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乌鲁木齐中路是上海市徐汇区及静安区的一条道路。在1911年到1943年之间的名称为麦琪路（Route Alfread Magy）。该路为南北走向，南至淮海中路接乌鲁木齐南路，北至华山路接乌鲁木齐北路，全长八百八十米，宽十二至二十七米……”我和麦琪小时候学弹钢琴，常常走过那里。下雨的时候，也可以说是蹚过。九十年代初的上海，城市排水并不好，水门汀上积攒起小水塘是容易的事，汽车开过的时候，会溅起跳跃的水龙。雨后，我和麦琪曾经交流过，要如何把池塘里的蝌蚪捞起来，放到雨天的临时水塘里玩，一阵心领神会的哧笑。可乌鲁木齐中路的水塘是不一样的。我们决不会在那里养蝌蚪，再等太阳出来，坐在地上等待蝌蚪被活活晒干。那是我们都没有福分出生的城市蛋黄区，可不是什么干坏事的好地方。即使是二十年后站在那里，我们也只能仰望它。

那一年，可能是伴随着“一只小老鼠在昏暗幽深的大森林里散步”“从前，有四只小兔子，它们的名字分别是软塌塌、乱蓬蓬、棉尾巴和彼得”等等甜美故事的磁带声，我们潜意识中还相信着不管什么比赛，乌龟终将战胜兔子，严肃的老师就是突然冒出的乌鸦，爱丽丝钻入兔子洞就是掉入另一个世界，往下掉往下掉往下掉，掉出来的爱丽丝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损失……我们咬着一毛钱一张的葱油饼，被音乐学院门口外国人慢跑的身影攫住了眼神。那些外国人看起来并不真的赶时间，却跑着步。上海的天色一如既往灰蒙蒙的，那些和我们长得不一样的人却好像携带着什么未名的、神秘的东西，在城市里穿梭、飘曳，播撒偶然的种子。

那是我和麦琪最早看到的、活的外国人，他们的步伐伴随着音乐学院里传来的各种乐器刻苦操演的声音，显得十分奇异。外国人的脸上总有一种没有表情的自在和松弛，院里传来的琴声又难免代表着青年同胞的苦劳。我不喜欢外国人的腔调，因为分明他们是寓居，却显得我们像外国人。麦琪和我的感受一定很不同。我曾经以为，我和麦琪还会有许多个这样的时刻，我们一起穿越时光，我们会看到无数种相似的惊异。殊不知人生中许多事都说不好。有些起初并不起眼的事居然都是一次性闪过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它非常重要，好像风吹落了深秋的最后一片叶子。后来还会有许多凛冽的事要发生，但都与那息风无关了。

我和麦琪都是直到很久以后才第一次出国（晚得好像并不值得正经说出来），她去了美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去了日本（出了公差）。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有点紧张，突然想到一首老歌，叫《人在旅途》，是一位新加坡歌手唱的。我和麦琪都喜欢看新加坡电视剧。新加坡人说的是中国话，口音却很特别。看完了电视剧，我们还要争论电视里的女主人公谁最漂亮，那是练琴闲暇，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想看得更仔细，以便周末能和麦琪多说一会儿话，我在霸占电视机的过程中被母亲暴力打断。母亲红着眼睛用卷发棒捶了我一顿。卷发棒不太适合捶人，因为齿梳是软塑料做的。打完我，母亲哭了（这非常像她的风格，好像明明是她想离婚，结果号哭的人也是她），她边哭边倾诉。她从遥远的童年、自己被哥哥欺负开始说起，一直说到离婚后担惊受怕会养不起我，最后说，因为我沉迷电视，辜负了她的期望，毁灭了我们未来的家运。这个庞大的女性史诗故事，居然降落在了七岁的我想要看电视的过失之后就灰飞烟灭了。都说人生如戏，可人生要真做成戏，好像还挺难看的。母亲用卷发棒捶我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麦琪说的，“以后我们俩要是绝交，就唱一首《人在旅途》吧！”因为，电视剧的结局就是突然的离别，看也看不懂的那种离别。“千山万水脚下过”“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我好想对母亲这样唱。这瞬间而过的想法令我感到害怕。很快，我就掐灭了内心中反抗的萤火。那之后，我就不太看电视剧了，我命令自己不可以喜欢看电视剧，然后我就做到了。奇怪的是，许多年后，当我买了人生第一间房的时候，没有在家里安装电视。母亲却表现得非常失望，她对我说：“你是不是压根就不希望我来看你？”令我哑口无言（电视真坏呀，总让人为难）。

