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沉醉在睡梦中，伯纳船长拿了一把沙子，撒在我的窗子上。我把窗子打开，立刻在脸上、身上，甚至灵魂深处，都感到春夜沁人心脾的凉爽气息。天空清澈如洗，蓝里透白，星光的闪烁使天空变得生意盎然了。

船长站在墙脚下说：

“好天气啊，先生。”

“什么风呀？”

“从陆地吹向海上的风。”

“那好，我就来。”

半点钟之后，我大步走向海边。天际开始泛鱼肚色，我往远处一看，在安琪儿海湾后方，看得见尼斯城万家灯火，更远一点，维尔弗朗什[尼斯、维尔弗朗什，法国南部城市，滨地中海。]的灯塔正在环扫四周。

在我面前，昂蒂布城[昂蒂布，法国南部城市，滨地中海。]像金字塔似的隐约出现在越来越淡的阴影中，城头高耸着两座塔楼，周围还是沃邦元帅[沃邦（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写有建筑城市和围攻方面的著作。]修筑的古老城墙。

街上冷冷清清，只有几条狗和几个人，那是上早班的工人。港口静悄悄的，沿码头停泊的单桅船轻微地摇晃着，在那几乎是一动不动的海面上，还有难以察觉的微波荡漾。有时听得见缆索绷紧，或者是救生艇碰撞大船的咔嚓声。天空中撒满了金色的粉末，小灯塔屹立在防波堤的尽头，通宵达旦地看守着小海港。在星光和灯光照耀下，帆船、石堤，甚至连大海都安然睡稳了。

那边，在阿杜万造船厂对面，我看见一线灯光，感到一点动静，听到一些声音。他们在等我呢。“良友号”准备起航了。

我走进了船舱，舱顶上悬挂着两支蜡烛，来回摆动，好像指南针一样，照亮了长沙发的一头，沙发夜里就当床用。我穿上海员的皮袄，戴上暖和的鸭舌帽，又再走上甲板。船已经解缆了，他们两人正在拉直铁链，使船头和船锚成一直线。然后他们又扯起大帆，帆篷慢慢上升，滑轮和桅杆发出了单调的嘎嘎声。在黑夜里，帆篷显得又大又白，遮蔽了天空和星斗，微风一吹，帆就扑扑动了。

风从山上吹来，又干燥又寒冷。山虽然还看不清楚，但是可以感到满山是雪。风很微弱，仿佛还没睡醒，忽左忽右，时断时续。

等到他们两个把锚拉上船来，就由我来掌舵；游艇好像展翅欲飞的幽灵，掠过风平浪静的水面。我们要出海港，不得不先在半睡半醒的单桅船和双桅船之间，迂回曲折地前进。我们缓慢地从一个码头行驶到另一个码头，后面拖着一条椭圆形的小划子，就像一只天鹅后面跟着一只刚出蛋壳的小天鹅一样。

一进入防波堤和方形堡之间的航道，我们的游艇忽然来了劲，它加快速度，仿佛心里欢腾起来了。它随着无数激荡的波浪上下雀跃，就像在越过一望无际、高低起伏的犁沟似的。它一离开港口死气沉沉的水面，就感到了海上的蓬勃生气。

海上并没有汹涌的波涛，我走上了城墙和“五百方”浮标之间的航道，然后乘着顺风，好绕过海岬。

白日降临了，星光陨灭了，维尔弗朗什的灯塔到底闭上了环扫四方的窗眼。我看见在遥远的天边，在依然朦胧的尼斯城上空，有粉红色的奇光异彩，这是晨曦照亮了阿尔卑斯山峰顶的冰川。

我要伯纳来掌舵，好抽身来看日出。晨风大了，吹得发紫的波涛哆哆嗦嗦，吹得我们的游艇破浪飞奔。晨钟响了，随风飘来了三下急促的早祷钟声。为什么钟声在天亮时显得轻快，在天黑时却显得沉重呢？我爱早晨这个轻松凉爽的时刻，这时人还睡着，而大地却苏醒了。空气中荡漾着神秘的微波，这是起得晚的人享受不到的乐趣。我吸着生命的气息，喝着生命的液汁，看着生命复苏，这是世界上有形的生命，充斥星辰之间的生命，我们不断探索其奥秘的生命。

雷蒙说：

“马上要起东风。”

