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翻过乌拉尔山前往流放地的囚犯队伍，都会路过一根高3.5米的普通柱子。柱子由砖砌成，表面涂石灰。它矗立在圣彼得堡以东约2500千米处的林间空地上，一侧刻着彼尔姆省的省徽和“欧洲”的字样，另一侧刻着托博尔斯克省的省徽和“亚洲”的字样。这个俄国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之间的界标非常简易，因而掩盖了它作为流放者跟故乡痛苦分离的标志的重要意义。被流放的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公爵冷冷地指出：“在西伯利亚界标上题刻但丁的地狱，会比这两个假装描绘两大洲的轮廓的词更合适。”美国人乔治·凯南曾在1888年穿越西伯利亚，当时他亲眼见到了这个界标旁的景象：

在圣彼得堡和太平洋之间的广阔地域，这个地方包含着最多的痛苦暗示，这个小小的林间空地，这个矗立着一根满是悲伤的柱子的空地，是最引行路者伤心的地方。成千上万名流放者，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王公、贵族和农民，在这里向朋友、故乡和家园永别……俄国农民，即使他是罪犯，也深深依恋着他的故土；这个界标周围曾经上演过很多撕心裂肺的场景……一些人陷入无限的悲伤当中；一些人在安慰泪眼婆娑之人；一些人跪下来，把脸贴向故土的土壤，然后带上一把泥土随他们去流放地……

经过这根界标柱的流放者有时会在上面涂写最后的告别语句，比如“别了，玛莎！”“别了，生活！”。另一些人为了避免自己被遗忘，会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水泥涂层上。这根界标柱没能保存至今（虽然后人已经重建了一根类似的柱子），但是只要这个标志着行政边界的朴素柱子矗立在那里，大众就会始终把它当作西伯利亚流放者遭受过苦难的象征。

在界标柱旁一再上演的悲伤和不幸场景，是一种对沙皇把其臣民驱逐到帝国的广阔领地的权力的衡量方式，正如1649年的刑法典规定的那样，“到君主命令去往的任何地方”。因此，前往流放地的行程是一种对专制权威的衡量方式，向东的每一步都是对统治者的效忠。到18世纪末，在圣彼得堡野心勃勃地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区推动殖民化的过程中，罪犯及其家人的被迫迁移也发挥着核心作用。

欧洲各个帝国都在努力解决刑罚移民的严峻后勤问题。在18世纪后期，对英国罪犯来说，前往澳大利亚刑罚殖民地的航程是可畏的考验。罪犯精神萎靡地待在船只的监牢中，“在湿漉漉的寝具上瑟瑟发抖，无法外出活动，四周都是盐、粪便和呕吐物，他们忍受着坏血病和疖子”。共有1006名罪犯在1790年随第二舰队出航，其中267人死在海上，至少又有150人在登陆后死去。为了控制运送过程中严重的罪犯死亡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因为政府明白，将健康的罪犯有组织、高效地运往殖民地，对于更广泛的刑罚殖民开发计划是十分必要的。英国政府严正要求负责运送罪犯的私人承包商改善运送条件，并且延期支付每个罪犯的运送费用，直到罪犯身体健康地下船才会付款。每艘船上都配有一名海军医生，他们对政府，而不是对承包商负责。虽然一些船上仍存在疏忽照看和虐待罪犯的现象，但是到1815年，运送途中的死亡率下降为1/85。到1868年年底，死亡率仅为1/180。

把罪犯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后勤难度并不比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滚滚波涛造成的后勤难度小（甚至可能更大）。每年都让几千名难以管束且有时举止暴力的罪犯跨越几千千米的不毛之地，对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西伯利亚大陆仅有一套稀疏的路网和几条毫无用处的河流（因为它们都是南北向的，而不是自西向东流），而且这片大陆在每个冬天都是一个危险的冰雪世界。

与那些欧洲对手相比，俄国的国家机器较为原始，在行政重担的压力下已经运转困难。圣彼得堡的势力范围不像伦敦或巴黎那么宽广。即使在俄国欧洲部分，国家也几乎没有与其人民直接接触。国家把管理权下放给拥有土地的贵族、教会、商人行会和村民会议。在大部分俄国臣民（农民阶层）的经验中，帝国陆军是唯一一个直接且持续地与国家权力对抗的力量。西伯利亚行政官员和他们在首都的主人之间距离遥远，这一现象扩大了这种官僚制度缺陷的影响。由于资源不足且几乎没有责任，官员操纵流放制度来谋取私利，无视、剥削并劫夺由他们负责的罪犯。

罪犯离开俄国欧洲部分时身强体健，在路上走了几个月甚至几年后，当他们终于抵达东西伯利亚的目的地时，这些人衣衫褴褛、体弱多病且饥肠辘辘，他们的形象讥讽着圣彼得堡官员所设想的强壮刑罚殖民者。遣送过程本身就挫败了国家在西伯利亚实行刑罚殖民的战略野心。随流放队伍向东跋涉的人既沮丧又绝望，这些人就是对国家的虚弱和无能的控诉。界标柱与其说是君主权力的象征，不如说是其限度的标志。

19世纪初，流放者几乎都是步行前往西伯利亚。他们可能会从俄罗斯帝国的以下五个城市出发：圣彼得堡、波兰王国的比亚韦斯托克、乌克兰的卡梅涅茨-波多利斯克和赫尔松以及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大多数人都会经过在莫斯科的中央中转监狱，他们及其家人从这座监狱向东行进，然后经过弗拉基米尔，那条蜿蜒向东的道路就是因这座城市而得名。弗拉基米尔路（Владимирка）与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同义，它在19世纪臭名昭著，伊萨克·列维坦在1892年创作的同名风景画（现藏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似乎在附和着东去流放者的沉重步伐。

