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女士：

您在上个月的来信中大致讲述了性与爱的历史变迁和您那代人的运动经验，让我受益良多。我的知识储备中并没有“天使夫妇”这个词，但正如您指出的那样，我感觉在无性婚姻率领跑全球的日本家庭，在伴侣之外寻求性很是常见。如果仅限于男方的话，那就更普遍了。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好像许多相伴多年的同性恋情侣也会选择这种“不与伴侣发生性关系，而在外面大肆寻欢”的形式。

我并不认为一夫一妻制才是最优解，但受媒体传播的西方文化的影响，近来男性的婚外恋受到愈发严厉的谴责。比起只要求女性一心一意、保持纯洁，这样也许更公平、更健康一些，但我也不禁疑惑，事到如今，为什么名人出轨的新闻会如此受人关注，为什么社会要大力倡导统一的婚姻观。

这次的主题就是“婚姻”。这两个字比上一次的“恋爱与性”更加远离我的现实生活，但我感觉自己正因为没有结婚，才有相当多的机会思考婚姻，或是提出对婚姻的想法。近年来，围绕夫妇别姓[日本法律规定夫妻必须同姓，尽管有少数男方改为女方的姓氏，但绝大多数都是女方被冠以夫姓，这给女性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民众呼吁引入“（选择性）夫妇别姓”。]和同性婚姻的讨论渐渐被摆上台面（尽管比西方晚了一些），婚姻观念和形式的更新时常成为热点话题。

您在上一封信中写道，您那代人见证了浪漫爱意识形态的瓦解。在这种瓦解中，不结婚的选择确实不再显得特立独行。我们这代人明明活在相对宽松的大环境下，我却痛感一个人如果没有特别强烈地抗拒婚姻，那么结婚就是最正常的选择，不结婚反倒需要有一定的个人追求与理由。哪怕性革命已深化至此，女性也逐步取得经济独立，婚姻这一意识形态仍是如此根深蒂固，我个人对此颇感疑惑，甚至觉得不可思议。我感觉90年代社会上常有抨击家庭主妇的言论，也有越来越多人认为基于婚姻的经济纽带已经陈旧落伍，但婚姻拥有的绝对向心力没有被严重削弱。我认为，这是因为婚姻之外的互助选项实在太少了。

我这个年纪的女性步入婚姻应该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和育儿问题，但尽管可以在婚姻框架之外解决这些问题，还是有多到出乎意料的人认为“结婚”二字象征的东西更有吸引力。当然，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同性婚姻或夫妇别姓，但看到这些试图扩大婚姻外延的讨论，我不禁琢磨：大家就这么想得到“已婚者”这个头衔吗？萨特－波伏瓦式的事实婚姻在法国等国已经得到制度方面的保障，但在日本，至少像构建婚姻的下位制度[指在异性恋登记婚姻之外，为事实婚姻、同性恋伴侣等提供法律保障的补充性制度。]等实际问题仍少有人关心，讨论总体倾向于对婚姻这一传统制度的灵活运用。说实话，我觉得这有些奇怪。在现阶段，不结婚确实会在社会层面上产生种种不便，特别是在育儿方面，不结婚就是决定性的不利条件。可让我纳闷的是，为什么不把重点放在解决这些不便上，而是想方设法让许多没结婚的人能够结婚呢？

我感觉您对结婚的态度一直都比较坚定，您在每个时代的发言都明确表示了“无意结婚”的立场。不过看过您最近的采访记录后，我将您不结婚的主要理由理解为“结婚意味着放弃自由”。但仔细观察日本夫妻的现状，很多只是徒有其表的契约关系，放弃了性的专属性。您没有选择姑且为了方便而结婚，以消除种种不便，再在婚后保持自由，而是坚持不走进婚姻制度，不知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理由。

您指出年轻人比经历过七八十年代的那代人更加性保守。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尤其是精英群体。而且我有时觉得，在性保守、性冷淡、性消极的大势之下，甚至出现了回归传统婚姻的思潮。特别是比我更年轻的那代人，我时常听她们说，比起积累恋爱与性的经验、在情场横冲直撞，她们更渴望婚姻，想要一个可以安定下来的地方。她们是不是觉得，在性方面活跃奔放、摸索自由的恋爱形式本身就很老套呢？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我这代人是年轻时暗中较量性奔放程度的最后一代。

