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下学期的中国当代文学课，终于是任洪渊先生讲授了。一个瘦小精悍的中年人立于讲台，脸庞似削，目光如电，一口清亮的四川普通话时而平缓，时而激越，出口成诵。坐在座位上，我想起大一下学期，讲文学概论的罗钢教授为了让我们领会“何为自由体新诗”，就念了一首当代汉诗：“大地初结的果实和我脑中未成形的幻想/一齐在太阳下饱满地灌浆……”在大家一脸懵的静默中，罗老师问：“你们知道是谁写的吗？”谅我们也不知道，他就从椅子里站起，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字：“任洪渊”。“这是一位在台湾很受关注的大陆诗人（“在台湾很受关注”是那个时代进入殿堂的标志性评语——作者注），他就在我们中文系任教。”同学们炸了。“他教哪门课？”“能教我们吗？”“上哪找他的诗？”……一群天南海北的井底之蛙初会于名师云集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其不开眼的嘴脸就是这样的。

大二上学期讲中国当代文学的老师，板书有个习惯：俩字一行。因此我很怕他讲到名字是三个字的作家。比如“周立波”吧，他就会一行写“周立”，再另起一行：“波”。如果下一个作家是柳青呢？板书就会顺下来：“波柳”，再另起一行：“青”。一堂堂课下来，这板书就像一列列坦克，无情碾压我对文学的渴慕。我是为了当作家才报考北师大中文系的呀，可一入学，系主任对我们说什么？“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是培养文学研究者的。”文学研究者？什么叫文学研究者？茫然四顾，不甘心地在任课教师中寻找文学的光芒，创造的灵晕……结果呢？找到了研究文学的两字一行板书先生。

幸亏任洪渊先生出现，才及时挽救了“文学创作”和“北师大中文系”之间行将破裂的关系。任老师符合我们所有关于“文学家”的想象：灿烂的才华，喷薄的诗情，孤高的性格，锐利的谈吐……但女生们莫名悲悯地认为，“才子佳人”这个神话，在任老师这里是绝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因为它实在太古典、太虚假了，与他示范给我们的现代美学不符。不久，我们就在课堂上听到他讲女神妻子F.F.对自己诗学的开启……好吧，好好记笔记吧。

不知何故，女生宿舍开始流传一本文学杂志，上有任洪渊老师的自供情史《我的第二个二十岁》。如此好的八卦素材岂能错过？我排队等候，拿到便读：

“又是这双眼睛看着我。是最早的黑陶罐，洪水后存下的一汪清莹。”

诗人的情话不寻常。他不说这双“眼睛”是美的，而将大洪水和挪亚方舟的典故暗置其中，暗喻这双“眼睛”是涉过人类滔天大罪（“洪水后”）的原初的纯真（“最早的黑陶罐”，“清莹”），承载着他的救赎。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颂赞呀，哪个女子扛得住？

“那是1976年4月的一次‘大批判会’。我们来到世界的唯一目的和意义，只是为了给一个伟大的思想做一次渺小的证明，十二亿分之一的证明。我们因为有自己的美、智慧、想象、激情，生来就有罪了。我们是如此害怕自己，害怕安娜·卡列尼娜的让人不能不回头的眼光，害怕蒙娜丽莎的谜一样的微笑，害怕罗丹的空白了身躯和四肢的无名无姓的《思》。出于恐惧，我们招来红卫兵，又同时唤起坟墓中的黑色亡灵，秦皇，李斯，韩非，在一个太阳世纪禁书，焚画，毁雕塑，为了禁住她颠覆一切的蛊惑的影子。”

谁能将情话和历史反思，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谁能用如此透明的寥寥数语，在个人和历史之间无界穿行，将以人为神——且只以某个人为神的时代里精神的压抑和自由的渴望，表达得如此由内而外、举重若轻、直击本质？在我狭窄的视野里，没有，一个也没有。

读完文章，我的八卦之心消退无踪，对文学写作的敬畏之情油然而起——即使再私人化的素材，也要受精神之火的淬炼；即使再单纯的表象，也要显现背后灵性的源泉；即使再复杂的思想，也要穷尽语言表达的一切可能，使思想的深邃跟文字的敛净成正比——否则，不要写。此文传递的沉默的教导、无言的戒律，威慑了我的一生。

由于从初中即已开始的漫长难愈的抑郁倾向，我的一切行动皆是在有意无意地寻求精神的拯救和治疗——小到读一本书、写一篇论文作业，大到恋爱、交友、寻师。我渴望有一道光，将自己从深渊里打捞出去。渴望奇迹降临，震碎那个自我窒息的玻璃罩。

