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尔琴斯克矿区西起贝加尔湖东岸，东至中国边境，这片横跨1300千米的多山丘、多林木地区是尼古拉一世时期最可怕的流放地。涅尔琴斯克的采矿业发端于16世纪末，第一个银矿冶炼厂于1704年在涅尔琴斯克扎沃德建立，该城位于东西伯利亚首府伊尔库茨克以东1600千米处。这个偏远而荒凉的地区从未吸引过很多自愿劳动者，因此当局是从苦役犯和被征用的农民当中招募矿工的。在18世纪40年代之前，涅尔琴斯克一直是俄罗斯帝国唯一的银矿区，并且在18世纪60年代之前，这里的产量始终不大。俄国参与七年战争（1756—1763年）之后，金属需求量增长，采矿业扩张，这里的产量才开始变大。在1704到1750年的数十年间，涅尔琴斯克只开采和提炼了9000千克白银，但仅在18世纪80年代这十年中，产量就跃升至7.6万千克。到19世纪初，涅尔琴斯克发展为重要的银矿、铅矿、铜矿和金矿开采地以及主要的西伯利亚苦役劳动场所。

到19世纪20年代，以涅尔琴斯克城的行政中心为圆点，四周分布着7个冶炼厂和20个银矿山。每个劳动场所周围都聚集着定居点，共住有1.7万名工厂工人、矿山雇员和士兵，还有约6000名流放者，其中1/3是苦役犯。页岩和岩石覆盖着矿山上方的山丘。夏天，这些石头上长着一层薄薄的植被，冬天则盖着厚厚的积雪。茂密的树林环绕着定居点，晚上人们可以听到野兽穿林而过的声音。工程师和民族志学者格里戈里·斯帕斯基在1820年记录了他对涅尔琴斯克扎沃德的阴郁印象：“沿着长6000米的下坡路走向这个城镇，仿佛走入一个深坑，在这个深坑里，摇摇欲坠的建筑杂乱地散布在斜坡上。只有来到主街上才可能看到冶炼厂的建筑。”在城镇里面，熔炉喷出令空气难以流通的浓重黑烟；矿工的喊声和诅咒响彻泥土路和破旧的建筑。到19世纪20年代，这些矿山太过声名狼藉，因而亚历山大·普希金在他的诗作《沙皇尼基塔和他的四十个女儿》中把“通往涅尔琴斯克之路”暗指为那些得罪沙皇的人将要面对的可怕命运。西伯利亚的矿山臭名昭著，而在涅尔琴斯克的矿山无愧于这一声名。

在第一组十二月党人谢尔盖·沃尔孔斯基、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以及他们的6个同志从圣彼得堡出发3个月后，1826年10月，他们到达布拉格达茨克矿山。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后来回忆，这座矿山是“一个有着一条孤零零的道路的村庄，村子周围是分布着矿井的小山，矿井中含银的矿层已被挖掘……如果方圆50千米的树林没有被砍伐，这本该是个美丽的地方（之所以将树木砍掉，是因为当局担心逃亡的苦役犯可能会藏在林中）；甚至连灌木也被砍伐了。冬天，这里十分荒凉”。

这些十二月党人两人一组地被安置在某个营房的狭窄小库房里，营房由一个大型俄式炉子供热。他们来时带着几千卢布，在涅尔琴斯克矿区负责人季莫费·布尔纳舍夫把他们的钱没收，再分期发还给他们之前，他们可以用这些钱购买生活必需品。这些十二月党人用这些钱让他们的4个警卫为他们效力。叶甫盖尼·奥博连斯基回忆，警卫们“为我们准备食物，安排茶饮，为我们干活，而且不久后就开始喜欢我们，他们成了最得力的助手”。布尔纳舍夫“有点粗暴，但从他的命令中可以感觉到，他想改善我们的境况”。虽然十二月党人被判处作为普通苦役犯在矿山劳动，但东西伯利亚总督亚历山大·拉文斯基写信告诉布尔纳舍夫，他们“不能被累到精疲力竭”。

尽管有这些相对的优待，但沃尔孔斯基在1826年11月用明显不够淡然的语气给妻子写信：“从我到达这个地方的那一刻起，我就被安排到矿上工作。我白天做着艰苦的体力劳动，休息时间待在黑暗的牢房里而且总是处在极其严格的监督之下，这种监督比我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禁期间还要严格。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的命运有多么难以忍受，我的处境有多么可怕。”奥博连斯基在评价布拉格达茨克的条件时没有那么夸张：“工作本身不那么繁重，但地下的工作条件非常不便：我们必须在一个通向一堵竖直墙的洞窟中工作，要在洞窟里跪着，并根据洞顶的高度变换不同的姿势，还要挥动重6至8千克的锤子。”奥博连斯基回忆：“在地下工作时，我们没有指定的工作量，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和休息时间；此外，工作在11点结束，其余时间由我们自由支配。”反常的是，在地面上的条件要差得多：“休息日等于遭受惩罚的日子：在闷热、几乎不能转身的牢房里，数百万臭虫和各种令人憎恶的生物从头到脚爬满我们全身，让我们不得安宁。此外还有官员的无礼态度，他们习惯于与苦役犯打交道，把虐待和辱骂我们当成自己的职责。”

尼古拉一世命令涅尔琴斯克当局严密监管“国家罪犯”，并且每月向圣彼得堡汇报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精神状态。官员报告，这些人很顺从，但有时会情绪低落。只有一次，十二月党人一改往日的温顺，愤而反抗。当时，一个工作积极的矿山官员突然下令：当犯人不工作时，牢房要始终锁着。十二月党人想要捍卫自己在自由时间互相来往的权利，并且主张连续十八个小时被关在通风不良的库房里会损害自己的健康，于是开始绝食抗议。一两天后，布尔纳舍夫便出面干预。他希望平息事态，避免这些显赫的犯人出现任何伤亡，因此他命令库房门不必上锁，换下了那名矿山官员，并恢复了之前的管理规范。

