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库，我住在一位俄罗斯妇女的公寓里。骚乱、抢劫和纵火开始的时候，她成功离开了这座城市。我是在莫斯科遇到她的，当时她正在那里投奔家人。她把公寓的钥匙递给我，坚定地说：我再也不会回去了。她惊魂未定，巴库已经成为嚣张残暴的武装团伙的猎物，这让她感到恐惧。她告诉我，多亏一位救护车司机答应送她，她才能到机场——否则她根本不敢在街上露面。

当雷瓦兹的公共汽车抵达巴库车站时，已是黄昏时分。多辆从乡下驶来的公共汽车鸣着刺耳的喇叭驶入熙攘的人群，其中有迎接和送别的人，有卖西红柿、黄瓜和烤肉串的小贩，有索要施舍的孩子，还有手持棍棒、无精打采的警察。东方，真正的东方，散发着茴香、肉豆蔻、羊脂和煎红椒的味道，某种伊斯法罕或基尔库克，伊兹密尔[伊兹密尔，旧称士麦那，为土耳其第三大城市、第二大港口。]或赫拉特[赫拉特，阿富汗西部哈里河流域的一个城市。]，一个异域的世界，喧闹、古怪、封闭，专注于自身，不容外人进入。无论在何处，只要人们聚集在一起，一个丰富多彩、激动人心的广场、巴扎、苏克[苏克（suk），阿拉伯国家的一种露天市场。]或集市便立刻形成，立刻会有许多喧闹声，人们跳着脚指着彼此的喉咙；会有很多争吵，但随后（请耐心等待！）一切都会化为平静，化为一间廉价的小餐馆，化为一次闲聊、一次平静的颔首，化为一块糖、一小杯薄荷茶。

在那个车站，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多么无助。我带了一个装满书的箱子（到处买书是一种疯狂的癖好），还发着四十度的高烧，该怎么从这里去那所我并不清楚确切位置的房子呢？我逢人就抓住对方的袖子和衣襟，问，“您能不能好心告诉我，去普钦大街117号该怎么走？”但人们都挣脱开，不耐烦地推开我，继续匆匆赶路。我终于意识到，他们不会对我有什么帮助，因为他们都是从乡下来的，是从集体农庄来的农民，或者从达吉斯坦、车臣—印古什甚至遥远的卡巴达尔—巴尔卡尔共和国来的纺织品商和水果商。这些来自高加索山区的人正被大城市搞得晕头转向，怎么会知道普钦大街117号在哪里呢？就这样，我孤立无援地在原地打转，快要渴死了，这里没有东西喝，已经是晚上了，唯一一辆卖格瓦斯（一种用发酵面包制成的饮料）的水罐车已经空空如也。

这里没有出租车。我绝望了，几近崩溃，于是站在街上伸出手，手里握着一支BIC圆珠笔。我没站太久，孩子们目光如炬。有个男孩和父亲坐在小汽车里，发现有个男人明显想递给他一支圆珠笔。在孩子的请求下，父亲停下了车。我向他打听普钦大街117号。他们让我上了车。我们出发了，开了很长时间，从汽车站开出很远，停在老城区的某个地方，停在一条古老而灰暗的街道旁（这里对于古老和历史没有谄媚，也没有珍视，古老和历史不代表昂贵和华丽，在这里，“老房子”指的是七十三年来未经任何修缮和翻新的房子）。我穿过一个黑黢黢的门厅，来到一个昏暗的庭院，被脚下的垃圾绊了一跤。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问我找谁。她走过来拉住我的手，领我走向黑暗中一扇几乎看不到的门，她问我，“师傅，你的手怎么这么烫？”

（在这里，人们越来越少使用“同志”这个称呼，但也不能说“先生”，因为那听起来太资产阶级了，而称呼一个不熟悉的人为“你”是不礼貌的。所以他们互称“大姐”“师傅”。）

“我发烧了。”我说。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找到了用挂锁锁住的门。我们进去，女人打开灯，我看到了床。“你知道吗，”我对她说，“美国有一种明信片，上面写着，‘幸福是……’然后搭配各种代表幸福的图画，”我说，“现在，对我来说，幸福就是看到一张床。”

