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女士：

非常感谢您读了我寄去的书。我也认为这是一本令人厌烦的书，里面写的都是令人厌烦的现状。在这个新工具和新信息层出不穷的时代，一切却都似曾相识，没什么新的见解和变化，放眼望去，也尽是为老问题苦恼的人……这也是我取这个书名的深层含义。

正如您在上一封信的开头指出的那样，我确实对自己的恋爱和性谈得不够充分。之所以没有就性深入展开，是因为我对性的认识还没有挣脱过于刻板的定义，以至于没有真正可说的。下一个主题刚好是“认可欲求”，我觉得这倒是个好时机，可以稍微回顾之前的主题，同时展开谈一谈。

在关于恋爱和性的那封信里，我从“作为原味少女看待男性”的高中时代讲起，说我基本上对男人绝望了，认为不可能与他们建立严肃的关系。套着内裤自慰的他们是如此诡异，要和这样的人相互理解、对等交流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从没有认真对待过恋爱，以至于母亲说我“不把恋爱放在眼里”。这些都是信里提过的。

但就算无意面对恋爱，也可以有性体验，而且正如您指出的那样，我也认为自己的“性经验比寻常女性丰富得多”。对我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性是最不需要先期投资的商品。我高一那年开始去原味店打工，当时我还没有任何性经验，这意味着我在体验性之前先体验了间接的卖娼行为。后来，我因为不想做没经验的雏儿就随随便便解决了“第一次”，这让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的性是可以换取某种回报的平台。

我体验过的性可以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直接涉及金钱的性行为，比如AV与卖娼，另一种则是与男友和其他男人发生的无偿性行为。可即便是后一种情况，我也从未想过享受性行为本身，而是一心想从中得到某些东西，不然就亏大了。为了分到更好的差事跟上司睡觉，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和名人睡觉，为了坐上女友宝座跟帅气学长睡觉，为了过上优雅体面的生活和有钱人睡觉……我有这样的欲望，却从没想过追求性本身的愉悦，也完全不觉得那是人们所谓“爱的行为”。

因此，我至今不觉得性舒服与否的标准在于“是否涉及金钱”。在我看来，性高潮不过是出于某种原因进行的性行为偶然产生的赠品，并不需要满足某种条件或符合什么规律。

您之前的回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过是性罢了”，“就这种程度的恋爱而已”……如果你抱有这种想法，那回报也就只会有这么一丁点。没错，确实如您所说。我一边鄙视对方竟不惜为这种东西掏钱，一边把性看作无比方便的商品，因为它怎么卖都卖不完，永远都留在我的手中。我不明白除了生殖器的收缩，快感还能有什么意义。

因此，无论是家庭主妇与丈夫缔结专属的性关系、永久地将性交给对方以换取经济保障的做法，还是《JJ》[70年代开始发行的女性时尚杂志，杂志名取自日语“女性自身”（Josei-Jishin）的缩写，杂志主要介绍取悦男性的穿衣打扮风格，受众是女大学生。]女学生们将自己的性包装成高档品后将使用权交给别人，以期通过婚姻实现阶级跃升这类行为背后的价值观，以及她们认为与丈夫的性生活是“无尽的痛苦”这一点，都能令我产生一种亲切感。我就是觉得失去生活的自由似乎比被称为荡妇要痛苦得多，所以宁可用两个小时的性行为获得相应的回报，也不要交出性的长期使用权以获取巨大的安全感。考虑到婚姻的代价对自己日常生活的侵蚀程度，单件的性还是方便得很，毕竟它能与日常生活剥离，暂时作为商品出售。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利用性的这一特点，哪怕是“不舒服的性”也要坚持下去，这是因为我认定自己可以从中获取某种东西。换个更准确的说法，我认为“可以通过一次性行为获得一些东西”这个事实本身对年轻的我来说非常重要。我的性是有价值的，而且我可以随随便便浪费、糟蹋这种有价值的性——让我“舒服”的就是这种幻想。

自己的性是可以出售的商品，这个事实刚好可以大肆满足还什么都不是、没有安全感的年轻女人那随便马虎的认可欲求。不断地自己定义自己的价值需要勇气和精力，还需要知识和学习，但被他人物化时的标价无关自身努力。只要化个妆，穿上能勾起男人性欲的衣服，就能轻松抬高价格。只需要一丁点投资，就能轻易感受到自己和身边其他女人之间的价格差异。即便用糟糕的价格把自己卖掉了，也可以换个价格再卖一遍。男人甘愿为性行为支付血汗钱，自己却能以同样的行为获得报酬。自己可以随意糟蹋性，于是就能对小心翼翼保管着性的女性产生优越感。

