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吴德朗医师是在一九八四年，在洛杉矶市巴沙底那附近他的家中，他的家在半山腰的一个庄园，取名为“拉康雅达山庄”（La Canada），四周百年老树成荫，是个幽静的所在，与山下洛杉矶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红尘滚滚形成强烈对比。那次相会是因为老同学欧阳子跟她几个孩子到洛杉矶来住在吴德朗医师家，我去接欧阳子全家到环球影城去参观，因此结识了吴医师。原来欧阳子与吴德朗是姻亲，她的妹妹洪悠纪医师就是吴太太。我在大学时常去欧阳子家，见过悠纪的。人与人见面就是缘分。我相信医生与病人之间更存在一种微妙的“医缘”。就是那次见面后，没想到日后吴德朗医师竟成为我旅居台湾时的主治医师，而且我其他三位住在台北的兄弟都成为了吴医师的病人，一直蒙他照顾。吴德朗医师是心脏科权威，名满天下，而且是位日理万机的忙人，因为他身任长庚医院的大总管决策委员会的主委。我们几位兄弟在他百忙中还能受到他的治疗，真是福气。

事实上我在洛杉矶见到吴德朗医师那次，正处于他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他在南加州大学医学院担任心脏科正教授，那时他还未到四十岁。南加大的医学院在美国相当有名，一个年轻中国人能担任医科正教授，学术成就必有过人之处。原来吴德朗医师在心脏电理学方面早已扬名国际，发表过数篇重要论文，所以南加大才破格聘请，当时他的太太洪悠纪在洛杉矶极负盛名的“希望之城”（City of Hope）医疗中心任职，两人在美国高薪高职，过的应该是优渥生活。但吴德朗医师却毅然放弃了他在美国的优职，回到台湾，应台塑董事长王永庆之邀，创办长庚医学院（后改为长庚大学）。吴德朗医师昵称长庚医学院是他的“心血结晶”（Brain Child），这所异军突起的医学院，的确是他一手打造成功的，可以说是他医学理想的实践。近年来长庚大学在教学研究评定中往往名列前茅，可见当初建校时的理念正确根基扎实，才有日后茁长的可能。年初我应邀到长庚大学作了一场介绍昆曲《牡丹亭》的演讲，我直觉感到，长庚大学很多地方与美国一些大学相似。事实上，把美国的医疗行政制度引进台湾的医疗系统一直是吴德朗医师的愿景。美国医疗系统的优点在于讲求效率，尊重病人权利，当然，医生临床训练也是比较严格的。其实吴德朗早有返回台湾、服务家乡的抱负了。一九七八年长庚医院成立不久，吴医师曾应邀返台在长庚工作过一段时间，有一件事情特别促使他要回来投身于台湾医疗系统的改革。有一次吴医师的母亲患病住进医院，因为没有送礼，当时的总住院医师竟要将吴医师母亲赶出病房。吴医师感受颇深，身为医生，自己的母亲生病却无法得到应有的照顾，台湾的医疗系统的确需要改革。吴德朗医师回到台湾服务于长庚医院，一直擢升到决策主委的高位，又创办了校誉日隆的长庚医学院，悬壶济世的理想，应该大部分已经达到了，但这绝非一条一蹴而至的捷径，抵达他“理想的国度”，须经千山万水，多少个人的努力，超人的意志力，以及各种机遇的凑合，才成就了这样一位才德并修的心脏科名医，医疗行政的领袖人物。读吴德朗医师的回忆录《理想的国度》，就如同读一则典型的“台湾成功故事”，对年轻读者，尤其有励志作用。

吴德朗医师来自彰化乡下一个叫做十三甲的小村庄。父亲原为小学教师，后来当上副乡长，是小康之家，但二二八事件时，父亲受到牵连，曾逃亡一年半，吴家顿时陷入困境，最困苦的时候，吃过番薯签饭。幸亏祖母坚强，撑住全家。祖母出身书香世家，祖先六七代均为名医，自己爱好品茗赋诗，而且精通医术，吴德朗自幼受阿嬷熏陶，从小就是个读书种子，学校成绩一向名列前茅。二二八过后，父亲虽平安归来，但却列入了黑名单，不能再任教书公职，只有回家耕田，成了农夫。吴家又从地主变成了自耕农，家境每况愈下。这又是一则台湾的悲情故事。但吴德朗却能从家道中落的艰难环境中一路奋扬向上，考上台湾学生最羡慕的台大医学院，但昂贵的学费却是靠家中父母养猪换来的钱。吴德朗自己分析他致力学医是因为家学渊源世代为医的影响，而且台湾人的传统观念下，医生行业，社会地位崇高。我记得早年台湾，有些家庭子弟考上台大医学院，亲友还会登报致贺的。吴德朗当年大概也曾替家里争来不少面子。