想起来，那时母亲的期望并不恢宏，她不过是希望我未来。能成为穿着体面、有人喜爱的女孩子。我极不喜欢母亲抱怨生活，却难免受她殷殷期望的影响。她像一个宗教一样矗立在我面前，提醒着我有罪，不许我散漫，只可以相信，不容许质疑，这一招还挺奏效。其实看电视不一定只有坏处，譬如我就很喜欢南洋电视剧里那种女孩子咬紧牙关也要“出人头地”的朴素追求，因为生活里看不到，算得上一种启蒙。生活里的故事无非是像舅舅家的那样，任由大女儿发烧活活烧死了，再喜迎新的儿子。每到过年，舅舅总说起这事，然后喝酒、流眼泪，像某种文学里的鳄鱼。新的儿子很快也长大了，他模仿父亲的口吻煞有其事地在作文里写，“我有一个姐姐，可惜夭折了，如果没有她，就一定没有我”，还参加了美好家庭作文比赛，拿了奖，他得意的样子像某种小鳄鱼。我和母亲一样不喜欢舅舅一家，但小鳄鱼的作文在电台里播送的时候，母亲还是逼迫我听完，要我学习。我只感觉自己是多么幸运，能平安地活下来，没有成为谁感激的对象。我不再相信写作，因为知道明明不是那么回事。

在我没有任何出人头地的迹象之前，母亲突发奇想要让我学点艺术，那也许是我人生中的重要插曲。我觉得学习“艺术”，就是学习孝顺，再加上交交新朋友。好在，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麦琪，让我第一次看到外国人，第一次听到除了电视剧配乐儿歌之外的音乐，赐予我数不清的惊异。我和麦琪，从小哈农，拜厄，练习到车尔尼599、849、299，巴赫……然后就终止了，再学下去就要露馅了。我被选拔入了一个奇怪的电子琴交响乐团，成了一个业余级别的表演者，不收学费。我的任务，是用电子的声音敲击出单簧管的定音。知道被录取的时候，我的脸上火辣辣的，好像被看穿了什么。母亲却很高兴，她觉得很光荣。每次排练，她都兴冲冲给我照相，完了还要把照片洗出来放在家里的五斗橱上。在家里练习“定音”是远远没有练习完整曲目有趣的事。因为听不到主旋律，也看不到别人的乐谱。所有的一切，只能靠想象。想象是多么哀苦又迷人的事啊。想象自己、想象别人、想象所有人汇合在一起，合作无间，就好像想象着幸福一样。

对了，其实我一直没有自己的钢琴。在家里，我都是用电子琴练习夜校布置的曲目，我练得十分刻苦，夏天即使汗流到地上也不会停止，所以连老师都一直没有看出真相，他一直以为我是有钢琴的，他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有的地方我会习惯性地降落八度。这当然是我童年时代最高级别的秘密。除了岁月，没有什么能将它解禁。这件事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包括麦琪。我和母亲也从来不谈起。出于某种神秘的倔强，我没有使用过电子琴上任何的音色和伴奏，我把它想象为——钢琴。然后命运又交给我一个新的任务，需要我把它想象为——单簧管。好像一种惩罚。

