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沃尔库塔，我回到莫斯科，想暖和暖和，也想看看权力之巅又刮起了什么新风。

尤其是帝国权力的巅峰。

在苏联这样的国家（今天是独联体，明天呢？），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使命是只在帝国层面思考问题，甚至更大——只在全球层面思考问题。你不能问他们“沃尔库塔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回答不了。他们甚至会感到奇怪：那有什么关系呢？无论那里发生什么，帝国都不会有丝毫损伤。

他们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确保帝国的持续和发展，无论它使用什么名称。（即使它解体了，他们的任务也是让它尽快重新建立起来。）

在一些中小型国家，不存在这里所说的这类人。在这些国家，精英们忙于自己的内部事务，忙于局部竞争和封闭的小天地。但在帝国，统治阶级（通常也包括普通民众）思考问题的尺度却全然不同，都是关于帝国，关于整个世界，关于大规模大空间，大洲和大洋，经度和纬度，大气层和平流层，直至宇宙。

西欧人经常惊讶地在电视上看到，莫斯科的贫穷老妇人走出等待救济的队伍，她们不买面包了，而是走上街头高喊口号，“不要交出千岛群岛！”

但何必惊讶呢？千岛群岛是帝国的一部分，而帝国的建立，正是以这些妇女的衣食为代价的，是以她们漏水的鞋子和寒冷的公寓为代价的，最悲惨的是，是以她们丈夫和儿子的鲜血与生命为代价的。现在要把千岛群岛还回去吗？绝对不行。永远不行。

在俄罗斯人和他的帝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强大的、生死攸关的共生关系：超级大国的命运深深牵动着每个人。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

世界上有两种世界地图。

一种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发行的。在地图的中心位置，是被大西洋和太平洋包围的美洲大陆。苏联被切成两半，低调地出现在地图两端，免得它那庞大的体量吓到美国孩子。莫斯科地理研究所则印制了一版完全不同的世界地图，它的中心位置是苏联，它如此巨大，大得让我们喘不过气，而美国则被切成两半，低调地分布在地图两端，免得俄罗斯孩子们想，天哪，这个美国真大！

几代人以来，这两幅地图塑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在漫游帝国的过程中，我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破败荒凉的小镇，即使是空无一人的书店，一般也会出售这种大幅国家地图，在这幅地图上，世界的其余部分几乎都是背景，是边缘，是阴影。

这个地图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一种视觉上的补偿，一种特殊的感情升华，也是一种难以掩饰的骄傲。

它还可以解释一切短缺、错误、贫穷和孱弱，并为之辩护。反对改革的人们说，这个国家太大了，无法进行改革；从布列斯特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清洁工们举起双手表示赞成，这个国家太大了，根本无法清扫；空空荡荡的商店里，售货员们也在嘟囔，这个国家太大了，货物不可能运送到每一处。

幅员辽阔，可以解释并赦免一切。当然了，如果我们是瑞士那样的小国，这里的一切也能像钟表那样运转。看看荷兰有多小，让一个地图上几乎看不见的国家实现繁荣，那简直易如反掌。但在我们这儿，你不可能让人人都得到满足。

我还没有来得及在莫斯科四处转转，获取一些信息，开展几次重要而富有启发的谈话，就传来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说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脉之间一座拥有百万居民的大型城市乌法受到了毒气污染。不是臭气和燃烧气体之类的普通污染，这已经司空见惯，而是说整座城市都受到了严重的、危险的、致命的毒害。

“另一个切尔诺贝利！”朋友向我转述这个消息时说。

“我要去乌法，”我说，“如果有座位，我明天就飞过去。”

在莫斯科飞往乌法的飞机上，每个人都带着装满了水的瓶瓶罐罐。乌法已经被苯酚污染了，朋友告诉我，喝了那里的水，要么生病，要么会死。

乌法是巴什基尔共和国的首府，那是乌拉尔山脉西麓的一个自治共和国。它南面是哈萨克斯坦，东面是西伯利亚，北边是鞑靼斯坦。这里的自然风光曾经很美，高山郁郁葱葱，有六百条河流和小溪，数千个湖泊。成群结队的四足动物，熙熙攘攘的鸟，不停劳作的蜜蜂。直到化学制品的出现。巴什基尔变成了苏联的化学试验场和化工业中心。浓烟遮蔽了天空，空中粉尘弥漫，苯酚顺着河流流淌。我在百科全书中查到，苯酚是一种深褐色的剧毒酸，是生产炸药、塑料、染料、鞣制剂和其他上百种物品所必需的原料。由于这里的化工厂建造质量落后，适当的过滤和清洁设备被视为环保纯粹主义者的杜撰和异想天开，所以苯酚不断排放到河中，但排放得无声无息，这样毒性就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散，瘟疫就不会突然降临在这座城市。

