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孙贵族，王孙贵族，到处都是王孙贵族！那些仰慕王孙贵族的人可以饱享眼福了。

昨天早上，我刚把脚踏上小十字滨海大道，就碰见了三个王孙公子，一个接着一个。在我们这个民主国家里，戛纳却成了贵族如云的城市。

如果我们能像揭开锅盖一样揭开人心的话，那就会在数学家的头脑里看到数字，在戏剧家的头脑里看到练功夫、念台词的艺人侧影，在情人的脑子里看到美人的形象，在酒色之徒的脑子里看到荒淫无耻的情景，在诗人的脑海里读到绝妙好词，而在戛纳游客的脑袋里，却只会看到冠盖如云，好像漂浮在菜汤里的菜叶。

有些人喜欢上赌场，因为他们财迷心窍；有些人喜欢上跑马场，因为他们爱马成癖。而有些人到戛纳来，却是因为他们仰慕帝王后裔。

这些王孙贵族到了戛纳，真是宾至如归。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江山，但这些效忠于他们的“纱笼”，却依然是他们的一统天下。

在戛纳碰得到形形色色的王孙贵族，有大有小，有贫有富，有悲有喜。一般说来，他们都态度谦逊，讨人欢喜，即使是和家世寒微的平民来往，他们也都和蔼可亲，体贴周到；而这种态度在我们议员的身上，在我们投票选出来的权贵身上，却反而非常少见。

这些王孙贵族，这些无家可归的帝王后裔，昔日的财富和臣仆一旦化为乌有，只好漂泊到这个风景如画、鲜花似锦的城市，来过普通市民的生活。但他们既不摆架子，也不闹笑话，即使人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也是一样。而在这方面，那些仰慕王孙贵族的帮闲则有迥然不同的表现。

那些帮闲把王孙贵族当作偶像，奉为神明，围着他们团团转，真个好笑。他们不可一日无此事，送往迎来，仿佛他们的两片嘴唇，生来就只会说“殿下”或“夫人”似的。

他们和你见面还不到五分钟，就要讲某某公主和他们说了什么话，某某大公告诉了他们什么事，他们约了这一位漫步海滨，听见那一位妙语如珠。人家感得到，看得出，猜得着，他们是谈笑有王族，往来无平民；如果他赏脸和你谈话，那只是为了一五一十地告诉你，这些高不可攀的贵族做了些什么事。

他们使了千方百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邀一位王公贵族赴宴，一个季节当然至少要邀请一位名副其实的头面人物。一说起你和某某大公一道打过草地网球，或者仅仅是谒见过威尔斯亲王，那你就会身价百倍，令人肃然起敬。这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上流人物发表的高见。

都德把这种王公贵族叫作“丧家之犬”，有人会说他们是栽了跟头的人，在他们门房的来宾登记簿上写下自己的大名，居然成了某种人的坚持不懈、微妙难测、聚精会神、牵肠挂肚的工作。来宾登记簿放在门廊里，两边站着两个仆人，一个拿笔请人留名。这种人把名字写在两千个名字之后，这些名字前面有各式各样的头衔称号，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签名之后，他就扬长而去，神气活现，仿佛刚刚封了贵族；得意扬扬，好像履行了一项神圣的职责似的。碰到一个熟人，他就吹嘘起来：“我刚才去热罗斯坦公爵府留了名呢。”晚餐时，他又会自命不凡地说：“我刚才在热罗斯坦公爵的来宾签名册上，看到了甲、乙、丙的大名。”而大家也都听得津津有味，仿佛这是天底下头等重要的大事。

然而这些仰慕王孙的优雅帮闲，他们那无知而又无害的癖好，有什么可以嗤笑，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在巴黎不也碰得到五光十色的、崇拜伟人名士的捧场者吗？他们不也是一样滑稽可笑吗？

只要有个“纱笼”迎宾待客，总要有几个名流装潢门面；因此，文人雅士也成了搜异猎奇时被人梦寐以求的至宝。每个上流社会交际场上的贵妇人，都把艺术家奉为上宾；她为他们大摆宴席，要使全城和全省都知道：她的“纱笼”是人才荟萃之地。

