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31年镇压了波兰十一月起义后，尼古拉一世下令在华沙市中心兴建一座设防的大规模建筑。这座矗立在维斯瓦河畔的威严大建筑物是用来加强沙皇在此的军事势力的，也是用来标志俄国对这座不驯顺的城市的帝国主义控制的。这座城堡常年驻守着五千名士兵和重型大炮，这些大炮的火力可覆盖华沙的大部分区域。城堡里修建了数百个牢房。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第十室，在19世纪，那里曾关押过许多著名的波兰起义者和革命者。整栋建筑被称为“华沙的巴士底狱”。

1863年，波兰人开始了又一次注定失败的争取独立运动，这一次，这座城堡为尼古拉一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二世派上了用场。这次起义后来被称为“一月起义”，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亚历山大二世在19世纪60年代初实施的大改革，改革在西部边疆地区和波兰王国激起了希望，人们渴望拥有更多自治权和自由。然而，圣彼得堡拒绝支持这种让步，这引起了政治上的不满。波兰民族主义示威游行演变成了暴乱。针对此种情况，沙皇在波兰王国的总督卡尔·兰贝特将军于1861年10月发布戒严令，逮捕了起主要作用的民族主义者。再加上长期以来的经济怨愤，政治不满转变成了动乱，动乱又转变成了彻底的起义。这场运动由抗议征兵触发，开始时是一场在华沙的起义，后来迅速向北、向东蔓延，进入西部边疆地区，并演变成一场从1863年延续到1865年的长时间起义。

这些区域的民族和宗教成分十分复杂，起义者包括德意志人、犹太人，还有自称为乌克兰人或白俄罗斯人的人。不过，大部分人是波兰人。他们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多数人来自较贫困的贵族阶层和城市知识分子阶层，而其他人出自手工业阶层或农民阶层。即使是那些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共和主义者也和波兰人并肩作战，前者在1848年革命和朱塞佩·加里波第在19世纪50年代领导的意大利运动中变得激进。这场起义和起义余波都是国际性事件。

与在1830年起义的同胞相比，1863年的起义者在军事方面更为疲弱，但在政治方面组织得更好。起义者在广阔的地域内分散地发动了许多地方性的起义，他们以这种方式同忠于专制政权的军队展开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游击战争。这次起义成了一场内战，各个阶层和民族群体或是同起义者结盟，或是同俄国结盟。和在1830年时的情况一样，起义者敌不过强大的帝国陆军，在战斗最激烈时，帝国陆军投入了约17万兵力。经过630次交火，起义者最终败下阵来，他们的队伍因人员伤亡和人员被俘而耗尽。政府军又花了16个月才彻底粉碎起义，铲除起义者广泛的地下政府网络。在沙皇的反暴动战役中，华沙城堡声名狼藉。它是军事行动的发射台，也是关押数千名被捕起义者的巨大监狱。起义的领导者罗马尔德·特劳古特于1863年在城堡外面被绞死。

沙皇在波兰王国和西部边疆地区的报复行动是迅速而严酷的。军事法庭判处了数百人死刑。不仅是武装起义者，政治家、记者、天主教神父以及学生激进分子也被拖入政府的法网中。约3.5万人被放逐到帝国的各个地方。这次镇压是为了劝波兰人放弃所有支持独立的公开表示形式：一个15岁的女孩因哼唱波兰爱国歌曲且在起义失败后穿黑色丧服而被当局抓捕。

就像在19世纪30年代一样，大多数被指控武装参与起义的人都被现场军事法庭行政流放或特别司法流放了。1.8万到2.4万人被放逐到乌拉尔山以东。约3500名起义者被控犯有最严重的“国家罪行”，被判处在矿山终身服苦役，或者在涅尔琴斯克的要塞或工厂服较短的刑期。那些罪行较轻且蒙受沙皇宽赦的人则被剥夺了公民权，被流放到西西伯利亚或东西伯利亚的定居点，而发往西西伯利亚还是东西伯利亚，要取决于他们被控罪行的严重程度。西部边疆地区曾经享受的制度性特权和相对的自治权被撤回了，波兰王国解体，它们都转而由圣彼得堡直接统治。反抗俄罗斯帝国的波兰起义再次失败。

和前辈一样，被流放的第二代波兰起义者在西伯利亚奋力维持着自己对爱国主义和共和主义原则的忠诚。流放生涯摧毁了很多人的身体和精神，但更多的人竭尽所能地继续与俄国为敌。一些人在请愿书和信件中质疑自己的审判的公正性，努力想让自己摆脱监禁；一些人大胆地逃逸；还有一些人发起了武装反抗。

对于波兰起义者及其盟友来说，这些针对西伯利亚当局的抵抗行为是政治行为，是他们与俄国的斗争的延续。但是，它们也是民族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与欧洲的君主国和帝国之间更广阔的斗争的一种延伸。这些波兰人用自己爱国、博爱的价值观念与专制政权的父权权威相斗。在请愿书、自杀遗书和西伯利亚军事法庭的证词中，波兰人说着一套与权利、公正、自由与暴政有关的话语。逃脱和获释的人把关于这些波兰人的反抗、英雄主义和苦难的故事传递了出去，让这些故事在俄罗斯帝国内外回荡着。对于许多有同情心的欧洲同时代人来说，起义者对抗西伯利亚狱卒的斗争是波兰民族自身的斗争。

如今，华沙城堡内的第十室是波兰独立博物馆的一部分。其中一个走廊里挂着浪漫主义艺术家亚历山大·萨哈切夫斯基的大幅油画。这幅画描绘了一支由数十名起义者组成的流放队伍，既有男人，也有女人，队伍在休息点休整，四周是荒凉的雪地。人们身穿囚服，戴着镣铐，头发被剃去半边，很多人因疲惫和绝望而瘫倒在地。有些人痛苦地祈祷，有些人愁苦地哭泣。在画的中心，分隔彼尔姆省和托博尔斯克省的界标赫然耸立在这群波兰人的上方。在界标那一侧，西伯利亚在招手示意。萨哈切夫斯基是1863年的起义者之一，他们在一月起义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涅尔琴斯克服了二十年苦役后，他绘制了油画《告别欧洲》。如今，这幅描绘波兰流放者的苦难的画作挂在曾用作展示俄国帝国力量的堡垒里，这真是一个历史造就的讽刺。