但这种情况恰恰发生了。打开水龙头，出来的是一种铁锈色的浑浊物质，公寓里充斥着难闻的气味。苯酚！苯酚！它从一户人家传到另一户人家，从一条街道传到另一条街道。

不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这里的人们把所有不幸，甚至是那些由当权者的冷漠和愚昧造成的不幸，都视作无所不能、反复无常的大自然的暴行，就像洪水、地震与严寒一样。权力的鲁莽和残忍只是大自然任意制造的一种灾害。你必须理解这一点；必须让自己接受这一点。

在街头和广场，人们排成长队。这些队伍很奇怪，因为它们的终点不是任何一家商店或机构。人们在等水罐车，水罐车会带来水。至于这些水从哪里来，什么时候来的，有多少，就没有人知道了。

队伍安静而有序。孕妇站在最前面。她们之间是有一定的等级的——肚子最鼓的最优先。其次是带小孩的女人。她们后面则是独自一人的妇女（其中年长的排在前面）。之后是男性，其中没有明显的划分和偏好。

水罐车来了，每个人想取多少就取多少。但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呢？一天？两天？还有另一个无人能回答的问题——接下来怎么办？在这个国家，报纸、广播和电视上充斥着有头无尾的故事。费尔干纳爆发了冲突：有人死亡，有人受伤，城市陷入火海。但第二天，费尔干纳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无从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库兹巴斯[库兹巴斯，库兹涅茨克盆地的简称，位于西伯利亚西南部托木河流域，是俄罗斯主要产煤区。]发生罢工！这可是件大事，因为那里有一个巨大的煤矿区。罢工于两年前爆发。然后发生了什么？罢工结束了吗？还是仍在继续？

我在乌法街头闲逛，偶然发现了一家博物馆。我知道我身处巴什基尔人的土地，但在今天，做一个巴什基尔人意味着什么？里姆·扬古津博士向我展示了他最近在附近山区、旧定居点的遗址还有河岸边发现的东西。这是巴什基尔人的剑，这是巴什基尔人的项链，那是一个装水和牛奶的陶罐。还有一艘船，是十七世纪巴什基尔人出海乘坐的，还有他们的马装配的华丽马具。我还看到一副带铁刃的木犁，一个腐烂的蜂箱，以及用来捕猎野生动物的陷阱。

扬古津博士自豪地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巴什基尔人制作的。后来，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摆满了巴什基尔织物（一共三十一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纹样）、巴什基尔钱币、指环、剑和镰刀。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街道上取水的队伍，远处是工厂高高的烟囱。听着扬古津博士充满感情地讲述巴什基尔失落的天堂，我能清楚地看到这个城市的现实有两个不同的层面，而且两者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

一个层面是化学的，是合成物和有机体，苯酚和炸药。这个世界的主宰是俄罗斯人，由莫斯科某部委管理。

另一个层面则是巴什基尔人新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复兴的）民族意识。

一场民族主义革命正在席卷世界。我们将乘着它的浪潮驶入二十一世纪。此刻，它的回声也传到了巴什基尔，激荡着那里敏感热切的心灵。

大约有一百万巴什基尔人。在当代世界，他们该占据什么位置？他们该采取何种姿态？难道他们要承认，经过三百年俄罗斯化之后，他们不再是巴什基尔人？这是不可能的！再多恐怖、迫害和劳动营，也无法根除巴什基尔人身上的巴什基尔性。况且，俄罗斯化本身也在消退，愿意学俄语的巴什基尔年轻人越来越少。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强化他们的独特性，提振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吗？但这样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个解放了的、思考着的巴什基尔，在认识到自己的民族利益之后，环顾四周，他会看到什么？他将有何发现？

首先，他将发现，历史上巴什基尔的疆域从伏尔加河一直延伸到乌拉尔山，但目前，巴什基尔共和国的边界内只剩下这片疆域的一半。如今，旧巴什基尔的一部分属于哈萨克斯坦，一部分属于鞑靼斯坦，还有一部分属于俄罗斯联邦（甚至连巴什基尔共和国也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如果一个有此意识的巴什基尔人大声说出这一切，他马上就会获得三个敌人——鞑靼人、哈萨克人，还有俄罗斯人。问题在于，民族主义不可能以无冲突的状态存在，也不可能在没有怨恨和诉求的情况下存在。无论哪个群体的民族主义崭露头角，这个群体的敌人立刻就会出现，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

