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7月13日凌晨3点，在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彼得保罗要塞，警卫开启了位于要塞深处的狭窄牢房。沉重的橡木门缓缓打开，三十多名年轻的军官走出了牢房。在7月，黑暗只会极其短暂地笼罩着俄国北方首都的天空，这些囚犯被带到院子里时，天已破晓。排在他们前面的，是来自圣彼得堡团的士兵以及数十名官员和显要人物。远处，在要塞的北门外面，囚犯们可以看到绞刑架，那是为了处决他们的领导者而专门竖立起来的。俄罗斯帝国最高法院已认定这些被后世称为“十二月党人”的人意图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他们领导了一场短暂而猛烈的起义，起义于1825年12月14日在圣彼得堡参政院广场开始，两周后，随着切尔尼戈夫团暴动在基辅城外被镇压，起义失败。彼得保罗要塞是俄国专制政权的象征，它耸立在涅瓦河畔，而帝国的权力中心冬宫与它隔河相望。这个要塞将成为国家复仇的中心。

十二月党人按要求排列成队，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被带到一个噼啪作响的火盆前。他们的判决依次被宣读出来：被褫夺公民权，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矿山服苦役。他们的肩章被人从肩膀上扯了下来，连同他们的军大衣一起被抛至火中。每个军官都被要求跪下，然后一名行刑者拿出一把剑刃中部被特意锉薄的剑，在军官的头上将剑折断。随后，这些囚犯换上发放给罪犯的粗糙灰色囚服，被宣判“公民权死亡”。这个仪式标志着他们被逐出了俄国社会，并且重申被他们触犯的法律的神圣性。法律上的死亡也使得这些人不再是沙皇的合法臣民，使得他们“丧失了其地位带来的所有权利和特权”。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可以再嫁，他们的孩子可以继承他们的财产。流放至西伯利亚服苦役是一种死缓。这场仪式结束后，书生气的十二月党人亚历山大·穆拉维约夫甚至给尼古拉一世写信，怯懦地感谢沙皇“赐予我生命”！

十二月党人将自己的判决理解为一种彻底毁灭的宣告。在这场仪式后，26岁的尼古拉·巴萨尔金回到在要塞中的牢房，此时他“确信，我和这个世界的所有关联现在都消失了，我将在一个遥远又黯淡的地方度过余生……我将饱受折磨，穷困潦倒。我不再把自己当成这个世界的成员”。这些被定罪的人将失去他们的财富、威望和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贫穷和被忘却；他们将失去在军队和政府的光辉事业，取而代之的是在西伯利亚银矿和普通罪犯一起服苦役。流放制度维护了沙皇不可撼动的权力，保证他的敌人会被消灭。这就是在那个7月的早晨于彼得保罗要塞院子中大声宣读裁决背后的意图，但结果事与愿违。因为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获得的不是政治上的湮没，而是政治上的新生。他们因为领导了一场被镇压的起义而被流放，因此他们赢得了新的道德威望，被当作自由和改革事业的牺牲者。西伯利亚后来从一个政治荒漠转化成了欧洲共和主义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心舞台，如果要讲述这个转变历程，那么十二月党人的经历是这个故事的第一部分。

参政院广场起义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欧洲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但十二月党人运动十年前就在帝国陆军中开始成形。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在1812年与拿破仑和入侵的法国人作战时认识到了俄国人民。这场战争锻造出了新的兄弟情谊以及军官和他们的部下之间的忠诚。俄国农民（其中很多人是农奴）在战争中表现出，他们能够对祖国忠诚可靠、无私奉献。年轻的贵族曾在战争中和作为他们的合法财产的农奴并肩作战，战后刚返回俄国，这些贵族就开始努力让自己适应那段振奋人心的战斗经历。对他们来说，农奴制是一个可耻的提醒物，提醒着他们俄国的落后以及受过教育的富裕精英阶层和穷困潦倒的农民阶层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经过1812年的严峻考验的历练，军官们对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忠诚开始高于他们对沙皇王朝的忠诚。

很多俄国军官在从拿破仑战争战场回来时头脑中也装满了新的政治思想。一名军官称：“如果说我们用武力占领了法国，那么法国则用习俗征服了我们。”很多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领导者（比如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伊万·亚库什金和米哈伊尔·方维津）在1815年从战场上胜利归来，却发现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军队生活中沉闷的纪律让人恼怒。他们曾和欧洲的“拿破仑专制主义”作战，如今他们要努力适应这个基本是沙皇的个人封地的俄国。被捕后，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写信向尼古拉一世解释他参加起义的原因：

我们让我们的祖国摆脱了暴政，但却再一次被我们自己的君主施行暴政……为什么我们解放了欧洲，自己却被困于枷锁当中？难道我们为法国带来了宪法，却不敢为我们自己争取一部宪法？难道我们用热血换取了在诸民族中的优越地位，却在国内饱受压迫？

其他军官虽然在拿破仑战争时因为太过年轻而无法参战，比如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留名和德米特里·扎瓦利申，但他们却被伏尔泰、亚当·斯密、孔多塞和卢梭的思想所影响。在俄国战胜拿破仑后，他们从其他国家的自由派军官领导的要求立宪和独立的起义中获得了启发。

1816年以后，这些爱国的年轻理想主义者开始在非正式团体和“秘密协会”中讨论改革。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们的集会越来越带有密谋意味，并逐渐产生了两大组织：一个是以圣彼得堡为总部的“北方协会”，由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上校、卫队队长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和诗人雷列耶夫领导；另一个是以乌克兰为总部的“南方协会”，由帕维尔·佩斯捷利上校和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中校领导。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协会和波兰爱国协会之间有着广泛联系，波兰爱国协会中的很多波兰人后来也成为西伯利亚流放者。然而，亚历山大一世在1825年的突然死亡促使十二月党人起义仓促举行，而此时十二月党人还未与波兰人结成牢固的同盟。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波兰人的观点较为保守，他们主要关心争取自身的独立、收回失去的省份。他们不想接触十二月党人更激进的共和主义计划。

当局知道了这些秘密团体的存在以及由密谋者撰写和讨论的各种小册子。然而在开始时，当局对他们比较宽容，并没有采取行动来解散这些集会，更不用说逮捕参加者了。亚历山大一世在1823年视察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军队时，曾对他提出警告：“你最好继续你在［军队里］的工作，而不要关注我的帝国的政府，我恐怕那不关你的事。”沃尔孔斯基没有理会这条警告。

1825年秋，十二月党人一直在筹划于来年夏天发动起义的具体计划。然而，无嗣的亚历山大一世在出行俄国南部时突然于1825年11月19日去世，他的弟弟康斯坦丁拒绝继承皇位，于是这些密谋者认为，发动起义的时刻到了。在短暂的权力真空时期，亚历山大一世最小的弟弟尼古拉继承皇位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十二月党人匆忙地拼凑起了武装起义的计划。12月14日，当卫戍部队按期齐集首都向新沙皇宣誓效忠时，十二月党人计划让忠于自己的部队开赴参政院广场。他们将在那里拒绝宣誓，要求推翻专制制度，并且要求颁布宪法。十二月党人依靠的部队并不了解起义目标，且十二月党人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清晰的战略规划。他们指挥的军队或许是支持他们个人，但几乎并不清楚他们的政治雄心。结果与其说是一场严肃的起义，不如说是一场演出笨拙、很多演员忘记台词的政治戏剧。

