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中认识的最有智慧的人目不识丁。凌晨四点，当新一天的希望仍在这片法属的土地上磨蹭时，他从草垫子上翻身起床，走向田野，把六七头猪带到草场。猪的繁殖力养活了他和他的妻子。我的外公外婆生活拮据，靠着小规模的猪崽繁育谋生，猪崽断奶后卖给地处里巴特茹省[葡萄牙历史上的一个省份，今属圣塔伦区。]的阿济尼亚加村的邻居们。他们的名字分别叫杰罗尼莫·梅林霍和乔瑟法·柴辛哈，两人都是文盲。当冬夜的寒气足以让屋内罐子中的水结冰时，他们走进猪圈，把体弱的猪崽抱回屋里放在自己的床上。在粗毛毯子之下，人的体温帮助小动物们度过严寒，挽救了它们必死的命运。尽管他们俩都是和蔼可亲的人，但他们的作为并非出于一颗怜悯之心：他们没有多愁善感，也没有华丽辞藻，心之所系是保护他们的每日食粮。这对于他们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为维持生计他们学会了不去思考无用的东西。多少次我帮助外公杰罗尼莫放牧猪群；多少次我在房屋附近的菜地里挖土，劈柴生火；多少次我一圈一圈地转动抽水泵的大铁轮，从公用水井中取水，肩挑回家。多少个凌晨，我同外婆带着耙子、麻袋和绳子，悄悄躲开守护玉米地的男人，去收集残茬碎叶给家畜当褥草。有时候，在炎热的夏天夜晚，晚饭后外公会对我说：“若泽，我们俩，都去无花果树下睡觉。”村里还有其他两棵无花果树，但是那一棵，当然是历经了无数岁月，最高大，也最古老的那棵，才是家中的每个人心中所指的那棵无花果树——或多或少是修辞学中所谓的借代，一个我多年后才遇到并了解其定义的学术词语……在夜的沉静笼罩之下，在高高展开的树枝中间，一颗星出现在我的视野中，然后又慢慢躲进树叶背后，与此同时我把目光转向另一侧，看到蛋白色的银河渐渐呈现，像一条无声息流过空旷天际的河，我们村里仍然称其为“通往圣地亚哥之路”。睡意迟来，黑夜里走进了我外公讲了又讲的故事和事件中的人物：传奇、幽灵、恐怖、奇特片段、古老的死亡、棍石冲突、祖先的遗言，说不尽的记忆中的传言，让我不想入睡，同时又轻轻地牵我进入梦乡。我从来不知道我睡着时他是否陷入沉默，或者还在继续讲他的故事，以便不留下尚未给出的解答，因为在他讲述时故意留出的大多数停顿中，我必定会提出“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的问题。也许他为自己重复这些故事，为了不忘记它们，或者添入新的细节使之更加丰满。不用说，在那个年纪——我们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那样，我想象中的杰罗尼莫外公是掌握世界上所有知识的大师。当鸟鸣声伴随着第一道晨光将我唤醒时，他已不在我的身旁，赶着牲畜去了野地，留下我继续睡觉。接着我就起身，卷起粗毛毯子，光着脚——我在村里总是光脚行走，直到十四岁——头发上仍然沾着草叶，从院子耕种过的一边走到房子旁盖着猪圈的另一边。我的外婆在我外公之前早已起身，给我端上一大碗咖啡和几片面包，问我是否睡好。如果我告诉她听了外公的故事做的噩梦，她总会消除我的担忧：“别当回事，梦里的东西都是假的。”当时我觉得，虽然外婆也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但还没能达到外公的高度，身旁陪伴着外孙若泽，躺在无花果树下的外公，是个用几句话就能让整个宇宙旋转起来的人。许多年之后，我外公已经离开人世，我也已长大成人，那时我才意识到，其实我外婆也是相信梦的，不然的话就很难解释她说的话。一天晚上她坐在现已独居的小屋门口，盯着头上最大和最小的星星，说道：“世界真美好，可惜我要死了。”她没有说她害怕死去，而是说死去很可惜，就好像她那劳碌无度、备尝艰辛的一生，几乎在最后的时刻获得了至高无上的临终告别的恩宠，获得了向她揭示的美的慰藉。她坐在小屋门前，与我能想象的整个世界中的所有其他人都不同，因为他们是可以与猪崽共享床铺，视其为自家孩子的人，也因为他们为离开人世感到悲伤，觉得世界很美。这个杰罗尼莫，我的外公，养猪人和讲故事的人，感觉到死神即将前来将他带走时，向院子里的树木一一告别，流着眼泪与它们拥抱，因为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见到它们了。