可以期待而又不必自己争取的唯一奇迹，恐怕就是任洪渊老师的课了。他能做什么呢？我甚至不敢和他说一句话。可是，他有词语。他的词语点燃和照亮了他自己，这是显然的。他生于1937年，其时已五十四岁，但他的语言全无从“文革”中匍匐过来的痕迹（“我没有进入那个年代的词语”，他说），反而有着青春的骄傲和奇崛（是的，1990年代，青春还是敢于骄傲奇崛的）：“生命的影子并不具有影子的生命。艺术只崇拜唯一的，却十分轻蔑第二个”。能这样说话的人，难道不是自由的吗？难道我不该循着他的词语，找到我的词语，把自己救出去吗？我就是这样带着治病救己的心理，听他的课。“生命”“原创力”“创造性的”“第一次命名”“身与头”“头与心”……是任老师随身锦囊里的关键词，它们于我，是重造生命的力。

如今中文系出身的学者，十分轻蔑中国当代文学，认为这是不学之徒的寄居地，弃暗投明之前沾染过这个专业的，再也不愿提及。但对三十年前的我来说，中国当代文学是任洪渊老师勾勒的图景：它充满了感性的奇遇和理性的冒险，是西方传统和中国诗学激烈碰撞之地，是以创造为第一推动力、正在诞生和形成的新天新地。与做学问、“研究文学”相比，我感到参与构造这图景更有魅力——也许它的活力能治愈我的抑郁，使我换一个人；而做学问不能。于是我决定报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虽然我这一届，任老师不招生。

1993年北师大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的考研试卷上有一道题：试论老舍《茶馆》结尾，“撒纸钱”这场戏的生命含义。本人一向老实木讷，却决定在此刻奉行机会主义：我认出了这道题，它洋溢着任老师的风格，那么它也很可能是任老师来判，我要——赢他的高分！忘了都写些什么，只记得是在考场中恣意忘形地“写作”，而非“答题”：用了忧郁的笔调，将纸钱和白雪、生和死、路和坟，交织在一起。

复试时，任老师在场。他矜持地打量我三秒钟，说：“把《茶馆》那道题写成了文章的，是你？”我木讷地点点头。我想告诉他，我是个投机押宝的赌徒。我还想告诉他，我一直将他的课当作救生筏。但还是沉默了。我的性格没有能力完成这段对话。这是我当他学生以来的第一次“对话”。于是他扭过脸去，激情洋溢地对招生导师刘锡庆先生说些让我不好意思的话。

自此，我是刘锡庆先生的弟子，也常到任洪渊先生家做客。

去任老师家的第一目的，当然不是讨论诗歌，而是去查看对照他的神话主人公——那位让他感到“蒙娜丽莎的笑在她的唇边，没有成灰”的夫人F.F.，让他“天空的那么多月亮，张若虚的，张九龄的，李白的，苏轼的，一齐坠落”的女儿T.T.。她们究竟是何样女子？本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认为，此问题是我们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去任老师家探访以了结此问，是吾专业近水楼台的一大福利，不可不用，必须快用。

眼睛黑亮的小学生T.T.给我们开了门，就飞速地跑开了。亭亭玉立穿着浅蓝色真丝袍子的师母F.F.迎了出来，用沉稳悦耳的女中音招呼我们。任老师也从书房走出。笼罩在神话中的一家三口被我们尽收眼底。关于任老师新近出版的《女娲的语言》，我们展开了神不守舍、准备不足的交谈。

回宿舍的路上，我们慨叹道：师母小芳美是美，女儿汀汀可爱是可爱，我们却已无法从她们身上看到更多。因为我们走不出任老师的目光。我们再也不会把她们和路上偶遇的美女娇娃等量齐观。她们将永远是任老师笔下的F.F.和T.T.，闪着神话的光晕。

任老师的当代诗歌解读课是在北师大老主楼（如今已是一片平地）六楼的当代文学研究室，先生一人，弟子五六人，围桌而坐，闲谈模式。他手捧一个带盖的大玻璃杯，稠密的绿叶杯中翻舞，说渴了，喝一口，偶或把误入口中的茶叶吐回杯子，盖上盖，接着讲。他的思维从一个意象跳到另一个意象，话题则是哲学性的，我们经常接不住。

“为什么艾略特说‘过去因现在而改变’，传统因今天而改变，为什么？你们谈一谈？”他问。

我们的阅读量填不满这个问题。

这样的挫折甚多，于是我老老实实把他的《女娲的语言》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他的语言有一种钻石般的坚硬质地和晶莹光泽，显示以“智”穿透“情”、而非从“情”升华到“智”的思维：