广义的卖娼性质的性行为不需要磨合双方的语境。对买方而言，我是一个方便的厕所，是一个稍微花点小钱就能随意摆布的性对象。而对我来说，买方就是个可悲的家伙，不掏钱就无权和我上床。即便如此，我们只需要在语境并不一致的前提下应付两个小时就行，也不至于遇到恋爱性行为中常有的问题，争论“我是这个意思”和“我不是那个意思”。男人以为自己买的是我对性的自我决定权和自由，而我以为我卖的是时间和无足轻重的行为。即使双方买卖的不是同一件东西，生意照样能做。乍看之下，甚至呈现出双赢的局面。

部分女性对他人的卖娼行为感到不快，一心想要根除。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她们认为男人仍然保留了他们的片面幻想而没有受到任何挑战，这会产生社会危害。她们的观点非常正确。男人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人，误以为能靠自己的力量对女人为所欲为，决定女人的价值。但以这种方式开始的卖娼也为像我当年那样年轻的女性提供了轻易满足欲求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买卖双方认识不一致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其实在我看来，人们挂在嘴边的所谓恋爱本就很牵强，因为一方是通过少女漫画学习恋爱的女人，另一方则是通过AV学习性的男人，这样两个人要在不同的语境下“分享”同一个空间，想方设法将对方拽进自己的语境，这未免也太强人所难了。您在信中以《死之棘》为例，指出“在恋爱这种游戏中，女人的赌注和男人的赌注从来都不对等”。要我说，那岂止是不对等，根本是完全不同。AV中的女演员是男人的玩具，但在少女漫画中，爱情是满足认可欲求的唯一工具。您说我在书里经常提到的“交往”一词令人费解，而在少女漫画中，交往意味着“恋爱的圆满实现”，“平凡的我”将因此成为“特别的我”，所以渴望交往的女人想要什么也就不难想象了。

走过一个世纪的少女漫画也日趋多样化了，但有一点没怎么变，那就是：恋爱至高无上，它是让人变得特别的机会，是满足认可欲求的机会。它以浪漫爱意识形态为基础，在与世隔绝的虚拟世界中演化成了与现实恋爱似是而非的东西，其结构类似于男人爱看的超级英雄故事，好比“被蜘蛛咬了的人突然变成蜘蛛侠”。即使浪漫爱意识形态已经土崩瓦解，少女漫画仍然由女性绘制，再由女性消费。我书中的人物之所以渴望“交往”，大概也是因为她们在少女漫画中体验到了强烈的自我肯定感，却没能在别处找到足以超越这种感觉并满足其认可欲求的故事。

我能切身感觉到情况正在慢慢改变。2004年，酒井顺子的《败犬的呐喊》打入畅销榜。在那个年代，无论社会上有多少出色的女性，无论她们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多高的评价，没有在婚恋方面取得成功的一律都是“败犬”，当事人对这个书名肯定很有共鸣。虽然只过去了大约十五年，但我感觉现在的大环境已经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工具（比如社交平台）使我们能够在不牵涉性或爱的情况下获得他人的认可？如果认可欲求的目标从恋爱切换成了Instagram上的“赞”，那后者恐怕比卖娼更即时，而且更容易与他人比较，所以更容易产生依赖性。

总而言之，有人信奉恋爱至上主义，找到真命天子，为恋爱画上圆满的结局；有荡妇通过成为许多人欲想的对象而得到满足；有娼妇因为靠性换得报酬而感到满足。这就是我在二十多岁时和许多女性粗略探讨“恋爱和性”的感想。

