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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读阿城

撰文 贾行家

死里逃生  作者:吴琦

一世就是三十年。我这一拨,年纪和阿城相距三十年。

也不敢感慨什么。太多的时间被浪费在感慨时间上。近几年只见到一句好的:“越古老的沙粒,越接近球型”。电影《星际穿越》展示的时间是黏稠的,韧性很强,可以列在架子上查找,前后的方向可逆。要不是电影介绍高级物理,我这样的人,没法知道世界的这一面。还有个热爱跳伞的人说:从天上看,大地是球型的。

半个世纪前,时间还剩下什么意思,对于还留在城里的年轻人来说,下乡的日子是无始无终的。

我父亲的年纪比阿城大几岁,赶上60年代最后的高考。他没有像同学,喝多了就合唱革命歌曲——人人需要祷告,词语和对象倒不要紧——但也泄露过一回,他90年代去湖南出差,说见到那里有个水洞,水洞里有九条天生的石头龙……我听了肚子里暗笑,现在回想:他这个工科生是在抒情。他赶上了,也躲过了,成了第一批经过出身审查、没有什么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前后比一比,很想通过感激把幸运合理化。那时的人真像列在架子上,一目了然,万千草芥,任人搬来搬去。这种搬运仿佛在提醒年轻人,生命的到来不需要代价,现在要付了。彼时是非,此时是非,“历史问题”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问题。

从古希腊时,历史和理性就是一对反义词,在历史里能找到的不是逻辑理性,逻辑理性是“我思故我在”,历史的理性是“我在故我思”。

在鲁尔福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里,一个年轻人死在了遥远的村庄,身边的人对他说:“现在谁也不会使你害怕了。你得想一些愉快的事情,因为我们将会被埋葬很长的时间。”也是如此,没什么道理可以讲。我父亲考上大学,最高兴的是我四叔,因为他的书念得比我父亲好,两年后轮到他,高考取消了,他在村里多待了几十年。倒是不用下乡了。

我妻子的大姨是早产儿,十六七了,也没长舒展,在那一年里耷拉着两根黄绒毛的辫子去插队,力气撵不上心气,眼见高她一头的漂亮女孩子被一个接一个地挑走,最风光的在人民大会堂当服务员。北京知青往这边来,她挺着胸往北京去。坐从天上看几条江水绕出来的北大荒,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直到第六年,大姨的姑父到凤翔搞三线建设,多出个名额,总算她也走了。再见她时,她娘说:“你咋学会从底下往上看人啦?”今天,这大年头化作小辈人看不懂的家务琐事,她总被诘难:“他们凭啥,你又图啥?”

我生在一场余波里,听时间又响了一下,一直沉吟至今。比我再晚三十年的,用得着知道“上山下乡”吗?连我也是辗转听来的。而且,当事人讲时也只是抒情,和事实没什么关系。我的长辈正在默许之下,逐个沉默下去。只有我这类不相干的人还想“凭什么”。

阿城写,“风来了,雨来了,又都过去了。遇到拉肚子的时候,索性脱掉裤子,随时排泄。看看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就撕掉腿后已经风干的排泄物,让它们成为蝼蚁的可疑食品。在溪流里洗净全身和农具,下山去”。我读时双眼一热,觉得后面有很大的沉痛。我这种人放在乡下无所谓,虽然还是自己蹉跎自己好,但结果无非蹉跎。有些人不该如此,他们愿意,也应该走到更大的世上去,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去知道和感受。

也许作者写这话未必有多么大的痛惜,你看《棋王》开头就视野不同:城市里来的赤贫少年觉得生活提高了,有固定的工资和食堂。何况知青有个地方可想,可回,乡下人什么都没有,一直什么都没有,譬如我的叔叔和堂兄弟们。这篇故事写出来,给中国小说紧了一紧手脸。

经过者才有资格分辨那是什么,然而也未必说得清那是什么。

死里逃生
孤身对抗历史是没法做成什么的。/波拉尼奥

我和村里的房东老太太聊天,她说下乡的最后一年,省城来了一伙知青,都安排好了工作,都是“老谁家的小谁”,下来溜个马趟子就回去的。大队就她这么一个女团员,派给女孩子当队长。春天四点多钟天亮,那就要四点到地头,干到六点,再吃早饭。苞米地里一片清亮亮的哭声,鸟扑啦扑啦地飞,她说别哭啦别哭啦,今天刨完刨不完都算你们刨完了。四十年后,她还是笑,说家里从小养队上的牲口,从来不睡整宿的觉。如今,这个村子只有下雪时可以将就看看,夏秋时,河沟里的垃圾和农药瓶子被烤出刺鼻的气味儿,等着下一场雨,冲到下游去。直到哪个地方被当成全世界的下游。

