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一位名叫普罗霍罗夫的逃亡苦役犯在试图越过萨哈林岛和大陆之间的涅韦尔斯科伊海峡时被抓获了。一年前，他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附近谋杀了一个哥萨克人和他的两个孙女，因而被判处受九十下鞭打，但因为记录方面的错误，他当年逃过了这个惩罚。安东·契诃夫在广受欢迎的月刊《俄国思想》中向读者描述了随后的鞭打场面：

最后，普罗霍罗夫被绑了起来。行刑者拿起带有三个分叉的鞭子，然后毫不匆忙地将鞭子捋平。

“准备——受住！”他并不是很大声地说道，然后他打出了第一下，他当时没有摆动自己的胳膊，就好像只是在测量他的长度。

“一下！”监刑者用类似教堂司事的声音说道。

一开始，普罗霍罗夫默不作声，甚至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变化；但是现在一阵剧痛传至全身，他发出了声音——不是大声喊叫，而是尖声长叫。

“两下！”监刑者喊道。

行刑者站在侧边，用一种可以让鞭子落到全身的方式鞭打。每鞭打五下，他就慢慢地走到另一边，让自己休息半分钟。普罗霍罗夫的头发粘到了眉毛上，脖子肿了起来；经过五或十下鞭打后，仍带有之前的鞭打留下的鞭痕的身体已经变成深红色和深蓝色；每一下鞭打，皮肤都会裂开。

“阁下！”在尖叫和哭泣声中，我们听到这样的喊声。“阁下！请仁慈，阁下！”

后来，经过二十下或三十下鞭打后，普罗霍罗夫似乎发出了一种仪式性的哀叹，好像喝醉了，或者确切地说好像他已经神志不清：

“我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不幸之人，我已经到了最底层，我，我就是这个样子……只是我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

现在普罗霍罗夫奇怪地伸出脖子，发出干呕声……他没有说出一个字，只是吼叫着、喘着气；看来好像自从惩罚开始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世，但监刑者只是喊着：“四十二！四十三！”……

终于打到了九十下。他们迅速解开普罗霍罗夫的手脚，扶他站起来。他身上被打到的地方因为青肿而呈深蓝、深红色，而且正在流血。他的牙齿在打战，脸上又黄又湿，眼神迷离。给他喝药时，他抽搐地咬着玻璃杯……他们打湿了他的头，然后把他带到了医务室。

“那是因为谋杀罪——还有部分特别的原因是逃跑。”在我们回家时，他们向我解释道。

肉刑巩固着刑罚定居点的权力和威信体系，官员们实施肉刑，是为了使罪犯顺从、服从。不过，像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这种暴力行径不利于国家的殖民计划。鞭打和殴打不是训导和改造的有效手段，而是野蛮的惩罚武器。肉刑使得已经十分暴力的罪犯变得更加残忍，甚至赋予了少数失去人性的人地位和权力。在成功逃跑或完成了自己的苦役刑期后，那些背后伤痕累累的人常常残暴地对待他们在西伯利亚城镇和村庄中遇到的无辜民众。到了19世纪中期，西伯利亚的高级官员和受过教育的观察者对肉刑的作用表示了沉重的担忧。

肉刑也成了公众激烈讨论的话题。1863年，殴打在俄罗斯帝国的其他地方已被大大减少，但它仍然是当局在西伯利亚的一种惩罚手段，直至1917年流放制度崩溃。在带有可疑动机的不可靠之人的掌控下，鞭子、镣铐和牢房不像是训导工具，而更像是俄语词语“произвол”（专制独裁）的意味。这个词表示不受法律和司法约束的专制权力，从19世纪中叶以来，流放者、观察者等人在批评流放官员的非法权力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个词语。对许多旁观者来说，西伯利亚流放者遭受的惩罚是俄国的残酷和落后的可耻象征，凸显了沙皇俄国的专横。

西伯利亚监狱和刑罚定居点的警卫和看守在面对罪犯时配备着一系列武器。最具震慑力的是皮鞭，这是一种生牛皮鞭子，被一个铜环连到编结而成的皮质鞭子（近一米长）上，皮质鞭子又被安在长长的木柄上。当熟练的行刑者用力挥舞皮鞭时，每一下抽打都能揭掉受刑者的一层皮，所以皮鞭会把他们的后背撕裂。而且，皮鞭经常是致命的。沙皇当局认为，皮鞭的众多优点之一，就是在罪犯背部留下很深且永久性的疤痕。皮鞭不仅仅是一种有效和必要的惩罚工具，如果一名苦役犯逃走并被重新抓获，皮鞭伤痕也便于确定其逃犯身份。

