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许芥昱，完全是因为卓以玉的关系。虽然很早我便看过许芥昱的著作并且采用他编译的《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选》做过课本，但直到两年多以前，卓以玉与许芥昱到圣芭芭拉来访，我们才会面。那是一次值得纪念的聚会，那不仅是我第一次见到许芥昱，也是我跟卓以玉香港一别三十年首次重逢。

我们家里都叫卓以玉“老卓”，老卓是我三姊先明在上海中西女中的初中同学，也是明姊少年时最要好的朋友。中西是上海的“一女中”，有点贵族化，学生住校，宿舍很讲究，我去过一次。家人送东西给明姊，我跟着去看她。没想到宿舍里全是叽叽呱呱跳跳蹦蹦的大女生，着实吓了我一跳。明姊拉着她的同房同学，笑着跟我介绍：“这是老卓。”小时候我跟明姊最亲近，我有两只小狮子狗，分了一只给她。明姊的好朋友，自然我也感到亲切，所以也跟着叫卓以玉“老卓”。后来大陆变色，我们到了香港，卓以玉一家也搬去了，恰巧住在我们隔壁街，“老卓”与明姊在圣玛丽仍是同学。她的弟弟以同跟我在小学同班，因此，我们两家来往更勤了。直到我到台湾，卓以玉姊弟去了美国，大家才失去联络。

那天卓以玉与许芥昱来访，我仍然叫卓以玉“老卓”，一见面便谈起许多童年往事来，大家都记得很清楚，非常兴奋。三十年来的人世沧桑，一下子都扫到旁边去了。我们讲的是四川话，不仅因为许芥昱是四川人，事实上我们都算属于“重庆的一代”，四川话可以说是“抗战语言”。现在台湾的军眷区还保留着这个传统，一说四川话似乎马上便唤起“重庆精神”来。我跟卓以玉叙过旧后，下半夜，完全是在跟许芥昱谈话，老卓反而坐在旁边当听众了。原因是我有几个急迫的问题要请教许芥昱。许芥昱在一九七三年曾到中国大陆探亲，他是极少数在“四人帮”当权的时代，窥见中国大陆真面目的海外知识分子，而且还在阻碍重重的情况下，访问了一些作家，尤其难得的是他见到了沈从文。沈从文是我最敬佩的三〇年代作家，我指导过一个美国学生写关于沈从文的硕士论文，有关沈从文的消息，对我来说，简直如获至宝。多年来我们只知道沈从文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古物研究，其他一无所知。许芥昱七四年出版那本《中国文坛近况》，可以说是“文革”以来，首次有关沈从文的报导。沈从文抗战时在西南联大教过许芥昱，而且教他小说创作，由许芥昱写他的老师，当然更加亲切体贴。“老师，你的创作生涯呢？”许芥昱急切地问，沈从文无言以对，只好说他的生活经验贫乏，无法再创作。许芥昱痛惋地追问：“可是老师，你有过那么多的经历——？”沈从文当然也不便深加解说了。那时正值“四人帮”凶焰万丈时，一言可致杀身之祸。许芥昱了解他老师的处境，所以书中那一段写来十分委婉，但是字里行间却充满了怅恨和惋惜，非常感人。直到“四人帮”倒台，八〇年沈从文访美，在加大伯克利校区演讲，才算回答了许芥昱七三年的问题，他说新政府对文学有了新的要求，他本人达不到那些要求，所以便停止了创作。

由访问沈从文我们的话题就自然而然转到了“文革”。一谈到这场中国人的大浩劫，我们的酒也喝得多起来，情绪也变得激昂了。二十世纪六〇年代的中国怎么会发生如此荒谬绝伦的大悲剧？一个号称礼仪之邦，以精神文明自豪的民族怎么会沦落得如此野蛮凶残？许芥昱一直激动的讲下去，讲到深更，讲到半夜。他承认七三年那次到中国大陆提心吊胆，他的房间被突击搜查，相片胶卷全被抄走，似乎等于递解出境。“四人帮”时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许芥昱那次算是有惊无险。但他说他的亲友却因此受到不少连累，

许芥昱在抗战时期曾经从军，是真正抗战的一代。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因为生于忧患，国家民族意识特强。胜利后，不少人出国留学，大陆遽然变色，这一群抗过日的中国知识分子，淹留海外，悠悠几十载，花果飘零，家国身世的感慨，特别深沉。黄遵宪咏明末诗人朱舜水羁留日本的两句诗，“海外孤臣竟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道尽了“海外孤臣”的悲哀，那晚我听了许芥昱的“故国行”，亦深深感到他蕴藏在内心深处那一股无法排解的文化乡愁。

