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一苇先生竟然也走了。姚先生享年七十五，其实也算是高寿。但是自从认识姚先生三十多年来，每次与他相聚，谈到文学——我们两人见面总也离不开这个话题——尤其是他热烈爱护的台湾文学，姚先生一径是那么兴致高昂，神采飞扬，让人感觉他那充沛的生命力，永远也不会衰竭的。今年四月在《联合报》上看到十二日刊载姚先生遽然逝世的消息，真是大吃一惊，一连几晚，难以入眠。我因创办《现代文学》而与姚一苇先生结识，也因这本杂志，姚先生与我之间建立起一份半师半友、为文学事业患难与共的悠久关系。姚先生曾为这本经常在风雨飘摇中颠踬前进的同人杂志投注了最多的心血，他无条件的为它奉献，栽培它，扶持它，前后担任了八年的编辑任务，几次临危受命，使之不坠。姚先生对《现代文学》用情之深，常常使我感动。

一九六三年，大概是二、三月间，那时《现文》同人大部分已经出国留学去了，我自己马上也要离开台湾，《现文》的编务登时陷入了危机。有一天我把余光中、何欣、姚一苇三位先生请到我家，当面郑重将《现文》的编务托付给他们三人轮流担任。那是我第一次与姚一苇先生见面，也就此开始了我们之间长达三十四年的文学因缘。余、何二位从创刊起本来就是《现文》的基本作者。而姚先生是从第十五期才开始替《现文》撰稿，发表他那篇有关斯特林堡戏剧的文章。据姚先生后来说，他当初是由于同情《现文》困境，由衷爱护这份由几个年轻学生创办的文学杂志，于是义无反顾，答应下来为《现文》效力。大概当时姚先生自己也没有料到，他一声承诺竟使他与《现代文学》共度了起起伏伏，时断时续，二十一年休戚与共的命运。

谈到《现代文学》，姚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第一次主编《现文》第十九期（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出刊）。许多年后他回忆起这一段往事，兴奋之情，仍旧跃然纸上：“轮到我编第十九期，我收到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王文兴的《欠缺》、欧阳子的《贝太太的早晨》，和我拉到的陈映真的《将军族》、水晶的《快乐的一天》等小说时，内心的愉快与兴奋，不可名状；我感到我们得要好好的爱护它，培植它，让它开花结果。”

其实那一期小说稿还有七等生的《隐遁的小角色》、叶灵的《弟弟》以及汶津的《十六岁的独白》。汶津就是张健。诗也有六七篇，有罗门、管管、方华、周英雄、邱刚健、吴芜等人的剧作，以及余光中译的一组《印度现代诗选》。东方白有散文一则。邱刚健同时又翻译了尤金·尤内斯库的戏剧名著《秃头女高音》。最后还有姚先生自己的美学巨著《艺术的奥秘》中“论模拟”一章。这本只有一百四十五页的第十九期《现文》，内容扎实，目录上列名的作家，后来大都卓然成家。虽然诗人余光中、罗门等人早已成名，但其他多为当时开始写作的“新锐”作家，所以杂志风格便有了一番新的气象。这大概也就是姚先生最感到兴奋的地方。姚先生的确曾为《现代文学》引进了一批才气纵横的青年作家。例如陈映真便是姚先生引进《现文》来的，他那篇《将军族》在《现文》一刊出，台湾文坛为之侧目，变成了陈映真的一块招牌。后来施家姊妹，施淑女（白桦木）、施叔青，也是姚先生引介到《现文》投稿的。

除了推动戏剧以外，我认为姚一苇先生对台湾文坛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在六〇年代以及七〇年代初，姚先生曾经发掘、鼓励、呵护，不遗余力的将一群当时初露头角，正在摸索阶段的年轻作家，带引上广阔的创作道路。他对他们的影响是深远的。陈映真、施叔青等人的纪念文章，都有感一同地表露了当年姚先生对他们的知遇之恩。姚先生对我个人的爱护及器重，我更是一直铭记于心。当年我们的小说还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的时候，姚先生已经开始极严肃的用“新批评”的方法来评论我们写作了。他第一篇论文选了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接着下来又陆续选了我的《游园惊梦》、水晶的《悲悯的笑纹》、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以及陈映真的《一绿色之候鸟》作为他评论的范例。在当时台湾文坛，姚先生分析小说的方法，以及所选的文章，都令人耳目一新。像《嫁妆一牛车》、《儿子的大玩偶》后来被评论家认定为六〇年代台湾小说的杰作，姚先生都是第一个撰文肯定这些作品的人。直到今天看来，姚先生这些评析台湾现代小说的论文，其中许多论点仍然屹立不坠。姚先生看小说看得仔细，他在《论白先勇〈游园惊梦〉》中，把我那篇小说结尾处画蛇添足的一句话指了出来，在别人看来也许是一个小瑕疵，可是这句参有作者干扰的句子，事实上破坏了整篇小说的观点统一，为害甚大。我非常感谢姚先生指正了我的毛病，我在《台北人》结集时，便把这句多余的句子删掉了，使得整篇小说的结构得以完整。姚先生可以说是我的“一句师”。