俄国在起义之后开展的大规模报复给西伯利亚流放制度造成了严重后果。当局无法应对突然拥入西伯利亚城镇、村庄、矿山、要塞和工厂的波兰苦役犯。即使到了19世纪60年代，流放者前往西伯利亚的行程已经实现半工业化，这些波兰人的旅程仍然是痛苦的。为了更快速、更顺畅、更有序地向东运送罪犯，政府先是利用航道，后来利用铁路。从1862年开始，火车开始将罪犯从莫斯科和其他中转点经过弗拉基米尔运送到下诺夫哥罗德。有些列车经过了改装，用于运送罪犯，这类列车由三等车厢装配成，车厢的窗户带有窗台，就像尼古拉·亚罗申科在他1888年的油画《生活无处不在》中描绘的那样。火车过于拥挤，因此罪犯不仅坐在长凳上，还坐在长凳下面和过道上。密封的门和通风不良的环境让人们非常受罪。前往下诺夫哥罗德的440千米路程走了一天一夜。在别处，流放者运送系统的基础设施状态很差：休息站老旧且即将倾颓，一个官员报告：“再多的修理和改造也不会让它们适于在冬天使用。”在前往秋明的途中就有这样一个休息站，它的天花板甚至塌了下来。

除了运送罪犯的基础设施存在种种缺陷，西伯利亚当局本身也无力顾及大量新来的流放者。托木斯克省省长格尔曼·劳尔赫特于1864年7月写信给他在圣彼得堡的上级，表明这里的监狱要塞只能容纳400名囚犯，但“这个要塞的罪犯人数很少少于600人，平均的罪犯人数为700至750人”。一套腐败、无能且“需要彻底修整”的行政机构混乱地管理着该监狱。

由于无法容纳这些波兰人，西伯利亚官员按照由来已久的方法，匆忙地将他们转移到更往东、更偏远的地区。1864年4月，西西伯利亚总督亚历山大·迪古卡耶夫给圣彼得堡写信，称“由于缺乏必要的设施”，请求将所有被判处在他负责的要塞服苦役的政治犯都送往东西伯利亚的工业企业工作。但是，在更往东的地区，当地当局也在奋力应对大量拥入的流放者。东西伯利亚总督米哈伊尔·科尔萨科夫命令将一整连步枪兵“和几名可靠且没有波兰背景的军官”从阿穆尔河流域转移到涅尔琴斯克。1864年10月，他指示涅尔琴斯克矿区负责人希洛夫把新流放者分散到各个矿山。400人已经在夏天抵达涅尔琴斯克，以后几个月预计还会再来800到1000人，那里的当局回应，为他们寻找生产性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希洛夫坚持认为：“尽管行政机构尽了力，但［监狱建筑］还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成。”新建筑工程只能在春季动工，在此之前，流放者要被安置在前往涅尔琴斯克途中的城镇里，即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和赤塔。过度拥挤成了地方性的问题。俄国的报复本能超出了政府的惩罚能力。

早在1864年8月，流放当局就开始警惕，成千上万名“国家罪犯”进入西伯利亚可能会出现难以管束的问题。1863至1867年间，约4000名波兰人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省的定居点，4400名波兰人被送往叶尼塞省。对人数如此之多的流放者实施甚至是最基本的监视和控制也是极其困难的。内政大臣彼得·瓦卢耶夫急于把波兰流放者的人数降到更可控的水平，于是他写信给西伯利亚所有的省长，要求他们起草出可以从流放地提早获释、返回故乡完成刑期的人员的名单。1866年5月，沙皇发布了一系列措施，给因为参加一月起义而获罪的罪犯减刑。被判终身服苦役的波兰人被改判10年刑期；被判处在矿山、刑罚堡和工厂服6年以下苦役的人被释放到定居点，有些人则被释放回乡。两年后颁布的进一步的赦免令，释放了所有“没有被指控谋杀和武装抢劫，没有犯严重政治罪”的苦役犯，并准备让一些人返回俄国欧洲部分和波兰。种种赦免行为与其说是与沙皇的宽宏大量有关，不如说是与收容大量政治流放者这个实际问题有关。

在一月起义之后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波兰人中，绝大多数人（约80％）被流放到定居点。另一小部分人享有专属贵族的待遇，被“流放到当地居住”，可以住在城镇里。为避免这些波兰流放者给更广阔的西伯利亚社会造成影响，政府于1866年1月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他们从事教学、制药、印刷、摄影、医学和葡萄酒销售等工作，禁止他们住在有邮政和电报办事处的建筑里，禁止他们担任任何政府职务。简而言之，他们不得从事几乎所有与他们以往的教育和工作经历相符的生产性劳动。许多人规避或者直接无视这些限制，但其他人却只能耕种土地。同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前辈一样，19世纪60年代的波兰起义者努力地把自己培养成农学家。但是他们缺乏在亚北极地区气候条件下在农耕方面做出成果的知识、毅力和魄力。即使他们拥有这些必需的特质，那里也极缺可耕地。为了勉强维持生计，很多人当起了农场工人，受西伯利亚农民阶层支配。到19世纪60年代末，在坎斯克地区定居的近960名波兰人中，只有约150人做商人和工匠；其他人依靠当地居民的施舍或者政府发放的少量救济品（为避免他们饿死）度日。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见证了他们的绝望：

政治流放者相信，他的生命已经不可逆转地荒废了，因此，他对周围的事物十分冷漠，或者是易怒、不安和紧张。如果说在他心中仍保存着回国的希望，那么这种一直支撑着他的希望会妨碍他工作，妨碍他安心生活：西伯利亚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邮政驿站，是生命中的一个短暂的中途停留地……但是随着岁月流逝，随着岁月消磨着他们的希望和力量，这些人变得日渐消沉；无所事事的状态加重了他们的暴躁。不满情绪愈演愈烈，最终变成了怨恨。

因为1866年5月的大赦，毛雷齐·苏利斯罗斯基由原先的苦役刑罚被改判为“流放到定居点”，随后他从伊尔库茨克省巴拉甘斯克地区给自己的哥哥写信：

伊尔库茨克省有大约1500名流放定居者。对于人数如此之多的人群来说，找工作是一件难事。对于那些可以收到亲戚寄来的钱款的人来说，生活没什么问题，但是那些收不到接济款也没有什么谋生手段的人往往会为农民工作，但这是一种怎样的工作呢？他的早餐是浓茶，晚餐则为一些菜汤和一片面包。你可以用这些食物来果腹，但有什么能遮蔽你的身体、满足你的灵魂需要呢？只有眼泪、失望、苦难和破衣烂衫！这就是定居点的生活场景！在我看来，这比苦役还要糟糕。

