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高空俯瞰19世纪西伯利亚的泰加林，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一些人，他们背着沉重的包袱，或独自一人，或几个人一道，踉踉跄跄地向西前行。那些“驼背的人”（农民对他们的称呼）是从流放队伍、矿山、监狱和刑罚定居点里逃出来的罪犯，他们正朝着俄国欧洲部分的方向穿越森林。这些逃犯响应着迁徙的布谷鸟在春日的啼叫，利用转暖的天气、解冻的河道和茂盛的植被（可为他们提供掩护和食物），动身出发了。他们就是后来被称为“库库什金将军的军队”①中的步兵。

逃犯的人数在讲述着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西伯利亚的罪犯被遗弃、监禁在贫穷肮脏的环境中，且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于是他们从各大监狱、工厂、定居点和矿山出逃。1838至1846年间，当局在西伯利亚逮捕了将近14000名男性逃犯和3500名女性逃犯（这些数字很可能只是在逃人数的一半）。19世纪下半叶，随着总的流放人数增加，逃跑次数也增加了。一份关于1877年东西伯利亚流放情况的政府报告写道，在伊尔库茨克省接受调查的3个地区，2万多名罪犯当中的一半已经逃跑，他们“不知所踪”。到1898年，被分配到叶尼塞省的流放者的25%、被分配到伊尔库茨克省的流放者的40%、被分配到东西伯利亚普里莫尔斯克省的流放者的70%下落不明。专门设立的苦役劳动场所也出现了类似的大量逃亡现象。这些数字表明，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分散在西伯利亚的30万流放者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逃亡，民族志学者尼古拉·亚德林采夫将这种现象称为“从东西伯利亚到乌拉尔山的永动机”。

沙皇政府迁移到西伯利亚的不是勤劳的殖民者，而是一群群贫困、绝望的流放者。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作为乞丐在西伯利亚游荡，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作为小贼和凶暴的匪徒在西伯利亚游荡；他们的受害者是西伯利亚当地人，既包括土著居民，也包括从俄国移民过来的农民。监禁条件让逃犯们变得十分粗暴，他们对西伯利亚真正的殖民者实行了盗窃、纵火、绑架、暴力抢劫、强奸和谋杀等行为。为了寻求强大的力量和保护，他们有时会组成武装团伙，这些团伙不仅可以恐吓孤零零的村庄，还可以恐吓整个城镇。流放制度将西伯利亚变成了俄国的“狂野的东部”。

有些被称为“流浪者”（бродяга）的流放者一生过着逃跑、被抓获、蹲监狱、再逃跑的生活。流浪者绝大多数是男性，他们在俄国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依靠慈善活动和犯罪行为维持生活。和大多数前工业社会一样，俄罗斯帝国有着丰富的移民传统和一大群移动人口，包括逃亡农民、哥萨克人、小贩、吉卜赛人、流动猎人、朝圣者、四处游历的宗派主义者、行商，以及在泰加林、草原和冻原的游牧部落。这些移动人群在俄国于16、17世纪在西伯利亚的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23年，国家将在俄国欧洲部分流浪定为犯罪行为，这是导致在随后几十年里西伯利亚流放人数骤然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1827至1846年间，近5万名流浪者构成了所有流放人数的30％。在这一时期，俄国大多数被认定为流浪者的人都是逃跑的士兵或农奴，这两个群体都给尼古拉一世所珍视的有序社会构成了直接挑战。农奴制的废除合法化了未经批准的人员流动，此后，在俄国欧洲部分因流浪而被逮捕的人数便减少了。然而，在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给了流浪生活富于希望的新生。

当局基本没有区分那些因绝望而逃跑的不幸流放者和那些把逃跑、在西伯利亚游荡当作职业的流浪者。实际上，流浪者在流放人群中是一个单独的团体。一个流浪者会吹嘘，刑罚堡是他的“父亲”，泰加林是他的“母亲”，他的一生都在二者之间奔走。作为罪犯中的“贵族”，流浪者对监狱要塞的规则和狱中的普通囚犯“乌合之众”有一种扬扬得意的冷淡和显而易见的蔑视。因为流浪者多次逃脱，而且愿意忍受被抓获后遭到的殴打，所以他们享有某种权威和地位。

那些从外贝加尔逃跑的人必须经过雅布洛诺夫山脉、贝加尔湖沿岸，然后抵达伊尔库茨克省。他们出发时一般有10人、20人，有时是40人；沿途的工厂和矿山的逃犯不断扩充着他们的队伍。他们绕开了城镇和乡村，尽可能地紧靠西伯利亚大驿道行走，因为它自己就可以让人避开泰加林地带的密林、沼泽地和河流。一旦他们离开了贝加尔湖地区，越来越大的逃犯队伍带来了更好的乞讨机会，但也带来了更大的被捕风险。即使在夏天，食物也很难找到，逃犯被饿死的情况并非罕见。还有些人在蹚过由于融雪而暴涨的河流时被淹死，或者完全陷进沼泽地中。许多人遭受着斑疹伤寒的折磨。他们沿西伯利亚的道路艰难行进的样子是常见的景象，而且他们的头发有时还是剃去半边的样子，他们身上穿着囚服，很多人根本没有费劲去掩饰自己的身份。

经过伊尔库茨克省后，这些“驼背的人”将穿越叶尼塞省、绕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边缘，然后前往托木斯克。他们踏上西西伯利亚的土地（在那里，被捕的风险更大）后，大规模的流浪者队伍开始分散成规模较小的队伍。到达托木斯克省后，有些人将北上前往阿钦斯克；另一些人则向托博尔斯克行进。根本上，几乎所有逃犯都在努力逃避抓捕和饥饿，直至走出西伯利亚。他们的目标是到达俄国欧洲部分，或者是隐瞒自己的身份，通过让自己被当作流浪者而受到相对轻的惩罚，从而改善命运。如果他们在穿越乌拉尔山之前被捕且没有被识破身份，那么他们会被判处挨鞭打、在西西伯利亚服四年苦役，这比起很多人原先的刑罚已经好太多了。到1842年，初次逃跑的处罚是被鞭打十二下，第二次逃跑被鞭打十六下，第三次逃跑被鞭打二十四下，这些现有的惩罚措施已经不足以构成威慑。圣彼得堡下令，被抓捕的苦役犯要受五十下鞭刑。即使如此，如果被捕的逃犯已经成功逃到俄国欧洲部分并且能够不被查出身份，他们只会被判处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定居点待五年。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逃跑和重被捕获的恶性循环，还有一个不断诱使着被捕的流浪者再次逃跑的刺激因素。向被捕的库库什金将军的士兵实施的残忍鞭打，被当作了为了改善命运而值得付出的代价。