12月14日早上，起义的军官率领大约三千名士兵进入白雪覆盖的参政院广场。士兵们围在法尔孔纳创作的彼得大帝雕像四周。雕像描绘的是彼得大帝骑在腾跃的马上，而这匹马正踩着一条瑞典毒蛇。这个雕像标志着无情的彼得大帝驱逐其敌人的场景，现在它似乎在俯视着在其面前上演的戏剧。这次起义准备不足、组织混乱，因而在开始前就注定要失败。十二月党人委任的领导者和新共和国的临时“执政官”特鲁别茨科伊没有出现在广场上；他已舍弃他的战友，在避难奥地利大使馆前已经向新沙皇宣誓效忠。起义者敲响战鼓，扬起他们的军旗，并呼吁制定宪法，但他们最终只展现了自己的孤立和无能。

忠于沙皇的军队迅速包围了他们，随着这一天的时间流逝，尼古拉一世的耐心消耗殆尽，起义者人数不敌敌方且群龙无首。起义者试图通过协商来推翻专制制度，这种尝试自然是失败了，于是小规模冲突开始了。政府军用炮火和霰弹驱散起义者。起义军官逃跑了。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遭到了包围并最终被逮捕。即使是特鲁别茨科伊等没有直接参加起义的军官也被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南方的起义者在12月23日才听说圣彼得堡起义失败的消息，切尔尼戈夫团于12月31日在基辅城外发动了短暂而血腥的起义，但失败了。起义领导者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无法召集足够多的士兵参与他的事业，由他指挥的起义部队被轻易打败了。这些革命者未能夺取政权，甚至连一天也没有。

十二月党人发动政变的尝试非常不专业、紧张且时机不当，这些问题有时掩盖了推动这场起义的激进主义。伟大的俄国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是几位十二月党人的亲密朋友，在他于1833年创作的叙事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他表现出了对十二月党人的密谋的轻视：

他们在拉菲特和克里科之间

进行的这些秘密议论，

最初只是朋友间的争辩，

还没让这种反叛的学问

深深扎进他们的心坎，

还都只是烦闷时的消遣，

年轻的头脑无事可做，

成年的淘气鬼也借此作乐。

普希金居高临下地否认了十二月党人的观念，然而这种否认并没有公平地评价起义者的雄心的范围和意义。十二月党人从古代的共和模式和俄国自己的共和主义传统里汲取了灵感。他们计划以共和式爱国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都很常见）为基础，彻底革新俄国的国家结构。他们设想着“诛杀暴君”尼古拉一世，谋杀皇室成员。专制制度将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在这两种制度下，主权都将从统治者手中转到人民手中。他们打算废除农奴制、贵族政治以及社会中的各种团体和行会组成的混杂物。他们将引进现代国家的机制来代替上述机制。无论是作为一个单一制政府还是一个美国式的联邦制政府，这些机制都将在平等和共同权利的基础上凝聚俄罗斯帝国的各个民族和宗教，从而锻造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同的权利和责任不再归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团体；相反，只有公民共同的权利和责任，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十二月党人坚持欧洲的共和主义传统，在19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帝国，这类观念非常激进，因而是极富争议的。

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对十二月党人起义及其后续影响的反应是矛盾的。一方面，很多人为起义的暴力程度（大约三千人丧生）和刺杀皇室成员的计划感到震惊；另一方面，在很多地方，许多人同情十二月党人的改革愿望，尤其同情他们制定宪法、废除农奴制的主张。此外，对此次起义的镇压触及了沙皇俄国精英阶层的核心。许多十二月党人都来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最显赫的家族，自己本身就是皇室圈子的常客。在一些家族中，有两三个兄弟都参与了起义。别斯图热夫家族和别斯图热夫-留明家族在北方协会和南方协会中都是重要人物；穆拉维约夫家族（还包括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兄弟）也同样如此，他们中的三人于12月14日前往了参政院广场。十三名十二月党人是参政员之子，七名是省长之子，两名是大臣之子，还有一人是国务会议成员之子。但没有人比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家族与皇室更亲近，谢尔盖所属的家族是俄国最古老、最富有的贵族家族之一，他本人是尼古拉一世儿时的玩伴。沙皇把他参加起义的行为当成对他个人的背叛。

即使法院的规章严苛，部分十二月党人的家人仍设法让自己的儿子和兄弟逃脱沙皇的怒火。他们不断请求尼古拉一世宽大处理，指出这些军官年幼无知，而且惩罚他们就是惩罚对沙皇忠心耿耿的整个家族。面对这些请求，尼古拉一世遇到了专制权力的本质带来的一个障碍。在审理十二月党人这样重要的案件时，调查委员会和最高法院会把所有关于审判和判决的事都交由年轻的沙皇做决定。所有人都明白，决定十二月党人命运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尼古拉一世个人的仇恨或宽仁。伟大的俄国历史学家、保守主义政治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在19世纪初发现：“在俄国，君主就是活生生的法律：他赦免好人，处决坏人，对前者的喜好造成了后者的噩梦……俄国君主集所有权力于一身；我们的规则是父权制的、家长式的。”

在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尼古拉一世确实是臣民之父。他站在权力和权威的顶端，这种情势又使得俄罗斯帝国内的所有家长式机制合法化：地主和农奴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父亲和家庭成员之间等类家长式关系。像许多同时代的欧洲君主国一样，俄罗斯帝国的父权式统治体现着一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协定：沙皇的臣民献出服务、服从和尊重，以换取沙皇的保护和照管。然而，在处理起义者家人的请求时，这种处于专制君主权力的核心的父权制构成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伊万·奥陀耶夫斯基是十二月党人诗人亚历山大·奥陀耶夫斯基的父亲，他在1826年1月给尼古拉一世写信。伊万·奥陀耶夫斯基这位拿破仑战争中的杰出将领，承认他的儿子让“我和他自己蒙羞”。他理解沙皇的愤怒，因而他不会乞求原谅，因为儿子的罪行“超出了我的想象”，但他请求沙皇同情他的儿子的年轻和“这个57岁的父亲的眼泪”。他求沙皇“把儿子还给我，好让我亲自管教，让他能够配得上忠诚的仆人之名，如同我一样”。彼得·奥博连斯基是俄国一个最古老的贵族家族的首领，曾任图拉省省长，他还是十二月党人叶甫盖尼·奥博连斯基的父亲，他也曾替儿子向沙皇请愿。起义当天，因为特鲁别茨科伊没有出现，叶甫盖尼·奥博连斯基指挥着参政院广场上的部队。彼得·奥博连斯基声称，他的儿子的罪行并不是“出于他的本心。上帝接纳悔过之人、悔罪之人：您就如同世间的上帝……我请求您，臣民可亲的父亲，不要让我的儿子离开我和我的家人”！俄国精英阶层中的重要人物求助于沙皇的家长式统治，而这样的请求无法被完全忽视。