为避免陷入这种命运，波兰流放者及其家属不停地请求沙皇当局宽大处理。而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和商人悄无声息地困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因为他们的家人无力为他们频繁地向政府游说。与之相比，这些波兰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受过教育的，而且很多人来自那些熟悉请愿和施恩艺术的家庭。他们的抗辩，再加上亲人的上诉，突出了他们被判处的刑罚的不公正性。流放者或者声称他们的刑罚过重，或者声称他们没有犯罪。他们进一步指出了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可怕困境，还指出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随流放队伍出发时，不得不把妻儿抛下）的贫苦。基辅贵族伊万·达布罗夫斯基是名遭流放的起义者，他于1865年7月从伊尔库茨克省的伊尔别村向当局申诉。达布罗夫斯基声称自己此前“被一群暴动分子抓住，后被强迫留在他们那里”，他一找到机会就逃离了这群人，并全面、坦白地向当局声明，自己并非自愿地参加了这场暴动。他曾经希望在1863年得到赦免，“但新出台的法律并没有考虑我真诚的悔恨”。达布罗夫斯基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定居点，“且丧失了所有的权利和财产”。他大胆地“跪倒在陛下的脚下，以求缓和我的厄运，还有我四个可怜的孩子和我的妻子的痛苦，她被留在了家中，也没有什么谋生手段”。

两年之后，1867年10月，达布罗夫斯基的四个孩子向东西伯利亚总督科尔萨科夫请愿，详述了他们的父亲为沙皇效力的经历。达布罗夫斯基曾在1847年和1848年在帝国陆军中作战，镇压过匈牙利革命，且头部受过伤，这些伤可以解释“造成他的不幸的那些疯狂行动”。他们写道，他的身体很差，因而他无法从事农耕，只能依赖家人微薄的救济度日。因为一无所有，他无力支付为留在伊尔库茨克省而要给地方当局的贿赂，于是他在1867年2月被转移到往东北方向几百千米远的雅库茨克省，“任何一个以往生活在我们的气候条件中的人到那样一个地方去都会慢慢地死去。什么样的苦役可以与这般残酷的命运相比呢？”他们声称，他们的父亲应该因为1866年5月的大赦而减刑，但却因“毫无根据的诽谤和指控”而走向厄运。请愿书的结尾如下：

阁下，请大度地原谅我们大胆的请愿！但我们只是孩子，为我们可怜的父亲蒙受的不公待遇而感到痛苦，他被剥夺了一切，被迫和自己的骨肉分离，因为他无法工作以养活自己而被判有罪，……我们只能推断法庭不公。对于我们的父亲和我们来说，您的意志就是法律；您的话就是关乎生死的判决。请行行好！请想想他曾为沙皇服役，想想他神志不清的可怜病症，再想想我们这么年幼，因为我们这些孩子当中最大的也只有7岁！请顾念我们这些孤立无助的孩子，把我们的父亲从雅库茨克省调回伊尔库茨克吧，让他和他的表亲政治流放者卡罗尔·德罗莫雷列克一起生活，他会照顾我们的父亲的。

每个年幼的孩子都用稚嫩的笔迹在请愿书上签上了名字：卡米拉、尤缅、伊万和奥诺拉塔。达布罗夫斯基家似乎是发起了请愿联合行动，两个月后，他的妹妹文森图雅也写信给总督，坚决表示自己的哥哥是无辜的。她请求不要让哥哥待在雅库茨克省“异常恶劣的气候”里，那里“是个不毛之地，那里的人们从一个帐篷搬到另一个帐篷，他没有任何慰藉，身体又不好，所以会慢慢地死去”。文森图雅称，她寄希望于总督的“人性”以及我们最仁慈的君主的“宽宏大量”。

达布罗夫斯基的亲属在给达布罗夫斯基的私人信件（这些信不幸被伊尔库茨克当局截获了）中表达了他们对俄国政府的真实想法。“你不会相信我们对伊尔库茨克当局的行为感到多么痛苦和愤怒。”其中一封信写道。“他们简直不是人，而是无情的野兽！他们没有任何解释和正当理由地让你去跟野蛮人生活在一起！”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信件的内容，东西伯利亚当局没有为达布罗夫斯基和他的家人的上诉所动。达布罗夫斯基被转移到雅库茨克省，不是因为他贫穷且不会农耕，而是因为他“不可靠”。他所声称的身体欠佳没有得到证实，他与家人往来的信件是“他的道德情操的精确标尺”，是“他对政府怀有敌意”的证据。他基辅哥哥的信件里充斥着“对基辅现场法庭不雅和辱骂性的言论”；他们夸口说法律不是为波兰人存在的，他们还给出了如何贿赂当局的建议。但是在1870年6月，请愿活动终于取得了成功，在达布罗夫斯基第一次请愿过去七年后，他终于获准迁移到俄国中部的奔萨省。

突然放逐这么多起义者，给流放制度带来了行政方面的混乱。内政大臣彼得·瓦卢耶夫向省长们抱怨，在没有做好妥当的文书工作的情况下，许多波兰人就被流放了，这种情形造成了流放者身份和刑罚方面的错乱。或许明显可以看出，瓦卢耶夫忧虑的并不是罪犯服了错误的刑罚这种可能出现的不公正现象。其实他焦虑的是，很多出自波兰下层社会的流放者正在利用文书记录方面的行政混乱。他们声称自己实际上来自特权阶层，所以他们有权获得更好的配给、乘坐随流放队伍一同行进的马车，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国库的负担。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不断请求圣彼得堡澄清途经托博尔斯克中转监狱的流放者的身份和判决。

1865年初，自称是意大利人的流放者卢多维科·别列沃茨基抵达了托博尔斯克。他宣称华沙当局因政治罪行流放了他，但他不知道他的目的地是哪里。流放事务部向华沙询问关于他的更多信息，但是两个月后，流放事务部只收到了一份证明，证实别列沃茨基确实是意大利人，来自巴勒莫，于1864年8月14日被流放。然而，他的目的地却是一个谜。来自维捷布斯克的贵族米查特·布拉兹维茨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被发现身上带着另一位起义者的文件。布拉兹维茨实际的目的地不是西伯利亚，而是彼尔姆省的一个小村庄。4月，托博尔斯克省省长亚历山大·德斯波特-泽诺维奇写信给华沙总督，抱怨这些混乱带来的后果：没有携带必要的文件便抵达那里的流放者必须被留在当地监狱里，同时要接受调查，这种事态“大大增加了被关在中转站的罪犯人数，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十分困难，也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极大的负担”。有些政治流放者“经常被扣押超过一年的时间，这让他们受到了不该受的惩罚，而且有害于他们的道德和健康”。截至1865年春，托木斯克省滞留着280名阶层和判决信息不明的波兰人。