恋爱可以满足认可欲求，为自我实现和自我认同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在恋爱关系中，一方渴望恋爱，一方渴望拥有女人并满足性欲，两个欲求不同的人通过共享另一个目标“生育后代”勉强实现了共存。在我看来，这样的恋爱非常费事。但我在性中追求的东西，也许与少女漫画在恋爱中追求的东西相似。尽管回报很小，随之而来的认可也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然而，如果您问我是不是仍然认为性行为是出卖性并获得报酬的平台，我的回答是，这种感觉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变淡了。我也不知道这是因为我察觉到自己的性的市场价正在下跌，于是发动防卫本能舍弃了这种感觉，还是因为我现在不必出卖性也能得到以往用性换取的某些东西。您在信中提到，许多所谓的慕男狂在人生暮年把性爱合一的极致称为“最美好的性体验”，可我至今没有如此清晰的感觉。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是“舒服的性”，什么又是“不舒服的性”，仍未走出“无论舒不舒服都要做的性”。

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年过三十之后，我第一次在自己身上找到了疑似性欲的东西。以前的“我想做爱”显然是“我想让人认为我想做爱”，但现在这种欲望似乎变得更直接了一些。

不过我曾有机会与一些在熟女风俗店、熟女夜总会工作的女性交流，她们大多已婚，在家中几乎没有性生活。“我想确认自己作为女性还活跃在第一线”“我希望别人当我是个女人”“我想证明自己作为女性仍然有价值”……她们如此说道。中村兔女士写道，她之所以做外送茶[风俗业的一种，没有实体店面，性工作者去往客人的住处或酒店，禁止插入行为。]女郎，是因为在牛郎俱乐部没有以女人的身份勾起男人的欲望，所以想重拾因此丧失的自信。即使在性市场上的价值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甚至可以说是正因为价值下降了），通过性和卖娼感受自身价值的快感可能也不会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卖娼欲是有可能上升的，目前大概正处于这种状态。

尽管对性的直接欲望增加了，但我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仍然觉得男人诡异而可悲，会在原味店花钱买内裤套在头上，把堆堆袜缠在脖子上。也许正是因此，尽管我认为那些公开反对男性统治的年轻女性大有可为，但同时又无法百分之百地赞同她们，总有种“跟男人说什么都白搭”的感觉。

其实我个人认为，我之所以很少与日本男性上床或恋爱，也许是因为这样能暂时解开我心里的疙瘩——“我想做爱，但不想在和原味店大叔对等的关系中追求肉体的愉悦”（只是我平时很少提起这些）。我很容易认定，在外国长大的外籍男性与爱好原味店和AV的大叔不同，即使无法相互理解，也很容易接受，不会感到丝毫绝望。还有就是，会做爱的日本男人真的很难遇到，可能是因为这一代人把日本AV当作学习性的工具，以至于他们会射精却不会做爱。尽管用卖娼满足认可欲求的时候，这类人是非常合适的对象。

放眼世界，据说日本是性满意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典雅公司[日本一家售卖男性自慰用品的公司。]的一项问卷调查曾引起媒体热议，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做什么事最能让你感到快乐”，大多数国家的受访者选的是“做爱”或“与爱人共处”，日本人却不然，排名第一的竟是“享用美食”，而且遥遥领先（十四个选项中“做爱”排名第五）。莫非是很多日本人本就不太喜欢做爱吗？不过我自己外出旅行的时候也是先找美食，然后才轮到男人。

然而，也许正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种双向满足的性，所以通过性得到的愉悦很少，也没有体验过“舒服的性”。看完您的信，我不禁心生羡慕，也不知哪儿有足以让双方“充分学习自己和他人”的好男人，不知道这种人是找出来的，还是自己培养出来的。现阶段，我仍然只能与高度重视性的国家的男人发生性关系，借此确认自己的性欲。也许对我来说，恋爱游戏与性仍是一片未知的领域。您在“婚姻”那个回合中问我将来是否有组建家庭的打算，我的回答仍然和二十岁时一样，“想试试看，但又觉得自己没这个本事”。不过我确实认为，当下的社会环境使人很难想象不组建家庭的话会是一个怎样的死法。

本想从性切入认可欲求这一主题，结果发现我只要试图写性，内容就几乎围着卖娼打转，写恋爱也好不到哪儿去，最终写出来的也是与恋爱似是而非的东西，以至于整封信的内容显得非常松散。您会批判男人的思维，却不蔑视男性，也没有对他们感到绝望，看来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向您学习。

---2020年9月11日

---铃木凉美

铃木凉美女士：

回信收悉。十二个月的主题大纲确实事先定了，你似乎也规规矩矩地照着大纲来。其实我完全不介意你跑跑题或者无视当月的主题，毕竟那就是一份备忘录而已。不过把“认可欲求”排在恋爱与婚姻后面倒也连贯。你的回信解开了我的不少疑惑。我感觉我们的对话越来越在一个频道上了。