成为一代名医，除了精湛的医术外，人格修养都是决定因素。我跟我的几位兄弟都有同感，每次给吴医师看完病回来，就好像服下一颗定心丸，病去掉一半。吴医师给人的感觉是性格爽朗豁达，谈吐风趣幽默，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安定力量立刻带给病人信心与希望。他这种安定人心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我想从他的自述可以找到答案。

吴德朗医师在学生时代除了勤读医学之外，同时也开始培养文学音乐的兴趣，他广读中外文学作品，由《水浒》、《红楼梦》读到存在主义的萨特、加缪，由海明威、斯坦贝克一直念到台湾的乡土文学，连我与欧阳子几个人创办的《现代文学》他也看过。当然，在那个精神分析盛行的年代，他也曾涉猎过弗洛伊德的几本经典之作。他甚至认为一个好医师，不管是什么科，也应该是一位好精神科医师才对。因为精神分析可以帮助医师提高与病人讲话沟通的技巧。音乐，尤其是西方古典音乐是他的终身爱好，他对音乐不止于欣赏，而且还研究乐理乐谱，他在芝加哥行医时期，是著名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忠实听众。此外，他还是一个影迷，每星期看一次电影，中外名片都看光了。我想吴德朗医师深厚的人文素养，以及他对生命、生活的热爱（他是个美食家，而且精于品酒），都是使他成为现代“儒医”的基本条件，他深切了解“人”的问题，而不仅是人体的毛病。

医学教育一直是吴德朗医师《理想的国度》中重要的领域。他创办长庚医学院之前，曾在台北医学院、中国医药学院教学，在后者长达二十年，桃李满天下，吴医师的教学理念医术医德并重。他不仅要求学生在医理上受严格训练，更注重教导学生人格的修养和做人的道理。大概他认为，只精于医术，并不足以真正成为一个好医生。他认为“医学是研究‘生老病死’的学问”。这个看似平常的道理，其实就是概括了人生最大最深的一门学问。医院本来就是一个“生死场”，“生老病死”都是医师每日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我常常在想，要当一名“好”医生，需要多么坚强的理性、勇气，同时又要怀有多深的慈悲与哀矜之心，来扶助病人经历生死大关，尤其是心脏科医师（在美国，心脏病是第一杀手），与死亡的接触如此频繁，对生命能不凛然敬畏？所以吴德朗医师始终谆谆告诫他的学生：“医师的对象是人，活生生的人。”他又说：“我治疗的是人，不是心脏。”我想可以这样说吧，在吴德朗医师的教育理念里，“医学”其实就是“人学”。“人本主义”是他医学教育的核心，病人、病人，“病”字下面切莫忘了那个“人”字。

无论教育与行政的事务如何繁忙，吴德朗医师从来没有中断他作为医师的本职，他在长庚的门诊一直是挤得满满的。他的另一个重要的医学理念是：医师可以从病人身上汲取最宝贵的经验。吴医师在他的病人身上，花了最多的心血。他自己年轻时在芝加哥期间患上肺结核，曾休养长达一年，这段经历使他对病痛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使他学会了日后如何给病人希望，对病人的苦难有感同身受的体认。吴医师自称没有一定的宗教信仰，但他对待他的病人，却满怀着宗教式的悲悯。八〇年代，他的病人中有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太太，子女远在美国，老太太心脏衰竭，病得非常严重，看过几个医生并无起色，后来转诊到吴医师处，吴医师悉心替老太太治疗，把病情控制良好，又多活了六七年。最后老太太身体转弱，中风住院，人已昏迷，吴医师把老太太的子女们召集前来，解释给他们听，他们的母亲已没有生还希望，如果他们同意，决定不再给她拖延生命的治疗。吴医师告诉他们，他做出这个抉择自己也很痛苦，因为他也跟他们的母亲有六七年情谊了。两天后，老太太安详地离去。吴医师告诉家属：“对不起，我的能力十分有限……”出乎意外，家属竟然全体跪下，向吴医师致谢，令吴医师深为感动。医师对末期病人的最后职责，大概就是让他能安详地离开人世吧！

二〇〇〇年夏天，我在美国心脏病突发，冠状脉堵塞，紧急开刀，做了绕道手术。那年秋天我回到台湾去看吴德朗医师，他替我做了详细验查，包括心电图等，他对我微笑说：“你恢复得很好！”那一次，他竟没有收费，不知道是否他看到我胸口上那道长长的疤痕，心有不忍，算是对我的一种安慰吧！但我回到台湾，就感到很安全，因为我知道，有一位举世闻名的心脏科权威在那里，可以作医疗的靠山。

---二〇〇五年一月十六日《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