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雅库茨克机场等了四天，才等到去马加丹的飞机起飞。科雷马暴风雪肆虐，据说一切都被覆盖、掩埋，计划中的航班延误了。

在西伯利亚旅行就是这样。

大多数机场照明不足；往返其间的飞机老旧，故障频发，有时还必须在某个地方等上一段时间，等他们从大陆其他地方运来燃油。在整个旅行过程中，人都处于压力之下，神经紧绷，生怕那些意想不到的停留和延误导致错过转机，错过预订，然后意外、不幸、灾难接踵而来。因为在这里是不能任性的，不能改签机票，不能选择其他时间和路线。人可能会被困在一个陌生的、总是人满为患的机场达数周之久，没有机会迅速脱身（所有机票都提前几个月售罄了）。到那时，人该怎么办呢？要住在哪里，靠什么生活呢？

在雅库茨克，我发现自己就正处在这样的状况。我不能回城，如果科雷马的风暴突然减弱了怎么办？那样飞机会立刻起飞，所以我们必须用尽全力坚持下去，如果飞机走了，如果它起飞了，那我们就完蛋了。

所以，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坐下来等待。

当然了，像这样无所事事地静坐，处于一种精神麻痹的状态，这种懒散令人不快，是一种可怕的闲逸。但话说回来，全世界不是有千千万万的人以这样被动的方式消磨时间吗？他们不是已经这样坐了很多年、很多个世纪吗？无论宗教，无论文化，无论种族？在南美洲，我们只需登上安第斯山脉，或者驾车驶过皮乌拉[皮乌拉，秘鲁北部边境城市，西临太平洋。]尘土飞扬的街道，或者沿奥里诺科河顺流而下，便随处可见贫穷的泥屋、定居点和城镇，我们会看到许多人坐在屋前的土凳、石头或椅子上，一动不动，什么都不做。让我们再从南美洲前往非洲，让我们探访撒哈拉沙漠上孤独的绿洲和几内亚湾沿线的黑人渔民村庄，探访刚果丛林中神秘的俾格米人，探访赞比亚只有一匹马的小村庄姆文佐，或者探访苏丹美丽的丁卡部落——到处都是一样的景象，人们只是静静地坐着，偶尔说上一两句话，晚上在篝火旁取暖，但实际上他们什么都不做，只是闲坐不动；而且，他们（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假设）还处于一种精神倦怠的状态。亚洲又有何不同呢？驾车从卡拉奇到拉合尔，从孟买到马德拉斯，从雅加达到玛琅[卡拉奇，巴基斯坦城市，位于印度河三角洲西北部，濒临阿拉伯海。拉合尔，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旁遮普省省会。马德拉斯，现名金奈，印度东南部城市，是孟加拉湾沿岸最大的城市。玛琅，印度尼西亚城市，位于南部爪哇岛东部。]，我们难道不会被如下事实所震撼吗：为什么成千上万的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和其他亚洲人都慵懒地一动不动地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不知为何物的东西？让我们飞往菲律宾和萨摩亚，让我们探访育空地区广阔无垠的区域和热带牙买加——到处、到处都是同样的景象，人们一连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旧椅子上，坐在木板上、塑料箱上，坐在杨树和杧果树的树荫下，靠着贫民窟的墙壁、篱笆和窗框，不论时间，不论季节，也不论阳光明媚或大雨倾盆。迟钝而面无表情的人们仿佛陷入慢性嗜睡，什么也不做，既没有欲望，也没有目标，（可以推断）沉浸在一种精神的蛰伏状态。

那么，在雅库茨克机场，在我周围，又是什么景象呢？不也一样吗？一群人无言地坐着，一动不动，迟钝到连抽搐——在我看来，甚至连呼吸——都没有。所以，让我们停止不安和挣扎，停止用无法回答的问题折磨空乘，让我们效仿瓦尔迪维亚附近恹恹欲睡的圣胡安村的兄弟姐妹，效仿被酷热压垮的戈壁沙漠定居点的兄弟姐妹，效仿遍地垃圾的设拉子郊区的兄弟姐妹，让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凝视虚空，越来越深地陷入思维麻木的状态。

四天后，科雷马的风暴结束了，一位活泼的空姐在大厅里跑来跑去，大声唤醒熟睡的人们：“马加丹！谁要去马加丹？”我们慌忙收拾背包、袋子、包裹和皮箱，裹上围巾，扣上皮大衣，把带耳罩的大帽子往头上一扣，乱哄哄地朝飞机冲去。飞机立刻转动轮子滑向跑道。我们在飞了。一位妇女坐在我旁边，她要去探望在科雷马服兵役的儿子。儿子的来信让她很担忧，从信中可以得知，他适应不了德杜夫希纳[德杜夫希纳（diedovshchyna），俄语意为“欺侮＂，是俄罗斯军队中一种非正式的欺凌和虐待新兵的做法。]。

