里的客人，他也没有手软。

我说：“有点贵了。”

他好像早已料到，马上说：“我们不妨各退一步。”

他拿出手机，先按出他的价格，归零；再按出我的价格，归零；最后按出“各退一步”的价格——那个数字介于两者之间，但依然比正常价格贵出三成。

他早有准备，说不定在家排练过。那张消瘦的胡茬脸，配合抑扬顿挫的口气，外加耸动的眉骨，活脱脱地展现了一个乌兹别克人的“交易的艺术”，体现了哈萨克人心目中“萨特人”的狡黠。我一时间钦佩不已，于是没再还价，就点头同意了。

我们买了单，走出餐厅。巴布尔把剩下的半块馕用餐巾纸包起来，塞进夹克里。我们再次钻进欧宝，开往讹答剌。

4

整个中亚的噩梦都始于讹答剌。

1217年，花剌子模帝国守将亦纳勒术贪图财货，擅自处死成吉思汗派遣的穆斯林商队，只剩下一位驼伕逃回蒙古。成吉思汗要求赔偿不果，引发第一次蒙古西征。讹答剌的抵抗持续了一百八十九天，最终在1220年2月城破。亦纳勒术被熔化的银液灌入耳朵和眼睛处死。

波斯史学家志费尼记载了这段历史。志费尼出身于波斯贵族家庭，祖父是花剌子模大臣，父亲则投效蒙古。志费尼本人担任过蒙古阿姆河行省长官阿儿浑的书记官，数次随阿儿浑赴哈拉和林朝见大汗。

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志费尼写到了讹答剌之战的象征性意义：它不仅摧毁了一座城池，更推倒了世界演进的“多米诺骨牌”。讹答剌毁灭之后，成吉思汗决定开始他的征伐之路。每来到一座城市，蒙古骑兵就摧枯拉朽，将其彻底摧毁：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苦盏……那些我到过的中亚古城全都在劫难逃。他的儿孙更是沿着无遮无挡的草原，一路打到中东和欧洲，压垮每一座清真寺，推倒基辅罗斯的教堂，随后又奴役俄罗斯人两个半世纪。

去讹答剌的路上几乎看不到车辆。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行驶在一片平坦的荒原上。锡尔河在几十公里外的地方流淌，可是看不到它的身影。按理说，讹答剌应该在锡尔河畔，那也是这个地方会出现一座城市的原因。然而，时过境迁，锡尔河已经改道，讹答剌也变成了荒原上的废墟。

我们经过一片墓地。巴布尔突然举起双手，做出礼拜的手势。到了讹答剌后，他又说十几公里外的村里有一座清真寺，那天是主麻日，他得去做礼拜。他早就做好了决定，并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他说了句一小时后回来接我，随即扬长而去。

我独自在讹答剌的废墟间游荡，难以想象这里曾有过一座城市。土丘之间有考古遗址牌，上面写着：在鼎盛时期，讹答剌的面积几乎是现在的十倍。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重建的堡垒、一段城墙、清真寺的残柱、宫殿的矮墙、几处住宅的断壁以及一个澡堂。现在这些残迹就在眼前，可要分辨出当年是什么，着实需要一番脑力。站在一片土丘上，四下茫茫然，视野所及之处全是荒野。远处的天空阴云密布，灰色的雨柱将乌云与大地连在一起，好像大平原上的龙卷风。那里正在下雨，可是这里只能感受到带着雨味的冷风。

遗址外面有一座土黄色的城门，好像迪士尼的城堡，崭新得出乎意料。细看之后才知道，那不过是几年前修的，为的是让参观者能够想象当年的盛景。我不免想到亦纳勒术站在城门上，望见蒙古军队时的惊骇——当时，那种惊骇还很新鲜，不为世人所知。不会有人料到，这场蒙古风暴会席卷更广阔的世界。但是，正如历史已然昭示的，亦纳勒术的惊骇会像点燃的烽火一样传播，甚至在遥远的匈牙利南部，我也见到过被蒙古人摧毁的城墙——讹答剌是一切开始的地方。