弗拉基米尔路通过喀山和彼尔姆出俄国欧洲部分，穿过乌拉尔山，后与西伯利亚大驿道交汇。西伯利亚的干道在西西伯利亚的开阔平原上蜿蜒，经过秋明、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然后进入东西伯利亚茂密且多沼泽的森林，经过阿钦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最终到达区域性首府伊尔库茨克。安东·契诃夫形容这条路是“最长而且是我眼中世上最丑陋的道路”。的确，西伯利亚大驿道事实上就是一条狭窄的土路。流放队伍是这条路上的熟悉景象。1856年的一天早上，英国旅行者威廉·斯波蒂斯伍德在这条路的路旁醒来：“寒冷的黎明来临；在两排白桦树下，一长列衣着单调的人沿着和我们相同的方向行进，低垂的枝条遮蔽着他们的头顶。我们凭直觉猜出了这个队伍是什么，但我们还是很难相信，那么伤感、那么陌生又那么遥远的一个故事正在我们眼前上演。”

流放队伍中的流放者分到了标准服装：质量粗劣的灰色工作服，每件衣服上都有一小块颜色鲜亮的布料，这块钻石状的布料缝在衣服的背后，以方便识别他们的罪犯身份（进入西伯利亚的男性罪犯还被剃去了半边头发）。随着冬季来临、气温骤降，赶路的罪犯还分到了羊皮大衣。根据一个同时代人的描述，标准配置的大衣和靴子通常“质量低劣、缝线粗糙，因此罪犯在托博尔斯克分到的衣物无法支撑到下一个地区性城市”。于是，流放者不得不自费从当地居民手中购买替补衣物，当地居民则充分利用了这个垄断市场。那些没有钱自行购买衣服和鞋子的人只好赤脚走路，一路穿着破衣烂衫。流放队伍越往东走，他们就越像是浑身脏兮兮的难民，而不像严加管理的囚犯。

这些罪犯一整年都在赶路。在夏季的酷暑中，数百只脚踩踏出了团团尘土，走在队伍最后的流放者几乎无法呼吸。在开阔的草原上，地面上没有树木，天空中没有浮云，流放者没有任何躲避烈日的机会。在行进途中，脱水和中暑让很多罪犯身体虚脱。秋雨只是让罪犯们在忍受高温后获得片刻喘息，随后，雨水把道路变成了泥泞的沼泽地，罪犯们咯吱咯吱地走过没膝的泥泞之地。9月下旬便会迎来第一次冬霜。气温在-20℃时，哈出的气会冻在人的胡须上；在-30℃时，寒气刺痛着人的肺部。1828年1月，一位年轻女性乘马车穿过西伯利亚，前去陪同她被流放的未婚夫，她在-46℃的低温中遇到了一支流放队伍：

我听到了一个声音，那种声音我当时听着很陌生，但后来对我来说就很熟悉了。这是镣铐碰撞的响声……这群人都戴着镣铐，有些人甚至被拴在金属杆上。这些不幸的人构成了一幅可怕的景象。为了让自己的脸不受冻，他们用脏布遮住整张脸，并在眼睛处划出了破洞。

极冷的气温、肆虐的暴风雪和厚厚的积雪常常让流放队伍经历致命的考验。

政府巡视员报告，许多流放者在从俄国欧洲部分出发时并未带着足够的钱和够穿的衣服，另一些流放者的钱财被途中的官员夺走了。还有一些人，虽然地方官员为他们配备了适当的物资，但他们“却因为自己的疏忽和不负责任，而在走完一半路途之前就把自己的钱财挥霍殆尽”。很多在行进途中的流放者最终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大衣；他们食物和衣物短缺，筋疲力尽，依靠他们借住的西伯利亚庄户人家的救济品果腹。

档案保存状态极为糟糕，与之相关的问题包括不同的罪犯队伍混淆，文件被弄丢、篡改。1806年，亚历山大一世在一项法令中确认，西伯利亚当局“对送往他们那里的定居者的性别和人数并不清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提出在流放者经过的各个省的第一个定居点配备官员。这些官员将负责草拟精确的名单，上面记录着抵达那里的流放者的确切人数、他们的身体情况和目的地。但是这类措施收效甚微，这套系统中的档案保存仍然是随意和不完整的。因为流放者会出现逃逸、死亡、在途经的省份被拦截等问题，所以官员们无法精确统计流放者的人数和所在 位置。

国家想要为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劳动者，但沿途的地方当局却实行了一些与国家的设想完全相反的做法：他们通常会为自己的辖区留下身强体壮的流放者，只让患病的人和体弱的人继续前行。早在1786年，外贝加尔的涅尔琴斯克矿区的负责人就曾给圣彼得堡写信，抱怨送到自己这里的都是未成年和生病的流放者，这些人无法在矿山工作。被分配到矿山和工厂中的970名流放者中，五分之一的人或者年纪太小，或者病得太重，或者身体太虚弱，因而无法胜任体力劳动。那些目前在工作的流放者中，超过一半的人年龄在50岁以上，因此“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失去工作能力”。圣彼得堡认识到，那些更健康的流放者确实被留在了他们途经的省份，于是下令禁止这种做法。