我母亲在她的弟弟妹妹们下乡的时候已经上班了,也躲过了。她再下乡劳动时,当然不好意思觉得苦——按说,有伤感主义而没有痛苦主义,说明痛苦是客观的、不能选择的。我们说的苦,无论看起来多么具体和沉重,大约还是伤感,只是因为伤感不是民间词汇。遇上闹鸡瘟,全村有数的几十只鸡,都叫她和另一个不怕死的村民吃掉了。她从此建立了群众威信。村里孩子喜欢追着什么跑,汽车,拖拉机,自行车。母亲走路慢,他们就跑到前面去预报:“夹鼻子的人,夹鼻子的人来了”。他们从来没见过眼镜。

有一张照片,是阿城在云南某地一个长途汽车站上拍的,没有戴眼镜。不知道是不是弄坏了,没地方配。估计又是我多想。我大舅体弱,性子又懒又硬,插队时整天望天儿,一块块的土褐、绿色和蓝色,把他的近视眼给治好了。“三王”有一种不合作之气,我的理解,“不合作”就是眼里没有,你的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眼里依旧可以没有你。对魏晋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思考的结果。“不合作”要先想清楚自己。

当年的编辑朱伟在文章里讲,《棋王》另有个结局:王一生懒得调到省里,就留在地区下棋,因为伙食好。他分析说:吃代表着出世。我点完了头,又有点犯糊涂了:世有很多层,吃也可以是入世。体工队的那层入世,不是老百姓的世道,不入也罢了。现在来看,依旧“也罢”。那一天的十盘棋足够日后抒情,写到这个结果上,问题算是解决了。写小说要心硬。这个结尾不拿回来大概也可以的。

而且时间不同,比我年轻的读者阅读经验丰富,可以轻易读出小说里同性之间的情感冲动。是的,他们还读这篇小说。记忆并不服管,总有不能抹除之处……

那到底是什么呢?

阿城当众谈论过“绝境”。能思考绝境,要触到边境,而且想跨过去。对着绝境却摸不到边儿,或者摸到它越高、越坚固,就越觉得心里踏实的人,不懂何谓绝境算福分,很多年头都要靠这种福分来安身立命。绝境是公道的。阔人以古老的魄力投资研究永生,得知道无尽是另一种牢笼,取消了死就取消了生的意义。绝境因意识存在,是不是真穿过去了,只能自己判断,这不用骗人,因为不容易换钱。

我第一次读阿城是中学时看“三王”,看到了文字的天生神力。我当年还在张承志的《西省暗杀考》上见过类似的神力,我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发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阿城在《遍地风流》前面有几句话:“青春难写,还在于写者要成熟到能感觉感觉。理会到感觉,写出来的不是感觉,而是理会。感觉到感觉,写出来才会是感觉。这个意思不玄,只是难理会得”。我总想起阿城拍照片的那个长途站,想到另一部好莱坞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胆子也跟着大了一些。既然已经走到云南,那时候,会不会有人索性走过边境,找一个那头的女孩子,边学着暖洋洋的话,边生出一大堆黑黑的光腚的孩子?如果有的话,那个故事我也会喜欢。

等到阿城回到城市这一边,习惯了在大街上看到警察和汽车,又以写小说出名,就走到没人知道这个“名”的外边去了,据他的描述,所做的是四处看,本以为已经没有的东西,原来别的地方还在。看他那时候写的《威尼斯日记》,就像看安迪在海边刷蓝色的船,不去摸墙的高矮,而是走进新的世界,我起初觉得是勇敢,后来觉得是自在,现在想:勇敢不正是自在吗?

容我从《威尼斯日记》里抄五六句出来。

1.古人最是这闲笔好,令文章一下荡开。

2.黎明前的黑暗中,鸟的嗓子还有点哑,它们会像人那样起床后先咳嗽几下,清理清理。

3.中国为什么要发明印刷术呢?可能是预测到可以印钞票吧。

4.意大利人非常懂得器物之美。美国的美,在于未开发的元气。

5.深夜回到威尼斯,看着船尾模糊的浪花,忽然对自己说,一个是罗密欧的家,一个是茱丽叶的家。

再附几则自己写在页边上的话:

1.这书叫《日记》,也是上好的笔记。小说仍是“核心文类”。喜欢读或记笔记的人,不是太多。中国人的生活,很难契合出比笔记更畅通的文字形态。也是闲笔好,让几种生活和察看方式,自然地回响在一起。

2.察看有角度,有“分辨率”。角度高,要离地远;分辨率高,则耗费大量的感知和运算。怕就怕这种一乎离地高,一乎又要听或看得很仔细。闲笔里有险峻。

3.印钞票好像是和五代人冯道有点儿关系。在中国古代,活字向来不是主流,包天笑印杂志时,还用的是雕版。一种说法是有许多技术难题,但我猜还是需求问题——雕版和纸张很早就齐备了,只是宋代之前犯不着大量复制什么。如果是关于吃的发明,一早就解决了。做豆腐并不比活字印刷简单。