并不是所有十二月党人的家人都用这种方法来影响君主。有些人仅仅是劝起义的家人向尼古拉一世屈服。沃尔孔斯基的哥哥尼古拉·列普宁-沃尔孔斯基是一名副官长、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他给狱中的谢尔盖写信，强调谢尔盖给自己的家庭造成的痛苦：“亲爱的谢尔盖，你被囚禁于监狱让我比你更难受。”尼古拉向谢尔盖发表了一通相当于强调君主的父权权威的宣言，以规劝谢尔盖和他的同谋者断绝关系并向调查者坦承一切：“在这些事以后，友谊的纽带将不复存在。在我们都不应背弃的神圣义务面前，这些友谊的纽带都消散了。现在不仅你的荣誉危在旦夕，我的荣誉和我们的祖先的荣誉也是如此……”尼古拉提出，对沙皇的顺从和忠诚高于暴动者之间的情谊。兄弟情谊和父权制是互不相容的，每个人都必须选择二者当中的一个。每个人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谢尔盖拒绝在受审时控告同伴，所以说他选择了自己的同伴，这使得沙皇勃然大怒。沙皇厉声谴责：“沃尔孔斯基是个骗子、恶棍……不回答任何问题，假装恍惚地站在那里。他就是一个令人厌恶、卑鄙无耻的罪犯，一个愚蠢至极的人！”尼古拉选择了他的君主，彻底同自己的兄弟断绝了关系。在此后谢尔盖流放西伯利亚的30年中，尼古拉再也没有给谢尔盖写过信。

尼古拉一世密切指导了审讯过程，在长达数月的详尽审讯后，1826年6月1日，最高法院对罪犯做出了裁决。它判处5名所谓的主犯分尸刑，31人斩刑，其余大部分人（共121名军官）被褫夺公民权并发配东西伯利亚服苦役。此前死刑在俄国已废除近70年，但此次突然为主犯重启死刑令许多人感到不安。在莫斯科，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观察到了俄国社会各界对这些严重判决的惊惧。

尼古拉一世知道这种普遍的不安情绪，但他似乎无动于衷。他曾在私底下对法国使节拉费罗奈伯爵说：“我不会对这起阴谋的头目和煽动者显示丝毫的怜悯与同情。法律规定了惩罚方式，我不会为了他们使用我的宽赦权。我不会姑息纵容。我必须让俄国和欧洲看到这次教训。”但他是在夸大其词。这位年轻的君主或许是报仇心切，但他也很谨慎，而且他的谨慎是有理由的。毕竟，他是残忍且不幸的保罗一世的儿子，保罗一世在1801年的宫廷政变中被自己的禁卫军杀死了。尼古拉一世明白，既然很多十二月党人出自俄国贵族阶层，那么贵族阶层对血腥报复的忍耐是有限的。

宽赦是君主的一种特权和他的权力的一种体现。传统上，沙皇行使宽赦权，是为了纪念继承人的生日、国家历史上的重要纪念日，当然，还有加冕礼。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传统，伟大的激进主义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回忆：“每个人都在加冕礼前夕期待着已定罪的人会被减刑。甚至是我的父亲，尽管他凡事谨慎又持怀疑态度，但他也说死刑不会执行，那只是为了震慑人们。”尼古拉一世确实表现出了些许怜悯：他改判原本要被斩首的31名罪犯长期服苦役和终身流放。“他在自己对司法的责任和国家安全允许的范围内减轻了刑罚。”因此，西伯利亚流放成为一个变通的惩罚手段。西伯利亚使得君主可以清除俄国社会中的暴动分子，同时尽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保全贵族的性命。通过向暴动者施予怜悯，年轻的尼古拉一世也擦亮了自己作为俄罗斯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凭证。

其他起义者在彼得保罗要塞的院子里被褫夺了公民权，然后那5名所谓的主犯经历了总体而言没那么有仪式感的刑罚。起义的主要理论家帕维尔·佩斯捷利、南方的起义领导者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诗人孔德拉季·雷列耶夫、年轻的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留明和坚决拥护共和制的彼得·卡霍夫斯基被带出了牢房，来到要塞围墙外竖着绞刑架的地方。尼古拉一世已经给了这5个人一丝怜悯，即“让他们免于流血”：他把他们的死刑从分尸刑减为绞刑。

如果说实施绞刑是为了使报复行为显得仁慈，那么它失败了。绳套被收紧了，犯人脚下的凳子被踢开了，但一些绳子（由于前一晚的雨水而发胀）突然断了。三名犯人从绞刑台上摔到了下面的沟渠里。这些被勒得半死的人又被放到了绞刑架上，执行第二次绞刑。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讽刺地说，他很高兴有机会为国捐躯，而且不是一次，而是两度捐躯。雷列耶夫大呼：“这片被诅咒的土地！在这里，我们不知道如何组织一场暴动，不知道怎么审判犯人，甚至不知道怎么把犯人绞死！”然而，他和他的同伴在第二次绞刑中真的被绞死了，然后他们的尸体在绞刑架上挂了一个小时。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刻有“罪犯-弑君者”的牌子。这场操作笨拙的处决逐渐为人所知，对很多人来说，挂在绞刑架上的尸体象征的不是沙皇富有同情心的审判，而是他复仇的愤怒。事实上，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俄国人不断将五名十二月党人领导者的绞刑视为暴力专制政权的象征。

尼古拉一世可能已经饶了其余十二月党人的性命，但他决定褫夺他们的公民权并将他们流放西伯利亚，这一判决是在警告俄国精英阶层，不要忘记他们的教训。沙皇在行刑那天的宣告意在为公众构建这些处决的意义。它支持了尼古拉一世的父权权威，强烈否定了暴动者“不切实际的暴行”，严厉警告各个家庭更加关注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它强调不少起义者的家人已声明与他们脱离关系，这也有种胜利的调子：“我们已经看到了表现忠诚的新例子：我们看到一些父亲并没有饶恕自己犯罪的孩子，一些亲属与叛乱分子断绝关系，并把他们交付法院；我们看到各个阶层的人意见一致——审判和惩罚这些罪犯。”