你听说过德杜夫希纳吗？是的，我听说过。这是一种士官长和老兵对新兵进行虐待的制度，是困扰军队的一颗恶性肿瘤。它是整个社会被缩减成一个连或一个排的规模，并穿上制服。这个社会的本质：恃强凌弱。新兵是弱者，所以那些军衔比他高或服役时间比他长的人把他视为奴隶、贱民、擦鞋匠和痰盂。新兵必须融入这个新的制度，必须交出人格和尊严。为此，他们虐待新兵，折磨他，殴打他，欺侮他。有时候新兵无法忍受这种残暴而恐怖的折磨，会试着逃跑或自杀。而那些在德杜夫希纳的种种困苦和压迫中熬下来的新兵只会产生一个念头，那就是要补偿，要复仇，因为他曾在泥泞和粪便中打滚，闻军官的袜子，被军靴狠狠地踢脸，所以他要为自己雪耻。但昔日的新兵又能报复谁呢？他能偷走谁的包裹，弄伤谁的肾脏？很自然，只能是比他更弱小的人，也就是更新的新兵。

现在，这种传统而司空见惯的施虐现象有了新的素材，因为军队中爆发了民族和宗教冲突：乌兹别克人杀了塔吉克人，东正教派（俄罗斯人）与穆斯林派（鞑靼人）发生了冲突，萨满教徒（摩尔达维亚人）把刀子插进了无神论者（日耳曼人）的后背。

惊恐的母亲们开始组织各种协会和联盟，迫使当局打击德杜夫希纳。你可以在各种抗议和集会中看到她们的身影，她们胸前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年轻的男孩，这是他参军时送给母亲的纪念照；另一张是同样的面孔，同一个头颅，但是已经躺在棺材里了。如果母亲略有积蓄，这些照片就会被装在相框里，镶着玻璃板。但也能看到一些贫苦的妇女，她们拿着破旧不堪的照片。雨雪冲刷并模糊了那张年轻的面孔。如果你驻足片刻，这些妇女会对你的举动表示感谢。

邻座的儿子是一名新兵，她对我讲述了他遭受的折磨。她对着我低声耳语，毕竟她正在泄露伟大军队的秘密。我不知道她是否读过米哈伊洛夫斯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那是一本写于1882年的大部头。米哈伊洛夫斯基是俄国散文家、思想家。他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他为“残酷的天才”，但同时又惊叹于后者的天分和洞察力。米哈伊洛夫斯基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人类一个可怕的特质，即无谓的残忍。人有一种对他人施加痛苦的倾向，没有原因，也没有目的。一个人可以无缘无故地折磨另一个人，唯一的原因就是这种折磨给他带来了一种他永远不会公开承认的快感。这一特质（无谓的残忍）与权力和傲慢相结合，催生了世界上最无情的暴政。米哈伊洛夫斯基强调，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这一点，在《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这个故事中，他描写了一个名叫福马·奥皮斯金的外省小人物，一个虐待狂、怪物和暴君。米哈伊洛夫斯基写道，“假设让福马·奥皮斯金掌握伊凡雷帝或尼禄那样的权力，他绝不会输给他们，他的罪行将震惊整个世界。”在希特勒上台半个多世纪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利用福马·奥皮斯金这个人物构思出了这位暴君的原型。

通过对受害者进行虐待，福马满足了自己施虐、折磨和制造痛苦的需要。福马不是一个务实的人（“他需要的是不必要的东西”）；给他人制造痛苦并没有让他获得任何东西，因此，我们无法从理性、实用的角度来理解他。他没有意识到，对他人施虐没有任何目的，也不会导致任何结果，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施虐的过程，是暴虐本身，是为了残忍而残忍。福马无缘无故地殴打一个无辜的人，这带给他愉悦和绝对的权力感。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施虐行为中这种纯粹的无功利性，即所谓“无谓的残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大的心理发现。

但是，米哈伊洛夫斯基不禁要问，为什么福马·奥皮斯金这种人在这里会有如此肥沃的土壤？他回答说，“因为他们最根深蒂固的特点就是对苦难的不懈追求，这一点深深根植于这个民族之中。”是的，只有俄罗斯人才能写出福马这个角色，才能发现他那充满“顽固的内源性愤怒”的阴暗灵魂，才能向我们展示他那可怕而难以理解的“地下世界”。

飞机的机翼下，一片白色的平原静静铺展开来，零星之处被森林点染成深色，这是一片单调而寂寥的空间，平缓的山坡状如蹲伏的土冢，没有什么可以吸引目光的东西，没有什么能引起人的注意。这就是科雷马。

从马加丹机场到城区有五十多公里的距离，幸运的是我找到一辆出租车，一辆破旧生锈的“伏尔加”。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因为我没有进城的通行证。我担心被拒之门外，这让我非常紧张，因为我想来这里很久了，我想看看这个仅次于奥斯维辛的地方。我们沿着一条积雪覆盖的公路行驶，穿越丘陵，不时经过稀疏的松树林。突然，两个年轻人从其中一片树林里冲出来，他们戴着墨镜，穿着时髦的西式大衣，领子高高竖起，就像犯罪电影里的人物。他们拦住我们，问能不能搭车去镇上。司机看了看我，但我认为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我们应该载他们。事实证明，他们是好心的天使派来的，因为再走十公里就有一个检查站，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我远远看到了民兵，我摘下眼镜，并把它藏了起来，因为这里的人都戴黄色或棕色塑料框架的眼镜，而我的眼镜框是金属的，很轻，一看就跟别人不一样，不是当地人。每当我想消失的时候，我就把眼镜藏起来。我穿着廉价的羊毛绗缝夹克，戴着驯鹿皮的帽子，看起来就像鄂木斯克人或托木斯克人。民兵立刻对年轻人的墨镜产生了兴趣，一场争吵开始了，然后变成了骚乱和混战，他们被拖出车外。总之，民兵扣下了年轻人，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出租车司机称那些人“高加索帮派”。如今，“帮派”这个词很流行，正在逐渐取代“民族”。在这个曾有一百个民族和谐共处、亲如兄弟的地方，如今出现了一百个帮派。民族业已消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三个大型帮派：俄罗斯帮、高加索帮和亚洲帮。这些大的帮派又被划分成无数个小帮派。有车臣和格鲁吉亚帮，鞑靼和乌兹别克帮，车里雅宾斯克和敖德萨帮。小的帮派又被分成更小的，然后是更小的，虽小，却很危险，武装着手枪和匕首。如此一来，帮派的活动范围遍及全国，遍及共和国、城市、社区和街道，甚至连某个单独的院子里都有。帮派的地理分布很复杂，但其成员都很清楚彼此，因为这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所有的帮派都有两个特点：一，它们的成员不工作，但生活优渥；二，它们要不停处理账务问题。偷盗、走私、结算，这就是帮派成员的日常生活。