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生存的困境，不在于走不走得进历史，而在于走不走得出历史。我们的生命只是复写一次历史而不是改写一次历史。这是我们独有的第三悲剧。我们总是因为寻找今天的历史而失掉历史的今天。总是那些埋葬在秦汉古墓中的人物使我们生活在秦与汉，而不是我们把秦汉人物召唤到今天。总是他们改变了我们的面影身姿语言，而不是我们改变了他们的面影身姿语言。我们总是回到历史中完成自己，而不是进入今天实现自己。我们的生命在成为历史的形式的同时丧失了今天的形式。

那时，我还不知道用遗忘历史的“当代性暴政”一词来向这段话提问，更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只是复写一次历史而不是改写一次历史”这句话，究竟有几重含义。这吸食了“我们”生命的“历史”，是本真的吗？还是被谁出于自己在“今天”的欲望而“改写”了呢？这个没有足够的自由意志“实现自己”的“我们”是谁？那随己意改写历史、又迫使我们“复写”这“被改写的历史”的，又是谁？TA的那个“我”就是自由的吗？还是TA也被什么“历史”的幽灵操纵了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任老师的言说是关于“第一次”“第一个”“创世纪”的狂想曲，关于“我”的主体性的交响乐。对于自我从未被建立而只是被摧毁的我来说，这是一个福音，一种信仰——对创造力的信仰。至于创造力的根基在何处，我后来与任老师的答案不同。但那时，他是将沉沦于生命深渊中的我打捞出来的人——用他的言说和写作。他的思维方式对我有意想不到的治疗作用。它制止我漫漶泛滥的抑郁情绪，而竭力从思维底部建立起坚硬的地基，以使感性的自我不至坍塌。同时，他诗学中的紧张感——那种与伟大先哲一较高下的创造力竞争，将我焦灼的注意力从日常的琐碎荒芜引向更有价值的精神领域。他那陈言务去、从意象直抵形而上、自律到几近自虐的语言方式，再次惊吓和淬炼了我：面对语言时，你须挖掘自我的全部潜力，探求表达的最高可能——这是他身体力行的写作律令。

他的两首“月亮诗”也照亮了我。一首是喜剧——写于1988年的《月亮，一个不能解构的圆》，灵感来自一则科学预言：“荷兰天文学家克费德追踪着一颗流星的轨迹：它将在1992年1月7日前击碎月亮的上半（？）。”诗人遥想了预言成真的图景：

接下来的诗句，揭示了伟大诗人在人类的精神天空中恒星般的力量，和作者自身作为诗人的信念：

我永远热爱这一句。尽管预言没有成真，现实的明月和李白的明月都好端端挂在人类的头顶，使这首回应之诗有了喜剧色彩，但它吹响了创造者得胜的号角——精神的光芒在物质宇宙的无情巨变面前，将无损分毫。

另一首则是悲剧。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上的宇航员踏出人类在月球上的第一步；1985年，诗人以《最后的月亮》，完成他与“月亮上的第一步”的对话：

这首诗显示何为“诗人独有的视角”。当举世都为人类登月而欢呼时，唯有诗人在哀悼——“头上”皎洁了数千年的“幻想”被“脚”踩成了“现实”，成为一块像地球一样平常、可行走其上的“多余的大陆”。“最后的月亮”，阿波罗登临之前那夜的月亮，“比夹在唐诗宋词里的／许多月／还要白”。最后的浪漫之白。告别的悲伤之白。自此，被困在地上的“我”永远“失去了一块逃亡的／圆”——曾经任凭不可企及的神话、想象和思念驰骋其上的“圆”。人多么需要一个“不可企及之物”来承载寄托，而圆缺变幻的月亮又是多么完美的承载者！当“不可企及”变成“触脚可及”，划时代的幻灭来临了：“缀满一代一代／圆圆缺缺的仰望／突然断落在我的夜里”。诗人用一首短诗，揭示科学—行动带来的进步—贫乏，与未知—灵性所孕育的神秘—丰饶之间，永远的张力与悖论。

一个人如何敞开自己的生命，与辽阔的历史—当代—文化同在？如何敞开自己的写作，跟“与己无关”的“他者”作灵魂的对话？他的“月亮诗”提供了方法。此前，我习惯了诗是一种微观的生命样态：有形象，有根须，有呼吸，有情感，哪怕反抒情，也是一种情感。但任老师的诗不是这样。它们多由意象直接跃向观念与哲思，由此爆发出意志与认知的激情——来自“头”而非“心”的激情。显然，他的诗属于极少数派。对多数人来说，激情属于心，用以作诗；理性属于头，用以哲学。但任老师让哲学的头激动了起来——日神饮了酒神的酒，思维穿透直觉而起舞，而非直觉先于思维而舞，或只有直觉之舞、思维原地踏步。这使得他的诗虽坚硬却具有开启的能力，与我后来喜爱的彼得·汉德克的戏剧性质相仿。我曾赞叹汉德克深具“那种哲学的本能，那种将理念的骨骼化作创造之血肉的本能”，任老师亦如是。他是第一个向我启示“灵智”的写作道路的人。