的确，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惩罚迫使他们在自己的兄弟和儿子与沙皇之间做出选择。有些人选择了尼古拉一世。帕维尔·别斯图热夫-留明是被处以绞刑的最年轻的十二月党人的父亲，他让其余孩子“消除”对他们的兄弟的记忆。他边撕碎这个儿子的肖像，边说着“就当是死了一条狗”。赫尔岑对这种“与亲人断绝关系的无耻行径”表示愤慨。为了表示对沙皇的忠诚，很多十二月党人的亲人和朋友“证明了自己是狂热的奴隶，有些出于卑贱的个性，而另一些人则更糟，是出于坚定的信念”。沃尔孔斯基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夫人因为儿子被捕这件耻辱之事而深感痛心，她也把自己对沙皇的忠诚放在对儿子的情感之前。她是皇太后的侍女，此后她继续出入冬宫。她的儿子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要塞壮观的城垛隔着涅瓦河清晰可见。十二月党人亚历山大·穆拉维约夫把彼得保罗要塞称为“面向着沙皇宫殿的可怕专制主义标志，它就像在严正提示，这座建筑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那一座建筑”。因为担心表露出对儿子的同情，亚历山德拉夫人甚至在沃尔孔斯基踏上流放路途的那天出席了一个庆祝尼古拉一世加冕的舞会。一贯的得体和忠诚为她赢得了圣叶卡捷琳娜勋章。在十二月党人领袖被处决后不久，她的行为给作为官方代表团成员参加尼古拉一世加冕礼的法国伯爵雅克-弗朗索瓦·安瑟洛留下了长久的印象：

我们都认为，在加冕礼前几天发生的这场血腥灾难会给即将要举行的庆祝活动增添一抹伤感。因为几乎每个俄国家庭都有让人垂泪的受害者。我吃惊不已……这些被定罪者的父母、兄弟和姐妹积极参加了非凡的舞会、奢华的盛宴和华丽的聚会！有些贵族……久久地跪在沙皇面前，他们无疑是害怕自己的悲伤被当作叛乱……在一个专制国家，人们可以用人性的弱点来解释这种对最自然的情感的轻视，这种弱点可以影响一个极度渴求荣誉和财富的男人。但是一个年华垂暮的母亲，每天都会珠光宝气地参加热闹非凡的公共盛会，而她的儿子正要开始非常痛苦，或许会令其丧生的流放生涯，人们又怎么解释这个女人的表现？

对君主的忠诚拥护者来说，公民权死亡是一种确确实实的死亡。私下里，他们就像为一个已故家人哀悼一样进行哀悼。在谢尔盖被流放之后的几年中，他的家人会说：“谢尔盖已经不在了。”在上述例子中，这些人奴性地顺从沙皇的父权权威，但是与之相反，一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决定跟随丈夫远赴西伯利亚，这样的决定深深地印入了同时代人乃至后世的思想觉悟当中。

十二月党人年轻的妻子事先对其丈夫的密谋毫不知情，丈夫被捕的消息打碎了她们养尊处优的生活。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牢房里，十二月党人懊悔于他们给自己无可责难的妻子造成了痛苦。1825年12月底，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给妻子亚历山德拉写信，承认自己参加了起义并求她原谅自己：“有很多次我都想向你坦陈我的重大秘密。我的沉默誓约和一种错误的耻辱感让我看不到自己的行动有多么残酷和鲁莽，让你的命运和一个罪犯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我是造成你和你的家人的不幸的原因。”“我几乎无法动笔，”亚历山德拉向她的妹妹吐露，“我太过悲痛了。”

有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在得知丈夫参与起义的消息后非常焦虑，她们当中的有些人出自非常有影响力和十分富裕的家庭，如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亚历山德拉·穆拉维约娃和叶卡捷琳娜·特鲁别茨卡娅，她们都宣布自己将跟随丈夫一起流放。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很多文学作品描述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декабристка）分担丈夫在西伯利亚的命运的重大决定。许多人在里面看到了浪漫爱情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可敬例子，看到了对支配着尼古拉时期的贵族生活的责任规范和荣誉规范的抛弃。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史诗《俄罗斯妇女》首次发表于1873年，它纪念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的生活，而且在为后世塑造这种浪漫主义原型方面，该诗非常重要。在涅克拉索夫的诗中，强烈的爱驱使着这些妇女跟随丈夫前往西伯利亚。在诗中，沃尔孔斯卡娅对她的父亲说：

事实上，很多因素促使特鲁别茨卡娅、沃尔孔斯卡娅和穆拉维约娃追随自己的丈夫，并非所有因素都是带有浪漫色彩的。

被困于彼得保罗要塞牢房中的十二月党人认定，如果他们逃脱了绞刑，那么就会面对西伯利亚流放。他们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开始希望自己年轻的妻子会追随自己一同流放。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每星期都要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狱中写几封信，在冗长的信中，他诉诸叶卡捷琳娜对他的爱。但是他更多的是诉诸她作为妻子的宗教责任感。1826年1月，他承认：“我没有力量不寻求和你在一起的幸福。”特鲁别茨科伊将他的惩罚和流放可能性说成是对他的妻子的基督教美德的一种考验：“我知道，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上帝允许我们在一起，你不会有任何遗憾；无论你的命运将会如何，你都不会抱怨命运。”到了5月，特鲁别茨科伊在信中谈及了自己的信念，即“上帝给予我们的一切都是完全公正的”，而且“上帝会赐予我们承受我们的命运的力量，无论我们的命运有多么艰难”。特鲁别茨科伊知道叶卡捷琳娜将被迫放弃世俗的财富，于是他强调，这种“优越和享乐对救赎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或许只会让我们偏离正道”。他也没有不屑于情感勒索。在被褫夺公民权前夕，他写道：“没有你，我的生活是一副我想要摆脱的重担。”

20岁的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面临的抉择更为棘手。她是1812年卫国战争的英雄尼古拉·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女儿。出生于1806年的玛丽亚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有着忧郁的深色眼睛和精致的面庞，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她嫁给了粗犷、仪表堂堂的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结婚时她几乎不认识谢尔盖，他已经34岁，而她只有17岁。在谢尔盖在参政院广场上决定自己的厄运之前，他们结婚才刚一年多，在此期间，谢尔盖大部分时间不在家，忙于在南方准备这次密谋。玛丽亚在1826年1月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尼基塔，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高烧不退，在死亡边缘挣扎。因为担心她的健康，她的家人起先并没有告诉她在圣彼得堡发生的起义以及她的丈夫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她在3月初终于知道了谢尔盖被监禁的消息，便立即给丈夫写信：“我亲爱的谢尔盖，两天前我得知你被捕的消息。我不会让我的灵魂因此而动摇。我寄望于我们宽宏大量的沙皇。我可以向你保证一件事：无论你的命运如何，我将共同承受你的命运。”随后，拉耶夫斯基家族和沃尔孔斯基家族就玛丽亚的未来发生了不体面的争吵。拉耶夫斯基家族断定，她不应该受西伯利亚流放的折磨，她应该和她的孩子一起待在她的家人身边；沃尔孔斯基家族则努力说服她跟随丈夫流放，为他提供援助和支持。面对着这样一个令人恐惧的选择，玛丽亚在6月中旬写信给她的丈夫：“不幸的是，我非常清楚我必然会与你们二者之一分开；我不能带着我的孩子东奔西跑，这会令他性命堪忧。”然而，玛丽亚的选择并不是家族荣誉和浪漫爱情之间的简单选择。