你大概不乐意我在信里提到你的家人，不过令尊铃木晶先生不久前寄赠了《爱的艺术》的新译本给我。我读过艾里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但没有读过《爱的艺术》。许多读者称之为“枕边书”或“改变人生之书”，我却一直绕着它走，问题也许出在日语版那玄乎的书名上[日语版书名为“什么是爱”。]。它的初版发行于1956年，悬田克躬的日译本于1959年出版。我年轻时就接触到了它，只是年少气盛，觉得不需要一个大叔来教我什么是爱吧。

但看到原书的标题时，我不禁吃了一惊。原来是The Art of Loving。铃木晶先生将其翻译为“爱的技术”。第一章是“爱是一门技术吗”，第四章是“爱的实践”……哦，如果是技术，那确实需要学习与掌握。我想起柳田国男在《明治大正史·世相篇》设了一章“恋爱技术的兴衰”，当时这本书被列入指定参考书目时还引来一些女学生的不满。照她们的说法，这是对神圣恋爱的亵渎，恋爱是毫无征兆“坠入”的东西，谈何“技术”，更不存在“兴衰”。肯定是少女漫画看多了。容我补充一下，我说的是80年代的女学生，她们可能是最后一批被浪漫爱意识形态洗脑的人。三十多年过去了，五十多岁的她们还会看着Netflix的《爱的迫降》[韩国爱情连续剧，女主角是因滑翔伞事故被迫在朝鲜降落的韩国财阀继承人，男主角是朝鲜人民军军官。]心旌摇荡吗？要知道，她们通过这些年的跌打滚爬已经深刻认识到，现实世界中找不到这样的“爱”。

弗洛姆要反驳的正是“坠入爱河”这种想法，即认为恋爱不需要技巧或练习的态度。通读全书之后，你会发现弗洛姆所谓的恋爱是一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学起来也难的行为。如果我们把原标题中的Art翻译成“艺术”而不是“技术”呢？技术会让人联想到技巧和操作手册。艺术也需要技术和实践，但还包含了超越这两者的元素，而且这种元素恐怕无法教授或学习，只能通过自身经验去领会。

读完弗洛姆之后，我对书中的好几处产生了共鸣。他区分了性和爱这两个本该区分的东西，非常令人信服。他认为性障碍（性冷淡）的原因“不在于不了解正确的方法或技巧，而在于情感上的压抑使得他们无法爱人”，“对异性的恐惧或憎恨”阻碍了这些人“沉浸其中”（并因此高潮），这与我在第三封信中围绕高潮展开的论述相吻合。有些书专门面向与伴侣做爱时无法达到高潮的女性，介绍了各种性技巧和阴道保健操，但我的建议很简单：与其折腾这些，不如干脆换个人？……可正因为她们换不了，才会有无止尽的烦恼吧（笑）。

除此之外，书里还有不少值得倾听的观点。

“爱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而不是被动的情感，它是主动‘站进去’的行动，而不是盲目‘坠入’的情感。”

“本质上，爱是将自己一生完全托付给对方的决断行为。”

为此，“人只有自由，才能尊敬人”。“独处的能力是爱的能力的前提条件。”

我觉得这些观点都很有道理，因为我是过来人。所以在我这个年纪看这本书，理解深度应该和年轻时有很大不同。

弗洛姆称爱是一种技术，但他又说“爱是个人的经验，你除了自己去经验，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经验到它”。就好像你不能教会一个没体验过高潮的人什么是高潮。

他批评弗洛伊德是19世纪德国父权主义者，笔锋犀利而精准。他对母爱的分析也很有说服力。

“要让子女明白什么是爱、什么是欢乐、什么是幸福，最好的方法是有一位自爱的母亲爱他。”这也是没有成为母亲的我一直以来对那些成为母亲的女性的赠言——“不做一个幸福的母亲，就不可能实现幸福的育儿。”

译者肯定最希望他的女儿，也就是你能读到这本书。先别嫌它是男性说教（尽管有些部分确实有说教意味），读读看嘛。

弗洛姆重点论述了“爱”与“被爱”的区别。“被母亲所爱的体验是被动的，我无须做什么以期得到母亲的爱——母爱是无条件的。硬要说必须做什么的话，那就是活着，并且做母亲的孩子……得到母爱无须努力，无须什么资格。”