对帮派的痴迷，从帮派的范畴内思考一切问题的恼人习惯，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有着深刻的悲剧性根源。二十世纪头三十年发生的历次浩劫——世界大战，革命，然后是内战和大饥荒——使数百万俄罗斯儿童失去了父母和家园。这数以百万计的孤儿，数以百万计的无家可归者，在这个国家的村庄和城市里四处游荡，寻找食物和栖身之所。（同样是饥饿和无家可归，在非洲和在俄罗斯是有区别的。在俄罗斯，如果没有一个温暖的地方，人就会冻死。）许多人只能以偷窃和抢劫为生。其中一部分被编入NKVD，成为镇压工具，另一部分则变成了职业小偷，后来成为监管者的得力助手和政治犯的威吓者。通过上述两种情况，这一反常现象波及范围广泛，多达数百万人。今天，俄罗斯许多帮派成员的祖父母就是这些无名无姓的无家可归者。摆脱过去并非易事，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一旦与当局发生冲突，就会把自己孤立无援的身份遗传给儿孙，这正是后苏联社会的典型特征，这里存在的不是单个的罪犯，不是某种犯罪因素，而是一整个犯罪阶层，他们的血统和传承有别于其他社会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清洗，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腐败，苏联解体……每一次接踵而至的危机都巩固和壮大了这个阶层的规模。

疯狂而固执地把世界视为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包的帮派网络（是谁试图脱离格鲁吉亚？是阿布哈兹的帮派。是谁试图攻击亚美尼亚人？是阿塞拜疆的帮派，如此等等），这种思想还有其他的根源。首先是多年来宣扬的历史阴谋论：一切不好的事情背后都有阴谋，有组织，有帮派。其次是该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神秘主义传统、惯例和氛围。是谁掌握了权力？戈尔巴乔夫的帮派。几年后谁会入主克里姆林宫？另一个！

在城里，没有人向我提出询问。尽管马加丹旅馆的接待员态度严厉，用责备的眼神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她给了我一间明亮而温暖的房间，256号房。从窗口可以看到白雪覆盖的街道和公交车站，远处是一堵墙，墙后面是一座古老的监狱。

人人都可以来马加丹，就像我在旅馆遇到的三个日本人，他们来自札幌的一家纺织公司。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他们是生意人，不停鞠躬，礼貌、整洁、高效。他们想把纺织品卖出去，这就是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他们带来了精美的面料，而其他人也可以携带完全不同的行李，那就是对这片土地的了解。事实上，我们正站在骸骨之上。意识到这一点后，人会本能地退出一步，甚至跑出几百米远，但这样无济于事，因为这里只有坟墓，无所不在。

西伯利亚东北部地区名叫“科雷马”，因流经此地的科雷马河而得名，马加丹是科雷马的首府。这是一片寒冷而黑暗的冻土，空旷而贫瘠，几乎无人居住，只有楚科奇人、埃文基人和雅库特人等一些小型游牧部落偶尔造访。直到二十世纪，科雷马才引起了莫斯科的兴趣，因为传言说这里有黄金。1929年秋天，在诺加耶夫湾（鄂霍茨克海上，是太平洋的一部分）建立了第一个基地/定居点，这便是马加丹的起源。当时来这里的交通只有海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或纳霍德卡向北航行，需要八到十天的时间。

1931年11月11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在科雷马成立一家名叫“达尔斯特罗伊”（Dalstroy）的联合企业，负责开采黄金、白银和其他金属。三个月后，“萨哈林”号驶入诺加耶夫湾，带来了达尔斯特罗伊的第一任董事长爱德华·别尔金，他是拉脱维亚共产党员，国家政治安全保卫局（GPU）局长，时年三十八岁。他还能再活五年。别尔金的到来，标志着一个名叫科雷马的焦炎地狱的诞生，它将与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广岛和沃尔库塔一起，成为二十世纪最大的噩梦。

在俄语口语中，科雷马以一个奇怪的方式变成了一个在相对意义上表示安慰的词。也就是说，当事情变得很糟糕、很可怕、很恐怖时，俄罗斯人会这样安慰彼此：“别灰心，科雷马的情况更糟糕！”