许多流放者都有多次逃跑经历。卡利纳·卡里涅茨被判处二十年苦役刑期，受过九十下鞭打。第一次逃跑被捕后，他被鞭打二十下，刑期增加十年。第二次逃跑后他再次被抓获，被鞭打四十下，他三十年的刑期又增加了十五年。他的第三次逃跑再次失败，他又被鞭打六十下，被判终身服苦役。后来他又实施了第四次逃跑，这一次，他成功假装自己是另一个苦役犯，从而“赢得了”几十下鞭打，并且“只”被判了二十年苦役刑期。他当时刚刚28岁。

安德烈·卡列林因土匪行为和武装抢劫被判鞭打五十下以及二十年苦役刑期，他在1872年7月从一支前往西伯利亚的流放队伍中逃脱了。六个月后，他在雅罗斯拉夫尔被抓获，当时他随身带着伪造的文件和左轮手枪。在案件审理期间，他被关在乌法监狱里。他在监狱墙壁下方挖了条地道，从而再次成功逃跑，但不久后又被抓获了。这次他被判处了八十下鞭打并增加了十五年刑期。卡列林“吹嘘自己会再次逃跑”，当局则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雅罗斯拉夫尔方面曾不安地询问过，他是否到达了他在东西伯利亚外贝加尔的目的地，这几次询问揭露出，他曾试图锉断运送他的罪犯船只的窗栏潜逃，但这个逃亡计划被挫败了。流放事务部无法确定卡列林的踪迹，只能确告雅罗斯拉夫尔省省长，这个可怕的犯罪分子曾于1874年6月28日通过了秋明。

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定居点和村庄逃跑，通常只需要下定决心收拾好自己的背包，然后出发赶路。实际上，西伯利亚农民迫切地想要摆脱照顾那些分配到村里且通常又惨又穷的流放者的负担，因此会帮助他们逃脱。他们会给想逃跑的人提供给养，不告诉当局他们不在当地。1828年春天，伊尔库茨克省、叶尼塞省和托博尔斯克省的官员发现，沿着西伯利亚大驿道向西行进的流放者人数突然大幅增加。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两千多名逃亡定居者离开了他们的村庄，成群地上路。托木斯克省省长彼得·弗罗洛夫少将报告，那些流放者想返回他们在俄国欧洲部分的家乡。

审问过这些逃犯后，人们发现“事件的主要起因”是一个托木斯克地区的流放定居者，名为扬克里·什科尔尼克，他谣传俄国和土耳其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将会由土耳其控制。俄国政府不希望失去西伯利亚的人口，因此准许所有人，包括流放者，移居俄国。调查显示，什科尔尼克只是告诉过一个抄写员和一个农民，说在他到访托木斯克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这项新的政府法令。这名“恶毒的说谎者”被移交给了法庭，要面对严厉判罚。但是到8月，69名逃跑的流放者和流浪者已经被捕。这些准备返乡的人显然没有努力去遮掩自己，而且忍着没有犯下在逃跑时常见的罪行。直到秋天霜冻时，人员的大批流动才停止。到那时，536名流放者已被重新抓获，其中90人已经抵达“托木斯克省的边界”。对于定居者突然普遍想要通过漫长艰辛的旅程返回俄国的现象，当局热衷于将其归罪于什科尔尼克，却没有归罪于定居者恶劣的生活环境。

逃离刑罚殖民地的难度通常不比逃离流放定居点和村庄的难度高。19世纪80年代，伊尔库茨克盐场虽然是一个长期、完善的刑罚劳动场所，但它却没有监狱建筑。盐场的75名苦役犯被安置在工厂附近的小屋和私人出租房间里。逃跑活动的规模很大，因而西伯利亚工厂的官员在计算为了供养苦役犯而需要的给养时，会把逃跑也考虑进去。他们会向新来的罪犯宣告，衣服“只会发放给想要留下的人，要逃跑的人不会拿到任何衣服”！在其他监狱，工厂和矿山官员会假装不知道他们本可以阻止的逃跑活动，这样他们就可以为了私利继续申请这些囚犯的生活津贴。就像在果戈理的名作中一样，这些监狱官员会积累“死魂灵”，“死魂灵”会为他们带来稳定的收入，但几乎不会造成什么麻烦。

从有武装警卫的休息站、监狱、刑罚酿酒厂、要塞和工厂逃跑，有时需要更多的才智。流放者会挖隧道，锉断监狱栏杆，伪装成访客或士兵，在监狱建筑的屋顶上打洞，在屋外厕所或澡堂里挖通道。在托博尔斯克两所监狱中较老的那一所，监狱警卫在洗衣房的墙壁下发现了一条隧道。这条隧道长约二十米，距离监狱外面的地面只有三米，里面已经有一盏灯和一些衣物。

想要控制从警卫眼皮底下逃跑的囚犯人数，是无法实现的。1872年，内政部向押送兵发出指示，他们可以向任何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便离开监狱或休息站建筑去屋外厕所的罪犯开枪：“警卫必须把每个这样无人陪同的罪犯看成有逃跑的意图。”当年晚些时候，一名警卫向一名罪犯开了枪，后来才发现，那名罪犯只是要拿床单去澡堂清洗。这一枪没有打中目标，但其他被怀疑想要逃跑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873年7月，一名罪犯在弗拉基米尔中转监狱被开枪打死，因为一名警卫认为他正在用一块石头武装自己。几个月后，在雅库茨克省的波克罗夫斯克，另一名罪犯在跑向监狱门口迎接妻子时被警卫开枪打死。一名军官的军刀刺向了又一个罪犯，当时那名罪犯正按照医生的指示在监狱院子里锻炼身体，以便减轻坏血病的症状。有些士兵不是那么热心于职责，他们会与罪犯进行交易，允许罪犯逃跑，在他们把罪犯抓回来后，再跟罪犯分摊抓捕奖赏。

