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回来了。六月底回来的。他只是回来玩。文艺的公开聚会根本见不到他影子。耕莘文教院举办的暑期写作班请他讲两堂课，这位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讲师一再叫苦：“讲些什么呢？我从没用中文讲过课——非讲不可吗？”

余光中拍拍他的肩膀：“在台北，作家演讲是常事。你再待上三个月，电视、电台统统会找你来了！”但白先勇不会待那么久。九月初，他就要回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上课去了。

《幼狮文艺》希望写一篇关于他的访问记。白先勇在电话中急着摇手：“我没什么好写的！你们找别人去吧。上期《现代文学》硬把我推出来，已经出尽洋相，好像唱戏的没化好妆就被推上台，这回还是饶了我吧……该说的，想说的，都在小说里说过了。我真的没什么好写的。”

打了几次电话，还是那句话：“没什么好写的。”不要人家写他，却反过来向人拉稿，要《幼狮文艺》主编痖弦为他办的《现代文学》写篇诗评。推来拉去，白先勇终于在这期“上台”。内幕似乎是：痖弦答应写稿，白先勇接受访问。

坐在嘉新大楼顶层的蓝天餐厅。大玻璃窗渗进八月的午日，窗外是栉比鳞次的大厦，楼下中山北路流淌着香烟盒大小的车群。《台北人》的作者喟叹道：“台北变了好多！”

白先勇说起话来，跟他小说里的文字一样，干净利落，清楚明白，用不着人费心去猜，斟酌字眼时，他就：“我想——”

“我想——我想我可以这么说，台北是个很奇怪很奇怪的都市，跟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都不一样——不不，我不是说房子景物这些的。我想台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生命力很充沛的一个地方。你看看，夏天这么长，这么热——真的好热！——而那么多人就——”他直着两根白净修长的食指，一上一下比划着，春草争先萌发的模样，“——就这样地生出来，长出来……”

第一次到台北，白先勇才十四岁。一住十一年，然而他说台北不是他的家。

他说，在美国七年，一身如寄，回了自己房间，也不觉得到家了，飘飘浮浮的。白先勇是广西桂林人。“可是，我也不觉得我的家在广西。那时候抗战嘛，我们最先住在桂林，后来到了重庆……”他父亲，已故的白崇禧将军，当时是叱咤一时的抗日英雄。白先勇幼年很少见到父亲。“胜利了，我们搬到南京，后来又到香港住了两年。”

——大陆的事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清楚得不得了，北平、上海、南京——好多地方！长江啊，黄河啊——那些山呀水啊，拉船的伕子……好清楚好清楚。特别是出国了，这些记忆变得愈来愈清晰。好奇怪的——对，也许我想得太厉害了，不能自已的用想象来夸张那些记忆吧。不过，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

他有点茫茫然地笑起来。白先勇的笑很奇特，呵呵呵，有点像小孩的笑，呵了三五笑，恍若要断了，忽然拖着长声又扬高了。为一点点小事，他就能断断续续笑上一分多钟。

尽管台北不是他的家，白先勇仍有一大筐属于台北的记忆。

在香港，白先勇上过两年教会学校。到了台湾就进建国中学。他说，中学时代的他并不快乐。“那时我孤僻得厉害。”他很少和同学往来，整天躲在自己的小天地，读他的诗赋词曲，还有——写东西。对这些早期的作品，白先勇是不提的——“小学生作文嘛。”

这种“闭关自守”的情形，一直等他一九五七年考入台大外文系，才有了改变。“我们那一班人才济济，真的是少有的群英会。”喜欢耍笔杆，又真把写作当回事的同学，数一数，竟有十多个。例如：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戴天、林耀福、陈次云。由于对文学的热爱，白先勇立刻和他们结成“死党”。除了好同学，还有好老师：已故的夏济安。在夏济安的指导下，白先勇这伙人开始在夏主编的《文学杂志》崭露头角。

大二下学期，夏济安去了美国，《文学杂志》编者易人。这群“死党”觉得《文学杂志》没以前好。喟叹之际，“为什么不自己办个刊物”的念头就冒上来了。年轻人，说干就干，筹钱，写稿，跑印刷厂，加上刚由美国回来的余光中，以及何欣这些人的协助，一九六〇年春天，《现代文学》创刊了，白先勇是发行人。

在发刊词里，他们强调，这个杂志将有系统的介绍西方近代文学的优良作品，并致力新文学的创作。第一期，他们推出当时在台湾鲜为人知的卡夫卡，以及九年后的今天依然站得住脚的几篇创作：丛苏的《盲猎》、王文兴的《玩具手枪》、白先勇的《月梦》和《玉卿嫂》。