既然看到了光，就想用他的诗学填充我心中最深的黑洞。

1993年到1996年读研期间的大学校园，弥漫着萎靡混沌的气息。谁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也不再流行思考这种问题。诗歌不再是时代冠冕。诗人的光环逐渐暗淡。新时代的文化英雄们一视同仁地嘲笑着真假正经，任何一种“严肃”都为人所不齿。一批知识分子遂奋起讨论“人文精神”，并将“反对崇高”“精神堕落”“犬儒主义”的指控加给了时代新宠王朔。但道德姿态下的价值内核是什么？意义与自由的源泉在哪里？让一个人战胜虚无和哄笑的精神支撑在哪里？却也没人说得出。

感觉自己就像纪德的《伪币制造者》里无力自卫的小波利——他因受不了“现代主义者”日里大尼索的嘲弄，开枪自尽。我呢，也找不到安然活着的理由。耳边尽是解构者的哄笑声，令我羞愧欲死。一个下午，任老师点评完我的论文作业，就酝酿结束的气氛，我却坐着不动。

“任老师……”我嗫嚅着。

“嗯？”

“您觉得，活着……有意思吗？”

“什么？”他大概不信，会听到这个问题。

“嗯，我是说……让您不断地想要‘创造’‘创世纪’‘第一次命名’的，让您相信‘生命不能被照亮，只能自明’的，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人，她自己没有力气‘自明’，怎么办呢？如果她连自己的生命都感到没有存在的价值，那还怎么去创造呢？”

“你为什么这样看待自己的生命呢？”他大概感到了，这是个笨拙的求救信号。

“我刚读完王朔的小说集……感到一种富有魅力的残忍和凶猛，将我讨厌的东西变得可笑……可同时，不知道为什么，它使我看自己也是讨厌和可笑的……这是一种压倒性的力量，这种发出哄笑又讨人喜爱的残忍和凶猛，做了这个时代的主人，不但戏弄我讨厌的东西，也戏弄一切严肃、干净、认真的东西，我感到亲近、合乎本性的东西……这使我感到孤单，像丧家犬，跟一切都无份，只活在一片哄笑声中……我试图用您的诗学跟这笑声对抗，但是没有用。‘创造？自明？第一次命名？你说什么呢？你能说人话吗？’耳边都是这种声音。一切都是虚无，都是可笑。我想把严肃、干净、认真像铠甲一样穿在身上，去抵抗那哄笑声，却做不到，因为我不知道严肃、干净、认真的理由是什么？那不过是我的喜好罢了，并不一定是个真理。就像残忍、凶猛、哄笑虽不是我的喜好，却不一定不是真理一样。因为毕竟我没办法证明，虚无是不对的。相反，似乎所有事实都在证明，一切都是虚无。那么他们就是拥有真理的一方吧？可我又不喜欢这个真理。我怎么办呢？我无法让自己面目全非，去适应这个真理。但是，我自己的面目是什么？在这样的自我厌弃中，我已失去了自己的面目……任老师，我的脑子很乱，我整天想的就是这种东西，感到一切都没有意义。我没法像您说的那样‘自明’和‘创造’，因为我里面没有光，也不知道光在哪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您听不见这种哄笑声吗？

您……您怎么办呢……”

奇怪的是，任老师毫不奇怪地听着我的语无伦次，露出悲哀的神情。

“……怎么办呢？只有忍耐，不期待分食的光荣。听我们自己里面的声音。如果你听不见，至少，你知道自己不会长出咬人的牙，不会把残忍、凶猛、哄笑，加给和你一样痛苦的人。”

他说这话时，我想起他书里的句子：“那是1966年可怕的夏天……我害怕被斗，更害怕斗人，做一个观斗者我尤其感到痛苦。我只能三者择一，选择第三种，没有第四种角色留给我。怯懦，清醒的怯懦：人的一切都已丧失。”

每个时代都有我们无力改变又必须忍耐的。他秉持一种“消极的道德”，在它愧疚而清洁的微光中，坚守自己的创造。我至今相信这种“消极”比道德高调的“积极”可靠得多。当积极的道德红利（无论属于哪一方）被支取得狼藉遍地时，我感激这微光的烛照，并且谨记：在时代的喧嚣里，“不期待分食的光荣”。