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做法毫无减少的迹象。1813年，内政大臣奥西普·科佐达夫列夫给西伯利亚总督伊万·佩斯捷利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抱怨本应在1809至1811年间送往伊尔库茨克省的1100名男性流放者只有625人到达；490人仍留在托木斯克省，其中180人定居在那里，220人因为病得过重而不能继续前行，而其余的人因为被分配到当地工厂工作而留在了那里。虽然科佐达夫列夫承认生病的流放者确实可以留在托木斯克省由当地人照顾，但他指出：“这个借口让很多身体健康的人被留了下来。”5年后，抵达东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不到原定人数的一半。调查显示，“年龄和体力条件最好的人”留在了许多俄国欧洲部分省份和某些西伯利亚省份，在那里充当劳工。在这些地方近10年的苦役生涯摧毁了他们的健康，然后他们才会被发送到伊尔库茨克。

大多数罪犯是从遥远的俄国欧洲部分省份走到指定地点的，这段路途要花费2年时间。但是，如果他们在途中生病并接受治疗，路程则可能耗费多达3年时间。有些罪犯甚至花了四五年时间。当局担心，如果被判处服苦役的罪犯的苦役是从定罪的那一刻算起，那么他们或许会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故意拖拉，并想方设法地在沿途的医院消耗刑期，以拖延到达矿山或工厂的日子。因此，当局规定，苦役犯到达在西伯利亚的最终目的地后，他的刑期才开始计算。一个罪犯用了八年时间走到伊尔库茨克，但在他终于进入监狱工厂的那一刻，他的八年刑期才开始。

流放途中的恶劣条件必然地损害了罪犯及其家人的健康。一位巡视员在1802年报告，病人和孕妇坐着木质马车（телега）追随着流放队伍，“他们的境况很可怜、很危险……有些人死在途中，妇女在马车上生产”，这些病人和孕妇接受的治疗“很随便”。一系列疾病侵扰着沿西伯利亚大驿道行进的流放者：发热、鼻黏膜炎、风湿、肺炎、肺痨、镣铐造成的溃疡、污物造成的皮疹以及住房过于拥挤造成的斑疹伤寒症。据估计，在所有向五千千米以外的东西伯利亚行进的流放者当中，三分之一的人需要在沿线的军医院和医疗站治疗和康复。一位记者写道：“他们来时筋疲力尽，过早地衰弱，染上了不治之症，忘记了自己的手艺，并且变得非常不习惯于劳动……”

17和18世纪出现了这样一个惯例，即流放队伍会在途中的村庄过夜。人数较少的队伍可以寄宿在农民的屋舍和谷仓，人数较多的队伍有时不得不在室外睡觉。当地农民既要负责守卫流放队伍，还要养护队伍途经的道路和桥梁。1804年，西伯利亚总督伊万·谢利丰托夫在给首都的报告中强调，为了让流放者“通过广阔而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省份”，西伯利亚人承担的责任极为繁重。这种责任让农民不得不从种地的工作中分心，因而是积聚仇怨的一个原因。虽然村民要为自己看守的罪犯潜逃而负责任，但许多村民自己就曾经是流放者，而且他们无心冒着生命危险去保证流放队伍的安全。逃逸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逃犯随后会加入流浪者组成的强盗团伙，这些团伙专门打劫沿着西伯利亚的荒凉公路行进的商队。谢利丰托夫呼吁在主要的西伯利亚道路沿线设置配有哥萨克骑兵的小支部队，“不仅是为了终结此类土匪和抢劫行为，也是为了消除居民和旅客的安全隐患”。谢利丰托夫估计，为顺利转移罪犯，在西伯利亚主要道路沿线的邮驿处共需要2880名士兵。然而他明白，如果不严重干扰其他地方的部队职能，招募到这么多士兵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他把所需士兵人数定为1825人。亚历山大一世批准了他的请求，内政警卫处于1816年最终形成。然而，在内政警卫处服役的哥萨克人虽然取代了农民，却并不比农民牢靠。有些官员悲叹，哥萨克人经常会为了钱财而释放自己看守的罪犯。逃跑的地方特性以及逃犯在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犯下的种种罪行是当局的无尽烦恼。

尽管存在这些行政问题，在1822年大幅度的流放制度改革之前的几年里，被发送到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不断增多。1807至1813年，平均每年有1600人被流放，而从1814到1818年，人数上升至2500人，从1819年至1823年，人数达到4600人。地主和农民均在不断利用行政流放制度，再加上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以及农民与其主人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这些情况刺激了流放者人数的增长。快到19世纪20年代时，流放制度濒临崩溃的边缘。稳定并彻底整顿流放制度的责任落在了新任西伯利亚总督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肩上。

斯佩兰斯基鼓励人们去相信，西伯利亚最终会融入俄罗斯帝国，而且他认为，道德力量和行政改革能够解决流放制度存在的问题。他把遣送罪犯至西伯利亚的任务作为一个纯粹后勤方面的工作去处理。他制定了一份《关于在西伯利亚各省运送流放者的章程》（以下简称《运送流放者的章程》），包括13个条款和199项细则。它成了在1822年发布的覆盖范围更广泛的《流放者章程》的组成部分。在西伯利亚大驿道沿线建造休息站（étape）的做法从1819年就已经开始了。斯佩兰斯基的章程加速并推广了这个做法，从而形成了一条沿着众多驿站分布的新路径，这条新路上点缀着一系列休息站。从一个休息站出发，走一天的路可以到达一个中间站，然后再跋涉一天，可以到达下一个休息站。中间站仅可以让流放者借住一晚，休息站则可以让流放者借住两晚和一个休息日。斯佩兰斯基下令在西西伯利亚建40个这样的休息站，在东西伯利亚建21个。每一个休息站都有自己的指挥部，指挥部从内政警卫处调配人手，对战争部负责，分程接送由武装警卫押送的流放队伍。流放队伍通常由一名军官、一名军士和一名鼓手在前领路，武装士兵在左右两侧护卫，哥萨克骑兵在队伍的前后 守卫。