分明自己没有才华，却要冒充风雅，大肆宣扬，这和高攀王族之辈……又有什么差别呢？

这些被搜罗名流的老少贵妇奉为座上嘉宾的，首先当然还是音乐家。有些“纱笼”可以说是已网罗到音乐会上的全班人马。音乐家能在演奏晚会上大显身手，这是别的艺术家望尘莫及的。不过才气横溢也有令女主人为难之处，那就是一张长沙发上，坐不下两个盖世无双的名士。再说，一个众望所归的女主人，为了不负众望，要罗致到一个大名鼎鼎的作曲家，来点缀她的“纱笼”，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平常用来招引一个画家或是普通文人的那份殷勤小心，若要用来对付一个出卖声音的商人[出卖声音的商人，指音乐家。]，那就无济于事了。对付他要用与众不同的献媚手段和捧场方法。如果他居然赏脸，亲自演奏一曲他的杰作《克莉女王》，那要像吻国王一样吻他的手，像礼拜上帝一样向他顶礼膜拜。他身上的一根毫毛也要奉为至宝，要是晚上他演奏《安息曲》的时候，感情激动，手臂哆嗦，从裤子上掉下一个纽扣，那就要把纽扣当成金质奖章，用金项链挂在胸前，永志不忘。

画家虽然还有不少女主人在搜罗，但是身价稍微要低一点。他们不是超凡入圣，而是放荡不羁；不是风度翩翩，而是未脱俗气。他们在艺术灵感不来的时候，总喜欢用低级趣味或驴唇不对马嘴的货色来冒名顶替。画室里出来的人都有一股气息，一闻便知；有些人好不容易摆脱了这般气味，却又显得做作。此外，他们轻浮、善变、爱吹，不肯寄人篱下，去做座上的常客，而音乐家却是在人家屋檐下筑窝的燕子。

近几年来，也有不少“纱笼”在搜罗文人雅士。文人也有使人相形失色之处：他能言善辩，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能为每个人现身说法，因为他以出卖智力为业，所以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令人倾倒。

如果一个女主人摆脱不了这种豢养文人的怪癖，就像有人硬要养一只好说是非的鹦鹉来引隔壁门房注目一样，那她就该在诗人和小说家之间作出抉择。诗人富有理想，小说家常出奇制胜。诗人常多情善感，小说家则更为实事求是。选择哪个，要看女主人的性格和爱好。诗人更富有出自内心的魅力，小说家更富有溢于言表的才华。不过小说家比诗人危险，他不管看到什么都不放过，总要啃下一点，剽窃一点，不使物尽其用决不罢休。和他来往，永远令人提心吊胆，唯恐他灵机一动，就把你赤裸裸地写进一本书里去了。他的眼睛好像是什么都吸得进去的唧筒，什么东西都偷的扒手。事无巨细，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不断地搜集，收藏，他搜集人们的一举一动，那些有意无意地在他面前发生的一切；他收藏人们的言行，那些最微不足道的琐事。他一天忙到晚，把他的所见所闻装进仓库，写成故事出卖。这些故事会不胫而走，传遍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都喜欢读这些故事，还会说长道短，议论纷纷。而更可怕的是这家伙有本领，他不由自主，不知不觉，就能绘声绘色，因为他看得准，看见什么，就写什么。虽然他善于乔装打扮，尽力使他写的人物不露原形，但是人家依然会说：“你没有看出某人是甲先生，某人是乙太太吗？真是写得惟妙惟肖！”

肯定地说，社交界人士把小说家拉到“纱笼”里来，奉为上宾，那和粮店里养老鼠是一样危险的。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纱笼”里的宠儿。

因此，如果一个女主人打定了主意，要豢养某一个作家，她就会用阿谀奉承、殷勤照顾、体贴入微的方法来围攻他。正如滴水能够穿石一样，一句一句的恭维话也会打动文人多情善感的心。当她看见这日积月累的甜言蜜语打动了、感动了、赢得了她的作家，她就会把他孤立起来，使他与世隔绝，不知不觉地成为她家座上的常客，使他自得其乐，乐而忘返，甘心老于斯乡。为了使他感到如鱼得水，得其所哉，她还处心积虑，为他安排场合，使他大出风头，高抬身价，在她家的常客面前，对他表示破格的敬意和无比的钦佩。

然后，一旦感到自己成了庙里的菩萨，他就不肯走了。此外，留在这里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因为其他“纱笼”的女主人也会对他表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情厚谊，试图巧取豪夺，把他挖走。不过，只要他还清醒，她们的殷勤献媚，卖弄风情，都是不能使他神魂颠倒的。他越表现得忠贞不渝，就越有人追求、倾心、爱慕。啊！千万要当心，不要给其他“纱笼”的女妖骗走！因为如果人人得而有之，他的身价就会一落千丈。