很多年以后，我第一次提笔将我的外公杰罗尼莫和外婆乔瑟法写入作品中（至此我尚未提及，据许多认识她的人说，外婆年轻时是个相貌出众的女子），当时我才终于意识到，我正在将普通人转化为文学人物：这也许是我不让他们从记忆中淡去的方法。我用铅笔一遍一遍地描绘他们的面容，不断改变记忆，不断为单调乏味且无休无止的日常劳作添加色彩和光亮，就好像在不稳定的记忆的地图上创造栖居生存于此的那些人，表现这个国家超自然的非现实。同样的心理态度，在记忆中唤起某个北非柏柏尔人祖父迷人而神秘的形象之后，引导着我用差不多如下的文字描述一张我父母的老照片（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两人都站着，漂亮而年轻，面对着摄影师，脸上显露出隆重而严肃的神情，也许是镜头即将捕捉他们不再会拥有的形象的那一片刻在照相机面前的恐慌，因为随后而来的一天不可改变的将是另外一天……我母亲将她的右手肘倚靠在高高的柱子上，右手拿着一朵花，缩向身体。我父亲用手臂搭着我母亲的背，长茧的手出现在她的肩膀上方，像只翅膀。他们在一条树枝花纹的地毯上腼腆地站立着。撑开的帆布假背景上是模糊不清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显得格格不入。”我这样结束：“会有一天我将讲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无足轻重，但对我则不然。一个北非柏柏尔人的老祖父，一个养猪的老外公，一个异常漂亮的外婆；严肃但不失英俊的父母，照片中的一朵花——我还在乎什么家族谱系？还有什么更好的大树我可以倚靠？”

这些文字是我大约三十年之前写下的，没有其他目的，仅仅为了重建和记录那些造就了我、与我最亲近的人的生活的瞬间，相信不用对那些人做任何其他解释，便可让人知道我来自何处，是何种材料制成，又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什么。但我的想法终究是错误的。生物学并不决定一切，至于遗传基因，它进行如此长途旅行的路径一定非常神秘……我的家族谱系（原谅我妄自尊大使用这样一个字眼，而实质上却是如此微不足道）不仅缺少时间和人生连续遭遇促成的从主干衍生的那些枝条，还缺少帮助其根系深深扎入地下土层的人，缺少能够辨清其连贯性和果实风味的人，也缺少展开和加固树冠使之成为候鸟栖居与筑巢之地的人。当我试图用文学的颜料对我的父辈和祖父辈进行描绘，用新的、不同的方式表现我人生的建筑者，把他们从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转化为人物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走进了一条小道。在这条小道上，我后来塑造的人物，还有其他真正的文学人物，将会建构，将会带给我材料和工具。这些东西最终，不管是好是坏，够与不够，是获益还是受损，总体而言太匮缺，但某些方面又太丰盈，造就了我现在认为是自己的那个人：那些人物的创造者，同时又是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么说，一个字母接一个字母，一个词接一个词，一页接一页，一本书接一本书，我成功地在我自己身上植入了我塑造的人物。我相信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我；没有他们，我的人生也许不会成功超越一张蹩脚的草图。或者像一个众人憧憬却无法兑现的许诺；或者是一场前程可观但到头来一事无成的人生。

现在我清晰地认识到那些人是我人生的师父，他们是最真诚地教会我以艰辛劳作来面对生活的人。我看到我的小说和剧本中的几十个人物跃出纸面，此时正从我眼前大步走过。我相信自己作为故事叙述者，那些笔墨创造的男人和女人，是按我的心念导出的，服从我作为作者的意愿，像会说话的木偶，而他们的行为，就如我操控他们时施加的力量和牵动绳索那样对我全无影响。这些师父中的第一位无疑是个平庸的肖像画师，我姑且简单地称其为H，是一则标题为《油画与书法手册》的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我觉得这一则故事可以合理地称作双重成长小说（小说人物的成长，但从某个层面说也是作者的成长故事）。这个人物教会我简单的诚实，即看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不带愤怒或挫折感：由于我不能，也无意，跨出自己耕作的小片田地，留下的可能性只有朝下，挖下去，直到根部，直到我自己的同时也是世界的根源。请原谅我如此大言不惭。当然，努力产生的结果价值如何，不是由我来做出评定的。但是今天我认为，自那以后我的所有作品都遵循了那个目标与原则，这一点显而易见。

