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在七〇年代中停刊三年半，一九七七年复刊后又发行二十二期，终于于一九八四年结束。后期的《现代文学》也出现了一批当时还很年轻却才气纵横的作家：廖伟竣（即后来的宋泽莱）、张大春、黄凡、吴念真、陈雨航、古蒙仁。当然，这些名字日后在台湾文学的版图上都各据一方，但他们早期在《现代文学》上发表的小说已颇为可观。

一九七九年，《现代文学》复刊号第六、七两期连载了古蒙仁的中篇小说《雨季中的凤凰花》，当时我读到这篇写得极为清新自然、真情流露的“乡土小说”，就非常喜欢，同年我担任《中国时报》的小说奖评审便极力推荐，《雨季中的凤凰花》获得了“小说推荐奖”，我很为古蒙仁高兴，那时古蒙仁二十八岁。之前古蒙仁已写过不少篇短篇小说并出版过一本小说集《狩猎图》，这些早期小说多以年轻人的爱情萌动及校园生活为题材，有相当细致的心理描写，但《雨季中的凤凰花》才真正展示了古蒙仁的写实能力，这部中篇小说的奇特处在于，所写的是最平凡不过的一些人与事，然而六万多字的篇幅读起来却能引人入胜，不感沉闷，让人觉得南台湾乡下确曾有过树仔叔这样一个养鳗人家。故事非常简单：父亲树仔叔因车祸住进医院，小儿子健智应召入伍当兵，养鳗家庭登时陷入困境，关键时刻离家出走的大儿子健雄却浪子回头，一家团圆。这种事情大概在台湾乡下经常发生，这样一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老套故事，实在不容易写成好小说。七〇年代末，台湾文坛曾涌现大批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其间不乏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及抗议色彩的小说，与之相较，《雨季中的凤凰花》就显得非常平淡朴实。可是过了二十多年，重读这篇作品，其中隐隐的一股感染力，仍然存在。台湾的农村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养殖业已经衰落，可是小说中呈现的家庭伦理恐怕改变很少。这就触及了一个文学的基本问题，以永恒的人性作为题材的作品，大概比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古蒙仁自己承认曾经受陈映真及黄春明的影响，陈映真早期小说富有诗意而略带忧郁的抒情文字风格，是影响古蒙仁写作的一个基调，而黄春明小说中的朴素亲情，大概对古蒙仁也有很大的启发。《雨季中的凤凰花》可说是描写台湾农村家庭的一首田园诗。其间真挚感人的文字情，其实可以征之于古蒙仁一些自传性的回忆文章。日本演员三船敏郎曾是古蒙仁崇拜的偶像，那是因为他父亲对三船情有独钟，而且他父亲与“魁梧壮硕”、“威仪凛然”的三船又有几分神似，这就引发了古蒙仁对三船敏郎一种移情的倾慕：

古蒙仁写到对父亲的孺慕，坦率得毫无掩饰。父亲逝世，古蒙仁哀痛逾恒，感到“昊天罔极，地老天荒，星月摧折，顿失所倚”（《溪山秋色》），这些恐怕都不是夸大之辞，而是古蒙仁丧父失怙的肺腑之言。为人子，对父亲的爱慕写得坦然固不容易，而为人父，写对儿子的疼怜其实也颇难下笔，但古蒙仁做父亲后，写到两个宝贝儿子，笑逐颜开，自许为“天使爸爸”，听到儿子在家里弹琴，“仿若天籁，确是人间极品”（《弹指少年路》）。自我陶醉，竟至如此，他说他要将从父亲那儿得到的爱加到儿子身上。

古蒙仁是云林虎尾人，母亲出身农家，对三纲五纪、天理人伦这套传统观念，终生奉守不渝，而且恃以教诲子女。古蒙仁显然受母教的影响甚深，虽然他后来因求学工作久居台北，又到美国留学，但中国传统的人伦秩序他显然一直笃信，《雨季中的凤凰花》中的父慈子孝，应该是古蒙仁真诚的感受。肯定传统人伦，艺术上也有成功的可能。我在台南住过一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到处的凤凰木上，开满了炽艳的红花，那些闪闪如火焰的花朵，我觉得最能代表南台湾从土地上冒出来的一股生命力。