“那阵子我们真疯啊！正课不念，光看自己喜欢的小说。读过了，大家一起讨论、批评、吵嘴。考试到了，就在印刷厂一边校对一边翻笔记。”

印刷厂临阵磨枪考出来的成绩还是在班上名列前茅。一九六三年初，白先勇得到全额奖学金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创作班留学。一九六四年得硕士学位后，到加大教书迄今，这一次是他第二度回国。

一般认为，白先勇的作品是去国外之后，才真正成熟。“说起来好奇怪，我去了美国以后，才认真读中国的东西的。”而他的“台北人”与“纽约客”也就一篇比一篇地中国起来。这两个专题下的一系列作品全部发表在《现代文学》。白先勇不大愿谈自己的作品——“那到底有些embarrassing。”提起《现代文学》却止不住地亢奋起来：“那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要是九年前不曾办《现代文学》，现在会不会再办个文学刊物？

“不！”三十二岁的白先勇翻翻大眼睛，拂了拂覆额的浓发——“不不，这不算披头，披头还没出道以前，我就留了。我母亲常常催我上理发店，她去世后，我就乐得留长了。”——吸口烟说：“现在老了！没那股劲儿了！”

如果白先勇台北之行真的纯粹回来玩，那他挑对了时候。白家兄弟姊妹共十人——先勇排行第八——从胜利那年在南京聚过一回后，各分东西，离散海内外，再也不曾聚齐。八月里，十弟结婚，几位兄姊都赶回来，一下子很难得地凑了八个人。一家热热闹闹地玩了几天。

大姊从香港回来那夜，白先勇兄弟为她接风，十一点多，又上国宾饭店十二楼陶然亭喝酒聊天。

陶然亭有一座浅红的钢琴。白家一群人便围着钢琴而坐。灯光黯黯的。琴音流出一束束教人心暖的魅丽。

白先勇足蹬凉鞋，穿了一件橘红细格子衬衫，一条米色短裤——“台北的男孩子怎么不兴穿短裤？”——啜口酒，从杯中捞出那枚红樱桃，趴过半个钢琴：“大姊，这个cherry给你！”

每个人兴致都很高，却有些倦了，只有白先勇精神十足的——“十二点一过，我就复活了。”

钢琴弹出一支蓓蒂佩琪的歌，二十多年前的老歌。

白先勇眼睛一亮：“大姊，你的歌！记不记得……那年我多大？”“十二岁。”大姊说。

大家漫漫哼唱着。白先勇缠着要大姊弹琴，大姐不肯，他转移目标：“那二哥唱个歌。”二哥指指酒杯：“等我喝了这杯不要脸的药再唱！”大家笑了。白先勇笑得最响，呵呵呵——呵呵呵……

“唱一个嘛，”他说，“老沧桑，唱一个嘛。”白先勇管他二哥叫“老沧桑”。二哥也喊他“老沧桑”。

二哥唱了。唱了一半，推推白先勇：“老沧桑，你也唱！”

白先勇举起杯子，一饮而尽，点了一根Salem，抬抬手：“再来一杯Manhattan！”——记得《谪仙记》里的李彤吧？“她抽出一张十元美金给那个侍者，摇摇晃晃的说道：‘你们这儿的Manhattan全世界数第一！’”

“嗨，老沧桑，你唱啊！”二哥催道。

白先勇呵呵笑了笑，吐出一口烟，听着二哥高声唱出：

“今夜且让我放纵，哪管明朝！……”

“人有很多面，像球一样，”那天，在“蓝天”，白先勇说，“经过一些事，人会变的。”他觉得去国七年，自己长大了，也改变很多。许多年轻时认为很重要的事，现在都漠不关心了。

“活到三十岁，我发现人活着，实在不必care别人对你的看法，对你的闲言闲语……不必在乎！”——连写作也可以不在乎吗？“不，那是不同的。”——那么读者呢？——白先勇沉吟着，说写作是一种非常personal的事。一个作者不必、也无法讨好每一个读者。“我有几个朋友，他们了解我，也了解我的作品，我对他们的意见非常尊重。”这几个友人中，包括夏志清与欧阳子。

“……认真想想，自己实在不重要；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比自己可怜，值得我们去关心、同情——不觉得生命本身就是很可怜的吗？”——那你想过自杀没有？——白先勇愣一下，说这个问题太personal，他不能回答。过了一会儿，他看看远处说：“经过一些事，人会变的。”

七年的时光，由年轻人水仙花的自我中心渐臻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大千世界，这种心境上的转变，形诸作品，大概始于《上摩天楼去》。那以后，白先勇的作品，再也找不出早期的《月梦》、《寂寞的十七岁》、《青春》里的感伤色彩了。