蒙古屠城后，讹答剌并没有马上湮灭，而是残喘将近两百年之久。我眼前的一些断壁残垣，其实是屠城之后重修的。随后，另一位疯狂的历史人物来到这里。1404年冬天，帖木儿带领二十万大军远征明朝。那年的天气异常寒冷，很多士兵和战马冻死在路上。在行经讹答剌时，帖木儿身染风寒。他的阿拉伯传记作者写道：“汤药和冰袋让他的口鼻喷出泡沫，好像一只猛然被拽住缰绳的骆驼。”

1405年2月，帖木儿死在讹答剌。他生前曾发誓将伊斯兰的火种播撒到中华大地，这个梦想就在讹答剌化为乌有。士兵们将他的尸体运回撒马尔罕安葬，讹答剌终于渐渐荒废，沦为一座鬼城。

巴布尔提前回来了，他的心灵已经得到抚慰，看起来意气风发。他说，如果我还想看艾哈迈德·亚萨维的圣陵，那么现在就得赶回突厥斯坦。

我们坐上欧宝，将讹答剌的废墟抛在身后。那道如龙卷风一般的雨柱已经移了过来，大滴雨点从天上狠狠砸下，在挡风玻璃上劈啪作响。

路上，巴布尔接了一个电话。他拿起来听了一会儿，然后一言不发地把手机放在仪表盘上。我听见手机里传来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咆哮。

“你妻子？”

“一个疯女人。”

5

回到突厥斯坦，巴布尔把我放在艾哈迈德·亚萨维圣陵的停车场。他又说自己有事要办，然后匆匆离去，好像真有什么事要忙。我怀疑他要忙的事与刚才接到的电话有关。

我随着人群走向亚萨维的圣陵，突厥斯坦客房爆满的情况终于有了解释——朝圣者络绎不绝，有些人显然是从遥远的地方赶来。在陵墓前方的玫瑰花园里，我看到两个老妇人穿着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的传统服饰——像某种中世纪的斗篷——如同刚刚走出《一千零一夜》的人物。

和撒马尔罕的雷吉斯坦一样，亚萨维的圣陵同样由帖木儿兴建。亚萨维是一个倡导离群苦修的苏菲派圣人，可建造这样的庞然大物往往劳民伤财，真正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展示统治者的权势。在这一点上，亚萨维的圣陵比雷吉斯坦更加不辱使命。因为帖木儿死后，工程就烂尾了。圣陵的正面至今还是毛坯房一般的土墙，没有装饰，没有瓷砖，而已然完工的背面却光彩夺目，像撒马尔罕的那些建筑一样辉煌。

我绕着圣陵走了一周，感到帖木儿是一个被高估的英雄人物。他没有为帝国创造出一个生生不息的文化，只是留下一些建筑，供人凭吊而已。一旦他的个人意志退潮，帝国也就随之烂尾。这些建筑——无论是对于宗教，还是人民——意义都非常有限。

我回到停车场，等着巴布尔来接我。当他的欧宝终于涉过一片水坑出现时，后座上多出了一个年轻女子和两个小孩。巴布尔告诉我，这是他的大女儿和外孙。没想到，巴布尔已经当爷爷了。

年轻女子显得很不耐烦，喋喋不休地说着乌兹别克语。巴布尔一言不发，不时讪笑，像一个被老师训话的学生。我夹在中间，正巧目睹这出大戏。

我们先送母子三人回家，然后才来到巴布尔的住处。巴布尔的家位于郊外一条泥土巷道里，巷子坑坑洼洼，在干燥的夏天全是尘土，雨后就变成一汪汪泥潭，有车轮压过的扭曲花纹。每家每户都大门深锁，一只白色脏猫蜷缩在一洼水旁。