在加入电子琴交响乐团以前，我甚至都没亲眼见到过单簧管。即使是后来随乐队上台表演了多次，我见到过其他表演者带来的真正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但我还是不知道英国管、低音单簧管、大管到底长什么样子，摸起来又是什么感觉。我不敢问，也不知道该问谁——我只能尽力本分地扮演好我所模仿的声音。那段训练的日子，令我开始熟悉机器模仿各种乐器的声音。不只是西洋乐器，还有中国乐器，二胡或者扬琴之类的。不仅可以很拟真，居然还可以很恢宏。不仅可以很革命，也可以很民间。我们就像一群马戏团的孩子一样，用乐器来变戏法。坦白说，有时候操作它们，多少也可以放一点真情的。不仔细听，很容易被感动，很容易觉得，那就是幸福，就是意境。在心里，我曾和它们合作无间、荣辱与共。本能的排斥和日常操习的亲切，扭曲地交缠在一起，合成为奇异的情感力量。在展演时总会有那么一瞬间，令人感觉耳朵里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们的音乐好像是真的，我们的成功也是真的。在乐团里，指挥老人叫我“单簧管”，其他人也叫我“单簧管”，好像我真的是“单簧管”。我当然知道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电子琴上的一个按钮，就连音量都是机器调控的，我是总谱里的只言片语。以至于很多年后，我居然有欲望想要拥有一支真正的单簧管，又觉得尴尬，觉得自己配不上。即使没有人搞得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是害怕被人知道我并不会使用它。我是个冒牌的。哪怕也曾真心真意地用真实的青春实现过它的表象、它的功能、它的音乐能量的万千分之一。

好险！麦琪落选了那场诡异的选拔，没有留下如我一般的心灵阴影。她索性就放弃了继续学习钢琴。后来我们都快进入初中，听大人们说，还是学业比较重要。那时的我们，已经可以蹩脚地弹奏肖邦练习曲，譬如作品10号第3首，在交错的时空中抽象地“离别”着，在抒情的触键中一点一点远离其实的世界。而我们的琴艺，这一生恐怕也就到那里为止了，再也不会有新的进步，也不会有不满足。尽管我们才十几岁，我们的日常生活离音乐太远了，根本就用不上琴艺，无所谓够不够用。那之后，我还坚持了一小段“艺术”之路，直到母亲的兴奋劲彻底过了，她亲自劝我放弃。我就放弃了，二话不说。乐团表演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很想念麦琪。我们是差不多的人。至少，她没有扮演过谁，她有自己的琴，自己的声音，她比我强。我有点羡慕她。

二

桃江路汾阳路路口的三角地，树立着普希金铜像。普希金也是外国人，是我们最熟悉的外国人之一。他的铜像做得非常高，印象里，他总是看着远方，我们被迫要抬头才能看他。听教琴的老师说，普希金写过一首诗，叫《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也许我应该多看一眼麦琪七岁半那年仰望普希金时的眼神，顺便也看看自己的仰望。一直到十四岁，我一个人，也曾孤独地看来看去，抬头看他，风里雨里看他，雾里雪里看他。那时，我认识的字变多了，差一点就要听懂“我的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它会死去，像大海拍击海堤，发出的忧郁的汩汩涛声，像密林中幽幽的夜声”。远近传来的操演乐器的声音依然飘荡，我知道背后发出乐声的人总有变化的，变化成新的孩子，幸运的孩子。在那里，真正优秀的琴童会脱颖而出、走向世界，大部分人则泯然于众，不知道音乐注入命运中的是疫苗还是毒药。不变的是，在好多年的黄昏里，我都依稀看得到年幼的麦琪拖着父亲的手，走过普希金铜像时的背影。麦琪扎两条辫子，蓝色绒线衫左膀上还别着大队长标志，最欣欣向荣的美也不过如此。要永远如此该有多好。大队长像一个世俗世界的荣耀，而三角地，则是心灵世界的安宁。

