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党人被流放了十年之后，伊尔库茨克的商人和官员开始派自己的仆人到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凄凉的定居点订购珠宝。19世纪30年代，这些装饰品在东西伯利亚文明阶层十分流行，这种现象非常有助于揭示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十二月党人的命运。这些囚犯在1830年秋抵达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后，尼古拉·别斯图热夫——拥有“金手指”的十二月党人——开始用罪犯废弃的脚镣打制戒指和手镯。然后他把它们寄回了在圣彼得堡的亲戚那里。别斯图热夫回忆起，这些配饰后来突然在有教养的圈子里流行起来：“伊尔库茨克的女士，我们妻子的熟人，想要拥有这些配饰；她们的丈夫和兄弟也想佩戴它们。一些人是出于虚荣心，其他人则出于原始的自由主义。”他不无愤怒地指出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当地的锁匠是如何开设售卖“十二月党人珠宝”的摊位的，就像在售卖“仿造的罗马古董”。十二月党人的脚镣是“神圣的物品，是我们为了真理而忍受的苦难的象征，现在却成了任何伊尔库茨克纨绔子弟都可以拥有的粗糙装饰品”！然而，虽然别斯图热夫厌恶这种小饰品买卖，但是他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这种买卖最终证明，十二月党人在道德上战胜了专制政权。在他们在彼得保罗要塞的院子里被褫夺公民权十年之后，他们的脚镣已成为国家的暴政的象征，也成了他们的牺牲精神的代表。

尼古拉一世在位的整个时期是十二月党人起义的一个漫长尾声。在起义被镇压之后的几十年里，俄国畏惧着国外革命的影响和国内的暴动。在这个过程中，沙皇俄国把官方文化拖入了反动当中。政府在教育和艺术领域的代言人创造出了“官方民族特性”这一观念，即由专制制度、东正教和“民族精神”组成的文化三位一体。“官方民族特性”是拿破仑战争后欧洲范围的复辟和反动的组成部分，它努力地重塑着专制政权的象征性基础。政府审查制度残酷地压制了沙皇制度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手：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审查制度、等级制度、传统，再加上政府坚决反对受教育阶层在国家发展和管理方面置喙，这些令俄国欧洲部分的文化窒息。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见证了“道路分离”，在此过程中，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对沙皇政权的支持开始衰退。许多人因缺乏公民自由和知识自由而受挫，并且担心引起沙皇秘密警察第三厅的注意，于是他们开始在自家庄园的私人世界和哲学理想的抽象概念中寻求庇护。然而，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小角落里，被放逐的十二月党人虽然戴着脚镣，却反常地可以试验政治权威和社会组织的新形式。他们为同时代人和后代提供了一种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行动主义的模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17年革命的根源可回溯到1825年。

从布拉格达茨克矿山出发两个星期后，谢尔盖·沃尔孔斯基、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和他们的妻子以及六个同志到达了涅尔琴斯克矿区西部的赤塔要塞，国家现在把所有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都集中到了这里。尼古拉·别斯图热夫既是一个杰出的珠宝制作者，也是一个技艺娴熟的艺术家，他在19世纪20年代末留下了一系列出色的赤塔水彩画和速写作品。监狱围栏坐落在一个宽谷里，宽谷四周是长着矮树的山丘。三米高的监狱围栏由削尖的原木制成，那些原木令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联想到了船只的桅杆。围栏内有一系列营房，到1827年年底，这些营房挤满了八十二个囚犯和几名随丈夫而来的妻子。鄂嫩湖位于赤塔以北几千米处，安德烈·罗森说：“成吉思汗曾在这里组建他的法庭。（他曾经在进军俄国时把罪犯淹死在滚滚湖水中。）他的蒙古人后裔布里亚特人仍然带着毛毡帐篷在这片河湖密布的地域漂泊。”赤塔的冬天漫长而寒冷，但没有涅尔琴斯克多数地区盛行的刺骨潮湿；夏天高温灼人，植被丰茂。罗森回忆，赤塔河谷“以植物闻名，正因为这样，这个地区被称为‘西伯利亚的花园’”。这里的气候是更有益健康的。在列巴尔斯基看来，从布拉格达茨克出发时，沃尔孔斯基看起来“消瘦且非常虚弱”。一到赤塔，沃尔孔斯基迅速恢复了健康。十二月党人将在赤塔待三年，在他们的西伯利亚流放生涯中，这三年是一段宁静的时日。

这些人十到二十个人一组，分别住在监狱的四个大营房里。尼古拉·别斯图热夫的兄弟米哈伊尔写道，他们“像装在桶里的鲱鱼一样挤在”通风不良的房间里，到了晚上，正如罗森回忆的那样，这些房间“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尼古拉·巴萨尔金叙述：“每个人在木板通铺上有半米宽的睡觉空间，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夜里翻身，必定会撞到一个邻居，特别是在我们戴着镣铐时。我们在晚上也不能脱掉镣铐，而且它们会弄出非常大的响声，随便活动一下，它们都会带来明显的痛楚。但是，有什么是年轻人不能习惯的吗？什么是不能忍受的？我们都睡得很安稳，就和在豪华床铺上、在羽绒床垫上睡觉一样。”

在赤塔，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找到了她们在布拉格达茨克失去的仆人的替代品。最初，按照沙皇的指示，她们每周只可以去看望自己的丈夫2次，总共3个小时。玛丽亚痛苦地抱怨，她们的命运比普通苦役犯的妻子还要糟：“我离开了我的父母、孩子和家乡，跋涉了6400千米，还签署了一项放弃法律保护的承诺书，却被告知我甚至不能依靠丈夫的保护。所以，国家罪犯像普通苦役犯一样受法律严惩，却无法拥有家庭生活，可是连最可怕的罪犯和残忍之人都可以拥有家庭生活！”玛丽亚强调了当局面临的一大主要困境：执行这些规则明显也会对这些妇女造成伤害，而赤塔当地居民和监狱官员都同情她们。“我们每周见我们的丈夫2次，共3个小时，我们可以给他们送晚饭。”玛丽亚在1827年12月写道。“通常，镣铐的当啷声会提醒我们到窗边去，用一种苦乐参半的喜悦看着他们去上工。”沃尔孔斯卡娅、特鲁别茨卡娅和其他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会走到监狱庭园处，透过紧实的木栅栏的缝隙，抓紧时间和自己的丈夫交谈。这些妇女担心列巴尔斯基会发现她们，便贿赂守卫，让他们在列巴尔斯基过来时提醒她们。

尼古拉一世下令，十二月党人要“像普通苦役犯一样安排工作和待遇”。但是实际上，十二月党人所服的苦役是敷衍了事的，而且在扎瓦利申看来，他们所服的苦役只是表现出了“俄国的畸形情况和政府的无能”。夏天，这些人被派去填补被称为“魔鬼的坟墓”的路边坑洞。扎瓦利申回忆，他们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

