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安栗顺利回家工作，赶上了海归博士还吃香的年头，在高校开始了安静艰苦的“tenure-track”之旅。从外表看来，她好像就没出过国，或者，只是去了外地几年，那几年还不如留在上海赚钱，或嫁人，那样的话，现在孩子都能很大了。去英国读书这件事，在安栗身上并没有留下什么实际的光环，她既没有拿到身份，没有留在海外高就，也没有发财。好处是，也没人非找她代购。家族里的男性亲戚们从不会跟她谈论脱欧、足球、梅根和哈利王子的移民趣闻，或者哭着下台的梅姨，他们只会有意无意嘲讽她：“我们听人家说只要不在牛津剑桥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就说自己在英国读书，不然他们就会说，我在牛津或者剑桥读书哈哈哈。”舅舅们说这话的时候，仿佛跟安栗没多大关系，也不为了专门嘲讽她。他们就是要说一说，不说憋着就难受。他们既不知道安栗在做什么，也不真的想知道。她，就是一个女孩子，家里的一个女孩子，还是一个书呆子，静静地冒着傻气。平日里，安栗吃的、穿的、用的，都和四五年前没多大变化。上海房价的变化，远超过她的变化。就连母亲，在凝视她半晌之后，最多说一句：“你也有点见老哦，不过不仔细看也看不出。因为你老得也不算难看，像我。”

在现实世界，没有人知道，两年前她在莱比锡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遇到了伯乐。那位英国业界大牛看了她的研究很感兴趣，他特别喜欢中国，觉得中国人奇异，奇异又压抑。他手上刚好有一组书在编，要编很久。那个书系，后来收入了安栗的博士论文。书的封面做得漂亮，用了一张老人与天使的照片。这简直不可思议，极少有年轻学者有这样的待遇，这为安栗后来的求职营造了光环，她确实有所获得，从社交中，从研究方向里，甚至是从“亚洲”的符号里。同侪们并不那么看，他们觉得那些虽然都是她的好运，但安栗身为年轻女性的原罪也不遑多让，对猎取好运是有极大助益的。于是逐渐有传说，说安栗是研讨会花蝴蝶，人虽其貌不扬却很会跟大佬联络。也有人说，安栗英文并不好，却有人免费为她润稿，这是为什么呢？怎么会有这等好事呢？谁知道呢？还有人索性说：“她啊，早就被殖民了。”圈子很小，说这些话的人，安栗都认识，有的人一起吃过饭，有的人她陪游去参观过牛津剑桥，有的还跟她请教过投稿的问题。开始时，听到这些话，安栗是会难过的。时间久了，就习惯了。她觉得别人眼中的自己，好像要比真实的自己强大得多。尽管他们的表述，是在揶揄她“其实也没那么强”。她对自己说，同行和同性的敌意都是勋章，就好像电动游戏里的自己一样强悍、自信、藐视天地。

更多的批评来自豆瓣网，来自全球不到百人的阅读量中，她并不认识的同行。那些触目惊心的差评，就好像是命运的十字架，提醒她“好运”的背后标定着连环债务，还也还不清的。她唯有更努力，才能挽回一点点颜面。例如，每一年的发表、引用，同行只言片语的评价，研讨会的邀请。但无论如何，那些价值的总和依然超不过那本书。所以，令人悲伤的是，即使安栗一直在努力摆脱那本书，她的内心又是极需要那本书的。是那本书改变了她的命运，让她被人看到，被人批评，让她有了今时今日的生活。和她枯燥的日常生活相比，那本书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是她的理想自我。

同侪和后辈们以看似客观的态度评论道：“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在中国都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如果用中文写一遍，根本无法出版）”“如果论文可以这么写，去英国读个博士也不错”“她为什么不发在公众号上？那样更适合她呀”。安栗每天早晨刷一遍豆瓣，有时也能刷出一两个好心人对空言说：“去除猎奇的问题，田野还是做得不错的”“可惜即使不是老人与残疾人，生活问题也是很复杂的啊”，以至于他们给的“三星”打分，都能显出温存的人情味来。这让安栗后来在看。待别人的著作时，多了一些慈悲和体谅。事非经过不知难。有的人明明也被难倒过，却硬装作没有，她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如今，安栗手中拿到同行评议的论文，即使再糟，她都心存善念、手下留情。原因就是她每天都在豆瓣刷新评论，是那些评论照亮了她的软弱和不自信，成了她的心病，她是在意它们的。尽管她问心无愧，她说服自己只是好运。她负隅顽抗（其实并没有几则）舆论，也负隅顽抗“好运”连带的污名。