然而，科雷马天寒地冻的荒漠需要劳动力。所以，在达尔斯特罗伊成立的同时，莫斯科在这里成立了东北劳动营管理局（USVITLa）。USVITLa之于达尔斯特罗伊，正如奥斯维辛之于法本公司，那就是前者为后者提供劳工。

马加丹的早期阶段正逢大清洗时代的开始。数百万人被送进监狱。在乌克兰，一千万农民死于饥荒。但毕竟还有人活下来，仍有无数“富农”和“人民公敌”可以被流放到科雷马去。唯一的瓶颈是运输。只有一条铁路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从那里去马加丹港的轮船也只有几艘。二十五年来，正是沿着这条路线，活死人们被不断地从整个帝国运到马加丹。

活着的，也有死去的。在劳动营里待了二十年的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讲述了“金姆”号的故事。它的货舱里运了三千名囚犯，囚犯叛乱时，押送人员就往里面灌水。当时的气温是零下四十摄氏度。抵达马加丹时，这些人已经冻成了冰块。另一艘运送几千名流放者的船困在北极的冰层中，一年后才抵达港口——没有一个囚犯活下来。

运送女犯人的“祖尔玛”号抵达了马加丹，其中很多人已经快要死于寒冷和疲惫。这些人处于缓慢的临终状态，在劳动营里被叫作dohodiags，也就是“快死的人”。

Dohodiags被一一抬上担架，并排放在岸上，这显然是为了方便计数，免得在填写死亡证明时出现混乱。我们躺在石头上，看着我们的队伍，他们正拖着疲惫的身躯去镇上，准备经受洗浴和消毒的折磨。（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旋风之旅》）

人在运输过程中已经忍受了数月的监禁、审讯、饥饿和殴打，现在又要在肮脏拥挤的牲口车上度过痛苦的几周，因为缺水而变得神志不清。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旅程的终点会是什么。这些炼狱中的幸存者会被送到马加丹的临时集中营。那里有一个市场，矿山附近各个劳动营的指挥官走来走去挑选最强壮的囚犯。指挥官的级别越高，他能挑到的囚犯就越强壮。

在马加丹和科雷马有一百六十个劳动营，也被称为北极营。多年间，囚犯来来去去，但这里的人口一直维持在五十万左右。其中三分之一死在劳动营，剩下的在多年苦役之后，要么肢体残疾，要么患上永久性的心理创伤。从马加丹和科雷马幸存下来的人，再也不是原来那个自己了。

劳动营拥有一个残酷的、经过精心设计的结构，其目标是消灭个体，使其在死亡之前经历最大程度的羞辱、痛苦和折磨。这是一个充满荆棘的毁灭之网，人一旦落入其中，就再也无法挣脱出来。

它的构成要素如下：

寒冷——囚犯衣着单薄而破烂，持续忍受寒冷和冰冻。

饥饿——可供充饥的只有水和一块面包，所以囚犯总是饿得发狂，这让寒冷的感觉更加强烈。

苦役——饥寒交迫之下，囚犯不得不从事高强度的、超越极限的惩罚性工作，挖土，推独轮车，砸石块，砍树。

缺乏睡眠——囚犯冻饿交加，精疲力竭，大部分时间都生着病，并且被有意剥夺了睡眠，只能在冰冷的营房里，在坚硬的木板床上，穿着破烂的工作服稍微睡一会儿。

肮脏——不能洗澡，而且也没有洗澡的时间和场所，黏腻的污垢和汗水在囚犯身上结成痂，他们浑身发臭，味道难闻。

虫害——整日遭受蚊虫叮咬。虱子寄生在衣服里，营房的木板床上臭虫结成块。夏天，要忍受成群的蚊虫的叮咬，还有可怕的西伯利亚大苍蝇的攻击。

NKVD的虐待——押解员和看守（NKVD监察员）不停对囚犯发泄怒火。他们大声叫骂，对囚犯拳打脚踢，放狗咬人，还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开枪打死囚犯。

刑事犯的恐吓——政治犯被恐吓、抢劫，还要遭受刑事犯的折磨，刑事犯在事实上掌握了底层的控制权。

不公正——忍受极其不公正的对待是一种心理折磨。所有政治犯都是无辜的，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

思乡和恐惧——刑期最高达二十五年，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完全的与世隔绝、越来越可怕的未知的明天，担心死亡随时可能到来，这一切折磨着所有人。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写道，“目睹劳动营是一件可怕的事，世界上没有人应该知晓它。在这里，所有的体验都是负面的，每一分钟都是如此。人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不可能有其他结果。劳动营里有太多不该为人所知的事。但是，看到生命的最底层状态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个人完全融入这种状态，从劳动营的经验里借用道德标准，并把囚犯的道德应用在生活中。这时，人的理智不仅为劳动营的情绪辩护，而且还试图为其服务。”

他又接着写道：“劳动营对一个人的品格、对普通的道德标准构成了巨大的考验，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经不住这一考验。有些人努力比其他人做得更好，对自己更为严苛，想要通过考验，但他们的下场跟那些没有通过考验的人一样，结局都是死亡。”（《科雷马故事集》）