流放队伍是不幸的队列。在队伍前面走着的是苦役犯。那些不单被判处流放还被判处服苦役的人被认为更危险、更有可能试图逃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看法有充分理由）。他们手上戴着手铐，脚上戴着沉重的脚镣，脚镣系在一根链子上，这条链子通过一个圆环拴在腰带上。接着，他们两人一组地被锁在一根杆子（后来杆子换成了链条）上，以防止逃逸。如果一个人病倒了，所有人都不得不停下；如果一个人要去排便，所有人都不得不一起去。一个同时代人说：“那些沉重的脚镣就算是四周包裹着皮革，也会在走路时严重擦伤人的腿脚。但所有这些不幸中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被成对地绑在一起：如果一名罪犯做出急促猛烈的动作，那么他的同伴就会因为手铐的传导作用而遭罪，特别是当这两个罪犯的身高和体型相去甚远时。”如果脚镣不够分配，罪犯们就会一起被拴在一套脚镣上。走在这些苦役犯后面的，是被流放到定居点的人，他们仅仅戴着脚镣。再后面是行政流放者，他们没有戴镣铐。走在队伍最后的，是自愿随亲人到流放地的流放者家庭成员。队伍后面跟着4辆大车，每辆车都由一匹马拉动。车上装着流放者的财物（他们的生活被压缩成不超过12千克的东西）。如果车上有多余的空间，年老者、年幼者和病人可以和行李一同乘车；如果没有多余的空间，他们可以自己花钱另行租用当地村庄的马车。如果他们没有钱，就只能步行。

在斯佩兰斯基技术层面的设想中，这套休息站系统可以让流放者有序地抵达其指定的目的地，还可以实行流放者运送的责任制。这个伟大的改革者一丝不苟地规划了路线的细节设计和流放队伍的日程安排：如果流放者从位于蒂古洛耶村（在托博尔斯克省的西部边界上）的第一个休息站指挥部开始自己的行程，走上两天后（其间会经过一个中间站）会抵达在别列瓦洛瓦的第二个休息站，在那里他们会被交给第二个休息站指挥部。流放者会在这个休息站休息一天，还可以使用浴室。接着，这个运送指挥部会让这些囚犯继续前往秋明，然后他们会被移交给秋明伤残军人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将负责把他们运送到280千米外的托博尔斯克。

斯佩兰斯基改革将西伯利亚流放事务部的总部设在了托博尔斯克，这一举措把托博尔斯克变成了流放行政管理的神经中枢。流放者从托博尔斯克出发，会先跋涉1560千米到达托木斯克市，此程历时12个星期，中途在任何站点的休息时间从未超过一天。然后再从托木斯克走590千米到达叶尼塞河（该河是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之间的分界线）畔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囚犯可以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休息一个星期。之后流放队伍再往前走1050千米，其间又是休息时间不会超过一天，最终队伍抵达伊尔库茨克，并可以享有几天宝贵的休息时间。最后一段路程也极为费力：被发配往涅尔琴斯克银矿的苦役犯还要再走1600千米。根据斯佩兰斯基的估算，流放者在到达伊尔库茨克时已经在29星期半的时间里走了3570千米（大致为从马德里到圣彼得堡或从华盛顿到犹他州的盐湖城的陆上距离）。

斯佩兰斯基制定的《运送流放者的章程》是一份带有帝国的傲慢的文件。该章程站在圣彼得堡各部的高傲高度，打造了一个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流放者的出发和到达都有序、按时间表进行，有能力的各个运送指挥部步调和谐地沿着精心策划的路线把流放者送到各西伯利亚目的地。从这个高度，设计如何强制迁移人口，就是在一个连贯的序列中编入数字：每个罪犯分配多少卢布、每个运送队伍有多少罪犯、每隔多少千米设置休息站等。然而，西伯利亚偏远和难应付的现实情况打破了斯佩兰斯基的帝国雄心，挫败了这位改革者微观管理人口运送的努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斯佩兰斯基制定的有序运送流放者的计划因为每年被放逐到乌拉尔山以东的人数激增而失败了。斯佩兰斯基似乎确信，一年运送的总人数基本浮动不大，但是在19世纪20年代，人数实际上增加了一倍以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流浪在1823年被宣布为犯罪行为），从1819至1823年间的平均每年4600人，增长到在接下来的3年中平均每年11100人。一名官员在1825年沮丧地指出，在1822年之前，国家每个星期流放60到70人，现在每个星期流放的人数超过200人。从1823到1831年，11000名苦役犯和68600名流放者（共79500人[原文如此，疑数据有误。——编者注]，其中9200人是女性）经过了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

为了减少在夏季向东押送流放者时出现的逃逸现象，《运送流放者的章程》规定每个流放队伍在夏季不能超过60名流放者，在冬季则不能超过100名（冬季的严寒直接会让差不多所有流放者打消逃跑的念头）。苦役犯被认为比一般流放者更危险，因而每个队伍中不能有超过10名苦役犯。斯佩兰斯基还规定，每星期从蒂古洛耶集中点出发的队伍不应超过一支。然而，随着流放者人数在19世纪20年代持续增加，官员们不得不忽略上述限制性规定，因此不得不让队伍的安全陷于危险当中。19世纪20年代初，流放队伍的人数膨胀至超过400人。随后人们几次想要限制流放队伍的规模，但都因为流放者人数增长过快而失败了。1835年，几名高级政府巡视员指出，流放者人数涨幅巨大且事先未曾预料到，这“使得地方官员虽说不是完全不可能，但也是难以按照《运送流放者的章程》设置的规章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指出，流放队伍一般多于250人。或者，当局不得不把超过所需人数的流放者截留在沿途的城镇中，拖延他们到达正式目的地的时间。