就像在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俄国的浪漫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对情感的颂扬；它还提供了一系列关乎高尚行为的公共守则。拜伦式文学作品在俄国精英阶层中非常流行，它们提供了可供受过教育的时人效仿的范例。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受到了一位年轻贵族女士的真实故事的鼓舞，这位女士的丈夫伊万·多尔戈鲁基在1730年被安娜女皇放逐，她选择陪同丈夫流放西伯利亚。在1825年起义的前夕，十二月党人领袖雷列耶夫在他的诗《纳塔利娅·多尔戈鲁卡娅》中歌颂了她的牺牲精神：

我忘记了我的家乡、

财富、荣耀和姓氏

只为和他共同承受西伯利亚的严寒，

忍受命运的无常。

这种典范在俄国社会被普遍接受，许多人认为，婚姻誓言的神圣性意味着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应该分担丈夫的命运。在起义之前的几个月，尼古拉·巴萨尔金在给妻子读雷列耶夫的另一首诗，此时他说出了心中的疑惑，想知道自己是否会独自前往西伯利亚。他的妻子没有起疑，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又怎样呢？我会和你一起去，照顾你，共同承受你的命运。那绝对不会把我们分开，所以想这件事有什么意义？”拉耶夫斯基家族意识到了这些对配偶的忠诚与责任的文化期待，于是他们努力把玛丽亚留在基辅省的沃尔图什卡家族领地上，使她远离那种只会鼓励她跟随丈夫的公众观点。然而，玛丽亚坚持前往首都，到达首都后，她在监狱官员在场的情况下与丈夫进行了一次简短又尴尬的会面，谢尔盖趁机塞给她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上面写着种种保证和爱意。看到戴着镣铐的丈夫，玛丽亚决心跟随他去西伯利亚。

目的地东西伯利亚在几千千米之外，玛丽亚的父母非常担心这趟危险的行程会危及女儿的健康，他们恳求沃尔孔斯基解除其妻子的婚姻誓言，让她和孩子待在一起。“像一个男人、一个基督教徒一样，”玛丽亚的母亲写道，“让你的妻子尽快到她的孩子身边，孩子需要他的母亲。你要平静地和她分开。”玛丽亚的父亲则说得更直接。他担心玛丽亚可能不会放弃追随沃尔孔斯基的念头，于是在1月，在玛丽亚在生产后重病时，他写信给这个被监禁的十二月党人：“你曾经称我为父亲，那么就服从你的父亲！你知道你的妻子的心意、她的情感和她对你的依恋：她愿意分担一个罪犯的命运，但她会因此丧命。你不要把她害死！”那年夏天，玛丽亚仍旧坚持要离开，她的父亲再次恳求沃尔孔斯基：

我的朋友，想想她是否可以挺过数月的颠簸；想想那几个月是否足以让你的幼子死去；想想她能为你带来什么帮助，又能给幼子带来什么帮助！想想吧，她会放弃自己的显赫地位，你们所生的所有孩子也将没有显赫地位。我的朋友，你的内心一定会告诉你，你应该亲自写信给她，告诉她不要跟你走。

但是谢尔盖并没有劝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待在一起，玛丽亚的决心仍不动摇。她的决定最终令她和父亲关系不和：“父亲和我沉默着分别；他向我送上祝福，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我看着他，跟自己说：‘结束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曾经可以为了家人而死。’”

公众对十二月党人的命运看法矛盾，而某些人为十二月党人的命运奋力游说，在这样的氛围中，政府迫切想要避免创造新的改革和革命牺牲者。政府在选择行刑时间时，考虑的是尽量减少前来观看行刑的十二月党人同情者，同样，十二月党人出发前往西伯利亚的活动也是悄悄进行的。沙皇指示：“罪犯出发前往流放地的行动应该在夜间秘密进行，任何罪犯都不能经过莫斯科，要前往西伯利亚的罪犯应该沿着雅罗斯拉夫尔路行进，任何人都不应当知道行进路线。”这种保密性是沙皇俄国软弱的表现，而不是沙皇俄国强大的表现。德米特里·扎瓦利申回忆：“政府不知道要拿我们怎么办。它不仅不敢让我们和流放西伯利亚的犯人一道沿着常规路线行进，甚至害怕将我们所有人都分到一个小 组里。”

每年有数千人沿着从圣彼得堡到伊尔库茨克的“脚镣之路”艰难地走到流放地，但与他们不同，大多数十二月党人被分成了小组（每个组不超过四个人），他们不是徒步行进，而是坐马车。由于担心出现逃匿事件，政府决定每名罪犯都应有两名宪兵和一名专门的信使随同，还应戴着沉重的脚镣。脚镣带来的羞辱令十二月党人印象深刻。切尔尼科夫团的起义者伊万·戈尔巴乔夫斯基回忆：“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会拿出镣铐并给我们戴上。当我们站起来时，镣铐在我的腿上当啷作响……那声音十分恐怖。”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安德烈·罗森疑惑，为什么国家要把通常用来惩治惯犯和逃犯的惩罚用在十二月党人身上。当听到有些人把这归因于沙皇俄国的怜悯之心时，他带着些许嘲讽的语气说：“据说这个焦虑的政府惧怕平民的愤怒和复仇心，惧怕平民或许会在途中把我们大卸八块。”

尼古拉一世做出的惩罚和羞辱这些囚犯的决定甚至也包含着黑色喜剧的元素，这些元素突出了国家权力具有不老练和临时拼凑的本质。扎瓦利申回忆，就在出发前，上面突然发来指示，要求脚镣不能用铁钉封上，而应该用挂锁锁上，以便在途中需要时可以更轻松地打开脚镣。由于当时手边没有挂锁，几名士兵被派去城里买挂锁。他们带回了用来锁礼物盒的锁具，上面通常还刻着字。扎瓦利申腿上的挂锁上面写着“我把这个送给我爱的人”，别斯图热夫的腿上的挂锁则写着“我珍视的不是你的礼物，而是你的爱”。

起义的失败、审讯的耻辱以及在彼得保罗要塞长时间忍受的艰苦环境摧毁了很多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和健康。即使在经历了十三年的流放生涯后，尼古拉·巴萨尔金仍然可以生动地回忆起“愁苦的无助感和道德挫败感”，这些感觉在狱中令他不堪重负，而他在那里独自面对着“专制政权的无限力量”。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满怀遗憾地对妻子吐露：“每一天，我都祈求上帝宽恕我曾经参与这件疯狂和违法的事，宽恕我曾努力争取建造这座新巴别塔。”与此同时，特鲁别茨科伊在审讯时在尼古拉一世面前贬抑自己并乞求怜悯。在他入狱的第一个月，他在给妻子叶卡捷琳娜的信中称：“要是你知道在［尼古拉一世］面前当一名罪犯有多么困难就好了……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帝让我有机会可以向我们的恩人表示，我认清了我的罪行和他的祝福，至少我的心并不是忘恩负义的。”特鲁别茨科伊在彼得保罗要塞阴湿的牢房里待了半年，似乎患上了结核病，在离开前夕，他“咯出了大量鲜血”。其他人，比如奥博连斯基，为了减轻自己的惩罚而告发同伴。沃尔孔斯基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一种挑衅性的威严，但他也在监禁期间病倒了，还担心自己不能撑过前往流放地的路途。十二月党人在离开圣彼得堡时都心力交瘁。

