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多次到大理街《中国时报》去拜访余纪忠先生，很多时候是应余先生之邀去谈论有关艺文的事情，时报的“海外专栏”、“人间副刊”的小说奖等等。但是他跟我谈来谈去，总常常将话题转到一个二十世纪历史转折的大事件上去。那就是民国三十五年春夏之际，抗战后国共争夺东北所展开的第一次“四平街会战”。余先生战后在东北任职东北行营的政治部主任，从事党务。这一战，他曾亲身参与。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对整个国共内战的胜负有关键性的影响，余先生是深为了解的。曾经参与这场关键性的战争，对余先生而言意义重大，所以事隔数十年，他还会常常对我就“四平街会战”细说从头。大概他认为我对这场战役会有兴趣，而且有一定的了解。因为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中，“四平街会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刻，家父白崇禧将军衔蒋中正主席之命飞往东北督战。余纪忠先生与家父在东北这场战役中，有过几次历史性的聚会。他把这几次重要的聚会曾经详详细细的描述过给我听。

抗战后国共内战启端在东北，东北的得失影响整体内战，而民国三十五年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实是决定东北战争胜负的一个关键。因为东北战略经济地位的重要性，战后成为国共抢夺的第一个目标，共军由林彪率领，十万大军结集在中长铁路上之重镇四平街，准备与国军做殊死战。国军方面由杜聿明指挥，人数相当，精锐尽出，有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陈明仁的七十一军，全为美式配备，分三路向四平大举进攻。双方拉锯不下，战况惨烈，南京政府蒋中正主席十分焦虑，所以才派父亲飞往东北督战，父亲刚发表为首任国防部长。余先生回忆当时，父亲一到，东北国军士气大振，三天内攻下四平，并继续往长春、永吉进攻。林彪部队大败，溃不成军，往松花江北岸哈尔滨仓皇撤退。此时马歇尔正在南京代表美国政府调停国共内战，向蒋中正施压停战。在此关键时刻，父亲向蒋中正主席建议，力主国军不顾一切，乘胜追击，收复北满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彻底肃清东北共军。蒋氏基于国内外种种复杂原因，始终未能采纳父亲此一关系东北国共胜负的重大建议，于六月六日片面下令停战。时国军孙立人所率之新一军，已追过松花江北岸，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此次停战，遂予林彪部队喘息机会，整军反扑，东北形势，自此逆转。后来林彪部队南下，破关而入，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多年后，蒋中正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对东北战争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认为那次停战，“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许多国军高级将领亦持同一看法。父亲到了台湾，每每提到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国军胜利在望，功亏一篑，以致遗患无穷，不禁扼腕叹惜。

难怪余纪忠先生对“四平”的遗恨，亦耿耿于怀，难以忘却。余先生战后在东北行营担任政治部主任，应该是他早年事业的一个高峰，而所从事的，又是关系国家兴衰的重任，他对那一段时期，遗憾中恐怕也有几许骄傲的。三年前，一九九九年底，我撰写父亲传记正好写到战后东北国共内战这一章，关于第一次“四平街会战”这一役，还有些细节需要求证，十一月赴台北，我希望能去访问余纪忠先生。那次余先生刚动完大手术，按理是不适于见客的，但他知道我是在写有关“四平街会战”的史实，竟破例接见了我，访问时，还让我录音。

余先生给人的印象一向是精力过人，神采奕奕，将近九旬高龄，年轻人不及。可是那次我看到他，到底大病初愈，竟有些憔悴，神情有些疲惫了。我访问的重点，是有关“四平街会战”十分关键的一刻，那一刻余先生与父亲都在场。国军攻破四平，正准备往长春推进，南京方面的命令是国军不得越过辽河，因有密报长春城中尚埋伏苏军六千，怕引起中苏冲突。杜聿明不敢违命，但力主北进。余先生回忆，父亲就在锦州往开原的火车上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除了东北将领外，还有吉林省主席梁华盛、旅顺市长朱锐元、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李俊龙，余先生也参加了。父亲一连声问杜聿明：“你有没有把握把长春打下来？”杜聿明速说有把握。父亲说：“那么好，你说你有把握，那你就下令进军，南京方面我来负责。”

说完便向南京方面发电报向蒋中正主席报告实况。那封历史性的电报，便是余先生在火车上拟的。国军没有停顿，从四平一直打到长春，未让共军有喘息的机会，林彪军队才败得如此狼狈。我问余先生父亲发给蒋中正那封电报哪里找得到，他说应该存在大溪档案里。余先生说完这段已经有点疲倦了。他若有所思的说道：“如果当初照你父亲的计划，一直打到哈尔滨去，恐怕就不是今天这个局面了！”他充满遗憾的口气，我在父亲那里也听过，大概当年参加过“四平街会战”的国府人员都有同样的憾恨吧。

谈完“四平街”，出我意料之外，余先生还没有要休息的意思，他的话锋一转，又转到台湾“总统”大选了，那正是大选前夕，国民党内部分裂，余先生忧心忡忡的分析，如果这样内斗下去，国民党的政权恐怕不保，他长叹了一声。

余先生的忧国之心，并没有因为他的年龄和身体健康而稍减。壮年的时候他忧心国民党的安危，晚年的时候他还是忧心国民党的存亡。余纪忠先生走了，一个忧患意识的时代也就真正结束。

---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二日《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