行政方面的混乱为灵敏、勇敢、机智的人提供了机会。雅罗斯瓦夫·达布罗夫斯基是名24岁的激进共和主义者，他的经历如同出自19世纪的浪漫主义小说。他是一个贫穷的日托米尔贵族之子，曾在圣彼得堡的尼古拉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之后于19世纪50年代在高加索地区和沙皇军队共同作战。返回首都后，他卷入了共和主义者密谋团体（在改革时代新发展起的多元主义氛围中，这种团体非常活跃）。1862年2月，他前往华沙，置身于起义准备活动的中心。他在那里遇见并爱上了年轻的波兰贵族女士佩拉贾，他们二人订婚了。但达布罗夫斯基的密谋活动没有躲过当局的关注：他和几名同伴在1862年8月被捕，然后被关在华沙城堡。在起义开始之后，达布罗夫斯基和佩拉贾于1864年3月24日在狱中结婚。不久之后，佩拉贾·达布罗夫斯卡也被认定参加过暴动，被判处流放阿尔达托夫镇（位于下诺夫哥罗德省，在莫斯科以东400千米处）。10月，军事法庭判处达布罗夫斯基由射击队枪决，后被费奥多尔·贝格减刑。费奥多尔·贝格是在即将消亡的波兰王国的最后一位沙皇总督。1864年12月2日，达布罗夫斯基已经在前往涅尔琴斯克的路上，政府在官方报纸《俄国老兵》上披露了其罪行的细节：“因为达布罗夫斯基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一个旨在于俄国西部边疆地区筹备叛乱的秘密团体，与在波兰王国的叛乱组织的成员勾结，而且参与了这个叛乱组织的筹备工作，所以他被剥夺了地位、贵族身份以及1853—1856年战争的纪念章……并被判处在矿山服15年苦役；他所有的财产……都被国家没收。”达布罗夫斯基曾抱有减轻刑罚、流放到妻子所在地阿尔达托夫的希望。“命运经常垂青我们，”他给妻子达布罗夫斯卡写信说，“所以它不会在未来抛弃我们。保持你的勇气和信念，因为只有失去希望的人才是不幸福的。”

达布罗夫斯基于1864年11月11日随由波兰流放者组成的流放队伍抵达莫斯科。由于押送军官和士兵人数不足，这些波兰人被关押在当地的军营中。一名监狱官员后来向上级解释：“虽然他收到的指示是给他们点名，但这不可能办到，因为警卫手中并没有所有罪犯的名单，而且营房里拥挤的条件意味着，被叫到名字的人没法跟其他人区分开，所以点名没有任何用处。”12月2日上午，99名罪犯（警卫报告，他们已经把这些人数了“两三遍”）被带到澡堂，另外31人（包括达布罗夫斯基）则留在营房里。当天晚上警卫换班时，达布罗夫斯基——身上还穿着他从华沙穿过来的军装——走到军营的前门处，警卫将他当成了一名军官，他便直接走出了军营，走向了自由。当《俄国老兵》的读者正在阅读达布罗夫斯基对抗国家的可憎罪行时，这名波兰军官已经开始了逃亡之旅。

战争大臣德米特里·米柳京听说达布罗夫斯基逃跑后大怒，并且质疑为什么如此重要和危险的罪犯没有被安排进在这几周里从莫斯科前往东西伯利亚的其他流放队伍。对达布罗夫斯基的一番搜寻只是截获了一封未署名的信件，这封信标注的日期是12月8日，收件人是在阿尔达托夫的佩拉贾·达布罗夫斯卡，信中说：“按照您丈夫的要求，我荣幸地通知您，他已经在本月初成功地逃离了折磨他的人的魔爪，现在已经身在国外。”但这封信是个幌子。达布罗夫斯基确实计划逃往国外，但他不会丢下妻子。

1865年6月，窘迫的下诺夫哥罗德省省长阿列克谢·奥金佐夫将军写信给内政大臣瓦卢耶夫，报告达布罗夫斯卡在5月19日已经从“警方的监督”中消失了。大规模的搜索没能找出这名逃犯的下落，但显示出了她的逃跑方式。在她失踪前的一个星期，“一个25岁上下的高大男子”从圣彼得堡来到了阿尔达托夫，“他长着长长的鹰钩鼻，留着金色长发，蓄着西班牙式胡子，身穿一件深色长礼服……只带着一个手提箱和一把雨伞，抽着昂贵的雪茄”，他的出现“很可能是要提醒达布罗夫斯卡马上就要开始逃跑”。这两个人在阿尔达托夫郊区的一个修道院里会合，然后一起乘坐火车前往莫斯科。这个神秘人物其实是达布罗夫斯基的朋友弗拉基米尔·奥泽罗夫，他是个来自圣彼得堡的军官和密谋者。8月，奥金佐夫将军把他个人收到的一封信件呈递给了首都，这封信不可能平息其上级的愤怒：

我的妻子离开阿尔达托夫的举动很可能招致了一场调查。我根据经验便可以清楚地知道这样的调查意味着什么。我发现调查委员会从来没有真正地发现什么线索，但却经常且唯利是图地构陷无辜之人。有鉴于此，为了免去所有人的嫌疑和不快，我现在写信向您说明逃跑事件。事实上，我说错了，因为这并不是一场逃跑，而是一起绑架。不仅我妻子的亲属对我的打算一无所知，我妻子本人在最后一刻之前也一无所知。我没有想办法去预先提醒她，因为我担心我的计划可能会被知悉、破坏。

达布罗夫斯基最后说：“尊敬的先生，请允许我说出自己的期待，尽管这次奇异行动对您作为这个地区的省长来说可能非常不愉快，但作为一个人，您可以这样安慰自己，您的这个小小的不愉快会成为已经承受了很多苦难之人的幸福源泉。”这封信的落款是“雅罗斯瓦夫·达布罗夫斯基，6月15日，斯德哥尔摩”。

达布罗夫斯基还向帝国的广大群众发出了一个信息。波兰起义在俄国社会中释放了一种恐惧情绪，而这个社会现在无法容忍任何对俄国在波兰的行动的批评。1863年4月，当局关闭了由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主编的《时代》杂志。起因是该杂志发表了一篇被认为过于同情波兰起义者的文章，作者是斯拉夫派人士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在这样的气氛之下，自由主义观点在“波兰问题”上几乎完全噤声，只敢就反暴动提出最拐弯抹角的批评。总体来说，保守派新闻机构的评论更滔滔不绝。极其保守的米哈伊尔·卡特科夫在保守主义日报《莫斯科新闻》上不断发表反波兰的文章，这些文章影响很大，许多观察者认为，卡特科夫正在刺激俄国政府更加严厉地约束波兰。