接着走过来的是阿兰特乔的男人和女人，与我外公杰罗尼莫和外婆乔瑟法同属被诅咒的土地上的兄弟。这些原始的农民家贫如洗，在只配得上被称作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劳作，不得不出卖自己手臂的力量，以换取一份工资，其生活与我们自豪而满足地称为——依情况而定——有教养或文明的人们精致、神圣、高贵的生活相比不啻天渊。他们是我熟知的普通人，那些受到教会——既是政权和地主的同谋也是受惠者——蒙骗的人，那些永远是警察关注对象的人，那些无数次武断的虚假正义的无辜受害者。在书名为《从地上站起来》（Levantado do Ch删o）的小说中，农民贝德韦瑟一家三代人经历了从二十世纪初到1974年推翻了独裁统治的四月革命。这些从地上站起的男人和女人，开始是真实的人，后来成了小说形象。我学会了耐心，相信时间，信任时间，让时间同时建构并摧毁我们，以便为再一次摧毁而重新建构。我唯一无法确信是否能欣然接受的，是艰辛的人生经历转化成了那些男人和女人的善德：一种对待生活的自然节制态度。二十余年之后，那些从生活中学得的教益在记忆中依然栩栩如生，在头脑中完好保存，每天都能感到它在我精神上的存在，像持续不断的召唤：我没有失败，至少还没有，阿兰特乔广袤无际的平原催我多多进取，给我接近崇高荣耀的榜样的希望。时间将会作证。

我能从一个生活在十六世纪的葡萄牙人身上得到什么教益呢？此人出版了《诗韵集》（Rimas），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Os Lus慐adas）中描述了荣耀之争，船难和民族的幻灭，绝对是我们文学中最伟大的诗歌天才，不管这样的评价会给自诩为“超级卡蒙斯”的费尔南多·佩索阿带来多少悲痛。所有我能从中学习并得到适合于我的教益的，简简单单就是路易斯·瓦·德·卡蒙斯纯粹的人性。比如说一个作者以不乏自尊的谦卑，一家一家去敲门，寻找愿意出版他书写之作的人，在此过程中遭受到抱有身份和种族偏见的不学无术之人的轻视，受到一个国王和他有权势的随从轻蔑的冷落，受到这个世界款待来访诗人、空想家和傻瓜同样的一如既往的嘲讽。每个作者的人生中至少曾经有过一次，或将会遭遇，尽管他没有写过诗作《流逝河水的岸边》（S⽒bolos rios），路易斯·德·卡蒙斯的经历……踌躇于贵族、国王随从和宗教裁判所的审查中间，或昔日的爱恋和未老先衰的幻灭中间，或写作的痛苦和完成创作的喜悦之间。是这个病怏怏的男人，从众人前往寻求发迹的印度两手空空归来；是这个瞎了一只眼睛、灵魂受创的人，是这个与任何财富无缘、在王宫里博不到任何女士倾心的人，却把一部名为《这本书我该怎么办？》（Que farei com este livro?）的剧作搬上了舞台。该剧的结尾重复了另一个唯一真正重要的问题，一个我们无法知道是否最终会有充分答案的问题：“这本书你们该怎么办？”他同样以这种不失自尊的谦卑，胳膊下夹着一部杰作的书稿，不公正地被全世界拒绝。不失自尊的谦卑也相当固执地等待着了解，到了明天，我们写的那些书的目的将是什么，同时马上怀疑它们是否会留存一段时间（多久）。等待着给予我们肯定的理由，或者自己给自己的理由。受骗最深的人是允许别人欺骗自己的人。