从莫斯科出发六个星期后，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于1827年2月10日到达了布拉格达茨克矿山，见到了早几天到达的叶卡捷琳娜（卡佳）·特鲁别茨卡娅。为了获准见到自己的丈夫，这两名妇女被迫签署了一项保证书，承诺自己每隔三天才能见一次自己的丈夫，而且见面时会有一名军官在场。所有信件都要经过涅尔琴斯克矿区军事指挥官斯坦尼斯拉夫·列巴尔斯基少将之手。沃尔孔斯卡娅和特鲁别茨卡娅不能给丈夫送去任何书面材料或其他物品，不能传播丈夫写来的任何信件。她们只能雇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仆。她们与丈夫说话时只能用俄语（不能用法语），而她们以往通常只有在跟仆人和农奴说话时才使用俄语，而且她们的俄语说得不太好。9第二天，玛丽亚被带到矿山营地去见自己的丈夫，这是在谢尔盖于前一年7月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出发后他们第一次见面：

起先我什么也看不清，因为营房里太暗了。他们打开了左侧的一扇小门，然后我走进了丈夫的牢房。谢尔盖快速向我走来；我被镣铐的当啷声吓了一跳：我之前不知道他戴着脚镣……看到他的镣铐后，我深受打击，于是我跪了下来，先亲吻了谢尔盖的镣铐，然后亲吻了他。

沃尔孔斯卡娅和特鲁别茨卡娅一起在矿山定居点租了一个小屋。“那里非常狭窄，”玛丽亚回忆，“我躺在放在地板上的床垫上时，头会碰到墙壁，脚会碰到门。炉子冒烟严重，院子里起风时，炉子就没法用了；窗户上没有玻璃，只有云母。”在布拉格达茨克的头几个月是一段很困难的时期。她们到达布拉格达茨克时身上的钱不多，而她们的女仆迅速抛弃了她们，跟着当地的哥萨克人离开了，而且此时她们二人连最基本的家庭杂务也不会，现在她们不得不开始一段艰难的新生活了。和沃尔孔斯卡娅一样，活泼的卡佳·特鲁别茨卡娅出生于一个非常富有的圣彼得堡贵族家庭，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的身边总是围满了周密照顾她的仆人。她成长于一座华丽大宅中，据说那里的大理石饰面砖原属于尼禄皇帝，但她现在却要自己擦洗地板。玛丽亚大部分时间都抱有一种坚忍甚至振奋的态度，但她明显认识到自己在布拉格达茨克的生活极具挑战性，她在1827年10月写给母亲的信中暗示：“亲爱的母亲，在这里生活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我们被禁止在书信里公开谈论这里的生活，这对您来说是多么幸运。”

尽管沃尔孔斯卡娅和特鲁别茨卡娅自己面临着种种艰辛，但她们却还能够为那些十二月党人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一旦这两位女性出现在矿上，她们的丈夫就开始恢复精神。然而，她们越来越担心，犯人们糟糕的饮食正在损害他们的健康。特鲁别茨科伊再次开始咯血，沃尔孔斯基患有胸痛，阿尔塔蒙·穆拉维约夫患有腹绞痛。特鲁别茨卡娅找出了自己带来的一本食谱，开始在她和沃尔孔斯卡娅共同租住的小屋里用木炉子为这些犯人做饭，然后委托她买通的士兵把饭菜送给犯人们。这两个妇女开始用自己的名字但代表丈夫写信给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朋友和家人，这打破了自从十二月党人来到布拉格达茨克以后围绕着他们的消息沉寂。家人了解到流放者的所在地后，立即给他们寄来了信件、包裹和钱。在这两名妇女的帮助下，当局开始对这些犯人做出种种让步。沃尔孔斯基和特鲁别茨科伊获准在妻子租住的小屋与妻子见面，十二月党人可以在休息日在布拉格达茨克周围的乡村散步。几年后，奥博连斯基在写给哥哥的信中把玛丽亚和卡佳描述为“守护天使”。随着这两个“贵族妇女”的出现，他吐露：“俄国出现在她们的心中，高贵出现在她们的性格中……我们创建了一个家庭。”

没有十二月党人的特殊地位带来的好处、私人的钱财和热心的妻子，涅尔琴斯克矿区普通苦役犯的命运要凄惨得多。一名巡视员指出，他们住的营房“即将倾颓，设计不合理……极其狭窄，养护糟糕，室内肮脏”。在一些矿山定居点，80至120人被挤在这样的建筑里，面积为9平方米[原文如此，疑应为90平方米。——编者注]，里面“秩序混乱，没有新鲜空气”。处处都是穷困和脏乱之象。苏格兰海军军官和探险家约翰·邓达斯·科克伦在19世纪20年代初到访过涅尔琴斯克矿区，他认为“苦役犯憔悴、疲惫、可怜和饥饿的样子简直难以想象”。

罪犯工作的矿井是从山体侧面挖进去的简单狭窄坑道。例如，捷连堆矿山是一个直径约4米的洞窟，从山脚下往石灰岩山体中挖进去了50米。矿井的入口在一个小棚子里，通过入口后，矿工们就进入了矿井，下井时他们的脖子上都挂着灯具。他们在井下用锤子和撬棍劈向墙面，敲下石块，随后这些石块会在矿井外被碾碎、筛选。有时，他们会用炸药炸出从主矿井分出去的分支巷道。矿井里的温度令人气闷；墙壁上渗水，人们在坑洼不平的地面上挖了一条排水沟，好让这些水通过排水沟流出去。矿井里有些地方已经被淹了。有位矿山参观者说：“矿井里的湿度会让人联想到澡堂，这种湿度本身就是一种惩罚方式。”