“没错，你的确病了。”她说，过了一会儿，她给我端来一壶热茶，还有放在托盘上的各种果酱和糖果。

她问我是哪个民族的。

就像全世界的农民都用庄稼开启谈话，就像英国人每次聊天都从天气开始一样，在帝国，人和人建立信任的第一步就是确定对方的民族，因为这决定了很多事。

在大多数情况下，标准是清晰可见的。这是一个俄罗斯人，这是一个哈萨克人，这是一个鞑靼人，这是一个乌兹别克人。但在这个国家，有很大一部分公民的自我认同存在严重困难，换句话说，他们不觉得自己属于任何一个民族。比如，我的朋友鲁斯兰来自车里雅宾斯克，他的祖父是俄罗斯人，祖母是格鲁吉亚人，他们的儿子，也就是鲁斯兰的父亲，决定成为一个格鲁吉亚人。他娶了一个鞑靼人。出于对母亲的爱，鲁斯兰也自称是鞑靼人。在鄂木斯克的大学里，他跟一个乌兹别克女同学结婚了。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儿子穆塔尔。穆塔尔是什么民族？

有时，这些家谱可以更复杂，以至于许多人觉得自己跟任何民族都没有关系。这就是所谓的苏维埃人（Homosovieticus）——他之所以是他，不是因为任何特殊的思想意识或态度；他唯一的社会标志就是苏维埃国家的一员。现在，这个国家垮台了，这些人正在寻求新的身份认同（甚至包括那些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

苏维埃人作为一个民族，是苏联历史的产物，这部历史充满了不间断的、密集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大迁徙始于十九世纪流放人口去西伯利亚，同时还有在亚洲地区的扩张，但直到1917年后才达到高潮。数百万人失去栖身之所，涌上道路。有些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归来，另一些人则奔赴内战的前线。1921年的饥荒让数百万人为了一块面包四处流浪。那些在战争和革命中失去父母的孩子，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无家可归者（bezprizorny），组成了肆虐全国的饥饿十字军。后来，大批寻找工作和面包的劳动者来到乌拉尔地区和国内其他地方，在那里找到了工作，当上了建筑工、矿工、钢铁工人和水坝建造者。四十多年来，数千万人踏上殉难之旅，前往遍布这个超级大国的劳动营和监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前线位置的变化，又有大批人被遣往各处。与此同时，在这些前线的后方，在贝利亚的指挥下，波兰人、希腊人、日耳曼人和卡尔梅克人被流放到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的腹地。结果，整个整个的民族发现自己身处异乡，陷入陌生的环境，处于贫困和饥饿之中。而这些行动的目标之一，就是创造出无根的人，让他们脱离自己的文化、环境和乡土，让他们无力反抗，更加顺从于来自政权的命令。

在这幅无休止的大规模强制迁徙的画面中，让我们再加上几十次自愿的“共青团入伍”，几十次在“祖国需要金属”“耕种休耕地”“征服针叶林”等口号下发生的迁徙。让我们也记住，每一次民族冲突爆发时，掀起的难民潮也会波及整个国家。

即使到了今天，仍有成千上万人在机场、火车站、贫民窟、军营和帐篷里颠沛流离。游牧的精神和氛围仍然存在。有这样一种说法很流行：“我的地址不是门牌号，不是街道名称，也不是城市的名字，我的地址是苏联。”（今天，是独立国家联合体；明天，我不知道那会被叫作什么）。

不间断的大迁徙和世世代代的民族融合造成的后果便是，对于第一次接触帝国居民的人来说，更引人注目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统一性，而不是他们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这些人似乎都一样。无论男女都穿着同样类型的保暖夹克，同样的工作靴。他们的脸看起来也是一样的。专注于自身，不愿交流。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满意或是否充满怨怒，甚至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感兴趣。这些人很奇怪。（克萨韦里·普鲁什因斯基，《夜》）

普钦大街117号俄罗斯妇女的恐惧是一种被夸大的恐惧：俄罗斯人在这里不会被动一根手指头。乌兹别克人会和塔吉克人打架，布里亚特人会和车臣人发生冲突，但没有人会碰俄罗斯人。密茨凯维奇对这个乍看上去很奇怪的现象进行了反思：沙皇时代的一个官员能把一整排图瓦人[图瓦人，突厥语民族之一，现代图瓦民族主要聚居在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赶去劳动营，而这些不幸的臣民中竟没有一个人会反抗。毕竟，他们可以轻松地杀死这名官员，然后消失在森林里。但是他们没有，他们顺从地前进，温驯地执行命令，默默忍受辱骂。密茨凯维奇解释说，原因在于，在这些被奴役的图瓦人眼中，这位官员是无所不能的国家力量的化身，这引起了他们的不安、紧张和恐惧。举手反对这名官员，就等于举手反对一个超级大国，而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突尼斯作家阿尔伯特·梅米在他的《殖民者肖像》（Portrait du colonise）一书中，准确地描述了被殖民者对其统治者的态度，即仇恨与恐惧并存。梅米指出，在最终的较量中，恐惧将压倒仇恨，并让仇恨变得麻痹。