在西伯利亚边境以东的休息站是根据斯佩兰斯基的章程中的一系列规定而建造的，常见的样式是围起一个院子的低矮围栏建筑。休息站包括三座只有一层的木屋，木屋外面涂成标准的赭色，一座住着流放队伍的指挥官，另外两座住着士兵和流放者。流放者的房舍里有三四个大牢房，每个牢房里有一个俄式炉子和成排高高低低的木板，这些木板挨着墙壁分布，罪犯可以在上面坐着、睡觉或放置自己的财物。中间站比这还要简单：一个有两间小屋的木围栏建筑，一间小屋住着军官和押送兵，另一间住着流放者。养护这些建筑的责任落在了当地人头上，而他们却并没有因为替国家的监狱建筑出力而获利。在大多数监狱建筑落成仅仅约十年之后，一名政府巡视员向圣彼得堡报告，托博尔斯克省的几乎所有监狱建筑“都状态极差，它们既狭窄又设计欠佳”。通过用石料搭建休息站来改善休息站建筑质量的指示遭到了地方当局的轻视。直到1848年，甚至连托博尔斯克中央中转监狱都仍旧是木构建筑。

在许多休息站和中间站，牢房的供暖效果和通风效果都很差；流放者会争抢长凳上的空间；冷酷且好斗的罪犯会在冬季占据靠近炉子的位置，在夏季占据窗边的位置。体弱多病者不得不睡在长凳下满是污垢的地板上。一位匿名的同时代人记录：“供罪犯居住的小屋被划分成多个牢房，这些牢房一共可容纳三四十人，但是，当由一两百人甚至更多人组成的流放队伍要在那里休息半个白天加一个晚上时，这些罪犯会睡在长凳上面、长凳下面、门边的地板上、走廊上，有时甚至无论天气如何都得睡在外面的院子里。”休息站里常常有贪婪的昆虫出没。在牢房里长凳上方的墙壁上，通常都有一道染上了斑斑蚊子血的墙皮，那是因为一个又一个流放者想要终结折磨自己的蚊子。

休息站里的拥挤和肮脏让罪犯近乎沦为牲畜的状态。一位被流放的贵族回忆：

长凳上太挤了，人们几乎无法翻身；有些人在别人的脚下给自己找了个地方，就在长凳的边缘；其余人在地板上和长凳下给自己找了个地方。你们尽可以想象那里有多么恶臭难耐，特别是碰上恶劣的天气时，那会儿所有人都穿着他们脏污的破衣服湿漉漉地来到这里。那里还放着便桶（параша），也就是方便囚犯夜间排便的木桶。便桶散发出的臭味让人难以忍受……

这些存放粪便的木桶和糟糕的通风条件使休息站成为斑疹伤寒、痢疾、霍乱和肺结核的孵化器。

虽然政府宣称自己关心着如何把健康、有劳动能力的流放者运送到劳役场所的问题，可是西伯利亚大驿道不是一个适合生病的地方。每个休息站只有一个病房，里面只有6张病床，对于在流放途中生病的众多流放者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1845年，政府要求病人要被立刻用马车送到沿线地区性城镇的医疗机构中。然而，在西西伯利亚，在近2000千米的距离内只有6个这样的城镇。那些需要救治的病人不得不沿着西伯利亚坑坑洼洼的道路赶差不多200千米的路程，这样一段旅程有时会走上2周以上。迟至1880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之间的这590千米，只分布有3个这样的医疗机构。凯南亲眼看见过坐在无篷马车上的患病流放者的痛苦模样：“如果一名罪犯患有某种在休息站生活中很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连续6到8小时坐在无篷马车的逼仄角落里就是一种折磨，他不得不呼吸着350个走在一起的人脚下扬起的灰尘。”有些人足够幸运，有些人足够坚强，最终撑过了这段路程，但他们到了西伯利亚城镇的医疗机构后，却发现这些机构并不让人省心。有些医疗机构只有在病人能够付钱时才照看他们；其他医疗机构则没有合格的医务人员。过度拥挤依旧是永恒的危险：1868年，由于“严重的过度拥挤”，斑疹伤寒在挤满了1500多名罪犯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监狱中肆虐。这所监狱医院在建造时只考虑设置80张病床，现在却要奋力照料250位病人。

流放队伍对妇女构成了特殊的折磨。尽管大多数女性罪犯没有从事过卖淫行为，但是在她们加入流放队伍之前，官员就已经认定她们都是妓女。1839年，波兰流放者查士丁尼·鲁钦斯基根据亲眼所见介绍了流放队伍里的每位女性流放者是如何在流放途中不得不拥有一个情人的。然而，女性的情人不是由她自己选定的，在这名女性的众多“追求者”中，谁出价最高，谁就可拍得这位女性。如果一名女性拒绝接受这个情人，那么她“将遭到可怕的报复”。鲁钦斯基曾多次“目睹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强奸”。由于无法把少数几名女性和大批男性分开运送，激情、欲望和嫉妒在流放队伍中严重滋生，并且可能会引发暴力行为。在一个由约300名男性和少数女性罪犯组成的流放队伍中，一名流放者回忆起了“各种风流韵事是如何发展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是如何在休息站被开膛破肚的”。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审查制度较为宽松，俄国作家开始描绘在西伯利亚流放途中的女性的命运。尼古拉·列斯科夫的《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1865年）描绘了流放队伍中的女性的悲惨境况：为了从男性那里获得保护和物质援助，她们竞相以身相许。

