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六〇年代末吧，那一年夏天我从美国加州回到台北，同时也把我的一位美国学生艾朗诺（Ronald Egan）带到台湾来进修中文课程。那时我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初任教师，教书起劲，对学生热心，尤其发现一二个有潜力的好学生，就恨不得一把将他拉拔起来。艾朗诺对中国语文、中国文化特别敏感，那年暑假我在台湾替他找了三位台大中文系的年轻助教汪其楣、李元贞、陈真玲每周轮流替他上课。汪其楣教现代小说，选了康芸薇的《冷冷的月》、《两记耳光》作教材。艾朗诺大为激赏，我颇感意外。康芸薇小说的好处在于绵里藏针隐而不露，表面平凡，擅长写一些公务员、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但字里行间却处处透露出作者对人性人情敏锐的观察，她这种平淡的文风，含蓄的内容，不容易讨好一般读者。看康芸薇的小说须得耐住性子，细细的读，慢慢的念，才体会得出其中的妙处。艾朗诺才念了两年中文，居然看懂了康芸薇小说中的玄机，也算他独具慧眼，成为康芸薇一位年轻的洋知音。后来艾朗诺果然学有所成，在美国汉学界享誉颇高，他最近把钱锺书的《管锥篇》也译成了英文，那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艾朗诺希望能见到他仰慕的作家，我便托汪其楣把康芸薇约了出来，到蓝天咖啡厅见面，那大概是一九六八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康芸薇。她那时已是初“成名”的作家。六〇年代，最为文化界所推重的出版社当数文星，被列入文星丛书的作家就算“成名”了。康芸薇刚在文星出版了她第一本小说集《这样好的星期天》，我记得好像是深紫色的封面，袖珍本的文星丛书，迄今仍有可读性。艾朗诺见到他心仪的作家当然异常兴奋，康芸薇那天也是高兴的，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极“温柔敦厚”的人，她是河南人，不知是否因此天生就有一份中原的厚实。后来她在仙人掌出版社又出了她第二本小说集《两记耳光》，可是不久仙人掌却因财务问题倒掉了，而且阴错阳差，仙人掌的许多书由我接收过来创办了晨钟出版社，康芸薇的小说集也包括在内，并改名《十八岁的愚昧》。所以，我也曾做过康芸薇的出版者。

康芸薇的小说写得不多，可是篇篇扎实，淡而有味。她写来写去不过是男女夫妻间的一些琐琐碎碎，小风波、小挫折，但因为写得真实，并无当时一些女作家的浪漫虚幻，如今看来，却实实在在记录下那个年代一些小市民的生活型态。她笔下的人物，多为避难渡海来台的外省人，她这群外省人，非军非政，只是一些普普通通为了重建生活、在异乡艰辛扎根的小公务员。公务员的生涯大概是单调平淡的，尤其是在那个克难时代，日出日入，为五斗米折腰，年轻时纵有凌云壮志，很快也就消磨殆尽了。康芸薇最擅长描写这些小公务员的辛酸：一对公务员夫妻，丈夫为了升级，央求妻子向权贵亲戚引进，妻子眼见自己的丈夫在亲戚面前奴颜婢膝，突然产生了复杂心理，为丈夫难过，但又不免鄙夷。这种合情合理的心理变化，康芸薇写得极好。康芸薇的小说曾经得到一些识者的激赏，水晶、隐地、朱西宁都曾为文称赞，但知音不多。尤其近年来台湾读者品味变化极大，标新立异的创作容易得到青睐，比较沉稳平实的作品，反而受到冷落。康芸薇这两本优秀的小说，也就不幸的被埋没了。

康芸薇的文学领域另一部分是她的散文。如果说康芸薇在写小说时，因对人性的洞察深刻，人的尴尬处境，也会照实描述，而写散文时，她“温柔敦厚”的特性就表露无遗了，她笔下的真实人生，都是暖洋洋的，即使写到悲哀处，也是“哀而不伤”，半点尖刻都没有。她的散文写的全是她的亲友轶事：祖母、丈夫、儿女、同学、朋友。而这些人当中，祖母及丈夫又是她写作散文的两大泉源。

康芸薇是依靠祖母长大的，一生与祖母相依为命。抗日期间，她的父母把她留在河南乡下，与祖母同住，她的童年便在祖母的呵护下成长，抗战胜利后，到南京与父母重聚，反而感到陌生了。她与父母缘浅，暂短相处便与祖母叔父来台，从此永隔，祖母便成为她一生中最亲近的人。康芸薇的文章中有多篇写到奶奶，充满爱意，充满敬意。康家在河南属于乡绅地主阶级，她祖母在家中是少奶奶，过过好日子的。在康芸薇眼中笔下，奶奶美丽、慈祥，有大家风范，为人处世对她有深刻的影响，奶奶教她：

老太太这些充满睿智的教诲，的确有中原人士的广阔心胸。来到台湾，祖母的处境当然一落千丈，在大陆从来没有下过厨房的老太太，居然托人在兵工厂用废弹壳打造了一只大铁砂锅，在煤球炉上熬稀饭飨宴乡亲，而且一边熬一边念念有词：

老太太甚得人望，领袖邻里。初渡海的外省人，离乡背井，来到台湾，几乎都有一段奋斗史，其中不少在大陆上曾经风光过，但因环境逼迫，两袖一捞，从头干起。康芸薇的祖母，便是其中一个。康芸薇把奶奶写得有声有色，替她心中“永恒的母亲”留下一幅令人难忘的肖像。康芸薇的叔叔抱怨奶奶没有及时变卖大陆上的产业，在台湾只好过穷生活，老太太反驳道：

康芸薇的散文风格，一如她的小说，不以辞取胜，而以情感人，写到她的几个宝贝儿女，固然深情款款，但在她最近的一本散文集《我带你游山玩水》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她的丈夫方达之先生，康芸薇与方达之结缡三十年，伉俪情深，方达之毕业于台大，有理想，有抱负，但却规规矩矩做了一辈子公务员，壮志未酬，于一九九〇年病逝。丈夫在世时，写到他的文章不多，大概有点不好意思多说自己的先生，丈夫过世后，康芸薇写他的文章，篇篇感人。《我带你游山玩水》虽然不全是写方先生，但丈夫的身影却无所不在。这本集子，可以说是康芸薇为她先生方达之竖立起的一面纪念碑：纪念他们俩人在一起幸福的日子，纪念丈夫走后哀伤的岁月。方达之在世时，康芸薇的文章总是充满了熙日和风，经过大悲后，即使写欢笑，也不免凄凉。

康芸薇三个儿女个个孝顺，全是“妈妈党”，丈夫去世后，儿女们更加体贴，送礼物、陪妈妈旅行，但儿女的孝心却无法取代丈夫的情谊，丧夫的哀痛与失落，只有自知。小儿子继来大概是最受疼爱的幺儿了，一次继来把家中用得早已坏旧的餐具扔掉，康芸薇嚎啕大哭，儿子恐怕无法理会母亲的心情，他丢弃的，不是家中的破旧，而是母亲最珍惜的记忆，年轻人往前看，要摔掉过去的累赘，但对于暮年丧偶的母亲，与丈夫共同度过的过去，也就是她生命最美妙的部分，如何丢弃，怎能丢弃？伤逝，是这本集子最动人心弦的基调。

康芸薇另外有一本散文集，题名《觅知音》，大概作家希望有更多的知音读者吧。这次我把康芸薇几部作品重新细读一遍，发觉康芸薇曾写过这么多篇好小说及感人的散文，竟然还有“但伤知音稀”的感叹，可见文章解人难得。

---二〇〇四年十月七日《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