在众多作品中，白先勇独独偏爱《游园惊梦》。不是因为外界对这个短篇有超乎寻常的好评，而是“也许那里头的人物我太熟悉了……我想我了解他们”。这个短篇，他写了半年，前后删修重写五遍之多。——你笔下的故事全是真的吗？那些人物你全认识吗——“我想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我写出来的。故事都是编出来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呢？——白先勇笑了，笑得有点得意的说，有人以为他是老舞棍，“其实我只去过一次舞厅，第一次回国时……我看到一个大班，他们说她以前是上海百乐门的红舞女，我忍不住就替她编了一个故事。——你会不会这样？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人物，就会替他编故事。看人实在很有意思！”

从《永远的尹雪艳》到最近的《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台北人”已经写了九篇。白先勇说他不知道还要写多少。“写到没得写，写不出来为止。”——那么“纽约客”呢？为什么写了两篇就搁下来了？——“我想‘台北人’对我比较重要一点。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种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白先勇挥伸着手臂说，“一去不复返了。”

提到“一去不复返”，白先勇说了一个“故事”：“前些日子，我带几个小孩——其实不小，十几二十了——到外双溪博物院玩。有一个就不肯进去，他说那没什么好看的，一大堆破铜烂铁！”

“……从旧金山到东京，到夏威夷，到香港，回到台北，一路过来，我发觉这一代的年轻人在衣着举止或想法上几乎没有太大的不同，完全美国化——或者国际化了！”他觉得文化不是摆在博物院，用冷气、玻璃柜，小心保护起来，给人看的，传统的中国文化已经和真正的中国人生活逐渐脱节了。谈起这些，白先勇没有对现状的气愤，仅有对过去的惋惜。

回台北两个月，白先勇只字未写。“我是回来玩的，”他说；“而且，我住在哥哥家，没有自己的书桌，人太多，清静不下来。我写东西需要很静的环境。”在圣芭芭拉，他喜欢深夜写作。写得不顺手时，就一壶壶茶往肚里灌。心里有话，一时又无法表达得很妥切是很痛苦的。白先勇认为，文学作品形式与技巧高于一切。至于内容倒不那么重要：“不管怎么写，我们还是在重复老祖宗说过的话。”因此，他敢于把刘禹锡的《乌衣巷》和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摆在《台北人》与《纽约客》卷首，直截了当的点题。

“一个作家，一辈子写了许多书，其实也只在重复自己的两三句话，如果能以各种角度，不同的技巧，把这两三句话说好，那就没白写了。”即使他最喜爱的作家，如乔伊斯、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D.H.劳伦斯——“你知道吧？劳伦斯也是个画家，他不喜欢自己的画。——他的画，跟小说一样，full of vitality！”——他以为，也只是说了两三句话。

——那么，你觉得你说出自己的话没有？——他想了想，摇摇头，换个坐姿说：“没有。至少还没说清楚。”——有没有夜半梦回，为这件事发急的时候？——“怎么没有？急啊！急得更睡不着。”

在加大，他教美国学生念唐诗宋词，讲《红楼梦》——“好了不起的一本书！跟任何一本世界名著相较都不逊色！”——讲中国近代小说：从“五四”说起；也讲当代作家的英译作品：像欧阳子的《网》，於梨华的《柳家庄上》。

“用英文讲中国东西，有一种戴了面具的感觉。可是，讲到有些地方，他们就跟不上来了。许多东西跟他们讲不清。中国对他们到底太陌生了，他们没办法了解的。”白先勇说，比较起来，美国人比我们放得开，因为他们是很年轻的民族，中国人的生活环境，还有教育，都使人无形中有一份对五千年文化的awareness。

“真的，在国内不觉得，出去以后，往回望，就会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多么渊博、深沉。每一回顾，就会感觉到自己肩上的burden。这么说，也许有人会觉得可笑，可是我真的是这样，我自己或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这一点——我也不想改变。”

午夜两点，弹钢琴的女孩子下班了，陶然亭打烊。笑够，唱够，也喝够了Manhattan，白先勇和家人走出国宾饭店，又上新亚吃过消夜，才叫计程车回家。

计程车在街头飞驰着。白先勇说，台北的夜晚比白天美。又说，台北变了很多。他当学生时，大学生骑脚踏车，现在摩托车满街跑了。

他说，将来有一天不再写东西，他要好好地活，要到处旅行。

他说，台北不是他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不是任何地方，而是一份好深好深的记忆与怀念。

白先勇只往回看。

白先勇知道他回不了家。

——因为他想回去的“家”，正如计程车后，消逝在夜黑中的长路；那些属于中国的辉煌的好日子，那——

我们五千年的传统

我们五千年的五千年的五千年的

---一九六七年《幼狮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