其实古蒙仁的写作是以报导文学著名，他的几部报导文学《黑色的部落》、《失去的水平线》、《台湾社会档案》、《台湾城乡小调》是奠定他在文学界地位的作品。七〇年代中，高信疆接编《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大力提倡报导文学，并设有报导文学奖，古蒙仁经常是这项文学奖的得主，他的早期报导文学作品大多登载于人间副刊。我记得最初接触到古蒙仁的文章便是在人间副刊的海外版上，一九七七年发表了他的《破碎了的黄金梦》，写九份、金瓜石矿业的兴衰，矿工生活的艰苦。我从来没有去过金瓜石，但我对金瓜石却一直有一个深刻不移的印象，那就是他那篇《破碎了的黄金梦》营造出来的。文章篇幅很长，点点滴滴的细节描述，仍然是小说的写法，尤其着重气氛的酿造，一种哀号的语调，烘托出金瓜石今昔的沧桑。这就是古蒙仁报导文学的一大特色，他擅长描写台湾社会的变迁，变迁中人世间一些无可挽回的无奈与人生的悲欢。台湾是个多变的社会，有些是人事的淘汰运转，但也有不少是大自然的反扑破坏，两方面古蒙仁都有着墨。他写过几篇《铁道挽歌》记录台湾老火车头及铁道员的沧桑史，他也一再凭吊草岭湖的幻灭与再生，描写台湾这个海岛遭受自然力量无情的冲击，写得令人惊心动魄。古蒙仁写得最好的几篇报导文学既是事实的记载也是优美的文学。古蒙仁曾长期任职《时报周刊》，大概由于职业的需要及个人兴趣，上山下海，跑遍了台湾每个角落，写下大量的报导文章，发表在《时报周刊》上，这些文章集起来，也就是一部台湾从七〇年代跨入八〇年代的社会变迁史。

七〇年代末报导文学在台湾兴起当然有其社会背景，台湾经济正式起飞，社会新旧交替加剧，而新一代的作家对于台湾社会的现实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兴趣，有不少作家投身于这一行新兴的写作，古蒙仁显然是其中的佼佼者。我想一位优秀的报导文学作者除了敏锐的社会观察及一手好文字之外，恐怕还需具有广大的同情心。因为社会上有太多的不幸，太多的不平，如果没有宽广的人道胸怀，难以包容。古蒙仁当然也报导过不少“被损伤者被侮辱者”：永安煤矿灾变的亡魂、台北大桥下无路可走的老工人、被日本公司诓到沙特阿拉伯做苦工的原住民、群莺乱飞的北投妓女、少年辅育院内“失群的羔羊”，大致都能做到哀矜勿喜；没有走向偏激，反而容易感动读者。《银河孤星》是写两位老导演的凄凉晚景。杨世庆和宗由在早期的国语片里都曾拥有一片天地。杨世庆导过《浪淘浪》、《意难忘》，钟情、柯俊雄、张美瑶都曾是他的手下演员。可是晚年却贫病交加，一个人住在外双溪山洼中的一幢小木屋里，被观众彻底的遗忘掉。五〇年代宗由的电影也曾红极一时，《苦女寻亲记》里张小燕得到最佳童星奖。可是银色生涯不过戏梦一场，宗由暮年潦倒，中风瘫痪后，连往日的朋友也断了往来。

古蒙仁访问过这两位过气的老导演后，如此结束。这是一篇写得很厚道的文章。

经过多年报导文学的写作，古蒙仁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散文，最近一篇《人间孤岛》素描“诗僧”周梦蝶就是上乘佳作。周梦蝶的诗境人生早已超凡入禅，要替这位孤独国主造像，并非易事。一九九七年“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文艺奖”中的文学奖颁给了周梦蝶，古蒙仁到淡水去访问他。说到古蒙仁结识这位前辈诗人，这段因缘还由我而起。这又要追溯到台湾文坛的天宝年间去了，大约是七〇年代末，有一次我邀请古蒙仁还有其他几位经常替《现代文学》撰稿的年轻作家到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馆”去吃饭，那时的“明星”是我们的文艺沙龙，周梦蝶的书摊就摆在“明星”楼下门口，我顺便把他也邀了上来。从此，古蒙仁便有缘踏进了周梦蝶的孤独国中。事隔十五年，一个风雨交加的台风天，古蒙仁在一个依山而建的简陋公寓里，又参见了这位诗僧：

这几段文字写得情景交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

二十年前在另外一个台风天，我和古蒙仁还有摄影家谢春德三个人坐了一辆计程车，在风雨飘摇中驶过台北街头，驶上六张犁的墓园。古蒙仁正在为《时报周刊》撰写一系列“作家身影”的文章，他要我带领他重新寻找我少年时在台北走过的痕迹。首先我们去了南京东路与松江路口的“六福客栈”，那是我在大学时代居住的旧址，当然，当年四周都是绿油油的稻田。我向古蒙仁诉说了松江路沧海桑田的蜕变，他听得津津有味，都记了下来。谢春德在一旁却忙着用摄影机捕捉瞬息万变的台北景观。谢春德的作品，我由衷的喜爱，他拍人物，直入人心，而台湾的风景在他的镜头下，都是温煦的。在暮霭重重中，我们开上回教公墓，去到我父母亲的墓前。古蒙仁这样记载：

二十年前，我们伫立在六张犁公墓的阴阳界上，古蒙仁与谢春德替一九八〇年台北急速流逝的一刻定了格，一个用文字，一个用摄影。如今重读古蒙仁这篇文章，仍然感到满天暮雨潇潇，谢春德那几幅凄美如诗的雨景，至今我仍珍藏着。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