这是多么“无上的幸福”啊。失去双亲时，我感觉自己彻底失去了单纯因我的存在而喜悦的人。

但弗洛姆指出，孩子必须走出理想化的母子关系茧房，置身于父爱这种“有条件的爱”之下。在现代社会，母爱似乎也正在演变成一种有条件的爱。在我任教的东京大学，我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孩子坚强地回应这种有条件的爱，最终或成功或失败。

回应有条件的爱，就可以换得认可欲求的满足。如果把有条件的爱换成性欲呢？只有回应对方的欲望，自己才会被赋予价值。这种“价值”体现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简明易懂的财物，也就是货币。货币具有通用性，可与其他财物交换，而且可以计量，可以排序。自己的“定价”变高，就会误以为自己的价值上升了，这种市场价值的波动你应该最清楚不过。

你在十多岁的时候便已经知道性可以换来金钱，意识到自己拥有可以利用的财物，而那种欲望的市场建立在男人的性欲，而且还是最丑恶低级的性欲之上，这也许确实不幸。于是你对这群有着怪异欲望的人绝望了，觉得“跟他们说什么都白搭”。原味少女和援交少女以这种方式提供她们仅有的财产，换取廉价的认可。如此想来，投身性产业的女性又岂是特例，夜晚在闹市区游荡、期待有某个“神仙”收留自己过夜的少女，大概也在寻求同一种认同。天真的少女觉得人家对自己好，就要以性作为回报，这离为自己标价、跟男人讨价还价只有一步之遥。因为性市场就建立在这种有条件的爱之上。

不过许多学者长久以来认为，通过成为性对象来满足认可欲求是低自尊女性的专利，她们几乎没有获得认可的其他方式。一直以来的讨论也认为，女性的低自尊是严重厌女的社会的产物。那些除了勾起男人性欲外就没有其他存在价值的女人努力在性市场上为自己开出高价，而男人大力践行厌女，用性骚扰提醒女同事和女下属，“除了勾起我的性欲，你没有任何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在回应性骚扰或色狼的指控时，男人可以做出充满侮辱的“反击”：“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谁会碰你这样的丑八怪？”

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你的自尊并不低，而且你完全不必出卖性价值，也可以利用其他资源满足认可欲求（按阿马蒂亚·森的说法，你的可行能力很高），但你竟和进入性产业、参与援交的女性采取了同样的行为。在我看来，其中似乎有层层倒转、扭曲的自我意识和自尊在起作用。你回信中的这句话将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的性是有价值的，而且我可以随随便便浪费、糟蹋这种有价值的性——让我“舒服”的就是这种幻想。

男人甘愿为性行为支付血汗钱，自己却能以同样的行为获得报酬。自己可以随意糟蹋性，于是就能对小心翼翼保管着性的女性产生优越感。

你还说，“自己的性是可以出售的商品，这个事实刚好可以大肆满足还什么都不是、没有安全感的年轻女人那随便马虎的认可欲求”。作为“没有安全感的年轻女人”的一员，可以随意糟蹋在他人看来有价值的性——这个特权肯定反过来满足了你的自尊心。再加上“母亲禁止并厌恶到极点”这层禁忌，“扔进阴沟的性”就显得更有价值了。

在《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中，我用两章的篇幅谈论了东电女职员[1997年一名女性被人扼死，凶手至今未知。这位女性白天是东京电力公司的中层管理干部，夜晚上街卖娼。]，她扭曲的精英意识似乎与你的心态有共通之处。她通过刻意贱卖本没有必要卖的东西，给理应被唾弃的贫贱男人的性“标价”。最终，她的性下跌到两千日元一次，而这其实是她给男人标的价格。只有女性读者才能理解其中的微妙之处。