即使没有警卫的协助或纵容，几乎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那些极其坚决且机智的罪犯逃跑。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记录过经验丰富的流浪者图马诺夫的故事，他在托博尔斯克刑罚堡上演了一场令人赞叹的逃跑。军事法庭因为他在流放时所犯的罪行判他受夹道鞭笞刑罚，在等着受刑时，图马诺夫对他的难友说：“不管用什么办法，我必须逃跑。”他可以算是个魔术师，会为囚犯进行表演，这些表演非常成功，所以警卫和看守也听说了他的演出，甚至会带家人一起来观看。在准备下一场监狱表演时，图马诺夫在监狱院子里排练了如何叠人塔。警卫饶有兴致地在旁边看着，丝毫没有起疑。在某个宗教节日来临之际，监狱里传言图马诺夫打算办一场非同寻常、前所未有的表演；所有监狱人员都出席了：罪犯、警卫、看守，甚至还有监狱长和一些受邀而来的客人。

图马诺夫弄了一个滑稽的淡黄色胡子，他先表演了一些常见的把戏，然后转向激动人心的高潮部分——叠人塔。杂技演员各自就位，图马诺夫爬上这座由人搭建的金字塔，手持一根平衡杆。这座人塔开始在院子四周移动，图马诺夫在人塔最顶端摇晃着，甚至比监狱院子的木栅栏还要高。这一演出令观众十分兴奋，现场掌声雷动。实际上，图马诺夫还藏着一个把戏。随着人塔缓缓向院子边缘移动，他突然从他所站的高处跳下，消失在栅栏另一侧。等到看守和警卫明白过来，跑过院子来到门口，然后开始在监狱周围展开搜寻时，图马诺夫已经逃走了。搜寻队走遍了附近的森林、沟壑和灌木丛，但完全没有发现这个逃亡杂技演员的踪迹。搜寻者只在木栅栏上找到了图马诺夫的淡黄色胡子。托博尔斯克省省长得知这件事后勃然大怒，威胁要让监狱长在“死期”前一直戴着这个胡子。

逃避惩罚是刺激罪犯逃跑的强大动力。雅罗斯拉夫尔的一名被流放的士兵创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逃跑纪录。他被判处了不少于十七项不同的刑罚，但他从来没有受过一次刑。每一次，他都成功地在执行判决之前逃走，然后换上一个新身份。他扮成卫生兵逃离了托木斯克刑罚堡；被关在卡因斯克时，他通过挖地道逃跑；他曾躲进厕所的粪桶里，成功地逃出了鄂木斯克监狱。

还有一些人仅仅是因为自己无法适应村庄和刑罚定居点的单调生活而逃跑。许多人把罪犯孤注一掷且通常是注定失败的逃跑举动看作向往自由，或者至少是暂时逃离监狱和村庄内的生活负担的表现。逃进泰加林的都是强壮、果决的人，但是逃跑的意愿并不总是随着年龄增加而衰退。安东·契诃夫在萨哈林岛遇到了年长的流放者阿尔图霍夫，他常常以下列方式逃跑：“他会带上一大块面包，锁上他的小屋，在走到距离驻地不到五百米的地方时，他会坐在山上，凝视着泰加林、海洋和天空；这样坐了三天左右之后，他会回到家里，带上给养，又重新回到山上……过去，他们经常鞭打他，但现在他们只是对他的‘逃跑行为’报之一笑。”乔治·凯南遇见过另一个年长的流浪者，他定居在卡拉金矿地区的一个监狱外。他请求监狱长在夏天把他关起来，因为即使知道自己无法在野外生存，他也无法抵制逃跑的诱惑。凯南发现：

这位筋疲力尽、身体衰弱的年老罪犯在听到布谷鸟的啼叫后，总是禁不住与这种啼叫有关的野性、自由、冒险生活的诱惑，这种无能为力的事有些可悲。他知道自己年老体衰；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穿越森林、游过湍急的河流、靠吃树根过活、席地而睡，就像他曾经做过的那样；但是当布谷鸟啼叫时，他又一次感受到了青春活力，又一次憧憬着只有在人迹罕至的森林中才有的独立、自由生活，他暗自思忖，如果没有强力阻止，他“一定会去那里”。为了不让自己屈服于诱惑的声音，尤里西斯把自己绑了起来，同样，为了不让自己听见、听从布谷鸟的啼叫，这个可怜的老犯人要把自己关进监狱里。

有些逃犯只是极其渴望回到家人身边。在几年的时间里，有一名罪犯从涅尔琴斯克逃跑了三次，但是每次的逃跑范围都超不过五千千米开外的彼尔姆省。每次被捕后，他都会遭受鞭刑，被送回矿山，苦役刑期延长。然而第四次，他成功到达了雅罗斯拉夫尔附近他出生的村庄，并成功说服妻子跟随他去西伯利亚。这对夫妇主动来到了地方当局处；丈夫承认自己是逃犯，妻子则宣称自己想跟丈夫回涅尔琴斯克。十一个月后，这名罪犯得到了新的判决：鞭打六十下和非常长的苦役刑期。他再次被向东逐去，但是在经过八年的斗争后，这一次他终于有妻儿相伴。

有位涅尔琴斯克官员说过，来自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流放者会为了呼吸“家乡山间的空气”而选择逃跑，然后再返回西伯利亚。看看家乡的愿望可以让流放者发狂，亚德林采夫发现：

有朝一日回到家乡的热切愿望成了一个流放者的生活目标，这种愿望一刻都不曾远离，无论他遭受着怎样的审判和痛苦。在流放定居点忍饥挨饿时，他向往着家乡；在逃跑途中，他饥肠辘辘地躺在灌木丛下时，这种愿望鼓励着他；被抓获后，他在漫漫长夜中躺在木板床铺上，酝酿着新的逃跑计划，此时他用家的念想安慰着自己……离开家乡是流放者忍受精神折磨的来源，也是他不断逃跑的原因。