只要看看近来发生过种族冲突的城市就可以了，比如费尔干纳或奥什[费尔干纳，乌兹别克东部城市，距离塔什干四百二十公里。奥什，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城市。]。在乌兹别克人、卡拉卡尔帕克人或塔吉克人被烧毁的房屋中，能看到俄罗斯人毫发未损的屋舍。当一个可怜的卡拉奇人被一个狂怒的土库曼人攻击时，谁会站在他背后呢？顶多是另一个卡拉奇人。那么俄罗斯人背后又有什么呢？有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坦克、核弹。

然而，我那位来自巴库的俄罗斯朋友，当街上传来第一阵骚动、武装团伙的脚步第一次逼近时——人们都知道，这些队伍的目标是打爆亚美尼亚人的头，只针对亚美尼亚人——就收拾行李匆匆赶去了机场，庆幸自己成功逃出了地狱。然而，这个地狱在哪里呢？

在她内心深处，在她的意识里。

我想起了六十年代的非洲，在阿尔及尔、利奥波德维尔和乌松布拉[乌松布拉，现称“布琼布拉＂，是布隆迪最大的城市，]机场的情景；然后，七十年代，同样的景象出现在罗安达机场和洛伦索·马克斯[洛伦索·马克斯，现称“马普托＂，是莫桑比克最大的城市和首都。]机场：白人难民蜷缩在行李上，因疲惫和恐惧而气息奄奄。他们是昔日的殖民者，曾经统治着这片土地。然而，如今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离开这里，立刻离开，把一切都抛在身后——鲜花盛开的房子、花园、游泳池、帆船。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急迫和决然？是什么让他们突然决定返回欧洲？是哪种巨大的力量，如此猛烈无情地把他们从这片热带阳光普照的乐土上连根拔起？是原住民开始大规模屠杀他们的白人主人了吗？是因为他们的豪华社区已成一片火海？不，什么都没有发生。

原因在于，在殖民者的意识中，一种内在的地狱开始骚动。他那负罪的良心一直被掩藏着，以千百种方式沉睡，而且常常模糊不清，未被清晰理解，如今它已苏醒了。这种负罪的良心无须影响殖民者中的每个个体。他们中的很多人觉得自己是无辜的，且是完全无辜的。但是，他们也是自己亲手创造的环境的受害者，那种环境的本质是一种不对称和从属的原则，即被殖民的人从属于殖民者。其悖论在于，即使我不想成为殖民者，甚至抗议过殖民主义，但仅仅因为我是殖民者民族的一员，我就成了殖民者。只有以放弃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为代价，或者以改变自己的肤色为代价，才能洗刷这种污点、这种耻辱。但正因为这些选择是不可能的，才造成了机场紧张而拥挤的景象：十几年前的罗安达机场，还有现在，1990年的巴库机场。

但你们在逃离谁？难道不是在逃离自己吗？

但是，一个必须离开非洲的葡萄牙人和法国人，跟一个必须离开的俄罗斯人是不同的，后者必须离开阳光明媚的巴库或者美丽的新艺术风格的里加，回到阴冷刺骨的诺里尔斯克[诺里尔斯克，俄罗斯北部城市，矿业城市，曾建立大量劳动营，发生过多起囚犯暴动事件。]，或者肮脏污秽、烟雾缭绕的车里雅宾斯克。他们竟然不想离开？对此我一点都不意外。他们在前属地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党派，其口号是“原地不动，寸步不离”！普钦大街117号的俄罗斯人毋宁说是个例外，因为她的处境堪称奢侈——她有一个家，还有一套公寓，而且还是在莫斯科！

巴库：我喜欢这座城市。它是为了服务于人而建，而不是为了反对人（是的，有些城市是为了反对人而建的）。在这里，你可以整天漫步。巴库有美丽的林荫大道，有几条布满华美的新艺术风格建筑的街道，这种风格是石油大王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引入的。实际上，在这里，你能看到你所能想象的所有建筑风格。在主干道旁边，矗立着几座明亮豪华的大型公寓楼，那是阿塞拜疆统治者盖达尔·阿利耶夫为他的朋党建造的。阿利耶夫最初是阿塞拜疆克格勃的负责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为阿塞拜疆第一书记。他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后者提拔他担任苏联副总理。1987年，戈尔巴乔夫解除了他的职务。阿利耶夫是勃列日涅夫那一派的人，其特点是高度腐败，热衷东方式的奢华，从事各种堕落的行为。他们的腐败中没有丝毫节制；相反，那是一种公然的、挑衅的炫耀。这个公寓群是一个完美的例证，它建在城市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位置。阿利耶夫亲自拟定分配方案，并且亲自把钥匙交给那些被选中的人。分配的标准很简单——最好的公寓属于他的近亲，其次是表亲和派系中的高级人物。在这片土地上，裙带关系仍然是最重要的，一如几千年前。