在出去工作之前，营房守卫和十二月党人妻子家的仆人都忙得不可开交。书籍、报纸、棋盘、早餐、茶炊、茶和咖啡都被带到了我们的工作场所。如果我们要去修补“魔鬼的坟墓”，工人就会带上砂浆桶、手推车和铲子。最后，一个军官会过来问我们：“先生们，去工作吗？今天谁去（因为每天都会有很多人说自己生病了，因而不想工作）？”如果愿意工作的人太少，军官就会说：“还是需要人工作，先生们，否则指挥官会发现工作的人数太少。”这时有人会说：“好吧，我也去吧。”……然后我们便出发了，有些人会为了消遣而拿上一把铲子，有些人没拿。士兵们会带上一些备用的铲子。我们中的某个人开始唱歌，伴随着镣铐的当啷声……我们经常会哼唱一首革命歌曲，《我们的祖国在你的束缚下受苦》等等。军官和士兵会平静地听着这首歌，并伴着歌继续往前走，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工作场所变成了一个俱乐部；有些人在看报纸，有些人下棋，还有人是为了娱乐而把泥土装进手推车里，把手推车里的土和灰浆倒入沟渠后便放声大笑……官员或监工会吃我们剩下的早餐或茶，只有当他看见指挥官出现在远处时，为了装样子，他才会向我们大喊：“这是在干什么，先生们，你们怎么不工作？”

冬天在户外工作是不可能的，这些人便轮流到列巴尔斯基在监狱旁建造的工厂里工作。在这里，工作不再繁重，每天白天安排2班，每班工作3小时。“我们总共需要磨60千克黑麦，”伊万·亚库什金回忆，“但是，由于最多两个人可以在某个时刻操作4个手磨机中的1个，我们会在工作期间多次变换位置。不消说，这种劳动并不费力，但是一些没有力气干活的人会雇守卫去替他们磨麦子。那些不在工作的人或抽烟或下棋，抑或在另一个房间看书、闲聊。”叶甫盖尼·奥博连斯基写信给他的兄弟讨论“哲学、科学，或者其他的任何事情，以打发一天中的这三四个小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对工作的敷衍态度。彼得·斯维斯图诺夫向他的兄弟阿列克谢抱怨：“基本上，我们在这里没有被强迫做任何事，如果不是我们不得不去工作这个事实，我们就像在散步一样……不得不做毫无用处的工作也是一种折磨。在既实施惩罚又维持表面的仁慈方面，当局从未缺乏创造性。”

尼古拉一世向列巴尔斯基发去了管理这些囚犯和他们妻子的详细指示。列巴尔斯基需要每隔两周上交一次报告，介绍十二月党人的“行为、他们的心情、他们是否参与了任何劳动，以及其他与他们有关的一切”。十二月党人不得给朋友和家人写信；他们的妻子可以和他们通信，但是信件必须先在未封口的状态下交给列巴尔斯基，因为这些信可能会被审查。罪犯可以接收经列巴尔斯基核查的信件和包裹。囚犯和他们的妻子只能接收“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的经济资助，只能“保留最基本的财物”。这些人不得与这个地方的其他流放者来往。和往常一样，这些来自首都的指示在东西伯利亚只有非常有限的权威，远在东西伯利亚的列巴尔斯基其实不愿意去执行它们。

斯坦尼斯拉夫·列巴尔斯基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俄化波兰人，他懂拉丁语，会读写法语和德语，罗森认为他是“一个有着善心的可敬之人”。他只是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提交过关于十二月党人的表现的报告，然后便默默地无视了圣彼得堡发来的多条有关如何管理十二月党人的严苛指令。与收到的指示相反，他不仅允许十二月党人与其他流放者保持联系，甚至允许他们雇其他流放者做自己的仆人、付钱让其他流放者帮他们完成苦役劳动。对于十二月党人利用在矿区的几位妻子当秘书的现象，他也视而不见。到1828年，赤塔有八名妇女。“每个妇女都负责为监狱里的一些人当秘书，”亚库什金回忆，“她总是在为他们书写、重写自己被交付的信件，表现得好像是她自己写的一样，只是加上‘某某让我传达给你某某信息’。”罗森惊叹于这些女人“是如何在活着的人和政治死亡之人之间建立起联系的”。然而，尽管有这些努力，审查制度的威胁仍然极为令人受挫，正如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发现的：

甚至是我们与至亲之间的信件也十分简洁、谨慎；为了通过列巴尔斯基的审查、避免让我们的妇女把信再写一遍，在下笔之前，我们要把每个语句仔细地想上十遍……这些信寡淡无味！信上盖着一个粗俗的官方印章，每次写信时，我都因为这个印章愤怒。

一到赤塔，这些妇女的存在就让官员们置身于一种容易引起反感的境地。如果官员们不公开惩罚那些无私、忠诚又已承受了很多苦难的女性，他们便不能限制这些囚犯接触自己的妻子。罗森发现了国家的尴尬处境：“这些妇女的存在对我们非常有利，即使是考虑到我们在监狱里的生活以及官员对我们的待遇。她们成了我们生活中的见证者，也可以说是参与者，而且她们享有她们的所有权利；因此，她们不仅可以私下向亲人抱怨，甚至可以向政府抱怨，而政府为了不激起公众的反对意见、不让自己被指责为残暴、不被后代和历史定罪，不得不饶恕她们。”事实上，这些妇女已经签字放弃了她们的权利，但是罗森对这一事实的回避是意味深长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态度坚定，善于表达，并且拥有列巴尔斯基难以与之对抗的道德权威。巴萨尔金回忆，有时，当列巴尔斯基拒绝改善十二月党人的生活条件时，他就会被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非难：

这些妇女常常是不懂得刑法和民法的，拒不认同政府可对罪犯行使无限的权力，并且站在自己的正义和人道立场上，于是她们会因为某些限制了我们的自由的举措而与指挥官进行斗争。她们会对他说出最刺耳、最尖酸的话，称他为狱卒，并补充说，没有哪个正派的人会担任他的职位，除非这个职位能够不计后果、不顾沙皇的愤怒地去改善我们的处境。如果他确实如此行事，那么他不仅将获得她们和我们的尊重，还会获得所有人和后世的尊重；然而，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她们只会把他看作一个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普通狱卒，他将在人们心中留下最不堪的记忆。这些话肯定影响到了这位老者，尤其是因为他内心知道这些话是公正的。“上帝作证，不要这么激动。”他会这样回应这样的情绪爆发。“请理智一些！我会尽我所能，但是你们向我提出的要求会让我在政府眼中的形象受损。我相信你们不希望我因为没有遵从指示而被降级。”“好吧，当列兵比较好，将军，”她们回答，“但请做一个可敬之人！”之后他会怎么做呢？

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都很清楚，流放不是被公众遗忘。他们向后世法庭提出的吁请表明，他们明白自己在西伯利亚所处的公共舞台。而且他们的话是字斟句酌的。在俄国贵族阶层中流通的众多通货中，荣誉或许是最高贵的。对于列巴尔斯基这位来自基辅省的贵族来说，因为缺乏荣誉而被来自杰出的都城贵族家庭的妇女们谴责，着实是一大耻辱。列巴尔斯基曾说过，他宁愿和100个政治流放者打交道，也不想和6个政治流放者的妻子打交道。