当局长期以来因为这种贩卖妇女身体的做法而困扰，但他们一般把这些出卖自己的女人看作自甘堕落的，而非陷于绝望的。比起保护妇女，他们更关心如何解决性病对流放途中的流放者造成的威胁。1826年，当局指示妇女和儿童的队伍应该和男子的队伍分开走，比他们晚两天出发。但男女犯人继续一同被押送，因为实地的官员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动因来把他们分开。此外，押送兵自己常常是比那些罪犯还要过分的性侵者，他们轻而易举地侵犯女性罪犯的名誉和尊严。很多押送兵把罪犯的性服务当作自己工作的额外津贴之一，并利用这些额外津贴来买卖女性的身体。

当圣彼得堡质问流放行政机构中的严峻事态时，官员们通常会指出“秘书资源短缺的问题，1823年关于流浪者的法令颁布后，案件数量增加，而现有秘书资源无法应对这么多的案件”。在这一点上，官员们确实可以申诉。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的工作人员要为差不多每个进入西伯利亚的流放者的装备、审核、分配负责，而在1856年，这些工作人员总共只有七人，其中包括一名负责人、两名顾问、两名簿记员和两名秘书。到1873年，这个数字“跃升”为九人。

如果说长期的资金不足和流放者人数的激增都使斯佩兰斯基的流放者运送计划遭受挫折，那么西伯利亚当局的渎职行为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被委派到西伯利亚的小城镇、休息站和偏远的刑罚定居点肯定不是帝国最令人满意的工作，流放行政机构的各级官员都热衷于用贪污来抵消日常生活中的单调和艰辛。斯佩兰斯基曾把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设想成流放制度中能力卓著的行政总部。事实上，它是腐败的深渊。一个又一个报告突出强调了贪污案件、流放者财产被盗案件和在放逐场所的非法交易。19世纪30年代的一项广泛调查揭示出，流放事务部官员曾向超过两千名本应去往东西伯利亚的流放者售卖留在托博尔斯克省的许可，甚至允许某些人返回自己原先的省份。他们还擅自给那些能够用钱换取宽赦的人减刑。

腐败现象难以铲除，部分原因在于甚至某些最高级的官员也深陷贪污受贿案件。从1822到1852年，托博尔斯克的十一个省长当中有五个因腐败被解职。1847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维尔格尔姆·鲁珀特在一次调查中被发现犯有多种罪行（包括征用苦役犯为他建造私人住宅），因而被迫辞职。与这种大范围的贪赃枉法相比，那些小官员为了换取几个卢布而做出的不端行为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就算是微末的贿赂和盗窃行为也会破坏流放运送工作的实效。

由于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用于采买取暖衣物的资金被贪污了，流放者只能无助地面对西伯利亚冬季的严酷。一名官员在1864年报告，流放者从托博尔斯克出发时带着质量非常差的衣物，“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衣服，那么便很难走完这趟行程”。有些人抵达托木斯克时带有严重冻伤，冻掉了手指和脚趾。

流放者在启程时装备简陋，他们只能指望着流放指挥部的仁慈。从英国驶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英国罪犯运输船的船长，正是六个月以后把船上的罪犯交付殖民当局的船长。船上还配有对英国国王负责的外科医生，因而船长可就船上犯人的身体状况被追究责任。公然虐待罪犯的行为会被发现并受到惩罚，即使不是被法律惩罚，至少也是拿不到酬劳。运送船只是密封的装置，四周是广阔的大海，推脱官员问责就像逃逸一样困难。与之相比，为了走完圣彼得堡和涅尔琴斯克之间的七千千米，罪犯会经过多达一百个运送指挥部。每个指挥部都配备有士兵和军官，如果这些官兵愿意，他们可以几乎免责地无视、劫掠和虐待罪犯，然后让罪犯前往下一个运送指挥部。之后，这些士兵和军官会把自己热切的注意力转向下一批交由他们监管的不幸罪犯。当然，并不是所有士兵和军官都是腐败和贪婪的，但许多人确实是这样。因为国家发放的口粮太少，罪犯有时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衣服来为自己补贴些口粮。当流放队伍从途中的某个休息站出发时，押送军官会给罪犯留出一天的津贴，或者有时会直接给他们发放一些钱。这些钱差不多总是不够从队伍经过的村庄购买食物。押送兵和他们的家人会在休息站和中间站经营垄断生意，向罪犯高价出售面包和日用品。

一些押送军官除了贪污腐败，还实行公然的虐待。一位匿名罪犯于1857年在日记中记下了他所在的队伍在一个运送指挥部受到的待遇：

当你们到达休息站时，即使温度极低，他们也要彻底搜查每个人，让每个人身上仅余衬衫。在［一个村子里］时，天气非常冷，如果不戴手套，一个人根本无法站立三分钟，我们一到达休息站，押送指挥官就让我们接受这种搜身。他比从笼中放出来的野兽更野蛮，比起对待人类，他对他的马和狗更友好……让人吃腐烂的食物对他来说有利可图，因而，遵照这个规则，他给我们分发的食物质量糟糕，我们当中很多人因此病倒了。

