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第比利斯只有一条街道——鲁斯塔维里大街，沿着蜿蜒的山谷底部绵延数公里。第比利斯坐落在阳光照耀的绿色群山之中，单从地理位置讲，它令人想起瑞士和意大利阿尔卑斯山麓那种宁静而受欢迎的疗养胜地。在整个帝国，人们不得不排队才能买到一瓶矿泉水，但在这里，城里有大量泉眼，可以直接喝到同样的矿泉水。

鲁斯塔维里大街的西端是索罗拉基社区，它坐落在平缓的小山坡上，颜色淡雅的房屋纵横排列，到处都是阳台、露台和花园。时至今日，索罗拉基社区仍然保留着几分昔日的魅力，而在另一侧，大街的东端则消失在环绕城市的森林之中，直到最近那里才建起一个新的社区。

近年来，第比利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帝国南部其他地区一样，格鲁吉亚采用了第三世界的典型发展模式，即以忽视和进一步剥削农村为代价，来支撑首都地区迅速却不自然的发展。于是，在首都和国家其他地方之间，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

如今，四分之一的格鲁吉亚人生活在第比利斯，而在亚美尼亚，三分之一的居民生活在埃里温。按照这个比例，就相当于有五千万人生活在华盛顿特区，八百万到一千万人生活在华沙。

外省的生活意味着停滞、贫穷和绝望。因此人们都一窝蜂跑到大城市生活，尤其是首都。在这里有可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获得升迁，找到工作。结果，古老的第比利斯、埃里温和巴库到处都是庞大而拙劣的住宅项目，建得随意、廉价而马虎，公寓楼里所有的东西都关不上、拧不紧，所有东西都不配套。然而，在整个帝国，这类房屋的质量仍然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莫斯科的质量最好，帝国的其他欧洲地区差一些，最差的则落到了格鲁吉亚人、乌兹别克人、雅库特人和布里亚特人的头上。

还记得圣埃克苏佩里的《风、沙与繁星》吗？1926年，作者还是初出茅庐的飞行员，他计划从图卢兹出发，穿越西班牙，飞往达喀尔。当时航空技术刚刚起步，飞机经常出现故障，所以飞行员必须随时随地做好着陆的准备。圣埃克苏佩里研究了他的航线地图，但地图对他毫无帮助，地图过于抽象、笼统、“空洞无物”。于是他决定咨询一位资深的同事亨利·吉约梅，后者熟悉这条路线。“他给我上了一堂多么奇妙的地理课啊！”作者回忆道，“……他没有谈论瓜迪克斯[加的斯]，而是说起了城边的三棵橘子树。‘小心这三棵树，最好在地图上标出来。’从此以后，那三棵橘子树在我心中的地位可比肩内华达山脉。”吉约梅提醒他留意一条小溪，它流经远处某个地方，被草丛掩盖，“小心那条小溪：它把整片田野一分为二，记得在你的地图上标出来。我本可以在这片田园乐土上找到活命的希望，但那条小溪蜿蜒潜伏在草丛中，在距离图卢兹、西班牙和达喀尔两千公里的地方等着我。一有机会，它就会把我变成一团烈火。我也对散落在山坡上的三十只羊严阵以待，它们摆成一个松散的阵队……你以为草地上什么都没有，然后砰的一声，三十只羊扑到你轮子下面……”

我觉得每个格鲁吉亚人，每个高加索地区的居民，记忆中都有这样一幅地图。他们从小就在家里、村庄和街道上研究这幅地图的细节。这是一幅记忆的地图，一张充满危险的地图。只不过高加索居民的地图并不会提醒他们注意橘子树、小溪或羊群，而是提醒他们对其他家族、其他部落、其他民族的人保持警惕。“小心，那是奥塞梯人的房子……”“那是阿布哈兹人的村庄，尽量避开它……”“不要走这条路，因为你不是格鲁吉亚人。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跟这些人交谈时，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地区拥有精微、详尽的了解。他们知道谁住在哪里，属于哪个部落，那个部落有多少人，相互之间以前是什么关系，昨天是什么关系，今天又是什么关系。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对他人的详尽了解只限于最近的邻居。至于边界之外的事物（再说，边界是极难定义的）则没有人知道，或者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愿意知道。高加索居民的世界是封闭、狭窄的，只限于他的村庄、他的山谷。故乡就是那个一眼就能望穿、一天就能走完的地方。高加索是一片色彩斑斓的民族马赛克，由无数小型甚至微型的群体、家族、部落和民族交织而成，称得上“民族”的很少（然而，因为“民族”一词暗含威望和尊重，它在这里仍被普遍使用，即使涉及的只是一些小社区）。