达布罗夫斯基从斯德哥尔摩给卡特科夫写了一封轻蔑的公开信，谴责他在俄国新闻界中煽动反波兰的情绪：

你有一段时间确实成功地唤醒了俄国人的野蛮本能和狂热，但你的谎言和欺骗不会长久地取胜。我们的数百位流放者已经向俄国最阴暗的角落传播了对我们的努力和我们的人民的理解。他们在所有地方的出现，都雄辩地抗议了官方和受雇的造谣者散布的谎言，唤醒了俄国人灵魂中的人性本能。

这封信发表在波兰期刊《祖国》和亚历山大·赫尔岑在伦敦出版的自由主义刊物《钟声》上，《钟声》在俄国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赫尔岑的杂志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坚定地支持波兰，提出波兰的斗争也是俄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然而，在反波兰非理性情绪的支配下，成批的俄国读者不再订阅《钟声》；1863年，该杂志的发行量从2500份下降到500份。

随着欧洲的集体良知再次被波兰的命运刺痛，俄国在波兰王国和西部边疆地区的镇压活动的影响逐渐扩散到欧洲各地。致力于波兰事业的团体在伦敦享受了一段短暂但活跃的发展时期，而且英国议会讨论了英国政府对这次暴动的外交反应（但从未讨论过军事回应）。英国新闻界谴责了俄国的行动，并表示自己与波兰起义者团结一致。《泰晤士报》斥责了“野蛮和残忍的行动，认为这些行动是对文明政府的羞辱，令这些行动所在的时代蒙羞”。

热情的共和主义者达布罗夫斯基将他的革命经验和军事技能带回了西欧。他和妻子从斯德哥尔摩去了法国，尽管他在那里受沙皇政府爪牙烦扰，但还是积极参与了波兰革命的秘密活动。1871年内战在巴黎爆发之际，他以东布罗夫斯基为化名，对巴黎公社实施了军事指挥。在和起义者一同在这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奋战两个月之后，东布罗夫斯基将军于1871年5月23日倒在了战场上。他的兄弟泰奥菲尔后来解释了达布罗夫斯基的动机：“我们加入巴黎革命，是因为我们在这场革命中看到了一场社会革命，一旦这场社会革命成功，它便可以推翻欧洲现有的秩序。波兰会在这当中失去什么？什么都不会。波兰可以赢得什么？是的，可以赢得一切。”

像亚历山大二世残酷镇压波兰起义一样，约4500个达布罗夫斯基的战败同志被从巴黎流放到了法国在南太平洋的刑罚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达布罗夫斯基拼命守卫巴黎，这番英雄行为让他的名字在巴黎街头巷尾成为共和主义的落败的同义词。20世纪30年代，国际纵队支持了西班牙共和国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其中一支队伍的主力是波兰人，这支部队骄傲地命名为“达布罗夫斯基营”。

波兰起义以及起义者流放西伯利亚是欧洲共和主义历史上的中心事件。波兰人反抗圣彼得堡的斗争得到了欧洲各地的支持。受1848年革命鼓舞的意大利和法国共和主义者前往波兰，与这些起义者并肩作战。意大利将军弗朗切斯科·努洛领导了日后被称为“加里波第团”的意大利志愿者军队。法国军官弗朗索瓦·罗切布鲁恩率领着一支法国志愿军队伍，为纪念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作战的法国轻步兵，这支部队被命名为“死亡轻步兵”。他们在波兰战败后，其中30人也戴上了脚镣，被送往西伯利亚。这些人在1863年7月开始了这段行程一万千米的旅程。他们在途中的配给逐次递减，从托博尔斯克至托木斯克这段路是每天7戈比，在前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这段路上缩减为每天6戈比，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至伊尔库茨克这段路缩减为每天3.5戈比，最后，从伊尔库茨克至赤塔这段路缩减至令人挨饿的每天2.5戈比；而在东西伯利亚，400克黑面包的售价高达4戈比。

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共和主义者走了8个月后终于到达了在涅尔琴斯克矿区边缘的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此时他们疾病缠身。当地医生让这30人都住进了医院。其中两个人显示出肺结核的早期症状；一个人患有结核病和性病；朱塞佩·克莱里奇的右侧腹有一处大溃疡，那是由枪伤引发的，当时医生曾从伤口处取出了一枚子弹和一片肋骨碎片。然而，这处溃疡没有任何愈合的迹象，肋骨周围都是坏疽。

加里波第团的成员把自己看作骄傲的共和主义者系谱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系谱。在西伯利亚，他们看到了一些曾参与过反对专制政权的早期起义的人物，如65岁的十二月党人伊万·戈尔巴乔夫斯基，他在1856年亚历山大二世大赦后选择留在涅尔琴斯克。这位老人与他的共和主义同道者友好相处，并建议他们以恬淡寡欲的态度忍受自己的命运：“不要愤怒和怨恨，用清醒的头脑来降伏残酷的命运。放弃执念，精神和谐，专注学术工作，对于忘记你们的脚镣的重量、不被脚镣留下特征来说，这些是最好的也是仅有的方法，这样，当脚镣最终被摘除时，你们仍旧年轻！”

这些加里波第团成员恢复体力后，便立马成小组地被分散到涅尔琴斯克各个矿山。来自贝加莫的显赫贵族家庭的年轻人路易吉·卡罗利和法国人埃米尔·安德烈奥利被发往了距离中国边境仅十几千米的卡代矿山。安德烈奥利描述了他的同伴们的心理状态：

不管我们身体的病痛和我们的困窘有多么严重，它们都比不上内心的折磨，这种折磨缓慢但确实在压迫着西伯利亚苦役犯的心灵。悲哀的是一个人几乎不愿意让自己专注于某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或者精神劳动，而这种工作或劳动可以让他不去想自己过去拥有的一切、自己遥远的故乡、自己的亲人，不去想自己曾经钟爱的一切。

加里波第团成员努力通过学习语言和当地历史来振奋精神，但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活动。当卡罗利开始执迷于对意大利和家人的想念时，他使劲让自己保持忙碌。卡罗利先是被即将实施大赦的传言支撑着，但这一传言终究没有实现，他最终陷于沮丧，而且他的健康状况开始迅速恶化。在卡代待了9个月后，卡罗利于1865年6月8日去世，他的同志们埋葬了他。被流放的共和主义者的葬礼是展示加里波第团成员之间的兄弟情谊和共同的理想主义的舞台，因此，卡罗利的同志在他的坟墓上竖起了一个十字架，上面刻着“敬献波兰流放者意大利人路易吉·卡罗利”。波兰浪漫主义画家和起义老兵阿图尔·格罗特盖把这一幕永远地定格了下来。