4.摘这句话算是发牢骚。毕竟直到写《威尼斯日记》这一年,想找一本《教坊记》或者《扬州画舫录》都不容易。这类“精神”的集大成者是乾隆——打着文化的旗号毁灭文化,不知道是精密的权术,还是真对文化各有理解。前几天和人发的另外一通牢骚是:梦回唐朝是有的,梦回康乾就算了,真要“再借五百年”,那就只能剩下一本《三国演义》,而且还是毛批的。

5.这本书在威尼斯出版时,很多段落会引起威尼斯人微笑。有两位作家写威尼斯写得好——简·莫里斯和布罗茨基,和本地水土不一样的人,会写出另一种好。威尼斯如美人。所谓美人,无论男女,从梳妆到衣着,到涵养出气概,到气概变得苍凉浑然,是很感人的过程。对观看的人来说,见到美人不再心旌摇晃,也会肃然起敬。已经发生的事情也不用指责,无知等于痛苦,这张票已经买完了。

6.这句话也想不起来具体谁说的了:旅行是文化最初的发明和渴望。各种各样的游或行,在社会阶层之间,在空间、文化或人类智慧里……它是一种观看,它不必验证什么。

威尼斯有而我们没有的东西,大概是阿城所说的“世俗”。他说世俗要“无观的自在”,先“无观”,把观点转化成常识里的“道”,确认自己有没有说和表态的资格。可是票已经卖完了,我在北京住得离圆明园不算远,但没想过要去看,我的想象力很一般,还能看到什么呢?先遭火劫,又有木劫,石劫,土劫,直到劫无可劫,想不出什么新的糟蹋方法,只好重新开出垄沟种粮食种菜。一旦开始种粮食,那就是最大的正确。

再往下该看《常识与通识》了。据说,里面那种边角相互压住的句子,慢慢把翘起来的书边角摩挲平的姿势,是阿城在偿还房龙为普及常识做过的事情。“救救孩子,就是教给他们什么是常识”——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在阿城也不算平常了。

去年的新版《闲话闲说》里增补了2016年的《再谈》,说原书是“反映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听众的水平”。《常识与通识》也是如此,把90年代的常识水平推进了一步。我常听人说,这本书不像“三王”,已经“过时”了,焉知“过时”才是常识的归宿,就像美人迟暮是人间的一大快事。

这个年代听众的水平是什么?但愿可以理解《洛书河图》《昙曜五窟》里讲的文明造型起源,这是我近几年最常看的阿城的书。按我的猜测,阿城思考这类事情,是从80年代的文章《文化制约着人类》开始的。他对文化的定义和各个学科都不一样,像是为了明确自己要做的事情——带年轻学生去山西看石刻,去西南收集巫的遗迹——而收缩的。

谈论常识只是谈论文化的起点,这个起点是今天的知识方式:社会科学逐渐疏远物理亲近生理,谈人要从神经科学的发现说起,谈人类要从动物说起。

生物学对行为的发现,经常比想象离奇。他在《爱情与化学》说:爬虫类脑相当于精神分析里所说的“原我”,新哺乳类脑里的前额叶区,相当于“超我”,(当时的研究)并不知道“自我”在哪里。萨特说:自我像冰箱里的灯,需要你打开冰箱门。也就是属于第二等级的反思意识。这个比方被神经科学家听说,可能会不以为然,他们得到的结果是:人的精神特质由基因和大脑发育所决定,反思与否也属于“命定”。又说,人的一部分脑,总在解释和欺骗另一部分脑,方法就是编故事。

今年有本英国科学家的新书《大脑的一天》,讲了新的假说:人脑产生意识的核心机制是神经元聚合,那不是发生于单独的某个脑区,而是数以百万的神经元同时同步工作,是处于中间水平上的“介观尺度”的大脑进程。已经建立的神经连接对每个人的独特记忆进行着反应,同时,你经历的个人体验又在更新着这些连接,并且永远改变了它们。这种特异性就是我们的独一无二。我照着《常识与通识》的方式,把它们拉到一起看,左看看,右看看,虽然看不出所以然来,但觉得有意思。

技术是用来传递消息的,短视频也可以是青铜器的后代,未来有没有纸张印的书,是情感和习惯的问题,那时候的人配得上什么就拥有什么,用不着操心。目下看来,纸书如信物,使我感到牢靠。越来越多的传递形式,则让我不担心知识禁绝,常识阻断,找不到一本《教坊记》。迄今为止,我们和科学的关系是让彼此放心。