伯纳却说：

“我看恐怕会刮西风。”

伯纳船长是个瘦子，动作灵活，爱洁成癖，细致小心，甚至可以说是谨小慎微。他的连鬓胡子一直长到眼睛下面，目光倒很温和，声音也很柔和。这个人老实可靠，坦率直爽。不过他对海上的现象都不放心：突然碰到了惊涛骇浪，那是海上要起大风；埃斯特勒山腰间出现了玉带云，那是西方要刮冷风；甚至气压表上升了，他也感到不安，因为那很可能表明东方要起暴风。除了这点以外，他倒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海员，事无巨细都不放过，哪怕厨房的铜器上沾了一点水也要马上擦干净。

雷蒙是他的表弟，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头棕色鬈发，两撇胡须，不怕劳累，非常大胆，和伯纳一样老实可靠，坦率直爽，但不像他那样闲不住，也不那么紧张，他更为安静，对海上的惊涛骇浪也不在乎。

伯纳、雷蒙和气压表有时互相矛盾，在我面前表演一出有趣的喜剧。这三个演员中有一个不会说话，但却最有先见之明。

“哎呀，先生，我们走得好快。”伯纳说。

的确，我们已经走过了莎利海湾，走过了加鲁普，快到格罗海岬了。格罗海岬是一片在波涛中时隐时现的一字长蛇似的礁石浅滩。

这时，整个阿尔卑斯山脉出现在我们眼前，它像一个连海洋看了也害怕的巨浪，一个花岗岩堆砌而成的巨浪，浪头上戴了皑皑雪冠。它高耸入云的尖顶山峰像是些凝固不动的汹涌浪花。太阳在这些冰峰后面升起，喷射出万丈光芒，犹如熔化了的银流。

我们一绕过昂蒂布海岬，就看见了勒兰斯群岛，远在群岛后方，是峰峦起伏的埃斯特勒山脉。这座山是戛纳城的天然布景，是山水画册中令人神往的珍品，它的颜色是蔚蓝的，线条清晰，剪裁奇特，娇媚多姿，却又富有艺术情趣，仿佛是顺从人意的造物主用水彩在舞台布景上画下的远山，供英国的风景画家临摹，供在海滨疗养，或是有闲情逸致的王孙公子赏玩的。

埃斯特勒山晨夕万变，景象万千，使那些高雅人士心醉神迷，目不暇接。

早晨，这条山脉的轮廓被蓝天清晰而正确地衬托出来，天蓝得柔和纯净，有点发紫，非常悦目，是南方海滨再好不过的蓝天。到了傍晚，山坡上的树林变得阴沉沉、黑压压的，给如火如荼、红得惊心夺目的天空镶上了一条黑边。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见过这种日落的仙景，这种燃烧整个天边的烽火，这种火山爆发似的彩霞，这种宏伟无比、精妙绝伦的表演，这种每天周而复始的灿烂辉煌、奢侈富丽的景色，即使这是画家巧夺天工的妙笔，也会使人莞尔微笑、百看不厌的。

戛纳海湾的东边是勒兰斯群岛，再过去就是朱安海湾了。这两个小岛看起来好像是点缀海滨的小摆设，仿佛只是为了使消寒的旅客和疗养的病人能赏心悦目，才浮出海面来的。

我们这时已经到了海上，看见这两个小岛好像是两个暗绿色的水上花园。圣昂诺拉岛伸入大海，小岛尽头兀立着一个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历史遗迹，简直是瓦尔特·司各特[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小说家。]小说中的古代城堡，墙基直插在海水中，脚下常有惊涛拍岸，浪花四溅。从前，岛上的修道士还抵抗过撒拉逊人[撒拉逊人，中世纪欧洲人对阿拉伯人或西班牙等地的穆斯林的称呼。]，因为，除了在大革命时期以外，这个小岛一直是修道士的安身之所，后来却卖给一个法兰西剧院的女艺人了。

古老的碉堡；当年卫道的战士，今天沦为肥头大耳、满脸堆笑、乞求布施的云游僧；还有来这个松树成荫、礁岩环抱的小岛上和情郎幽会的女艺人；甚至“勒兰斯、圣昂诺拉、圣玛格莉”这些传奇式的名字都显得古香古色，引人入胜，富有诗情画意和浪漫情调，但是与戛纳这个海滨胜地为邻，就不免相形失色了。