矿工日夜轮班工作，一班12个小时。许多矿工一直生活在黑暗当中：在一年中的好几个月，他们在离日出还有几个小时的清晨进入矿井，夜幕降临很久之后才离开。在俄国农民的迷信文化中，土地是一个黑暗的地狱，里面住着许多恶魔。在矿井里彻底的黑暗中，吱吱叫着的老鼠四处跑动，这里似乎大批量地容纳着这些“不洁的灵魂”。在捷连堆矿山，罪犯们将两个主矿井称为两个每天都在设法毁灭他们的怪物，给它们取名为“咆哮者”和“敲钟者”。这些矿井确实在毁灭他们。矿工会在时常发生的塌方事故中死去，在炮眼中使用炸药、落石、支撑物倒塌都可能导致塌方。在涅尔琴斯克的某个矿山里，3名矿工窒息而死。因为他们3人都不想把一个同志丢在含硫黄的烟雾里，他们在努力救回同志时遇难。矿工们会说到“被大山压碎”或“被洞窟压垮”。

这项工作不仅危险，也极为单调。矿井设计得很粗糙且挖掘得很匆忙，它们以一种非常混乱的方式挖入山侧，而且因为里面散布着坑洞或土堆，所以这里甚至无法使用常规的独轮手推车把矿石运出去，更不用说使用矿井运输车了。矿石全都用制作简易的伸缩设备运出，两人一组配合工作；这个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地方采用机械化作业。刚到达卡拉金矿（位于涅尔琴斯克矿区东部）的犯人会被安排去做“收尾工作”，即把从矿井里挖出的土装到手拉车里，然后把土拖走。甚至农民罪犯也意识到，这项西西弗斯式的工作真的是给役畜干的，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说，这种了悟“无尽地折磨着他们”。

这里的劳动异常费力、单调，于是许多罪犯用一些极端的方法来避免劳动。他们会声称自己犯了需要地方法院特殊处理的可怕罪行。他们这么做，是希望引来调查活动，从而推迟自己返回矿山的时间。他们会声称自己杀了人，把尸体抛在了某个偏远的地方，这样说只是为了延长查清案件所需的时间。如果调查人员无法找到与他们声称的罪行相关的证据，这些罪犯会编造出新的暴行来为自己争取时间，这样他们就可以筹划逃跑，或者跟某个流放者同伴交换身份。比起在地下的危险劳动，有些人更喜欢被关在涅尔琴斯克监狱里。

自我伤害是另一种躲避辛苦劳动的常用手段。有些人会把针插到自己的脸上，然后在-30℃或温度更低的冬天里站在外面，让脸颊肿胀。有些人会故意把手冻伤，甚至冻到手指需要被截肢。还有一种策略是通过将切碎的马毛插入阴茎上的微小切口来模拟梅毒的症状。脓液足以说服所有人这个罪犯不再适于工作，除了经验最丰富的营地医生。

在矿山中，唯一能让苦役犯发挥精力和智慧努力去做的事，就是盗窃金银。有些深谙此道的行家会故意把这些贵重的碎块藏在刑罚定居点外面的围栏里，以躲过警卫的抽查和搜查。有一次，罪犯成功地在一个矿山的存储设施下挖了地洞，以偷取那里积累了一年的黄金。涅尔琴斯克的法院充斥着大量贵金属盗窃案。

这些矿山不是按照企业精神，而是根据圣彼得堡的官僚指示组织工作的，而且这里的人手都是非常不情愿的劳动力，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矿山工作效率低下。1851年，平均每人每天仍旧只能挖出约200千克可以用来筛选黄金的土；在伊尔库茨克省那些雇用自由劳动力的私营采矿企业中，平均每人每天可挖出多达1370千克土。一名负责西伯利亚苦役犯的巡视员哀叹，在19世纪30年代发现卡拉金矿之前，“涅尔琴斯克矿区没有产生任何利润”。比起那些唯一的工作动机就是逃避惩罚的罪犯，西伯利亚的矿山官员更喜欢自由劳动者，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国家想要在西伯利亚把惩罚和殖民结合在一起，而涅尔琴斯克的工作条件暴露了这个计划的一个根本性缺陷。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1822年的流放制度改革把苦役设想为一种改造工具。矿山和冶炼厂应该不仅生产铁、银和金，还应该生产一大批改造过、充满活力且吃苦耐劳的罪犯。而实际上，它们锻造出了一无所有且十分危险的罪犯，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而且在成批地逃跑。东西伯利亚总督亚历山大·拉文斯基于1829年1月向首都报告了苦役犯“无法容忍甚至悲惨”的境况：

他们拿到的工资少到不足以维持生计，但从事着最艰苦的劳动。他们住在糟糕、狭窄、肮脏的营房里，忍受着超出人类力量的危险。这些罪犯没有能让他们远离自己根深蒂固的恶习的财产，一有机会就会从矿山逃跑，然后大概10个人或更多人聚在一起，从事新的罪行，包括暴力抢劫。有些人在被抓获时已远逃至叶尼塞省甚至［西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省。

那些住在矿山定居点营房里的流放者和苦役犯从来没被锁起来，也不戴脚镣。一位官员在1831年向圣彼得堡解释：“考虑到苦役犯人数之多，把他们每个人都戴上脚镣、关在监狱里是不可能的……也缺乏合适的建筑。”在夏天的那几个月里，逃跑就是直接跑进周边的树林中（但逃跑者被抓后通常会被痛打）。

