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离开萨蒂村，前往伊犁河，路上会经过一座名为卡普恰盖的小城。这里有阿拉木图附近最大的水库，也是哈萨克斯坦乃至中亚地区最大的赌城。

公路边竖着赌场的广告，宣布奖池内的金额已经累积至数百万坚戈。赌场的名字也都充满异域风情：宝莱坞、孟买（用了殖民地时代的写法Bombay）、阿拉丁……从中不难看出中亚与印度次大陆之间的传统纽带和浪漫想象。

我问谢伊：“很多印度人来这里赌博吗？”

谢伊说：“不光是印度人，还有很多中国人呢！”

“什么样的中国人会来这里？”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谢伊说，“大概是在这边做生意的中国人。”

烈日下，卡普恰盖看上去昏睡不醒。每座赌场之间都相隔着一片荒地，街上也是尘土飞扬。虽然这里号称“中亚的拉斯维加斯”，但显然是低配版。与拉斯维加斯的共同点，可能仅限于全都地处荒漠之中。我们经过时，赌场大门紧闭，停车场也门可罗雀。或许，夜幕降临后，这里会一变为醉生梦死的天堂。只是我对赌博一窍不通，也就无缘欣赏了。

谢伊告诉我，苏联时代，卡普恰盖还有一些加工厂，后来全都关闭了。如今，小城的支柱产业是赌博业和酒店业。

“当然，拉斯维加斯之说只是噱头。”谢伊懒洋洋地评论道，“我可是去过真正的拉斯维加斯的。”

说话之间，我们已经开出卡普恰盖。没了水库与赌场，四周只是黄土一片。

随后，我们拐下公路，进入一块辽阔的荒地。公路消失不见，只有砂质小路迂回延伸。我此行一心想探访的伊犁河谷，突然感觉非常遥远，像是文明边界上的一处荒凉牧场。

接着，伊犁河出现了，在视野中心缓缓流淌。河谷左岸依旧是一片低矮荒原，难见人迹；右岸的陆地上却搭着不少临时帐篷。有的帐篷前还插着苏联国旗。远离河岸的高地上有几座岩石山，一群攀岩者正在岩壁上练习。谢伊说，河边的帐篷就是这些人的。伊犁河谷现在是攀岩爱好者的秘密据点。

“为什么插着苏联国旗？”

“一种怀旧。”谢伊说，“苏联时代，人们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去荒野露营，然后晚上一起喝酒。”

“现在这些人也做着同样的事。”

“没错。”

与苏联时代并行不悖的，还有古人留下的未解谜团。这也是我们来到伊犁河谷的原因——为了一睹泰姆格里岩刻。

岩刻分布在岩石山下的棕色巨石上，我与谢伊走近查看。一些岩石上刻着象形文字和图案，想必来自远古时代，或许是塞种人留下的；另一些雕刻着菩萨像和经文，显然与佛教有关——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哈萨克斯坦看到佛教遗迹。

我分辨出一些经文是用藏语写的六字真言——难道西藏喇嘛来过这里？谢伊说，这些岩刻雕刻于何时，雕刻者是谁，考古学家并没有确切答案。他自己对于佛教更是一窍不通。

不过，我倒是有一个猜想：这些佛教岩刻很可能是准噶尔人留下的。

1607年，蒙古准噶尔部落离开中国西北部。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他们大举入侵哈萨克人的领地，征服了包括伊犁河谷在内的七河地区。当时，哈萨克分为大玉兹、中玉兹和小玉兹三个部落。其中大玉兹和中玉兹求助于清朝，而小玉兹投靠了俄国。最终，准噶尔汗国被乾隆皇帝歼灭。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七河地区生活了一百多年，有足够的时间留下信仰的痕迹。

准噶尔之后，蒙古人再未能掀起任何历史波澜。看来，佛教最终完全征服了蒙古人，让他们变成平静的族群。

2

在七河地区，除了在一些哈萨克人的脸上，蒙古人的影响力早已消失殆尽。然而，从某些地名中，还是可以看出一点昔日霸主的端倪。从伊犁河谷出来，我们必须绕一个大圈子，才能翻越准噶尔阿拉套的余脉，进入阿尔金-埃姆尔国家公园。“阿尔金-埃姆尔”就是蒙古人留下的名字，意为“金色马鞍”。

谢伊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成吉思汗进军中亚时经过这里，见到夕阳染红马鞍形的群山。他问手下，此地叫什么名字。手下回复，此地还没有名字。成吉思汗遂将之命名为“阿尔金-埃姆尔”。我喜欢这个故事，也喜欢那个尚未被完全命名的世界。