就个人而言，有几个契机让我的婚姻观产生了些许改变。学生时代我对婚姻没有兴趣，几乎从没想象过自己步入婚姻的模样。我对看似恋爱的玩意（且不论那是不是真正的恋爱）和性都非常开放。但在我的认知里，婚姻就等于在经济上依赖男性，仅此而已，所以我不像许多同学那样认定婚姻是必需品。不过我平时也会说“好想结婚呀”“要嫁就得嫁这种人”之类的话，但那只是一种修辞或玩笑话。而且尽管我父母的婚姻有种种问题，但直到阴阳两隔，他们都没有解除夫妻关系，所以我一直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机结婚。然而和许多女性一样，我不知道除了想要孩子，还有什么时机可寻。

拍AV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婚姻当成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情。或者说直到现在，我在心理上依然与婚姻有一定的距离，也许是因为我至今没能走出那时的距离感吧。虽然有许多特例，但我感觉今天的男性已经逐渐习惯与女性并肩工作，或是在她们的指导下工作，而他们似乎将女性简单分成了三类：尊敬对象（老师和同事）、保护对象（妻子和女儿）和性对象（娼妇和情妇）。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

其实女性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越这些界限，三种属性也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甚至像我这样用同一具身体扮演过“娼妇”与“男权社会的公司雇员”的女性在今天也并不罕见，但男人往往很抵触女人跨界。他们会跟周刊爆料，说《日经新闻》记者当过AV女演员。他们喜欢陪酒女郎和风俗女郎，却极端厌恶自己的女儿从事那种职业。他们嘴上说不介意下属是雷厉风行的女员工，但很反感自己的妻子变成那样。我总觉得他们毫无恶意地给女人归了类，喜欢让女人待在自己所属的类别中。只要女人不越界，他们就会予以尊重。

我向来认为AV女演员基本上很难建立家庭，毕竟拍片会留下她们曾是性对象的证据，而且街坊邻居都会知道，所以我一直认为投身色情行业就等于告别未来结婚的可能性。许多前AV女演员选择结婚成家，但婚姻会将双方亲属牵扯进来，必然面临一定的冲突和妥协，所以实话实说，我们至少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是非常低的。我也觉得，卖娼、拍片就是趁着单身和年轻，预支通过婚姻获得的男人的经济庇护。

因此我一直对婚姻抱有模糊的距离感。后来，母亲病倒，我和父亲照顾了大约两年。在此期间，我有幸见证了人向往专属伴侣承诺的原始理由。患病期间，病人当然是最痛苦的，而病人的家属同样疲惫不堪。即使如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母亲也不愿见到或依赖我和父亲以外的任何人，所以尽管心里很是烦躁，我也不得不像履行义务那样留在她身边。与病魔的斗争让她失去了性魅力，药物也令她神志模糊，几乎丧失了理智和语言能力。现在回想起来，我多少有些明白了，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契约，也不仅仅是爱情，而是两者的结合。

我并没有因此突然想要结婚成家，但我比以前更理解人们为什么更倾向于扩大婚姻，在婚姻中创造自由，而不是压缩婚姻，扩大婚姻之外的自由。然而，如果同性婚姻和夫妇别姓成为可能，让许多曾被排除在婚姻之外的人也可以参与进去，而婚姻之外的空间又没有得到扩大的话，那还是有些不对劲。

与朋友私下讨论婚姻时，我发现身边女性的想法似乎能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要不要利用婚姻制度”，第二层是“结不结婚先撇开不谈，关键是想不想建立特权伴侣关系”。换句话说，聊天过程中常常出现“有伴侣者的不婚”和“无伴侣者的未婚”的微妙差异。我目前还没有结婚，也没有特权伴侣关系。

至少在我周围，那些对婚姻制度说“不”的人往往与伴侣建立了比寻常夫妇稳固得多的联系。我也觉得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联系，他们才有底气置身于制度之外。在精英人群的未婚者中，这种倾向尤其明显，他们像波伏瓦那样认为这段关系应该会持续终生、牢不可破，于是没有选择婚姻这一形式。我有时也会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基于恋爱的牢固关系没有信心的我，也许就需要婚姻这样的关系。哪怕它略有干涸，至少可以维系下去。

