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缠道

四合如意  作者:张怡微

“乌鲁木齐中路是上海市徐汇区及静安区的一条道路。在1911年到1943年之间的名称为麦琪路(Route Alfread Magy)。该路为南北走向,南至淮海中路接乌鲁木齐南路,北至华山路接乌鲁木齐北路,全长八百八十米,宽十二至二十七米……”我和麦琪小时候学弹钢琴,常常走过那里。下雨的时候,也可以说是蹚过。九十年代初的上海,城市排水并不好,水门汀上积攒起小水塘是容易的事,汽车开过的时候,会溅起跳跃的水龙。雨后,我和麦琪曾经交流过,要如何把池塘里的蝌蚪捞起来,放到雨天的临时水塘里玩,一阵心领神会的哧笑。可乌鲁木齐中路的水塘是不一样的。我们决不会在那里养蝌蚪,再等太阳出来,坐在地上等待蝌蚪被活活晒干。那是我们都没有福分出生的城市蛋黄区,可不是什么干坏事的好地方。即使是二十年后站在那里,我们也只能仰望它。

那一年,可能是伴随着“一只小老鼠在昏暗幽深的大森林里散步”“从前,有四只小兔子,它们的名字分别是软塌塌、乱蓬蓬、棉尾巴和彼得”等等甜美故事的磁带声,我们潜意识中还相信着不管什么比赛,乌龟终将战胜兔子,严肃的老师就是突然冒出的乌鸦,爱丽丝钻入兔子洞就是掉入另一个世界,往下掉往下掉往下掉,掉出来的爱丽丝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损失……我们咬着一毛钱一张的葱油饼,被音乐学院门口外国人慢跑的身影攫住了眼神。那些外国人看起来并不真的赶时间,却跑着步。上海的天色一如既往灰蒙蒙的,那些和我们长得不一样的人却好像携带着什么未名的、神秘的东西,在城市里穿梭、飘曳,播撒偶然的种子。

那是我和麦琪最早看到的、活的外国人,他们的步伐伴随着音乐学院里传来的各种乐器刻苦操演的声音,显得十分奇异。外国人的脸上总有一种没有表情的自在和松弛,院里传来的琴声又难免代表着青年同胞的苦劳。我不喜欢外国人的腔调,因为分明他们是寓居,却显得我们像外国人。麦琪和我的感受一定很不同。我曾经以为,我和麦琪还会有许多个这样的时刻,我们一起穿越时光,我们会看到无数种相似的惊异。殊不知人生中许多事都说不好。有些起初并不起眼的事居然都是一次性闪过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它非常重要,好像风吹落了深秋的最后一片叶子。后来还会有许多凛冽的事要发生,但都与那息风无关了。

我和麦琪都是直到很久以后才第一次出国(晚得好像并不值得正经说出来),她去了美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去了日本(出了公差)。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有点紧张,突然想到一首老歌,叫《人在旅途》,是一位新加坡歌手唱的。我和麦琪都喜欢看新加坡电视剧。新加坡人说的是中国话,口音却很特别。看完了电视剧,我们还要争论电视里的女主人公谁最漂亮,那是练琴闲暇,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想看得更仔细,以便周末能和麦琪多说一会儿话,我在霸占电视机的过程中被母亲暴力打断。母亲红着眼睛用卷发棒捶了我一顿。卷发棒不太适合捶人,因为齿梳是软塑料做的。打完我,母亲哭了(这非常像她的风格,好像明明是她想离婚,结果号哭的人也是她),她边哭边倾诉。她从遥远的童年、自己被哥哥欺负开始说起,一直说到离婚后担惊受怕会养不起我,最后说,因为我沉迷电视,辜负了她的期望,毁灭了我们未来的家运。这个庞大的女性史诗故事,居然降落在了七岁的我想要看电视的过失之后就灰飞烟灭了。都说人生如戏,可人生要真做成戏,好像还挺难看的。母亲用卷发棒捶我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麦琪说的,“以后我们俩要是绝交,就唱一首《人在旅途》吧!”因为,电视剧的结局就是突然的离别,看也看不懂的那种离别。“千山万水脚下过”“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我好想对母亲这样唱。这瞬间而过的想法令我感到害怕。很快,我就掐灭了内心中反抗的萤火。那之后,我就不太看电视剧了,我命令自己不可以喜欢看电视剧,然后我就做到了。奇怪的是,许多年后,当我买了人生第一间房的时候,没有在家里安装电视。母亲却表现得非常失望,她对我说:“你是不是压根就不希望我来看你?”令我哑口无言(电视真坏呀,总让人为难)。