我从来没当上过世俗世界的大队长。我一直是中队长，不知道为什么是，我也知道自己一定当不上大队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知道。我的班主任是一位格外严厉、性情古怪的女性。回想起来，她当年刚从师专毕业，非常年轻，也非常骄傲。她有独特的技能，就是模仿英文磁带里的英式发音。她经常在班上背诵我们听不懂的大段的电影片段，拿腔拿调。只有在那一刻，我有点仰慕她，因为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其他同学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这令她看起来有点寂寞。因为英文发音对我们住在城市外围蛋白区的孩子们来说，没有什么大用。我们当然知道有外国，但我们这样的人对外国是没有梦的。“Now the weather report…”晨会课的时候，她会自动播送英文的天气预报。每天都会有微妙的差别，也有不变的，好像局部地区总是下雨。如果是现在的我，一定会怀疑她是不是有男朋友在国外，或者，喜欢的男明星也行，能使得她的爱好趋于合理。她脾气不好，会布置奇怪的作业，比如让我们每天在备忘本上写下七点钟国际新闻的标题三则，隔天她还要批改，为此抱怨我们把她累坏了。因为她，我不知道全球为什么要谴责《达马托法》，为什么联合国四十四个国家中有一些会拒绝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美联储主席为何说股价下跌并非坏事……但我还是记了下来。与此同时，我们班上有的同学想当公共汽车售票员，有的人想当宇航员，有的人想当百货公司营业员，有的人想当奥特曼，有的人想当个体户拥有大哥大，有的人想当萤火虫满天飞。范晓萱紧接着金铭出了一首好听的歌，叫《处处都有你》，令我想起了麦琪，“这世界处处有爱，但昨天却再也回不来”，真的是这样的。“昨天”是怎样也不鸟我们的东西，它会带着很多重要的东西再也回不来。

在麦琪路的附近，东平路9号附近有一爿制冰厂，卷帘铁门是黑色的，冰块也不怎么白，白天经常能看到工人用钩子拖着巨大的冰块在马路上街倚移动，周末也不休息。练琴的那些年，我一直不知道那些冰块是用来做什么的。直到父亲过世，大体放在伯伯家里，床板下面就放着这样米黄的冰块，盛在红色脚盆里，我才又想起了小时候乌鲁木齐路上雨天甜滋滋的气味，我和麦琪想象的晒干的蝌蚪，和大冰块摩擦上街倚时“噌噌噌”的声响。父亲得的是喉部肿瘤，医生说和他长期吸烟有关系（他的确不喜欢做拉链，他只喜欢抽烟和我母亲）。病程发展得很快，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每秒钟都濒临窒息。他一直按病床的呼叫铃，要动手术。医生安慰他，今天是礼拜六，要礼拜一才能动手术。他就平静了下来。但他没有等来他的那个礼拜一。我并不算太难过。但他变凉之后，我焐热过一阵他的手。一小会儿而已。

父亲生病之前，我一年见一次他，他会炒一个年糕给我吃，问问我母亲怎么样。他不老，也没有真的老过。我只记得他的嗓子越来越嘶哑。他是不需要音乐的人，不可能唱歌的，他说话都不太像别人说话。他一说话，就会令我想起用皮鞋来拉琴的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但这种联想让我感到不安，我自觉这种联想太陌生了，很可能是不应属于我、不应属于我们父女之间的联想。我早该提醒他去看医生的，但我不敢说，我们根本没什么话可说。在父亲的葬礼上，我还意外地见到了母亲的爱。她原来（显然）是爱父亲的，这和我想的不一样，真令我感到心酸。母亲没有哭得死去活来，相反像被这段变调给震住了。母亲说：“你爸爸小时候会躲在一楼半的夹层里等我放学。他一直这么弓着，后来人就长僵掉了，没有再长高了。我嫁给他的时候，别人都觉得他肯定很有钱，他怎么可能有钱，他就是个拉链厂的工人，还不是很会的。现在他死掉了，怎么比僵掉还要小这么一点？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病得剩那么小的呢？”旁边有人怪母亲不应该和父亲离婚，也有人说不是母亲的错。然后母亲就哭了，和揍我时的哭泣完全不一样，而是像小说里写的，“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这种沉静的悲伤，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失去了父亲，父亲还带走了一部分真实的（眼泪可以像滚瓜一样的）母亲。我好像远不及母亲爱他。好在母亲也从未教育我例必要爱他。父亲在我的生命里，就像一个半音。一个好像离我很近，却总是悬挂的、总到不了主音的……一段坚硬的黑色的存在。童年时，我可以用到它，也可以不用。非要用到它的时候，它却喑哑着，隐喻般残损。现在，我是真的用不到它了。八度之间，我什么键都用不到了。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麦琪的父亲。鲜少有父亲愿意陪伴孩子学习乐器。男人总是不够有耐心陪伴孩子，麦琪父亲显然是个例外，他混迹在各种玲玲、小萍、晓燕的妈妈中间，话不多，却也爱听女人讲话。他戴着一副看起来度数很深的蛤蟆镜，个子不高，毛发也不算茂盛，腔调很特别，后来我在电影中见过不少，也许象征着特定年代的时髦、与众不同。就好像，他会别出心裁地命名麦琪为“麦琪”，而不是“玲玲”“小萍”“晓燕”。这很特别。我出生的时候，听说父亲还算高兴，他说既然生在春天，那就叫我“迎春”吧，我就叫“迎春”了。他从来没有陪同过我学习，不管是学习什么。如果名字是一个礼物，那在麦琪路附近学习钢琴的麦琪（或者会送出礼物的那个“麦琪”），以及像春花一样的我（或者像二木头一样的），似乎早已获得了神秘的、命定的祝福（都不算很妙）。