即使是那些在定居点待了四十年的定居流放者，也会在迟暮之年突然不惜一切地奋力争取在死前再看一眼自己的家乡。

逃跑也给了逃犯一次“试试自己的运气”的机会。大量朝圣者、商人和旅客在西伯利亚各地活动，这为想完全遮掩自己的监狱过往的逃亡流放者提供了各种伪装。在托博尔斯克，一个逃亡的流放者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圣愚”，即被他人认为有智慧、有远见的宗教人士。他留着长发，这样就可以遮掩起会泄露身份的烙印，他还特别不讲究个人卫生，这样就可以阻止该镇居民过于靠近自己。他一直享受着市民的接济，直到一些眼尖的当地人注意到他脸上已变得模糊的烙印，最终揭发了他。另有一名逃犯把自己伪装成一名土耳其海军军官。他在托博尔斯克借了一大笔钱，接下来又去安享着托木斯克富裕居民的殷勤接待，直至最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身份暴露。19世纪50年代，两位流放者像在果戈理的小说中一样，伪装成政府巡视员，他们带着伪造的文件出行，令地方官员深感恐惧。

如果逃犯既没有文件，也没有能让自己伪装成非流放者的必要表演技能，那么在他们被捕或自首时，他们会声称自己是某个他们所知道的刑罚轻于自己的流放者。来自矿山和工厂的逃亡苦役犯会声称自己之前是被流放到定居点的，那些被判处永久定居的人则会声称自己是刑期五年的行政流放者。来自东西伯利亚的逃犯会声称自己之前是被流放到西西伯利亚的。逃犯利用了国家记录方面普遍存在的混乱，完全可以指望着在自己的案件调查期间在监狱或刑罚定居点滞留数月，这段时间足以让他们再次逃跑。

被抓获的流浪者的最后一道救生索是拒绝透露自己的身份。很多人会起“伊万·无人知晓”或“伊万·我不记得”之类的绰号。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中有个角色名为沙普金，这名罪犯高兴地回忆起与一名县警察局长交涉的经历，当时这名警官想要确认他和几名同伴的身份。当有人要他出示证件时，沙普金回答说自己没有任何证件；他和他的同伴们都是“在库库什金将军家服役”：

县警察局长便直接来问我：“你是什么人？”……我说的和大伙儿说的都一样：“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大人，全都忘记了。”

……又问另一个人：“你是谁？”

“撒腿就跑，大人。”

“你的名字叫撒腿就跑？”

“这就是我的名字，大人。”

“嘿，好吧，你是撒腿就跑，你呢？”这自然是在问第三个人了。

“而我跟着他，大人。”

“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

“就这么叫呀：而我跟着他，大人。”

“混蛋，是谁给你起了这么个名字？”

“是一些好人起的，大人。当然啦，世上是有好人的，大人。”

“这些好人都是谁呀？”

“我想不大起来了，大人，您大人大量，就饶了我吧。”

流浪者会深思熟虑、无所顾忌地去妨碍当局确定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方法是采用假名。“伊万·我不记得”人数激增，他们出现在西伯利亚的每个流放定居点和刑罚殖民地。亚德林采夫在一个监狱要塞里碰到了不少于四十个这样的人。卡拉刑罚定居点的监狱医生弗拉基米尔·科科索夫发现监狱里有几百个叫“伊万·我不记得”或者其变体的流浪者。

至19世纪中期，在西伯利亚被捕的流浪者的人数让国家无力依法惩罚他们所有人。监狱和苦役场所里充满了正在服刑但身份不明的流浪者。国家无力处置他们，这使得刑罚变得非常宽仁，而这种情况只会增加逃跑的动机，司法大臣维克多·帕宁恼怒地说：

监狱里的流浪者人数增长得太快，我们很快就不能容纳更多流浪者了。西西伯利亚的监狱要塞已经人满为患。结果，流浪者……知道，由于他们人数太多，刑罚营没有容纳他们的地方了，他们最多被桦树条鞭打并被流放到定居点。

西伯利亚当局与这种捏造、借用或盗用身份的混乱现象斗争了几十年，但以失败告终，于是1895年，当局决定把所有拒绝表露身份的流浪者放逐到萨哈林岛上的定居点，当时，萨哈林岛在西伯利亚流放者当中有着令人生畏的声名。萨哈林岛的威胁确实是个有用的备忘录，一份报告讽刺地说道：“从那时起，他们的人数开始减少，很多人开始想起自己的名字。”

政府也在努力与非法买卖身份的行为斗争，设法让罪犯们在外表上保持特色，这样就能使他们更难逃跑，抓捕他们时更加容易。从1824年起，所有在流放队伍中的男性和非贵族苦役犯都要在出发前被剃去一半头发，而且不能穿自己的衣服（但官员经常抱怨，这些规定总是被无视）。

同时，打烙印是将罪犯的身份刻在他们的身体上。在苦役犯被放逐前，国家会在公开仪式上撕破他们的鼻孔，直到1817年，这种处罚方式才因为其残忍性遭到禁止。17世纪，行刑者会用滚烫的烙铁灼烧罪犯的皮肤；但在彼得大帝在位时期，这种做法改为用墨水打烙印，而不是用高温。烙印是苦役犯的耻辱和放逐状态的标志，是表明其身份的一种手段。打烙印的工具由铁模具构成，模具上带有组成字母形状的针。它们刺入皮肤，接着，火药被揉入伤口，从而留下了一道永久的痕迹。随着时间推移，烙印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最初的烙印是由字母“B-O-P”（发音为“V-O-R”）组成，代表俄语中的“小偷”，刻在犯人的前额和两颊上。1845年，新的刑法典下令将这些字母替换为“K-A-T”，代表“苦役犯”。正如一位当时的法学家所说，烙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惩罚，而是一种预防性措施”。它们用来防止流放者混入普通百姓当中，使得侦查、捕获和惩罚逃犯更容易。1840年，国务会议责令西伯利亚各省省长给所有逃跑的流放者打上适当的烙印，烙印因省而异，这样有利于辨识逃犯的来源地，或至少是逃犯最近被捕获的地方。