又有两个人朝我走来，那个男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左手，那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时就携带着能够看透他人皮肤的神奇魔力。他的名字叫巴尔塔萨尔，绰号“七太阳”；她被人称为布里蒙达，后来也被叫作“七月亮”。因为书中这么写道，天上有个太阳，那么必须有个月亮，只有两者和谐地出现并通过爱两相结合，地球才能成为宜居之地。还来了一个名叫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的耶稣会传教士，此人发明了一台能够飞上天空的机器，助推飞行的不是任何燃料，而是人的意愿。人们说意愿可以成就任何事情，但意愿不能，或者不知如何，或者至今尚不愿意成为带来普惠或普遍尊重的太阳和月亮。这三位葡萄牙傻瓜来自十八世纪，彼时迷信泛滥，宗教审判之火熊熊燃烧，一个爱慕虚荣、妄自尊大的国王大兴土木，下令建造一座修道院、一座宫殿和一座大教堂，让世人惊叹不已。这一想法也基于一个非常小的可能性，那就是世界具有足够的眼力可以看到葡萄牙，有了布琳蒙达的眼睛，可以看到隐藏的东西……朝这里又走来了成千上万的男人，脏手上长满老茧，身体疲惫不堪，年复一年……又出现一块又一块的石材，工程浩大的修道院外墙，巨大的王宫厅堂，石柱与壁柱，高耸入云的钟塔，悬空的大教堂穹顶。此时音乐声悠悠传来，是意大利音乐家多美尼科·斯卡拉蒂拨弦的大键琴，他茫然不知此时应该表现欢乐还是悲泣……这就是《修道院纪事》的故事，得益于多年前同他外公杰罗尼莫和外婆乔瑟法一起生活时学到的东西，这位学徒作者在其中写下了一些类似的不乏诗意的话语：“除妇人之谈外，梦是牵住世界在轨道上运行的力量，但梦也用月亮为世界加冕，这就是为什么男人头脑中的天空如此恢宏，除非男人的头脑就是唯一的天空。”诚心所愿吧。

关于诗歌，那个少年已经略有所知，他是从里斯本技术学校的课本中学得的。他在该校受训，为他的劳工生活做准备：当技工。他在公共图书馆度过长长的夜晚，与诗歌大师相遇。他随意阅读，从目录中翻寻，没有人提供指导，也没有人提出建议，全凭着水手的想象创造他发现的每个地方。《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的创作始于技术学校的图书馆中……在那里，有一天年轻的技工（他将近十七岁）发现一本名为《雅典娜》的杂志，里面有里卡尔多·雷耶斯署名的诗歌。由于他对自己国家的文学地图知之甚少，他以为真有个名叫里卡尔多·雷耶斯的葡萄牙诗人。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个诗人其实是费尔南多·诺各伊拉·佩索阿，他编造出子虚乌有的诗人姓名发表作品。他将其称为“异名者”，这个词在当时的词典中尚不存在，正因如此，那位文学学徒难以知晓它所指何物。他把不少里卡尔多·雷耶斯的诗歌熟记在心（“追求伟大，你需要/着眼于面前的细微”[本文译文为译者新译]）；但是尽管年少无知，不明事理，他仍然无法接受一个崇高的头脑真的能够不带悔恨写出如此残忍的诗行：“智者安于世界现状。”后来，那位学徒已白发苍苍，自己也更加明智，斗胆写了一部小说向这位写颂歌的诗人展示1936年的世界现状，让他度过生命中的最后几天：纳粹军队占领了莱茵区，佛朗哥向西班牙共和政府发起战争，萨拉查政府建立葡萄牙法西斯组织。他以这种方法告知：“我沉静悲悯、优雅多疑的诗人，这就是世界的现状。观赏吧，睁眼看吧，既然安坐是您的智慧……”