您在上个月的信中提到，恋爱是同时了解自己和他人的过程，最终能将我们引向畅快的“孤独”。那番话令我印象深刻。我边读边想，也许对许多人来说，那份孤独过于沉重，沉重到无法用“畅快”来形容，所以他们想要借助某种契约来分散注意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之所以从未有过迫切的结婚意愿，搞不好就是因为我从未站上真刀真枪的战场，以至于没能达到孤独的境界。也可能是，我拍片这件事给母亲和其他家庭成员带来了巨大痛苦，引来种种批评，基于这段经历，我在心中划掉了“建立新的家庭”这件事，暗中借此规避遭人拒绝的可能。我有时也意识到，自己之所以不认真面对恋爱，是因为担心只能成为性对象，而无法成为恋爱的对象。

婚姻也好，生育也罢，我都没有明确选择拒绝，而是一拖再拖，总也走不出那种别扭的感觉，以至于这封信也写得拖泥带水。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能在增加婚姻灵活性的同时扩大婚姻之外的世界，心态也许就能轻松几分。但直到今天，每当我表示自己单身时，仍然有许多人误以为是某种坚定的思想促使我选择单身。

---2020年8月12日

---铃木凉美

铃木凉美女士：

上次的主题是“恋爱与性”。你的性经验应该比寻常女性丰富得多。对你而言，性究竟是什么？性是否愉悦？你是否有性欲？你所定义的“舒服的性”和“不舒服的性”是什么样的？即便不舒服也要继续的理由是什么？你从性中得到了什么？……我本想听你聊聊这些话题，你都完美避开了。可能是因为这次的主题是“婚姻”，所以被稍稍带偏了。

我的本职工作是学者，所以我常说“我卖想法，但不卖感觉”。然而在上一封信里，我不惜破戒写下了自己的“感觉”，甚至一反常态写下了“身体的感觉”，这其实都是为了引出你的回答……

希望有朝一日能听到你坦诚的回复。

这次的主题是“婚姻”啊。我对婚姻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反而好奇男男女女缔结婚姻这一神奇契约的（费解）心态，以及这种契约关系丝毫不见衰落、持续至今的事实。

上封来信之后，我收到了你的新书《非·绝种男女图鉴》。多谢。你刚出道时的写作风格表现出拥有“一切”的年轻女性无所畏惧、全速奔跑的模样（我猜你应该是刻意选择了这种风格）。正如你那本《拥有一切不等于幸福》带有挑衅色彩的书名所象征的那样，你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受过高等教育，进过名企，还幸运地将硕士论文出版成书。不仅如此，你还有足以当AV女演员的肉体与性魅力……但在短短的十多年里，我感到你的写作风格发生了变化，更像是“情色资本减少”导致市场价值下跌的奔四女人的自嘲。你在书中提到，日本男人在社会上总是靠资历说话，在评估女人的价值时却是“反论资排辈”，看得我捧腹大笑。这个词用得着实精辟。为什么日本男人理解不了经历丰富、尝过酸甜苦辣的成熟女性的魅力呢？为什么在性市场上，没有经验、未经世故与生疏会拥有额外的价值？……连问出这些问题都显得愚蠢。正如你指出的那样，关键就在于男人胆小如鼠，害怕女人拿自己跟其他男人比较。而这些心胸狭小的男人恐怕正是性市场的主力顾客群。

这次的新书依然引人入胜，有敏锐的洞察和优秀的文笔。然而，我在这本尽是老生常谈的书中找不到任何新的发现。读后感就是三个字，烦透了。不是烦你的文字，而是烦你用文字描绘的现实。现实本就像书中描述的那样令人厌烦，在书中再看一遍，也只是烦上加烦。毕竟正如这本书的标题“非·绝种男女图鉴”所示，这是一篇关于“这类男女永远都不会消失”的报告。也许你那惯用长句、犬儒主义的风格很适合写这种观察世态的作品，但这种风格并不是万能的，有些东西没法这么写。如果你在与我通信时呈现出了不同于平时的写作风格，那你应该也能借此邂逅不一样的自己。读书是为了了解从未了解过的世界，看到从未看到过的现实，品味这个过程带来的欢喜与快乐。而写作风格是创造新现实的必备技能。

话说我在你的回信中发现了一件事。你写道：“今天的男性已经逐渐习惯与女性并肩工作，或是在她们的指导下工作，而他们似乎将女性简单分成了三类：尊敬对象（老师和同事）、保护对象（妻子和女儿）和性对象（娼妇和情妇）。”这令我略感惊讶。因为长久以来，“常识”普遍认为，根据性的双重标准，男人只会把女人的“用途”分为两类：为繁殖服务的女人（妻子和母亲）或为愉悦服务的女人（娼妇和情妇）。原来还出现了第三种类型，即“同事（包括上司和下属）属性的女人”！这也许是因为职业女性有所增加，使女性出现在职场成了理所当然的景象。