与此同时，官员越来越担心这些烙印不够持久耐用，随着时间流逝，烙印在逐渐消退。1842年，内政部要求帝国医药委员会研制一种新染料，“使罪犯难以甚至不可能去除自己的烙印”。医药委员会考虑了各种替代染料，在罪犯和狗的身上进行了试验，但因为成本问题而放弃了大多数染料。医药委员会曾一度决定放弃使用火药，改用混有亚麻籽或大麻籽油的荷兰烟灰。经过两年的试验后，医药委员会未能取得显著改善的结果：“无论用哪种方法在罪犯皮肤上打烙印，如果这些烙印没有深入皮肤里，那么通过让皮肤溃烂，这些烙印都可能去除，因此，鉴于我们现在的科学发展水平，并没有一种东西能永久地在罪犯身上留下烙印。”

他们是对的。逃亡的流放者非常想弄掉让自己与众不同的烙印，用罪犯的话来说，他们是“被打上烙印的马”。烙印极有可能显示出他们原来所处的状态，使他们无法伪装成无罪的朝圣者，甚至不能伪装成不是苦役犯的定居者。有些人会使用极端的手段：他们会用有毒植物、硫酸、斑蝥、发泡硬膏、硝酸银和烙铁来毁去烙印。或者，他们会切开烙印，让伤口溃烂几个月，从而使腐烂的肉清除所有的染料痕迹。有些人甚至在自己身上注射梅毒。但是，这些痛苦的自残并不总是能够遮掩他们的身份，因为被逮捕的逃犯是因为他们的疤痕被判刑，就像因为烙印一样。有些人有多个烙印，这证明了他们对自由的无限热情。亚德林采夫遇到过一个年迈的流浪者，他的身体就是一份关于不断逃跑、被抓的真实文件：“他的背上有鞭刑和夹道鞭笞刑罚的痕迹，他的臀部有桦树条和鞭子鞭打的疤痕。他的背上、手上和脸上都有烙印。他像耙子一样瘦，拄着拐杖走路，皮肤泛黄，脸颊凹陷。”

实际上，打烙印、鞭打、戴镣铐和增加严苛的刑罚几乎并没有阻止得了大批逃亡流放者。虽然1822年的《流放者章程》规定监督流放定居者是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的责任，但实际上该事务部的令状根本没有下达到西伯利亚偏远省份的各个村庄。当地法务官员人员短缺且负担着过重的行政责任，为了检查自己所辖的地区，他们必须走上五百至一千千米。某位官员曾经抗议：“他们根本不可能直接监督这些流放者。”事实上，国家甚至不能妥善地保护自己的政府机关。1873年，伊希姆地区的农业行政大楼发生盗窃事件；合同文件、印章和钱财遭窃。守卫大楼的一名退役士兵和一名流放定居者在睡梦中被人用棍棒打死。

许多逃犯最终被抓到了，但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犯下了种种罪行，并牵制了国家的很多兵力。有一起谋杀事件极其引人注目或者说恐怖，当局因此决定定期搜查西伯利亚的城镇，他们抓住的流浪者数目惊人。在1866年鄂木斯克的一起谋杀事件后，政府在一个星期内逮捕了一百八十名流浪者。托木斯克省省长在1875年的某天上午在他的省府里进行了一次这样的围捕，抓获了不少于八百名流浪者。

托木斯克省是个从东西伯利亚向西逃走的通道。多达三千名流浪者会在托木斯克省的村庄过冬，等到春季再重新上路。由于托木斯克城地处中心位置，且该城警察部门办事不力，因而亚德林采夫说，在19世纪60年代的一段时间，它是“流放者的一个中间休息地带，像个巨大的客栈，而城里的后街则如同巨大的市集”。到19世纪90年代，为流浪者设立的半官方避难所在西伯利亚城镇开办了起来。这些避难所由私人捐助者建设，至少是得到了当局的默许，它们在努力缓解着大批流浪者给城镇居民带来的压力。一份官方报告描述了商人什克若耶夫是如何在叶尼塞省坎斯克的郊区设立了一个这样的避难所的，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城镇“充满了流浪者”。避难所里面的条件完全是一番困苦的景象：一百多人挤在两个小房间里，他们懒洋洋地躺在木板床和地面上，这样一来，甚至清点他们的人数都是不可能的。其中一半人“完全赤裸”，另一半人“衣衫褴褛”。小屋里回响着“呻吟声、不停的咳嗽声、喷嚏声和急切的说话声”，而且“里面的气味非常难闻”。大多数人把自己的救济品和衣服都换了酒喝光了，他们“把极度贫困和道德崩溃的综合影响展现到了超乎想象的程度”。

这样的避难所之所以能被容许存在，部分是因为当局根本没有必要的监狱设施来关押所有这些过剩的流动人口。西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卡兹纳科夫在1874年承认：“流浪者人数太多，让他们全都处于看守下是不可能的，当局不得不正式命令各个地区“停止迫害流浪者”。弗拉基米尔·索洛古布伯爵是19世纪70年代监狱改革委员会的主席，他承认政府确实无能为力：“少数不逃跑的流放者是那些没有逃跑意愿的流放者。”

国家在控制流放者方面的主要盟友是冬天。冬天就像赫然耸立在西伯利亚大陆上的巨大的刻耳柏洛斯（冥府守门狗），它是逃犯向西行进的最大障碍。如果说布谷鸟在春天的啼叫预示着流放者季节性的大规模逃跑的开始，那么第一次秋日霜降就标志着逃跑突然而且经常是致命的停止。那些没能成功在城镇和乡村用假身份安顿下来的人通常会选择回到安全的监狱要塞。有经验的流浪者会出现在门口，宣称自己是“伊万·我不记得”，然后接受鞭打，这是躲避冬天的代价。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健步如飞，还有不少人在泰加林里迷路了。西伯利亚令人无法视物的冬日暴风雪（пурга）——大风雪和呼啸的狂风，还伴有骤然下降的温度——可能会在几分钟之内倏地到来，且有着致命的后果。有群逃犯在巴尔瑙尔附近遇到了暴风雪：有些人跑在前头，并成功在一个村庄避难；但他们的六个同伴迷路了，最后被冻死。每年春天，冬雪消融后，散布在林中的冰冷的流浪者尸体就显露了出来。逃离外贝加尔的逃犯群体有时会试着利用贝加尔湖湖面上的厚厚冰层，以免绕着河岸线转上数千千米。然而如果他们在贝加尔湖冰面上行走，在遇到冬日暴风雪时是无处躲避的，这些人有时会抱在一起被冻死。