套句姚先生常说的话：“《现代文学》是本穷得不能再穷的杂志！”姚先生最初参加编务那三年，的确是《现文》经济最拮据的时期，几位编辑不但没有支薪，因为体恤时艰，有时还要补贴交通费。姚先生这样回忆：“我们没有聚过一次餐或喝过一次茶，也没有报过一次交通费。我们认为开源既不易，只有节流；有些钱，我们能贴的，就贴上算了。”不仅如此，社务忙的时候，编辑太太们也一齐动手帮忙。姚先生兴致勃勃的写道：“每逢出书，得全家总动员，自写封套、装封袋，由家人帮忙，然后坐上三轮车，送到邮局。现在想来，这段时期我是怎样活过来的？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记得当时的姚师母范筱兰女士也曾说过，那些订户的封套都是她写的，写完了又急急忙忙捧着拿出去寄。出一期杂志，全家兴师动众。那一段时期，从《现文》第十五期至二十六期，每期姚先生都替这本杂志撰稿，一共写了近四十万字，《来自凤凰镇的人》及《孙飞虎抢亲》两个剧本便在此时完成，当然这些稿子都是没有稿费的。姚先生那时一面在银行上班，又要教书，为了《现文》，凡事还得躬亲操劳。台湾夏日酷热，他有时赶稿赶得“血液上腾，以致手足冰冷，头脑发胀”，须得用冰毛巾敷头。工作如此辛苦，但是姚先生却认为：“这段期间在我一生中却是最兴奋、最愉快的日子。”多年来，我跟姚先生见面时，总禁不住要怀念那一段创办《现代文学》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时光。那种为了文学事业奋不顾身，近乎堂吉诃德式追求理想的精神，我知道，姚先生是颇以为傲的。文学，可以说是姚先生的宗教吧，那是六〇年代台湾，我们唯一的精神救赎力量。

后来《现代文学》中断了三年，七〇年代底再复刊时，台湾的社会经济已在剧变中，同人文学杂志的生存空间愈来愈小。姚先生在我力邀之下，慨然答应复出主掌编务。姚先生说：“我虽明知此事难为，但由于我与它的渊源，我对它的浓厚感情，我无法推辞，亦不能推辞。”那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局面，姚先生贯彻始终，一直支持《现代文学》到一九八四年复刊号第二十二期最后停刊为止。对这本杂志，姚一苇先生可以说是仁尽义至。

杂志虽然停刊了，可是我和姚先生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每次回台湾，总要跟姚先生一起吃饭，喝冰啤酒，然后就是听姚先生侃侃而谈他一个又一个文学、戏剧的计划：他正在创作的剧本、他即将出版的论文集、他在艺术学院创立的戏剧系。他好像总有用不完的精力，去追求实践他的理想。他对文学、戏剧的热忱从来也未因时间及年岁而稍减。姚先生一向身体健康，没有听说他有过任何病痛，去年得知姚先生因心脏病动过手术的消息，颇感意外。我打电话给他，除了探问病情外并劝他稍微放松，工作不要过度劳累了。电话中姚先生热切如昔，他说不工作不行，他还有好多事等着完成。其实心脏病手术成功，恢复不成问题。我的一位哥哥心脏病动过大手术，多年来照样因公奔走四方。心脏病首重调养，我寄了一本耶鲁大学出版的《心脏书》（Heart Book）给姚先生，书里心脏病防治知识非常丰富，当时我想姚先生的病一定很快复元的，因为姚先生给我的感觉，仍旧是他一贯的镇定、乐观、积极。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堂吉诃德式的精神，似乎仍旧在熊熊的燃烧，那样一个坚强热烈的生命，不应该轻易被病魔击倒的。

四月十四日，姚先生逝世后的第三天，我接到他生前寄出来的一封信，写信的日期是四月六日，很可能是他入院的前一两天付邮的。信里只有一封寥寥数语的短函，他要我看看他附在信中今年四月份《联合文学》中发表的那篇文章：《文学往何处去——从现代到后现代》。这篇文章现在看来，应该是姚先生给我以及对台湾文学界临终留下来的遗言了。这其实是他去年十一月十七日于“联合文学周”上的一篇演讲稿，可见得他是要讲给大家听的。