在这片偏远又人口稀少的土地上，流放者几乎不受什么限制，因此在尼古拉一世在位时逃跑者成千上万。虽然涅尔琴斯克刺骨的严寒在1830年春天才开始消退，但是到5月1日，163个苦役犯已经逃跑了。大多数逃犯最终被抓获或者直接自首了，但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干扰了矿上的工作，通常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监狱当局的装备很差，而且有时因为绵延数百千米的泰加林而无法获得增援，所以说比起由他们负责的罪犯，他们人手不足，还经常火力不足。1828年，只有10名军官、40名下级军官和524名士兵负责分散在广阔区域上的约6000名流放者。1830年，涅尔琴斯克矿区军事指挥官斯坦尼斯拉夫·列巴尔斯基少将多次写信给拉文斯基总督，请求增加用来追捕逃犯的士兵。虽然拉文斯基意识到涅尔琴斯克矿区无休止的逃亡和随之而来的频繁犯罪正在损害国家的矿业经济利益，但他只能凑到121名正规兵。1833年，当局下令，成功逮捕一名逃亡流放者的士兵可获得3银卢布。即使如此，这些措施还是难以阻止那些一无所有且危险的犯人逃跑。

在涅尔琴斯克，谋杀案是司空见惯的，作案的是刑罚定居点的流放者和在周边乡村游荡的流浪者。1828年，涅尔琴斯克矿区负责人费奥多尔·丰·弗里施发出的报告里充斥着因少数钱款而杀害一家人的案件、强奸案和绑架案。涅尔琴斯克地区的官员是这个地区唯一拥有可支配收入的人，通常还是流放者的仇视对象，他们尤其容易受到攻击。涅尔琴斯克一座冶炼厂的副职负责人伊万·巴利道夫是一名“品性良好、在矿上尽职工作”的官员。有一次，他下令鞭打2个企图逃跑的苦役犯。当他走到罪犯跟前宣读判决时，其中一个罪犯伊万·伊万诺夫在他面前弯下腰，然后突然掏出藏在袖子里的刀。在场的守卫还没反应过来，伊万诺夫已经把刀刺进了巴利道夫的腹部。虽然当地医生竭力抢救，但巴利道夫还是在2天后去世了，身后留下了妻子和5个孩子。1828年2月，为了17卢布“巨款”，流放者安东·扎哈罗夫把一个涅尔琴斯克士兵的妻子和儿子刺死了。7月，另一个流放者在卡代矿山割破了一个官员妻子的喉咙。这些罪犯甚至在歌曲中称颂他们杀害官员的举动：

因为苦役犯和当地的官员、定居的流放者、在工厂工作的农民混居生活，所以苦役犯可以轻易喝到刑罚定居点小酒馆里出售的伏特加和葡萄酒。酒精可以点燃矿山中盛行的各种紧张、怨愤和仇恨。1828年3月，有人在伏特加的刺激下意图谋杀克里奇金矿山（该地距离涅尔琴斯克城180千米）的工头亚历山大·塔斯金和他的妻子，这个事件最终引发了一场骚乱。某天晚上，以季莫费·伊万诺夫为首的一群流放者在矿山小酒馆喝得烂醉，他们用刀逼着酒保拿出了更多葡萄酒。第二天，还未醒酒的伊万诺夫袭击了一名矿山官员，他当时是知道自己会因为这一罪行遭到鞭打的。但是因为此前塔斯金曾命令伊万诺夫“不要酗酒、喧闹”，伊万诺夫便决心报复塔斯金，于是他闯入了这位官员的住处，意欲谋杀。伊万诺夫发现没人在家，但是他打坏门锁时弄出的声响惊动了塔斯金的邻居，随后邻居们抓住了他。然而伊万诺夫的酒友看到了他被抓捕，于是他们袭击了这些邻居，放了伊万诺夫。接着，他们一起持刀进入酒馆，吹嘘自己打算杀了塔斯金，“烧了定居点，还要割开每个人的喉咙”。其他罪犯开始加入他们。直到晚上，足够多的军人和矿山工作人员齐集现场后，这些罪犯才被抓获。他们被处以鞭刑，并被判处终身服苦役。

涅尔琴斯克当局越来越担心：这些苦役犯（其中许多人以前是军人）现在显示出他们有能力实施协调一致的军事抵抗。列巴尔斯基在1828年6月抱怨：“这些被流放的苦役犯策划的阴谋一年比一年复杂。”前一年8月，57名罪犯随流放队伍进入矿区，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其守卫的叛乱，其中25名罪犯成功骑着驿马逃跑。哥萨克人索波列夫召集了一群人去追捕逃犯，最终将他们逼至一个湖的岸边，要求他们投降。但流放者拒绝投降，于是这群哥萨克人向他们发起进攻，随后双方展开了一场长达4小时的战斗，在此过程中，索波列夫身受重伤，2名流放者被杀，很多人受伤。其余逃犯最终被抓获，只有一人成功逃脱。下一个月，另一支向涅尔琴斯克行进的罪犯队伍袭击了他们的哥萨克和农民守卫，并把守卫锁在休息站里，随后他们也骑走了驿马，逃进了附近的森林里。逃亡途中，他们洗劫了庄户人家，还打伤了3个人。虽然这一行人不超过28人，而且列巴尔斯基称“他们最终在与中国交界处被哥萨克边防兵打败，但是在他们防守时，他们是按一定的编队进攻或撤退的”。他们的目的是“袭击各个矿山，通过口头说服或者武力威胁，迫使其他苦役犯……加入他们。他们因为这样得到了增援，并计划奔向中国边界”。列巴尔斯基严峻地指出，这样有组织、有纪律的抵抗“此前从未出现过”。因此，他要求自己手下的兵将加强力量。