这些事，安栗的家人并不知情。他们仿佛生活在另一个次元。也挺热闹的，挺激烈的。女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周围人便只关心她有没有结婚。这听起来是中学生必读世界名著中的一句话，其实不尽然，周围人还会关心她每个月赚多少钱，有没有房子和车，一年出国旅行几次，家里有没有戴森。如果她嫁给了爱情，那周围人会发自内心地感到惋惜，静候着好景不长，爱是最靠不住的，图别人对你好，最贪婪。如果她嫁给了金钱，他们又会觉得她本来就不配拥有爱情，应该知足常乐地走向死亡。至于她的工作，那几乎是没什么要紧的。能有个工作就不错了。她的工作被人挑剔，那一定是她不够聪明。而且她还需要工作，这本来就低人一等了。所以相比现实世界，安栗更喜欢豆瓣上的世界。那里也很势利，观点矛盾，刻薄尖酸，但到底清明一些。家人嘛，永远属于现实世界。好在母亲不这么看，她会跟周围人说：“我的女儿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她的同学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尽管母亲连她的书名都说不清楚，只知道说老人天使，仿佛是一幅世界名画的名字。

说母亲完全弄不清楚，她有时又知道一些的。她会跟安栗说：“你是研究我们老人的，你要多跟我们老人在一起说说话，不要老是一个人闷头写写写。”又或者：“你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脑子里都是些乌七八糟不上台面的事情，像个男孩子，为什么人家谁谁谁，学的就是莎士比亚。”母亲在拼多多买了八块钱两大捆芭蕉，吃得安栗夜里胃酸倒流，她把着马桶吐了一会儿，想到母亲还说过“妈妈用手机里的拼多多买芭蕉，你可以写成英文的论文哇？”又觉得挺心酸，她没真心嫌弃她，她也想帮她的。所以安栗说：“可以的。谢谢妈妈。”好像是完成了一个爱来爱去的动作。母亲从来没有认真问过她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本用英文写的书，写的到底是什么；写的时候她去过哪里，跟哪些人在一起；是谁帮助了她，会不会有人骂她，他们骂得对不对呢？母亲就像是站在另一个世界里，跟女儿挥着手，每每看她一眼，她就跟你挥一挥手。但是心里的话，安栗永远都说不出来，母亲也听不到的。

安栗总不见得一本正经地去问母亲：“妈，你的欲望对你的人生还有推动作用吗？”好像她田野调查时去问别的老人一样。

二

“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长大以后，安栗在认识的人嘴里听到这样远古的中国话，还是在拆迁组抵达的爷爷家现场。派出所拉开的警戒线似乎意味着事情并不简单。安栗在脑海中反复琢磨这句中国古话在英语里应该怎么说，可能是“A married daughter doesn't belong to her parents any more”。大概是这个意思，可不知为何，用英文说上一遍，就显不出那种中国脸盆里的水的凉意了。如果不是高度紧张硬生生唤起记忆，安栗都快忘记母亲的户口还在爷爷家里，爷爷反而住在养老院里，她好久没有看到他了，她一直在看别的老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警戒线外看热闹的邻居们，安栗都不太熟悉。喊出这话的人，可能把她们错认作来分房子的女儿了。想要息事宁人，最方便的就是搬出祖宗的训导。可惜没用好，反而把娘娘们都排挤出去了。

父亲工伤过世以后，母亲的户口就变成了一个隐患，又或者是赌注，埋藏在安栗与父亲家族的关系中，令他们日益疏远。爷爷家的亲戚，难免当她们母女是外人了，还是敌人，尤其是在拆迁这样的大事里。隐隐的张力居然淡化了母亲的悲伤，但她从没有忘记任何一个节日，祈求父亲在天之灵保佑她们能拿下这场战役。总之，这一天迟早要来，与之相关的每个人都时刻准备着，反而显得很从容。与其外围相关的每个人，也都觉得这场硬仗自己可以出上一点力，兴奋得很。匪夷所思的是，在爷爷家，安栗看到了所有的舅舅们。就是那些从不与她谈论脱欧、梅根和哈利王子、梅姨的老头子们，他们居然齐刷刷躺在警戒线里的水门汀上，年纪加起来超过了三百岁。安栗母亲也在地上躺着，像另一摊水，泼向这家的水。安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这真令人吃惊。躺在地上的母亲对安栗使了个眼色，手机却一直对着片警拍视频。