第二件引人注意的事情，是习见的源远流长和成规的专横顽固。这里的一切都是确凿、固定的，造就它们的年代早已消逝在历史迷雾中。没有人能够真正解释为什么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彼此深恶痛绝。他们恨对方，仅此而已！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每个人都从母亲的乳汁中汲取了这一点。助长这种顽固成见的，还有相互之间的隔绝（高山！），而且整个高加索地区都被夹在后进国家——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不可能接触到自由民主思想，邻国也无法提供建设性的范例；没有人可以学习。

生活在这里的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令人惊讶和难以理解的情绪波动，以及无法预测的心情变化。总的来说，他们友善好客；毕竟他们已经在一起相对和平地生活了很多年。然后，突然之间，真是突然之间，出事了。什么事？他们连问都不问，连听都不听，只是抓起三叉戟和剑（现在则是自动步枪和火箭筒），心急火燎地冲向敌人，不见血誓不罢休。但他们每个人，单独看起来都叫人喜欢，和善而有礼。唯一的解释就是，一定有魔鬼潜伏在什么地方，煽动纷争。然后，又是突然间，一切都平静下来，恢复到日常的、普通的面貌，简而言之，恢复到外省的无聊中去。

1990年夏天，人们在鲁斯塔维里大街的几个地方静坐，手持横幅、海报和照片，供好奇的路人阅读和查看。这是一种抗议的形式，或者，简单地说，是为了引起公众关注他们的问题。我记得伊朗和黎巴嫩有过类似的活动，各地都习惯用英语来称呼它：sit-in。

参加静坐示威的人数从几个到几千不等。一个人也可以静坐，但效果往往不太好：一件严肃的事情需要一些人数上的优势（在鲁斯塔维里大街上静坐的通常有几十人）。静坐示威通常组织在政府大楼的台阶上（以迫使当局采取行动），或者清真寺的台阶上（因为那里最安全）。

简而言之，静坐就是坐在地上，公开表明自己的诉求。就是这样。仅此而已。这是一种极其平静而温和的行动，没有人喊口号，没有人挥舞拳头或者咒骂，呼喊上帝来作证。参加静坐的人都保持沉默。他们相互之间尽量不说话，也不跟路人交谈。他们专注而警惕。静坐是抗议和接受、叛逆和谦卑的奇妙组合。从根本上说，静坐的参与者接受现实及其最普遍的形态，他们只是想做一些修正，并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们承认世界是不公正的，只有当这种不公正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他们才会表示反对。如果有人愿意，他很乐意跟他们进行谈判。实际上，这正是他们内心深处所渴望的——他们需要某种社会心理医生，需要有人对他们抱有热情，同情地注视他们痛苦的灵魂。

静坐是一种非常东方化的抗议形式。在欧洲，示威者会整齐划一地游行，但这样的示威活动很快就会分散并消失；在阿根廷，示威者围成一圈走，但这种方式也不能持久。然而，作为一种抗议的形式，静坐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它较为持久。静坐可以持续数周甚至数月。这当然需要东方人的特质——他们坚如磐石的耐心、惊人的忍受力和顽强。其次，驱散坐着的人比驱散行进的人更困难。

再说，为什么要赶走那些坐在政府大楼台阶上的可怜人呢？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通常都是些穿黑衣服的妇女，她们想告诉人们一些悲惨的消息：她们的女儿在抗议活动中丧生，她们的儿子被军人杀害。我看到，这些妇女拿着她们死去的孩子的照片，希望人们停下脚步，把这些照片拿在手上，去凝视那些年轻的，有时美丽得令人震惊的面孔。对我们来说这可能很难，但在格鲁吉亚，在这里，哀悼是公开的；这是公开的、令人心碎的展示。

在那些不幸的母亲身边，还有其他静坐团体，是一些要求民族自决的独立组织，希望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例如，十万阿布哈兹人希望脱离格鲁吉亚，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也不奇怪。阿布哈兹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第二个里维埃拉，第二个摩纳哥。在阿布哈兹人的脑袋里浮现出的想法，与二十年前安提瓜岛上的居民如出一辙。安提瓜岛是加勒比海上一座永远阳光灿烂的绝美岛屿，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安提瓜居民成立了民族解放党，宣布独立，并将该岛租赁给希尔顿连锁酒店。伦敦不得不派遣一支武装远征军（四百名警察）来解散该党，并废除合约。高加索地区也是如此：获得解放的阿布哈兹人很可能与西方某个酒店签订协议，从此过上美好的生活。