在这个由凶暴的罪犯和畏怯的官员组成的阴暗世界里，告发和诽谤几乎是一种通货。流放者会向当局报告阴谋消息——有的是真的，有的是编造的——为的是给自己谋求一些好处或者特许权。季莫费·菲利波夫于1823年被判处鞭刑并终身服苦役。为了拖缓到达涅尔琴斯克的时间，他多次写信告发行刺亚历山大一世的阴谋。他的举报由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但官员们认为这些举报都是捏造的，他编造出这些说法只是为了拖延执行判决的时间，或者是为了让自己被召到圣彼得堡去。他们推断：“菲利波夫想要救的是自己的性命，而不是沙皇的性命。”菲利波夫没有灰心，他在托木斯克与一个罪犯同伴交换了名字，从而成功逃离了一支在1827年向涅尔琴斯克行进的流放队伍。冒名顶替的事暴露后，他立即被带到了伊尔库茨克。在伊尔库茨克，菲利波夫迫切地想要延缓惩罚，因此，他又揭发了多起共济会密谋者意图杀害皇室成员的阴谋。这一次，菲利波夫似乎做得过火了。他的举报传到了沙皇秘密警察第三厅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冯·本肯多夫的耳中，本肯多夫断然否定了这些指控。1830年，菲利波夫被处以45下鞭刑，脸上被打上烙印，并被送往原本他在涅尔琴斯克矿区的流放地。

对于想要讨好当局的流放者来说，十二月党人是非常显眼的告发目标。被流放的军官安德烈·罗森和德米特里·扎瓦利申都注意到，当局对于十二月党人抵达西伯利亚感到非常紧张。这些起义者的罪行是有组织地集体攻击专制政权，而这个政权正是当局宣誓保护的对象。如果说先前的起义失败，部分是因为在参政院广场上的士兵几乎不了解他们被命令为之战斗的事业，那么或许在涅尔琴斯克，因为一种由共同的绝望造成的团结，情况会有所不同。十二月党人在1827至1828年到达这个地区，这或许会给这些贫穷且绝望的罪犯带来政治方面的领导力量。

有些人想要利用政府的焦虑，罗曼·梅多克斯便是其中之一，他就像是一个从尼古拉·果戈理讽刺作品里走出来的人。梅多克斯是19世纪最惊人的俄国冒险家、盗用公款者、玩弄女性者和欺诈者，他非常擅长通过告发阴谋来操纵当局。他是英国杂技演员迈克尔·马多克斯的儿子。马多克斯在1766年来到莫斯科，并在那里建立了彼得罗夫斯克剧院，在该剧院毁于大火后，这里于1805年又重建为波修瓦剧院（又名莫斯科大剧院）。梅多克斯生于1789至1795年之间，后加入了骑兵部队，但是在1812年，他贪污了2000卢布，从自己的部队逃到了高加索地区。他利用伪造的文件冒充财政部特使，并从俄国南部的地方当局那里弄到了更多的钱。最后他的伪装暴露，他被遣送至圣彼得堡。1813年，亚历山大一世下令把他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他在那里待了14年，而且在1826年，十二月党人也同他一起被关在这个要塞里。

在梅多克斯多次恳求沙皇开恩后，1827年3月，他的请求终于得到了回应，然后他被流放到了莫斯科以东960千米处的维亚特卡城。他在1828年再次潜逃，但遭到逮捕，随后他再次逃跑。最终，他于1831年3月来到了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亚历山大·穆拉维约夫在伊尔库茨克的家里。梅多克斯非常渴望赢得沙皇的青睐，他立刻充当起了本肯多夫的间谍，不久后，他揭发了一起重大的反政府阴谋：被监禁的十二月党人正在与他们在各个俄国城市的支持者广泛通信，酝酿一个新的反政府密谋，即“大事业同盟”。梅多克斯向本肯多夫报告：“虽然我很反感写举报信，但是神圣的责任让我给您写信，我要揭发一个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的秘密，并摆明我完全没有参与这起事件。”梅多克斯甚至杜撰出了一套复杂的代码系统，声称十二月党人通过这套密码秘密地通信。例如，这群密谋者用匕首代表十二月党人伊万·亚库什金和亚历山大·亚库博维奇，因为从他们准备新起义的状态来看，“他们像匕首一样尖锐”。他还声称，这些罪犯已经争取到了政府在西伯利亚的几位重要代表，包括伊尔库茨克省省长伊万·蔡德勒，甚至还有涅尔琴斯克军事指挥官列巴尔斯基本人。梅多克斯称，他的情报将会“拯救祖国”，但他坚持要从西伯利亚返回家乡，因为他担心敌人会出手报复，所以他不能在伊尔库茨克透露任何细节信息。政府的一些重要人物对梅多克斯的举报持怀疑态度，但尼古拉一世似乎相信另一场全国范围的反沙皇阴谋确实可能会发生。1833年10月，梅多克斯被召回莫斯科，尼古拉一世的秘密警察把他安置在莫斯科最好的旅馆之一，慷慨地照应他的生活，但他一直在搪塞他们，迟迟拿不出支持自己的说法的证据。当政府要求他证明情报真实性的压力变得异常沉重时，他终于再次逃跑了。然而，这一次他的运气不佳，他再一次被逮捕，然后戴上镣铐，被送回了彼得保罗要塞。他在那里又待了二十年，直到亚历山大二世最终在1856年赦免了他。