如果他能不为所动，不久就会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艺“纱笼”，一个以他为上帝的教堂，在那个教堂里只有他是唯一的真神，因为真正的宗教是绝不容许有好几个真神的。人家都会到“纱笼”里来瞻仰他的尊容，聆听他的谈吐，拜倒在他足下，就像有人不远千里而来求仙拜庙一样。人家对他不胜仰慕，也对她不胜仰慕！他们谈文论学，就像神甫传教布道一样引经据典，庄严隆重；人家对他们两人都洗耳恭听，在离开这个文艺“纱笼”的时候，简直会有走出大教堂时肃然起敬的感觉。

其他名人也有“纱笼”罗致，不过不是奉为上宾。真正的上流社会并不把将军放在眼里，认为他们的身价几乎不比议员更高，然而他们在市民心目中还是吃得开的。议员只有在内阁发生危机时才有人找上门来。议员一不开会，就难得有人请他吃一餐应酬饭。学者也有他的捧场人，因为各人有各人的口味，不能强求一致。就是一个小小的科长，在六层楼上的穷房客看来，不也是了不起么？不过这种房客不会有到戛纳来的闲情逸致。就是一般市民也难得有几个自惭形秽的代表人物住在戛纳。

只有在中午十二点钟以前，才在小十字滨海大道上碰得见外国的王公贵人。

滨海大道是一长条新月形的散步场，从圣玛格莉岛对面的海角，沿着海边，一直伸展到戛纳老城俯瞰着的港口。

窈窕的少女——瘦才显得时髦——穿着英国式的服装，在穿网球服的青年男子陪同下，在散步场上轻捷地走着。不用多时，就可以碰到一个瘦骨嶙峋的可怜虫，拖着沉重的步子，扶着他的母亲、兄弟或是姊妹的胳膊走来。这些不幸的人又咳嗽，又叹息，虽然天气温暖，还是围着围巾。他们看着我们走过，目光深沉，充满了绝望和对健康人的妒忌。

他们非常痛苦，他们留恋生活，而这个温暖如春、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却是上流社会的病院，欧洲贵族的墓园。

这种令人望而生畏，对人一视同仁，毫不容情的疾病，我们今天把它叫作肺结核。这种啃人心肺，使人发烧的疾病，毁了成千上万的人，偏偏选中了这块鲜花盛开的海滨乐土来结束病人的生命。

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会怎样咒骂这个又可爱、又可怕、又芬芳、又甜蜜的地方，这个死神的前厅啊！多少人家，不分贫富贵贱，不分王族平民，都在这里留下了一个亲骨肉，而且几乎都是他们情之所钟、寄予厚望的孩子。

这使我想起了芒通[芒通，法国尼斯城的一区。]那个既温暖又不生病的消寒胜地。在军事要塞，大家看得见周围碉堡林立，而在这病人奄奄待毙的海滨城市，却只见小山顶上青冢累累。

在这个死者安眠的乐园，生活却是多么美丽！玫瑰，玫瑰，到处都是玫瑰，有的血红，有的苍白，有的粉白，有的花瓣上布满了猩红的网状脉络。这些青冢，这些幽径，这些今天还没葬人、明天就要变成新坟的墓地，到处都是盛开的玫瑰。它们浓郁的香味使人头昏目眩，神魂飘荡。

而那些在玫瑰丛中长眠的人，却只有十六岁，十八岁，二十岁。

在一块块墓碑上看到的名字，都是这些正在青春年少时就被这不治之症夺去生命的可怜人。这是一个童男贞女的葬身之地，就像是一个只有未婚青年才能参加的舞会一样。

从这块墓地往左一看，可以一直望到意大利境内的博迪盖拉海角，海角上粉装玉琢的白色房屋延展海上，仿佛是水上的亭台楼阁；往右一看，可以望到马丁海岬，海岬那绿树成荫的侧影倒映水中，水陆也好像融成了一片。

可是，沿着这片令人心醉神迷的海滩，却到处都是死神的家园。不过死神也很识相，从不露出真面目，她既不得罪人，又怕难为情，简直可以说是有大家风度。我们从来没有和她正面相逢，虽然她随时都像浮光掠影似的闪过我们身旁。

人家甚至会说：这个地方是不会死人的。因为死神喜欢弄虚作假，所以一切都和她串通一气，共同舞弊。不过，我们还是感觉得到她的存在，闻得到她的鼻息，有时甚至还隐约看得到她的黑色裙角！当然啰，需要多少玫瑰花，多少柠檬花，才能使人闻不到死乡散发的、随风吹来的触鼻气味啊！