八〇年春季我到伯克利客座讲学，许芥昱跟卓以玉都在湾区，所以见面的机会比较多。我一到伯克利，卓以玉便请我吃饭。久闻“老卓”手艺非凡，那晚八道海鲜，碟碟活色生香，简直是艺术家的杰作。卓以玉是才女，书香世家，能诗能画，又能设计首饰家具，而且样样别出心裁。她的家里挂满了字画，有的是她画的，有的是许芥昱画的。卓以玉八〇年夏天曾到台北开了一个个展，她的画色泽鲜润，富有流动的旋律，多半抽象的花卉，令人喜悦，令人忘忧，那天席间还有殷太太（张兰熙女士）及陈若曦等人，后来大家又唱起歌来，许芥昱的嗓子好，唱了许多老歌。有一首是卓以玉作的词，陈立鸥教授作的曲，歌的名字就叫《天天天蓝》，歌词是这样的：

这首歌的歌词天真自然，曲调优美。卓以玉后来告诉我这是许芥昱最喜欢的一首歌，他过世前没有多久，在一次宴会上还唱过。卓以玉说，这首歌是她十几年前写给许芥昱的。

一九八〇年冬天，沈从文夫妇居然有机会到美国来访问。我特别飞到旧金山去会见这位三〇年代的前辈作家。许芥昱安排我们在卓以玉家中会面。沈从文已近八十，可是面色红润，精神清健。我心中暗忖：不知靠多大的智慧及运气，这位老人才能逃过“文革”这一劫。那晚又是卓以玉隆重招待，而许芥昱在一旁一直执弟子之礼，至为恭谨。吃完饭，沈从文放幻灯片给我们看，他研究历代服饰，极负盛名，已成一书。老人的学识之渊博，记忆之清晰，令人吃惊。他愈讲愈兴奋，额上的汗也出来了，声音也嘶哑了。看到这位三〇年代名小说家讲解千百年前中国妇女的头饰、衣结认真到忘我的境界，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惆怅与惋惜。小说家应该创作写小说，历代服饰应由考古学家去研究。但在无法创作的环境中，研究古文化，应该还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吧！许芥昱在他那本《中国文坛近况》中提到，沈从文担忧文物研究，后继无人，我突然醒悟到沈从文投身研究古代文物，不仅是消极的逃避，也是积极抢救，在继绝学，在扶植中国传统一线香火使之不坠。“文革”的大破坏差点把我们民族文化的根都斩断了。在那个黑暗时期，也许研究古物比写小说更迫切吧。但沈从文是三〇年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如果要我选三篇“五四”以来三十年间最杰出的短篇小说，我一定会选沈从文一篇，大概会选他那篇震撼人心的《生》。事实上我认为沈从文最好的几篇小说，比鲁迅的《彷徨》、《呐喊》更能超越时空，更具有人类的共性。鲁迅的《药》是一篇杰作，但吃人血馒头到底是一个病态社会的怪异行为，而《生》中玩木偶戏天桥老艺人的丧子之痛却是人类一种亘古以来的悲哀。然而中国大陆多年来竟一直没有印行沈从文的那些杰出的文学作品。沈从文有一次告诉他的孙女他是个作家，他的孙女说：“你吹牛！”“听说台湾也禁我的作品呀。”沈从文唏嘘道。第二天在加大演讲，以沈从文作品写硕士论文的我那个美国学生白圣恩也到了，演讲毕，白圣恩把一份他的论文副本呈献给沈从文，我笑道：“礼失求诸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恐怕要靠外国人来替我们保存了。”

去年春天，许芥昱与卓以玉又开车到圣芭芭拉来，而且车上还带了全套的画具，各型画笔、颜色宣纸，连作画用的台灯台布也扛了出来。许芥昱觉得我家的布置太素了，壁上字画屏条多是水墨，便用朱砂写了一幅字送给我，卓以玉加以润饰，又点缀了几朵梅花。他们两人大概旅行到哪里便画到哪里，诗画唱和，潇洒之至。可是那却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许芥昱。近来常在报刊上看到他的文章及有关他行踪的报导，好像这一年他干得特别起劲，特别急促，好像要在短短剩余的旅程中，赶着完成许多计划似的。他告诉我他正在筹划写一本中国现代作家访问录，他把我也包括了进去，并且说，我的小传，他要亲自动笔。看见那样一个兴致勃勃充满活力的生命，真不能相信一刹间会让北加州的狂风暴雨卷走淹没。一月四日的意外，许芥昱走得不得其时，不得其所，令人痛惋、憾恨。但过去两年多自我与他相识以来，每次遇见他跟卓以玉在一起，我觉得他们两人都是快乐、富足、欢悦、知己和谐的。也许一个人在一生最后的一段，过的是幸福满足充满了爱的日子，在大憾中，也是一点补偿吧。

许芥昱出事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卓以玉。我打电话去慰问她，“老卓”那几天，她一直在等待，希望门一响，许芥昱会走回来，因为许芥昱的遗体是过了几天才找到的。卓以玉把他们从前互赠的诗找了出来，她说令人吃惊，多年前诗中竟有许多谶语，她摘了几句。寄给我，我录在下面：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于加州圣芭芭拉

---原文刊于《中国时报》及《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