这个城垛林立的古堡，在圣昂诺拉岛伸向大海的尽头处遗世独立。和它遥遥相对的，是圣玛格莉岛靠近大陆那一头的碉堡。这座碉堡因为关过铁面人[铁面人，一六六九年路易十四关押一个犯人，关押时这个犯人头戴铁面具，看不见他的脸。他先被关在圣玛格莉岛上的碉堡里，后转至巴士底狱监禁，一七○三年在那里去世。关于铁面人法国民间有多种传说，但始终没有查清他是何人。]和巴赞元帅[巴赞（1811—1888），法国元帅。一八七○年普法战争时他是洛林军团统帅，法军在梅斯被围，他率军投降，一八七三年被政府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越狱后他于一八八八年在马德里去世。]而闻名于世。在碉堡和小十字海岬之间，有一个大约一海里宽的海峡。碉堡看起来是一堆断壁残垣，没有一点庄严巍峨的神气。它仿佛蜷成一团，沉甸甸、阴森森的，简直是一个关囚犯的笼子。

我这时看得见三个海湾。在我面前，在小岛后方，是戛纳海湾；更近一点，是朱安海湾；在我背后，是安琪儿海湾，后面高耸着阿尔卑斯山和它的皑皑雪峰。再远一点，海岸伸展到意大利境内，我用望远镜看得见海角上粉装玉琢的博迪盖拉市。

沿着这一望无际的海滩，到处是海滨城市、座落在半山腰的村庄、万绿丛中星罗棋布的别墅，看起来都像是深更半夜从遥遥在望的雪山上飞来的巨鸟在沙滩上、在岩石上、在松林中产下的白色鸟蛋。

昂蒂布海岬像是陆地上伸出的一条长尾巴，是突出在两个海湾之间的仙境，是欧洲的奇花异葩争艳的乐园，那里还有一些海滨别墅，尤其是海角尽头的爱兰岩石楼，真是别开生面，令人心醉神迷，连尼斯和戛纳的游客也要来游览一番。

风息了，我们的游艇几乎不能再乘风破浪了。

夜里的风从陆地吹向海上，这时，我们等待着、期望着海上起风。不管风从哪边吹来，船都吃得着。

伯纳总说会起西风，雷蒙却说会起东风，气压表不管他们怎么说，只管指着七十六度下边。

这时，太阳发出了灿烂的光辉，好像洪水一般淹没了整个大地，照得远处的房屋墙壁闪闪发亮，看起来像是纷纷飘落的雪片；在海面上，阳光铺下了一层淡蓝色的亮漆。

我们一点微风也舍不得放过，哪怕是一丁点连皮肤都不容易感觉到的拂面气流。只要帆篷吃得着风，我们的游艇就要闻风而动，在波平如镜的水面上顺流而下。这样，我们慢慢地绕过了最后一个海角，看见整个朱安海湾出现在眼前，海湾中还有一个舰队。

远远一望，舰队似乎是一些黑色的岩石、小岛或是珊瑚礁，上面长满了枯树。一列火车吐出白烟，沿着海岸从戛纳开往朱安莱潘。将来，朱安莱潘可能会是整个海滨最美丽的疗养胜地。三艘渔船张开了三角帆，一面红的，两面白的，停在圣玛格莉岛和大陆之间的航道上。

海上一片寂静，这是南方的春天早晨才有的乐滋滋、暖洋洋的安静；我觉得我离开那些唠唠叨叨、熙熙攘攘的人群，似乎已经有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了；我感到我沉醉在孤独中，悠然自得地沉醉在不受干扰的宁静中：用白纸写来的书信、用蓝纸拍来的电报、门铃的响声、小狗的吠声，都不能再打扰我的憩息。谁也不能把我叫走、请走、带走，用微笑来逼得我不好意思，用客套来缠得我无可奈何。我现在才真正感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火车吐出的白烟沿着海滨腾空升起，我也待在摇摇晃晃的安乐窝里，好像长了翅膀一样，随风漂游，随波起伏。我的安乐窝像珍禽一般美丽，像鸟巢一样小巧，比吊床还更舒适。我有两个听话的水手为我效劳，替我开船；我有几本可读的书，吃的东西也够维持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不必说话，真是福气！

