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叫什么名字？”

“塔尼娅。”

“你几岁了？”

“再过两个月我就十岁了。”

“你在干什么？”

“现在吗？我在玩。”

“你在玩什么？”

“我在跳水坑。”

“你不怕被车撞到吗？”

“这里没有车经过！”

塔尼娅说得对。昨天气温升高，中午甚至到了零上二摄氏度，整座城市陷入泥泞之中。雅库茨克[雅库茨克，俄罗斯萨哈共和国首府。]，名副其实的西伯利亚科威特，一个富饶之地，一个坐拥黄金和钻石的共和国的首府。世界上的钻石和珠宝——无论是世界各地的富太太们佩戴的那些，还是纽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珠宝橱窗里陈列的那些（更不用说那些用于地质钻探和金属切割的钻石了）——有一半都来自雅库茨克。

塔尼娅有一张苍白的小脸。这里的冬天总是阴沉沉的，即使太阳出来，也感觉不到温暖；它发出明晃晃的光，刺得眼睛直痛，却又遥远而冷淡。这个女孩穿着一件很短的外套，是用绿棕相间的格子布料做成的。可惜它太短了，毕竟不能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妈妈哪里有钱买？即使她有那么多钱——塔尼娅心不在焉地笑着说——又有谁愿意去排队，一直等到一批尺码刚好适合十岁女孩的外套运到雅库茨克呢？更何况还是如此高挑的十岁女孩。

塔尼娅用一种非常成熟的方式分析并判断这一切。

在跳水坑这件事上，她运用的是同样的推理。必须跳得非常精确无误，以免弄湿鞋子，因为去哪里找一双换洗的鞋子呢？

“没错，”我赞同地说，“而且你可能会着凉，得流感。”

“着凉？”女孩惊讶地说。“现在吗？雪已经化了，天也开始变暖，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冷。”

这个西伯利亚小女孩看着这个男人，流露出明显而又有所保留的优越感：他年长许多，却对寒冷一无所知。

她跟我解释说，有一个办法可以判断真正的严寒，那时空气中会弥漫着明亮的、闪烁的薄雾。人在行走时，薄雾中会形成一条走廊。走廊的形状刚好就是那个人的轮廓。人走了，但走廊会留在原地，固定在雾气中。大个子会形成一条宽敞的走廊，小孩则会形成一条小走廊。塔尼娅的走廊很窄，因为她很苗条，但按她的年龄来说，这个走廊又很高。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她是班上个子最高的。早上出门时，塔尼娅可以从这些走廊判断她的女伴们是否已经上学去了，她们都知道最亲近的邻居和朋友的走廊是什么样的。

这里有一条宽大低矮的走廊，轮廓清晰，这说明校长克劳迪娅·马特维耶夫娜已经走过去了。

如果早上没有出现符合小学生身材的走廊，那就说明天气太冷，学校停课了，孩子们都待在家里。

有时能看到一条歪歪扭扭的走廊，然后突然不见了，这意味着——塔尼娅压低了声音——有人喝醉了，脚下一滑，摔倒了。醉汉经常在严寒中冻死。这样的走廊看起来像是一条死胡同。

我一点儿也不后悔来雅库茨克，因为我在这里遇到了这样一位出色而睿智的姑娘。我是偶然遇见她的，当时我正走在扎罗日纳亚社区的街道上。在这附近空无一人的风景中，塔尼娅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活着的生物（当时是中午，人们都在上班）。而且我迷路了，想问问去克鲁普斯卡街怎么走，我在那里有个约会。

“我带你去，”塔尼娅兴奋地主动提出来，“因为你自己可能找不到。”这意味着我必须加入她的游戏，因为到达克鲁普斯卡的方法只有一种——跳过水坑。

这里是扎罗日纳亚：南北垂直相交的宽阔街道，既没有铺柏油，也没有铺鹅卵石。每条街道都是一座由水坑、泥潭和沼泽组成的细长而平坦的岛屿。没有人行道，甚至没有我们平斯克那种木板人行道。沿街都是小小的木质平房，都是些老房子，木头潮湿而污糟，正在腐烂。窗户很小，窗玻璃却很厚，窗框里衬着棉絮、毛毡和破布。因为这些窗玻璃的缘故，这些房子看上去就像快失明的老妇人一样，正透过厚厚的镜片看向我们。

在扎罗日纳亚，寒冷是一种救赎。

寒冷让周围的环境和土壤都保持着严格的纪律，处在一个坚不可摧的秩序和强大而稳定的平衡中。房屋笔直而稳固地嵌在坚硬如水泥的冻土中，人们可以在街道上骑车、行走，车轮不会陷入泥泞的沼泽，鞋子也不会被黏乎乎的泥浆困住。