但是，街上从来看不见一口棺木，看不见一件丧服，听不见一声丧钟。只是昨天还在街上散步的憔悴人儿，今天不再走过你的窗前，如此而已。

如果你看不见他，就大惊小怪，表示担心，那么，旅馆的老板和用人都会微笑地告诉你：他的病情已经好转，根据医生的嘱咐，他到意大利去了。的确，在每一家旅馆里，死神都有她的后门，她的亲信，她的同伙。

这种外表的文雅和内心的悲痛，既有天渊之隔，却又近若比邻，不免要使悲天悯人的哲学家感慨系之了。

时间已是中午，散步场上空无一人，我也回到“良友号”船上。雷蒙亲手做的便饭在等着我，我看见他围着白布围裙，正在炸土豆丝。

饭后的时间，我就读读书。

风越刮越厉害了，我们不得不抛下右舷的船锚，于是游艇就在两个船锚之间像跳舞似的摇摆着。这种颠簸摇得我昏昏沉沉，使我睡了一觉。等到伯纳走进船舱来点蜡烛时，我一看已经七点钟了。沿着码头，风浪毫无倦意，要想上岸还是困难，我就在船上吃了晚餐。

然后，我又走上甲板，在露天下坐着欣赏风景。在我周围，戛纳城已经是万家灯火。从海上瞭望灯火辉煌的城市，真是天下美景。在我左边，老城的房屋层层叠叠，一层比一层高，仿佛要使地上的灯光和天上的星光混成一片；在我右边，小十字滨海大道的路灯绵延两公里，宛如一条巨蟒。

而我想到在这些别墅里，在这些旅馆里，今晚又有些人坐在一起，就像昨天一样，也像明天一样，他们又在谈话。他们又在谈话！谈什么呢？谈王公贵族！谈天说地！……然后呢？……还是谈天说地！……谈王孙贵族！……然后呢？……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有什么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闲谈瞎扯更无聊的呢？我住过旅馆，我实在受不了人类灵魂所显示出来的平凡庸俗。你听人家谈话，一定要真的漠不关心，才能不难过、不厌恶、不羞愧得痛哭流泪。人，普通的人，有钱的、有名的、受尊重的、有身份的、自以为是的人，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懂得，却在大言不惭，自作聪明，简直骄傲得令人痛心。

一定是盲目的自我陶醉，才会使人相信自己不是一个蠢货，一个并不比别人高明的蠢货！听他们围桌而谈吧，这些可怜虫！他们谈什么呢？真是自作聪明，推心置腹，甜言蜜语，他们说这就是交换看法。什么看法呢？他们说他们到过什么地方：“一路风景不错，可惜回来时有点冷”“旅馆的菜做得不坏，饭馆的菜做得更好”。然后又讲他们做了什么，喜欢什么，相信什么。

我在他们身上，仿佛看见了他们灵魂的丑恶，就像看见了酒精瓶里的畸形胎儿。我听见他们不厌其烦地说来说去的陈词滥调，我感到这些老生常谈从愚昧的仓库内落到他们无知的嘴里，又从他们嘴里吐到麻木不仁的空气中，再由空气传到我的耳边。

而他们的看法，他们最高尚、最神圣、最令人起敬的看法，难道不是无可否认地证明了他们的无穷无尽、无所不在、无法消除、彻头彻尾的愚蠢吗？

他们对上帝有何看法呢？他们认为上帝是个笨手笨脚的神，创造万物都不顺心，还得从头来起，上帝听了忏悔还会忘记，这不成了一个警察、一个教士、一个证人、一个园丁吗？他有时全副武装，有时身穿道袍，有时却脚穿木鞋。然后，他们又按照尘世的逻辑，来否认上帝的存在，议论上帝的有无，奢谈神圣的信仰、宗教的分裂、异教的哲学。肯定也好，怀疑也好，理论都很幼稚，假设都很粗浅，蛮不讲理，一片混乱。他们把上帝看成一个可怜虫，没有思想，没有预见，没有知识，只是听到什么就相信什么。他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只能够证明：假如他投生到这个渺小的世界上来，他也只能吃喝玩乐，生儿育女，哼哼小调，自相残杀，消遣消遣而已。

这些对生活满意、自得其乐、心安理得的人有福了！

有些人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使他们高兴。无论天晴，下雨，落雪，起雾，欢乐的节日，安静的家庭，无论他们看见什么，听见什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们全都满意。

有些人过着温柔甜蜜、称心如意的家庭生活。有些人过着花天酒地、终日行乐的热闹生活。

这两种人都不觉得生活无聊。

生活对于他们，只是他们自己演出的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一出好戏，虽然没有使他们喜出望外，却也能使他们心旷神怡。