在温暖的阳光下，我闭着眼睛，享受海上的宁静，这时伯纳低声对我说道：

“那边的双桅船吃着风了。”

的确，在阿盖对面很远的地方，有一条双桅船向着我们驶来。我用望远镜看得见，它的帆篷给风鼓得圆圆的。

“咳，这是阿盖吹来的风。”雷蒙回嘴说，“在褐色海岬那儿还是风平浪静的。”

“随你说吧，反正要起西风。”伯纳也不让步。

我弯下腰来，瞧瞧船舱里的气压表。气压下降已经有半个钟头了。我告诉了伯纳，他只微微一笑，悄悄说道：

“感觉得到这是西风，先生。”

行了，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那是航海的旅客都会有的好奇心，它使我们什么都要看看，什么都要观察，甚至连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使我们聚精会神。我的望远镜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的眼睛，我注视着天边的水色。水总是清澈明亮，像上过漆一样。如果有风的话，那离这里还远着呢。

对于水手说来，风是个怎样的角色啊！他们谈起风来，就像谈到一个人似的，就像谈到一个无所不能、恩威兼施的君主一样。他们一天到晚谈得最多的是风，整天整夜最关心的也是风。在陆地上生活的人是没有这种体验的！而水手对风，简直比对亲生的父母还更熟悉。这个看不见，靠不住，反复无常，变化莫测，翻脸无情，撒起野来不认人的家伙，我们又爱它，又怕它，我们知道它什么时候要捣乱，什么时候要发怒，天上和海上的迹象慢慢地使我们有了这种先见之明。它逼得我们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不得不想到它，因为我们是在和它进行一场无休无止的斗争。我们需要全神贯注，准备战斗：眼睛需要善观天色，发现捉摸不定的外表上的变化；皮肤需要感觉灵敏，分辨它是在抚摩还是在冲撞；心灵需要摸透它的脾气，料到它什么时候发作，判断它是心平气和还是恣意任性。没有哪个敌人，没有哪个女人，能够像风一样使我们感到如临大敌，逼得我们未雨绸缪，因为它是海上的主人，我们可以避开它或者利用它，甚至敬而远之，但是绝不能征服它。教徒心里只有一个上帝，一个性情急躁、令人望而生畏的上帝，水手心里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真心实意的、对风的无限畏惧，还有对风的威力怀有的敬意。

“风来了，先生。”伯纳对我说。

那边，在遥远的地方，在地平线上，有一条蓝里带黑的暗影，在水面上显得越来越长了。这算不了什么，不过是颜色稍微深了一点而已，不过是一个难以察觉的阴影罢了，然而，这就是风。这时，我们一动不动，站在太阳底下等着它来。

我瞧瞧几点钟，刚刚八点，我就说：

“哎呀，现在要刮西风，时间还太早了。”

“要是下午刮西风，那可厉害呢。”伯纳答话了。

我抬起头来瞧瞧风帆，帆篷平平板板，没精打采，死气沉沉的。耀眼的三角帆看起来似乎高耸入云，因为我们在前桅升起了晴天挂的斜帆，帆桁比桅顶还要高出两米。海上水波不兴，简直会使人以为是在陆地上。气压表还是一直在下降。而远远望见的那条黑影却越来越近了。昏暗的海水发出的金属光泽，忽然变成了青石板一般的颜色。天空却还是纯净无云的。

突然，在我们周围，在一块铁板似的海面上，起了一阵又一阵的轻微震荡。震荡来得快，去得快，几乎感觉不到，仿佛有人在海上撒下了几千撮细沙似的。风帆微微地颤动了，然后，后桅驶风杆慢慢地向右舷倾斜。一阵微风拂着我的脸颊，在我们周围，水面上的涟漪也越来越多，仿佛沙雨在继续不断地下着。我们的单桅船又开始走了。它笔直地滑过水面，惊醒了两侧的浪花，发出了轻微的唼喋声。在阳光下，黄铜的舵柄看起来像一根火棒，风也一秒钟比一秒钟更大了。我们不得不曲折前进；但这有什么关系呢？船总能够迎风而上，而只要风不减弱，我们左转右转，等到天黑，总会到达圣拉斐尔的。