在布拉格达茨克矿山待了十一个月后，1827年9月，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被转移到了赤塔。圣彼得堡当局因为涅尔琴斯克的暴力事件而感到惊恐，并且惧怕由“国家罪犯”策划的阴谋，于是决定将所有十二月党人集中在一个地方，以便更有效地约束和监控他们。尼古拉一世命令列巴尔斯基寻找一个合适的临时场所来关押所有十二月党人，同时，一个永久性的监狱正在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建造。列巴尔斯基选择了赤塔。赤塔建于17世纪西伯利亚毛皮贸易蓬勃发展时期，它由一些破旧的小屋组成，有三百名居民和一个小教堂。在一座废弃的哥萨克要塞的所在地，圣彼得堡当局下令建造一个木围栏监狱，监狱最终于1827年8月完工。一个月后，布拉格达茨克的八名十二月党人为即将与他们的朋友和同志会合而振奋，在十二名哥萨克武装警卫和一名下级军官的押送下，他们出发前往赤塔。伊万·苏希诺夫是十二月党人在涅尔琴斯克的一个同志，他的遭遇让他们感激自己离开了暴力和动荡的矿山世界。

布拉格达茨克的八名十二月党人被转移到赤塔一年后，1828年6月13日上午，捷连堆矿山的一条狗跑入定居点，叼给其主人一只人类的手臂。发现这个手臂后，人们很快又找到了一个头颅和一副躯干，在附近树林里找到了散落在一个废弃矿井周边的衣服。野兽将尸体撕成了碎片，但人们认定这具遗骸属于几个星期前在营地失踪的苦役犯阿列克谢·卡扎科夫。

卡扎科夫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5月24日，当时，捷连堆矿山的监督人切尔尼戈夫采夫结束了对一个邻近的矿山为期三天的视察后返回了自己的住所。这趟行程令切尔尼戈夫采夫筋疲力尽，他躺到了床上休息，但很快便被一阵不寻常的敲门声惊醒。他迅速走到窗边，打开窗户后发现卡扎科夫“醉醺醺又十分兴奋地”站在门前。卡扎科夫告诉切尔尼戈夫采夫，一群在矿山酒馆喝酒的囚犯正在策划一场阴谋。那天晚上，在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伊万·苏希诺夫的领导下，罪犯们正在密谋在捷连堆发动武装暴动，“他们计划先从军械库夺取士兵的武器和弹药，一旦武装完毕，就立即进入苦役犯居住的营房，要求他们逃跑，接着摧毁监狱并释放所有被看守的罪犯。接下来，他们计划放火烧毁捷连堆矿山周围的整个定居点，然后去往涅尔琴斯克和更远的地方，摧毁路上的一切建筑”。切尔尼戈夫采夫指示卡扎科夫去矿山办公室等他。这位醉酒的罪犯踉踉跄跄地走了，之后便消失不见了。他在6月13日才再次出现，但这时的他已被肢解，此时，他处于一出交织着密谋、暴动和背叛的戏剧的中心。

卡扎科夫醉酒后的告发引出了一连串事件，这些后来被称为“捷连堆阴谋”的事件在大约六个月后达到了血腥的高潮。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国家对流放者的管理存在资源不足、工作不到位和手段残忍的特点，这个案件暴露出了这套管理系统的黑暗之心。苦役犯的管理人员既害怕又多疑，他们总是怀疑在营房的阴暗角落里和矿山的暗处可能存在着威胁。为了震慑苦役犯，他们会向苦役犯展示恐怖的惩罚和报复。

卡扎科夫刚刚告发流放者在定居点策划谋杀和暴动，切尔尼戈夫采夫就开始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他立即下令逮捕了卡扎科夫所指认的人。其中一个被指认的人是伊万·戈利科夫，他曾是帝国陆军的军士长。切尔尼戈夫采夫不在矿上这三天，戈利科夫一直和他的难友一起饮酒作乐。切尔尼戈夫采夫因戈利科夫的酗酒问题令人抽打了他，同时，就卡扎科夫的指控讯问了他。切尔尼戈夫采夫后来断言，抽打和审问是“凑巧同时发生的两个不同事件”。但对戈利科夫来说，它们不会那么巧合。

因为审问过程中使用的劝说方法，戈利科夫的供词让审问者发现了一件完全不同的急务。戈利科夫承认，从4月底开始，他经常拜访苏希诺夫和其他两名十二月党人军官（文亚明·索洛维约夫和亚历山大·马扎列夫斯基）共同居住的房子。苏希诺夫招募了戈利科夫和流放者瓦西里·博恰罗夫（一名阿斯特拉罕商人的儿子），向他们承诺，如果他们能让二十个“正直的流放者”参与捷连堆暴动，他就会回报他们。在桦树条的鞭打下，这群人被指控的罪行从意图武装逃跑转变为了政治暴动，政治暴动的目标是解救在二百九十千米以外的赤塔的十二月党人。戈利科夫现在承认，苏希诺夫曾告诉他：

我们可以聚起很多人，先从军械库夺走士兵的武器，武装完毕后进入营房，要求所有住在那里的罪犯一起逃跑……之后我们前往涅尔琴斯克扎沃德，在那里做同样的事：先夺走作战武器，释放狱中的所有罪犯，……然后要求矿上的所有居民加入我们……等我们的队伍壮大、武器增加后，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了我们。之后，我们将经过矿山和工厂，沿途不断扩充人数，最终到达赤塔要塞，释放所有的十二月党人。