片警态度很好，其实他们什么也没干，就只是站着。有位警察主动靠近过来，问安栗：“你是这家的女儿吧？”并用手指向地面。“你爸爸不在了吧。和妈妈过得还好吗？他们这样都是为了你吧，你看你开心哇，那么多人为了你躺在地上……”安栗听了心里有些酸楚。“你和他们气质倒是不太一样的哦。”他又继续叨叨。这位警察虽然年轻，倒是颇懂人情世故，先发制人。安栗要怎么开口解释呢，她有什么好开心的。就算有，那也不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开心”。心里的酸楚也很微弱，不足以撼动被荒诞揭开的生活场景。她连说一说“你们也可以不要这样”的勇气都没有的，说了也不会有人听的。她就问了问地上的母亲：“你冷吗？”母亲说：“不冷。”她就没话说了。虽然没话说，安栗却发自内心地感到了某种兴奋，感到了爱，奇奇怪怪的爱意，产生了奇奇怪怪的画面。大地上的他们太团结了，团结到根本不需要她，携手把她推出了画框。但画里的意境是她，主旨也是她，她来自他们，来自他们的团结、无赖和诙谐。真的要在桌上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吃饭，他们又是谈不到一起的家人，没有她说话空间的一家人，很奇妙的。

安栗想到小时候，家里房子还很小的时候，自己与母亲、父亲也是这样躺在地上的。他们一家，跷着脚看电视里抗洪救灾的晚会，团结的力量让人相信什么事情都可以战胜，但表面上，他们就只是跷着脚躺在地上，心里波涛汹涌，热泪盈眶。电视画面里的脸盆里，总会漂过被解放军救起的中国婴儿，场景很像是《西游记》里的水难，那个孩子聪慧异常，从小就要去做和尚，名叫江流儿……家里地上的脸盆呢，则装着一只有很多很多籽的西瓜，像甜蜜生活的瑕疵，怎么也挑不干净。挑干净了，西瓜瓢也就千疮百孔了。电风扇在一旁呼呼旋转，人还是被热成了坍塌的雪糕。父亲走了好多年了，安栗就连他的脸都快想不起来了。但是如果父亲还在，他们就不需要做这些戏剧化的事了，他们就可吹体面一点地在饭桌上做亲戚。她就还可以是父亲家的女儿，不单是母亲家的女儿。安栗心想，要是没什么事他们一家也能这么躺着就好了。父亲如果还在世的话，不知道他会选择和她一起站着，还是和他们一起躺着。而她，一个出过英文专著的青年学者，在这样的场景里，究竟是应该站着，还是进去警戒线里躺着？她的职业伦理也没有教她这些。如果受访对象采取了激烈的、突发的群体行动，她应该参与，还是永远保持远观？

这只是个开始。

母亲的微信里说得非常平淡：“你下班来爷爷家，他们要开始搞了。”安栗最终决定做的，就是给这家人拍了个照，母亲也拍了拍她。安栗突然觉得自己也应该躺下来的，但不知为何，有种强大力量将她与他们隔离了开来，她好像又回到了某个田野现场，和一群有欲望的老人们在一起工作。她的任务，只是记录他们的欲望，修改他们的欲望，并拍一张普利策奖风格的黑白照片发表出来。这张照片会出现在国际研讨会上，出现在她上课的PPT里。她不知道自己是消费了他们，还是在帮助他们。她将终生被这样的问题拷问。

隔几日，按照正常流程，拆迁组给爷爷家停了水停了电。其他亲属都签了字，母亲在哥哥们的帮助下，坚决不签字，坚决要房子。舅舅们还替钉子户的房子里，主动接上了水电。为了不留下话柄，大舅舅去虬江路买了电表水表，也给好好地安上了，提醒母亲不要忘记去支付水电费。要是玻璃碎了，舅舅们能配玻璃。要是床塌了，舅舅们还当过木匠，可以做出一张床来睡。要是有人推推搡搡，小舅舅还有一张不知道哪里搞来的残疾证，作为道德施压的法器……安栗想，如果外公在天之灵能看到这一切，他一定会感到很欣慰。他们这一家人是多么团结啊，仅仅是为了泼出去的水，都能如此同心协力，互助发电，为财产而战斗。