在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前，巴布尔停下车，说到家了。所谓的乌兹别克庭院里藤架倾倒，种菜的土地无人打理。倚着后墙搭建的小砖屋中堆满杂物，房梁上有生锈的钢筋露出。巴布尔告诉我，厕所在院子远端的一扇木门后。后来我发现，那是一个旱厕，只用木头垫起两块下脚处。他没提浴室，看样子也没有，于是我打消了晚上洗漱的念头。

进屋前，巴布尔让我先脱掉鞋，可是那块磨破边的地毯并不比外面干净。小小的灶台是冷的，有段日子没开火了。炉子上放着一只烧黑的水壶，案板上有半颗蔫头耷脑的洋葱。

巴布尔说，平时都是他母亲做饭，现在她去塔什干串亲戚了。

巴布尔带我走进一个房间，说是我的。房间里铺着地毯，摆着一张沙发榻。这张沙发榻可是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它，房间里也就没有其他家具了。一面墙上挂了一张挂毯，让房间多少有了些家的感觉，也流露出一点点乌兹别克风情。不过，我还是有一种被囚禁的感觉，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去。

巴布尔表示，他要去清真寺做晚礼拜，我可以自由安排。我觉得他并不想一起吃饭，于是独自离开。我在附近的小超市买了些面包和奶酪，坐在马路边，在暮色中吃着自己的晚餐。马路对面的庭院突然亮起灯，映着淡蓝色的院墙。巷子里传来一阵激烈的狗吠声，先是一群狗凶恶的咆哮，然后是一只狗落败的哀嚎。我看了看手机上的地图：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就是突厥斯坦火车站——沙皇尼古拉时代的建筑。有一瞬间，我很想跳上一辆火车离开这里，回到令人舒心的阿拉木图。

走回巴布尔家时，院子里一片漆黑，客厅里也不见人影。接着，巴布尔从房间里出现了。他已经换了一身睡觉穿的休闲裤，光着脚，昏黄的灯光照着他满是胡茬的脸。他请我进来坐坐。

房间里有两张沙发榻，一张沙发榻上堆着杂物，另一张沙发榻就是他的床。五斗柜上搁着一台小小的电视机，正放着足球比赛。在巴布尔的邀请下，我就坐在他睡觉的沙发榻上。想到他目前的孤独生活，看着这个不像个家的栖身之所，我试着问起他的一生。

他上过大学，一所工业技术学校，但是没赶上苏联分配工作的好日子。年轻时，他干过各种行当，后来才成了出租车司机。

他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妻子从乌兹别克斯坦嫁过来，是他母亲那边的远房亲戚。他们很快生了孩子，但他从未感到过满足——无论是生理上，还是生活上。

“为什么不离婚呢？”

“为什么？让我怎么回答呢？真主不赞成离婚。穆斯林应该小心此事。”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虔诚的？”

“十年前。”他说。那时他在生活上碰到了很大的麻烦。他开始去清真寺，向真主祈祷，最后那场危机终于解除。为此，他一直心存感激。

我点点头，说了句“真主至大”。窗台前，漆成白色的暖气片积满陈年的污垢和锈迹，发黄的墙壁斑斑点点。沙发榻前有一个玻璃茶几，上面摆着糖果、水杯、遥控器和几把铝箔纸板的药片。这些东西杂乱地堆在一起，在灯光下显得老旧沉默——我能感受到其中的凄凉。

我说：“你是穆斯林，我不知道该不该请你一起喝酒。”

他说：“我偶尔也喝酒。”

我走回房间，拿出一瓶在奇姆肯特买的亚美尼亚白兰地——亚拉拉特牌。亚拉拉特是亚美尼亚的一座圣山，也是《圣经·创世记》中诺亚方舟在大洪水后停靠的地方。

我握着酒瓶，回到巴布尔的房间。他坐在沙发榻上，上身微微前倾。小小的电视机荧荧闪动，传递着另一个世界的讯息，也将巴布尔的侧脸映得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