1937年12月1日，别尔金被召回莫斯科。这个行刑者的手段被认为太温和了，他被下令逮捕并执行枪决。同一天，“尼古拉·叶若夫”号轮船抵达马加丹，带来了科雷马的两个新的统治者接替别尔金，他们分别是达尔斯特罗伊的新领导卡普·帕夫洛夫上校（他将于1956年饮弹自尽）以及他的副手、科雷马死亡营的营长斯捷潘·加拉宁上校。

加拉宁时年三十九岁。他的寿命还剩一年。

加拉宁是科雷马的黑暗传奇。

“伊万·库兹米奇，你还记得加拉宁吗？”

“我还记得吗？开什么玩笑。毕竟我近距离见过他，就像我现在看着你一样。当时他来检阅囚犯，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带了随从。他出现前，有电话传来消息说，他可能会在这里停一下，亲自视察劳动营。他还没离开马加丹，我们就已经立正等待了。到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粉刷一新，地上洒了黄沙。指挥官焦虑不安，控制不了紧张的情绪。突然间传来窃窃私语：他们来了，他们来了。营门大开。他和随行人员开车进来了，有几辆客车，还有几辆卡车载着他的贴身护卫。他从第一辆车上下来，然后他的随从们就像闪电一样迅速站在两侧。他们都拿着毛瑟枪，穿着短羊皮夹克。他自己则穿了一件熊皮大衣，脸色凶狠，醉眼蒙眬，步伐很沉重。我们营地的指挥官、一名少校，跑上前去，用颤抖的声音报告说：“USVITL-NKVD指挥官同志，营地系统独立分营接受检阅。”“这里有偷懒的犯人吗？”“有。”少校战战兢兢地回答道。大约十二个人从队伍里站出来。“所以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不想干活？”他已经举起手枪了。砰！砰！砰！他把他们都干掉了。那些没死透的被他的随从解决了。“这里有人打破纪录吗？超额完成任务的？劳动标兵？”“有。局长同志。”标兵们兴高采烈地上前一步。他们没什么可害怕的。加拉宁带着随从走到他们面前，手里仍拿着那把弹匣空空的毛瑟枪。他头也不回地把枪递给身边的人，又从他们手里接过一把新装满子弹的手枪，放进木质枪套里，但手一直没有离开枪托。“所以，劳动标兵们，你们超额完成了任务？”“是的。”他们回答道。他又问：“超额完成任务的人民公敌？嗯……你们这些该死的人民公敌，必须消灭你们这样的人……”然后又是砰！砰！砰！又有大约十个人倒在血泊中。然后他似乎振作了起来，眼神变得平静。他用鲜血满足了自己。指挥官把他那亲爱的、尊贵的客人们带去宴会厅，让他们享用预先准备好的大餐。他很高兴自己躲过了一劫。加拉宁兴致来的时候，也会冲着营地的指挥官开枪。加拉宁在位时无法无天，人像苍蝇一样成片倒下。（阿纳托利·日古林，《黑石》）

加拉宁每天都要开枪杀死几个人，有时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他一边杀人一边大笑，或者唱着欢快的调子。贝利亚突然下令枪毙他，原因不明，似乎是因为涉嫌参与日本间谍活动。但极有可能，这个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大块头，这个白俄罗斯农民的儿子、文化水平极其有限的职业铁匠，都不知道有日本这个国家。

来马加丹时，我带了三个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第一个，一个年轻的男人接听了，告诉我我要找的那个女人已经去世了。第二个号码一直是拨号音，没有人接听。我拨了第三个：23343。一个低沉而愉快的声音接听了电话。我介绍了自己，电话那头传来友好甚至喜悦的回应，好像这些年他一直在等着我的到来。我们约好见面，他会想办法借一辆越野车，这样我们就能开车四处看看。

早上，一辆绿色的“嘎斯”面包车停了下来。司机是位女性，说自己四十七岁了。奇怪的是，我没记住她的名字（也许她根本没提），只记住了她的年龄。“四十七”是一个魁梧结实的女人，她身上的一切都向前耸起、膨胀、凸出，尤其是眼睛和前胸。她的肩膀强壮有力，我无法想象她身边的男人得有多大块头才能让她有娇弱、害羞的感觉。没有什么东西（同样也没有什么人，我觉得）能抵挡她。

昨天跟我通话的男人坐在副驾驶，他叫阿尔伯特·米尔塔胡季诺夫，是一名作家，成年后的三十多年都在科雷马度过。他从事写作，还研究西伯利亚这个区域的地理。（因为以前只有通过海路才能到达科雷马，所以人们习惯称其为“岛屿”，这更加突出了它与世隔绝的特点。每个离开科雷马的人都会说，我要到大陆去！）

“Pojecha（我们走吧）！”四十七用一种半是提问半是命令的口气说道。我们还没出发，她就开始赞美罗马尼亚人。“molodcy rumyni（罗马尼亚人好样的）！”她喊道。“他们砍了齐奥塞斯库的脑袋！”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显然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砍下那些人的脑袋？”

我想：我是在科雷马。让我害怕的不是她说的话，而是她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示范如何砍头，而我们正行驶在一条可怕的道路上，到处都是坑洼、裂缝和断层，我觉得自己就像太空舱里的飞行员，不知道自己头在哪里，腿又在哪里。车子一会儿垂直弹起，好像要飞向天空，一会儿又突然跌落，好像要坠入无底深渊。

但是四十七根本不理会路况，她有更重要的问题。“哦，他们把我们害惨了！”她愤怒地说，“把我们害惨了！”