另外有一些人，思想一闪，就看透了可能令人心满意足的生活圈子是多么狭窄，面对着有名无实的幸福，枯燥无味的人世欢乐，他们简直忍受不了。

他们刚活到三十岁，就已经觉得万事皆空。他们还有什么可以等待的呢？没有什么能使他们得到消遣；他们早已尝过我们那一点点微弱的欢乐了。

有些人永远重复同样的活动，却不感到厌倦，他们真是有福；有些人每天做同样的工作，做同样的姿势，围着同样的桌椅板凳，眼前是同样的世界，头上是同样的天空，走过同样的街道，碰到同样的人物，却都能忍受得了，他们真是幸福。有些人看到一切照常，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却不感到腻味，他们真是有福。

只有思想迟钝、耳目闭塞、得过且过的人才会安于现状。世上的观众怎么还没有高喊：“闭幕吧！”怎么还没有要求下一幕的主角不再是人，而是新的生物，新的形式，新的娱乐，新的花草，新的星斗，新的发明，新的奇遇？

的确，人怎能不恨那千篇一律的脸孔，那活机器似的动物，那代代相传、一成不变的天性，那万古不易的景色，那从不翻新的娱乐？

有人说：如果你爱好科学或艺术，你的精神就会有寄托了。

难道你还没有看见：我们一直关闭在自我的小天地里，不能飞越雷池一步，我们永远背着梦想的重担，不能远走高飞！

我们的脑力劳动发展到了顶峰，也不过是使用很不完善的工具来弥补体力劳动的不足，来证明物质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事实而已。每过二十年，才有一个积劳成疾的发明家，来发现空气中还有一种不知名的气体；来发现火漆和绒布摩擦时产生的一种无法衡量、无法表明、无法形容的能量；来发现满天星斗中有一颗无名的星辰，它就在另外一颗早已命名的星辰旁边。但是，这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的疾病是细菌传染的吗？那好。但是细菌是哪里来的？这些微生物带来的疾病又是哪里来的？而太阳又是哪里来的呢？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做不到，什么也猜不对，什么也想不出，只是关闭在自我的小天地里。居然还有人觉得人类的天才了不起呢！

艺术吗？绘画不过是用色彩来复制单调的风景，把人画得栩栩如生而已，但风景画从来不像自然，人物画也没有把人画活。近几年来，画家在徒劳无益地模拟现实；但是静止而无声的图画，怎能模拟活动的生命呢？就连阅历丰富的老眼也看不懂画家的意图。

为什么这样白费劲？为什么这样徒劳无益地模仿？为什么这样庸俗，要复制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真是可悲！

诗人又用文字来表现画家试图用色彩来表现的事物。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只要读了四本才华横溢、构思新奇的诗集，就用不着再打开第五本了。你不会读到什么新东西的。他们这些诗人，也不过只会模拟人生而已。他们也是在吃力不讨好。既然人没有变，艺术怎么能变？变又有什么用？自从人有思想活动以来，人还是老样子；人的情绪、信仰、感觉都是依然如故；人既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只是原封不动。在一本平淡无奇的小说里看到了我自己，读到我是个怎么样的人，知道我想了些什么，这对我有什么用呢？

啊！假如诗人能够飞渡太空，探索星球，发现新天地、新人物，不断地对我的心灵显示万物变化莫测的性质和形象，不断地带我漫游一个千变万化、惊心动魄的未知世界，为我打开一些无法意料、不可思议的奇境异域的神秘大门，那么，我会夜以继日地读诗，读得爱不释手。但是这些无能为力的诗人，他们只会改变文字的位置，只会像画家一样，让我看看我自己的形象。这对我有什么用呢？

人的思想并不是自由自在的。

思想一旦达到了并不遥远却又无法超越的、毫不通融的界限，就会像马戏场上奔跑的马一样来回兜圈子，就会像封了口的玻璃瓶里的苍蝇一样上下乱飞，结果总是碰壁。

话又得说回来，一个人感到孤独的时候，不得已而求其次，自思自想倒也可以自得其乐。

在这只给海水摇来荡去、一个大浪就可以装满或者打翻的小船上，我知道，我感到：我们所认识的一切是多么空虚。地球在太空中飘浮，和小船在波涛上漂浮一样孤独，一样没有希望。地球和小船的重要性是不分上下的，它们各有各的命运。我们并不比昆虫更高明，但却感到骄傲，并因此而产生了信心和希望，这是多么空虚浅薄！有了这点自知之明，我倒反而感到高兴！