有些西伯利亚官员若无其事地看待从流放村庄和刑罚定居点出逃的数千名逃犯。一名官员跟英国记者埃德蒙·诺布尔说：“西伯利亚是一座巨大的监狱。罪犯待在哪个牢房里并不太重要。要紧的事——而且这件事我们做得相当成功——是防止罪犯越过西伯利亚的围墙。”西西伯利亚的另一名高级官员宣称：“让他们逃跑吧！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翻过乌拉尔山。”这样的自信被错付了。

1827至1846年间，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15.5万人当中，18500人曾从西伯利亚逃跑且在逃到俄国欧洲部分后才再一次被抓获。每年到达俄国欧洲部分的逃犯人数为400到1400人之间。在19世纪，公路、水路和铁路打通了西伯利亚更偏远的地方。西伯利亚的农民殖民者供养着成群向西行进的寄生流浪者。与此同时，警方正在逮捕越来越多越过乌拉尔山，到达俄国城镇的西伯利亚流浪者。俄国欧洲部分和高加索地区的各个省长在抱怨自己辖区内存在大量流放者，这些人正从西伯利亚返乡，“对该省的安宁和安全构成了威胁”。1877年的一份政府对流放制度的调查提出，有人认为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清除了俄国欧洲部分的罪犯，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份报告坦言：“今日俄国欧洲部分的流浪者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流放制度。”流浪者对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财政部门不得不为放逐同一个流放者出两三次钱。到1878年，在2.8万名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流放者——每人需花费约300卢布——当中，有1000人是被送回他们原来的流放地的逃犯。

逃离流放定居点和苦役场所的流浪者和逃犯不愿接受国家在其西伯利亚刑罚殖民规划中为他们指派的角色。然而，逃亡流放者的真正破坏力量，在于他们向西伯利亚的实际殖民者——西伯利亚农民——实施乞讨、偷窃和暴力犯罪而造成的困扰。每一个乞讨救济品、盗走牲畜、偷取农场里的工具的贫穷而绝望的流浪者，都是在耗损西伯利亚的发展所仰仗的殖民者的资源。

有些流浪者并不作恶，甚至常常沦为西伯利亚农民的欺压对象。这些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人乞求村民的施舍，作为流动工人在农场工作。他们不受任何法律保护，易受不讲道德的农民剥削。农场主经常欺骗他们，如果他们提出反对意见，农场主就威胁要向当局告发他们。有些人甚至会为了不给流浪者发工钱就把他们杀死。

然而，数千名西伯利亚流浪者实施了犯罪行为，而且往往是非常暴力的犯罪行为。事实上，到19世纪下半叶，抢劫、谋杀和强奸现象在西伯利亚横行。尽管愤怒的农民只上报了实际发生的罪行的少部分，但是这些数据却描绘出了一幅各个地区遭受侵袭的图景。1876年，托博尔斯克省和托木斯克省有大约2850起上报的犯罪行为，其中56％是抢劫罪行，8％是谋杀罪行。在此前的五年里，这两个省共抓捕了8000名流浪者。西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卡兹纳科夫在1877年说道：“少有哪个位于返回俄国的道路上的村庄免于被窃，少有哪个城镇免遭最可怕的暴行，少有哪条道路没有散布着尸体。” 1899年6月，伊尔库茨克省谢拉古尔村的一户人家被灭门；3个月后，在同一个村庄，一个被流放的定居者为了抢夺两姐妹省下的一小笔钱而割破了她们的喉咙。有时，犯罪的动机不是钱，而是伏特加。1872年，两个流放者杀死了托木斯克省的一个酒保，因为他拒不让他们赊账。

农民有时能成功保护自己的家庭不受暴力袭击。切尔克斯人詹杰米若夫是个著名的强盗，他因抢劫邮政马车已经在监狱里关过四年。出狱后他又犯下了一连串武装抢劫和谋杀案，最后遭到逮捕，被判处流放雅库茨克地区。然而他逃跑了。1898年12月28日晚上，他和两名同伙试图抢劫富裕的流放定居者伊兹布什金的家。他们偷偷潜入屋里，开枪打死了一个工人，然后刺伤了伊兹布什金并袭击了他的妻子。但是伊兹布什金13岁的儿子冲过去保护自己的母亲，用步枪和霰弹猎枪向袭击者开枪，杀死了詹杰米若夫和他的一个同伙。另一个行凶者空手而逃。

西伯利亚新闻界充斥着盗窃和骇人的谋杀故事，在这些案件中，如果行凶者落网，人们就会发现他们差不多都是被流放的罪犯。伊尔库茨克的周报《西伯利亚》报道，在1875年的头六个月里，叶尼塞省有六个教堂被盗，一名教堂司事被杀。1875年6月在托博尔斯克，退休地方官员布尔杜科夫和他20岁的受监护人被勒死在床上。《西伯利亚》声称，在1877年的头六个月里，托木斯克城有不少于二十八起谋杀和武装抢劫案件以及“无数起盗窃案，日夜均有发生”。现在“甚至在傍晚上街都很危险：有时，夜间猎手会骑着马在街上转悠，他们带着钩子和套索，可以把居民的毛皮大衣和帽子钩走。这还不算什么！抢劫行为不仅发生在街道上，匪徒也不仅是按照常规方式通过门窗进入居民家中，甚至还通过挖隧道从地下进入！”伊尔库茨克省的巴拉甘斯克小镇总人口不超过五千人，但在1887年却发生了六十七起谋杀案。西伯利亚的农村警力人员不足、训练不到位且腐败盛行，因此无法遏制犯罪浪潮。无数谋杀案成为悬案。