研究生毕业后，我到《北京文学》杂志社工作了四年。曾以“静矣”署名，责编他的长文《语言相遇：汉语智慧的三度自由空间》。任老师大为高兴，筹划着出版《墨写的黄河》，用一篇对话录做序言，邀我跟他对谈。

我哪有“对谈”的功底，顶多当个发问者。对话持续了十几个上午，最后由任老师定稿。免不了谈到他没评上教授的原因，我问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文章和学院派论文最根本的区别？他就说出了一段著名的自我概括：“你知道我十分厌弃‘书房写作’‘图书馆写作’，你不觉得由书本产生的书本太多了？我想……从身体到书本。我想试试，把‘观念’变成‘经验’，把‘思索’变为‘经历’，把‘论述’变成‘叙述’，是不是理论的一种可能。我在寻找一种语言方式，把哲学、诗、历史、文化等等重新写成自由的散文。说‘重新’，是因为我们已经有过先秦散文，尤其是庄子散文。”

可见他的雄心。任老师文体意识极强，且一以贯之。他厌弃“图书馆写作”，可他谈罗兰·巴特、德里达，谈尼采、叶芝、弗洛伊德、加缪、马尔库塞，谈“词语红移的曹雪芹运动”，无不来自图书馆而又融化图书馆，化字为血，让古今中西的大哲随着他的“生命/文化”二元主题而起舞。这是他的“汉语改写西方诸神”运动。既然是“改写”，就不必追究他阅读的“西方诸神”究竟是“译本”还是“原著”，就像我们不必追究赫尔曼·黑塞是否读过《老子》原文、埃兹拉·庞德是不是读过唐诗原文一样。他的汲取和改写，源自他对“文化自我”的更新意志。他所谓“许多人在现代—后现代的话语中找回了他人的什么，我却要在现代—后现代话语中丢掉我们的什么”，正是此意。

因此，他虽然一再慨叹“梵语的佛曾被改写成汉语的禅，拉丁语的基督却再也不能被改写成汉语的什么了”，他却并非讳疾忌医的“本土文化神圣论”者，而是直捣中国传统的核心病灶：“青铜文化的压迫，不在远古……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躯上。《易》文本复写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易》‘弑佛’——拒绝侍佛的彼岸，天国，来生，他身，再一次肯定人的此岸，现世，今生，本身，却更加不敢面对人自身的苦难、罪恶与地狱。中国文化的诗、书、乐、画，半哲学，准宗教，从此全部拥挤在‘空’与‘无’的相同的超越上，不能再超越，除了一千年又一千年的重复。”因此，他宣告：“是到了我们长出19世纪理性的头，和解放被青铜文化压迫在20世纪身躯里的生命力的时候了。”

他用一以贯之的哲学眼光和语言方式，回顾和打量任何事物。那时的我，不耐烦读“过来人”沉重而琐碎的回忆录，但愿意听他谈那个荒谬的年代：“比起我们1957年低头的一代，叱咤风云的红卫兵真的是昂首的一代吗？他们可能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批永远跪在地上的造反者。他们残暴得何等卑怯！除了天天重复、人人重复那些字，他们十年的喧哗中竟没有一个自己的词！”

我从未听人这样谈论个人与历史——从词语—语言的角度，进入到生命与智慧的深处，而不仅仅是情感和道德的深处。我也从未听人这样谈论词语和语言——它们不再冰冷抽象，而如此深刻地嵌进个人与历史之中。

对话中，他反复说起“侧身”一词。他终其一生没有“正面走来”，而是在所有时代“侧身而过”：他在自己的时代——1957年、1966年主动选择“侧身而过”，“让‘巴金批判小组’的才子才女们去‘独领风骚’吧”；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二十多岁的北岛领衔“崛起的诗群”正面走来，他是其中唯一的“两个二十岁”的诗人，沉默地“侧身”在边缘；1986年以后，高喊“Pass北岛”的“第三代”诗人们也成群结队正面走来——他则“侧身”在队伍外面冷静审视……他反复说出这个词，是为自己注定的历史位置而唏嘘？还是甘愿为自己的选择承受形单影只的命运？也许，二者皆有吧。

我钦佩他的胸襟。对于“Pass北岛”的喧嚣，他全然反对：“谁能Pass他们？他们做了本应由我们这一代人做而没有做、不敢做的事情……是他们延续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并且，因为他们，西方现代文学的中国回声才没有因穆旦们的沉默而成绝响……这是不能随意Pass的”。