但是，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够了，就像我遇见塔尼娅的那天一样；也就是说，只要天气转暖就够了。

房屋摆脱了严寒的束缚，变得松散，重重地滑入地下。多年来，它们一直立在街道水平线以下。这是因为它们建在永久冻土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散发出来的热量在冰冷的土壤中掏出一个洞，每年，它们都会在这些洞中越陷越深。每座小房子都矗立在一个单独的、越来越深的坑里。

现在，四月的暖流抵达扎罗日纳亚，那些倾斜的、可怜的小房开始变形，它们歪歪扭扭，趴了下去，越来越接近大地。整个街区都收缩、变小、下沉，有些地方只能看见屋顶，好像一支庞大的潜艇舰队正逐渐沉入大海。

“你看到了吗？”塔尼娅问。

我沿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看到了这样的情景：解冻后松动的污泥开始流动，在溪流、沟渠和缝隙中蜿蜒，径直流进房屋。西伯利亚的自然是极端的，这里的一切都狂暴而激进，所以，如果雅库茨克的泥浆威胁到房屋，那就不是滴滴答答的细流或者水汪汪的黑灰色黏液，而是一场绝望的雪崩，突然朝门廊和大门的方向涌去，填满走廊和院子。好像街道溃堤，涌进扎罗日纳亚的房屋。

屋子里，人们行走在泥浆中，泥巴覆盖着地板，到处都是。“味道很难闻，”塔尼娅补充道，“因为扎罗日纳亚没有下水道，所以泥巴里什么都有……”她皱了皱眉，寻找着合适的词汇，最后败下阵来，重复道，“总之，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还应该注意另一点，就是地上到处插着指示牌，警告人们不能随意挖土。为什么呢？因为脚下就是电线，草草埋在那里，如果铁锹碰到电线，电流当场就会要了人的命。因此，在扎罗日纳亚，一个人不仅有可能陷进泥浆里，弄脏衣服，沾满泥巴，甚至还有可能掉进下水道，甚至触电身亡。这就是为什么冬天更安全，因为在冬天，没有人会去挖土。

快到克鲁普斯卡街时，我们遇到一位老妇人，她正在一栋小房子外用扫帚用力扫着，阻止泛滥的泥浆涌上门廊。

“真不容易。”我跟她攀谈起来。

“啊，”她耸耸肩，“春天总是很糟糕，所有东西都流来流去。”

一阵沉默。

“日子怎么样？”我问了一个最陈腐、最白痴的问题，只是为了让对话继续下去。

老奶奶直起身，双手扶在扫帚柄上，看着我，露出一丝笑容。“kak zyviom（我们过得怎么样）？”然后她用充满自豪和决心，又饱含苦与乐的声音说出了俄罗斯生活与哲学的真谛：“Dyshym（我们还在喘气）！”

跟拉丁美洲的贫民窟（里约热内卢的法维拉、智利圣地亚哥的卡帕斯）一样，雅库茨克的扎罗日纳亚也是一个封闭的结构。贫穷、污垢和泥泞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均质、连贯、统一的景观，其中所有元素都互相连接，彼此关联。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任何对比，在贫穷的全景画卷上没有任何象征繁荣的符号。这种封闭结构的本质在于，你无法改善其中任何一个单一的事物，因为链条中的其他环节会立刻形成阻碍。比如说，没办法让人们穿上干净的鞋子，因为无处不在的泥垢不允许这样做。

唯一能做的只有拆掉扎罗日纳亚，让居民们搬进新房。但新建的楼房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可能更糟糕。用大块混凝土板建成的公寓刚草草完工，就已经歪斜开裂了，墙壁上的灰泥已经脱落。输送冷热水和污水的管道都架在房子外面，跨过院子、广场和街道，向四面八方伸展。到处都能看到这种管子，用一团团织物、各种金属片和胶带裹着，用铁丝和绳子捆在一起。

水管经常爆裂。如果是冬天，裂缝里就会结成巨大的冰山，没有人能把它们清除掉。到处都能见到这种冰山，巨大而沉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些管道、电线、接头和水龙头缠作一团，街道在其中蜿蜒，雅库茨克的新社区看起来就像巨大的工厂车间，只是还没来得及加盖屋顶。

在其中一个车间/居民区里，人们正排成长队耐心等待着。我走上前，看见两个穿白围裙的女售货员正在货摊前工作。我想看看她们在卖什么，这群弯着腰、跺着脚的人在等什么。他们在等蛋糕。一种蛋糕，只有一种，所有蛋糕上都有一模一样的粉色糖霜花纹。你可以把蛋糕直接拿在手里，它们不会碎掉，它们硬邦邦的，已经冻得很结实了。