为了改善自身的境况，赤塔的十二月党人不仅可以利用妻子的愤怒抗议，还可以利用家族的财富（通常都是巨额财富）。政府限制了十二月党人可以收到的经济援助金额：用于“定居”的2000卢布，而且每年不超过1000卢布。然而，特鲁别茨科伊和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每年都会收到家里寄来的两三千卢布，沃尔孔斯基会收到2000卢布，米哈伊尔·方维津会收到1000卢布。在赤塔的这些妻子不受限额的约束，并且她们不仅充当着信件流出赤塔的渠道，还充当着金钱流入的通道。据估计，在十二月党人作为国家罪犯的10年中，他们收到了近35.5万卢布，他们的妻子收到了77.8万卢布。而且这些只是官方宣称和记录的金额。在东西伯利亚，这是很大一笔钱。

此外，十二月党人还可以持续享用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运来的物品，这些东西在当地是买不到的。家具、衣服、食品、科学设备和绘画材料都运往了赤塔。玛丽亚写信给她的母亲，向她要有象牙手柄的叉子和勺子，并向她的婆婆要英国波尔图酒，因为谢尔盖的健康状况需要“补养”。谢尔盖后来还想要《假蝇钓鱼昆虫学》和烟草制备指南。

婚姻、出生和死亡的仪式让十二月党人联系紧密。1828年3月，年轻的法国女子波利娜·盖布勒抵达赤塔。她原来是一家法国服装店的代理人，1823年来到莫斯科。到了莫斯科后，她发现那里的生活非常迷人，并爱上了伊万·安年科夫，他是她的一个客户的兄弟。社会规矩不允许富裕的贵族安年科夫和一个法国裁缝结婚，但是这名卫队军官后来被褫夺了公民权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于是突然之间，他们的结合或许有可能实现。盖布勒努力争取并获得了前往西伯利亚与安年科夫结婚的许可，她首先获得了这位十二月党人的母亲的允许，然后是尼古拉一世本人的允许。1827年12月，盖布勒离开莫斯科，次年3月底抵达赤塔。三天后，她和安年科夫在村庄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所有十二月党人都到场了。列巴尔斯基在婚礼上把新娘交给新郎。“这是一场奇怪的婚礼，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巴萨尔金回忆。“在婚礼进行期间，安年科夫的镣铐被卸了下来，婚礼结束后，他才重新戴上镣铐，返回监狱。此后，他的待遇会像其他已婚人士一样，可以每周在安年科娃夫人的住处跟她见两次面。”

但是，像安年科夫的婚礼一般的欢乐时光毕竟是短暂的，悲剧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在赤塔，我收到了可怜的尼古拉的死讯，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当初把他留在了圣彼得堡。”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中冷峻地写道。这个2岁的孩子死于1828年1月17日，但是因为时间和距离的阻隔，玛丽亚在3月才得知这个可怕的消息。尼古拉被葬在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他的墓上刻着普希金写下的墓志铭：

玛丽亚写信给她的父亲，说她“远离了所有人，不能像以前一样看到我的朋友。当我不知道以后自己会遭遇什么时，我就感到绝望”。玛利亚的儿子去世一周年时，她还没有恢复精神。“时间一天天过去，我的丧子之痛越来越强烈。”她在一封写给妹妹的信中向她吐露。后来，她从赤塔写信说：“在我所处的世界里，只有一个地方接近我的心——覆盖在我儿坟冢上的小片青草。”

赤塔的管理体制逐渐进一步放松。在服刑两年后，1828年8月，这些人终于可以卸掉他们的镣铐了，长久以来，这些镣铐一直是不适和耻辱的来源。亚库什金回忆起了这些镣铐是如何频繁地干扰囚犯的思想的：“当我刚刚开始入迷地读什么东西（有时是亲戚写来的一封信）时，我的思绪把我带到了远离赤塔的地方，突然，门被猛地打开，一些年轻人大笑着拥进房间……伴随着他们的镣铐的当啷声。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个人的思绪总会不自觉地返回赤塔。”到了1828年夏天，关于丈夫与其妻子来往的规章逐渐被完全忽视，亚库什金回忆道：“那些已婚男士每天都会去探望自己的妻子，如果其中一人病了，那么丈夫就会留下来过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些已婚男士根本就不住在监狱里了，但轮到他们工作时，他们还是会去干活。”玛丽亚在1829年5月写信给她的父亲：“三天前，我获准和谢尔盖一起生活。自从能够亲自照顾谢尔盖、在他不干活时与他待在一起以来，我感到了某种平静……这种平静让我重拾了我早已失去的心绪安宁和幸福。”

列巴尔斯基做了很多事来改善十二月党人的境况，但他一直担心自己被指责没有执行法律条文。有一次，波利娜·安年科娃写的一封信寄到了圣彼得堡，但这封信事先没有经过列巴尔斯基审查。列巴尔斯基不安地把安年科娃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询问这封信的内容。“我只在信中说将军是一个正派的人。”安年科娃回答。列巴尔斯基抱着头，开始在房间里踱步，口中喃喃自语：“我迷糊了。”有些妇女怀孕了并写信让亲戚从首都寄来各种物品，列巴尔斯基听到这一消息感到非常惊恐，担心政府对这种情况的反应。他召集了怀孕的妇女，仓促忙乱地向她们解释：“女士们，请允许我说，你们无权怀孕。一旦婴儿出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1830年8月，十二月党人最终接到命令：离开在赤塔的木构要塞，在武装警卫的看护之下跋涉670千米，前往在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专门建造的监狱。被流放的军官和他们的妻子在乡村公路上走了一个半月。没有什么比他们在美好夏日里的狂欢氛围中的行进更能体现兄弟情谊，以及从尼古拉一世时期的等级秩序、条框规定中的解脱，正如巴萨尔金回忆：

看着我们的装束和我们滑稽的队伍，我们差点儿笑死。我们的队伍通常由扎瓦利申领头，他头戴一顶帽檐宽大的圆帽，身穿一件他自己设计的黑色长大衣，类似于贵格会教徒的长袖服装。他身材矮小，一手拿着一根比自己高出很多的手杖，另一只手拿着一本他最近在看的书。接下来是身穿童装小外套的亚库什金，之后是穿着有皮毛装饰的女式外套的沃尔孔斯基。有些人穿着教堂司事的长大衣，有些人身穿西班牙式外衣，还有一些人穿着女式衬衫。总之，这个队伍有趣地混杂了各种服装，如果我们碰上某个欧洲人，或者某个刚离开首都的人，他肯定会认为我们是刚从某个机构里被带出来散步的疯子。

途中，十二月党人用喝香槟、高唱《马赛曲》来庆祝巴黎七月革命的消息。这趟旅途“非常愉快，对我们的健康大有裨益。它为以后的许多年增补了精力”，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写道。然而，他们的目的地远不如赤塔称心。一到那里，别斯图热夫就“进入了我们的巴士底狱”，他发现自己的牢房“阴暗、潮湿、不通气。简直是一座坟墓”！在19世纪30年代，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关押着七十一名十二月党人。那里的空间充足，因而每个罪犯可以拥有自己的牢房，但那里没有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提供住处，她们应该住在监狱外面的私人出租房里。