我给波浪颠簸得昏昏沉沉，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在海上睡眠总是这样的。我一直睡到伯纳把我叫醒，他对我说：

“天气不好，先生，今天上午不能开船。”

风已经停了，不过海上波涛汹涌，不能把船开到圣拉斐尔去。

还得在戛纳再过一天。

快到中午的时候，又刮起西风来了，不过没有昨天刮得那么厉害，我就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去看看停泊在朱安海湾中的舰队。

“良友号”在横渡停泊处的时候，蹦蹦跳跳，活像一只山羊。我要非常小心掌舵，才能避免从船侧扑过来的巨浪，它会把我浇得满脸是水。好在不多久就有岛屿给我们挡风，我们走上了圣玛格莉城堡前的航道。

城堡右边的围墙筑在海浪冲击的岩石上，城楼却并不比这个小岛的海岸高出多少。看来真像一个脑袋缩在两个高耸的肩头中间。

我们一清二楚地看得见巴赞元帅爬墙越狱的地方。这些岩石天然地与人方便，即使手脚不算灵巧的人也不难从上面溜下来。

有一个自称是、也可能的确是知情的人，把巴赞越狱的详细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

巴赞在狱中的生活还没有被管得很严，他每天还可以见到他的妻子儿女。巴赞夫人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她对她丈夫说，如果他不越狱，她就要带孩子们走了。接着，她说出了她的计划。越狱是危险的，成功又没有把握，巴赞总是犹豫不决，但当他看到他妻子下决心要和孩子远走高飞时，就同意了。

他们每天都把儿童玩具送到狱中，那是一套小型的室内体操用品。巴赞元帅就是用这些玩具一节一节地接成了越狱的绳梯。为了不引起他人怀疑，绳梯是慢慢接起来的，然后由一个同伙小心地藏在狱中院子的一个角落里。

越狱的日子已定，选的是星期天，因为那一天的防范似乎不那么严。

巴赞夫人有几天没来探监。

巴赞元帅平常总是在监狱长陪同下，在监狱的院子里散步，一直到晚上八点钟。监狱长是个和气的人，和他来往不讨人厌。散步之后，巴赞回到他的牢房，狱卒头子当着上级的面，把牢门上闩锁上。

在越狱的那天晚上，巴赞假装不舒服，提前一个钟头就要回牢房去。他真的回房了；但当狱长去叫狱卒来锁牢门的时候，元帅赶快溜了出来，藏在院子里。

他们把空房锁了起来，然后各自回房。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巴赞带着绳梯从他的藏身之所溜了出来。他把绳梯系在岩石上，自己爬了下来。

天亮时，一个同伙把绳梯解下来扔在墙脚下。

快到八点半的时候，圣玛格莉岛的监狱长还没有看见他的犯人，觉得奇怪，就询问他怎么样了，因为他每天都出来得很早。但是巴赞的随从却不肯去打搅他的主人。

最后，到了九点钟，狱长破门而入，发现牢房已经空空如也。

巴赞夫人为了执行她的计划，去找了一个受过她丈夫大恩的人。那个人果然感恩图报，成了她既可靠又得力的助手。他们一同安排了全部周密的行动；然后她用了一个化名到热那亚去，花了一千法郎一天，租了一条意大利的小汽艇，说是要到那不勒斯去旅行，这条船至少要用一个星期，还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延长一个星期。

小汽艇出发了，但是刚刚出海，这位女旅客就改变了主意，她问船长能不能把船开到戛纳，去找她的表妹。船长当然同意，星期天晚上，小汽艇就在朱安海湾抛锚停泊。

巴赞夫人上岸了，她吩咐送她的小划子不要离开。她忠心耿耿的助手准备好了另外一条小船，正在小十字滨海大道等她。他们两人渡过了大陆和圣玛格莉岛之间的海峡。她的丈夫已经在岩石上等她，衣服撕得破破烂烂，脸孔又青又肿，双手血迹斑斑。那时海上风浪不小，他不得不先走下海，再爬上船，否则，小船可能会在岩礁上撞个粉碎。

他们回到岸上，小船就丢掉了。

然后，他们回到送她来的小划子上，再回随时准备开船的汽艇。巴赞夫人对船长说，她的表妹身体不舒服，不能来同游，又指着巴赞元帅说道：

“我没有带随从，雇了一个仆人。这个笨家伙刚刚在岩石上摔了一跤，摔成了你看见的这副狼狈相。请你让他住到水手舱里去，给他一点包扎和缝补的东西。”