我们驶近舰队了，六艘巡洋舰和两艘护卫舰都在慢慢掉转停泊的方向，使船头朝西。我们也掉转方向，绕过海湾当中有灯塔作标志的福米格岩礁，朝海上驶去。风越来越急了，快得惊人，吹得后浪紧追前浪。我们的游艇扯满了风帆，倾斜前进，后面一直拖着那只小划子。小划子的舫索绷得紧紧的，它头朝天，尾朝下，两侧涌起了白色的泡沫。

快到圣昂诺拉岛的时候，我们经过一块光秃秃、红彤彤的岩礁，岩礁上尖石林立，好像一只豪猪，它是如此嶙峋嵯峨，到处竖着狼牙虎爪，枪尖刀锋，使人寸步难行；一定要把脚踏在四面是尖锋的空隙当中，才能提心吊胆地前进一步；这块岩礁叫作圣费雷奥。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点泥土，落在岩洞里和岩缝里，在那里居然长出了一些百合花和娇艳的蓝燕子花，花籽似乎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

这块大海中的怪石，有五年之久是帕格尼尼[帕格尼尼（1782—1840），著名的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写有许多小提琴演奏曲。]的葬身之所。这位乐坛怪杰死后的遭遇，简直可以和他生前的坎坷相提并论。人家都说他是魔鬼附身，所以他的风度、体形、容貌都是如此不同凡响，他那超凡入圣的天才，他那形容枯槁的外表，使他成了一个传奇式的霍夫曼[霍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作品多神秘怪诞。]小说中的人物。

他由他的儿子陪同，回到他的故乡热那亚去，那时，他的声音已经变得如此微弱，只有他的儿子才听得出他在说些什么。一八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得了霍乱，在尼斯去世。

于是，他的儿子把他的遗体装上一条船，送回意大利去。但是热那亚的教会不肯给这个恶魔附体的音乐家一块葬身之地。请示罗马法庭，法庭也不敢做主。而尸体要运下船了，市政府借口这位艺术家是得霍乱死的，不许它上岸。那时热那亚霍乱流行，他们说是多了一具尸体，会使流行病更加严重。

于是帕格尼尼的儿子只好回到马赛，那里为了同样的理由，也禁止他入港。他不得不改道戛纳，还是不得其门而入。

他只好待在海上，让这位到处闭门不纳的艺坛怪杰的遗体随波漂泊。他正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才能为这位神圣的死者找到一个葬身之所，那时，他在滚滚的波涛中，发现了圣费雷奥这块不毛之地。他就把棺木运下船去，藏在怪石丛中。

直到一八四五年，他又和两个朋友同来寻找他父亲的遗骸，并把它运回热那亚，葬在加若纳墓园。

假如就让这位不同凡响的小提琴家，安眠在嶙峋嵯峨的岩礁上，静听汹涌澎湃的海浪和犬牙交错的怪石合奏的交响乐，岂不更妙？

更远一点，在大海中，兀立着圣昂诺拉岛上的古堡，我们在绕过昂蒂布海岬时已经看见了它；再远一点，是一字长蛇似的岩礁，岩礁的尽头是修士塔。

目前，那里水天茫茫，白浪汹涌，怒涛澎湃。

夜里，沿岸的航船把那一带视为畏途，因为岩礁上没有灯光信号，触礁沉船是屡见不鲜的事。

突然，一阵狂风吹得我们船身倾侧，连海水都冲上了甲板。我立刻叫他们放下前桅的斜帆，单桅船要是升了斜帆，桅杆就有吹断的危险。

海浪的起伏更大，浪头更高，前浪离后浪也更远了。风一阵阵地狂啸怒吼，仿佛在恐吓我们说：“当心！”

“看来只好去戛纳过夜了。”伯纳说。

的确，半个钟头之后，我们不得不把三角帆降低一格；一刻钟后，又再降低一格。那时，我看也只好到戛纳去了。戛纳不是一个避风港，西南方向毫无屏障，一刮大风，船舶就危险了。如果这个港口能够修筑一个安全的停泊处，那可以吸引多少外国的大小游艇，为这座城市增加多少收入啊！但是这里的居民还没有要求国家大兴土木，在这里修一道必不可少的防风堤，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南方人办事是多么马马虎虎，拖拖拉拉了。

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在“戛纳人号”轮船对面抛锚，我因为这次航行中断而感到扫兴，就上岸去。那时，整个停泊处已经白浪滔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