涅尔琴斯克成了欧洲共和主义者最偏远的墓地，成了那些从事政治斗争（这些斗争经常让他们从欧洲大陆上的一个战场、一场革命转向另一个战场、另一场革命）的人的荒凉终点站。43岁的贵族、轻骑兵中校安德烈·克拉索夫斯基是其中的一个浪漫主义起义者，他也是卡罗利1864年在外贝加尔的难友。克拉索夫斯基生于1822年；他的父亲是阿法纳西·克拉索夫斯基，是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的著名将领、老兵。作为一个俄化波兰人和东正教徒，克拉索夫斯基的父亲甚至曾经是帝国陆军镇压1830年十一月起义时的一名指挥官。安德烈·克拉索夫斯基曾在圣彼得堡军事预备学校接受良好的精英教育，这是为了在禁卫军中飞黄腾达所进行的传统准备。他从小是跟俄国贵族阶层中最高等级的人一起长大的，并且在年轻时和亚历山大二世有私人交情。他通晓英语、法语、德语、瑞典语、意大利语和波兰语，年轻时曾广泛游历欧洲。在国外时，他接触到了令受过教育的欧洲青年痴迷的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观念，甚至还在伦敦见到了亚历山大·赫尔岑。克拉索夫斯基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勇战斗，此战结束后，他身上多处受伤，获得了一枚勇敢勋章。后来他定居基辅，结了婚，有两个孩子。克拉索夫斯基对乌克兰农民阶层的生活很感兴趣，包括他们的民俗、歌曲和风俗。1860年春，在游历意大利半岛时，他遇到了加里波第，加入了这个意大利人的志愿军，先是在西西里战役中为志愿军匿名作战，后来随志愿军进军那不勒斯。

克拉索夫斯基在当年晚些时候回到基辅，之后参与了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初期蓬勃发展的改革派学生团体。在农奴获得解放后，乌克兰农村地区爆发了农民骚动，在此期间，克拉索夫斯基于1862年6月遭到告发、逮捕，因为他在传播一份自己给俄国士兵写的传单。他呼吁士兵们不要遵照命令去攻击暴动的农民：“你们正在被命令不要成为自己所属的人民的朋友和救助者，这些人包括你们的父亲、兄弟、姐妹和母亲。你们的军官正在命令你们为了那些劫掠可怜农民的官僚和地主的利益而杀死他们、向他们射击。”克拉索夫斯基被指控“意图煽动下等阶层人员叛乱”。他使用“煽动性的口号以及被禁用的、无耻的、诽谤性的文字谴责政府平息农民叛乱的做法”。军事法庭在1862年10月给克拉索夫斯基定罪。他被剥夺了地位、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获得的勋章以及他的所有财产，并被判处枪决。他这样评论法庭判决：“我全心全意地感谢你。死亡现在是对我的祝福！”

亚历山大二世将克拉索夫斯基的刑罚改为被褫夺公民权，以及在涅尔琴斯克矿区服12年苦役。1862年10月26日上午7点，克拉索夫斯基从基辅城堡走出，被带到矗立在城堡前方空地上的行刑台处。行刑者把克拉索夫斯基绑到了桩子上，然后宣读了他的判决，象征性地在这名罪犯的头上折断了一把剑。几天后，克拉索夫斯基随流放队伍向东行进，与共和主义同道者同行。一年后，1863年11月，他终于到了伊尔库茨克。他一直希望在城里与妻子团聚，因为妻子也随他前往流放地。然而，他听说妻子在途中死于斑疹伤寒。在环境脏乱、疾病肆虐的休息站经历了十五个月的痛苦折磨后，克拉索夫斯基终于在1864年2月到达了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这时的他患有结核病。他抵达时“处于某种极端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可以做任何事”，1864年3月，他在一封写给监狱负责人哥萨克中尉拉兹吉里吉耶夫的信中这么说。妻子的离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写道：

我得知了我亲爱的妻子的死讯。我曾经幸福地同她生活了十四年。我曾热切地期盼着她的到来，将她的到来视作我凄凉处境中唯一的安慰。无论这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有多么难以承受，更艰难的是想到我那三个无人照管的孩子在最需要母亲的年纪失去了母亲。他们现在住在陌生人的家中，那些陌生人可能会对他们漠不关心，而且永远不可能替代他们的母亲……

在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的营房（“那里的条件会让最强壮、最健康的人也身体受损”）里待了一个月后，克拉索夫斯基的健康状况恶化了，他住进了医院，负责医治他的医生“不会为我的性命担保，更不用说我的健康了，如果我再次被关进监狱的话……”克拉索夫斯基继续不知所措、挑衅性地谴责沙皇俄国对他的待遇：

在19世纪，一个理性、有经验的政府的目标，不能是在罪犯已经受到惩罚之后，再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报复。因此，它不能系统性地、一步步地毁灭一个体弱多病、无权无势的老人，而且是在它已经把他驱逐到世界的边缘，一个连马志尼和加里波第都无法在这里制造任何麻烦的地方之后！它不能毁灭一个温顺、无条件地戴着当局的镣铐、没有任何造成破坏的机会的人。不能！我相信它会考虑被它定罪的这个政治犯的病痛；考虑他年轻力壮时曾为国效力二十多年；它会记住他身体不好的原因，以及他在与俄国及沙皇（为了沙皇，他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与鲜血）的敌人作战时留下的五处伤口！

鉴于他“因为伤病而身体虚弱”，克拉索夫斯基请求在余下的苦役刑期里住在监狱外面。克拉索夫斯基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但他被从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转移到了环境更为健康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监狱，苦役刑期从十二年减为八年。后来，1867年9月，他获准在“严格的监督下”住在监狱外的一所私人住宅里。

对于久病和绝望的克拉索夫斯基来说，这样的让步来得太晚了。他一直在等着致命的寒冷退去，1868年5月20日，他最后一次奋力争取自由，骑上马出发了。他伪装成士兵，随身带着伪造的文件，计划前往与中国交界的地方，然后从那里去印度。然而，克拉索夫斯基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会成功。他在离开之前留下了遗嘱。遗嘱以共和主义者的三重追求——“以自由、平等和神圣的兄弟情谊的名义，阿门！”——开头，结尾处是决绝的决心：“我已经决定，如果遇到不幸，我会结束自己的性命，我不会让自己活着自首。我的死亡几乎是必然的事。”