对提出“Pass论”的“第三代”诗人，他直言不讳又留有余地：“第三代是标榜个人写作的一代，也可能是失语的一代……尽管他们孤独地说着相同的语言，‘独语’成了‘共语’，‘个人写作’成了‘群体写作’……但他们中间还是出现了卓尔不群的写作者。”

我问他：很少有人注意你匆匆而过的侧影，多孤独啊……你从自己所有的侧面中找到了什么？

他平静地答道：“找到了自己，看见了自己的正面——这还不够吗？”

转眼间十几年过去，我的谋生之地也从杂志到了报社。几乎每年都会与任老师见面，彼此谈起文学、时世、近况，使我感到时间是静止的——我认识他时他就是如此敏锐赤诚，现在还是如此，并且将永远如此下去，多么好啊，永远的第二个二十岁。

却也会为他心痛。他的创造能量像瑰丽的焰火，渴望一片盛放的天空。但他没有领地和天空的管辖权，难以避免地，他会寄望领主们提供燃放点。但领主们总是另有安排——酒吧，商场，餐馆，霓虹灯……总之，任老师的大部分焰火只能躺在自己的笔下和心中。假如他不曾为说服领主们而奔走，会怎样？必有更多更瑰丽的焰火被他默默造出。是的，必会如此。

聊完自己的近况，他会问我又写了什么。

我说，在写一点作家论，就像您总想避免沾上“学院气”，我也总想避免沾染“文坛气”。

他说，不沾染文坛气，又要做批评，那是免不了得罪人的。

我说，得罪人倒没什么，可投入赤诚若只落个得罪人，就毫无价值。几乎没有圈子外的好读者愿意读批评文章——因为没有什么让他们牵挂的作品，使他们关心对这作品的评论，这才是文学批评的可悲之处。

何必看着别人写不好，在那干搓手呢？他说。重要问题也不可能透过对次要作品的批评，得到深刻的探讨。创作是创造生命，是在生活，批评么，毕竟是二手生活了。还是创作吧。

我会的，只是现在觉得还没有被充满。我说。

后来，真的放下文学批评，心无旁骛地写话剧了。2016年3月底，我编剧的《大先生》几经辗转，在北京首演，遂邀请任老师和师母来国话剧场看戏。舞台是一把巨大的血红座椅，椅上顶天立地着一个巨人半身像，像的头是空的，里面也有一把血红椅子。戏剧起始，穿长衫的鲁迅在弥留之际，被地狱使者换上白衬衫牛仔裤，扔到巨椅上。整部剧就是鲁迅的临终意识流。剧场效果让任老师大为感奋，给我打来长长的电话。他将编剧和导演的意图一览无余，我蓦地感到，在他的注视下，我和导演、演员的一切付出都值得了。

《大先生》研讨会上，他关于“椅子”的谈论，我仍记得：“椅子，自然比锁链近人，而且诱人，但是戏中椅子的寓言，不是空位、缺位，——这不够，要去掉这把椅子，毁掉这把椅子。没有椅子就不会有椅子上的自我囚禁，也不会有椅子下面的膜拜或者是跪拜。无椅子的解放和自由。世上有很多椅子。李静去椅子——椅子就是位置，留下位置，也就是留下位置上的囚禁和位置下的膜拜与跪拜。去掉位置才是真正的自由。”

次年，我编剧的《秦国喜剧》上演，邀任老师和师母来中间剧场观看。这部剧是纯粹的反历史叙事，讲战国末年，一个戏班班主如何因自己创作的“菜人”（“菜人”者，用为菜肴之人也）喜剧，在秦王嬴政和韩非李斯的帮教下，反复修改，身陷囹圄，最后脱身的故事。三场戏中戏分别被导演以京剧、二人转和音乐剧的形式演出，观众看得欢乐异常。演出结束后，大雨倾盆，直至夜半。正担心任老师和师母能否安然开车到家，他打了电话来，声音雀跃：“这个戏，没有受到历史的捆绑，反而把历史重新解构、重新组合了，让历史和想象成了新的材料，构筑你的‘永远现在时’的生命世界。从这个作品看，你真的自由了！祝贺你！”

现在想来，这“免于历史捆绑”的疫苗，诚然是在我二十多年前做他学生的时候种下的。

——为什么没有告诉任老师这句话？为什么没有？

——因为你是个自我陶醉虚荣迟钝的傻瓜。

2019年的中秋节和教师节挨得很近，我和师姐王向晖（即王陌尘）相约，一起去看任老师。我热烈地盼着和他见面交谈，因为几天前读他的自选集《任洪渊的诗》，读到了《1967，我悲怆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