二人派出所的时候，母亲让安栗去警察那里核对笔录，还是那位警察。安栗挑出了几个错字，播放了手机视频，提示他们虽然发生了激烈的口角，但是并没有“推搡”，谈判也在进展中。民警修改了笔录。他总是瞄她，像一个熟人似的。

“那个，我查了你的论文，”民警说，“你去过台湾哦？”

安栗说：“我去做田野调查。”

民警说：“我觉得你的研究很有意义，手天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安栗说：“欧洲和日本也有义工组织，叫白手套。”

民警说：“台湾他们有多少人？”

安栗说：“几年前也就几十个人。在国外，这些职业是合法的。”

民警说：“其实我们社区也有很多残疾人。”

安栗手心开始冒汗了。她理应对这些问题不再感到紧张了。她甚至对着镜子训练过自己的表情管理，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据理力争，显出专业性来。但她却不敢看民警的眼睛。

民警继续说道：“可惜我们还没有那么先进哦，没有考虑到那么全面。对了，我还去豆瓣看了你的书，你会出中文版吗？”

这下安栗吓出一身冷汗，借口有事，签了字就跑出了派出所。她的母亲和舅舅们还在后面聊着天。他们好像在说，等拿到了房子，要做什么，什么，和什么……他们仿佛在齐心协力地爱着她，隔着十分遥远的距离。

“你一个大学老师，以后在派出所不要瞎跑，要镇定。”七十多岁的大舅舅后来对安栗说，“你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见不得人的事我们去帮你做了，你妈说了，你是读书人，我们不会要你干吗的。你跑什么呀，年纪那么大了看到警察还怕，还脸红……”

三

在《阿甘正传》里，安栗第一次看到残疾人嫖娼。在《亲密治疗》里，安栗第一次知道国际代理治病师。在宜家的咖啡吧里，安栗又看到了许许多多叔叔阿姨们在关关雎鸠、兼葭苍苍。那好像并不是一个灾难场景，相反带着某种抵抗的生机，反抗着老龄化社会所谓“手机难民”的刻板印象。和躺在地上的舅舅们、母亲一样，他们好像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复杂的生活世界，共享着一些似有若无的价值。也许他们的世界更加井井有条一些，更加有水有电，有理有据，有股票房子，有爱戴祖父的精神，也有保护妹妹的文化。然而，人的欲望是从未被讨论到的。安栗的欲望，母亲的欲望，舅舅们的欲望，很难在一个没有框架、没有理论、没有猎奇和特殊性的前提下被普通人关注到。在中国，在英国，都是一样的。没有人真的关注大地上的他们，他们也不关注安栗这样的人的内心。他们为她争取的一切，都是保卫她的外观。她其实也在为他们争取些什么、纪念些什么的。有时安栗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极其怪异的、断裂的。她对于身边的人没有具体的交流与深刻的共情，反而对于不认识的人，带有蓬勃的热心。她毕恭毕敬地走入他们的内心深处，毕恭毕敬地将之当作安身立命的责任和义务。哪怕那些事情是那么幽微、隐私、禁忌。

有个受访者说，只有看到志愿者的那一刻，他才觉得自己是个人。有个志愿者说，看到申请人，她才意识到有些事一个人的确做不了。大自然使人成双成对，不是让人谈恋爱玩的，而是让人互相安慰面对困难的生活的。即使是父亲过世的时候，所有的舅舅们都提醒她们母女以后要开始被男方家欺负了，安栗也没有感到过真正的恐惧。墓地和产房的画面，都不足以让她感到过恐惧。而当安栗看到英国政府会发一笔钱给残障人士，让他们可以到性工作的场所寻找性工作者时，当安栗访问到有一位四十岁的残障女士提出申请却不知道自己的阴道在哪里时，她却有了一刹那悚然的震撼。是那难忘的恐惧点燃了安栗内心的羞耻，使她开始走入这项研究，使她获得了一些晋升机会，彻底改变了职业生涯，仿佛一种命定。陷入越深，她越感到愧疚，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做点什么，又觉得自己承担不了那么大的责任。