这番供词集合了当权者惧怕的所有要素：一场暴力叛乱，领导者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官，而且这名军官能够唤醒并释放出涅尔琴斯克十二月党人沉睡的革命性力量。通过类似的审问方法，另外两名罪犯费奥多尔·莫尔沙科夫和季莫费·涅巴姆尼亚什证实了这套说法，并承认自己在5月24日被戈利科夫招募到这场阴谋中。当天晚些时候，被指控为这场阴谋的领导者的苏希诺夫也遭到了逮捕和审问。

在1825年12月底在基辅附近发生的短暂、血腥的切尔尼戈夫团起义中，伊万·苏希诺夫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希诺夫1794年生于赫尔松省一个中等收入的贵族家庭，15岁时加入轻骑兵，曾在拿破仑战争中战斗，因为战斗得到了七处创伤和一枚勇敢奖章。1816年，他从战场回到俄国，回国后，他因伤短暂复员，1819年，他被提拔为一名切尔尼戈夫团的军官。和很多从战场上回来的军官一样，苏希诺夫发现亚历山大时期的严格控制和日常生活中的等级秩序令人窒息。1825年9月，他的上级指挥官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把他招募进十二月党人的南方协会。

苏希诺夫远不能被称作革命英雄。切尔尼戈夫团起义失败后，他逃跑了，随后从藏身处给尼古拉一世写信：“陛下，请宽宏大量地原谅我和我的罪行。我既不是谋杀犯也不是野蛮人。如果我有罪，那么我的罪行只是遵守了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的命令。”苏希诺夫一直成功地躲过了抓捕，直到1826年2月15日才被抓获。当时，当局拦截了一封他向自己的兄弟要钱的信，随后他在比萨拉比亚被捕。他于2月26日在一个军事法庭出庭，法庭裁定他犯有“意图非法推翻现有国家制度”的罪行。尼古拉一世在1826年7月12日核准了他在东西伯利亚终身服苦役的判决。8月1日，在经过清洗和改革的切尔尼戈夫团官兵面前，苏希诺夫和他在切尔尼戈夫团的同志索洛维约夫和穆拉维约夫在奥斯特罗格城被褫夺了公民权。他们于9月5日出发前往西伯利亚。

苏希诺夫和他的同伴直到1826年年底才抵达莫斯科，次年5月才抵达托博尔斯克。苏希诺夫旅途疲乏且对命运悲观愁苦，于是他向一名负责报告流放起义者的思想倾向的政府官员表达了自己的绝望和悔意。这些军官在途中屡屡患病，因而延误了时间，在路上走了一年半之后，他们终于在3月9日抵达涅尔琴斯克的捷连堆矿山。仅仅两个月后，苏希诺夫便被指控策划了一起暴力反抗国家的阴谋。

在被审问时，苏希诺夫表明他认识被指称为他的共犯的人：从自己开始雇戈利科夫来完成自己的苦役劳动时他就认识戈利科夫，自己和博恰罗夫只是见过面。戈利科夫一直缠着他、马扎列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要钱，而且在逮捕行动的前一天，他们三人不让他进入他们的屋子。苏希诺夫断然否认自己曾让戈利科夫招募起义人手，表示自己从来不会设想“这种犯罪行为，而总是相信君主迟早会施恩，并且他一直以这种令人宽慰的希望来鼓励自己”。苏希诺夫推断，戈利科夫做出这番诽谤，是“因为他想要报复苏希诺夫，起因是此前苏希诺夫拒绝了他［要钱］的要求……而且不让他进入苏希诺夫的小屋”。

一个星期后，戈利科夫和他的同谋者再次在矿山办公室受审，如今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有多不利，于是他们努力撇开原来的供词。戈利科夫解释：“虽然苏希诺夫曾说过要他们同他一起逃跑，但那只是出于对如此可怜的苦役犯的怜悯，［苏希诺夫］说，如果他处在他们的位置，他或者会立即逃跑，或者会自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喝醉了的戈利科夫动员大家逃跑，但是实际上他从没听苏希诺夫提起过任何实质性计划。他之前的证词是假的，“因为在喝了三天酒之后，他宿醉未醒，为了撇清自己便撒了谎”。涅巴姆尼亚什和莫尔沙科夫声称他们之前的证词是屈打成招。博恰罗夫表示他没听说过任何阴谋，声称当时喝得酩酊大醉，所以他不记得在酒馆里的谈话。

然而，一旦告发和供认已经让一场阴谋成形，那么这场阴谋的存在便是难以否认的，罪犯撤回先前的证词也无法阻拦全面调查的开展。切尔尼戈夫采夫的上级丰·弗里施获悉这些指控后，不仅因为自己的辖区里可能出现的社会混乱而惊恐，还因为一个十二月党人参与其中而惊恐。他写信给涅尔琴斯克的军事指挥官列巴尔斯基，声称由苏希诺夫领导的“阴谋很可能是确实存在的”。随后，列巴尔斯基指导丰·弗里施加强捷连堆的警卫，并彻查这一事件。丰·弗里施设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戈利科夫撤回最初的供词的第二天来到捷连堆，他们负责“以最严谨的手段查清整个［事件］”。一位传言曾在涅尔琴斯克把两名流放者虐待致死的官员被选来领导此次调查。他和他的同事的调查活动仅限于一再审问嫌疑人，这符合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的一贯司法程序。