确实，这个体弱的逃犯并没有跑多远。察觉到他逃跑后，当局派出搜查队去追捕他，但两个星期后，他们才在距离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仅仅十七千米的地方发现他正在腐烂的尸体。此前，克拉索夫斯基冲着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他身上有一张用血书写的纸条：“我已经动身去中国了。我的机会非常渺茫。我失去了所有用来指引方向的珍贵物品。死亡比把我自己活着交给敌人要好。安·克。”他那匹饥肠辘辘的马被拴在旁边的树上。人们在搜索周围的林地时发现了克拉索夫斯基的大衣，大衣衬里里面缝了一张地图和一个通行证。

像克拉索夫斯基这样的个人悲剧在西伯利亚各地的刑罚定居点屡见不鲜，在这里，这些波兰人的命运要比十二月党人的命运严酷得多。克拉索夫斯基对自己在西伯利亚的囚禁条件表示怀疑和愤怒，他的很多同胞也有这样的感受。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样身心严重受挫，以至于自杀成了他们唯一的依靠。雅罗斯瓦夫·达布罗夫斯基的足智多谋实属罕见，但他对政府的反抗却并不罕见。19世纪60年代的许多波兰流放者都是出自贵族阶层的军官。他们的爱国主义在反抗圣彼得堡的起义中得到了强化，他们被流放西伯利亚让很多人对俄国抓捕者心生怨恨。大多数人由共同的语言波兰语、共同的宗教信仰天主教和共同的政治思想共和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些特征让他们有别于绝大多数西伯利亚流放者。这种团结的纽带有助于保持他们的思想信念和反叛精神，使得这些波兰人不易屈服。

一些官员开始担心新拥入的波兰起义者可能会给东西伯利亚造成混乱。伊尔库茨克省省长康斯坦丁·舍拉什尼科夫担心，监狱的设备不足意味着这些政治流放者无法被妥当监禁和监督。然而，真正给流放行政人员构成挑战的是这些波兰人的团结、个人尊严以及对警卫和看守的权威的蔑视。这些被流放的革命者沉浸于欧洲共和主义的爱国传统中，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天赋权利，这些权利不能被剥夺，也不能被否认，哪怕是沙皇专制政权也不能。托博尔斯克省省长德斯波特-泽诺维奇在刚进入东西伯利亚的政治犯身上看到了这些品质：

我了解东西伯利亚行政管理机构中的那些人，而且我了解他们是如何对待被流放的波兰人的。士兵们一再粗暴地对待那些具有强烈人格尊严感的人，那些人若被激怒是不足为奇的。因此，我不能保证流放者不会做出某种示威。虽然他们犯有政治罪，但他们大多数时候是非常有教养的，而且任何人的忍耐都是有限的。

德斯波特-泽诺维奇其实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

这些波兰人因对自身尊严的觉悟而变得刚强，他们抗议自己遭受的待遇，坚称国家对他们的权力是有限制的。1865年12月，赤塔地区的波兰人因抗议监狱环境而发生骚乱，士兵挥舞着刺刀才将他们制服。1866年7月，一批被判处在涅尔琴斯克服苦役的波兰人拒绝在某个星期天离开牢房去工作（一个人声称，他只会挂在刺刀上离开牢房）。至少有67名囚犯签署了一份表达不满的请愿书。他们坚持的不是写在俄国的刑事法规中的权利，而是所有人类的基本权利。此前，当局突然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在宗教节日和星期天工作，“这是明显侵犯了我们的道德权利”。他们主张，这个指示“断然否认了所有构成每个人的尊严的一般人权和基督教权利，否认了那些因政治信念而被流放到这里服苦役的人。我们无法相信，俄国政府，作为一个欧洲的、信奉基督教的政府，会批准这样的指示”。这些囚犯指出，不仅是天主教会，东正教会也遵循十诫。“病人和体弱之人在没有足够的食物、新鲜的空气和自由的情况下被束缚着。难道这不是在残忍地颠覆所有痛苦无助的人所享有的权利吗？”这些波兰人还援引了亚历山大二世在1864年的法律改革：“现在一系列改革正在开启可以让每个人都不受虐待的公开司法程序，我们却在未经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忍受着饥饿和镣铐……”涅尔琴斯克矿区负责人沃龙佐夫发现：“在这些囚犯的请愿书中，他们只是雄辩地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拒不服从他们应得的惩罚（这是法律认定的），此外再无其他内容。”针对这些抗议，他把那些人关进了牢房里，剥夺了他们的肉类 配给。

此后不久，由于“致死的空气”，波兰流放者拒绝在涅尔琴斯克矿区新任负责人阿道夫·诺布洛赫领导下的一个矿山工作，诺布洛赫采取了极其强硬的立场。诺布洛赫亲自到访了这个矿山，下令撤走罪犯的茶炊、书籍、小提琴以及其他娱乐用品。他让人给这些囚犯戴上脚镣，把他们关在牢房里，每天只给他们供应面包和水：“我向他们许诺过，他们自己会求着我让他们回到矿井。”诺布洛赫得意地说，结果证明，他惩戒性的措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有些囚犯“眼里噙着泪水，请求宽恕，他们解释说，他们此前是害怕在又深又窄且满是令人窒息的烟雾的矿井中失去仅余的健康”。结果皆大欢喜，这些波兰人变得较为顺从，此事将成为“他们的一个教训”。

不过，暴动在酝酿当中。1866年2月，被流放的俄国革命者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约夫抵达叶尼塞省的坎斯克，他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事以及俄国革命党“土地与自由党”的共同创立者。他呼吁在东西伯利亚的所有波兰人“以真理和自由的名义”起义，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谢尔诺-索洛维约夫将俄国革命运动的社会主义宣传活动与波兰起义者的共和主义口号结合在了一起：“波兰人！你们为了自己的祖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你们是自由的牺牲者！你们被同样压迫着俄国人民的沙皇剥夺了一切！你们被打败，只是因为俄国人民不明白、不知道你们为何而战。团结起来，与俄国人民一起为祖国和自由而起义吧！”