那她知道爱在哪里吗？三十多岁了，谁知道爱在哪里呢？即使是健全的人，爱是不是也存在于我们尚未发现的地方？它一直生长在我们的身体上，可是通过个人，我们是看不到、体会不到的呢。有没有这样的政府，给残障人士一笔金钱，让他们去找一找看爱在哪里？又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人，实在是找不到爱了，他将一生只有三次机会提出公共性的爱的互助服务；排队长达两年以上，历经复杂的个人考评，才能等到这一社会福利，等到有一个专业的志愿者，愿意来和自己聊一聊爱长在哪里？而后，那个欣慰的人将写下看似很普通很普通的好句子：“今天，我终于来到了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好美。”

“今天，我终于来到了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好美。”也是母亲（和父亲、舅舅们）为她奋斗争取的一种未来，物质的未来。细想起来，这个“房间”一样又不太一样的。怎么会那么不一样呢？这是一个洋葱一样一层层的爱的世界，每剥开一层，都仿佛是新一轮的刺激，新一轮的浸染，新一轮的让人泪眼模糊，难以睁开眼。

“你有那么多英文书，总是需要有一间房子放一放的。妈妈还没有要死，我也没地方给你放啊。如果你有一个房子，就好多了。”母亲对安栗说，“你以为会有一个男人娶你，还娶你这些书回去吗？你知道上海的房子一平方米多少钱吗？你这些书放在家里，每一本都要加三百块房钱。以后就算有个人喜欢你这个人，也不会把这些东西搬走的。你要让我和这些纸在一起养老吗？你知道我们隔壁邻居顾阿姨说啥吗，她说给她两万，你这些书她也不要收在家里。她觉得你是一个书呆子。”

“她给我两个亿，我也不愿意给她一本书。”安栗没好气地说道。她居然有点生气，为了这么荒谬的事，为了顾阿姨随便说说的话。母亲这就乐了，说：“你这些英国书里都写的啥？你说给我听听呢？人家女孩子去英国读书，都带回来一些好看的照片，带回来一个外国男朋友。你一张照片也没有，就带回来一堆纸。你说说纸上写了些什么？”

安栗语塞，那些纸上的东西，她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书里面也没什么阳春白雪，一点也没有。无非是老人、儿童、移民、劳工、婚外恋、QQ空间、杀马特、弹幕、快手、抖音、微电影、绿茶姨、屌丝、人造人，还有母亲熟练使用的拼多多。这些研究论文，用英文写一遍，好像会比中文高级很多。而我们的日常生活，真正的日常生活，却又是写不进去的。这些生活被挑选过、布置过，用另一种语言爬梳一遍，就仿佛配上了外衣，但也损失了筋肉，变成了一种异化的纸面生活，研究里的生活，研究者眼里的他人生活，确凿却失真。这些被母亲形容为没有人会娶回去的东西，的确是没太大意义，好像是别人生活里的烟云，时代的烟云，转瞬即逝。唯有欲望，欲望是永恒的。欲望是令人燃烧，又令人泄气的。令人看到自己、他人，也令人迷惑。

她的欲望是什么呢？

被抚摸有那么重要吗？

在写论文时，安栗只能认为那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种人的权利。在不写论文时，她又会觉得这是一个根本无法讨论的问题。它是那么偶然，那么随机，有时有、有时很久都没有的一种……权利。像爱一样，都是瞬间涌起的短暂的甜，以浩瀚无垠的苦衬托起来的东西。

四

春和景明。

那一天“春和景明”，倒好像是母亲亲自挑选的一个好日子。母亲坐在安栗的书桌边，问她要吃三种甜点（其实就是青团、松糕和栗子饼）里的哪一个。她静静地看着她喝水，又看着她吃了一口栗子饼，帮她擦掉了书桌上的饼屑。然后母亲突然问安栗：“你有男朋友了吗？”安栗望着她，一头雾水。

母亲又说：“其实如果是女朋友的话，妈妈也是可以听得进去的。妈妈一直上网的，老人上网，你懂的，是你研究的吧。虽然……最好是不要哦。”

“我没有。”安栗答。

“你上次在网上跟人说，有些事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完的。是不是真的？你看我就是哥哥们帮忙，才能争取到属于自己的利益。不过你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你想啊，你也没有几个观点我是听得懂的。”