第一组囚犯于1826年7月下旬出发，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共有93名几乎都“被剥夺了与其地位相当的所有权利和特权”的人出发前往东西伯利亚。由于政府希望减少犯人与沿途城镇居民和村庄居民之间的接触，因此流放队伍行进得非常快速。马车日夜兼程地赶路，每隔3天才休息一次。押送警卫收到的指示是尽快运送犯人，因此他们经常会把马累死。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和他的同伴要求押送队长出示书面指示，如果队长接到的指示里没有明确说“杀死他们”，那么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去举报他。别斯图热夫确实差点死于途中。有一次，他乘坐的马车快速冲下一座小山，他被从车上甩了出去。他的镣铐卡在了车轮里，他“就像在阿喀琉斯的战车后面的赫克托耳一样被拖拽着”。各个流放队伍都在以疯狂的速度前行，押送队长们努力维持着自己在时间表中的位置。别斯图热夫兄弟和他们的同伴本应在托博尔斯克休息一天，但押送队长拒不让他们休息，因为他害怕自己的队伍被别人超过。“官僚作风的俄国！”尼古拉·别斯图热夫若有所思地说，“行政官员准备让我们赶路赶到精疲力竭，甚至累死，只要他们不违反1、2、3、4的时间顺序就行。”对流放者来说，路况和强制性的速度并不是途中仅有的折磨。直到大约四年后他们才获准摘下镣铐，在此之前，他们要努力去适应随着他们一起活动的镣铐。脚镣摩擦着他们的脚踝，让脚部流血。沃尔孔斯基在下台阶时被镣铐绊倒了，一个农民嘲讽地说：“先生，学会忍受它们吧！”

在十二月党人看来，他们生理上的困境无疑比不上心理上的痛苦。这些贵族中的许多人出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最著名、最富有的家族，并且沉浸在当时的浪漫主义爱国主义当中，对贵族来说，这是一段痛彻心扉的旅程。他们不仅失去了财富、权力和地位，还被从自己的故土驱逐了出去。一个俄国探险家在1830年评论：“‘西伯利亚’这个名字本身就足以让一个俄国人恐惧，俄国人在这个名字中只看到了他（她）会与自己的故土永远分离，看到了一个无法逃离、始终不变的巨大地牢。”许多十二月党人，如谢尔盖·克里夫佐夫，担心自己余生都将生活在“荒无人烟的边远地区，在那里，霜雪就像海格力斯之柱一样为人类划出了界线，标示着极点”。阿尔塔蒙·穆拉维约夫一再谩骂哥萨克冒险家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的举动，那里是“痛苦的来源和流放者的坟墓”。在流放者乘马车颠簸着向东行去时，大多数人沮丧且绝望。押送宪兵报告：“所有罪犯都非常悲伤，特别是当他们还在俄国境内行车时。他们大多数时候默不作声，有时候会哭泣。瓦西里·达维多夫最为悲伤，他为自己留下的五个孩子而伤心。”

对于几乎所有十二月党人来说，翻过乌拉尔山就是越过了边界，进入了一片外国土地。尼古拉·洛雷尔回忆起了那一刻：

上午，我们沉默地攀爬了二十一千米路，抵达了那个孤单又凄凉地矗立在山巅的休息站。从山顶看过去，一望无际的森林远看呈蓝色和紫色，一条蜿蜒着穿过森林的道路在我们面前伸展开来。马车夫用他的鞭子指着前面说：“那就是西伯利亚！”

也就是说，我们自此以后不在欧洲了！我们已经与整个文明世界分离了！

然而，离开乌拉尔山后，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开始振奋起来。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俄国人想象中的冰冷荒漠，而是美丽又多样的景观，这里的农民不受农奴制的压迫。巴萨尔金评价：“我们越深入西伯利亚，眼前的景象就越迷人。比起俄国农民，尤其是农奴，那里的平民百姓看起来更加自由、更有活力，也更有教养。”在西伯利亚，在具有改革思想的俄国人当中越来越盛行一种浪漫主义设想，即一种将替代俄国欧洲部分僵化、沉闷的等级制度的民主模式，十二月党人的观察资料将为这种设想提供支持材料。

然而，尽管十二月党人忍受着道德折磨和身体不适，通过大多数十二月党人被运送到西伯利亚的方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是具有特殊地位的人。首先，他们是坐着马车，而不是步行。在19世纪20年代，每年都有数千名流放者辛苦地越过乌拉尔山，对于这些流放者来说，坐马车赶路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官员和押送兵也不确定要如何对待他们押送的对象。即使十二月党人已经“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特权”，十二月党人仍然在语言、举止和礼仪上与他们的上级相同。扎瓦利申说：“无论我们去哪里，我们都被称为爵爷和将军……许多人既想用符合我们当前地位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又想表示对我们的尊重，于是他们对我们说‘前殿下、前阁下’。”警卫们在执行大臣们精心设计的严格规则时很迟疑，但是十二月党人用贿赂为自己买来的好处让这些规则执行得更加混乱。尼古拉一世的第三厅（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尼古拉一世为打击暴动而成立了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亚历山大·本肯多夫了解到，最早的两组流放者沿途“吃吃喝喝”，用酒食让自己的押送士兵和宪兵为他们效劳。奥博连斯基可以给自己的妻子写信，达维多夫可以刮胡子。十二月党人被明令禁止乘坐自己的马车，但是，方维津利用妻子给他的1000卢布恰恰坐上了自己的马车，并成功为自己和旅伴弄到了温暖的毯子。在旅程当中，他和同伴被他们的宪兵“服侍”。

随着十二月党人深入流放地，他们遇到的不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罗森先前被警告过的愤怒暴民，而是官员和众多西伯利亚人的好奇、同情和慷慨。方维津在途中写信给他的妻子，说托博尔斯克省省长德米特里·班特什-卡门斯基和他的家人“热情慷慨地接待了我，因为他们，押送军官对我们非常好，甚至同意把这封信转寄给你”。巴萨尔金回忆起卡因斯克小城的年迈省长斯捷潘诺夫先生，他来见他们时“带了两个人，他们拖着一个巨大的篮子，里面装满酒和各种食物。他让我们随便吃，然后让我们带走剩下的吃食。他还给了我们钱，并说出了令我们惊讶的话。‘我获取这笔钱的途径，’他边掏出一大包钞票边说着，‘不是完全干净的，而是通过受贿。你们拿着吧，这样我会心安一些。’”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当地居民争论着，在流放者们在该镇休息一天时，谁有幸为他们提供膳宿。商人们用家中最好的房间招待十二月党人，毫不吝惜地为这些客人供应食物和酒水。