但格鲁吉亚会放弃阿布哈兹吗？它是如此令人垂涎。格鲁吉亚有四百万人，但阿布哈兹只有十万人。结局很容易预测。

阿布哈兹的事务（及其独立的野心）最能解释为什么高加索的事态突然升级，为什么高加索（也不仅仅是在那里）赤焰腾腾。原因在于两个因素汇合到了一起，形成一种不稳定的、极易爆炸的混合物。利益冲突的概念第一次浮出水面；市场也第一次提供了获得武器的便利途径。

在这样的国家，只存在一种利益，那就是国家利益。其他一切都无情地屈从于它；其他一切利益都会遭到彻底打压。而现在，国家这一垄断势力突然不可逆转地崩溃了。随即，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各种利益，大的，小的，私人的，集体的，民族的，都抬起头来，表明自己的身份，确定自己的地位，并强烈要求早已被剥夺的权利。一个民主国家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它们的矛盾和冲突会通过经验丰富、屡经考验的公共机构来解决或缓和。而在这里，没有这样的机构（短期内也不会有）。那么，既然不能再使用驱逐或鞭笞的老办法，该如何解决利益之间的自然摩擦呢？

于是，在尚不存在仲裁机构的地方，最简单的办法出现了，那就是武力。随着旧势力的瓦解，军队纪律松弛，黑市上出现了各种武器，包括装甲车和坦克，这更进一步助长了武力的气焰。每个人都在武装自己，磨刀霍霍。在这个国家，获得枪支和手榴弹比获得衬衫或帽子更容易，所以有那么多军队和师团在路上游荡，很难辨认谁是谁，很难搞清楚他们在追求什么，为什么而战。混乱时期典型的权力觊觎者的套路正在复苏，形形色色的指挥官、领袖、复辟者、救世主纷纷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

要想证明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每隔几个月重新造访一个国家。每次你都能看到新的面孔，听到新的名字。以前那个人怎么样了？谁知道呢。也许他们躲起来了？也许他们开了一家公司？也许他们随时会宣布回来？难怪游乐园里那种以极快的速度上下冲刺的设施被称为“俄罗斯山”。小车飞速前进，以至于根本无法看清任何一个乘客的面孔，所有人都一闪而过，然后又消失不见。这就是当地政治的样子。他们选出一个人，很快又把他赶下台。没过多久，被赶下台的人又回来赶走接替他的人。照片上，复辟者的卫兵高举手枪以示胜利。而与此同时，新的流亡者带着他的卫兵，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走了。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奥拉夫·卡洛爵士在谈及高加索地区时写道，“研究土耳其和蒙古历史的学者就像站在楼台上，看着因某个重大事件聚集起来的人群以无序而难以预测的方式流动着。人群相聚、融合，又分解、消散。突然的利益把一群人引向同一个方向，然后再次分裂；演说家或领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聚集起一帮追随者；政治和个人冲突时有发生，成为骚乱的导火索；军队经过，带来破坏性的屠杀，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也带来目标感和努力的方向。”（《苏维埃帝国》，1967年）

阿布哈兹的首府苏呼米是棕榈和九重葛之城。1967年我去过那里，以下是当时的一则记录：

在苏呼米，古拉姆带我去一家名叫“迪奥斯库里亚”的餐厅吃炸鱼。那是一个迷人的地方，餐厅建在俯瞰黑海的悬崖上，而餐厅背靠的岩石是一座废墟，也叫“迪奥斯库里亚”，两千五百年前曾是希腊的殖民地。坐在桌边，能看到沉入海底的城市的一部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怪异的水族馆，一群群肥胖而慵懒的鱼沿着城市的街道游弋。

我很想知道，迪奥斯库里亚是仍旧屹立海底，还是在存在了两千五百年后，最终被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的火箭炮扫荡一空？

我和我的东道主吉亚·萨尔塔尼亚（一位年轻的作家和翻译家）驱车离开城市，去圣塔夫罗的圣尼娜教堂朝圣。基督教在格鲁吉亚是一种古老的宗教，早在公元四世纪就扎根于此，而这座小教堂就是在那个时期建造的。然后，我们参观了兹瓦里亚的一座教堂，它比圣尼娜教堂晚了两百年。尽管相隔两个世纪，两座教堂却十分相似，是同一种想象力和感受力的产物，显然，这些特质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并没有改变。

如今进入这些教堂，仿佛穿越了一千年的时光。问题在于，它们要么被关闭，要么变成了无神论博物馆或者燃料与小麦仓库。而在那之前，它们已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光秃秃的朴素的墙壁。现在，它们又以这种状态向信徒敞开，一切都仿佛回到了地下墓穴的时代。在这空荡荡、光秃秃的墙壁之间，第一批基督教信徒曾聚集在一起。