上大学那一年，我在校内网上找到了麦琪，很兴奋。我们立即交换了手机号码，开始恢复了联系。那时，手机短信一毛钱一条，我有时打“哈哈哈哈”多打了一个“哈”，就溢出了字数，变成两毛钱，但我不在乎，一毛钱不过是童年的麦琪路上的一张葱油饼的价格。麦琪真的考上了音乐学院，虽然学的是和技术无关的管理专业，我也为她高兴，她总比我洋气。而我，则完全放弃了音乐，兢兢业业做了不少“迎春”这名字的姑娘该做的事，读书、与人为善、孝顺母亲。我依然没有演奏级别的钢琴，更没有勇气看一眼琴行里的单簧管。但我是有过音乐生涯的，一段有始有终的音乐生涯，乍一眼完全看不出来的音乐生涯。念初二那年，我随电子琴交响乐团表演的最后两个作品，是《红旗颂》和《林海雪原》。那是我最后一次走上舞台，母亲给我照了相，照片里的我穿得也像支单簧管，黑色的裙子，银色的花边。这段梦幻的远古历史，在后来的网络世界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当Yamaha M0XF8合成器就能扮演我们所有人的年代，电子琴交响乐团是极其荒谬的存在。尽管我从加入它的那天起，就知道它是暂时的，不成器的，还是觉得感伤。我们也曾光荣地被冠名于“贺绿汀”麾下，不知道“贺绿汀”铜像知道吗？麦琪知道我放不下，总是给我一些表演的票。托她的福，大学期间我听了不少音乐会。有一些大型演出，票很难买到，她在最后时刻，总能托人带我进场，找到空位坐下来，只是那些带我进场的人，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麦琪自己不来，她更想表现得像一个管理者，颐指气使，说“你看那些钢琴家都很帅，你喜欢谁，我都能帮你搞定，叫他们来演出”，尽管有些可疑，我还是宁愿为她骄傲。至少，在我最苦闷的时候，她陪我聊天，听我说说话。至少，我和音乐最近的联结是她。她有天说，麦琪这个名字不吉利，不如改名叫“春”，让我好好迎向她。我很喜欢她胡说八道，尽管我不会，我没有那种自信。麦琪比小时候泼辣，她的“大队长感”无时无刻不害怕令你错失。