当这些妇女在1830年6月初第一次听说十二月党人要转移到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时，卡佳·特鲁别茨卡娅、亚历山德拉·穆拉维约娃和亚历山德拉·达维多娃正在哺乳在赤塔出生的婴儿，而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正怀着第二个孩子。这些妇女沮丧地发现，在彼得罗夫斯克，她们必须做出选择，是同丈夫一起住在监狱里，还是住在监狱外面且每周只能见丈夫两次（如同条款规定的那样）。无奈之下，特鲁别茨卡娅写信给第三厅负责人亚历山大·冯·本肯多夫伯爵，请他向尼古拉一世求情：

达维多娃在同一天写信给本肯多夫，诉诸他的“父亲和丈夫身份。我肯定您不会对一个可怜的无辜婴孩和他的母亲无动于衷”。然而，当这些信件在1830年8月到达尼古拉一世手里时，沙皇拒绝了她们的请求。这些妇女完全有理由感到担忧。到达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后，她们不得不在自己租赁的小屋和监狱之间来回奔波，而且当时的气温在一个月内跌至-20℃以下。“我一整天都在监狱和住处之间往返。”穆拉维约娃写信告诉自己的父亲。“我的心为独自被留在家中的孩子流血。另一方面，我非常担心尼基塔……我已经两天没有看到他了，因为我病得很重，不能离开屋子。”当局没收了这封信，本肯多夫亲自解释：

这封信不应该流传，而且应该有人告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她们是在徒增亲人的痛苦。她们的丈夫的流放是一种惩罚手段；能帮他们的都做了，同情和宽容已尽可能减轻了他们应得的刑罚。这些妇女已经获准和她们的丈夫住在一起，但是我们不可能在监狱里为他们的孩子建造房屋，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由于鲁莽的爱而来到世间的不幸受害者到底有多少。

亚库什金回忆，穆拉维约娃每天在家里的女儿诺布什卡和监狱里的丈夫之间来回奔走很多次。她的健康状况逐年恶化。有一次，在1832年9月，穆拉维约娃白天穿着随意地去了监狱，但傍晚回家时她觉得自己感冒了，那天晚上，她的胸口特别疼。她找来一名医生，医生说她得了肺炎。亚库什金后来写道：“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这名患病的妇女日渐衰弱。任何治疗都不能恢复她的力量。在她去世两天前，她说想要见见我。我在她的床边陪她坐了半小时。她几乎不能说话，但是从她的话中可以明显地听出，她已经准备好和那些自己亲近的人永别了。”由于担心公众不安于28岁的穆拉维约娃过早死亡，两个月过后，圣彼得堡当局发布了一个新的指令，允许丈夫到监狱外去探看他们的妻子。

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不仅仅分担了她们的丈夫的命运，也改变了丈夫的命运。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供养家庭的愿望必然要涉及与当局的斗争。沃尔孔斯卡娅、特鲁别茨卡娅、穆拉维约娃和其他妇女或许已经在越过涅尔琴斯克矿区边界时签字放弃了她们的法律权利，但国家不能剥夺她们的道德权利。尼古拉一世努力把十二月党人放逐到无名之地，在那里，他可以让人随意惩罚他们，远远地避开俄国贵族阶层的注视。然而，通过这些妇女与朋友和家人的通信，她们让十二月党人的消息继续在俄国的各个城镇流传。这些女性从涅尔琴斯克发出的信件意味着，沙皇在公开扮演着一个心胸狭窄、报复心重的暴君角色，他无缘无故地让孩子和父母分离，给无辜、忠于婚姻且具有自我牺牲美德的妇女带来了痛苦。

受过教育的俄国人把十二月党人妻子的个人牺牲看作充满勇气和爱国主义的公共行为，他们反复提及这些高尚和无私的妇女的形象。这样一来，他们成功地将这些女性奉为了帝国改革运动中的世俗圣人和使徒。流亡伦敦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在1866年写道：“那些被流放的苦役犯的妻子被剥夺了所有公民权利，她们放弃了自己的财富和地位，然后在东西伯利亚严酷的气候中，在警察部门的可怕压迫下过着囚徒生活。”1873年，尼古拉·涅克拉索夫，一位有着激进主义同情心和对俄国大众的文学品位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诗人，在叙事诗《俄罗斯妇女》中定格下了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和卡佳·特鲁别茨卡娅的生活。这首诗的最后一个场景描绘了玛丽亚与她的丈夫在布拉格达茨克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在涅克拉索夫笔下，特鲁别茨卡娅为了陪同在涅尔琴斯克的丈夫而走过了“乞丐和奴隶的国度”，这段路途让她变得激进。她表达了自己“对绞刑吏的蔑视，对于我们的正义性的确知将支撑着我们”。在尼古拉一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诗人、记者和历史学家将这些妇女塑造成了具有民主精神和爱国精神的女英雄，这些妇女相信，通过在西伯利亚陪同自己的丈夫，她们会让丈夫的革命理想在流放中继续存在。20世纪初，在圣彼得堡什利谢利堡监狱的牢房中，激进分子薇拉·菲格纳从十二月党人妻子的事例中受到了鼓舞：“难道我们没有在这些妇女身上发现一些也曾打动、鼓舞过她们的同时代人的东西吗？难道我们没有极其真诚地在她们那里找到……照亮我们的革命运动的未来的火炬手吗？”

虽然十二月党人的家人在流放生活中体现出了一种包含自我牺牲、友谊和深情的新理想，但是十二月党人与在俄国的亲属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许多人觉得自己的家庭成员正在疏远自己，很少给自己写信，而且显得并没有热心替他们向政府求情。奥博连斯基在1830年从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写信：“我经常想，人们将一个人的政治行为与他的日常关系、家庭关系混为一谈是多么奇怪……让家人评判家庭内部的行动，让政治当局评判政治行动；为什么在政治惩罚之上又加上家庭惩罚？”他遗憾地表示，奇异的是，“苦役……能够摧毁那些本应持续到我们生命尽头的情感”。玛丽亚的家人从来没有原谅过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他参与了注定失败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还把他们的女儿拖去了西伯利亚，以一个耻辱的“国家罪犯”的妻子的身份在那里生活。玛丽亚的母亲索菲娅·拉耶夫斯卡娅强硬地控诉，玛丽亚“崇拜的丈夫”要为一切负责：“如果一个男人要参与这场该死的阴谋，那么只要稍微有一点儿美德，这个男人就不会结婚！”玛丽亚也感受到了父亲的责难，因而恳求他：“如果您在所有信中给予我的祝福都没有给予谢尔盖，我怎么能有一刻幸福？”家庭经济矛盾也爆发了。拉耶夫斯基家带有某些正当理由地抱怨，沃尔孔斯基家给予谢尔盖和玛丽亚的经济支持很小气，这使得负担落在了他们家肩上。沃尔孔斯基家确实几乎从未给他们二人寄过钱。谢尔盖的亲妹妹索菲娅吞占了谢尔盖的那份家族财产。“如果我不幸有一个儿子在西伯利亚，而且我可怜而无辜的儿媳随他同去了西伯利亚，”玛丽亚的母亲写道，“我会为了给她寄钱而卖掉我所有的裙装。”谢尔盖自己感到很难过，因为他的家人非法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并且没有争取让他的孩子被正式认可为沃尔孔斯基财产的继承人。只有一次，沃尔孔斯基家请求沙皇把谢尔盖转到驻扎在高加索的帝国陆军中。谢尔盖与妹妹的关系彻底破裂了。他在流放生涯行将结束时写道，她就像“卡在食道里的骨头”。1848年，他给十二月党人同志伊万·普辛写信：“我不太在乎贵族家庭关系，我们的监狱家庭更加诚实、可靠。”不单单沃尔孔斯基这样提到过监狱家庭。奥博连斯基和尼古拉·巴萨尔金也把众十二月党人说成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以互助、感情和团结为特征。