所以，我找到的不是钻石、黄金和科威特，而是扎罗日纳亚和整个贫穷的城市。对雅库茨克来说，钻石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它们从矿山直接运往莫斯科，用来支付坦克和火箭的生产费用以及帝国的国际政治开支。

我回到奥卡地亚布尔斯卡街，回到我的旅馆。我住在506号房间。要打开门，必须反复转动钥匙。通常需要尝试八到十六次。在第八次期待成功是过于乐观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第十六次期待成功也是乐观的，因为到第十六次时，门肯定会打开。但糟糕的是，它没办法从里面关上，不上锁时，它会自动朝走廊的方向弹开。我别无选择，只好请隔壁的房客帮我锁门。那是一个技术员，布里亚特人，我们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仪式：我敲邻居的门，他出来，我们一起打开我的门，然后邻居再帮我锁上。

在小小的浴室里，洗手池上方的水龙头既出凉水也出热水，但淋浴器里只出热水。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打开了淋浴器，滚烫的热水咔嚓一声冲了出来。由于浴室和房间里的温度都很低，所以立刻产生了大量蒸气。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扑向淋浴器，但怎么也关不上。我又冲向窗户，想让水蒸气散出去，但窗户也打不开，它用石膏黏合剂封住了，而且窗户的把手也被拆掉了。如果我打开房门，水蒸气就会冲到走廊里，引起混乱，那样会很丢脸。但有什么丢脸的呢？我哪里做错了？我已经在考虑怎么给自己开脱了。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以某种方式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以至于一个人无论做什么，处于何种境地，陷入何种困难和窘境，他都会有一种负疚感。

正如我所说的，房间里很冷，所以水蒸气立刻凝结在墙壁、窗户以及小画框和镜子的玻璃上。我做了最后一次英勇的努力，终于把淋浴器关上了，我浑身湿透，几乎喘不上气来，我发誓再也不碰任何东西了。房间里潮乎乎的，到处都是水，但暂时也暖和了起来。

我来到走廊，想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我的房间里刚刚发生的灾难。但走廊里空荡荡的，一片寂静。公共休息室里电视开着，但没有人在看。作家弗拉基米尔·索洛辛正在说话：“苏联血流成河，一片血海。”他说有六千六百万人死亡，还不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牺牲者。“所有这一切，”索洛辛说，“都是以创造人间天堂的名义进行的。”最后，他总结道，“天堂，哈哈！我们今天光着屁股走来走去。”

接着出场的是一名工人。虽然列宁已经一文不值了，但他仍旧自豪地宣布，他只用几个晚上就看完了五十五卷的列宁全集。“很简单，”他说，显然对自己很满意，“我不到一个小时就读完一卷。我知道列宁最重要的话都印成了斜体字，所以我翻得很快，只看斜体字。我给大家推荐这种办法！”他对着雅库茨克旅馆空荡荡的房间鼓励道。

节目最后，莫斯科塔甘卡剧院院长尤里·卢比莫夫用批判而又绝望的语气说，“我们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良心，失去了荣誉。我环顾四周，看到的是野蛮！”卢比莫夫铿锵有力、充满戏剧性的声音充满了休息室，洒落在走廊和大堂里。

大堂的书报架上，唯一出售的外国报纸是法国的《人道报》。我买了一份，是为了一张照片。平时我根本不会注意到这种照片，但现在我坐在房间里，凝视着最后一版上的照片。照片上是漂亮而整洁的A6高速公路，沿途绵延着漂亮而整洁的汽车。这一切突然让我着迷：路上的白色指示线，巨大而醒目的路牌，明亮的路灯。一切都被洗刷一新，一切都很干净，一切都很协调。

照片的说明文字是“复活节长周末开始了”。

人们厌倦了巴黎，他们想要休息。

这太遥远了，我看着照片想。就像望着金星一样。

然后，我开始着手清理浴室里的水。

早上，酒店的客人可以在酒吧买早餐。这个时间人们大多穿着运动服。他们排队等候，四周寂静无声。这是绝对的安静。如果有人想跟身边的人说话，他只能小声说。这种寂静有时候很有欺骗性，暗藏着危险。因为突然间，毫无理由地就会爆发出哭声、叫喊和争吵。这种情形一般有两个特点。首先，起因通常是完全不合常理的。是怎么引起的呢？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没办法弄清楚，没有人知道，大家都耸耸肩。空气中充满了摩擦，像是布满雷电的云层，最微小的琐事都能释放出破坏性的能量。其次，爆炸是瞬间发生的，没有中间过渡，没有奚落、生气、闷闷不乐、面无表情，只有从沉默到尖叫的突然爆发，就像纵身跳下悬崖。仿佛这场战争只能在一个频率上发生，低一个赫兹或高一个赫兹都不行。这种可怕的、愤怒的、毫无意义的尖叫和咒骂持续了一小会儿，然后就像开始时那样，突然结束了。再一次，寂静降临；再一次，如果有人想跟身边的人说话，他会压低声音。