巴赞去水手舱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已经到了海上。巴赞夫人又改变了计划，说是自己病了，要回热那亚去。

但是越狱的消息已经传开，群众都轰动了，围在他们住的旅馆窗下大叫大闹，他们嚷得这样厉害，旅馆老板吓怕了，忙叫他的旅客从后门溜之大吉。

这个故事，我听人怎么讲，就怎么写，没有妄赞一词，也不敢说这是事实。

我们的游艇接近舰队了，看见重巡洋舰排成一列，好像是筑在海上的堡垒。重巡洋舰有“科贝尔号”“破敌号”“杜佩雷上将号”“库尔贝号”“常胜号”和“黎塞留号”，加上两艘巡洋舰“燕子号”和“米兰号”，还有四艘鱼雷艇，它们正在海湾里演习。

我要参观“库尔贝号”，据说它是我们军舰中十全十美的典型。

你要知道人这种手脚灵巧的小动物既巨大又细致的劳动是怎么回事吗？那就看看这些硕大无朋的钢铁堡垒吧。它们在水上漂浮，行驶，带着一大队兵士，装着一仓库武器，而这些庞然大物，却是用小块铁片合成、焊接、钻紧、钉起，用螺栓固定的。这真是巨人的，又是蚂蚁的工作，它同时显示了人类的天才，也暴露了人类的无能和不可救药的野蛮。人类真是又强又弱，他们竭尽全力，制造了机器，却用来毁灭自己。

古代的人用石头建筑了巍峨的大教堂，为他们天真而虔诚的梦想盖好了藏身的仙宫；现代的人却在海上修造了钢铁长城，为死神盖好了庙宇。相形之下，到底哪个更有价值呢？

我离开军舰，回到小艇上的时候，听见海岸上响起了一阵枪声。这是昂蒂布的驻防军在沙滩上，在松林中，演习散兵战。枪弹的烟云好像一团团白棉花，片片上升，化为蒸气，还看得见红色的军裤沿着海岸奔跑。

那时，海军军官的兴致忽然来了，他们也把望远镜朝着陆地瞭望。看到这场演习，他们也来劲了。

只要一想到“战争”这个字眼，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好像听到人讲妖法邪术、宗教迫害，或者是一件非常遥远、早已结束、又可恶、又可怕、违反自然规律的事一样。

在谈到吃人肉的生番时，我们会鄙夷不屑地微笑，说我们的文明早已超过了这些野蛮人。但是真正的野蛮人，到底是那些为吃人肉而打仗的生番，还是那些为大批屠杀而打仗的文明人呢？

在那儿奔跑的年轻步兵，就像屠夫赶到屠宰场去的牛羊，注定了是要送死的。他们要战死在沙场上，脑袋会给马刀劈成两半，或者胸膛会给枪弹穿个窟窿，但这些青年是可以工作、可以生产的有用之材啊。他们的父亲年老家贫；他们的母亲像普天下的父母一样，二十年来一直疼爱着他们，但是一年半载之后，她们却会得到通知：她们的儿子，她们的宝贝，她们辛辛苦苦、呕心沥血，甚至倾家荡产才养大的孩子，已经被一颗开花炮弹打得肠开肚裂，或者被冲锋的骑兵踏得粉身碎骨，踩成一团肉泥，然后被当成一条死狗一样抛到坑里去了。为什么要杀死她的儿子，她漂亮的儿子，她唯一的希望，她的骄傲，她的命根子？她不知道。的确，为了什么呢？

战争！……打仗！……掐断脖子！……成千上万地杀人！……在今天我们这个文明时代，我们认为人类的天才已经认识了科学的广度和哲学的深度，居然还有一些学校在教我们杀人，杀人的方法也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同时一下杀许多人，杀许多要抚养家庭而没有违法乱纪的清白无辜的可怜人。

最叫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人民群众为什么没有起来反对政府？这样一来，共和国与君主国还有什么区别呢？最叫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整个社会对“战争”这个字眼并没有反感。

唉！我们永远生活在古老的、可诅咒的传统习惯的压力下，生活在野蛮的祖先遗留下来的罪恶偏见和残酷思想的压力下，因为我们现在是、将来还会是由本性支配的、无法改变的可怜虫。

如果不是维克多·雨果[雨果（1802—1885），十九世纪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作品有《悲惨世界》《静观集》《惩罚集》等。]，谁敢毫无顾忌地发出下面这一解放思想、宣扬真理的伟大呼声呢？

