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索马里发出求助之前，我已经在陕西南路一带瞎转了一个上午。我意识到自己经常陷入这种盲目的自转，不论是陌生或熟悉之地，甚至在家里和办公室也常如此蹉跎。还美其名曰是用脚丈量附近。其实不过是想找一个适合带电脑工作的地方而已。

她很快发来两家店的地址，介绍了它们的利弊，还附送一张她曾在其中一家编稿的留影。她给我指路，在几条街之外的富民路上，咖啡馆更密集一些，并同时发出警告，周末那里全是网红。

哪里又不是呢？更何况作为中国最现代的城市，上海街头的网红已经属于进化的前列。他们打扮入时，棱角分明，都像是站在生日或者婚礼蛋糕上抢眼而又标准的小人。

我终于找到一家小店，并顺利得到一个临街的座位。阳光可以完全照在身上，穿过电脑和咖啡杯之间，构成一些光影交错的角度。一个拍摄网红照片的好时机！此时，一位大哥刚刚打包了一杯咖啡，也正准备在店里拍照留念，其他桌的客人立刻警觉起来，生怕他去占自己朋友的座位。而他一走出店外，立刻调转镜头，透过落地玻璃，报复似的把店里所有人都拍了进去。那一刻我们都像是这个网红时空里的琥珀，互为背景，彼此捕捉，同时各怀鬼胎，都想把当下占为己有，假装这些晶莹剔透的角度就能代表各自的生活。

我立即把工作放到一边，记下这一幕。那是2020年的下半年，疫情的全球蔓延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影响，很大程度仅仅停留在情绪或者身体的意义上，感到难受就掉眼泪，困在一地太久就想往外走，仿佛如此便能驱赶焦虑，从窒息中缓一口气。然而时间从不会为什么事而停止。当时觉得怎么也走不出去的2020已经宣告结束，就连2021年也日程过半，周围的一切已经在叫嚣，迫不及待恢复正常。

十年前，在日本福岛核危机发生后，思想史学者孙歌曾观察到日本社会也有类似的现象，她的总结是，“尽量缩短非常事态的持续时间，尽量驱逐非常态的感觉，是人类生命的辩证法。就连非常态本身，如果持续了一段时间，人类也有本事让它成为可以习惯的‘常态’”。这里所说的“非常态”，和虚假、势利、残暴等许多为人鄙视的价值一样，当我们为了让自己免于更大和更长久的痛苦，不得不和它们共存时，最终总是选择漠视或臣服。这恐怕是用一年时间反刍这次现代社会的病毒危机之后，我们面对的更为本质的困难。

于是我再次来到上海，实际上不止上海，而是花了更多时间跑去福州、嵩口、武汉、苏州、景德镇、西安、成都、重庆……这些初次或再度造访的地方，成了这次试图解题的抓手。当疫情重新划分了全球版图，我们终于无法逃往外部，不能继续迂回、悬置、纸上谈兵，只能向无穷的中国内部走，令人心惊的是，那些从未细致考察过的本土景象，似乎在这种倒错中变得比伦敦、巴黎、悉尼的经验更为陌生。

大型机场醒目的配色，几乎没有区别的高铁站台，用相反的方式提醒我游客的身份。在珠江、长江、嘉陵江的边上，散步和观光的人混同在一起，有时竟分不清谁更轻松一些。重庆高低错落的地势制造出无数的无主之地，上面开了不少野的茶社和歌厅，走一走就闯进了钉子户或流浪汉的领地。而星级酒店的后巷，是它们和城市街区唯一同温的地方。口岸城市无一例外都保存着旧的租界，和翻修过的红色旅游基地挨在一起，形成审美的冲撞，更时兴的咖啡馆往往点缀其间，宣示着一代人新的尊严。名人故居也突然变多，历史的细部主动曝光，地下党的联络点、工作站纷纷浮出地表，最有趣的是张爱玲在上海闹市的旧居，门头最显眼的竟是挂在一楼窗户上一块写着“减龄十岁”的广告牌。

一切令人恍惚。过去那种走远路甚至有意迷路的习惯，作为某种摄入更多新知的方式，对游玩异域或许有效，此时此地却显得徒劳。这两年已经足够揭示出，现代社会有多脆弱，共识又是如何轻易被瓦解，带着这种眼光再重新打量周遭，便不禁要再问，我们的现代性到底有哪些来路？我们自身是多么复杂的构成？不断蒸腾起来的时髦生活，是谁在提供动力、付出代价？短时间内积聚的现代经验，也几乎必然要带来极度的压缩和变形？那些被迅速超过、丢弃的乡村、市镇、工厂、家庭生活，真的只是外在的冗余，而不牵涉我们的内心吗？这些追问都不新鲜了，甚至有些陈腐气，却如蛛网一般，在半空中似是而非地停了很久。

然而，总会出现一些不可回避的时刻，推动我们去和真正坚硬的问题相撞，不论是在个人还是社会历史的时序里。那时远方不再为谁开脱，虚假不能再掩盖真实，既有的答案都会露出破绽。

1950年代，学者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在大众文化开始泛滥之际，写出了《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他试图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与生活在其中遭遇的变迁，成为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有趣的是，除了文本和理论，他的研究材料还包括自己的童年记忆。在英格兰的工业城市利兹，在一个刚到城里不超过三代的家庭，那个嘈杂拥挤的成长环境被他中性地形容成“远离外部世界的深洞”。“这里有收音机和电视，播放着各种各样的比赛，或者有一阵一阵的谈话（很少有持续不断的谈话）；锅碗瓢盆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狗儿挠着痒痒、打着哈欠，猫儿发出喵喵的叫声……”那时我们“很难一个人待着，很难独自思考，很难安静地阅读”……在这样的描述中，我仿佛听见了自己的童年。尽管我们后来头也不回，开始追逐它的反面。

明明是亲身经历，却要借助别人的感叹才意识到自己的失去，甚至还不知道丧失的到底是什么。如果说紧急状况太过突然，难以立刻理解，那么等时间过去，机会显现出来，也少有人试图去把握。劫后余生的现场形同废墟，堆积着疑问的骸骨。不论历史、文学抑或新的技术，到头来都成为神话和谎言的一部分，并不是反抗它。问题也许就在于人们从不愿意面对问题。一时的义愤和悲伤，大都是做做样子而已。“睡眠是死亡的小样，每天分给我们试吃，直到我们习惯它。”蒯乐昊在小说《疼痛之子》里的比喻，就像此刻的预言。

二十年后，霍加特的学生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继续探究“工人阶级”的文化问题。他扎进英国另一个工业区汉默镇，和工人的孩子们混在一起，和他们聊天，管他们叫“家伙们”。他的发现是，当时流行的进步主义教育有时是下一代人接受宿命的帮凶，不仅没有帮助反而排斥了“家伙们”，使得“子承父业”成为他们所剩不多且不断重复的选择。这本书《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Learning to Labour :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随后成为人类学的经典，突破了文化研究的范畴。然而文化研究学派一开始并不接受他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它过分乐观，理论性不足。因为他用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论本质上更倾向于捕捉和肯定个人的能动性，而不是首先欢庆研究者自己的洞察和创见。可是，评论和分析我们已经听了太多，它们致命的通病就在于，经常把对意识形态的发现等同于对它的刺破，实际上这远远不够。幸好保罗·威利斯得到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当时的主任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的支持，在一次评述会议上，他说，“保罗所说的创造性，就是我说的生存。”

我们应该在这些追问的基础上工作。危机本质上是对常态的反对甚至推翻。

此时河南又是一场暴雨。生存和创造，到底谁更重要呢？

---撰文：吴琦

---202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