至于你随后提出的观点，我也非常认同，男人确实很不欢迎女人在三种类型之间游移。你说“我总觉得男人是毫无恶意地给女人归了类，喜欢让女人待在自己所属的类别中”。可他们岂止是“没有恶意”啊，简直是“恶意满满”。因为这正是针对女性的“分而治之”。你写道，只要女人待在让男人觉得安心的类别中，就会得到“尊重”。但这本质上并不是尊重。更准确的说法是，她得到的只是与其类别相符的对待。而且区分三种类别的优劣高低，让女性相互对立与歧视，正是分而治之的金科玉律。天知道有多少女性被这种父权制的狡猾捆住手脚，在“女人的敌人是女人”的精神指导下，被迫置身于无谓的对立之中。女人若是企图越界，男人就会予以制裁，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会随意调整分类的标准，以便随心所欲地贬低女人。维持这几种类别的界限符合男权社会的利益，结合男权职场的现状便不难理解——他们不去想象或无法想象“同事属性的女人”同时也是“妻子或母亲属性的女人”，反之，为了贬低“同事属性的女人”（在不恰当的语境下）将其擅自归为“性对象属性的女人”便是性骚扰。在你指出的三种类别中，第三类（性对象属性的女人）的价值当然最低。照理说你只有当性对象的价值，可你却越界成了跟我平起平坐的同事，所以我要制裁你——这就是职场性骚扰的形成机制。你觉得这种天真而无意识地管理类别界限的行为是没有恶意的吗？如果女人在这些类别之间自由移动，男人就会感到困惑。他们毫不怀疑类别界限的管理权在自己手中，这种态度就是所谓的“阳刚之气”。

在半个世纪前，田中美津的《从厕所开始的解放》一文吹响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号角，要求停止用“母亲或厕所”给女性分类，借此分而治之。如此想来，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在鬼畜系色情漫画中发现“肉便器”这种表述时，我感到毛骨悚然。“母亲”和“厕所”尽管有生殖与愉悦之差，但都是带有女性“性属性”且为男性所用的侧面。而“同事属性的女人”并没有性属性，这种女性类别的出现无疑是新现象。

《非·绝种男女图鉴》提到了与你同龄的奔四女性的生活实况。令我惊讶的是，她们的恋爱烦恼几乎都可归结到婚姻二字上。于是我冒出了一个单纯的疑问：她们真的这么想结婚吗？日本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9.6岁（2019年）。她们真是一过30岁就感受到了被“剩下”的焦虑吗？我不禁想要吐槽一句，这真的不是在讲段子吗？

这些年我发表过各种关于婚姻的文章与言论，想必许多人已经很熟悉我对婚姻的定义：

所谓婚姻，就是将自己身体的性使用权交给特定且唯一的异性，为其终生专属的契约。

虽然这句话是我写的，但我仍然觉得这个定义骇人得很。单从字面都能看出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契约。我可没本事遵守。遵守不了的诺言还不如不说。出于这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我从来没有做出过这样的承诺。可还是有无数男女前赴后继地做出这种非人力所及的承诺，而且还是在神坛之前。

参与拍摄松井久子导演的纪录片《你在畏惧什么：亲历女性主义的女人们》（2014年制作）时，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性身体的自由对女性非常重要。”松井导演在采访大致结束后录下我这句话并放在了附加片段中，后来又在精简深度采访时特意加上了这一段。这大概是因为，我是片中唯一谈起性的女性主义者。全国各地都举办了这部电影的放映会，但在映后座谈会上，没有一位来宾提到我的这句话。也不知道大家是想当作没听见，还是特别不想碰触这个主题。

所以在接受“人为什么搞婚外恋”的采访时[龟山早苗，《人为什么搞婚外恋》，SB Creative，2016年。]，我特别想反问一句：“人怎么能忍住不搞婚外恋呢？”婚外恋（出轨）这个词本身也很不可思议。如果你不结婚，自然就没有婚外恋，所以只要别做遵守不了的承诺就能解决问题。二战前，通奸罪只适用于女性，战后的民法纠正了这种片面性，规定男女平等。但每次看到媒体谴责名流出轨，我都会觉得非常荒唐。你说媒体为什么要报道这种事呢？我听说过一个理由，说是播放这类新闻有助于拉高收视率。那我就好奇了，真有那么多观众对别人的婚外恋感兴趣吗？