有天我看到麦琪在校内网上晒出了她父亲年轻时弹吉他的照片，就问她父亲还好吗？我对麦琪父亲印象很好，所以当麦琪用MSN告诉我，她父亲出轨的时候，我惊呆了。麦琪说，有一天父亲突然宣布认了一个干女儿，非常聪明但身世坎坷，希望麦琪和母亲能接受她。麦琪母亲当然很愕然，麦琪反应快一些，她直接就对父亲说，如果你的钱多到花不完，完全可以给我……至于她看到父亲手机上显示一则暧昧的“爸爸你在吗？阿姨在家吗？我可以过来吗？”的短信时，直接就把手机放到了母亲的包里（这可真是麦琪会干的事）。麦琪说：“为什么我爸是你爸，我妈是你阿姨？有意思吗？”我抱着息事宁人的心，依然强调一定是搞错了吧。谁知麦琪冷冷地丢给我一句话：“你不也很喜欢我爸吗？从小就喜欢我爸爸吧。”令我无言以对。

麦琪家显然有过一场轩然大波，但细节我通通不知情，我也不敢问。麦琪借此名义，索性搬出了家。她离开家之后交的第一个男朋友是丹麦人，是来中国学习的交换生，很快就会离开中国，还说会邀请麦琪去丹麦玩。我提醒麦琪，这可是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麦琪说：“也许他在骗我。被谁骗不是骗呀？比如假如生活欺骗了我……”每次她提到和小时候有关的事，总令我失语，我觉得有些意思不是那么用的，但她曲解得头头是道。麦琪喜欢和乐队的人玩在一起，几近走火人魔，不知道是不是和小时候学习音乐有关。她有时也会参加一些校园演出，担任伴奏，用的是电子琴。我对麦琪说，你为什么不继续弹钢琴呢？她很吃惊地问：“我哪里有钢琴？学校琴房里都是约会的人好吗？”更令我惊讶。再后来，她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多到我根本认不清楚。她和他们在一起亲密地合影，跑步，打卡，不知道是不是和小时候看到外国人跑步有关。隔一段时间，又换一拨人。以至于很多年后，当她轻描淡写说起，自己是怎么把B超单塞到那个法国人租屋门缝里，还复印了一张贴在他门上“福”字上的可怕经历时，我也毫不意外，因为那就是我害怕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这些狠招不总奏效，因为生活坚硬得像花岗岩，一点不容人撒娇。法国人跑了，麦琪曾短暂做过母亲，又慢慢修复了精神。她在事后很久才告诉我，说的时候叼着烟，顺便问我：“你知道干净的尿液淘宝上卖多少钱一瓶吗？”我想她一定经历过非常黑暗的日子，却没有邀请我。她把光给了我，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们可能有过一场争吵，一场煞有其事的争吵。大致是因为我要离开上海了，我对她说：“你能不能答应我好好找一个工作、好好找一个男朋友结婚？”她斩钉截铁地说：“不能！我跟你可不一样。你能把电子琴当钢琴练得像真的一样，你还能觉得自己进的是交响乐团，我进不了，因为那就是个屁。你能觉得爸爸是好的，你能觉得你爸不是你妈害死的，你能骗自己我可不能。我就是想出国，我不能永远待在这个地方，我没你那么能骗自己……”这真令人伤心，可能不是真的，细想起来，真的很像是一个梦，一个很悲伤的梦。我们赤身裸体，丢出的词语像腐蚀性强的酸雨一样鞭打对方，谯都没有落场势。最令我难过的是，她说：“你以为那些演出的票是怎么来的？你想一想好吗？你真的愿意想吗？”

在一个我不愿想起的、模糊的时间点上，麦琪仿佛是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号码是那么熟悉。她声音很轻，问我：“你最近好吗？我反正就是那样的，你知道的。就是蛮好的……”我知道这很可疑，但我的软弱逼迫我没有多问一句什么。我只说：“你需要钱吗？”她说：“不用，我很有钱的。”我很想跟她道歉，但又怕她会骂我。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骂我。我只能说：“我永远爱你。”她就挂了。