想起来,那时母亲的期望并不恢宏,她不过是希望我未来。能成为穿着体面、有人喜爱的女孩子。我极不喜欢母亲抱怨生活,却难免受她殷殷期望的影响。她像一个宗教一样矗立在我面前,提醒着我有罪,不许我散漫,只可以相信,不容许质疑,这一招还挺奏效。其实看电视不一定只有坏处,譬如我就很喜欢南洋电视剧里那种女孩子咬紧牙关也要“出人头地”的朴素追求,因为生活里看不到,算得上一种启蒙。生活里的故事无非是像舅舅家的那样,任由大女儿发烧活活烧死了,再喜迎新的儿子。每到过年,舅舅总说起这事,然后喝酒、流眼泪,像某种文学里的鳄鱼。新的儿子很快也长大了,他模仿父亲的口吻煞有其事地在作文里写,“我有一个姐姐,可惜夭折了,如果没有她,就一定没有我”,还参加了美好家庭作文比赛,拿了奖,他得意的样子像某种小鳄鱼。我和母亲一样不喜欢舅舅一家,但小鳄鱼的作文在电台里播送的时候,母亲还是逼迫我听完,要我学习。我只感觉自己是多么幸运,能平安地活下来,没有成为谁感激的对象。我不再相信写作,因为知道明明不是那么回事。

在我没有任何出人头地的迹象之前,母亲突发奇想要让我学点艺术,那也许是我人生中的重要插曲。我觉得学习“艺术”,就是学习孝顺,再加上交交新朋友。好在,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麦琪,让我第一次看到外国人,第一次听到除了电视剧配乐儿歌之外的音乐,赐予我数不清的惊异。我和麦琪,从小哈农,拜厄,练习到车尔尼599、849、299,巴赫……然后就终止了,再学下去就要露馅了。我被选拔入了一个奇怪的电子琴交响乐团,成了一个业余级别的表演者,不收学费。我的任务,是用电子的声音敲击出单簧管的定音。知道被录取的时候,我的脸上火辣辣的,好像被看穿了什么。母亲却很高兴,她觉得很光荣。每次排练,她都兴冲冲给我照相,完了还要把照片洗出来放在家里的五斗橱上。在家里练习“定音”是远远没有练习完整曲目有趣的事。因为听不到主旋律,也看不到别人的乐谱。所有的一切,只能靠想象。想象是多么哀苦又迷人的事啊。想象自己、想象别人、想象所有人汇合在一起,合作无间,就好像想象着幸福一样。

对了,其实我一直没有自己的钢琴。在家里,我都是用电子琴练习夜校布置的曲目,我练得十分刻苦,夏天即使汗流到地上也不会停止,所以连老师都一直没有看出真相,他一直以为我是有钢琴的,他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有的地方我会习惯性地降落八度。这当然是我童年时代最高级别的秘密。除了岁月,没有什么能将它解禁。这件事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包括麦琪。我和母亲也从来不谈起。出于某种神秘的倔强,我没有使用过电子琴上任何的音色和伴奏,我把它想象为——钢琴。然后命运又交给我一个新的任务,需要我把它想象为——单簧管。好像一种惩罚。