这篇文章主要表达他对现代与后现代文学戏剧的一些看法，以及他对文学今后走向的关切及忧虑，姚先生亲自参与台湾六〇年代“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而他本人也承认是“现代主义迷”。他对于现代文学的作品，尤其是现代主义全盛期（High Modernism）如乔伊斯、卡夫卡、吴尔芙等人的小说，以及同时代的现代剧作不免偏爱，但正如郑树森追溯姚先生美学系统那篇文章《古典美学的终点》所论，姚先生作为一位美学家，其实是从古典主义入手的。他精心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集解而成的《诗学笺注》，一直是中译界一本重要的参考书，而他本人的美学思想中，亚里士多德一脉相传的古典主义也一直是一根主轴。因此，姚先生对文学作品的看法，于艺术形式及美学架构上，自然就有了十分严格的要求。他比较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戏剧时，对于后现代的一些“现象”，提出了相当严厉的质疑。

姚先生认为现代主义全盛期的作家对待创作的态度严肃，“像乔伊斯、卡夫卡、吴尔芙、叶芝、艾略特等等，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理念来创作的，不管有没有人看、有没有市场。”“因此在那个时代作者是为了自己而写的，是所谓的精致文化（High Culture）的时代。”相对于此，后现代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有一件事却是肯定的，那便是‘文化工业’。文化成了工业，任何文化活动都是商品化了。这个现象把以往所谓的精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线消弭了。”

姚先生特别关心的一个现象便是“到了后现代（七〇年代）以后，我们不再相信传统留下来的观念和教义。”姚先生引用了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所指从文艺复兴以降人本主义传统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s），过渡到后现代成了“迷你叙述”（Mini Narratives），变成了“局部的、部分的、特殊地区的、特殊个人的、少数族群所发生一些临时性、偶然性、相对性的东西”。姚先生认为“现代主义”的重要作家，他们的作品即使悲观、失望，表露出某种哀愁，或是怀旧，可是基本上还是蕴含着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关怀。他举出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契诃夫的剧本等，“都不是自我的小问题，都有大关怀在内”。对于后现代作品中流行的“戏拟”（Parody）与“拼凑”（Pastiche），姚先生亦颇有微辞。“到了后现代，这种剧作方式（指“拼凑”）移植到文学上来，便是东抄一段、西抄一段，毫无关联地放在一起，这边模仿张三一段，那边模仿李四一段，于是就并成一个作品。姚先生对此现象百思不解，他后来联想到台湾电视的现象，得到一个比喻：台湾电视台自第四台开放后，有好几十个频道，台湾观众看电视的习惯，拿着遥控器，这里看一点，那里看一点，不是从头到尾看一个节目，而是由完全不相关的碎片拼凑起来。“拼凑”的作品，就像电视片段的集锦，没有了整体，只是一堆彼此连接不起来的碎片。

据我了解，姚先生对文学戏剧的看法绝不保守，他曾经对台湾实验剧场的推动不遗余力。他也不是刻意避俗，他一定知道中国传统小说戏剧一向是雅俗共赏的。但是作为一个受过古典主义训练的美学家，姚先生笃信文学戏剧是一种艺术创作，有其特定的艺术形式，即使其内容结构千变万化，总也要遵守一些基本的美学原则。我想姚先生必然深知现代主义的文学、戏剧、艺术当年兴起之时，对古典美学传统的颠覆性是何等猛烈，但现代主义的作家们马上寻找到了一套新的美学法则、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作为规范。现代主义之衰退当然有其时空背景，我想姚先生不是在留恋一个已经过去的文艺运动。现代主义的“警句”已出，不朽作品已经传世，不必为其消逝而惋惜。姚先生毋宁是在关切后现代在“颠覆”了古典、现代的美学传统之后，如何再重建后现代的新美学呢？这个关切，在他另一篇文章《后现代剧场三问》里，提出了更具体的疑问。

那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中外文学》，文章里，姚先生举出后现代剧场一些过激的现象：例如否定剧本存在，将文学排出了剧场，导演取代了剧作者，演员不受脚本的拘束任意发挥，一切的先在性与可约束性都给否定了，于是一些古典名著也就被随意改编得面目全非。姚先生对于这些完全“颠覆”剧场艺术原则的做法，显然是无法苟同的。

