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男子二十称弱冠之年，要行加冠礼。《礼记·冠义》：“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可见古时这项成年仪式是极隆重的。当隐地告诉我他的心肝宝贝“尔雅”今年竟然已达弱冠，我不禁矍然一惊，就好像久不见面的朋友劈头告诉你他的儿子已是大二生了，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那个小孩子没多久以前不是明明还在念国中吗？人对时间的流逝，心理上压根儿要抵制，所以时常发生错觉。“尔雅”创业书王鼎钧的《开放的人生》当年畅销的盛况还历历在目，好像只是昨天的事，一晃，怎么可能，“尔雅”已经创立二十年了。大概王鼎钧那本书名取得好，“尔雅”一登场就是一个碰头彩，一开放就开放到如今，仍旧是“尔雅”的畅销书。沾过出版一点边的人都知道，在台湾出版文学书籍是一番多么坚苦卓绝而又劳民伤财的事业，能够撑上三五年已算高寿。眼前我们看到的这几家历史悠久的文学出版社，其实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幸存者，而许多当年响当当的出版招牌，随着时间洪流，早也就一一灰飞烟灭了。

隐地与我同庚，都是在七七战火中出世的，可谓生于忧患。我们那一代的文化工作者还继承了一些“五四”浪漫余绪，对于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怀有过分的热忱以及太多不切实际的憧憬。开始是写文章，抒发己见，次则聚合三五文友，有志一同，创办同人杂志，后来大概觉得杂志格局太小，影响有限，干脆办起文学出版社来。我自己办过文学杂志，也开过文学出版社，当然最后钱赔光了，也就都关了门。可是隐地却撑了下来。我知道，这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因为我亲眼看他如何开始投身出版事业的。

这又得从头说起，推回到台湾出版界的天宝年间去了。开台湾文学出版社风气之先，还得首推“文星”。六〇年代初，“文星”老板萧孟能策划出版的那套“文星丛刊”，如一阵清风，吹进了台湾当时正在蠢蠢欲动的知识界。“文星丛刊”那一套精美朴素的袖珍本，是当年台湾知识分子以及学生们的精神食粮，萧孟能有心将“文星丛刊”比照日本“岩波文库”，一直出下去，谁知当局一声令下，“文星”便被查封了。

“文星丛刊”最后一批书是欧阳子、王文兴及我自己的三本小说集。我们初次结集出版，刚兴冲冲接到“文星”的书，接着“文星”便关门了，那是一九六七年。用政治力量可以随便关闭一家有理想又为知识界所推崇的出版社（其实还包括《文星杂志》及“文星书店”），今天看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当年台湾的政治对文艺就可以那样霸道。

“文星”一倒，台湾的文艺出版界便进入了五代十国、群雄并起的局面了。“文星丛刊”成功的例子，的确鼓动了不少雄心勃勃有志于出版的冒险家。当时有两位曾在“文星”任职的年轻人林秉钦和郭震唐，他们二人凑了几个股东就开起“仙人掌”出版社来了，完全效法“文星”那一套，出版“仙人掌文库”，连版本设计也是模仿“文星丛刊”的。林秉钦是印尼侨生，台大毕业，人很能干，善言辞。他找上我要替我出版小说集，我很容易就被他说动了，因为林秉钦还有大志，他要替我经营发行《现代文学》，大概也想学“文星”，希望有一本杂志在手。我正苦于《现文》发行不良，杂志堆积在台大外文系办公室，只好任学生随手拿去看。有出版社一手包办，我求之不得，什么都答应了，于是拿出几万块钱也就入了股。《现文》在“仙人掌”出了三期，余光中主编，果然改头换面，气象一新，版面、设计、印刷，样样都佳，但是三期出完，“仙人掌”也就倒了，因为扩张太快，周转不灵，那是一九七〇年。

那年夏天我回到台湾正在焦头烂额处理“仙人掌”倒闭的善后事项，有一天隐地来找我谈事情，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跟隐地见面接触。隐地在一九六七年编了一本《这一代的小说》，选过我一篇小说，那只算是神交。那天隐地神色凝重，告诉我原来他也是“仙人掌”的股东之一，入股一万元，希望我去替他向林秉钦讨回来。隐地退役不久，那一万块大概是他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当时文化人手上的一万块台币，真好像天那么大，我自己为了《现文》那几万块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看隐地说得郑重，便去向林秉钦说：“隐地的钱，你一定要还给人家。”隐地的股份拿回去了，我的却拿不回来，林秉钦便将“仙人掌文库”的版权及存书交了给我做补偿，我拖回一卡车的书怎么办？干脆自己办出版社吧！于是我跟弟弟先敬便创办了“晨钟”出版社，出版了一百多本文学书籍，“晨钟”也就喑哑无声了。