在加入电子琴交响乐团以前,我甚至都没亲眼见到过单簧管。即使是后来随乐队上台表演了多次,我见到过其他表演者带来的真正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但我还是不知道英国管、低音单簧管、大管到底长什么样子,摸起来又是什么感觉。我不敢问,也不知道该问谁——我只能尽力本分地扮演好我所模仿的声音。那段训练的日子,令我开始熟悉机器模仿各种乐器的声音。不只是西洋乐器,还有中国乐器,二胡或者扬琴之类的。不仅可以很拟真,居然还可以很恢宏。不仅可以很革命,也可以很民间。我们就像一群马戏团的孩子一样,用乐器来变戏法。坦白说,有时候操作它们,多少也可以放一点真情的。不仔细听,很容易被感动,很容易觉得,那就是幸福,就是意境。在心里,我曾和它们合作无间、荣辱与共。本能的排斥和日常操习的亲切,扭曲地交缠在一起,合成为奇异的情感力量。在展演时总会有那么一瞬间,令人感觉耳朵里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们的音乐好像是真的,我们的成功也是真的。在乐团里,指挥老人叫我“单簧管”,其他人也叫我“单簧管”,好像我真的是“单簧管”。我当然知道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电子琴上的一个按钮,就连音量都是机器调控的,我是总谱里的只言片语。以至于很多年后,我居然有欲望想要拥有一支真正的单簧管,又觉得尴尬,觉得自己配不上。即使没有人搞得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是害怕被人知道我并不会使用它。我是个冒牌的。哪怕也曾真心真意地用真实的青春实现过它的表象、它的功能、它的音乐能量的万千分之一。

好险!麦琪落选了那场诡异的选拔,没有留下如我一般的心灵阴影。她索性就放弃了继续学习钢琴。后来我们都快进入初中,听大人们说,还是学业比较重要。那时的我们,已经可以蹩脚地弹奏肖邦练习曲,譬如作品10号第3首,在交错的时空中抽象地“离别”着,在抒情的触键中一点一点远离其实的世界。而我们的琴艺,这一生恐怕也就到那里为止了,再也不会有新的进步,也不会有不满足。尽管我们才十几岁,我们的日常生活离音乐太远了,根本就用不上琴艺,无所谓够不够用。那之后,我还坚持了一小段“艺术”之路,直到母亲的兴奋劲彻底过了,她亲自劝我放弃。我就放弃了,二话不说。乐团表演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很想念麦琪。我们是差不多的人。至少,她没有扮演过谁,她有自己的琴,自己的声音,她比我强。我有点羡慕她。


桃江路汾阳路路口的三角地,树立着普希金铜像。普希金也是外国人,是我们最熟悉的外国人之一。他的铜像做得非常高,印象里,他总是看着远方,我们被迫要抬头才能看他。听教琴的老师说,普希金写过一首诗,叫《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也许我应该多看一眼麦琪七岁半那年仰望普希金时的眼神,顺便也看看自己的仰望。一直到十四岁,我一个人,也曾孤独地看来看去,抬头看他,风里雨里看他,雾里雪里看他。那时,我认识的字变多了,差一点就要听懂“我的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它会死去,像大海拍击海堤,发出的忧郁的汩汩涛声,像密林中幽幽的夜声”。远近传来的操演乐器的声音依然飘荡,我知道背后发出乐声的人总有变化的,变化成新的孩子,幸运的孩子。在那里,真正优秀的琴童会脱颖而出、走向世界,大部分人则泯然于众,不知道音乐注入命运中的是疫苗还是毒药。不变的是,在好多年的黄昏里,我都依稀看得到年幼的麦琪拖着父亲的手,走过普希金铜像时的背影。麦琪扎两条辫子,蓝色绒线衫左膀上还别着大队长标志,最欣欣向荣的美也不过如此。要永远如此该有多好。大队长像一个世俗世界的荣耀,而三角地,则是心灵世界的安宁。