这种经历反映的不仅仅是十二月党人的特殊地位。向随流放队伍穿过定居点的“不幸的人”提供施舍，是西伯利亚的一个传统。尽管官方努力让这些行程保密，但巴萨尔金回忆，人们会聚集在休息站周围，看一眼这些犯人。更大胆的居民会靠近马车，把施舍给犯人的铜币扔进车里。“我至今保留着，”巴萨尔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个年迈的女乞丐给我的铜币。她走进我们的小屋，向我们出示了一些硬币，说道：‘这是我所有的钱。拿着吧，先生们，我们亲爱的大人。你们比我更需要这些钱。’”

虽然政府还要定出一个具体的流放地点，但十二月党人肯定是要去涅尔琴斯克矿区这片广阔的刑罚区域，它在贝加尔湖以东1700千米处。最早的两组十二月党人在仅仅37天的时间里赶了6000千米的路，这些筋疲力尽的人在1826年8月下旬抵达了地区首府伊尔库茨克，在2个月后最终到达涅尔琴斯克的布拉格达茨克银矿。

如果对比十二月党人领导者和参与起义的普通军官的经历，我们会发现，起义领导者因为沙皇不安的宽赦和广泛的公众同情而获得的益处是非常明显的。当一个被流放的官员说“学习四处为家是可能的”时，他还应补充，对有些人来说，学习曲线比其他人更陡。这些出自上层阶级、受过教育又被判处服苦役的俄国人努力在流放队伍不安全、暴力和穷困的环境中寻求对自己所处地位的意识。他们被褫夺了公民权，又被剥夺了权利和显贵地位，现在突然与平民为伍。帝国陆军的等级和纪律、贵族家庭以及农奴制，不再是他们与农民、商人和士兵打交道的基础。

少数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军官经历了这种与下层阶级的文化冲突。在官方对这场暴动的短暂恐慌平息之后，他们被判刑，随后他们不是从首都，而是从地方市镇被驱逐出境。这些人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没有受益于国家的焦虑、个人的财富和公众的慷慨。最早的几批十二月党人是秘密、快速地被送走的，但现在圣彼得堡的当权者同意不再追求那种保密性和速度。因此，这些犯人不是乘坐马车和雪橇匆忙地东去，而是和普通罪犯一道步行去往东西伯利亚。对于负责流放队伍的沙皇地方官员来说，这些人只是流放者名单上多出的几个名字。他们的待遇同犯有重罪的普通罪犯一样，并且也加入了有一两百人的标准流放队伍。他们的经历有助于突出显示，当局对他们向北行进的同伴相对 宽容。

瓦西里·科列斯尼科夫就是这样一个年轻军官，他为后世记录下了自己的经历。和突然陷入流放队伍这个吵闹、暴力和破败的世界的大多数贵族一样，相较于流放者不得不面对的非人环境，科列斯尼科夫对流放者自己明显的不道德更加震惊：

总之，慈善家会发现这里完全没有热爱同胞的观念……这些不幸的人差不多是在互相竞争谁更残忍，努力去展现他们人性中更多的阴暗面。他们沉浸在道德败坏当中，习惯于各种恶习。他们周围是噪音、叫声、纸牌、骰子、争论或歌唱、舞蹈……上帝！这是些什么舞蹈！

一句话，这是一个真正的地狱！

在路上走了3个月后，1827年12月，科列斯尼科夫终于到达了托博尔斯克。他被锁在一个狭窄、极冷、潮湿的牢房里，他在那里因为“身体疲惫和天气寒冷”而生病，但没有得到医疗护理。然而，当5天后流放队伍要出发时，他获准坐着队伍中的一辆马车赶路。多次发病让科列斯尼科夫在沿途的不同医院耽搁了行程，1828年9月，在走了整整一年后，他到达了位于贝加尔湖以东320千米处的赤塔定居点。

在惩罚十二月党人时，尼古拉一世艰难地在正当的愤怒和家长式怜悯之间寻求巧妙的平衡，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想要陪同丈夫的决定使他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到19世纪20年代，罗曼诺夫王朝已经开始珍视公众的家庭美德表现，直到1917年，它一直在强调这种美德。否认沃尔孔斯卡娅、穆拉维约娃、特鲁别茨卡娅和其他妇女履行其作为妻子的责任的权利，就是公开否认婚姻的神圣性。强迫忠诚的妻子与丈夫分开，必然对专制政府的道德权威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让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这样继续下去，就有可能破坏这些被定罪者的定位，还有可能在国家努力让他们销声匿迹时，反令公众关注他们的命运。为了阻止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上路，沙皇不允许她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同行。这次加赌注在政治上是欠考虑的，因为此举把妇女逼入了在丈夫和孩子之间做出选择的公众痛苦当中。1826年10月，尼古拉一世更进一步，他明确表示，假使她们要前去，那么管理苦役犯配偶的标准法规也要强制实施。假使她们在涅尔琴斯克陪同自己的丈夫，如果没有遇到大赦、夫妻间的婚姻也没有解除，那么，只有在丈夫去世后她们才能返回俄国。

在伊万·亚库什金向东行进时，他获准在雅罗斯拉夫尔和妻子阿纳斯塔西娅以及他们的孩子会面，他被告知尼古拉一世不允许孩子们随父亲流放。虽然阿纳斯塔西娅想要在西伯利亚陪伴丈夫，但亚库什金坚称她不应该丢下孩子，因为“母亲的照顾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家人。“当我们永远分离的时刻到来时，”他回忆，“我同妻儿告别，哭得像一个最后一件心爱玩具被人夺走的小男孩。”大约六年后，等孩子们大一些时，亚库什金会写信给阿纳斯塔西娅，让她自己一个人来西伯利亚陪他。然而等到那时，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在西伯利亚陪同丈夫的许可已经被收回了，尼古拉一世拒绝了亚库什金家的请求。

10月下旬，正当亚库什金在雅罗斯拉夫尔不许妻子抛下年幼的孩子时，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已经进入了涅尔琴斯克矿区。沃尔孔斯基不再幻想如果玛丽亚跟随他，她将经历什么。一方面他不愿意玛丽亚分担他的命运，另一方面他渴望玛丽亚陪在他的身边，这两种想法明显在撕扯着他。他给自己的妹妹写信：“我对自己的境况想得越多，就越开始认为不让亲爱的玛申卡来这里和我一起生活是我的责任。在我看来，她对我们的儿子的责任，以及我悲惨的处境，这二者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来到涅尔琴斯克仅仅一个月后，沃尔孔斯基就放弃了这些顾虑。他于1826年11月12日给他的妻子写信：

如果你来这里，你将不得不做出很多牺牲……你会失去你的地位，不得不和我们的儿子分开……我有义务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多么恐怖，但是我……非常了解你坚韧的性格，因而我认为你……或许不会改变此前你在信中向我重复过的决定。我知道，只有和我在一起或者是有机会看到我，你才会感到内心平静。如果我向你保证，看到你不是我凄苦命运中唯一的慰藉，那必是谎话……