先前在赤塔，后来在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十二月党人一直忠于他们的平等主义、团结和为普通百姓的利益服务的价值观念。但国家却自相矛盾地让他们的这些的事业成为可能。国家未曾有效地限制十二月党人能够得到的金钱，也不愿强迫他们从事可能会令人筋疲力尽的劳役，于是这些受过教育且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可以自如地忙自己的事业。最重要的是，由于国家担心十二月党人会对其他流放者造成煽动性影响，因此把他们集中在了一起。对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来说，“监狱让我们在政治死亡的边界之外有了政治生活”。巴萨尔金表示同意：

如果政府把我们分在不同的冶炼厂，不让我们和自己的同志在一起，不让我们拥有相互扶持的机会，如果政府把我们与普通苦役犯关在一起，并且让我们从属于地方官员、服从一般的劳动规范，那么我们大多数人或许会轻易地就因为自己所处的环境而在道德上堕落……我们或许会轻易地失去尊严感并不可挽回地走向毁灭，过着最可悲、最不体面的生活……政府的行为不仅给了我们维持道德尊严的手段，甚至给了我们提高道德尊严的手段。

十二月党人之间的社会差异在囚禁生活中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的经历造就的平等同志关系。扎瓦利申记得，慷慨和互相支持的美德塑造了十二月党人之间“基于基督教公社的复兴”的关系。不是所有十二月党人都拥有大量个人财富。那些没有从家人那里收到一分钱的十二月党人每年只有微薄的114卢布国家补贴，这笔钱相当于一名列兵一年的兵饷。但是，为了确保没有人陷入严重困境，十二月党人成立了一个罪犯协会，每个人都要向这个团体投入与他的所得相称的钱款。巴萨尔金被选为财务主管，负责记录账目，确保每个人每年都可以拿到不少于500卢布——不管这个人本身的财产有多少。从圣彼得堡寄来的物品被放在一张公共桌子上（毕竟那里只有一张公共桌子，如扎瓦利申苦笑着所说的那样），可以共同使用。罪犯协会制度体现了他们对团结和平等的普遍热情，彼得·斯维斯图诺夫在1831年9月从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用讽刺性的话描述了这种制度：

这确实是我们的小型“国家”。我们每年会利用无记名投票的多数原则，选出一个统治者和一个管理者，他们会实现罪犯协会的意志，他们的特权存在于，应落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会由其他成员完成。罪犯协会的民意是其最高法院，判决所有冲突。我们有一套规则、我们自己的预算、我们自己的特别委员会、选民和代表。总而言之，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假装成一个共和国，好像在我们的不幸境遇中安慰自己。这是对我们的梦想的一种拙劣效仿，它可以为关于人类思想的缺陷的研究提供材料。

沮丧和孤独的斯维斯图诺夫在1831年时不可能想到十二月党人的“共和国”会在此后几十年里影响公众的想法。如果说十二月党人的共和主义作为一个在圣彼得堡的政治活动失败了，那么通过他们在涅尔琴斯克的小规模社区中实践，他们的共和主义成了向下一代专制政权反对者发出的号角。

在差不多整个19世纪，十二月党人是所有西伯利亚流放者中所受隔离最少的。书籍、杂志和报纸从俄国欧洲部分大批量涌来，先是进入赤塔，后来进入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这使得十二月党人可以一直跟进了解在帝国和欧洲发生的事件，但有两三个月的滞后。罗森在回忆录中写道：“任何人都不可能及时读完邮递员一次送过来的所有杂志和报纸，因此，这些报刊会被分发给许多读者，然后他们就最重要的事件和内容做口头报告。”1830至1831年，他们一直关注着波兰起义受到的镇压，同情波兰起义者的困境，实际上，波兰起义者很快也会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当局努力对送往涅尔琴斯克的大量俄语、法语、德语和英语出版物实行一种简单的审查，但收效甚微。通晓数种语言的扎瓦利申的文学喜好让列巴尔斯基非常为难，列巴尔斯基只能努力地去评估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书籍里的煽动性内容。

甚至被禁的书籍和报纸也经常到达十二月党人手中，它们还经过了沙皇的私人官署，涅尔琴斯克地区就从属于这个部门。“我们通常采用下列窍门，”扎瓦利申解释，“把书籍的目录页裁下来，然后在那个位置粘贴上一本普通书的目录页，一般是‘关于考古学、植物学等的学术著作’。”因此，这些被流放的革命者读到了吉本、孟德斯鸠、富兰克林和卢梭等人的著作。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特鲁别茨科伊和沃尔孔斯基让人从圣彼得堡运来了自己的私人藏书。米哈伊尔·卢宁拥有“大量宗教方面的藏书，包括所有希腊和拉丁教父著作的无价初版”，而扎瓦利申拥有“十五种不同语言的藏书”。在几年内，十二月党人的藏书超过了十万册（扎瓦利申估计有近五十万，但他很可能说得夸张了）。

许多十二月党人出自俄国最高级别的精英阶层，接受过古典教育。有几个人开始给自己的同志讲课。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有一套极佳的地图收藏，他会用这些地图阐明军事战略；尼古拉·别斯图热夫教授军事史和海战技能。作为具有从医资质的医生，费迪南德·沃尔夫教授解剖学和物理学，而奥博连斯基讲授文学，帕维尔·博布里谢夫-普希金讲授数学。他们彼此之间流利地使用多种语言，这些语言是他们相互教授的。奥博连斯基和卢宁学习了希腊语；斯维斯图诺夫学习了拉丁语、英语和德语；拥有杰出语言天赋的扎瓦利申熟练掌握拉丁语、德语、意大利语、现代希腊语和波兰语。阅读和写作是一回事，准确的发音却是另一回事。精通英语的卢宁会恳求他的学生：“先生们，你们尽可以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只是请不要尝试说英语！”另一位被流放的军官尼古拉·别利亚耶夫回忆，十二月党人被流放的时期“是一段美妙的道德、智力、宗教和哲学学习时间”。先是赤塔，后来是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成了沙皇帝国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区最有活力的文化中心。作家兼外交官谢苗·切列帕诺夫在1834年调查了十二月党人的团体，他在日记上记录：“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可以称得上一个拥有一百二十名学者或教授的学院或大学。”