我从来没当上过世俗世界的大队长。我一直是中队长,不知道为什么是,我也知道自己一定当不上大队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知道。我的班主任是一位格外严厉、性情古怪的女性。回想起来,她当年刚从师专毕业,非常年轻,也非常骄傲。她有独特的技能,就是模仿英文磁带里的英式发音。她经常在班上背诵我们听不懂的大段的电影片段,拿腔拿调。只有在那一刻,我有点仰慕她,因为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其他同学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这令她看起来有点寂寞。因为英文发音对我们住在城市外围蛋白区的孩子们来说,没有什么大用。我们当然知道有外国,但我们这样的人对外国是没有梦的。“Now the weather report…”晨会课的时候,她会自动播送英文的天气预报。每天都会有微妙的差别,也有不变的,好像局部地区总是下雨。如果是现在的我,一定会怀疑她是不是有男朋友在国外,或者,喜欢的男明星也行,能使得她的爱好趋于合理。她脾气不好,会布置奇怪的作业,比如让我们每天在备忘本上写下七点钟国际新闻的标题三则,隔天她还要批改,为此抱怨我们把她累坏了。因为她,我不知道全球为什么要谴责《达马托法》,为什么联合国四十四个国家中有一些会拒绝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美联储主席为何说股价下跌并非坏事……但我还是记了下来。与此同时,我们班上有的同学想当公共汽车售票员,有的人想当宇航员,有的人想当百货公司营业员,有的人想当奥特曼,有的人想当个体户拥有大哥大,有的人想当萤火虫满天飞。范晓萱紧接着金铭出了一首好听的歌,叫《处处都有你》,令我想起了麦琪,“这世界处处有爱,但昨天却再也回不来”,真的是这样的。“昨天”是怎样也不鸟我们的东西,它会带着很多重要的东西再也回不来。

在麦琪路的附近,东平路9号附近有一爿制冰厂,卷帘铁门是黑色的,冰块也不怎么白,白天经常能看到工人用钩子拖着巨大的冰块在马路上街倚移动,周末也不休息。练琴的那些年,我一直不知道那些冰块是用来做什么的。直到父亲过世,大体放在伯伯家里,床板下面就放着这样米黄的冰块,盛在红色脚盆里,我才又想起了小时候乌鲁木齐路上雨天甜滋滋的气味,我和麦琪想象的晒干的蝌蚪,和大冰块摩擦上街倚时“噌噌噌”的声响。父亲得的是喉部肿瘤,医生说和他长期吸烟有关系(他的确不喜欢做拉链,他只喜欢抽烟和我母亲)。病程发展得很快,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每秒钟都濒临窒息。他一直按病床的呼叫铃,要动手术。医生安慰他,今天是礼拜六,要礼拜一才能动手术。他就平静了下来。但他没有等来他的那个礼拜一。我并不算太难过。但他变凉之后,我焐热过一阵他的手。一小会儿而已。