我曾因机缘巧合与现在备受关注的人类学家小川彩香对谈过一次。她是一位极具个性的田野工作者，出版了一本引人入胜的书，题为《重庆大厦的老板都知道》，一举拿下今年的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和河合隼雄学艺奖。经她介绍，我读了一篇她的研究生写的论文，主题是非洲加纳的“干爹”（Sugar Daddy）[小田英里，《加纳城市中的“包养关系”》，Core Ethics Vol.15，立命馆大学大学院前沿综合学术研究科，2019年。]。Sugar Daddy/Sugar Mummy这个说法着实精妙，相当于日语中的“爸爸活/妈妈活”，前者指年轻女性与有一定经济实力、比自己年长很多的男性建立长期的有偿性关系。男方似乎已婚者居多，但加纳社会的不成文法律允许一夫多妻，因此被包养者（Sugar Baby）最终有可能与干爹结婚。这篇文章的作者小田英里称，“这种包养关系是‘有可能通向婚姻的恋爱关系’和‘以性换取金钱财物的功利性交换关系’的延伸”。这么说起来，日本不也有援助交际和情妇库[为富人和有意成为情妇的女性牵线搭桥的服务。]吗。在“援助交际”一词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我不禁赞叹它的精妙，因为它巧妙地为男性开脱了罪责。女孩们则简单地称其为“卖”（取卖娼之意）。不过，加纳的“干爹”并不等同于世界各地都有的“少女卖娼”，因为当地社会似乎普遍接受和认可这种做法。

这种关系被称为“交易性行为”（也可以翻译成“作为经济行为的性行为”），根据先行研究，坦桑尼亚80%的14岁至19岁女性和乌干达90%的15岁至19岁女性都有这种经历。

交易性行为不仅包括“你请我吃饭，我陪你上床作为回报”的一夜情，还可能包括：与给你打高分的老师保持的长期关系，与暗示给你好处的客户之间的关系，甚至包括缔结专属契约以换取生活保障的情人关系。放在今天，这些行为会被归入“有偿性骚扰”的范畴，但参与其中的当事人不认为这是卖娼，更不觉得是性骚扰，她们似乎是心甘情愿投身其中。在非洲社会，婚姻等于换取彩礼的观念根深蒂固，有偿性行为也得到社会和道德的接受，于是产生了一种价值观，认为“以性行为换取财物是‘女性的权利’”，“男性与女性发生性行为却不给她们财物就等于‘抢劫’”。甚至有人说，“女性同意发生性行为却不换取财物是缺乏自尊的表现”。交易性行为让从事这种行为的女性体验到对性的“自主感”，以及对男性的“掌控感”和“力量感”。

这并非心理错乱。一位在京都研究艺妓的美国女性人类学家[丽莎·戴尔比著，入江恭子译，《我在京都当艺妓》，阪急Communications，1985年。]也发现，艺妓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即使有靠山，她们也不会“白白”委身于人。这种自尊心甚至转化成了对有夫之妇的优越感，因为她们在经济上只能依赖丈夫。对这些女性来说，“免费给人睡”才是贬低自身价值的行为，愚蠢至极。

我们也不能采用东方人的视角，觉得“非洲就是这副样子”。意大利女性主义者乔凡娜·弗兰卡·德拉·科斯塔在《爱的劳动》中指出，娼妇的尊严就在于“不白白让男人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妻子的性是无偿劳动，得不到应有的报酬。那篇论文还提到加纳的女孩为了攒钱参加周末的闺蜜聚会而开展有偿性行为，而我从日本的少女那里听到过如出一辙的事情。

非洲社会也深深卷入了全球化浪潮下的市场经济。从某种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女性的个人化程度提高了，毕竟交易性行为的报酬是支付给女性本人，而在过去，结婚时收的彩礼归女方亲属（父亲）所有。即使女性将报酬寄给在老家帮她照顾孩子的父母，这种交易也是在个人层面而非亲属层面发生的。交易性行为不能被称为性骚扰或性暴力，因为在其中起作用的是女性个人的能动性，而不是父母或家族把女儿送出去。但这就像福柯所说的，权力内化的结果是让行为看似是自发的，而非强迫。这就好像尽管包办婚姻减少了，恋爱结婚增加了，婚姻市场上的配对情况并没有任何变化（对象不是父母选的，但当事人自己选的伴侣和父母会选的差不多）。

加纳与日本的不同在于，交易性行为是否被社会和道德接受。非洲的父母知道女儿在做什么，女儿也不隐瞒，这似乎也不会成为她们婚姻或社会生活的耻辱。既然如此，那日本也变成这样不就行了？……且慢！别忘了，“性对女性来说是经济行为”的社会建立在压倒性的性别不对称上。这样的社会，叫父权制社会。