《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以如下悲伤的描写作为结尾：“在这里，海洋终止，陆地等待着。”就这样，葡萄牙不再有新的发现，命定永久地等待着甚至不可想象的未来；只有往常忧伤的思乡曲，同样古老的思愁，还有一点儿……那时，那个学徒有了新的想象，可能仍然有办法重新将航船送出海洋，比如说，移动一片陆地，将陆地送入海洋。作为历史上葡萄牙人对欧洲鄙视的集体愤怒的直接后果（更准确地说是我自己愤怒的结果），我当时创作了长篇小说——《石筏》——关于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摆脱了欧洲大陆，变成一块巨大的漂浮的岛屿，不用桨，不用帆，不用螺旋推进器，完全自行朝南向漂行，“石头和土地的巨块，满载着城市、村庄、河流、树林、工厂、灌木丛和田地，带着人和动物”驶向一个新的乌托邦：半岛的人们与大西洋另一边的人们举行文化会议，因此反抗——我的策略非常过分——美国在那个地区实施的令人窒息的统治……从一个双重乌托邦的视野，可以在这部政治小说中看到一个更加宽泛的人类的比喻：欧洲，整个欧洲应该移向南方以帮助平衡世界，作为对先前和当下的殖民主义伤害的补偿。也就是说，欧洲最终是个道德喻指。《石筏》中的人物——两个女人、三个男人和一条狗——在半岛漂行于大洋的过程中持续穿越旅行。世界正不断变化，他们知道必须找到自己将要充当的新角色（更不用提那条狗了，它与其他狗类不同……），对他们而言，这就够了。

那时，学徒想起在他创作生涯以前，他曾干过校对员的职业，也就是说，如果在《石筏》中他修订了未来，那么现在动手修正过去可能也不是个坏主意。这引向了一部名为《里斯本围城史》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其中一名校对员正核对一本同名的书，但不是小说，而是一本真正的历史著作时，因看到“历史”如何越来越不足以让人惊奇，感到无聊，决定将书中的“非”改为“是”，以肯定取代否定的内容，从而颠覆“历史真理”的权威。雷蒙多·席尔瓦，那个校对员，一个简单的普通人，与大众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相信所有事情都有看得见的一面和隐藏的一面，除非我们看得见事情的两面，不然就对事物一无所知。他同历史学家讨论了这一方面：“我必须提醒您，校对员都是很严肃的人，在文学和生活上都有丰富的经验。请别忘了，我的书关系着历史。然而，由于我无意指出其他方面的矛盾，以鄙人之见，先生，所有不是文学的东西都是生活。历史也一样？历史尤其如此，这么说并没有冒犯之意。还有绘画和音乐，音乐自诞生以来就不断抗拒，反反复复，试图摆脱文字的羁绊。

我认为这是出于嫉妒，但最终还是甘愿称臣。还有绘画。好吧，现在绘画只不过是用画笔描述的文学。我相信您没有忘记人类在学会书写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绘画了。您熟悉‘如果你没有狗，带着猫去打猎’这个谚语吗。换言之，一个人如果不会书写，那么就像个孩子那样去描，去涂。您试图说明什么，换句话说，文学在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是的，先生，就像人一样，可以这么说，到来之前已经存在了。您给我的印象好像找错了职业，您应该成为一个哲学家，或者历史学家，您具有这两个专业所需的天赋和气质。我缺少必要的训练，先生，一个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能成就什么，我带着正常基因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但是现在处于夹缝生存的状况，而且没有受过小学之后的教育。您可以以自学者的身份标识自己，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取得成果，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昔日的社会以自学成才者为荣。已经不一样了，社会进步让这种现象不再可能，现在人们对自学者不屑一顾，只有那些写娱乐诗和消遣故事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自学成才，祝他们好运。至于我自己，我无须隐瞒自己对文学创作并无特殊专长的事实。当个哲学家，伙计。您真有幽默感，先生，具有出色的反讽天赋，我心中不解，您为何投身于历史研究，那可是一门严肃且深奥的科学。我只在真实生活中挖苦讽刺。我总认为历史不是真正的生活，文学是，其他都不是。但历史在还不能称其为历史的时候曾经是真实生活。所以您相信，先生，历史就是生活。当然，我相信。我的意思其实是历史曾经是真实生活。那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没有删除键，我们会变成怎样，校对员叹了口气说。”说明这一点全无必要，那位学徒与雷蒙多·席尔瓦一起学会了质疑。时机将临。