父亲生病之前,我一年见一次他,他会炒一个年糕给我吃,问问我母亲怎么样。他不老,也没有真的老过。我只记得他的嗓子越来越嘶哑。他是不需要音乐的人,不可能唱歌的,他说话都不太像别人说话。他一说话,就会令我想起用皮鞋来拉琴的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但这种联想让我感到不安,我自觉这种联想太陌生了,很可能是不应属于我、不应属于我们父女之间的联想。我早该提醒他去看医生的,但我不敢说,我们根本没什么话可说。在父亲的葬礼上,我还意外地见到了母亲的爱。她原来(显然)是爱父亲的,这和我想的不一样,真令我感到心酸。母亲没有哭得死去活来,相反像被这段变调给震住了。母亲说:“你爸爸小时候会躲在一楼半的夹层里等我放学。他一直这么弓着,后来人就长僵掉了,没有再长高了。我嫁给他的时候,别人都觉得他肯定很有钱,他怎么可能有钱,他就是个拉链厂的工人,还不是很会的。现在他死掉了,怎么比僵掉还要小这么一点?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病得剩那么小的呢?”旁边有人怪母亲不应该和父亲离婚,也有人说不是母亲的错。然后母亲就哭了,和揍我时的哭泣完全不一样,而是像小说里写的,“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这种沉静的悲伤,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失去了父亲,父亲还带走了一部分真实的(眼泪可以像滚瓜一样的)母亲。我好像远不及母亲爱他。好在母亲也从未教育我例必要爱他。父亲在我的生命里,就像一个半音。一个好像离我很近,却总是悬挂的、总到不了主音的……一段坚硬的黑色的存在。童年时,我可以用到它,也可以不用。非要用到它的时候,它却喑哑着,隐喻般残损。现在,我是真的用不到它了。八度之间,我什么键都用不到了。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麦琪的父亲。鲜少有父亲愿意陪伴孩子学习乐器。男人总是不够有耐心陪伴孩子,麦琪父亲显然是个例外,他混迹在各种玲玲、小萍、晓燕的妈妈中间,话不多,却也爱听女人讲话。他戴着一副看起来度数很深的蛤蟆镜,个子不高,毛发也不算茂盛,腔调很特别,后来我在电影中见过不少,也许象征着特定年代的时髦、与众不同。就好像,他会别出心裁地命名麦琪为“麦琪”,而不是“玲玲”“小萍”“晓燕”。这很特别。我出生的时候,听说父亲还算高兴,他说既然生在春天,那就叫我“迎春”吧,我就叫“迎春”了。他从来没有陪同过我学习,不管是学习什么。如果名字是一个礼物,那在麦琪路附近学习钢琴的麦琪(或者会送出礼物的那个“麦琪”),以及像春花一样的我(或者像二木头一样的),似乎早已获得了神秘的、命定的祝福(都不算很妙)。

上大学那一年,我在校内网上找到了麦琪,很兴奋。我们立即交换了手机号码,开始恢复了联系。那时,手机短信一毛钱一条,我有时打“哈哈哈哈”多打了一个“哈”,就溢出了字数,变成两毛钱,但我不在乎,一毛钱不过是童年的麦琪路上的一张葱油饼的价格。麦琪真的考上了音乐学院,虽然学的是和技术无关的管理专业,我也为她高兴,她总比我洋气。而我,则完全放弃了音乐,兢兢业业做了不少“迎春”这名字的姑娘该做的事,读书、与人为善、孝顺母亲。我依然没有演奏级别的钢琴,更没有勇气看一眼琴行里的单簧管。但我是有过音乐生涯的,一段有始有终的音乐生涯,乍一眼完全看不出来的音乐生涯。念初二那年,我随电子琴交响乐团表演的最后两个作品,是《红旗颂》和《林海雪原》。那是我最后一次走上舞台,母亲给我照了相,照片里的我穿得也像支单簧管,黑色的裙子,银色的花边。这段梦幻的远古历史,在后来的网络世界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当Yamaha M0XF8合成器就能扮演我们所有人的年代,电子琴交响乐团是极其荒谬的存在。尽管我从加入它的那天起,就知道它是暂时的,不成器的,还是觉得感伤。我们也曾光荣地被冠名于“贺绿汀”麾下,不知道“贺绿汀”铜像知道吗?麦琪知道我放不下,总是给我一些表演的票。托她的福,大学期间我听了不少音乐会。有一些大型演出,票很难买到,她在最后时刻,总能托人带我进场,找到空位坐下来,只是那些带我进场的人,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麦琪自己不来,她更想表现得像一个管理者,颐指气使,说“你看那些钢琴家都很帅,你喜欢谁,我都能帮你搞定,叫他们来演出”,尽管有些可疑,我还是宁愿为她骄傲。至少,在我最苦闷的时候,她陪我聊天,听我说说话。至少,我和音乐最近的联结是她。她有天说,麦琪这个名字不吉利,不如改名叫“春”,让我好好迎向她。我很喜欢她胡说八道,尽管我不会,我没有那种自信。麦琪比小时候泼辣,她的“大队长感”无时无刻不害怕令你错失。