交易性行为对男人来说是“性行为”，对女人来说是“经济行为”，双方交换的东西并不对等。这种不对称交换得以成立的条件是，包括经济资源、权力、特权、认可在内的所有资源都（不平均地）分配给了男性群体。劣势玩家被迫回应有条件的爱，以寻求经济报酬和社会认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学者将交易性行为称为求生性行为，想来也是点出了真相。

交易性行为下还有一个类别，叫“消费性行为”。求生性行为和消费性行为（让人想起当年的援交少女）本是学者用于分类的用语，但它们往往会倒流回当事人那里，被她们误用和挪用（这也是常有的事）。论文中就有一名提供信息的当事人将消费性行为理解为“性交易本身就是目的”的自我满足行为，而不认为性交易是换取金钱购买其他消费品的手段。站在当事人的角度，这样分确实更符合实际情况。这就相当于我们耳熟能详的“恩客”和“情夫”、“靠山”和“男朋友”之间的区别。她们不向后者索要回报，这意味着她们不惜“愚蠢地”“提供免费的性”，也要违背性交易市场原理。

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看，我们不能说非洲的道德水平低下。已经实现性工作合法化的荷兰和德国正引领性交易去污名化的进程，而小田女士介绍的非洲则展现了前沿市场经济与传统社会价值观相结合的背景下女性的生存策略。在积累一定资源之后，女性会不会摇身一变当“干妈”呢？那样和牛郎俱乐部里一掷千金的女性又有何不同？

在市场上用性换取经济回报……市场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将一切都变成商品吃干抹净的不就是资本主义吗？——我不认同这种虚无主义。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由自由劳动者（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没有其他生存手段的工资劳动者）组成的劳动市场，但他们的“自由”是受限的。劳动者可以与资本家签订“自由”的契约，但他们成为债务奴隶的“自由”是被禁止的。例如，你无法将自己作为债务的抵押品，“不还钱就沦为奴隶”的契约在现代法律中无法成立。买卖身体部位和器官也是类似，买卖胎儿与贩卖儿童也一样无效。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可以买卖器官的黑市，也有以代孕妈妈的名义买卖胎儿的市场，这都是无限接近违法行为的灰色地带。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之下，可以交换的东西是有限制的，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成为商品。性作为一种对身体的侵犯行为，同样处于这个灰色地带。

说回认可吧。社会认可最明显的标准莫过于金钱。但听说男性自我效能感（通俗地说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意识）的首要指标是挣钱能力时，我被他们的单纯惊得说不出话来。女性的首要指标大概是婚姻吧，身处同性友爱社会中的女人会抢夺所谓的指定席位，而这个“正妻地位”极难放弃的原因恐怕不只是经济上的依赖，更多是害怕失去这种社会认可。这也就解释了“男人愿意为自己花多少钱”为什么会成为衡量认可的指标。我不记得你是不是在某篇文章里提过，曾经有个男人愿意一晚上为你花掉一百万，这件事给了你尊严，成了你日后人生的精神支柱。

要说读完那一段的感想，我想引用一下《别扭女子》的文库版解读。那篇解读是别扭女子热潮的带头人雨宫麻美亲自请我撰写的。

别为了一点小钱脱下内裤。别对不喜欢的男人张开双腿。别因为男人的奉承就在人前脱光衣服。别误以为在人前脱光这种小事会改变你的人生。别为了得到男人的赞赏当着别人的面上床。别因为某个自私的男人对你心生情欲就得意扬扬。别靠男人给的认可活下去。别用笑容回应男人的麻木不仁。别封印自己的情绪。还有……别再轻贱自己了。[上野千鹤子，《别扭女子的当事人研究》，收录于《发情装置（新版）》，岩波现代文库，2015年。]

你的母亲和父亲肯定与我有同样的感受。

说起来，女性主义一直主张的就是“我不需要男人的认可也能做好我自己”，我的价值由我创造。眼看着年轻女性研读“斩男妆”和“斩男穿搭”指南，为了通往婚姻的交往机会而眼红，我是真心觉得可悲。难道女性直到今天还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认可吗？

最后还是聊回《爱的艺术》吧。顾名思义，认可欲求是一种被动的欲求，即“想要被认可”和“想要被爱”。而弗洛姆明确指出，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而积极主动的行为正是自主的标志。如此想来，世间最有意义的行为不正是不求回报的付出吗？这种行为的回报不来自他人，而来自我们自己。

---2020年9月21日

---上野千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