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地在一篇文章中感叹，近二十年来，台湾人过惯了丰裕生活，把从前物质匮乏的穷苦日子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台湾的新人类世代恐怕连“克难”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都不甚了了。说真话，要不是最近读到隐地的文章，我也很久没有在台湾的报章杂志上看到“克难”这个词儿了，台湾人大概真的把当年那段克难岁月早已淡忘。

在隐地和我这一代的成长时期，台湾社会的确还处在一切因陋就简的“克难时代”。这个“克难时代”大约从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算起，跨过整个五〇年代。“克难”一词除了意味经济上的贫乏，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意义，那时刻国民党在大陆新败之余，两百多万军民仓皇渡海，政府在台湾面临的内外形势，是何等严峻。当时台湾的物质生活困苦，要大家勒紧肚皮又要维持士气于不坠，怎么办？叫几声振奋人心的口号倒也还能收一时之效，“反共抗俄”、“反攻大陆”，在五〇年代是喊得很认真的。“克难”也变成了那个时候一句口头禅，大家都有一种共识：国难当前，一切从简，眼前困境克难克难也就撑过去了。当然，克难也有克服万难的积极意义，所以还有励志作用。当时台北有一条街就叫克难街。台湾出产的香烟也有克难牌，跟新乐园不相上下，据说军队里的老士官爱抽这种烟。克难街从前就在南机场那儿，在我的印象中，是一条相当破败的街道，所以才叫“克难”。隐地最近有一篇文章写他的少年流浪记《搬搬搬，搬进了防空洞》，最后栖身的那个防空洞，就在克难街口。台湾的克难日子早就过去了，所以克难街也就改了名称，一分为二：国兴路与万青街。现在青年公园就在那里。

舒服日子容易过得糊涂，倒是苦日子往往刻骨铭心，难以忘怀。最近隐地在“人间副刊”及“联副”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追忆他青少年时期那段克难岁月，这些文章一出，令人大吃一惊，原来隐地还有这等沉重的心事，竟埋藏了四十多年才吐露出来。隐地当然是个资深又资深的老作家，算算他连编带写的书，迄今已有三十余种。他写过小说、散文、格言各种文体，而且到了五十六岁突然老树开花，写起诗来，一连出版了三本诗集，台湾诗坛为之侧目。隐地写得最多的其实是散文，“人情练达即文章”用在隐地这些散文上最合适，他的“人性三书”、《翻转的年代》，还有两本“咖啡”书：《爱喝咖啡的人》、《荡着秋千喝咖啡》，都是隐地看透世情、摸透人性之后写出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个特点，无论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或是白云苍狗、世事无常，作者多半冷眼旁观，隔着一段距离来讲评人世间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而且作者的态度又是出奇的包容，荒谬人生，见惯不怪，有调侃，有嘲讽，但绝无重话伤人。因此隐地的散文给人一贯的印象是温文尔雅，云淡风清，他自己曾经说过：“散文，最要紧的就是平顺。”平顺，就是隐地的散文风格，但隐地最近发表的这一连串告白式的文章，与他过去的风格有了显著的不同，就如同由这些文章结集成书的名字《涨潮日》一样，暗潮汹涌，起伏不平，因为作者在写他自己彷徨少年时的一段痛史，少年的创伤是如此之深且剧，客观平顺的散文，已无法承载这些埋藏了四十多年伤痛的重担了。

隐地少年的创痛，直接来自他的父母，间接来自政府迁台贫穷匮乏的大环境。写自己的父母本来就难，亲子间的情感纠葛，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如果父母根本就是自己痛苦的缔造者，那下笔就更难了。尤其是中国人，多少总受儒家思想的制约，写到自己父母，不免隐恶扬善，不像有些美国人，写起回忆录来翻脸无情，把父母写得禽兽不如，也许真有其事，到底不足为训。隐地父亲事业失败，终身潦倒，母亲不耐贫穷，离家出走，少年隐地，摆荡在父母之间，经常衣食无着，三餐不继，甚至漂泊流浪，居无定所，青涩年纪早已饱尝人生辛酸委屈，对父母的怨怼，当然不止车载斗量了，所以要等四十余年，经过了解、理解、谅解的艰难过程，终于与人生取得最后和解，才开始把他心中的积怨与隐痛化成感人文字。对作家隐地来说，这恐怕也是一道必需的疗伤手术。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隐地家这本经加倍难读。先说隐地父亲，本来是温州乡下的农家子弟，因得父母宠爱，卖田让他完成大学教育，当时农村有人上大学就好像古代中科举一般，是件天大的事，何况隐地父亲念的是燕京、之江两所贵族名校，又念的是英文系，在当时，以这种高人一等的学历，无论入哪一行，都应该前程似锦的。隐地父亲在北京杭州这些地方见过世面，当然不甘蛰居在温州乡下。虽然家里帮他娶亲，还生了两个男孩，他还是抛弃妻儿，只身到上海求发展去了。在上海，遇见了隐地母亲，一个嫁到上海的苏州姑娘，生过一个女儿，丈夫去世后，留在上海讨生活。于是年轻的隐地父母便在一起一同编织着“上海梦”，三〇年代，上海是无数中国青年的冒险天堂。奇怪的是隐地父亲精通英文，却没能在十里洋场发达起来，而且民国三十五年却跑到台湾在一女中做了教书先生。刚到台湾那四五年，隐地一家住在台北宁波西街一女中的宿舍里，那是全家生活的高峰，因为隐地父亲拿到上海种玉堂大药房的代理权，售卖种玉丸，据说吃了这种丸药，容易受孕，因此生意兴隆。可是共产党一进上海，种玉丸也就断了来源，从此全家便往下坡直落。隐地父亲不安于教职，一心想做生意赚钱养家，可是做一行赔一行，最后连教书工作也丢了，被一女中赶出了宿舍。经济窘迫，促使家庭分裂，于是隐地跟着他父亲开始了他的坎坷少年路。隐地的父亲对他说过人生像潮水，有涨有退。可是父亲的涨潮日等了一辈子也没有来临，六十九岁，抑郁以终。写一个彻底失败的父亲，隐地写得相当坦率，有时坦率得令人不忍，但大致上他这些自传性的回忆文章，都能做到“哀而不伤，怨而无诽”，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要靠一手文字功夫以及一颗宽容的心了。