有天我看到麦琪在校内网上晒出了她父亲年轻时弹吉他的照片,就问她父亲还好吗?我对麦琪父亲印象很好,所以当麦琪用MSN告诉我,她父亲出轨的时候,我惊呆了。麦琪说,有一天父亲突然宣布认了一个干女儿,非常聪明但身世坎坷,希望麦琪和母亲能接受她。麦琪母亲当然很愕然,麦琪反应快一些,她直接就对父亲说,如果你的钱多到花不完,完全可以给我……至于她看到父亲手机上显示一则暧昧的“爸爸你在吗?阿姨在家吗?我可以过来吗?”的短信时,直接就把手机放到了母亲的包里(这可真是麦琪会干的事)。麦琪说:“为什么我爸是你爸,我妈是你阿姨?有意思吗?”我抱着息事宁人的心,依然强调一定是搞错了吧。谁知麦琪冷冷地丢给我一句话:“你不也很喜欢我爸吗?从小就喜欢我爸爸吧。”令我无言以对。

麦琪家显然有过一场轩然大波,但细节我通通不知情,我也不敢问。麦琪借此名义,索性搬出了家。她离开家之后交的第一个男朋友是丹麦人,是来中国学习的交换生,很快就会离开中国,还说会邀请麦琪去丹麦玩。我提醒麦琪,这可是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麦琪说:“也许他在骗我。被谁骗不是骗呀?比如假如生活欺骗了我……”每次她提到和小时候有关的事,总令我失语,我觉得有些意思不是那么用的,但她曲解得头头是道。麦琪喜欢和乐队的人玩在一起,几近走火人魔,不知道是不是和小时候学习音乐有关。她有时也会参加一些校园演出,担任伴奏,用的是电子琴。我对麦琪说,你为什么不继续弹钢琴呢?她很吃惊地问:“我哪里有钢琴?学校琴房里都是约会的人好吗?”更令我惊讶。再后来,她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多到我根本认不清楚。她和他们在一起亲密地合影,跑步,打卡,不知道是不是和小时候看到外国人跑步有关。隔一段时间,又换一拨人。以至于很多年后,当她轻描淡写说起,自己是怎么把B超单塞到那个法国人租屋门缝里,还复印了一张贴在他门上“福”字上的可怕经历时,我也毫不意外,因为那就是我害怕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这些狠招不总奏效,因为生活坚硬得像花岗岩,一点不容人撒娇。法国人跑了,麦琪曾短暂做过母亲,又慢慢修复了精神。她在事后很久才告诉我,说的时候叼着烟,顺便问我:“你知道干净的尿液淘宝上卖多少钱一瓶吗?”我想她一定经历过非常黑暗的日子,却没有邀请我。她把光给了我,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们可能有过一场争吵,一场煞有其事的争吵。大致是因为我要离开上海了,我对她说:“你能不能答应我好好找一个工作、好好找一个男朋友结婚?”她斩钉截铁地说:“不能!我跟你可不一样。你能把电子琴当钢琴练得像真的一样,你还能觉得自己进的是交响乐团,我进不了,因为那就是个屁。你能觉得爸爸是好的,你能觉得你爸不是你妈害死的,你能骗自己我可不能。我就是想出国,我不能永远待在这个地方,我没你那么能骗自己……”这真令人伤心,可能不是真的,细想起来,真的很像是一个梦,一个很悲伤的梦。我们赤身裸体,丢出的词语像腐蚀性强的酸雨一样鞭打对方,谯都没有落场势。最令我难过的是,她说:“你以为那些演出的票是怎么来的?你想一想好吗?你真的愿意想吗?”

在一个我不愿想起的、模糊的时间点上,麦琪仿佛是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号码是那么熟悉。她声音很轻,问我:“你最近好吗?我反正就是那样的,你知道的。就是蛮好的……”我知道这很可疑,但我的软弱逼迫我没有多问一句什么。我只说:“你需要钱吗?”她说:“不用,我很有钱的。”我很想跟她道歉,但又怕她会骂我。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骂我。我只能说:“我永远爱你。”她就挂了。