我就住在其中一套公寓里，公寓的主人，也就是我的东道主，在当地议会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他是阿利耶夫的堂兄弟。这个人尽管官俸微薄，却在墙边摆放了一整套电子设备，包括电视机、打印机、音响、扬声器、灯光，等等，还有天知道是什么的一些东西。即使他拥有几百万卢布，也不可能在商店里买到这些，因为商店里根本没有。餐桌上摆满了各种食物，甜点、椰枣、坚果。我的东道主对萨哈罗夫[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1921—1989），苏联原子物理学家，曾主导苏联第一枚氢弹的研发，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为光火。“萨哈罗夫？我们要萨哈罗夫干什么？他娶了个亚美尼亚女人！”但除了这个这问题（意思是，除了萨哈罗夫），一切都很好。他请我吃荷兰的奶酪、巴哈马的虾子。他心满意足地坐在家人中间。电子设备从各个方向冲他眨着五颜六色的小眼睛。

第二天，我们与阿尤丁·米尔萨利诺格鲁·马梅多夫教授进行了一次谈话。教授好奇心旺盛，睿智，满脸喜悦，因为成立突厥文化协会的申请刚刚获得了批准，这是自1917年以来的第一次。多年来，教授一直在编辑一份突厥文化期刊。很多人都不知道，土耳其语是帝国的第二大语言。大概有六千万人说土耳其语。一个阿塞拜疆人不仅在安卡拉可以与人交流，在塔什干和雅库特也可以，讲土耳其语的同胞遍布各地。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是一个斯拉夫—土耳其超级大国。索尔仁尼琴的想法就是摆脱土耳其因素，只留下一个斯拉夫超级大国。

“阿塞拜疆人”这个称呼是1937年才有的。在此之前，他们的身份证上写的是“土耳其人”。现在，他们的自我认同是阿塞拜疆人、土耳其人和穆斯林。

马梅多夫教授说，过去几十年给人的意识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人们不想努力工作，过上好日子。他们想糟糕地工作，恶劣地生活。这就是全部的真相。就拿大学来说吧，四年的学习，四年填鸭式的历史教育，四年的意识形态理论灌输——结果一切都被证明是谎言。

在经历了漫长的七十三年之后，人们不知道何为思想自由，于是他们代之以行动自由。而在这里，行动自由意味着置对方于死地的自由。这就是所谓改革和新思维。

这个体制是在无家可归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他们是数百万饥肠辘辘、赤着脚在俄罗斯的道路上流浪的孤儿。他们偷了所有能偷的东西，被关进寄宿学校，在那里学会了仇恨。长大后，他们穿上了NKVD的制服，让整个国家陷入了动物般的恐惧中。

就像一盘棋，这些民族被重新安排，打乱，更换了位置，以至于想要触动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同时触动其他人，不可能不给他带来伤害。眼下，有三十六场边境冲突正在同时进行，甚至可能更多。

巴库市中心的一家小餐厅。土耳其风味？伊朗风味？阿拉伯风味？阿塞拜疆风味？在这一地区，所有这些小餐馆都很相似。独立的小房间。烤肉串，米饭，西红柿，柠檬汽水。与阿塞拜疆国民阵线领导人、作家尤西夫·萨梅多格鲁共进晚餐。他正试图在当地政治领袖的专政和伊斯兰信仰之间寻求平衡。但是，对于自由主义者、中间派人士，对于那些愿意伸出手拥抱所有人的人来说，这是个艰难时期。我知道他会就巴库的局势发表看法，所以我没有问他这个问题，转而问他有没有在写什么东西。他摇了摇头，无奈地表示否认。该如何写呢？他一直用西里尔字母写作，但现在西里尔字母将被废除。他们将只使用拉丁字母，就像在土耳其一样，或者回到阿拉伯字母，目前还不清楚。那他用西里尔字母写的书该怎么办？翻译成其他文字吗？谁来做这件事？值得做吗？一个正处于创作巅峰的作家就这样两手空空，他的作品将变得无法阅读。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乘坐的飞机就像高峰时段的公交车一样拥挤。在巴库机场，一群怒气冲冲的人整装待发冲进机舱，毫无让步的打算。机长大吼，威胁，咒骂，但无济于事。人们挤在过道里，对机长的话充耳不闻。最后，机长摇了摇头，关上了驾驶舱的门，然后启动引擎，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