押送兵的唯利是图常常有致命的危害。在离开彼尔姆后，这位匿名流放者于1858年2月10日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当中的两个人今天去世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婴儿。他们都是在马车上冻死的。”1852年10月，在涅尔琴斯克矿区，四名罪犯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在暴风雪中冻死了。暴风雪来袭时，他们不仅没有必要的御寒衣物，而且饥肠辘辘，他们此前没能在休息站从哥萨克人那里购到更多的面包，因为那里的食品价格超出了他们的每日津贴。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内政大臣亚历山大·季马舍夫给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后来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写信：“如果人们所说的事情可以在叶尼塞省当局的眼皮底下发生，我们只能去想象远离这种监管的地方会发生什么事。”季马舍夫再次让各省省长注意押送兵及其家人垄断供给品贸易所带来的风险。他要求“对那些犯有虐待罪行的人实行最严厉的起诉”。然而，政府仍旧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距离圣彼得堡数千千米远的休息站里的押送指挥官。整个19世纪，在途中因寒冷、饥饿和疾病而死的流放者人数太多，这引起了负责处理尸体的当地农民的抗议。1844年，圣彼得堡不得不明确表示，地方当局应为丧葬事宜提供资金。

为了应对这种残酷的环境，罪犯在流放途中组织起了罪犯协会（артель）。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有以下抒情性的描述：“罪犯热爱自己的罪犯协会；没有这个协会，途经休息站的旅途和在监狱中的生活都是无法进行的。对罪犯家庭来说，这个协会是生活与喜悦的来源，是他们的慰藉和安宁的来源。”真正的喜悦和安宁或许超出了这个协会的职责范围，但该协会确实为罪犯提供了一种集体组织和保护的基本形式。在每个流放队伍里，大约十个人中会选出一个代表，这些代表组成了这样一个非官方但强大的组织，它类似于农村中的公社组织。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罪犯协会影响着罪犯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主要功能是团结起来对抗当局的侵害。罪犯协会由选举产生的长官——会长——领导，协会的运作由一套传统支配着，这套传统支持商业活动，讲究财政集中，注重纪律与惩罚严明。

从俄国欧洲部分出发时，流放队伍会为前往托博尔斯克的旅程选出一名协会会长。罪犯们往往会选择一个因为过往的流放经历而熟悉西伯利亚的人，一般是一个曾经出逃却再次被抓获的流浪者，而且他拥有有用的技能和谋生手段。一旦当局确认了他的当选，如果没有得到整个罪犯协会同意，任何押送军官和休息站警卫都不能让他解职。一到达托博尔斯克，罪犯协会就会解散，然后在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组织起的新流放队伍内，罪犯协会会重新组建起来。

虽然罪犯协会不是一个正式组织，但流放行政机构确实承认它的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它的必要性。当局不仅对它的许多非法行为视而不见，而且还依靠其信誉来管理流放队伍。反过来，罪犯珍视押送指挥官给予的信任，于是他们服从指示、坚守承诺，以便简化指挥官的职责。有一次，流放者甚至帮助押送兵扑灭了某个休息站中的大火。没有一个人趁机逃跑。

行程开始时，罪犯协会会筹备一笔共有资金，这笔资金由会长控制，每个罪犯都必须为资金出钱。这笔公共储金主要用于行贿，以便从押送兵和休息站指挥官那里买入各种特许权。利用这种集体谈判的形式，罪犯们可以获准在沿途的村庄乞求救济品。为了引出西伯利亚农民和商人知名的慷慨，罪犯们会吟唱出自己的痛苦：

罪犯协会也会和押送军官达成协议。军官会违反斯佩兰斯基的《运送流放者的章程》，在城镇和村庄外面把罪犯脚上令人厌恶的脚镣拿掉，以换取所有罪犯都不会逃跑的承诺。罪犯协会会为其成员的行为担保。如果任何一名罪犯打破了这个协议，那么他不仅会被押送兵穷追不舍，还会被流放队伍里的其他流放者穷追不舍。有一次，三名流放者在秋明市附近逃离了一支由三百多人组成的流放队伍，而这支队伍的罪犯协会此前刚和押送指挥官协商好让队伍多休息一天。罪犯协会因为这几个人违反了他们的集体协议而暴怒，并且担心他们刚刚取得的让步会被收回，于是他们派出一批流放者去追击逃犯。到早上，他们追上了这些逃犯，把他们带回押送指挥官那里。指挥官下令用桦树条鞭打每个逃犯一百下。罪犯协会认为这样的宽大处理还不够满意，于是他们又让人大力鞭打每个逃犯五百下，罪犯协会的残忍令押送军官也感到震惊。

罪犯协会的另一个主要职责是督促执行协会成员之间订立的契约，从完全属于财务方面的契约到非常个人的契约都有。罪犯协会依靠暴力威胁，监督罪犯之间频繁的商品和服务交易，并确实使这些交易成为可能。从修补靴子到购买伏特加，罪犯协会都保证延期付款的承诺会被兑现。有些人只有自己的名字和性命可以用来交易。每个被判处流放或者服苦役的罪犯都会分到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这名罪犯的名字、地位、出身、罪行、惩罚和简短的外貌描述。这种卡片常常会出现抄写错误，诸如姓名拼写错误或者流放目的地被混淆，因为这些错误，有人会跋涉数千千米却到达错误的地方。纠正错误可能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尤谢夫·诺维茨基是一个难对付的流放者，他的名字从在1848年从托博尔斯克到伊尔库茨克的流放队伍的名单中消失了。随后，他以一个不同的名字出现在了另一支流放队伍中，这支队伍的目的地是西西伯利亚的伊希姆，这是个没有遥远的伊尔库茨克那么累人的目的地。这个错误被发现后，诺维茨基顿觉担忧，他供认自己与其他几名流放者在一个休息站里贿赂了抄写员，让他把他们的名字列入了前往伊希姆的流放者名单中。