隐地父亲年轻时曾是个衣架子，瘦高身材，穿着笔挺的西装很登样，所以隐地母亲常常对他说：“你父亲穿起西装来，真是有派头！”可是又紧接一句，“西装穿得笔挺，我怎么会想到他两袋空空！”在隐地的记忆中，他这样描写父亲：

一套西装，写尽了父亲潦倒一生。事实上在隐地笔下，父亲是个老实人，还有点烂好人，日本友人赠送的一幢楼房会被亲戚骗去卖掉，隐地母亲把所有积蓄换成金条缝在棉被里，让他父亲带去香港跑单帮，朋友开口，居然轻易被诓走，这样没有计算的人，怎能做生意？这就注定了父亲一生的失败。

隐地写到他母亲，也是爱恨交集的。母亲的倔强个性，不肯向环境低头认输，好面子爱打扮，一手好厨艺——这些都是隐地佩服母亲的地方。在父亲那边常常挨饿，到了母亲那里，母亲总会设法让他填饱肚子，即使家中缺粮，母亲也有办法带着饥肠辘辘的隐地到处去打抽丰，同安街郁妈妈家，福州街杨妈妈家，还有厦门街的陈家好婆，隐地这样写道：

这段表面轻松的文字，蕴含了好强好面子的母亲无限辛酸。事实上隐地母亲本身就是一位烹调高手，隐地称赞他母亲烧出来的江浙菜，台北饭馆无一能及。我也尝过隐地母亲的手艺，她那道嫩蚕豆羹绝不输于台北叙香园的招牌菜。如果隐地父亲事业成功，家境富裕，他母亲也许就顺理成章做一个能干称职的好主妇了。然而“贫贱夫妻百事哀”，中国家庭的悲剧，大都起源于油盐柴米。

隐地的哥哥从香港带了一件皮夹克送给他，那时候，男孩子穿皮夹克是件很骚包的事，隐地喜欢穿了皮夹克去逛西门町，可是那件皮夹克却常常无翼而飞：

一件皮夹克写出了母亲的穷途末路，经常要拿儿子的衣服去典当，母亲必然已陷入绝境了。

环境不好，母亲的情绪也变得暴躁不稳。隐地十三岁的时候，母亲睡午觉，隐地翻书包将一只铅笔盒掉落地上，母亲惊醒从床上跳起来，一只瓶子便掷向了儿子，接着一顿狠打，木屐、砖头也飞向他来。十三岁的隐地狂奔逃家，逃到明星戏院混至天黑才敢回去。疼爱他的母亲，痛打他的母亲，都是同一个人。后来母亲离家出走，跟了王伯伯，母子间的裂痕就更难弥合了。

隐地的诗与他散文的风格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隐地开始写诗时，早已饱经人生风霜，已无强说愁的少年浪漫情怀。他诗中处处透露着老眼阅世，臧否人生的睿智与幽默，诗写得轻松愉快，所以广为读者所喜，可是有一首诗《玫瑰花饼》却不是这样的，无意间，隐地又一次真情毕露：

这首小诗相当动人，幽幽的渗着一股人生悲凉。为什么走过牯岭街无端端悲从中来？因为牯岭街一带正是隐地少年时流浪徜徉的地方，被母亲追打逃家出走，就是跑到牯岭街上。已过中年的隐地，蓦然回首，无意间触动了少年时的伤痛，有感而发，写下《玫瑰花饼》，这首诗的风格，与《少年追想曲》一系列的散文，基调是相符的。无论诗文，隐地写到少年彷徨时，总是情不自禁。

狄更斯年幼家贫，父亲不务实际，全家经常借贷度日，后来狄更斯父亲因欠债坐进了监牢，十二岁的狄更斯一个人在伦敦流浪，自己赚钱谋生。狄更斯幼年便阅尽伦敦的形形色色，所以日后他小说中的伦敦才写得如此多姿多彩。隐地少年时在台北搬家的次数恐怕少有人及，自从被一女中从宁波西街的宿舍赶了出来，隐地一家人便像失去了舵的船，四处漂泊，从东门町搬到西门町，从延平区搬到南机场的防空洞里，台北好像哪个角落他都住过了，难怪隐地对于老台北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五〇年代的台北，在他的文章里就显得非常具体实在。隐地写自己“成长的故事”，也就连带把那个克难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台北风情勾画了出来，而且点染得栩栩如生。那时候的西门町是“我们”的西门町，是我们去万国戏院、国际大戏院一连赶几场电影的时代，詹姆斯·狄恩主演的《天伦梦觉》，触痛了多少当时台北的少年心。葛兰在“总统府”对面的三军球场跳曼波，震动了整个台北城，几千个年轻观众跟着喝彩吹口哨，跟现在的新新人类一样high。克难时代也有穷开心的时候。

看完了隐地这些“少年追想曲”，不能不佩服他在那样颠沛流离四分五裂的环境中，居然还能逆来顺受向上茁长，日后开创出“尔雅”的辉煌局面来。他这些文章，对于一些正在贫困中挣扎的青年，可以当作励志读物。

---二〇〇〇年八月《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