这是八十岁诗人的忏悔录和自画像。向谁忏悔？为谁自画？向自己的良心，为未来的孩子。

人到中年的我，已不再能置身事外地看待这首诗——它已然也是替我写的。在这个时代里，我何尝不是那样一尊“低首、折腰、跪膝”的塑像呢。这才是历史与自我的悲剧。我想跟任老师聊聊这些。

见面时，依然是聊文学，时世，彼此近况，他依然是敏锐赤诚的“第二个二十岁”。中午，师生三人出北师大东门，走过街天桥，到同春园吃饭。任老师拒绝搀扶，走过街天桥时，步履加倍轻盈，我们都赞他身体超好，跟我们上学时状态一样。他开怀，一直说一直说，桌上美食似乎是些耽误说话的物体。他谈到他上大学时，周末会在父亲的老朋友——一位部长家里度过。那似乎是父亲向他补偿父爱的唯一方式。有时他也参加达官贵人及其子女亲眷们的舞会。他的舞跳得不错。他因此明白了阿尔别宁——莱蒙托夫《假面舞会》里虚无而酷忍的男主人公。他也因此知晓了舞厅内外两个世界的巨大反差。

这时我才意识到，任老师是个老牌的“红二代”。上学时竟全没注意。他如何长成一个跟自己的出身无关的人？

他说，因为痛苦的童年。

1937年他出生时，共产党员父亲在蹲国民党的监狱。他六岁时，母亲改嫁他人——娶她的，是一直暗恋她的国民党军官。他选择在奶奶身边度过孤苦的童年。他十三岁时，在武汉为官的父亲（“文革”时，这位父亲因自己在1930年代的被捕和释放而百口莫辩，饱受折磨）把他和奶奶接来，与自己的新家庭共住。缺失父爱母爱的早年，使他终其一生都是个极力自我喂养却又饥渴于爱的孩子。（师母对我如此慨叹。）他的母亲（被他称为“一个30年代新女性”）和父亲的命运，早早为他彰显了人生与历史的荒诞。在他的第三人称自传里，这些只写了寥寥几笔，却堪称一部大戏：

那时，他的自传只写了几章。我和向晖此起彼伏地催促他：“您放下所有其他的事，先把这自传写完吧！这一定是您一生里最辉煌、读者最多的作品！”

他露出得意的笑容：“好，听你们的。写完这个，我还有小说要写呢。”

创造的火焰在他的双眼里跳动不息。

2020，大疫之年，内心的剧情颠簸不堪。先是什么也写不下去，后来只想着为这一年写点什么。正煎熬着，6月2日清晨，突接师母微信，告知任老师已胃癌晚期，住进了北大国际医院。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会？！去年9月他还神采飞扬！电话向师母求证，无可更改：是的，胃癌晚期。

脑中空白，茫然四顾，向谁求救？唯有跪下，切切祷告。

啊，求你记念你说过的话。你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么，我现在就祈求：求你医治任洪渊老师，赐给他得救的时间。求你亲自叩他的门，使他认识你的真理，得到在你里面的新生命。也求你赐我能力和勇气，向他传得救的好消息。

中午，给任老师打电话。他的嗓音沙哑细弱：“李静，你不要难过，我是唯物论者，能平静地接受死亡。还剩下不多的时间，我要把我的自传写完。还有一件事，我想托付你，等我们见面谈……你不要忧伤，关键是，在死亡到来之前，把事情安排好。”

“好的，任老师，”我感到喉咙滞塞，“您好好休息，到时我也跟您谈一件事……”

从未如此功利地渴望全能者对肉体生命的拯救，也从未如此清晰地想起那些关于神迹奇事的见证。我将请求任老师，只要他对至高者说：“我不知道你是否存在，但假如你存在，请你医治我，让我经历你。”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6月5日下午，我和向晖师姐去北大国际医院看望任老师。他住一个单间，一位男护工在尽心照料。躺在床上，本就瘦小的躯体在棕色条纹被单下像是瘦了一半，白色的长寿眉显得更长了。他不能吃什么，早晨半碗疙瘩汤，中午一碗粥，打营养针。刚抽取腹水，在等待检查结果。

他已将文集出版之事交托给沈浩波师弟。对我，他说：“有这么几个人，在我走后，你通知他们，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写一点诚实真挚的文章。”人数不多，是他的朋友、弟子、忘年交，他以为知音的人。他感念地一一细数他们对自己的帮助，一起共度的欢乐，像知足的富翁数点金子。我把这些名字记住，不争气地泪如雨下——为人世，也为自己，对他的亏欠。他反过来劝慰道：“不要忧伤，我只是在最坏地打算，坦然地治疗。我先把事情交代好，再专心致志把自传写完。”