正如我在上一封信里写的，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浪漫爱意识形态的瓦解期。这种意识形态的目标是“爱、性和生殖在婚姻之下的三位一体”，战前女性主义思想家高群逸枝对其做出了如下描述：

婚姻是至死不渝的恋爱的完满。

我曾用这句话在几所女子大学做过测试，看看学生的反应是“哇（深受感动）”还是“呕（嗤之以鼻）”（笑）。这个测试好似石蕊试纸，可以反映出浪漫爱意识形态有没有延续至今。不同大学的测试结果呈现出不同的倾向。在某国立女子大学（一猜就知道），“哇”和“呕”大约是五五开。而在某私立女子大学，“呕”占了大多数。不同的世代与阶级有着不同的性规范。

我在上一封信里写道，恋爱可以教会我们“人无法拥有他人，也无法被他人拥有”。我不想拥有别人，也不想被别人拥有。当我自主使用我的性身体时，我不希望有人来告诉我“可以”或“不可以”这样做；我也不愿想象自己之外的某个人拥有这样做的权利。反之，我也无法认为我有权利在别人行使性自由时横加指责。

我无法忍受将性和爱置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之下，与拥有和被拥有的关系挂钩。

因此，没有什么比男人对女人说“我会保护你”“我会让你幸福”更令我反胃了。尽管我听说，有些女性听到这种话会怦然心动。

在性革命时期，我曾预测事实婚姻将在日本愈发普及。在我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做出的近未来预测中，这算是相当不准的一项。站在“《同居时代》[上村一夫的漫画作品，1972至1973年连载于《漫画Action》。]一代”[《同居时代》是1972至1973年间连载的漫画，《同居时代》一代则指看这部漫画长大的人。]的角度看，我本以为选择事实婚姻的日本人会像外国那样增多，可直到今天，日本人登记结婚的时间和开始同居的时间依然大致相同，唯一的变化就是奉子成婚的数量略有增加。在欧洲，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的情侣大有人在，所以日本的情况在发达国家中很不寻常。婚姻登记率确实有所下降，但这并不是事实婚姻增加所致，而是因为不结成情侣的单身贵族变多了。实际上有各种数据显示，大量未婚男女表示自己“没有恋人或正在交往的人”。

话说你在书里提到的“交往”[交往（つきあう）相当于中文语境中的“确认关系”。]一词也令人费解。这种关系是否意味着没有法律层面的契约，但双方视彼此为稳定伴侣，互为专属？

交往之前只算“床伴”，这时你还可以随心所欲，与任何人建立任何类型的关系。可一旦提出交往，就等于放弃了这种自由，转而建立专属伴侣关系。而你的女性朋友似乎都很渴望这种交往状态。莫非她们宁可放弃自己的自由，也想得到约束对方、谴责对方出轨的权利吗？

毕业生要结婚的时候，总是战战兢兢地来跟我报喜。而且没人请我参加婚礼，因为大家都认定“反正老师您是不会赏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祝福他们。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心甘情愿与之构筑稳定的关系，愿意让对方参与自己的人生，也愿意卷入对方的人生……人活一辈子，这样的机会屈指可数。所以我会告诉他们“恭喜你遇到了足够好的人，你很幸运”。

至于婚姻没有消亡的理由……据我暗中观察，那也许是充分认识到婚姻脆弱之后的自我保护心理。如今的年轻人很清楚，无论他们在神明面前许下多少誓言，婚姻都脆弱易碎。今时今日，三分之一的夫妻会以离婚收场。正如你所写的那样，我也认为“这是因为婚姻之外的互助选项实在太少了”。

之所以用“定下来”或“解决人生大事”来描述婚姻，不仅是因为结婚能让当事人顺利嵌入社会的框架，更因为大家普遍觉得结了婚便能获得安全感和保障。就在最近，我听说一位老母亲留下年过五十的单身女儿撒手人寰，而她最大的遗憾就是女儿没有结婚。女儿的年纪摆在那里，孙子恐怕是指望不上了，但只要把婚结了，做母亲的就能放心不少——大概那代人都对婚姻抱有如此强烈的执念。不过我告诉那位女儿，遇到这种情况你就跟妈妈说：“妈，现在结婚只会增加我的照护负担。”