“残疾人他没法自慰。我说的是这个。”安栗心想，却不敢直接回答。

“你爸爸在天上保佑你，你看你叔叔伯伯都让步了，这样的话，你以后不结婚，我也放心了。你七月半要去庙里给爸爸烧烧香。我这次就不去了。也有些事你总要一个人去做的。”

安栗想了想问：“是你有男朋友了吧？”

母亲就笑了。

“舅舅们觉得怎么样？”安栗问。

“关他们什么事啦？”

“那就是不太满意咯。”安栗说。

“是我想住到崇明去。那边空气很好的。还有鸟。”

安栗注意到母亲有些紧张，从茶杯边缘偷看她，好像她才是母亲。她冷不防想到那天躺在地上拍片警的母亲，怕是那个时候就有了一点可爱的变化，只是清晰程度还难以辨识。她想到母亲，又想到那位不知道自己的阴道在哪里的可怜的女性，心里略有一丝复杂的滋味，觉得人和人真是大不同。母亲也很苦，但还是赢过很多人。

那位男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你们会结婚吗？”安栗问。

“我们没有要结婚，就是聊得来，说说话的。他也有女儿的，也是一个读书人，跟你很像的。”

“她也见老了吗？”安栗吐槽道。母亲倒是没有听很明白。

“我和你爸爸，工厂里介绍认识，天天上班，都没时间说话，总觉得以后还有时间还有时间，结果你也不爱说话，你爸爸又这样……不过他这一世算是一个很好的爸爸。他一直跟我说，他没有读过书，希望你多读一点书。你那本老人天使有没有烧给他啊？”

“最好不要啊。”安栗说，“我以后写得好一点再烧给他啦。”

“我觉得你烧给他也没有关系的，他也看不懂英文，但是他会开心的。他就想看到你这样。不想你再过苦生活。你不要觉得舅舅们也没读过书，他们对我们还是有照顾。警察都这么说，说我们一家人感情好。”

“我支持你啊，舅舅他们不支持你，我支持你去看鸟。以后拍给我看看啊，那个鸟。”安栗说。

“你真的是老人天使。”母亲看来很高兴，“说到拍，你知不知道我拍到什么？本来用来谈判，后来也没有用上。我发给你啊。”

母亲搬到崇明之后，安栗的生活清静了许多，好像回到了博士时代，回到了英国。今日重复明日，明年重复今年。她不用再清洗舅舅们的茶杯，不用再叫一个家族的外卖。细想起来，回国以后的日子，都仿佛是那一场大战的准备。仗打完了，大家也就散了。真像一场梦。

母亲每天都会发一个视频给安栗，果然有鸟群，有滩涂，有日落。重要的是，有她心里的生活，有看着她建设心里生活的人。虽然他从来没露面。母亲居然给那边家里的水龙头水管都织了毛线套子，她显然是喜欢那里的。她做了一些原来不会做的事情。认识母亲三十多年，安栗有时觉得对她的了解终于到了30%的程度。

一年后，安栗通过了“tenure-track”，拿到了稳定的教职。那仿佛是一个生存仪式，而非普通的考试。有一天，当她再刷豆瓣，看到了一则评论，评论人的头像是一个警长猫。评论说：“见过作者，人很仔细，能感觉到作者对老人们的温柔。在法律的边界之内，是一个很好的社会话题。我家里有小儿麻痹症的亲属，一辈子没有站起来，从来就没有人关心他的生活问题。有些事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完的。期待作者新书。”

这个人，安栗好像记得，又好像忘记了很久。

他是唯一一个给这本书打五星的人。

安栗突然想起，母亲说起过的那个视频。一直没有看，就忘记了。她从手机里找出来播放了一下，发现母亲用镜头的死亡视角，拍摄了一位警察。安栗一出现，他就一直在看她。被警察盯着可不是什么好事，更何况，那位警察还被母亲盯着。那一天，父亲在天之灵，在帮助他们争取权益。外公在天之灵，在观摩家庭子女团结协力。那可真是一个底层生活纪录片般的现场啊，一个田野的现场。虽然有奇奇怪怪的爱在大地上凝聚，也有奇奇怪怪的观看。早知道，她就躺进去了，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躺进去了，母亲就拍不到她了。安栗这样想，简直不像是一个中年人。

还有舅舅后来说：“你一个大学老师，以后在派出所不要瞎跑，要镇定……年纪那么大了看到警察还怕，还脸红……”谜一样的生活啊，真是笑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