她的精力、她的愤怒、她所有的仇恨，都指向克里姆林宫。那里住着四十七年来一直把她当傻子的人，宣传一些匪夷所思的东西，并且命令她相信。

“但我们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她陶醉在自己盲目而愤怒的愿景之中。

我们抵达诺加耶夫湾，在海边停了下来，旁边有一些废弃生锈的渔船，那是这个地方的符号和档案，其象征意义与奥斯维辛的大门或者特雷布林卡的铁路坡道类似。海湾、大门和坡道是同一个场景的不同舞台布景，而这个场景就是：地狱入口。

无数人曾被倾倒在我们此刻站立的这片布满砾石的海岸上，其中三百万人再也没能返回。

海湾看起来像一汪宽阔的湖，表面平静，呈灰褐色。它的入海口在鄂霍次克海，与日本隔海相望，这个入口非常狭窄，即使在暴风雨的天气里也不会掀起大浪。四面都是深灰至黑色的丘陵，坡度平缓，没有一丝绿意，就像废弃已久的矿山或炉渣堆。这是一个沉闷、单调、死寂的世界，没有树，没有鸟。看不到任何运动的东西，也听不到一丝声响。云脚低垂，似乎一直冲着我们的方向移动过来。

这种环境会激发极端的行为，人在这里可能会变得神志不清，会发疯，或者陷入最严重的抑郁。最困难的是保持正常的感觉，相信大自然也可以很友好，相信它并不想除掉我们。在科雷马这样的地方，大自然和行刑者为伍，帮助他们摧毁那些毫无招架之力的无辜受害者。大自然也为行刑者服务，臣服于他们，不停递上新的刑具——刺骨的严寒，刺骨的风，层层叠叠的雪堆，还有巨大的、无法穿越的冰冷荒原。

这个港口曾经是运送囚犯的船只停靠的地方，囚犯在货舱里挤成一团，因饥饿和闷窒而奄奄一息。那些还能动的人走下舷梯，来到海岸上。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海湾：再也没有回头路了，这种第一印象被记录在数十本回忆录中。他们排成纵队，看守开始清点人数。很多看守都是文盲，清点比较大的数字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困难。点名持续了几个小时。衣衫不整的流放者站在风雪中一动不动，经受狂风的吹袭。终于，押解员们开始例行训话：无论是向左一步还是向右一步，都等同于逃跑，我们会毫无预警地开枪！这个公式适用于整个领土。两亿人口都必须朝规定的方向列队前进，向左或向右偏离一步都意味着死亡。

他们从海湾出发，沿着马加丹的主街行进，我住的旅馆就在这条街上。这是城里的第一条街道，是别尔金建造的，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NKVD的负责人们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城市、广场、工厂和学校，直到一个名副其实的NKVD园区慢慢落成。1935年，别尔金在马加丹开设了一个文化公园，以他的上司、NKVD首领雅戈达的名字命名。三年后，别尔金和雅戈达都被枪决，别尔金大街更名为斯大林大街，而雅戈达公园则以新任NKVD首领叶若夫的名字命名。一年后，叶若夫被枪毙，公园也更名为斯大林公园。1956年，斯大林大街改为马克思大街，斯大林公园改为列宁公园。能用到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终于，市议会想到一个好主意，开始给街道取非政治性的名称，于是便有了Gazetnaya（报纸）、Pochtovoya（邮政）、Garaznaya（车库）和Nabierzhaya（海岸）这些命名，毕竟，报纸、邮局、车库和海岸线将永远存在。

穿过别尔金/斯大林大街后，疲惫不堪的队伍消失在中转营地的大门内，市区和近郊有好几座这样的营地。直到最近，马加丹的砖砌建筑也只有寥寥几座，整个城市都由小木屋组成，瞭望塔耸立其上，看起来就像一个依山而建的巨大营地，冬天被大雪覆盖，夏天则陷入泥泞。

几天后，囚犯队伍再次出发，被押解人员的叫喊声驱使着，枪托顶在身后，狗不停狂吠。最重要的是抵达最终的目的地，若体力不支中途倒下，那就意味着丧命。队伍朝科雷马腹地行进，前往指定的营地，去挥舞十字镐，去挖空金矿、铂矿、银矿、铅矿和铀矿。几十年来，他们从马加丹出发，有时是每天，有时是每周，一个接着一个，成百上千，成千上万，沿着城里唯一一条街道走向指定的地方，逐渐消失在永恒、浓密、寒冷的雾气里。

“阿尔伯特，”我问，“我们能看看以前的营地吗？”我们从海湾返回，沿着囚犯的足迹朝城里开去。

四十七正在咒骂当地的官僚系统。原来，马加丹与阿拉斯加州建立了友好关系，邀请一群美国孩子来这里进行为期两周的参观。每个孩子都要寄宿在一个俄罗斯家庭。这在城里引发了一场战争，因为每个人都想让美国孩子住在自己家里。当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一个美国小孩，尽管这里的人非常慷慨，乐于接待他们，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旦被分配到这样一个海外客人，整栋公寓大楼都会立刻被翻修：粉刷墙壁，换下楼梯间的灯泡，给窗户安上玻璃，清扫院子，修理水管，换好水龙头，水槽和浴缸也会更换，门锁和铰链重新上油。四十七所住的公寓楼里刚好有个人想争取一个小美国佬，但是，正如她在一片笑闹和叫骂声中告诉我们的那样，他给的贿赂太少了，所以楼梯间里还是黑乎乎的，也没有热水。