轮到我们走到酒吧女招待面前了。这个场景所费的言辞很少，而且极其务实。女招待看着客人，一言不发，这说明她在等对方点菜。这里没有“早上好”或者“你好”，客人会直奔主题，他会说：一杯奶油，一个鸡蛋，农夫奶酪，黄瓜，面包。

他不说谢谢，也不说任何多余的话。服务员递给他食物，接过钱，也是一声不吭。她合上收银机，看向下一个客人。

这里的人吃饭很快，很急切，几秒钟就吞下所有东西。尽管有几次我是第一个到酒吧的，但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比我晚到的人要比我早走很多。我不知道反复发生的大饥荒的幽灵在这里扮演了什么角色，它深深根植在集体记忆中——人们潜意识里担心，也许明天就没有东西吃了。

晚上在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夫家。费奥多罗夫，俄罗斯族，当地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是当地《东方之星》双月刊的主编，我在上面读到过一篇关于雅库特村庄斯克提亚奇的报道（夏天，乘船沿着勒拿河向北行驶，六天可以到达）。村子里结核病蔓延，能逃的人都逃走了。为了买一块面包，要骑马两百公里去基乌斯乌尔镇，穿越无路的荒野、雪地和针叶林。

费奥多罗夫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住在这间小公寓里，公寓很整洁，雅致而温馨，有三十平方米。他的家人都不在，所以一晚上只有我们两个人。费奥多罗夫出生在勒拿河畔的雅库特共和国，他熟悉整个国家，四面八方都游历过。在他的经历和想象中，有一个我所不了解、无法接近的世界。针叶林，河流，湖泊，我从未去过那里，不知道一个人在杀死一头熊后是什么感觉，也不知道正当饥肠辘辘时突然钓到一条大鱼是什么感觉。

关于雅库特人，我有个问题一直挂在嘴边，但不好意思开口。在雅库茨克，雅库特人占少数，只有四十万人。他们和俄罗斯人的关系如何？俄罗斯人十七世纪才来到这里。费奥多罗夫是否认为存在类似于殖民的状况，是否存在殖民式的依赖和剥削？

“怎么可能！”费奥多罗夫回答说。雅库特（1991年秋，雅库特共和国更名为“萨哈共和国”）是他的祖国；他在这里出生、长大，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就像南非的阿非利卡人[阿非利卡人，旧称“布尔人＂，是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白人种族之一，以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移民南非的荷兰裔为主，融合法国、德国移民形成的非洲白人种族。]一样，他们出生在这里，没有别的祖国！此外，俄罗斯人和雅库特人在这里受到同样的剥削，而剥削者是同一个。是帝国夺走了他们的钻石，并让他们住进扎罗日纳亚。

尽管很多年过去了，雅库特依然充满了痛苦。这里有过许多劳动营，主要在金矿附近。如果囚犯上交的黄金超过定额，每多交一克黄金，就能得到等量的烈酒、烟草或面包。舞弊层出不穷，在监工中间很流行。一个叫巴甫洛夫的人曾用三百克黄金换了三百克烈酒，犯人们发现这些烈酒没有用水稀释过，是纯正的高浓度烈酒。巴甫洛夫的事迹在劳动营里传开了，他本人也成了一个传奇，这段不寻常的插曲至今仍在共和国流传。

费奥多罗夫也谈到了一些可怕的事情。刑事犯逃跑时，会劝说一些天真无知的政治犯跟他们一起逃跑。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被饿死，因为饥饿始终是一个威胁，到了最后一刻，他们会杀死这个人，分食他的肉。

如果有越狱事件发生，NKVD会通知当地居民，居民们都了解赏金制度。只要把越狱囚犯的右手交给当局就可以了，当局会通过指纹确认身份。每“送回”一名囚犯，就能得到一袋面粉作为奖励。很多人因此无辜丧命，其中不乏猎人、旅行者和地质学家。

斯大林曾下令在雅库茨克和马加丹之间修建一条公路，全长两千公里，横跨针叶林和永久冻土层。他们从两端同时开始修建。夏天来临，天气变暖，冻土开始融化，土地被水淹没，形成沼泽，道路沉没了。一起沉没的还有在上面工作的囚犯。他下令重新开工。但结果还是一样。再来一次，他命令道。道路的两端从未相遇，但修路的人也许已经在天堂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