也许学会质疑的课程帮助他度过了创作《耶稣基督眼中的福音书》的历程。的确如他所说，书名来自一个视觉上的幻象，但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新作是不是那位校对员清醒思考的范例，因为此人长期以来一直在打理着新小说得以冒芽的土壤。这一回情况有所不同，不是从《圣经·新约》的书页背后寻找对照，而是把强光投射到书页的表面，就像细察一幅油画那样，用低光凸显其油彩的起伏和交错的痕迹，观察低凹的阴影。这一次，在福音派人物的围观之下，那位学徒就是这样阅读的，就好像这是对无辜者进行大屠杀的第一次描述，而读过之后，他无法理解。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人们听到创始者最初宣告教派成立的前三十年，就已经有了该教的殉道者；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唯一有能力作为的人不敢去拯救伯利恒的孩子们的性命；他无法理解约瑟与家人从埃及归来之后没有了最起码的责任感、自责和负罪感，甚至连好奇心也丧失殆尽，甚至无人能找到辩解的理由：伯利恒的孩子们有必要去死，以便拯救基督的性命。这里统领所有凡俗和神圣事务的简单常识都提醒我们，上帝不会派他儿子，尤其不会派他带着救赎人类罪孽的使命降临人间，在两岁那年面临被希律王的士兵砍下头颅而死的命运……由于情节跌宕，那位学徒带着崇高的敬意写下的那篇《福音》中，约瑟将意识到自己的罪责，接受自己犯下罪孽的惩罚，充满悔恨，几乎没有抵抗就被带去处死，就好像这是留下的最后可做的事情，与世界结清账目。结果是，那位学徒的《福音》并不是又一篇具有教化意义的圣人与天神的传奇，而是几个困于权力争斗却无法获胜的凡人的故事。耶稣将会继承他父亲曾穿着走过许许多多乡村道路的那双蒙着尘土的凉鞋，也会继承他父亲不幸的责任感和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永远不会离他而去，甚至隐含在他的十字架上方大声说出的话中——“诸位，原谅他，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意指派他去往该处的上帝，但如果在最后的痛苦中他依然记得赐予他血肉之躯的生父，也许也是说给他听的。如你所见，当他在那部异端邪说的《福音》中写下耶稣与记录者之间于圣殿交谈的最后话语时，这位学徒已经完成了长距离的旅行：“负罪感是一头吞食了父亲又吃幼崽的狼，接着很快会轮到你。你怎么样，以前被吞食过吗？不仅吞吃，还呕吐出来。”

如果查理曼大帝没有在德国北部建造修道院，如果那座修道院不是明斯特城的源头，如果明斯特城没有为其第十二个百年庆典安排一场关于恐怖的十六世纪中新教安曼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战争的戏剧演出，那么，那位学徒就不会去写他那部《以上帝的名义》的戏剧作品。又一次，在除了一丝理性之光没有任何其他帮助的情况下，那位学徒必须穿过能轻易挑起人类互相杀戮的、令人费解的宗教信仰迷宫。他又一次看到偏狭的丑陋面罩，那种偏狭在明斯特城疯狂发作，玷污了双方都声称誓死捍卫的事业。因为这不是以两个敌对上帝的名义进行战争的问题，而是在同一个上帝的名义下的战争。明斯特的安曼教徒与天主教徒都被自己的信仰蒙住了眼睛，无法理解所有证据中最显而易见的证据：待审判日到来之时，双方上前接受他们在人世间的所作所为应得的褒奖或惩罚，上帝——如果他裁决的尺度多少接近人类的逻辑——就不得不接受他们进入天堂，理由十分简单，因为他们都抱有对他的信仰。明斯特的恐怖屠杀让那位学徒得到教益：尽管给出了无数许诺，宗教从来不是用来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所有战争中最荒诞的是宗教圣战，因为即便上帝希望如此，也不能向自己宣战……

失明症而已。那位学徒心想：“我们患了失明症。”他坐下来开始写《失明症漫记》，希望提醒可能阅读该书的人，如果我们亵渎生活的尊严，我们也就扭曲了理智；而人的尊严每天都会受到我们世界中权势者的侮辱；普遍的谎言已经替代了多元的真理；人一旦失去来自其他成员的尊重，他也就不再尊重自己。接着，那位学徒就好像试图驱除理智蒙昧产出的怪兽，开始写所有故事中最简单的故事：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因为他意识到生活没有向人类提出任何其他重大要求。这本书就是《所有的名字》。虽然并未写出来，但是我们所有的名字都在那里。那些活着的人的名字和死去的人的名字。

我在此归总。希望阅读这些稿纸的声音成为我的人物共同呼声的回响。事实上我没有他们所发出的呼声之外的其他声音。如果对您来说仅为管窥蠡测，请原谅我，但对我而言则是所有。

---1998年12月10日

---（虞建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