然而，无论西伯利亚城镇的警力如何不足，他们至少还是提供了些许保护。在广阔的西伯利亚荒野，没有任何防御手段可以用来对抗精心筹备、残忍无情的致命攻击。1845年6月，四名流浪者在叶尼塞斯克附近的森林中追踪并谋杀了一整支金矿勘探队伍，以抢劫这个考察队的领导者——商人瓦西里·叶林。在某个伊万·无人知晓的领导下，这些逃亡的流放者用假身份加入了这个勘探队，然后他们等待机会，一直等到勘探队分散成几支更小的搜寻队伍。在叶林、他的三名管事和他们的八名雇员进入林中人迹罕至之处时，这些流放者堵截住了他们。由于一名同伴的出卖，其中三名流放者试图沿着叶尼塞河而下，以逃离犯罪现场。地方治安官以及一群武装的哥萨克人和农民实施了追捕，他们沿河向下游追了逃犯五天五夜，其间不时地发生交火，那位无人知晓的大腿被枪打伤了。最后，罪犯的船被炮火打穿，由于睡眠不足，他们疲惫不堪，于是缴械投降。他们被送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刑罚堡，每个人都被判处受夹道鞭笞刑罚（由一千名士兵行刑）三至五次，被打烙印，而且要终身服苦役。

商队——西伯利亚商业的生命线——在沿着西伯利亚的荒凉道路穿过密林时，极其容易受到袭击。1875年8月，在叶尼塞省的米努辛斯克附近，人们在路旁发现了两个为当地贵族送酒的农民的尸体，他们的头骨被打穿了。有组织的强盗会在路上伏击整支的商队，抢夺他们的钱财，一名记者报道：“他们会动用最可怕的酷刑，用上斧子柄、针、钉子、火和刀子。”在一起案件中，他们用马车车轮压碎了儿童和婴儿的头部，屠杀了成年人。这样的拦路强盗在伊尔库茨克和托木斯克之间的西伯利亚大驿道上十分活跃，因此，1886年，为增加击退强盗的机会，马车夫开始全副武装并且多人集体出行。几个最危险的路段不得不由哥萨克骑兵巡逻守护。

一些流浪者大胆而残酷的行为让他们成为当时的传奇，这些故事鼓舞着其他数千名准备逃跑的流放者。民族志学者马克西莫夫描述过一个这样的罪犯，这个名叫科列涅夫的人既是个“积习难改的杀人者”，也是“追随他的流放者效仿的榜样”。他的故事在西伯利亚的刑罚堡和监狱中十分出名，而且被人铭记，甚至在他死后还被称颂。斯韦特洛夫原是由流放者转换而成的流浪者，以体力好闻名，现在他成了一个令托木斯克省畏惧的强盗团伙的头目。据说斯韦特洛夫在处置劫掠品时十分慷慨大方，还会把它们分发给路过的流浪者。索哈特是曾经在贝加尔湖上袭击商船的海盗船的船长；在色楞格河河口处的一个岛上举办一年一度的切尔托夫金斯克市集时，他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抢劫。19世纪末，著名强盗头目的名字仍然出现在西伯利亚的民间传说中。

俄罗斯帝国的农民文化是非常暴力的；那些违反支配着村庄生活的公社法规的人可能会遭到羞辱和残酷殴打。即使如此，在西伯利亚的犯罪行为也因其野蛮性而十分突出。民族志学者亚德林采夫解释，大多数谋杀案和武装抢劫案都是由苦役犯犯下的：“苦役当然积聚起了会继续作案的杀人者，但是我们的苦役劳动场所也引出了人们的残酷、愤懑和野蛮。苦役犯遭受着身体折磨、苦难和虐待，自然失去了所有文雅、符合人性的情感。”西伯利亚的许多杀人者确实十分暴虐。1873年10月5日，一名伊尔库茨克商人的寡妇、她的女儿、她们的看门人和一名布里亚特仆人均被杀死，他们的尸体被扔进了安加拉河。凶手还袭击了她们年轻的厨师，他们强奸、折磨、勒杀她，最后把她留在那里等死。不可思议的是，她活了下来，而且能指认出行凶者——三个流放定居者和三个流浪者。在审判期间，他们对几名受害者满不在乎，后来他们被处以绞刑。同年，一名年轻的女仆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女子高中失踪了。在她失踪后不久，人们发现了一些可怕的人类遗骸：先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头部，然后是被一条狗拖着的一节断臂，最后是受害者的躯干（已被严重损毁，乳房被切掉，生殖器被野蛮地残害）。嫌疑人是一个学校看门人和一个当地政府部门的职员，他们都和这个女孩在同一时间失踪。当他们二人最终被捕并且定罪时，调查显示出他们都是用假身份生活的逃犯。

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性侵害很普遍。流浪者会在农场持刀绑架妇女；很多妇女遭到轮奸，后被杀死。亚德林采夫写道，有两个流浪者就谁应该占有一个被他们绑架来的妇女产生了分歧，便把她丢弃在了森林里。这名妇女被发现时“身体赤裸，被用她的辫子绑在树上；她的整个身体已遭蚊子和马蝇吞食，她的皮肉已经肿胀；她口吐白沫，没有意识，勉强算是活着”。1894年，伊尔库茨克遭一群匪徒烦扰，他们会在暮色中乘坐马拉雪橇进入城镇，用套索抓住无辜的路人，将其带到城外，劫掠他们。这帮行凶者曾带走一个年轻的女孩，把她强奸后，将她浑身赤裸地丢弃在城外的雪地里。伊尔库茨克部署了更强大的巡逻队，但无法逮捕这些罪犯，因为他们似乎总是比当局抢先一步。后来，当局对一所离省长宅邸不远的空置房子实施了突袭，一群流放者在此处被捕，此后流浪者发起的攻击才停止。

鉴于这种罪案频发的现象，西伯利亚成为俄国的“狂野的东部”的代名词是不足为奇的。“叶尼塞斯克及其周边地区发生了次数空前的谋杀、盗窃和武装抢劫事件。”广受欢迎的《圣彼得堡新闻》的一位通讯记者于1871年向震惊的首都读者报道。“日落后，城中没有人敢冒险出门。那里就像19世纪40年代的布哈尔或车臣。”这样的评论不仅仅是新闻工作者的夸张说法。1900年发表的一份官方报告谴责了政府的双重标准和不讲道义——政府把罪犯放逐到西伯利亚，随后又对他们在那里造成的严重破坏视而不见：

流放者犯下的罪行不同寻常，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令人震惊的狡猾、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忍和在惩罚面前的无所畏惧……几乎所有这些罪行，如果它们是在俄国欧洲部分犯下的，便会引起全国性的轰动，而且读者大众会谈论很长一段时间，但在西伯利亚，它们在众多类似“事件”中被人忽视了，完全没有被注意到……未得雪耻的受害者遗体不会也无法令任何人不安：这些只不过是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结出的恶果，而且地方当局对此也是无能为力。