总而言之，生活不易。

马加丹市民K. I. 伊万基安科在一封写给报纸的信里抱怨道：

几天前，我在《克里斯蒂安卡》杂志上看到了我的星座运程，里面说，我会成功买到一件昂贵但实用的东西。于是，梅洛蒂亚商店还没开门，我就在那里排队了，希望能买到一台电视机。不幸的是，我没有成功。但隔壁有一家鞋店，所以我冲了进去。不幸的是，在这里我也没能成功。我一连去了三家蔬菜店，都没买到土豆。我挨家挨户地走，希望能买点什么，什么都行，不一定要贵的，也不一定有用。但到处都一无所获。最后，我来到第十三家商店，这里俗称“三只小猪”，是卖啤酒的。不过没关系，因为事实证明，只有当你从家带了啤酒杯的时候，他们才会卖给你啤酒。（《马加丹真理报》，1990年4月27日）

我们没开太远。以前的营地还保留在老城区里，靠近积雪覆盖的街道，路上既没有行人，也没有路灯。其中一些营地被改成了仓库或修车厂。其余的都已破烂不堪。瞭望塔依然矗立着，到处都能看见，它们东倒西歪，正在腐烂。破碎的大门、篱笆和岗亭散落在积雪和泥巴里，岗亭的铁丝网已经被偷走了。大部分营房都被拆掉用作了柴火，有几座还在，但空荡荡的，没有门窗。

无论在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还是在马加丹，到处都能看到苦役世界的肮脏，看到极度的衰败和贫穷，还有邋遢、潦草、马虎和原始。这是一个用补丁和破布拼凑起来的世界，用一把普通的斧子钉上生锈的钉子，用麻绳捆起来，再用一根旧铁丝固定。

即便有人想抹去证据，这里的一切也不需要人为分解、拆除或炸毁。半个古拉格群岛已沉入泥潭，西伯利亚一半的营地已被森林覆盖，而通往它们的道路已被春天的洪水冲毁。在城市里，许多劳动营的旧址上建起了新的居民区、工厂和体育馆。

夏天，在科雷马北部的公路上朝着卡拉姆肯、希特列尔卡、布尔什维克岛[布尔什维克岛，北冰洋上北地群岛最南端的一个岛屿。]的方向行驶，如果你恰好知道隐藏在森林和山丘里的旧营地的位置，你会发现一堆堆腐烂的电线杆、一截铁轨，还有一座厨房的陶土残骸。很难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没有勺子或碗，没有镐头和铲子，没有砖头和木板——所有东西都被囚犯或者他们的看守拿走了，或者被后来的居民扫掠一空，因为在那里，每样东西都有它的价格，都有它的价值。

再过几年，劳动营的最后一丝痕迹也会被抹去。

我又问阿尔伯特，那些年没有在马加丹留下一丝痕迹吗？一点实物证据都没有？

他陷入了沉思。“几乎没有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达尔斯特罗伊的总部拆了。NKVD的营房拆了。审判监狱也拆了。到处都是新房子和新街道。”

“但还有一栋房子。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为它有点偏僻，藏在一个居民区的楼房中间，是原来科雷马营地的NKVD干部政治培训中心。”

我们翻过巨大的积雪堆，走向那座建筑。那是一栋老旧的平房，如今看起来很小。在正厅里，十几个面色苍白、神情严肃的女孩正在练习芭蕾舞步。

行刑者们就是在这个大厅里做简报的。他们在这里决定行刑的频率和规模。加拉宁、尼基肖夫和叶戈罗夫，还有数百个枪管仍旧发烫的人，都来过这里。在他们眼前，在他们的帮助下，有时甚至是在他们手中，三百万人丧生。

我们绕着空荡荡的房子走了一圈。“这里呢？”我指着一扇门，问阿尔伯特。

门后是行刑者的洗手间。它有一个中等房间那么大。没有马桶。凹凸不平的水泥地面上有六个椭圆形的洞。灰色的墙上沾满棕色的水渍。水龙头坏了。

“只剩这些东西了吗，阿尔伯特？”

“只有这些了。”他回答道。

我带了两本书：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和亚历克斯·维斯伯格·西布尔斯基的《大清洗》。对比两个作者的观点和立场，结果引人遐想。通过比较，人们可以深入了解（哪怕只是稍加深入）俄罗斯的思想，破解其谜团和本质。两本书都记录了同样受镇压的受害者的经历，但两位作者的思想是何其不同！

他们属于同时代人（维斯伯格出生于1901年，沙拉莫夫出生于1907年），都于1937年被捕：沙拉莫夫是在莫斯科，这是他第二次被捕；维斯伯格是在查尔科夫，当时他在那里担任工程师。两个人都受到了NKVD的折磨、拷打、骚扰和羞辱。他们都是清白、无辜、诚实的人。

但分歧就在这里开始了。

问题如下：什么东西会在我们内心占据主导地位，决定我们对生活和现实的态度？是我们成长于其中的文明和传统，还是我们拥有并信奉的信仰和意识形态？

维斯伯格是奥地利人，他来自西方，在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深刻的批判性思维的熏陶下长大。