翻越准噶尔阿拉套时，我们在一处高地停车。在这里，可以将四千六百平方公里的阿尔金-埃姆尔国家公园尽收眼底。那是一片热带稀树草原旱季时的景象：黄色平原上长着荆棘与小树，四周的山峦呈现白色或金色。这里栖息着马可·波罗羊，据说还有九匹濒临灭绝的普尔热瓦尔斯基野马。一只金雕在远处的小山上翱翔，山间有哈萨克牧民的帐篷。

我们要去的村子是公园深处的一小块绿洲。住在村子里的哈萨克牧民大都已经定居下来。即便在这里，游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已退到边缘。谢伊说，村里的牧民饲养牲畜，但自己不再放牧。他们会共同委托一位牧民，赶着全村的牲口去山间的夏季牧场。在那里，他搭起蒙古包，独自度过整个夏天。

村里只有一家旅馆，老板娘是哈萨克人，可五官却与中国人如出一辙。此地距中国边境不远，在晚清以前都归清廷管辖。随后的百年时间里，人口迁徙的大戏更是不断上演。老板娘说，他的父母是1962年从新疆进入苏联的。他们最初在一家集体农场工作，后来就搬到了这个村子。在更久远的过去，她的家族就一直生活在这里。

旅馆正在施工扩容，看起来生意兴隆。餐厅刚刚装修完毕，有一股还未散尽的油漆味。每张桌子上都摆好了食物和餐具，等待客人入席。白色的阳光透过窗帘打进来，照在印花桌布上。时光仿佛又回到苏联时代，让我想到伊塞克湖畔苏联疗养院的食堂。

吃过午饭，我们驱车前往国家公园最南端的鸣沙洲，在荒蛮的大地上开了将近两个小时。鸣沙洲是一座长约三公里的沙丘，位于大小卡尔坎山脉之间，距伊犁河只有几公里之遥。沙山由纯净的细沙构成，刮风时会发出管风琴般的吟唱。如果遇到沙尘暴，那声音听起来就像鼓声。

爬上沙丘，可以看到伊犁河谷的狭长地带。然而，此刻日光明亮刺眼，天气炎热难当，让我打起了退堂鼓。谢伊也在一旁敲边鼓：“如果你想上去，我会跟着你一起。”他真实的意思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们最好都不要上去。

鸣沙洲脚下，几根石柱撑起一个简陋的凉亭，制造出一小片戈壁滩上的阴凉。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哈萨克人坐在长凳上，旁边还有一个乌兹别克长相的男人。

哈萨克人是公园守卫，年纪不大，容貌俊朗，只是嘴唇干裂惨白。片刻之后我才想到，此时已是斋月，守卫大概在封斋。在这等炎热干燥之地，一整天不吃不喝，的确是一种宗教苦行。我和谢伊在他身边坐下，顺势与他攀谈起来。

守卫二十五岁，住在绿洲村里。他说，大部分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留下来。他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确在封斋：日出前吃一顿粥水，再次喝水进食就要等到太阳落山后了。他在这里坐上一整天，傍晚开着国家公园的吉普车回家。

他喜欢这份工作，部分原因是他讨厌大城市的生活，部分原因则是他的祖辈一直生活在这里。通过谢伊的翻译，他着重强调了后面这点。不过他又说，自己可能有点“中国血统”。上世纪20年代，他的祖辈曾经逃难至中国，在乌鲁木齐附近的村子里生活了十五年，之后才返回这里。

上世纪20年代，正是中亚的“巴斯玛奇”运动时期。大批哈萨克人为了逃离布尔什维克的统治，进入中国避难。到了30年代，新疆的军阀统治又让这些人逃难回去。

我换了一个话题，问他作为国家公园的守卫，主要职责是什么。

他说，他的工作主要是防止盗猎。他会开着吉普车在公园内巡逻。

“阿尔金-埃姆尔国家公园曾经允许狩猎黄羊和马可·波罗羊。那时，常有欧洲人来这里打猎。一千欧元的许可证，然后再雇用我们当向导——只有我们熟悉动物出没的地方。现在，国家公园内已经禁猎。我们的收入自然也少了。”

“你觉得以前更好？”

“不，我认为现在更好。一千欧元的许可证原本只允许狩猎一只羊，可实际上没人遵守。一场狩猎之旅，会打死很多只动物。那些欧洲人只要羊角。”

在我们聊天时，旁边那位五官像乌兹别克的男人不时凑过来倾听，并且通过点头与摇头的方式暗示自己也在场。我让谢伊问问这个男人是干什么的。他们讲了好一会儿，然后谢伊对我说：“这个人是旅行社的司机，维吾尔人，老家在阿拉木图郊外的一个维吾尔村子。”