“今天，武力应该名正言顺地叫作暴力，并且要受审判；战争已经站在被告席上。根据人类提出的起诉书，文明正在调查案件，确定帝王将相的罪状。人民到底觉悟了：扩大罪行并不能减轻罪名；如果杀人是犯罪的，杀人越多越不可能罪减一等；如果抢劫是可耻的，侵略绝不可能算是光荣。

“啊！宣布这些无可置疑的真理，让战争无地自容吧。”

诗人慷慨激昂，义愤填膺，但有什么用呢？战争的地位却比以前抬得更高了。

一个精通这一行的专家，一个天才的杀人犯，冯·毛奇先生[毛奇（1800—1891），普鲁士元帅，反动的军事活动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曾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1835—1839），后任普鲁士总参谋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参谋长（1871—1888），普法战争时期实际上是总司令。]，有一天在回答和平运动代表的时候，发表了一通奇谈怪论：

“战争是神圣的，它是上天的旨意；它是人世不可违背的规律；它使世人保持了伟大高尚的精神：荣誉、无私、道德、勇敢，总而言之一句话，它使世人不至于沦为最可恶的唯物主义者。”

这样说来，四十万人成群结队，日夜兼程，不思不想，不闻不问，脏得糜烂发臭，睡在污泥之中，过野蛮人一样愚昧的生活，抢劫城市，焚烧村庄，危害百姓，只要碰到另外一堆行尸走肉，立刻冲上前去，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骨积如山，模糊的血肉和泥泞的大地混成一片。他们这样臂折腿断，脑浆迸裂，白白地在战场上送了性命，而他们的老父老母、妻子孩子，却因饥寒待毙；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不要沦为最可恶的唯物主义者。

军人是世界的破坏者。我们和自然做斗争，和无知做斗争，和各式各样的阻力做斗争，是为了要使这艰苦的生活还勉强过得去。有一些人，一些做好事的人，一些做学问的人，毕生辛勤工作，力求有助于人、有益于人，力求减轻人类的痛苦。

他们坚持不懈，从事对人类有用的活动，积累他们的新经验，丰富人类的精神文明，扩大科学的领域，每天给人类的智慧增添一砖一瓦，每天给他们的祖国增添一点幸福、一点欢乐、一点力量。

战争来了。半年之内，将军们摧毁了他们二十年的努力，二十年来耐心细致、竭尽才智的劳动成果。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不要沦为最可恶的唯物主义者。

战争，我们看见过的。我们看见过人重新堕落成为疯狂的野兽，为了寻欢作乐，为了制造恐怖，为了吹牛夸口，为了显示威风，可以随便杀人。在这无法无天的年头，我们看见过胆小怕事的人，越怕事越引起怀疑，就平白无故地在路上给枪杀了。我们看见过绑在主人家门口的小狗，被当作试验新手枪的靶子而被打死；我们看见过躺在田里的母牛，无缘无故受到扫射，只是因为带枪的人兴之所至，要打几枪，寻寻开心。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不要沦为最可恶的唯物主义者。

侵入一个国家，杀死身上穿着工装、头上没戴军帽、保卫家乡的人，烧掉穷汉的房屋，打烂一些家具，抢走一些，喝光酒窖里的酒，强奸路上碰到的妇女，把百万财富烧成飞灰，到处散播贫穷和霍乱。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不要沦为最可恶的唯物主义者。

这些军人做了什么，能证明他们还有一点点人性呢？没有。他们发明了什么呢？只有枪炮，没有别的。

第一个制造手推车的人，只给一个轮子装上两根木杆，但他这个简单而实用的发明给人类带来的好处，难道不比发明枪炮还大得多？

古希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图书和雕塑。希腊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会打仗，还是因为他们会创造？

是不是波斯人的入侵，使希腊人没有沦为最可恶的唯物主义者？

是不是蛮族的入侵挽救了罗马，还使它复兴了文化？

难道拿破仑一世推进了上世纪末哲学家开展的启蒙运动？

得了，既然政府掌握了人民的生死大权，人民为什么不能掌握政府的生死大权？

人人有权保护自己，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谁也没有权利可以绝对统治别人。统治别人，一定要为别人谋幸福。无论哪个统治者都应该避免战争，正如一个船长应该避免失事一样。

如果一条船沉了，无论船长是失职，或者只是无法胜任，他都要受到审判，并且依法定罪。

为什么在每次战争之后，政府却不受审判呢？假如各国人民明白了这一点，假如他们能够惩罚政府，假如他们舍不得无缘无故地白送性命，假如他们拿起武器来反戈一击，等到了这一天，战争才会寿终正寝……但是这一天却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