那几年，我北上读博，又悄无声息地回来，找了一份普通的教书工作，和麦琪几乎断了联系。我常感到寂寞，捧着泡面瓷缸叫一声“妈”字都能哭出声来，却不愿意真的和母亲同住。所以没有电话，就等于告别了吗？告别的时候，我们还要唱《人在旅途》吗？微信刚出现的时候，麦琪加我，我毫不犹豫地通过了。但我们依然久久没有话说。活跃在微信朋友圈的麦琪，明艳夺目，她好像艺人，一直在演出。又仿佛从来没有正经工作，她并不在舞台中央。她依然没有出国，也没有嫁给外国人。关于这一切，我连“赞”都很少寄出。我的生活乏善可陈，没有任何值得展示之处。我和麦琪之间已经没什么可以互惠，不忍再互惠。这样的友爱几近无利可图，反而令我对麦琪的想念显出一些本真的东西来。

她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们不是一样的人的呢？她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们那么不一样却还愿意帮助我的呢？

三

尽管梦想难以实现，日常又困顿难挨，网络生活依然给孤独的人带来了新的气象，实现了虚拟的欲望民主化。譬如萨宾・梅耶尔就让我看到了真正以“单簧管”为中心的表演画面，沁人心脾。原来“单簧管”是一种驾驭起来那么费力，却又听起来毫不费力的乐器，仿佛是一个人生隐喻。它最好的合作伙伴是弦乐，而不是淹没在几乎会被总谱遗忘的大乐团角落。我终于有勇气走入琴行，像看普希金一样看过几支布菲乌木，普通人可以买到的那种，那一年我已经三十三岁，导购很亲切地问我：“您是给孩子买乐器吗？”

在我们的行业有一些学习的定律，首先是耗尽体能的边界，其次是在体能的界限之内，探索自我的边界。有些人奋发努力了一下，觉得再也不可能突破，就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有的人觉得自己还有希望，或没有下一代可以希望，就勉为其难地再坚持一阵。想象自己还有希望，是一种能力，也是我们童年荒谬训练所得到的福报。

我最近一次看到麦琪的消息，是在朋友圈转发的新闻链接里。她为实施盗窃的外籍男友与警方发生冲突，上了热搜新闻。评论不堪入目，大多是针对女性的人身攻击。我花了很久才从观看视频的震惊中缓过神来，而后挨个举报没有给她照片打码的链接，这着实分了我的心。好在，我也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忙到凌晨时，我还是忍不住哭了一小会儿。我已经不像少女时期那么软弱，又越来越熟稔于自我欺骗，但我实在还没有强大到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犹豫要不要给她打电话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都没有拨出过一个真正的电话了。我当然能背出她的号码，这在如今的年代，真是少见。视频里的她怎么有一点衰老了，和我一样，从法令纹的走势，到眼神的黯然，都能感受到岁月的强力，暗示着我们应该如数交出手中的希望来。她是因为音乐和他们走到一起，我是因为音乐和她建立起友谊。所以音乐是什么呢？令“我默默地，无望地爱着你，有时苦于羞怯，又为嫉妒暗伤，我爱得那么温存，那么专一；但愿别人爱你也是这样”。

我有多久没见麦琪了，好像有很久，又好像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好多次我路过汾阳路三角地，路过普希金，都会想到她。我想，如果我们没有学习音乐，一切是不是会不一样，人生会不会变得简单一点？好像这条路被人叫作“上海六十四条永不拓宽的街道之一”一样。即使是二十年后站在那里，我们也只能仰望它。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应该永不拓宽呢？

三月的一个早晨，我收到了五个未接电话，真是罕见。接通时，听见电话那头是个广东人，用蹩脚的普通话问我认不认识麦琪。我问，她怎么了？他说，她在我们公司办理了网络贷款，紧急联络人填的是你，你知道这件事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没关系，你帮我们找找她吧。我才终于给麦琪拨了电话，她没接。第二天，我又收到了五个电话，说的是一样的话，所以，我又给麦琪打了电话。五天后，麦琪用语音回复我说：“对不起，我只背得出你的电话了。我要出国了，是真的，我要结婚了。对了，你还记得那首歌吗？《人在旅途》……”我瞬间把微信掐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