调查委员会刚开始工作，鲁达科夫的狗就有了重大发现。卡扎科夫的尸体似乎为他在5月24日提出的指控提供了确凿证据。嫌疑人被从捷连堆转移到涅尔琴斯克城，在那里，审讯变得更加残酷。在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与神职人员的道德规劝相结合的殴打被广泛用作一种获取供词的手段。所以，当丰·弗里施后来向圣彼得堡的上级报告称新的审讯伴随着“法务官员的直接劝说”时，这其实没什么想象空间。涅巴姆尼亚什是第一个屈服的，到6月22日，他恢复了原来的供词。其他人也很快这么做了。戈利科夫最终承认，他从另一个罪犯那里听说卡扎科夫举报了他们，于是他叫博恰罗夫用更多的酒把卡扎科夫引诱到离营房三十米的小树林中。然后，他尾随他们二人，用石头把卡扎科夫砸死。戈利科夫和博恰罗夫将尸体扔进一个废弃的矿井中，随后返回定居点的小酒馆继续喝酒。对于桦树条劝说方式，（前）贵族成员苏希诺夫拥有传统的豁免权，所以在他随后的审讯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改变自己的说法的被告。

被指称的捷连堆阴谋于1828年8月传到了尼古拉一世耳中，当时他正在敖德萨消夏。沙皇对于十二月党人被发配到的矿山的条件感到震惊，这充分说明了他对他自己的刑罚定居点一无所知。尼古拉一世愤慨于“对矿山苦役犯的不力监管”，愤慨于涅尔琴斯克当局只是用桦树条轻微地惩罚醉酒的流放者。尤其令人惊恐的是，“罪犯苏希诺夫可以自由地行动……甚至有另一个流放者作为仆人为他效力”。沙皇立即下令设立一个军事法庭来审判被告，并明确地暗示，被认定有罪的人要被处决。到9月下旬，由四名军官组成的法庭准备好在涅尔琴斯克城审理这个案件。

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军事法庭的工作设定是，审判的命令就等于定罪的命令。诉讼程序是基于“审问原则”：被告的供认被认为是令人信服的证据。如果两名证人的证词一致就更好了。这个军事法庭现在收集到了一些证人的供词，这些证人在夏天已经统一好了口径。当然，通常来说，军官和缙绅的证词比社会阶层低的人的证词更重要。然而，正如法庭所指出的，苏希诺夫参与过十二月党人起义“已经足以证明他的罪行”。

法庭于11月4日向列巴尔斯基发布裁决，它认定苏希诺夫企图在捷连堆发动暴动，其最终目的是释放在赤塔的同伙。法庭认定戈利科夫和博恰罗夫为暴动招募人手，在卡扎科夫告发他们后谋杀了卡扎科夫。法庭判处被指称的几名头目280至400下鞭刑，在他们的脸上打烙印，并监禁他们，“以防止他们将来犯下类似的罪行”。法庭判处这场阴谋的其他成员200下鞭刑（如果他们的罪行较轻，则是200下普通鞭打），脸上打烙印，终身服苦役。

根据军法，列巴尔斯基有权更改判决，11月29日，他正当地行使了他的自由裁量权。苏希诺夫和他的密友将被免除鞭刑（鞭刑几乎必然是致死的），改为相对体面和仁慈的射击队枪决。列巴尔斯基决定从赤塔前往涅尔琴斯克，准备在12月3日亲自监督行刑。他为处决进行了精心准备，规定需要多少士兵和多少子弹，以及掩埋死刑犯的尸体的深坑的大小。

列巴尔斯基将会发现，即使精心设计的计划也会偏离正轨。这场阴谋的策划者并未抵达处决地点。12月1日晚上，一名囚犯被躺在地上的苏希诺夫绊倒了。当时苏希诺夫的头离地面不到30厘米，被套在他用自己的皮带做成的绞索中。苏希诺夫把皮带绑在脚镣上，然后将皮带系在炉子的木架上。接着，腿部的重量让绞索在脖子上收紧，他用一个几乎水平的姿势慢慢窒息而死。

事后看来，这场处决让苏希诺夫的自杀成了一个有尊严的选择。12月4日，愤怒的列巴尔斯基向上级报告了处决行动。驻扎在涅尔琴斯克的第五矿区营拥有170名列兵，这个营“无法为参与枪决死刑犯的70人提供超过40支步枪”。在这些武器中，只有15支适于使用，被选出的士兵中，有半数“不能正确地射击”。而且只有减少火药用量，才有可能使用这个营自1775年以来所拥有的武器。列巴尔斯基苦涩地抱怨：“就算只配备长矛，也比这个营现在的武装强。”他的报告中省略了关于犯人死亡的可怕细节，但是，关于行刑过程既拙劣又野蛮的谣言开始在涅尔琴斯克矿区传开。

列巴尔斯基关心的事了结了，他命令把苏希诺夫在捷连堆的十二月党人同伴索洛维约夫和马扎列夫斯基转移到赤塔十二月党人那里。在那里，索洛维约夫向他的同志和他们的支持者讲述了这次英勇解救十二月党人的不幸尝试以及国家的可怕报复。这个故事最终在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正式出版。他说道，那些死刑犯在第一轮射击后没有死去，射击队不得不用刺刀刺死了他们。博恰罗夫被抛进坑里时“还有半条命”。19世纪下半叶出版的一大批十二月党人回忆录都回顾了苏希诺夫为释放在赤塔的同志所做的铤而走险而悲剧性的尝试。这个运气不佳的十二月党人被奉在了沙皇暴政英勇反对者的万神殿里。

事实证明，官方过于担心了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所构成的危险。这些被流放的军官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再次发起暴动的热情，但是对沙皇政权构成潜在威胁的是，他们逐渐被塑造成了公众眼中的牺牲者。当苏希诺夫于1828年12月1日在牢房里用自己的皮带制作绞索时，他不可能会想到这种认识转变。但是，西伯利亚正在成为俄罗斯帝国政治史上的一个中心舞台。苏希诺夫在赤塔的同志会继续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