十二月党人还十分注重实践活动。尼古拉·洛雷尔写道：“我们当中出了各种能工巧匠，比如锁匠和家具木工，家具木工的手艺真的可以与圣彼得堡木工的手艺相媲美。”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堪称多面手。他会制作钟表、鞋子、玩具、摇篮和棺材。为了帮助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他学会了如何给她从圣彼得堡运来的钢琴维修和调音。他为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绘制了很多精美的画像，为赤塔、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和周边地区绘制了风景画。沃尔孔斯基和亚历山大·波焦是具有天赋、手艺精湛的园艺师，他们竭力在赤塔要塞培育了一个菜园。“为一百人出产够吃整个冬天的农作物是项艰巨的任务。”奥博连斯基自豪地写道。“秋天，我们从田里收获了蔬菜，腌制卷心菜和甜菜，存储土豆、萝卜和胡萝卜。”沃尔孔斯基从圣彼得堡订购了种子，把玛丽亚的房间变成了一个临时搭建的植物园。通过建造温室，波焦成功种植了芦笋、甜瓜和花椰菜。

然而，让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和其他十二月党人沉浸其中的狂热活动从未平息过他们深深的绝望感，即对起义失败的绝望和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的绝望。“我渴望生命，但我正躺在一个坟墓里。我完全想错了。我所做的一切让我应该被枪决，我从未指望着自己能活着，而现在我不知道活着要怎么办。”别斯图热夫于1838年从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写信跟一个同志说。“如果我一定要活着，那么我就必须行动！无所事事比炼狱还糟，所以我锯东西、刨平东西、挖掘东西、粉刷东西，但时间仍然像冰冷的水滴一样滴落在我狂热的头上，于是我立即就感受到了我那可怜破碎的心里有剧痛袭来。”

十二月党人根据民主原则建立一个富有意义的社区的能力，以及他们在西伯利亚当地居民当中对农业和教育活动的追求，为其他人提供了鼓舞人心的榜样。回顾十二月党人被流放的几十年，扎瓦利申发现，在他们与西伯利亚当地人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某些新的内容：“我们是西伯利亚出现的第一批所有人都可以接近的上层社会人士。我们的言行举止遵循的风尚完全不同于当地居民在他们的上级和官员那里已经习惯的样子。他们见到了同情和共同的努力，而不是压迫和敲诈。”在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俄国，这种价值观念是对支配着各种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的等级制度的含蓄否认，带有一种激进的指控意味。

与围绕着十二月党人的种种神话相反，他们并不是圣人。在十二月党人的回忆录中，他们一般不愿意说同志的坏话，但是扎瓦利申并没有回避他们在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的生活中不太美好的方面。他讲述，随着更富有的十二月党人在几年后开始在监狱周围建造自己的私人住宅，这种社区感开始减弱：“他们向我们保证，这样做是为了减轻过度拥挤的问题，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个原因……这样做破坏了平等，让一些人不受社会监督的控制，这不仅促生了富人的特权，而且在新生的无产阶级中促生了奴性。”例如，沃尔孔斯基家和特鲁别茨科伊家都有约二十五名仆人，包括一名助产士和一名簿记员。穆拉维约夫家甚至有自己的管家。在监狱里还有四十名仆人：保镖、厨师、面包师、园丁和猪倌。结果，有些人“开始成为更有特权的人，为了从他们那里获得私人利益，赞助人、党派分子和私人派系出现了”。纸牌和酒精，“这些以前不可想象的东西开始出现在监狱中并且开始摧毁我们的人品”。许多人召妓，从周边农民家庭的女儿那里购买性服务。列巴尔斯基发现伊万·苏希诺夫以前在捷连堆的同伴亚历山大·莫扎列夫斯基“正维持着最肮脏的关系，做着最不堪的行为”。斯维斯图诺夫拉皮条，嫖娼。他从他的兄弟阿列克谢那里收到了很多钱，但他交给罪犯协会的钱非常少，“他把其余的钱用来狂欢，用来从不正派的乡村父母那里诱惑和购买无辜少女”。亚历山大·库切夫斯基严重虐待自己年轻的新娘，于是她逃跑了，他不得不花钱让人把她找回来。

尼古拉一世将十二月党人的苦役刑期缩短（这是专制主义宽大处理的一个例子，这种宽大处理基本不会动摇一个严格执行惩罚之人的形象）之后，他们从1835年开始从服苦役转为到定居点定居。尼古拉·别斯图热夫的弟弟亚历山大等人获准前往南高加索加入帝国陆军，参与在那个地区的殖民战争。但大多数人被分配到西伯利亚各地的小城镇和村庄。西伯利亚的高级行政官员和省长在任职时把自己的职务看作某种短期的殖民地委派，和这些官员不同，至此已经意识到尼古拉一世并不打算给予他们大赦的十二月党人把西伯利亚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们继续在当地人当中从事农业、民族志和教育工作。巴萨尔金和罗森教导布里亚特人如何栽种荞麦、黑麦、大麦和大麻。别斯图热夫开始从中国进口长柄大镰刀，以便更好地为牲畜收割和储存饲料。在赤塔，波焦教布里亚特人如何使用温床提早种植作物，并证明了这里是可以种植烟草、芦笋、黄瓜和西瓜的。

扎瓦利申为赤塔当地农民和布里亚特人的孩子成立了一所学校；尼古拉·别斯图热夫、亚历山大·别斯图热夫和奥博连斯基在涅尔琴斯克成立了另一所学校；亚库什金在西西伯利亚的亚卢托罗夫斯克开设了第三所学校。这三所学校都采用了先进的英国教育理论。亚库什金甚至开办了一所女校，这所学校在四年内招收了五十多名学生。十二月党人中也有一些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他们在当地的通古斯人和布里亚特人当中推广了基本的医疗服务。其中最著名的医生是费迪南德·沃尔夫，他于1836年获准行医，并于1852年成为新开设的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里的一名内科医生。

在收到家人的慷慨资助后，沃尔孔斯基夫妇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城外的乌里克村定居点。在重新融入伊尔库茨克官员和富商组成的文明阶层前，他们在乌里克村建设了一个经营成功的农场，并建立起了家庭。在伊尔库茨克，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创建了一所孤儿院和几所学校。她还在城中心装修精美的沃尔孔斯基大宅（现在是一个纪念十二月党人的博物馆）里举办社交聚会和音乐会。沃尔孔斯基家成了伊尔库茨克生活中的一个文化机构，它将俄国大城市的品位和生活方式传播到了西伯利亚的地方社会。即使在今天，令人印象深刻的伊尔库茨克市政建筑（包括歌剧院、博物馆和美术馆）都与十二月党人的文化影响有关。

巴萨尔金从事了一项关于西伯利亚的经济、社会和行政问题的普查，马特维·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对亚卢托罗夫斯克地区进行了一次数据分析。彼得·鲍里索夫和安德烈·鲍里索夫兄弟收集、编目了一大套昆虫收藏；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完成了详细的民族志研究活动，包括编纂一部布里亚特语-俄语词典。有些十二月党人还加入了西伯利亚的政府工作中，在这里急缺称职官员的行政机构中担任统计学家和农学家。虽然亚历山大·布里根仍是一个“国家罪犯”，但他被任命为西西伯利亚库尔干地区的地方法院主席。甚至在被捕以前，扎瓦利申就是一名公认的研究俄国远东地区的专家，现在他成了东西伯利亚当局的重要顾问，并对阿穆尔地区进行了一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