奇怪地，我的勇气突然丧失，只软弱地说了一句“我会为您祷告的……”就再也不能说出那想好的话。因为他听到“祷告”二字而突然锐利冷淡的目光？因为他的这些交托所暗示的，对可见人世的全部专注与信仰？因为身边惊讶地看着我的师姐和护工？因为病房的寂静？总之，我默默把话咽了回去，寄望于下次见面，或者再打电话时。

告别，没有合影，也没有握手。有意地做成绝不是最后一面的样子。彼此像是都相信未来还有许多日子。走出病房，来到楼下，我和向晖相拥而泣。夕阳的光线柔和金黄，不久它将速速沉落。

回来后，我酝酿跟任老师通一个长电话。

——你一定要说吗？一个声音问。

——是的，一定要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止关乎他现世的存活，更关乎他永远的生命。

——这仅仅是你个人的信仰而已，为何强加给你的老师呢？

——因为，我知道这是真的。还因为，我老师已经没有时间求证了。就算他压根儿不信，他可以试！他可以证伪！他实在没有时间了！

——你打算跟他谈什么呢？

——谈谈人的罪，奇妙的恩，谈谈悔改和得救。他将因此得医治，得重生。我就不再怕他死去。因为，他还有永恒。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他是坚定的人文主义者，只信仰人的自由和尊严。他怎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无法证明其存在的上帝屈膝呢？他即使死去，也不会再向任何力量屈膝。这是一生的价值和尊严问题。你和他谈，徒增尴尬和隔膜而已。

这声音如此强硬，使我一直延宕跟任老师的通话。每隔几天，我微信问师母，老师的状况如何。师母说，北大国际医院因有新冠感染病例，他已转院到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正在全力以赴口授自传，让她转告亲戚们，不要电话他、看望他，他没有时间接受慰问。

我似乎更有了延宕的理由。

8月12日晚八点左右，我下定决心：马上给任老师打电话，尴尬就尴尬吧！隔膜就隔膜吧！瞬刻，电闪雷鸣，大雨如注。我又松了一口气：这种天气打手机有点儿危险，明天吧。

8月13日上午，天气晴好，我手机静音写剧本。休息时看了下短信，如坠深渊，是汀汀的：“我父亲昨晚21：49走了。他走得平静安详。”

我该如何原谅自己？！啊，我的神我的神，我该如何补救？！

“假如不到宇宙史的150亿年，银河繁星的密度和引力，就不会正好把我的太阳和地球和伴月转动在今天这样的时空方位、远近、轨道与周期里。选定150亿年的是谁？假如太阳不是把地球抛在14959.8万公里远的阳光下，假如地球再靠近太阳，赤道早就融掉两极的冰雪，热死了夏天；或者相反，太阳再远离地球，两极的冰雪就将漫过赤道，冻死冬天。不能想象没有夏没有冬没有四季的生命，选定14959.8万公里的是谁？假如碳核的内部激活点，不是非常在常态之上的7.653百万电子伏特，就永远不会合成碳核，碳，有机化合物，地球上就永远不会有第一点绿，第一朵红，第一滴血，第一次摇撼地球的性冲动，第一个呼喊的词。7.653引人遐思，而非7.653拒绝冥想。选定非常的7.653百万电子伏特的是谁？再假如光速不是29万公里／秒，就不会有我的星光月光的诗意，而且最根本的，就不会有星月同辉的我的目光、灵视与神思，就不会有人与宇宙相同的时间方向与空间维度，当然，也就不会有我的‘视通万里’与‘思接千载’。29万公里／秒的光速是一切信息的极限。跑不出光速的人，选定29万公里／秒的又是谁？

是谁在无穷数中选定了这一系列常数值，选定了人？又选定人来选定什么？”

在任老师辞世七个月后，在一篇写于2007年的文章里，我突然翻到他的这段话。十几年前，他就触摸过这个神秘的问题。但那时，我没有读懂。

没有人知道，弥留之际的灵魂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就在那最后几秒钟，他写过的这些句子，他提出的这些疑问，突然回到他的意识中，使他截获一个神秘而确切的答案：唯有造物主！所有这一切精妙的数字，居住着生命的地球在浩瀚宇宙里如同被精密微调的奇妙存在，绝无可能由偶然造成！也许他瞬刻之间领悟了这奥秘，于是向至高者转回。于是TA说：天地都废去，我的话不会废去。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来，我已开门，与我同行。

“他走得平静安详。”我深信，我的老师此刻在天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