沙拉莫夫则是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人，他从没离开过俄罗斯，只是零星接触过西方思想；他从头到脚都是俄罗斯式的。

此外，西方人维斯伯格是一位炽热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俄罗斯人沙拉莫夫是前者的反面。

作为野蛮镇压和“无谓的残忍”的受害者，他们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处境？如何面对一整个由大清洗、监狱、古拉格和处决组成的梦魇般的世界？

维斯伯格深信自己进了疯人院，相信NKVD的审讯员都是疯子，那时的苏联是一个疯狂、偏执、荒谬的世界。“这里发生的一切，”他写道，“都完全没有意义，都是放肆的官僚机构的恶作剧，完全无法用理性解释。”他说，“我抓着自己的头，问自己，我是在疯人院吗？”他说，“一切都是最愚蠢的行径。我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如此等等。但是，他没有一刻放弃自己的信仰：“我是德国共产党员，”他朝审讯员喊道，“我来这个国家是为了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我是苏联的爱国者。”

维斯伯格深信自己身处疯人院，身处一个充满疯狂和超现实幻觉的可怕国度，但他没有崩溃；在最恐怖的环境中，在拥挤、肮脏、鲜血淋漓的监狱里，他的头脑，一个西方理性主义者的头脑，仍在紧张地工作，为周围发生的一切寻找一个理性的、合理的解释。每到一个牢房，他都会据理力争，提问并交换意见。

但他的俄罗斯战友却把他当成疯子，他们说，你到处乱跑什么？你还想在这里做成什么？坐下来安静地受罪吧！

这两种态度之间没有交流，没有共同语言。我不知道维斯伯格和沙拉莫夫能否相互理解。

沙拉莫夫认为，他周围的一切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劳动营属于自然秩序，而不是人类秩序。人能反抗雪灾或大洪水吗？如果有人对着洪水挥拳头，人们会说他疯了，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洪水来时应该爬上最高的树，耐心等待洪水退去。这是理性，是唯一合理的反应。如果一个人进了劳动营，那他也不应该反抗，因为他会被枪毙。他应该先确保自己活下去。河里的水有一天也许会退去，他们有一天也许会把他放了。除此之外，不能再做什么了，也不需要再做什么。

在《科雷马故事》中，劳动营铁丝网之外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二战”结束时，消息迟迟才传到这里，并没有引起剧烈的反应。营地是唯一真实的世界，是一个完整且符合逻辑的结构。为什么维斯伯格觉得这一切很荒谬呢？如果它很荒谬，那它会立即崩溃。但劳动营有自己的逻辑，与奥地利工程师所寻找的逻辑是不同的。

沙拉莫夫的头脑是理性且符合逻辑的，而维斯伯格的头脑则迷失在抽象概念中。

“每一次对造化之手和上天旨意的干预都是不合适的，与劳动营的行为准则背道而驰。”沙拉莫夫回忆道。字里行间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可以逃脱这个准则，是因为他没有真正触及生命的底线；没有被迫在一个“没有英雄的世界”里了却残生。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或许是俄罗斯最了不起的哲学家，他这样解释沙拉莫夫和维斯伯格在面对一个压迫的世界、面对他们所身处的“另一个世界”（赫林·格鲁津斯基）时所表现的不同立场：“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期，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对立就已泾渭分明。如果东方文化建立的基础是人对更高力量、对超自然的果断屈从，那么西方则恰恰相反，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发明，这产生了广泛的、自发的创造力。”

在马加丹的街道上行走，要穿过在积雪堆中挖出来的高高的廊道。廊道很窄，有人经过时，得停下来让对方先走。有时我会跟一位年迈的老人脸贴上脸，我总是很想问他，你是谁？你是受害者，还是行刑者？

为什么我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为什么我不能以正常的方式看待这个人，不带这种反常的、带有侵略性的好奇心？然而，如果我鼓起勇气问出这个问题，如果他能真诚作答，那我可能会听到如下答案：“在你面前的既是行刑者，又是受害者。”

就是这样，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角色是无法区分的。先是有人以审讯官的身份殴打别人，然后审讯官自己也被投进监狱并遭到殴打；服完刑后，他会出来寻求报复，如此反复。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封闭的圆环，其中只有一个出口，那就是死亡。这是一场噩梦般的游戏，所有人都输了。

我走了很远，一直走到海湾。这里再也听不到城市的喧嚣，科雷马的声音也消遁于无形。山丘向下延伸，探入海湾，在山丘的某处，在寂静和黑暗中，躺着这座城市的亡灵。我在一本回忆录中读到，科雷马的永久冻土层对尸体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以至于那些被埋葬的人都保留着生前的表情，这些面孔目睹了沙拉莫夫警告人们不要去看的事情。

我思考着苦难那可怕的无用性。爱留下其造物，新一代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类得以延续。但苦难呢？人类经历中如此重要、困苦和艰难的部分，就这样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如果把这里千千万万人散发出的痛苦能量收集起来，转化为创造的能量，就可以把我们的星球变成一座鲜花盛开的花园。

但这里剩下了什么？

锈迹斑斑的船只残骸，腐烂的瞭望塔，矿石开采后留下的深坑。一片令人沮丧的、了无生气的空虚。到处都是寂静，因为疲惫不堪的队伍已经走过，消失在永恒的寒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