只要婚姻还是如此“理所当然”的习俗，结了婚的人就不需要回答“为什么结婚”，唯有置身于婚姻之外的人会被反复问及“为什么不结婚”。在我看来，结婚才需要痛下决心，不结婚只是拖延做决定的结果罢了。所以，问那些做出决定的人为什么结婚，似乎才是理所当然。

我选择不结婚的部分原因是不想用契约束缚人际关系。不过说得再酷一点的话，也是因为我不想为自己的人生上任何形式的“保险”。尽管这种保险其实只有一纸空文，根本靠不住，大家也见证了无数次，可还是有人想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我倒也无意否定他们的想法。

话虽如此，婚姻不仅仅是浪漫爱意识形态的终点，也是家庭的开端。对家庭的渴望足以成为步入婚姻的动机。因为正如你指出，也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家庭是终极的安防用品。无论人们怎么颂扬社会资本中松散的关系网络，你都找不到比血缘更强大的社会资本。提出社会资本理论的林南是一名曾在美国求学的华人。众所周知，即使华人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也拥有基于血缘的强大互助网络。

如果说结婚的动机是组建家庭，那么奉子成婚就是合理的。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定会如此分析：除了组建家庭，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没有其他的结婚动机，而结婚率下降是由于组建家庭的成本很高，以至于人群两极分化成了“能结婚的人”和“不能结婚的人”。法律婚姻当然不是组建家庭的必备条件，但孩子必不可少。

最狭义的家庭即核心家庭，由性二元关系和母子二元关系组成。即便去掉性二元关系，家庭仍可以维持，反之则不然。迄今为止，家庭一直是无法替代的社会再生产制度，把无法再生产的单位称为“家庭”不过是一种隐喻。

你似乎在与父亲照顾患病母亲的那两年里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使你父母成为“家人”的，不仅仅是性的纽带。正是因为有了你这个孩子，他们的纽带才变得“命中注定”（当然，也有些夫妇无论生育几个子女都到不了这个境界）。没有什么关系比亲子更加命中注定、无法选择。你没有选择生在“这个母亲”膝下，你母亲也没有特意选择生下“这个女儿”。在我看来，家庭二字之所以富有魔力，只可能是因为人们渴望这种无法选择的命中注定。

我和几个男人同居过，每次都会琢磨：“如果他因为车祸什么的半身不遂了，我会抛弃他吗？”然后在某个瞬间，我会突然这么想：“即使他变成那样，我应该也不会离开他。”那时我便能感觉到，“啊……我们已经是‘家人’了”。

你和父亲肯定也是在这种命运纽带的指引下照顾着母亲。把你生下来的母亲应该也接受了无法选择的纽带，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将曾是无助婴儿的你抚养长大。性的纽带是可以选择的，必要时甚至可以切断，血缘纽带却无法选择。如果这种纽带可以选择，想系就系，想解就解……恐怕这种梦想称不上解放，更像是噩梦。有利于自己的时候才是“家人”，风向不对就一刀两断……这种功利性的关系不能被称为家庭，所以人们从没有舍弃家庭这个词。[在现实中，面临危机的家庭可能为了生存而抛弃不利于自己的成员。详见上野千鹤子的《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新版）》（岩波现代文库，2020）中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

作为一个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我很遗憾不能在信中与你探讨为人父母的经历，但你仍是有可能生育的年纪。

与结婚相比，生育对女性人生的改变更为剧烈。问问老妇人这辈子最难忘的事是什么，你会发现很少有人回答未婚姑娘无比向往的婚礼。最令她们感动的记忆，是第一个孩子诞生的瞬间。可不是吗？生育对女性人生的改变是婚姻无法比拟的。

每个人都出生在家庭之中。我们无法选择是否出生，但可以在长大之后选择要不要组建家庭。我不认为结婚与否是个大问题。更能改写人生的决定是，要不要通过生育来选择“家庭”这一无法选择的纽带。我选择不组建家庭，但这并不是一次性做出的、有十足把握的决定。对女人来说，直到育龄期结束，这个选择都将持续困扰着我们。我已经可以用过去式讨论这个问题了，但你不能。我很想知道，在那个家庭出生长大的你，有没有在未来组建家庭的打算（话虽如此，我还是不由得感叹这个时代的艰难与凄凉，因为连这件事都是可以选择，而不再是命中注定的了）。

---2020年8月15日

---上野千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