一星期后，11月18日，沃尔孔斯基写了另一封信，信中的浪漫主义是特意用来颂扬妻子离开她的孩子的举动的。他声称，玛丽亚面对的是“与我的永久分离或者与我们的儿子的短暂分离”。之所以说短暂，是因为沃尔孔斯基内心深知，“因为精神上的折磨，我很快就会死去……玛申卡，在我走进坟墓之前，来到我身边吧！让我再看一看你，让我用灵魂中的所有情感填满你的心”！12月15日，玛丽亚给尼古拉一世写信，正式请求获准追随自己的丈夫。

据说，尼古拉一世给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设下了一个陷阱：直到她们抵达了伊尔库茨克，他才让她们知道他打算禁止她们返回俄国欧洲部分。事实上，沙皇在12月21日答复沃尔孔斯卡娅的请愿时就已经向所有有关人士表明了这种限制：“我感到有必要重复我已经向你提出过的警告，提醒你如果过了伊尔库茨克，以后会有什么在等待着你。你当然应该采取就你目前的处境来看最合适的做法。”玛丽亚后来跟自己的父母说她不明白这些话的含意，她这么说很有可能是想平息他们的愤怒和痛苦。至少，她是选择故意误解这道警告。尼古拉一世不希望这些妇女前往西伯利亚，所以他没有理由向她们隐瞒他不准她们回来。但是，在这些年轻的已婚女士面前设下了这样的障碍并没有成功阻止她们。沃尔孔斯卡娅完全没有退缩，她给父亲写信：“我的儿子很幸福，但我的丈夫并不幸福。我应该和我的丈夫在一起。［这就是］我的责任感。”

我们还应把玛丽亚的决定放在19世纪初俄国的贵族家庭文化这个更广泛的背景中去理解。对母性和顾家的文学性崇拜已经于18世纪在英国和法国被广泛接受，这种崇拜影响了许多俄国母亲，但并非所有的俄国母亲。一些贵族妇女仍然忙于管理家庭和庄园，忙于改善自己的孩子在宫廷中的前途。一些贵族妇女在身体上和情感上都与其年幼的孩子疏离，这些孩子被托付给了乳母和保姆。1826年12月，在玛丽亚离开前夕，她写信给谢尔盖，说自己愿意坚持为了丈夫而离开孩子的决定，她表达了她所属的那个阶层常见的情绪：

亲爱的，现在我可以对你说，为了实现我的目标，我已经忍受了很多。但现在我将要离开，我会忘记这一切的一切。没有你，我就好像没有生命一样：只有我对我们的儿子的责任才能让我离开你，但和他分离时我不会悲伤。他的周围都是关爱，他不会感觉到母亲的缺席：我的灵魂为我们的天使而感到平静。希望以及很快就会看到你的想法鼓舞着我。似乎我从未感到如此开心。

她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一年后，他死了。

玛丽亚痛苦的父亲确信，女儿是在沃尔孔斯基家族的影响下才决心追随她的丈夫的：“他们赞扬她的英雄主义，让她相信她是个女英雄，于是她像个白痴一样离开了。”他或许是对的，但十二月党人妻子的自愿流放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伟大神话。亚历山德拉·穆拉维约娃和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于1827年新年前夕离开了莫斯科，几天后，诗人彼得·维亚泽姆斯基写信给朋友说：“在过去几天里，我看着穆拉维约娃和沃尔孔斯卡娅出发。多么动人、崇高的命运！我们必须感谢这些女性！她们为我们的历史增添了美丽的诗句。”维亚泽姆斯基是一个精明的评论者。即使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是由自己的个人动机驱使，但她们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决定却被普遍理解为一种政治反抗行为。

甚至在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还未抵达西伯利亚之际，将她们塑造成牺牲者的活动就已经开始了。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于1826年12月前去陪伴自己的丈夫，在她离开莫斯科前夕，她的朋友和支持者聚集在当时最著名的某个文学沙龙中，普希金在这个聚会上大声朗读了他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

沃尔孔斯卡娅离开莫斯科时带着这首诗。虽然普希金的这首诗在此后四十年中并未公开发表，但它在俄罗斯帝国的两个首都的沙龙和客厅广泛传播，如大炮般在整个19世纪回荡。这首诗吸引了公众的想象，塑造了对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的看法，并且让人们永远把他们记成报复心重的专制国家的受害者。

如果说尼古拉一世和他的大臣们没有从身体上消灭十二月党人，那他们也是在努力从政治上消灭十二月党人作为俄国精英阶层的宪制改革的代表的地位。但是他们没有成功消灭，因为十二月党人流放西伯利亚的故事是一个反败为胜的故事。十二月党人被支持者崇拜，他们的道德权威在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不断增长，在他死后，他们则将鼓舞下一代激进人士。在伦敦的移民中，赫尔岑成为创作十二月党人及其妻子的传奇故事的重要作者。他的杂志《北极星》根据被处死的十二月党人诗人雷列耶夫发表过的一部年鉴命名，这份杂志的刊头印着五名被绞死的起义领袖的面孔。赫尔岑本人是19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力的激进派知识分子，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俄国革命运动的重要设计师之一。他精心塑造的1825年革命牺牲者的故事继续激励着下一代专制制度反对者。

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和他们的流放也在俄国境外引发了共鸣。在意大利半岛，朱塞佩·马志尼和他的共和主义运动“青年意大利”致敬了那些“为斯拉夫民族的解放而献出生命的人，他们因而成了公民和世上所有为正义和真理事业奋斗的人的兄弟”。十二月党人也为波兰爱国者点亮了一条道路。到19世纪20年代末，波兰的共和主义受到了欧洲其他地区的发展的鼓舞，因此非常具有优势。波兰起义者把十二月党人恢复“古代罗斯自由”的努力视作一种灵感来源。尼古拉一世面对的下一次武装威胁不是出现在沙皇俄国首都的街道上，而是在他的帝国的最西部，即华沙。西伯利亚将招手呼唤波兰起义者，就像它曾招手呼唤十二月党人一样。

十二月党人作为灵魂残缺的叛徒被流放，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仅背叛了他们的同志，也背叛了他们的事业。然而，那些活得比尼古拉一世久的十二月党人将作为英雄和爱国者荣归俄国欧洲部分。当年这些人在彼得保罗要塞院子里跪在火盆前，剑在他们低着的头上折断，那时的他们根本无法设想自己有可能回归。几十年后，巴萨尔金带着轻蔑的语气回顾他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经历：

我现在确信，如果政府不是这么残忍地处罚我们，而是更宽厚地惩罚我们，那么，它或许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被剥夺了一切，突然成了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被驱逐者，这让我们有权把自己看作俄国未来改革的净化剂。总之，政府把我们从最简单、最普通的人变成了我们的观念的政治牺牲者。在此过程中，它为我们招致了广泛的同情，而将它自己塑造为愤怒、残忍的迫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