《文学往何处去》一文最后论到学术界文学批评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便是文学批评几乎完全演变为文化批评”。文学研究者言必种族、性别、阶级，这些原本属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研究议题，喧宾夺主，反而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欧美学界此风更加为烈，美国大学的文学系，四五十年代以耶鲁大学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华伦（Robert Penn Waren）等人为首建立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学派，提倡精读文本的文学研究方法，曾经独领美国学界风骚二三十年，现在这种主张以文学论文学的学派已被推翻打倒，美国大学的文学系大门大开，各种社会科学的文化研究者蜂拥而入，文学研究也就变了质。文学不再被视为一门独立艺术，而沦为各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始材料。姚先生引用索乐士（Werner Sollors）一九九三年一本书中，归纳出一些文化研究者从文学中找出来的一些研究题目：

姚先生自己还加了“少数族裔、边缘的族裔、女性书”等等，但姚先生问道：“请问大家这些所谓的主题，与文学有无大关系？”严格的说，恐怕关系不大。

文学作品当然可以描写反映这些主题，但书写这些题目的文章不一定就是文学，更不一定就是好文学。“新批评”学派盯紧文本精读，可能视野狭隘了一点，但的确是正宗的“文学研究”。现在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范围宽了，无所不包，却往往离题太远，有些研究与文学本身实在没有什么关系。美国大学东方语文学系的研究生，不需要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下来，只要从马王堆里找出一张古药方作篇论文，也可以得到博士。据说现在美国语言文学博士生求职，如果论文不涉及种族、性别、阶级等等流行议题，便很难找到职位。我参加过一个甄试会议，一位谋求中国文学教职的候选人宣读论文的题目是梅兰芳，通篇所讲的却是梅兰芳的性别问题，梅派京剧艺术一字不提，当然，那篇论文跟中国戏剧根本扯不上关系。

文学研究为了因应八九十年代一些政治、社会运动，已经“政治化”了，文学本身看起来似乎已无举足轻重。于是有些人便提出疑问：文学是不是已经死亡了？或者说，文学会不会死亡？姚先生在《文学往何处去》结尾时，对这个问题很肯定的答复：“文学绝对不会死亡，除非语言已经死亡。”姚先生认为“即使现在电脑时代已经来临，但电脑网络也要使用语言，有些年轻学生在BBS站上发表诗，也不能说它不是文学吧。”姚先生的结论是，文学会变，但不会死亡：

姚先生在这篇演讲稿中，说了一些与当世文学走向“反潮流”的话，有的话恐怕还有点“不中听”。因为是篇演讲稿，不像姚先生一些有关美学的论文那样严谨推敲，但正因即兴而发，反而令人感到姚先生语重心长，是篇由衷之言。姚先生生前是如此热爱文学，尤其热爱戏剧，爱之深，不免责之切。他临终前还急着将这篇演讲稿寄给我看，想必姚先生也知道，他的一些论点，我一定会赞同的。我想文学写的不外乎人性人情，只要人性不变，文学便有存在的必要。

最近英美文艺界突然又掀起了一阵简·奥斯汀（Jane Austen）及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热，两人多部小说都改成了电影、电视，美国几家大书店又把他们几部名著——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感性》、《爱玛》、《傲慢与偏见》，亨利·詹姆斯的《仕女图》、《华盛顿广场》、《鸽翼》都放在最醒目的地方，与畅销书为伍了。简·奥斯汀可以说是英国小说的“青衣祭酒”，亨利·詹姆斯却是美国小说的一代宗师，两人都被英国名文学批评家李维斯（F. R.Leavis）归入他那本挑选甚严的《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中，可以说是英美文学的正宗主流。有意思的是，两位大师被改成电影、电视，又成为畅销书的几本小说，写的都不过是找丈夫、嫁女婿，最近人性人情的一些“俗事”，只是简·奥斯汀笔下的英国女孩比较精明，都挑中了好男人，喜剧收场，而亨利·詹姆斯的美国女性则比较天真，上了坏男人的当，受到教训。在这个世纪末，美国的婚姻制度已经濒临破产（离婚率已超过百分之五十），美国读者又回头一窝蜂读起奥斯汀、詹姆斯的小说来，是不是想从这两位大师的文学作品中去汲取一些人生智慧，重新学习男女相处之道？人性人情大约总还脱离不了男男女女以及男男、女女这些牵扯纠缠，即使当今的电脑网络族恐怕也难逃离这张天罗地网，而描写人性中最微妙复杂又难以捉摸的这些东西，还是文学最当行。因此，我也颇有信心的要回应姚先生最后留给我们的话：“文学是不会死亡的！”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