同时，这个觉醒的巴什基尔人环顾四周，会发现他那美丽的绿色家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化工厂，废气正在污染天空。回想这一变化，他会发现从来没有人问过他，是否同意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化工厂。更重要的是，这个巴什基尔人会意识到，他并没有从这种规模巨大且有害的化工生产中获得任何好处，因为帝国并不向其内部属地支付任何费用。啊，这样一来，他会很快意识到巴什基尔只是一块属地，而深深扎根在这里的Agrochima和Chimstroy公司，让他想起了加丹加的联合矿业[联合矿业（Union Minière），成立于1906年，是一家比利时矿业公司（英国占少数股份），在1906年至1966年间控制和经营了现代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采矿业。]以及毛里塔尼亚铁矿公司。

然而，在得出这些颠覆性和革命性的结论后，巴什基尔人又能做什么呢？他像格列佛一样，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千丝万缕紧紧缚住，一动也不能动。他该怎么办？要求关闭工厂吗？但整个帝国近一半的化工生产都在这里。骑马搬到山里去吗？到那里干什么？如何生存？

觉醒的巴什基尔人的意识是分裂的，充满了矛盾。他对独立的渴望与日俱增，却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这种渴望。他确信自己坐在一袋金子上，却是个穷光蛋。在帝国的巨幅地图上，他那小小的、私密的家园融化在茫茫大地上，不见踪影。巴什基尔人想找到它，勾勒出它的边界，为它筑起高大的围墙。在帝国其他较小的民族间弥漫的情绪也感染了他——首先要让自己独立，建起一道中国式的长城，仿佛任何异族的气息都会像苯酚一样污染空气。在已然觉醒的雄心壮志中，巴什基尔人并不孤独。今天的帝国就像一个湖面，湖底的火山纷纷苏醒。平静光滑的湖面上突然涌现出气泡。随着时间的推移，气泡会越来越多。水四处沸腾。在深处，可以听到低沉的轰隆声。

今天，帝国境内有几十个像巴什基尔这样的民族和部落。他们正越来越固执而大胆地思考如何加入众神的盛宴。他们在乐观时思考这个问题，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绝望，是不可救药的无力感，是漫长的崩溃。

里姆·艾哈迈多夫。他给了我一本他于1990年在乌法出版的《关于河流、湖泊和草地的格言》。在苏联，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解决“我与体制”的问题。一些人支持当权者，另一些人反对，还有很多人只是想为自己寻找一个庇护所——离政治越远越好。比如前列宁格勒有一对动物学家夫妇，他们选择以猴子的模仿能力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从表面看来，但只是从表面看来，大自然就是这样一个对象/庇护所。在斯大林时代，描写自然的大师是米哈伊尔·普里什文。在那个还没有电视和彩色摄影的年代，普里什文的散文无与伦比，闪烁着秋日森林、溪底卵石、蘑菇冠和鸟羽的斑斓色彩。我一直认为，这种对露珠和稠李花的描写是一种逃避，一种平静的撤退。我向俄罗斯诗人加拉·科尼洛娃表达了这种看法，但她反驳道：“哪里呀！这是一种抵抗性的写作！当局想摧毁我们的语言，而普里什文的语言是丰富的。当局希望一切都失去个性，没有区别，灰暗无光，但俄罗斯在他笔下如此绚丽，如此独特！在那些年里，我们阅读普里什文，是为了不忘记我们的语言，它正在被新语[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设想的一种新人工语言，是大洋国的方言，其原则是俭省、简化语言，以达到控制和消灭思想的目的。]所取代。”

里姆·艾哈迈多夫的散文也有类似之处。里姆不写政府取得的成就，不写化工业、导电塑料、水龙头和单宁酸。里姆根本不去注意这一切。相反，为了对抗巴什基尔的破坏者，他描写那些尚存的自然美景——苏托洛卡河里的鳊鱼，努尔陶山上的树，通往扬塔·图尔穆什农场的花团锦簇的乡间小路。他乘船旅行，带着狗和帐篷在他的国家四处漫游。

他最喜欢的是草本植物。艾哈迈多夫是位草药学家，他收集草药，把它们晒干，混合，加入一些东西制成药品。他告诉我，用一种药治疗所有人是不好的，也不可能有效。每种药都必须在与病人交流后单独配制。跟患者交流很有必要，这样才能选择合适的草药，唤醒病人战胜疾病的力量。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治愈疾病。

他儿时记得最清楚的是一种金绿色的小甲虫——隐翅虫。他在枯死的荨麻叶上找到了这种生物，枯死的荨麻叶不扎人。

他已经六十岁了，但他再也没有找到过那种甲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