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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葡萄牙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若泽·萨拉马戈百年华诞，读客文化陆续再版这位文学巨匠的三部作品：《失明症漫记》《复明症漫记》《修道院纪事》。作为这三部小说的译者，回忆起当年的大情小事，不禁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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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九日，葡萄牙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贾东尼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于日前逝世。虽然早已得知老作家几年来因病卧床，但这不幸的消息仍然让我震惊：像他这样不屈不挠与黑暗和丑恶搏斗的人，怎会轻易向死神屈服呢？我当即发出唁电：

若泽·萨拉马戈作品的中文本译者和读者对大师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永远铭记他对世界文坛的贡献。 我坐在写字台前沉思，此前的两封信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

一九九八年四月末，我以《修道院纪事》的中文译本获得中国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五月一日，萨拉马戈从他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兰萨罗特岛的寓所用传真发来贺信：

亲爱的范维信教授： 得悉你获奖，表示祝贺和高兴。双重祝贺，双重高兴，这是因为，你翻译了《修道院纪事》一书，我得以怀着尊敬和友好之情分享你人生中这幸福的时刻。我相信，这不是最后一次，更多的幸福时刻在等待着你，这实为你杰出的工作使然。 短短几个月后，即同年十月，瑞典文学院宣布把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若泽·萨拉马戈。一位新闻界的朋友在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我这一消息，我立即写信祝贺：

得悉你获奖，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你当之无愧，你的《修道院纪事》当之无愧，你的全部作品当之无愧。 但是，若泽·萨拉马戈寓所的电话传真一直发出忙音，第二天还是这样。我想，大概全世界都在往他家里打电话或发传真。电话传真挤不进去，只得采取最古老、最传统的办法：通过邮局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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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朋友问我：你是怎样开始翻译萨拉马戈作品的？

其实，在一九八七年之前，我对葡萄牙文学几乎一无所知，翻译出版的仅限于巴西作家的作品，例如若热·亚马多的《死海》和《老船长外传》，埃里科·维利希莫的《大使先生》和《安塔列斯事件》，以及贝纳多·吉马良斯的《女奴伊佐拉》等。凑巧的是，那一年，就在我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进修前不久，应我国文化部邀请，巴西“百万书翁”、文学院终身院士若热·亚马多偕夫人来华访问。一天晚上，他在香格里拉饭店设宴招待几位朋友。席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范，听说你要去葡萄牙，是吗？”

“对。可是，你刚到北京才两天，这么快就知道了？”

“哈哈，我消息灵通得很哪。我问你，你了解哪些葡萄牙作家？”

“对于葡萄牙作家及其作品，如一句中国俗语所说，我是两眼一抹黑！”

“那么，我给你写一封介绍信，好吗？”

“那当然好啦！感谢，非常感谢！”

天上掉馅饼，求之不得的好事。

第二天，老作家就把“介绍信”交到我手中，上面列出了十几位葡萄牙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名字及其住址和电话，信的最后一行特别写道：“请你们像接待我一样接待我这位朋友。”还在其中的阿尔瓦洛·萨莱马的名字后面注明：此人中午十二点起床，请勿在这个时间之前打电话。

名单中就有一九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来我翻译的《修道院纪事》《失明症漫记》《复明症漫记》的作者若泽·萨拉马戈。

到了里斯本，除在文学院听课之外，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后来，我又开始根据亚马多的“介绍信”列出的名单访问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资助我进修的葡萄牙“古本江基金会”国际部主任，一位热心的文学博士，还主动帮助我与几位年轻作家建立联系。回想起来，我拜访过的“老师”们当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亚马多不让我在十二点前打电话的阿尔瓦洛·萨莱马。他年近八十，身体不好，走路颤颤巍巍，但我两次请教，他都像给学生上课一样，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第二次结束时，他嘱咐我说：“记住，研究葡萄牙现代文学，要死死盯住两个人——一个是米格尔·托尔加，一个是若泽·萨拉马戈。”

若泽·萨拉马戈，我见过两次：一次在里斯本（他的寓所）；第二次在北京，他来华参加《修道院纪事》首发式的时候。这些，我在《修道院纪事》的《译后记》里都曾说到，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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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马戈说：“作家和其他人一样，会梦想。”他正是从自己一次治疗眼疾的经历中梦想出了《失明症漫记》这个充满爱与恨、善良与邪恶、痛苦与欢乐的故事。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用汽车、公寓、超市、手枪这些普普通通的道具和一个个没有姓名但又栩栩如生的男女，给我们呈现了一出震撼人心的现代悲喜剧。正如瑞典文学院指出的，《失明症漫记》“极大地提高了萨拉马戈的文学水准……其想象力之丰富，思想之尖锐，在这部怪诞离奇、引人入胜的作品中得到了至高的体现”。

我退休前一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新闻工作，文学翻译仅仅是业余爱好，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完成。翻译《修道院纪事》我用了两年，加上翻译之前的“思想准备”和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一共用了近八年；而《失明症漫记》呢，从第一次阅读原文到交出中文译稿，只用了八个月！这不仅是因为翻译《修道院纪事》后习惯了萨拉马戈的风格，积累了经验，更重要的是《失明症漫记》讲的是现代生活，并且情节紧凑，扣人心弦，相对容易得多。还记得，在翻译过程中我把自己关在小小的书房里，随着故事的跌宕起伏，有时热泪盈眶，有时又笑出声来，有时还自言自语或拍案叫绝。如果有人在我的书房里安装了针孔摄像机，一定以为我这个译者精神出了什么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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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症漫记》中文版问世后的这些年里，话题不断，风生水起。

中国国家话剧院排演了话剧《失明的城市》，以纪念中国话剧诞辰一百周年。

与国家话剧院合作，香港话剧团也排演了话剧《盲流感》。

两者都是根据《失明症漫记》改编的，编剧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冯大庆女士，导演也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王晓鹰博士。

甚至河南省信阳师范学院话剧团也排演了《失明的城市》，估计使用的也是冯大庆女士的本子。

中国国家话剧院和香港话剧团的海报上，都写着“文学顾问：范维信”。其实，我既没有顾，也没有问。两家几次邀请我去他们的排练场，我都谢绝了，仅仅去欣赏了中国国家话剧院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的一场演出。两部话剧的原材料都来自葡萄牙的萨拉马戈，制造商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和香港话剧团，我只不过用中文对原材料进行了包装。一个表演艺术的门外汉去“指导”顶尖的表演艺术家们，孔子门前卖《三字经》，岂不滑稽。

在国外，几乎同时，巴西、日本和加拿大联手将《失明症漫记》拍成电影，由巴西人费尔南多·梅里尔斯导演，主要演员来自美国。我看了电影的DVD，有中文字幕，电影名是《盲流感》。当然，话剧和电影的表现手段不同，我缺少艺术细胞，没有资格评论优劣，但凭着门外汉的直觉认为，就震撼力而言，国产话剧《失明的城市》或《盲流感》绝不亚于巴西、日本、加拿大、美国合作的电影《盲流感》——三者的原材料都是从葡萄牙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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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马戈生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镌刻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他认为“虽然我活得很好，可是这个世界却不好”“残忍是人类的发明”“当权者专横，把一部分人排除在社会之外”。他写作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而是要把令人愤怒的社会现象写出来，让人们去思考。

现在，这位充满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已经离开了令他愤怒的世界，用留下的作品永远启迪后人。

但愿有更多萨拉马戈作品的中文版问世，让中国读者得以分享大师留下的财富。

---范维信

---二〇二二年于北京乐府江南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