所以说，隐地对于出版事业，老早就跃跃欲试了的。算起来，“仙人掌”应是他第一次尝试出版，而且我们还一起懵懵懂懂做了同一家出版社的股东。我不知道隐地从“仙人掌经验”学到了什么，但隐地是一个有心人——我想到隐地，就想用有心人去形容他——隐地一直有心要出版好书，有心要编好选集，那几年他一定在默默准备，有朝一日，自己播种，开创出版事业。“尔雅”是一九七五年创立的，所以其间也酝酿了五年。

好像是一九七八年的夏天，隐地请我们到他北投家里去吃饭，是隐地的母亲柯老太太亲自下厨做的苏州菜。隐地帮着张罗，忙得一头汗，可是脸却是露着一股遮掩不住的喜悦，因为他的出版社正在抽枝发芽，渐渐成为一棵茁壮的幼木了。那是我头一次见到“尔雅”，因为出版社就设在隐地北投的家中。

一家出版社能够生存下来，大概总要靠几本镇山之宝支撑的，当然“尔雅”也出版了不少叫好又叫座的书。但大家谈起来，总称赞隐地有魄力、有毅力，出版了那么多的诗选及小说选，这些选集不一定能卖钱，但却值得出版。有些作家自己有文集，作品还会留下来，但有些作家没有结集出版，作品很可能就散失掉了。试看看“三言”、“二拍”、《唐诗三百首》这几本名选集对中国小说及诗歌的流传曾经产生多大影响。谁知道，也许有一天，“尔雅”这些诗选、小说选都会变成研究台湾文学的珍贵材料呢。我有一位大陆学者朋友，专门研究台湾小说，我就送了一套“尔雅”年度小说选给他，跟他说，看完这套选集，台湾这三十年来短篇小说的发展，也就有了一个粗略的概念了。“尔雅”居然有勇气还出版了为数可观的现代诗集，因为难卖，现代诗很多出版社碰都不敢碰的。隐地自己喜欢现代诗，所以才会如此礼遇这位文学国度中的没落贵族。难怪隐地自己五十六岁也写起诗来了，而且写得兴致勃勃，成为一个“快乐的写诗人”。

这些年来每次回台湾都会约隐地出来聊天。跟隐地见面很开心，因为总有稿费可拿，而且隐地对于台北文化现象观察入微，我从他那里会得到不少台北消息。看了他那本《翻转的年代》，就知道隐地是如何能够随着台北的后现代时期翻转自如了。隐地向我感叹：这几年文学书没落了，文学出版社不容易撑。近年来台湾人心浮躁，定不下心来阅读文学书籍。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对诗又突然狂热起来。大概人类心灵受了创伤，就会向文学寻找安慰。等到台湾人心有了创痛，自然又会有人争着服用文学这帖安神剂的。隐地倒也豁达，他说既然文学书的市场摸不准，那就不要管它，有好书，出版就是。

去年阴历年前，我第一次探访厦门街的“尔雅”出版社。许多年前北投那棵幼木已经长成亭亭华盖一株三层楼的文学树了。隐地带我去参观他地下室的书库，里面堆满了新的书旧的书，一阵书香（油印味）迎面扑来，我感到再熟悉不过。从前我到晨钟书库闻到的就是这个气味。出版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统统集在书库里。一批新书送出去就好像把自己的儿女打扮得体体面面花枝招展推上人生舞台，等到退书回来，一本本灰头土脸衣衫不整的狼狈模样，真使人有锥心之痛惨不忍睹。这种痛楚，我办晨钟时尝过不少。

厦门街“尔雅”出版社进门前院的一角，摆设着一群盆栽，一盆盆碧玉层层，秀色可餐。一眼就知道，在台北这样污浊的空气及恶劣的环境下，这些花木不知须经多少细心呵护才能出落得如此枝叶光鲜，生机盎然。我在加州家里，屋内屋外，也种了几十盆花树，每天浇水、施肥、剪枝、除虫，经常忙得顾此失彼，一个疏忽，马上枝枯叶萎，香消红褪。栽培一盆花，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隐地种出这么大一棵文学树来。二十年的耕耘，辛苦恐怕非比寻常。希望这棵长青树，弱冠之后，更上一层楼。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日《联合报》

林秉钦和郭震唐当年办“仙人掌出版社”的同时，另外也登记了一家“金字塔出版社”，和我一同入股的还有作家黄海。金字塔第一批书三册：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舒畅《轨迹之外》，王令娴《球》，出书的日期为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

先勇兄投入的“几万块”换回的是一卡车的“仙人掌文库”，这件事，要等到二十五年后读先勇的这篇文章才知道。我的一万元，因他的帮助拿了回来（否则，可能没有今天的尔雅出版社），他的“失落”呢？完全没有听他在我面前抱怨过，这样一个宽厚待人的作家，我要怎么说出自己心中的感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