流放者自己敏锐地意识到，那些记录着他们的身份、罪行和刑罚的纸片决定着他们的命运。流放队伍的警卫想要确保自己负责押送的流放者全员到达目的地，但他们更注意核对名字，而不是面孔。押送指挥官不可能记住每一个人，而且在从一个休息站指挥部向另一个指挥部交接工作时，他们只清点罪犯的总人数，并没有点名。这种记录保存方面的松散为那些坚决果断且肆无忌惮的流放者提供了机会。待在流放队伍中的几个月甚至几年提供的不仅是发展新友谊的机会，还有发展更阴险、更具剥削性的关系的机会。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描述了罪犯交换姓名的做法：

例如，一批囚犯被送往西伯利亚。各种人都有：有的去服苦役，有的去养马场，有的是移民；都在一起走。在途中某地，就比如彼尔姆省吧，一个流放犯想和别人互换姓名。例如，一个名叫米哈伊洛夫的是杀人犯，或犯有其他严重罪行，认为去长年累月地服苦役对自己没好处……最后他找到了苏希洛夫。苏希洛夫出身家仆，只是要流放到移民点去定居。他已经走了一千五百俄里（1俄里约等于1.06千米），当然身无分文，因为苏希洛夫永远是一文不名的：他虚弱至极，疲惫不堪，只靠公家的伙食活着，想偶尔吃一块甜点也办不到，穿的是囚服，为了可怜的几枚铜币替别人跑腿。米哈伊洛夫开始和苏希洛夫闲聊，接近他，甚至成了朋友，最后到了某个阶段又请他喝酒。终于问他：想不想改名换姓？……苏希洛夫已经有了醉意，头脑迟钝，对善待他的米哈伊洛夫充满了感激之情，因而不好意思拒绝……他们谈妥了。昧良心的米哈伊洛夫利用苏希洛夫的缺心眼，用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买下了他的姓名，他立即当着证人们的面把这些东西交给他。第二天苏希洛夫酒醒了，可是人家又给他灌酒，嘿，这就不好拒绝了：收到的一个银卢布已经喝掉了，过了一会儿那件红衬衣也喝掉了。你不愿意，那就还钱。苏希洛夫从哪里能搞到整整一个银卢布呢？要是不还钱，大伙儿就会强迫他还……否则决不会放过他。也许会暴打一顿，甚至干脆打死，至少也会恐吓他……最后苏希洛夫看到，求饶也是枉然，便决定无保留地同意……结果就是这样，苏希洛夫为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衣而走进了“特别部”。

任何想要否认这种协议的人都会招致罪犯协会的愤怒，用凯南的话说，可能会被“这个无情的西伯利亚法院（Vehmgericht）[一种中世纪的德国互助式法庭。]判处死刑”。这类叛徒的头上“悬着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或早或晚，在此处或在彼处，这把剑一定会落下”。

19世纪初，已经有大量流放者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改换了姓名。随着19世纪20年代流放队伍的规模不断膨胀，这种做法愈演愈烈。1828年，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规定如果被流放到定居点的流放者与苦役犯交换了名字，该流放者会被判处服五年苦役。非法交易自己的身份的苦役犯会被判处用桦树条鞭打一百下，并在原来的流放地服至少二十五年苦役。更多的严苛法律随后也颁布了，但是交易身份的现象仍然无法根除。很多人因为交换了名字而被送往了错误的目的地、服了错误的刑罚，审讯这些人的案子充斥着地方法院。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官员们继续抱怨，这种改换名字的做法太过普遍，因而它在破坏着流放制度的基础。

许多罪犯在回想前往西伯利亚的行程时，都会把这段行程看作自己流放生涯中最痛苦的部分。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城镇和村庄，离开自己的朋友和家人，然后被抛向一个陌生又可骇的世界，这个世界中有令人疲惫的强制赶路、过度拥挤的休息站、疾病、贫困和时时存在的暴力威胁。然而，这种种的困苦和折磨，既是国家无法落实自己的指令的结果，也是圣彼得堡发出的一项残酷政策的衡量标尺。沙皇专制政权无力妥善地注资和管理这个让无数囚徒在武装警卫的押送下跨越一片大陆的复杂后勤项目。

被派去调查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状况的官员很清楚，国家的殖民雄心在流放队伍中化为了灰烬。罪犯最终是身体欠佳、疲惫不堪地抵达目的地，努力工作的愿望几乎消失殆尽，他们更愿意去乞讨、偷窃和谋杀。一名西伯利亚巡视员在1835年的报告中准确地提出，国家对流放者发配西伯利亚的行程管理不善造成了弄巧成拙的效果，而且这种批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一直都是见解敏锐的：

流放者的旅途漫长，途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久经历练的罪犯……而且还会待在勉强才能挤入的监狱中，这趟旅途对他们余下的道德意识具有不良的影响。经过这番堕落培训后，一个刚刚踏上邪路的人在抵达西伯利亚时已经准备好犯下任何罪行。

对罪犯来说，经过界标、穿过西伯利亚边界，就是走进了一个黑暗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弱者会落入愤世嫉俗者、无情之人和堕落之人的手中。这个界标无声地见证着国家权力的脆弱以及男女老幼在流放途中的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