待到人类进化出意识和理性,外化为生存方式时,文化产生了。如今,我们对文化好奇,不止是一种群体意识或情感,我们想寻回这个过程,从“是什么”知道“为什么”,运气好的话,看一看“怎么办”。阿城用造型说的,依旧是中国文化的常识:“保天下的‘天下’的意思,实际上是文脉。这个文脉,其中含有执行文脉的礼的意思。觉醒者孔子所说的礼,基础是仁,而觉醒的最高境界是‘吾与点’的自由状态。这个文脉,不管……有何异化,总还是有的。区分在于执行不执行这个文明之礼,不执行也没什么,蛮夷自己活得也挺好……这个文脉里,没有民族之分,不是民族主义。”

上帝之后,圣人之外,宇宙自有其心,生民各立其命,谁都没什么了不起。这一代人能做的事,也许是为将来的“怎么办”留下些凭据,把文明的阶梯凿得平缓些,让自己加入一个更值得自豪的行列。能做的事情,除了从土地下、田野里一件件地拾获,反复摩挲,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我看过一个阿城讲古代造型艺术的视频,他说人类学家张光直嘱咐他去看巴黎的一只青铜器底下有什么。到了那博物馆,问能不能翻过来看。博物馆说可以啊,陈列文物就是为了研究。原来底下有一条大蛇,这个形象在上古与医药有关,于是明白了这件器物的意思,而“明白的越多,越容易明白”。

我们从阿城这里学到一种和知识相处的风度。

作为用中国话写字的人,最后要说《闲话闲说》。

张爱玲生于1920年,和阿城那一拨也隔着三十年。1995年9月,张爱玲去世时,阿城写了《适得其志,逝得其所》,文中对妄人骚扰张爱玲的愤怒,也不太平常。他对张爱玲的尊敬,可以从《闲话闲说》的这句话里来看:“表达方式与一九四九年后大陆形成的共和国文体格格不入,这是我读她的小说时觉得‘新’的地方”。书中第六十五又说“如此惊人,近代白话文到他们(张爱玲和钱锺书)手里才是弓马娴熟了”。这么多年,对张爱玲说好说歹的人都多了,钱锺书夫妇就不说她什么好,比较确定的一条是:写字的人万万不要去学她。

一种全新的、不能学的文体,居然来自三十年前的旧人——仔细想想这种事,也真是沉痛。

爱写点儿什么的人知道:这三十年里,阿城是大陆这边的文体家。他站在废墟上,看起来堕甑不顾,重写中国话,或许是因为清楚了前后左右的处境,见到好的也不能学,只能另开一桌。我现在回忆,关于诗人崛起于80年代的印象,似乎是错的,正确的说法是:诗人和诗歌消逝在那个年代。从那以后,漂浮在时代表面的文字,日益面目可憎。

书中第六十六写道:“中国大陆到了八〇年代开始有世俗之眼的作品,是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写字儿的人也知道,汪曾祺是来自文字废墟那头的文体家。汪曾祺那时候,计较文体类似“白专路线”,不算什么褒义,“文体家”这顶帽子没有权利成分,没人争抢,他才戴在了自己头上。

《受戒》唤起的是普遍的世俗生活渴望,而汪个人的世俗,是直到90年代才相对舒展的。他那时寿眉呈两只白白的角,面貌衰老得很快,只眼角有精光。这个年纪了,就算把拉皮条和乱伦写得襟怀坦荡,自由自在,晚辈也不好说什么。他在一篇不大重要的文章里,重写当年在沙岭子看青,终于写出“‘闹渠一槌’,就是操她一回”,解放了世俗语言的原貌,也解放了正确的表达,我也跟着出了口恶气,同时为文体家需要如此曲折用心而悲哀。

人的思考收拢进语言,结构和形式在剧烈变化。如果说人是想法,那人也是语言。一位南方朋友第一次到我们东北,连连感慨“什么时候能用这种口头语思考,什么时候才能进入这个文化结界”。他说我们东北有“文化”,实在居心良善,他又说希伯来语的每个字母都有意义,用这语言说话,人的表情会有种凝重感。在意生活和思想的质量,再明白语言的性命攸关,才会理解诗人和文体家的荣耀与孤独。

《闲话闲说》走了另一路数清理中国语言的面目,以那时能有的材料,把文字言说放回到生活的书面之下,理出一条头绪。这本书还开辟了面对面说话的姿态,阿城和一群人说话时,也犹如和一个人说话。用他喜欢的形容词,这是一种“健朗”,语言何必只有文字?

话语是公器,且一直是法器。今天看到的,从趋势判断,还没到最坏的时候。我总听到它的锣鼓在宣布它正在路上,我们一次次回去,回的又不是同一个地方。有时,语言的对面是喑哑,有时是花花绿绿的吵闹。仿佛是说:空洞的头脑和混沌的头脑,你总要选一个。

真到了那一天,我的答案现在就准备好了:先回到阿城,之后看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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