随着流浪者人数在19世纪下半叶不断增加，他们对西伯利亚农民阶层提出的要求也不断增加。乞讨和偷窃，更不用说更暴力的罪行，损坏了向过路的流浪者提供避难所、食物和救济品的固有传统。农民的善举似乎越来越不是出于怜悯和慷慨，而是出于担心：一旦凶恶的流浪者不能得其所愿，便会实施盗窃或纵火。卡兹纳科夫总督在1877年说：“曾经有一段时期，当地人会同情流放者，称他们为‘不幸的人’。如今，那段时期已经过去了……”受惊的西西伯利亚居民“害怕纵火和报复行为，便会在晚上为怨愤的流浪者留下食物，并在面对无法无天的报复，甚至是动用私刑的暴民时，想方设法地保护自己”。

政府无法独自应对那些在西伯利亚四处作案的流浪者，便在事实上长期无视流放者被杀的现象，甚至试图让农民进行那些有时类似于不激烈内战的活动。早在1813年，西伯利亚总督伊万·佩斯捷利就向圣彼得堡施压：对于处理四处劫掠的逃亡流放者问题的当地人，他请求圣彼得堡确保他们不会受到制裁。政府的回应是一项规定：农民、土著部落、部队和其他追捕逃亡流放者的个人“如果生命陷于危险，就应像对待重要的国家罪犯一样对待逃亡流放者。那些协助国家的人应该放心，如果他们用极端手段对付逃跑的流放者，他们不会受到责难”。这项规定无异于一张杀戮许可证和一份自由捕猎西伯利亚流浪者的宣言。

农民和土著民族有时确实会向流浪者宣战。盗窃牲畜和农具的行为会让农民家庭陷入彻底的贫困，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报复十分残忍。被抓的盗贼要遭受残暴且常常是致死的公开殴打。一群农民抓到一个偷马的罪犯后，把七根木针插入了罪犯的脚后跟，然后由着他爬进森林里。几年后，这个人的腿上仍有疤痕，之前那些针从疤痕处伸出了他的小腿。1879年，几个布里亚特人在伊尔库茨克郊外的某个村庄里捕获了两个流浪者，在一个农场院子里脱去了流浪者的衣服，然后用皮鞭把他们打到奄奄一息。随后，他们把这两个伤痕累累的人扔到他们自己的马车上，驱着他们的马朝伊尔库茨克方向跑去。其中一人在快到城镇时终于恢复意识，发现已经死去的同伴躺在自己身边。在马林斯克地区，农民抓住了一个偷盗他们的马匹的流放者，随后把玻璃碴儿塞进他的眼睛里，讥讽地说他再也找不到去他们的村子的路了。1884年，伊希姆城外科医生对仅仅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内被农民杀死的逃亡流放者，进行了不少于两百次验尸。

流浪者用自己的复仇行动实施了报复，其中，纵火是一种他们偏爱的武器。在1879年10月的两个大风天，在托博尔斯克郊区的同一座村庄，村里的房屋被放了火。村民的警惕性阻止了可能会吞噬整个定居点的大火。1898年，另一个涉嫌帮助当局追捕在附近的逃亡流放者的村庄遭到纵火报复。六十四个农庄被完全烧毁。

当局不仅对谋杀流浪者的现象视而不见，还正式为每个被抓获的逃犯——无论是死是活——支付三卢布的赏金。西伯利亚农民和本地人在追捕这样的人类猎物时几乎没有丝毫内疚，追逐赏金的活动发展成一个家庭式工业。根据一个流行说法，“一只松鼠的皮毛值五戈比，但你会因为一个‘驼背的人’拿到五十戈比”。西伯利亚有一些地区“因屠杀流浪者闻名”。在伊尔库茨克省的上连斯克地区，每年都会发现大约六十名逃亡流放者的尸体，其中大多数人是被农民杀死的。有些农民赢得了英勇无畏的赏金猎人的名声。一个名叫比特科夫的人沿着安加拉河做他的营生，专门从岸边向乘坐筏子顺流而下的流浪者开枪。杀死流浪者的农民当中有达到60岁的，甚至90岁的。据说有一名农民向当局送去了一百名被捕的流浪者，其中有一半在送去时已经死亡。东西伯利亚的吉利亚克人和布里亚特人是尤为有技能、冷酷无情的赏金猎人，他们专门跟踪、攻击和杀死西伯利亚道路上有组织的流浪者团伙。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德米特里·扎瓦利申说道，如果农民阶层没有以这种方式除去这么多流放者，西伯利亚将永远无法应对所有这些人。

然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西伯利亚已经不堪重负。西西伯利亚总督卡兹纳科夫指出，1877年，有流放者的地区的犯罪率比没有流放者的地区高出五倍：“流放者因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休戚相关的利益而联合在了一起，他们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个覆盖西伯利亚各地的联盟，这个联盟秘密对抗着普通百姓。”其他人也采用了相同的比喻。《西伯利亚公报》悲叹：

西伯利亚城镇一直被从帝国各地送过来的各种人渣妨碍着……任何一个不熟悉我们西伯利亚生活方式的人晚上走在鄂木斯克的路上，都可能会认为鄂木斯克是一个面临袭击威胁的城镇。整个晚上，城中都有武装哨兵在街上巡视，都有军人和民兵……在每个角落，你都会听到“来人是谁？”这样的盘问。这就像戒严状态一样，仿佛这座城市被一支看不见的敌军包围着。

在民族志学者亚德林采夫看来，西伯利亚就像一个“战场”。国家在西伯利亚的刑罚政策和殖民政策存在着破坏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农民与流浪者之间越来越暴虐无情的斗争中显露了出来：“我们看到了两个明显不同的人物，他们各自都带有一种历史意义：一个是刑罚殖民制度的代表，他从自己的流放地逃了出来；另一个是农民，他是公民秩序的代表，举着步枪站在自己的农庄前，捍卫自己的家园、财产、家人和安定生活。”63几乎所有的观察者，包括国家官员和记者等类似的人物，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流放者在西伯利亚的存在是对这片大陆上的自由百姓的沉重负担，也阻碍了这片大陆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