随着各种项目令当地居民受益，十二月党人让欧洲知识阶层在西伯利亚站稳了脚跟。十二月党人（如巴萨尔金）为自己给当地居民带来的“道德和教育益处”和“有用的新观念”而感到自豪。正是在这个狭义意义上，政府的流放制度有益于这片区域的整体发展。在19世纪，受过教育、出自贵族阶层和知识阶层的流放者为西伯利亚公民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而持久的贡献。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是想在乌拉尔山以东的地区寻求挽救和改造的罪犯，而是因为他们在流放中继续追寻着为国效力的共和主义理想，起初，正是这种理想让他们与专制政权为敌。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下一代政治流放者会遵循十二月党人的脚步。在被剥夺了在当地追求民主目标的机会后，一些政治流放者会在西伯利亚找到释放他们的改革能量和进行公民活动的地方。

然而，政府一直深切怀疑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政治影响力。在十二月党人被释放到定居点后，官方要求同一个城镇不能有三名以上十二月党人定居（但地方当局普遍蔑视这条规定）；他们一直处在警方的监督下，如果没有明确的许可，他们不能离开自己被指定的地区。结果，十二月党人现在比在赤塔和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时要孤立得多。1840年，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在信中对奥博连斯基说：“我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比在监狱里多得多，所以现在至少我的物质存在是可能的。而至于思想生活——再见！”别斯图热夫想要参与社会生活和实践工作，但因为他不得不住在外贝加尔地区的小村子谢联金斯克，他无法实现上述愿望：“我被释放到了定居点，而且有干劲，所以我想成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至少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成员，而不是一个游手好闲之人。但是我们受到的种种限制意味着，即使有最好的意愿，我们也什么都干不了。”

官方限制了十二月党人的迁移和活动，这也剥夺了他们互相扶持的机会。扎瓦利申在1842年从赤塔给本肯多夫写信说，由于他无法自由行动，因而他不能依靠务农或从事任何其他行业来谋生，他请求获准出版自己写的书。只有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安德烈·罗森是一个合格且成功的农民；大多数在定居点生活的十二月党人要么依靠俄国欧洲部分的家人补贴生活，要么被迫自己谋生。“我们的许多朋友忍受着真正的贫困，”沃尔孔斯基在1841年对自己的同志亚历山大·普辛写道，“穆拉维约夫家和特鲁别茨科伊家都十分富裕，我们都没有债务，但也有些人穷得不名一文……我们在尽自己所能地帮助他们。”

贫穷和孤立最终让许多十二月党人死亡。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在赤塔曾说过，“如果我们被分散在不同的矿山，……那么我们很可能已经像苏希诺夫那样死去了，或者在穷苦的重压下而在道德上屈服”，其实他在不经意间预言了几个同志在被释放到定居点以后的命运。1832年，33岁的军官康斯坦丁·伊格尔斯特伦在被释放到定居点的前夜绝望地写道：“现在我被告知要去耕种土地。我在军事学校上了十年学，在军队服役十年，在各个监狱待了七年。所以问题是，我在哪里学过农业技能？”1844年，在托博尔斯克的一个肮脏的棚屋里，亚历山大·巴里亚京斯基死于梅毒；鲍里索夫兄弟靠出售他们在东西伯利亚研究的昆虫的草图勉强维生。彼得死于1854年9月30日，而长期与精神疾病做斗争的安德烈在几天后上吊自杀。

米哈伊尔·卢宁总是预言，十二月党人只有三条路：“有些人会结婚，有些人会进入修道院，其余的人会酗酒致死。”然而，卢宁没有应验他自己的这些预言。卢宁是最值得注意的十二月党人之一，他也许比其他人都明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力量其实不在于它武力挑战了圣彼得堡的专制政权，而在于它塑造了一个爱国主义和共和主义美德的振奋范例。卢宁的同志们在和当局打交道时“安静又顺从”；与他们不同，卢宁一直是态度挑衅、无所畏惧的。

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卢宁在赤塔和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始终和其他十二月党人有些疏离。1835年年底被释放到定居点以后，他在乌里克村与沃尔孔斯基家和穆拉维约夫家为邻。在乌里克村，他开始给自己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尤瓦若娃写信，在信中辛辣地声讨自己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以及沙皇制度的腐败和不公。不久后，这些鲁莽的信件开始引起政府的愤怒，而卢宁原本就知道这些信件会经第三厅审查。

在东西伯利亚这个孤立的小村庄，卢宁明白，国家对十二月党人的惩罚只是提高了他们在受过教育的俄国公众眼中的形象。“没有人有权力，”他在1837年给他的妹妹写信说，“去羞辱那些不该被羞辱的人。我曾站在绞刑架前，曾戴着脚镣。但你真的认为我蒙羞了吗？我的政治对手不这么认为。他们不得不使用暴力，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手段来反驳我表达的进步观念。”一年后，卢宁写道：“在监狱里，在流放中，我的名字已经被改了好几次，每次改名都越变越长。在官方文件中，我现在被称为‘国家罪犯，被流放到定居点’，所以现在我的名字后附有一长句话。在英国，他们会说：‘卢宁，反对派成员’。”卢宁确信：“我因之被判处政治死亡的观念将在几年内成为公民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 本肯多夫的助手给他的主人写信说，卢宁的这些信是“表明卢宁的错误观念根深蒂固的证据”。

本肯多夫禁止卢宁通信一年，但当卢宁最终于1839年再次获准拿起他的羽毛笔时，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受到恐吓的迹象。相反，卢宁完全没有采取谨慎态度。在那些他知道必然会令圣彼得堡大怒的信件中，他嘲笑“体现在我们的规范、习俗和制度中的奴隶制”，并写道：“我们不害怕战死沙场，但不敢在国务会议上为正义与人道辩护。” 他批评农奴制，并把矛头对准令人窒息的俄国审查制度：“在我们的时代，如果我们的话不包含某种政治意义，说个‘你好’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他写道，被流放到阿哥斯的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最后的愿望是，“他的遗骸能被带回祖国，埋在故乡的土地上；我最后的愿望是，我的想法……能被从西伯利亚荒漠带回故土，让它们在我的同胞心中传播和发展”。他让妹妹“传播我的信件。它们的目标是让人们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

卢宁的厄运因为写了几篇严厉谴责俄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政论文而注定了。在其中一段运用了强烈修辞的段落中，自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后，卢宁向专制政权提出了一份严厉控诉：

如果我们的流放者可以从西伯利亚荒漠深处发出他们的声音，那么他们首先会对统治阶层的领导者说：“你们在过去十五年里为人民做了什么？……你们承诺倾听和实施所有被合法表达的关于改善国家状况的主张，但通过对新闻自由施加新的限制、阻碍与欧洲的关系的发展、用反动制度使文明的原则无法运作，你们的承诺变得不可能。我们倡导崇拜法律；你们却倡导崇拜个人，在教堂里存放君主的服饰，好像它们是一种新的圣物。你们亲自清洗了俄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并把她抛入了一个死亡的深渊，抛入间谍活动和无知的黑暗当中。你们用刽子手的手消灭了启发社会运动并指导其发展的思想。你们用什么替代这些思想？我们会反过来在我们的同时代人和后代人的法庭上传唤你们：请你们为自己辩护！