维吾尔人点着头，表示认可。我问他在新疆是不是还有亲戚。

不不不，他的祖辈早就定居在这里了。经过几代人的时间，双方连语言都变得不同。他说，他在阿拉木图的绿色大巴扎，第一次听到过新疆维吾尔人的叫卖，一时大为惊讶。他清了清嗓子，惟妙惟肖地学了起来，瞳仁闪着亮光。谢伊和哈萨克守卫都能听出其中的微妙之处，不由得笑了起来。

哈萨克守卫突然问我：“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狼牙？”

“狼牙？”

“有中国人来我们村里收购狼牙，有多少就要多少。”

“你们的狼牙又是从哪儿来的？”

哈萨克守卫说，尽管国家公园内禁猎，可狼并不在保护范围之内。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见到狼就必定要杀死。他拿出手机，给我看猎狼的照片。他们开着吉普车，拿着AK-47，追逐一只狼，最后将它击毙。他抱着狼的尸体合影。狼身有半人多高，闭着眼，獠牙外突。

“也有人专门收狼的尸体。”他说，“一百五十美元。”

“你还有狼牙吗？”

“家里有一个，但我是不会卖的。”

此时，天气真称得上流金铄石。鸣沙洲在蒸腾的热空气中呈现出波浪状。游客像一只只蚂蚁，缓慢地沿着斜坡向上攀爬。大地上只有黄沙和荆棘，连蜥蜴也待在灌木丛的阴凉处。

谢伊说：“真奇怪，以前每次来这里，都会碰见吸血的蚂蟥，这次却一个都没有。”

维吾尔人再次展现出智慧，这次连我都笑了。他说：“蚂蟥也在封斋。”

3

回到绿洲村，我在食堂吃过晚饭，然后出门闲逛。村中的主要道路铺着水泥，有横跨空中的电线。路两旁的农舍围着篱笆，可以看到里面的院子和鸡窝。路旁种着新疆杨树，树干笔直，枝叶聚拢，像一支支倒立的毛笔。在夕阳煦风下，翠绿的树叶簌簌抖动，碎了一地金光。

这里与中国近在咫尺，可语言和文化又是那么不同。不过，和中国的农村一样，传统生活方式正在丧失——即便在七河之地，游牧也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我去小卖部买了啤酒，在旅馆门外的台阶上坐下来。外面，路灯下，一伙住店客人正在架炉烧烤。我递给谢伊一瓶啤酒。他看了看说：“俄国牌子。”

一个大块头的男人站在我们旁边抽烟。他是个俄国人，穿着夹克衫，头发梳得很整齐。他抽烟的样子很节制，看上去有心事。我让谢伊问问这个人的情况。

谢伊首先解释了我的身份——一位作家。其实他完全不必这样做。

大块头的男人说他叫斯拉瓦。赫鲁晓夫时代，苏联掀起“大垦荒”运动，他的父母响应号召，从西伯利亚搬到了阿拉木图。他在阿拉木图出生、长大。苏联解体时，他正在当兵。

“四年没拿到薪水。”他强调。

斯拉瓦成了一名长途卡车司机，从乌鲁木齐出发，将中国商品运至德国。公路不好走，到处是年久失修的大坑。在哈萨克斯坦和俄国境内，他都遇到过劫匪。有一次，劫匪拦住他，管他要钱。斯拉瓦问劫匪：“你也当过兵吧？”劫匪当过兵，也没拿到军饷，于是铤而走险。他没抢斯拉瓦的钱，放他走了。

斯拉瓦生于1972年，但看上去更老，眼角附近布满常年日晒留下的皱纹。他说他娶了一个德国人——他的意思是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德裔。他们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已经嫁人，儿子就要去莫斯科读大学。他很瘦，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我与斯拉瓦说话时，他就站在草坪的阴影里。

路灯下的那伙人放起了音乐。80年代的流行歌曲。谢伊说，他们放的是维克多·崔的歌。斯拉瓦又点了一根烟，但已沉浸在歌声中。

维克多·崔是生于哈萨克斯坦的朝鲜人，后来成为苏联摇滚乐教父。那时巨型国家机器已经难以为继，苏联人迫切要求改革。维克多·崔的歌词大胆激进，直击年轻一代的心灵。

如今，那群昔日的年轻人已经发福、谢顶、浑身赘肉。路灯下，他们轻轻扭动身体，小声跟唱。他们大概不知道，中国也有一位姓崔的朝鲜族摇滚乐手，同样唱出了那个时代的心声。

谢伊告诉我，1990年8月，维克多·崔在拉脱维亚度假，在开车返回宾馆的路上与一辆大巴迎面相撞，死时只有二十八岁。他的死迷雾重重，以至人们怀疑这是一场政治阴谋。但谢伊觉得，那也是一种保全自我的方式。他无法想象维克多·崔面对后来发生的一切：解体，寡头，腐败，还有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