这时，天色彻底暗下来，而月亮还没有升起，要不是如希洛所预言的那样，基督徒自身指示着道路，要找到路会非常困难。事实上，右边、左边和前方都可以看到黑压压的人影，他们正小心翼翼地走过沙丘。其中一些人提着灯笼，但他们尽可能地用斗篷把灯笼遮住。另一些人更熟悉路线，在黑暗中行走得更加自如。

这段话出自亨利克·显克维支[亨利克·显克维支（Henryk Sienkiewicz，1846—1916），波兰作家，190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你往何处去》。眼下，我和吉亚成了一场类似的神秘事件的见证者。在这座空旷冰冷的兹瓦里亚教堂里，只有一件东西是外来的——一个小小的金属十字架，立在光秃秃的石头祭坛上。牧师俯身站在祭坛前，头上戴着兜帽。四下无声，只能听到水沿着墙壁滴落的声音。几位妇女拿着蜡烛慢慢走进来，烛光照亮了昏暗的教堂。其中一位妇女从包里拿出一块麦饼，与在场的每一个人分享。这弥漫着湿气和黑暗的室内，这样一个有麦饼出现的静谧场景，还有那位牧师奇怪的举止——他既不转身，也不看向我们——所有这些，都令人感动。

黎明时分，我坐公共汽车从第比利斯前往巴库，几乎全程穿越在大高加索和小高加索之间的山谷中。这是一场滑稽的小型奥德赛，其主人公是我们的司机，名叫雷瓦兹·加利泽，是个年过半百的大块头，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个胖子。我不知道当一名汽车司机对他来说是荣升还是降职，但他立刻告诉我，他开了很多年TIR（国际公路运输）拖挂卡车，前往欧洲各国，所以他拥有世界性的风度和礼仪。在这条长达五百公里的路线上，公共汽车一直满员，乘客频繁更换，但真正买票的只有我和两位前往基洛瓦巴德的俄罗斯妇女。其余的乘客都会按照雷瓦兹规定的金额付钱，他则把收到的一沓沓卢布塞进自己的口袋。雷瓦兹是这条公路上真正的国王，是无可争议的主人和统治者。

那一天阴雨连绵，相比周边其他地区，这一带人口稠密，所以我们不断遇到冻僵的人群，冒着严寒湿漉漉地站在路边。他们要么背着沉重的包裹，要么用绳子牵着一头绵羊或山羊，一看到公共汽车驶来，他们就伸手做出乞讨的姿势。他们并不是在讨要几个戈比或一把大米，而是恳求雷瓦兹发发慈悲，带他们一起走。可以推测这些人整天站在这里，因为公共汽车不常从这里路过。这条路很危险，附近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正在发生冲突，所以，勇敢的雷瓦兹的确享有垄断地位。

当然，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局面。雷瓦兹进行的是一场残酷的竞价。也就是说，如果在路上遇到一群着急搭车的人，他会停下来问他们愿意付多少钱，要去哪里。如果他们付的钱多，但距离又很短，雷瓦兹就会把那些付钱少的人赶下车，哪怕他们离家还有一百公里！哪怕他已经收了他们的车费！

雷瓦兹没有把我赶下车，因为，第一，我是唯一一个持有车票的乘客（俄罗斯妇女已经下车了）；第二，我是外国人；第三，我高烧近四十度，奄奄一息。越接近巴库，雷瓦兹就变得越无情。旅途开始的时候，车上还有很多他的格鲁吉亚同胞，雷瓦兹还对他们表现出一定的尊重；而现在整辆车上都是阿塞拜疆农民，他们慌乱、羞怯、不知所措。这些人的贫穷令人沮丧，其中一个人看见我发烧了，从篮子里拿出一瓶柠檬汽水递给我，我感动得几乎哽咽了。

我们离巴库很近了。这是一幅噩梦般的景象：大片大片的土地被柏油浸透，覆盖着碎石渣，混凝土板扔得到处都是。巴库的重油四处流淌，流进河里，把水坑、池塘、湖泊和海湾弄得臭气熏天。石油漂浮在海面上，漂浮在沙滩上，我记忆中黄色的沙滩已变成黑色，油腻不堪，覆盖着油污和烟灰。

巴库位于海湾之上，为了到达那里，必须沿着陡峭而蜿蜒的山路攀登，爬上环绕城市的山丘。在一个弯道上，我目睹了一个场景，让我对雷瓦兹产生了一点温暖的感觉。在这片黑乎乎、黏腻腻、烟尘浓重的风景中，有一个混凝土块，上面站着一个活人，但这个人没有腿，显然是被什么人抬上去的，他的躯干插在一个木制的水果箱里。

我成了某种仪式的见证者，这个仪式显然渊源甚久。当我们开到那里时，雷瓦兹停下车，向那个人打了声招呼，然后把一卷卢布塞进了对方的衬衫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