那几年,我北上读博,又悄无声息地回来,找了一份普通的教书工作,和麦琪几乎断了联系。我常感到寂寞,捧着泡面瓷缸叫一声“妈”字都能哭出声来,却不愿意真的和母亲同住。所以没有电话,就等于告别了吗?告别的时候,我们还要唱《人在旅途》吗?微信刚出现的时候,麦琪加我,我毫不犹豫地通过了。但我们依然久久没有话说。活跃在微信朋友圈的麦琪,明艳夺目,她好像艺人,一直在演出。又仿佛从来没有正经工作,她并不在舞台中央。她依然没有出国,也没有嫁给外国人。关于这一切,我连“赞”都很少寄出。我的生活乏善可陈,没有任何值得展示之处。我和麦琪之间已经没什么可以互惠,不忍再互惠。这样的友爱几近无利可图,反而令我对麦琪的想念显出一些本真的东西来。

她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们不是一样的人的呢?她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们那么不一样却还愿意帮助我的呢?


尽管梦想难以实现,日常又困顿难挨,网络生活依然给孤独的人带来了新的气象,实现了虚拟的欲望民主化。譬如萨宾・梅耶尔就让我看到了真正以“单簧管”为中心的表演画面,沁人心脾。原来“单簧管”是一种驾驭起来那么费力,却又听起来毫不费力的乐器,仿佛是一个人生隐喻。它最好的合作伙伴是弦乐,而不是淹没在几乎会被总谱遗忘的大乐团角落。我终于有勇气走入琴行,像看普希金一样看过几支布菲乌木,普通人可以买到的那种,那一年我已经三十三岁,导购很亲切地问我:“您是给孩子买乐器吗?”

在我们的行业有一些学习的定律,首先是耗尽体能的边界,其次是在体能的界限之内,探索自我的边界。有些人奋发努力了一下,觉得再也不可能突破,就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有的人觉得自己还有希望,或没有下一代可以希望,就勉为其难地再坚持一阵。想象自己还有希望,是一种能力,也是我们童年荒谬训练所得到的福报。

我最近一次看到麦琪的消息,是在朋友圈转发的新闻链接里。她为实施盗窃的外籍男友与警方发生冲突,上了热搜新闻。评论不堪入目,大多是针对女性的人身攻击。我花了很久才从观看视频的震惊中缓过神来,而后挨个举报没有给她照片打码的链接,这着实分了我的心。好在,我也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忙到凌晨时,我还是忍不住哭了一小会儿。我已经不像少女时期那么软弱,又越来越熟稔于自我欺骗,但我实在还没有强大到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犹豫要不要给她打电话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都没有拨出过一个真正的电话了。我当然能背出她的号码,这在如今的年代,真是少见。视频里的她怎么有一点衰老了,和我一样,从法令纹的走势,到眼神的黯然,都能感受到岁月的强力,暗示着我们应该如数交出手中的希望来。她是因为音乐和他们走到一起,我是因为音乐和她建立起友谊。所以音乐是什么呢?令“我默默地,无望地爱着你,有时苦于羞怯,又为嫉妒暗伤,我爱得那么温存,那么专一;但愿别人爱你也是这样”。

我有多久没见麦琪了,好像有很久,又好像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好多次我路过汾阳路三角地,路过普希金,都会想到她。我想,如果我们没有学习音乐,一切是不是会不一样,人生会不会变得简单一点?好像这条路被人叫作“上海六十四条永不拓宽的街道之一”一样。即使是二十年后站在那里,我们也只能仰望它。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应该永不拓宽呢?

三月的一个早晨,我收到了五个未接电话,真是罕见。接通时,听见电话那头是个广东人,用蹩脚的普通话问我认不认识麦琪。我问,她怎么了?他说,她在我们公司办理了网络贷款,紧急联络人填的是你,你知道这件事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没关系,你帮我们找找她吧。我才终于给麦琪拨了电话,她没接。第二天,我又收到了五个电话,说的是一样的话,所以,我又给麦琪打了电话。五天后,麦琪用语音回复我说:“对不起,我只背得出你的电话了。我要出国了,是真的,我要结婚了。对了,你还记得那首歌吗?《人在旅途》……”我瞬间把微信掐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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