四个月后，这些波兰人确实发动了起义，但不是在涅尔琴斯克的矿山，而是在贝加尔湖岸边。由于当局无法把这些波兰人都安置在涅尔琴斯克矿区，于是把他们以工作小组的形式分散到外贝加尔各地。数百人被分配到有几十名成员的小组中，他们要沿着贝加尔湖南缘修建一条道路，每个小组只有几名士兵看守。在那里，他们吃不饱饭，受风吹雨打，还要经常遭受警卫的侮辱。1866年6月25日晚，这些波兰人对自己的境况的不满爆发成了公开的暴动。一群流放者在波兰军官纳西西斯·采林斯基和古斯塔夫·萨拉莫维奇的领导下，成功制服了警卫，夺取了他们的武器，然后往中国边界方向走去，孤注一掷地争取自由。随着起义人群向南转移且其他波兰人加入他们，这场地方性的暴动逐渐发展。共有约300名流放者加入逃跑阵营。伊尔库茨克当局下令部署2支哥萨克骑兵部队和3支步兵军队去镇压叛乱。这些波兰人疲惫不堪，营养不良，只配有少数盗来的武器，他们显然不是前来镇压他们的沙皇军队的对手。这一次，他们又在人数、武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而且他们因为如下问题出现了分歧：是跟俄国军队负隅顽抗，还是仅仅选择逃跑。6月28日，在贝加尔湖畔的米希哈村附近爆发了一场短暂但决定性的小规模战斗。起义者或投降或逃进了森林里；7人被杀。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当局追踪并逮捕了其余波兰人，将他们囚禁在伊尔库茨克。

一个专门设立的军事法庭对他们进行了审判。近700人被控参与叛乱，几乎半数人被判犯有“武装叛乱”罪，有“动乱、暴力和谋杀”行为。7名头目被判处枪决，197人被判处终身服苦役，另有122人的刑期被延长。利奥波德·伊利亚舍维奇是其中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他对着历史法庭而不是面前的军事法庭，嘲讽了他所受的审判：

我将被整个俄国、整个欧洲评判。迟早，人民会对我们的行为给出他们的裁定，被你们定罪的人的鲜血会沾到你们的手上和你们的孩子的手上。历史将铭记，我们被永远留在了这里，而且我们努力争取过自由。你们真的会为这番努力而给我定罪吗？

我们可能会夸大波兰流放者的思想凝聚力，可能会觉察出在由他们的监禁条件而触动的自然爆发背后的密谋和筹划。但是，这些波兰人的抗议和暴动不能被仅仅说成是担心待遇的表示。刚开始时对食物、住宿和工作条件的地方性不满，可以迅速获得政治控诉理由——当这种不满通过被滥用的权力、被拒绝给予的权利来表述时。因为自然权利和人格尊严是流放制度中的政治问题。抗议和逃跑都挑战了君主对那些因君主恩典才能继续存活之人发挥的无限权力。此外，这些波兰人是政治犯，而不是普通罪犯，因而他们对当局的反抗具有政治意义。有同情心的同时代人把这场发生在贝加尔湖畔的叛乱看作争取波兰主权、从俄国统治中独立出来的斗争的延续。赫尔岑的杂志《钟声》大声宣告：“彻底剿灭民族是难以实现的，即使是用世界上所有的残忍力量……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摧毁波兰……但波兰依然挺立……她从西伯利亚站起来了！她没有希望，走投无路，但她宁可选择死亡，也不选择被奴役！”

这些起义者的声音穿越了西伯利亚边界，来到了分散在欧洲各地的波兰爱国者和共和主义者群体当中。年轻的波兰画家亚历山大·萨哈切夫斯基是不幸的路易吉·卡罗利在东西伯利亚的同伴之一。萨哈切夫斯基曾在华沙美术学院求学，后因参加叛乱被判处服20年苦役。与他的许多同胞不同，萨哈切夫斯基并没有享受到沙皇的宽赦，在最终于1883年移民到慕尼黑之前，他服满了全部刑期。回到欧洲后，他把自己的才华投入工作当中，创造了一系列叙事诗风格的浪漫主义画作（包括《告别欧洲》），这些作品将他在西伯利亚的同志的困境永恒地记录了下来。在其中一幅画中，逃亡流放者蜷缩在雪地里，乌鸦在他们头上盘旋；在另一幅画中，一个衰弱的苦役犯瘫倒在手推车上。

有些西伯利亚的共和主义流放者不是用调色板，而是用笔讲述他们的故事。法国人安德烈奥利是和意大利人卡罗利一起被放逐到涅尔琴斯克的，但他在1866年得到赦免，并被允许返回法国。回国后，他谴责沙皇的大赦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旨在讨好对于俄国对波兰的处置感到恐惧的欧洲国家。他的《囚禁日志》，即他在西伯利亚记录的日记，发表在有影响力的共和主义刊物《现代革命》上。安德烈奥利认为，俄国释放他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像在西伯利亚那样的监狱，那么这些监狱需要被世人遗忘；任何人都不应获准离开。俄国……应该意识到，一旦我们自由了，我们就会开口说话。”

安德烈奥利详细介绍了休息站和监狱的恶臭、俄国把政治犯和普通罪犯混杂在一起的随意做法、妇女和儿童的困境、官员的腐败无能以及罪犯所受的残酷鞭打。他宣称，西伯利亚是一个“邪恶的国度”，一个“腐化、堕落的垃圾坑”。安德烈奥利没有批评普通百姓，他们“被无知蒙蔽，而且可能很快就会受到我们当初的待遇”。他把他的怒火直指亚历山大二世本人。作为对屈斯蒂纳侯爵于1839年对尼古拉一世的“亚洲专制主义”的控诉的呼应，安德烈奥利写道：“你让我横穿了你的帝国的广阔土地。我在那里看到了你的臣民的凄惨处境、你的官员的腐败堕落、你的专制主义酿成的可怕结果。”

安德烈奥利认为沙皇终将恶有恶报。他把自己在卡代矿山的囚禁经历告诉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记者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描述了自己在西伯利亚和那些“在那片帝国监狱警卫的土地上争取自由的人”的相识。他曾聆听过“对独立的感悟、对暴政的抗议、对沙皇的憎恶”。安德烈奥利认为，虽然被流放西伯利亚的人为数不多，但是这些沙皇政权的反抗者总有一天会得到足够的力量去打败专制政权。他回应了珀西·比希·雪莱写于1818年的诗歌《奥西曼迭斯》：

无情的沙皇，现在在你眼中只是地面上的黑点的事物，明天可能会变成可怕的飓风，把你今日的虚荣的来源全都刮走。你引以为傲的军队会倒戈相向……你的军队不会阻止革命。你和你的奉承者、宫廷艺伎都将像风中的稻草一样消失；你的宫殿和你的宝座将和那些曾经伟大的帝国一起沦为尘土。

被流放的1863年起义者的绘画和回忆录使得他们的同志的牺牲和反抗深深地烙入了欧洲的政治想象当中。这些波兰人把西伯利亚政治化了。他们把西伯利亚不仅塑造成了一个流放和惩罚之地，还塑造成了一个反抗和斗争的舞台。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来自帝国各地的新一代激进主义者将加入这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