本肯多夫在1841年2月下令逮捕卢宁，“并立即将他送到阿卡杜伊矿山，但不是让他在那里工作，而是让他受最严格的监禁，让他与所有的其他罪犯分开，为的是让他不能与任何人有当面或书面联系”。一个月后，卢宁在乌里克村自己的农场中被拘捕，随后进入他的妹妹后来称为“流放中的流放”的状态。他的流放目的地未向他的朋友和家人公开，最终，他于4月到达阿卡杜伊。

即使以涅尔琴斯克的惨淡标准来衡量，阿卡杜伊矿山也是一个荒凉之地。列巴尔斯基曾把它当作建造十二月党人监狱的一个可行的位置，但后来发现阿卡杜伊所在的大“坑”“环境恶劣、有害健康”。据说，空气很浑浊，夹杂着从冶炼厂吹来的烟雾，矿山方圆三百千米内没有鸟类可以生存。流放者认为阿卡杜伊是囚犯被活活埋葬的地方。从来没有人从那里生还。

对卢宁来说，从监狱里把信件偷偷送出去（通过他在那里遇到的波兰囚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成功地在1842年1月给沃尔孔斯基送去了信：

阿卡杜伊监狱的建筑师无疑继承了但丁的想象力。与我现在的住处相比，我以前的牢房简直是女士的闺房。他们不让我离开他们的视线，守卫站在门边和窗边，无处不在。和我一同被囚禁在这里的有五十个杀人犯、暗杀者、强盗和造假者。顺便说一下，我们相处得相当好。这些人很喜欢我。他们让我保管他们的小笔财富，向我吐露他们的小秘密，当然，这些秘密经常出现在流血的冒险故事里。

当局给卢宁供应的食物非常少，他意识到自己“被判处在监狱里缓慢死去，而不是在绞刑架上快速死去”。1843年，卢宁写信给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我被包裹在黑暗中，被剥夺了空气、空间和食物。”水分沿着牢房的墙壁流下，空气十分潮湿，因此他的书很快就长了霉菌。他给沃尔孔斯基夫妇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844年10月以后的某个时间写的。我们不知道第二年他发生了什么，但是在1845年12月3日，他在昏暗的牢房里呼吸了最后一口气。他的尸体在第二天被人发现，四周散落着无价但腐烂的柏拉图、荷马、希罗多德、塔西佗、西塞罗和奥古斯丁著作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版本。

故事在政治中很重要，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令人窒息的文化正统观念下，故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十二月党人作为灵魂残缺的叛徒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反抗专制政权的起义的突出之处仅仅在于起义的不专业性。然而，在西伯利亚，他们发现的不是政治上的湮没，而是政治上的重生。当然，这些起义者从来都不是其支持者描绘的那种道德质朴、无法安抚的革命牺牲者。但他们在流放地的生活确实给同时代人提供了一个关于共和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美德的振奋故事。在赤塔和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十二月党人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持续追求，是对沙皇制度中的压迫性社会等级制度的含蓄否认。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公民活动——他们的园艺、他们的教学工作、他们的民族志研究——表达着他们对公益的热情追求。总之，他们为自己塑造了一种仍然忠于1825年12月14日的理想的生活方式。

在十二月党人流放期间，时间、政治和技术的进展，使他们在西伯利亚的生活更接近俄国首都的世界。1842年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死后，沃尔孔斯基沉思地说：“死在西伯利亚并不令人悲痛，但遗憾的是，我们这些蒙羞之人的尸骨在这里都没有一座单独的坟墓。这样说不是出于骄傲或个人虚荣心。如果被各自分开，我们和所有人一样落满灰尘。但是如果我们被聚集在一起，有点运气的话，我们的尸骨将成为祖国的伟大事业的一座纪念碑，成为一场为以后几代人举办的有价值的葬礼宴会。”但是沃尔孔斯基是一个务实的人，而且在他在乌里克村的农庄中，关于那些将在尼古拉一世的继任者在位时从西伯利亚涌入公众视野的大量出版物，他毫不知情。这些回忆录、信件和已发布的档案确实为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涯和将他们带到那里的理想树立起了一座高耸的文学纪念碑。十二月党人未被后世遗忘，而是在19世纪下半叶成了改革者和革命者的偶像。对下一代专制政权反对者来说，其中一首最持久的护佑诗歌是由十二月党人诗人亚历山大·奥达耶夫斯基写的。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形容奥达耶夫斯基“把自己的监禁生涯都用在了诗歌创作上”。1827年年底，在赤塔要塞，奥达耶夫斯基用诗歌回应了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即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在1826年12月离开莫斯科时随身携带的那首诗：

3年后，1830年11月29日，部分是由于十二月党人的事例的启发，波兰人民，而不是俄国人民，将“在黑夜中醒来”。在尼古拉一世统治的漫长时间里，这场起义是对俄国的帝国权威发起的最严峻的内部挑战。

在被流放的121名十二月党人军官中，只有几十个人比他们的仇敌活得久。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2月18日去世，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迅速摈弃了父亲的停滞和镇压政策的许多方面。1856年8月26日，亚历山大二世颁布加冕宣言，为还在世的十二月党人的大赦做好了准备。共有21人（包括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叶甫盖尼·奥博连斯基和谢尔盖·沃尔孔斯基，还有玛丽亚）一起踏上了返回俄国欧洲部分的旅程。在新统治者上任初期，在思想进步的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越来越高昂的乐观氛围中，这些人的突然出现似乎预示着，那些曾令他们远赴西伯利亚的理想现在或许终于会被国家实施了。在莫斯科的沙龙中，这些年迈流放者的形象——现在因为年老而驼背——激励着年轻一代俄国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把沃尔孔斯基当作“从俄国荒野中走出的基督”。1861年沃尔孔斯基夫妇在欧洲旅行期间，在佛罗伦萨遇见了年轻的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被这个“非凡的老者”（沃尔孔斯基）吸引住了，于是开始构思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这部小说最终成了他的杰作《战争与和平》（1869年）。

在1861年夏天在巴黎遇到沃尔孔斯基后，资深异见作家赫尔岑称十二月党人是将继续与专制政权斗争的众多革命者的鼻祖：“这些可敬的老看守人的灵魂将从大地上升起，把他们的孙子召唤到他们的儿子的坟墓旁，然后为这些人指明道路。”19世纪60年代，这些回归的流放者成了十二月党人的民主理想和爱国理想与挑战专制政权的新一代激进分子——民粹主义者——之间的纽带。

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去世于1863年，谢尔盖去世于两年后。在去世之前的几个月，谢尔盖开始写作回忆录。他不会为自己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而道歉：“我选择的那条路把我带往最高法院，带往西伯利亚，带往苦役，带向三十年背井离乡的流放生涯，然而，我不会背弃我说过的每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