排在疼痛等级第二位的，是鞭子（lash）。鞭子有一个木手柄，连着一管约25厘米长的生牛皮，牛皮条套在一个金属环里，伸出来的部分是两条长长的编结起来的生牛皮鞭梢，越往末梢越细。这是一种可怕的工具，有经验的行刑者用它鞭打两三下，就可使罪犯失去知觉。最后是桦树条，由细细的软树条制成。每根桦树条长1米，为了确保打在受刑者身上足够疼，桦树条既不能太鲜嫩，也不能太干。因此，它们通常储存在潮湿的地方，10或15根捆成一把，每根桦树条都能用上10次，用完10次后就不能用了。

鞭打和殴打是缝合起流放制度的权威和控制力这块织物的碎布，但是它们自己开始磨损得越来越厉害。早在19世纪20年代，现代化主义者提出，俄罗斯帝国不应该被其他欧洲国家的刑罚改革落下，在此压力之下，尼古拉一世的政府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国家看到了人们越来越关注殴打的野蛮性；另一方面又害怕废除殴打会剥夺当局必要的惩罚和威慑手段。尼古拉一世的政府想要保持鞭刑的震慑作用，但越来越厌恶因鞭刑而死的人数，于是政府在1830年悄悄把鞭打次数的上限定为50下。参政院在1832年规定，医生应该在最严厉的鞭笞现场坐镇，以防止出现意外的死亡。他们的任务是，当发现罪犯被打得奄奄一息时，他们立刻进行干预并叫停行刑。但这样的打断只是给罪犯换取了暂缓处罚，而不是缓刑。罪犯被带到了医院，获准进行康复治疗；罪犯背上的伤口得到了愈合的时间。之后他会被带出来继续挨鞭子。医生经常同情罪犯，而且是肉刑的反对者，他们会就为什么不能进行鞭打或者至少为什么要减少鞭打次数编造医学理由。

鞭刑的致命性残忍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安，1845年的刑法典废除了俄国欧洲部分的鞭刑。然而，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流放者以及由他们带来的愈演愈烈的混乱，西伯利亚官员认为，对惯犯的惩罚不能放松。他们声称，鞭子对于那些怙恶不悛的罪犯来说太仁慈了，而“桦树条吓不到罪犯……一家之主、村里的长者和家中的父亲都经常使用这种工具。人们会在挨罚时哭泣，但在受完罚后，便会嘲笑桦树条。［桦树条］既无法处罚罪行严重、积习难改的犯罪分子，也不能为其他人带来震慑”。鉴于俄国社会广泛使用肉刑，西伯利亚当局认为，对初犯免除鞭刑是一回事，但彻底让他免于鞭刑将“危及国家安全”。如果鞭刑要在1845年的刑法典中被废除，那么当局需要保留某种同样可怕的惩罚措施，即夹道鞭笞，在实施这种惩罚时，罪犯要在两列士兵之间跑过，每个士兵都手拿桦树条，在罪犯跑过时便抽打他一下。

最终，当然是流放当局掌握着死刑。自从1753年伊丽莎白女皇在形式上废除死刑以来，死刑仍然在权宜之时会被军事法庭使用。即便如此，在1828年十二月党人伊万·苏希诺夫被指称的叛乱之后，涅尔琴斯克矿区的负责人要求获得对威胁着警卫和官员的暴力苦役犯实施死刑的更广泛权力。1833年，尼古拉一世规定，如果苦役犯原来的刑期已达十年或以上且他们在流放时犯下了更为严重的罪行，那么西伯利亚的总督可以将他们处死。正式地说，这样的罪犯之所以活着，只是因为宽宏大量的君主把他们从绞刑架上救了下来。因此在判处他们死刑时，沙皇只是撤销了原先的宽赦。

在理论上，西伯利亚的警卫、监督人和官员所掌握的惩罚武器既是一个严肃的司法工具，也是训导流放者的必要手段。在实践中，这套武器很少公正地根据法律执行。正如契诃夫在萨哈林观察到的那样，下令鞭打罪犯的权力也代表着一个人在营地管理机构中的地位：

一名罪犯通常会被用桦树条抽打三十至一百下。这并不取决于罪行，而取决于是谁下达的惩罚命令，是地区总督还是监狱总督；前者有权命令鞭打一百下，后者最多三十下。监狱总督总是谨慎地判定鞭打三十下，当他在某些时候暂行总督职责时，他会立即将其通常的配额提高到一百下，好像这一百下鞭打是他的新权威不可或缺的象征。

营地看守可以因为非常轻微的违规现象自行下令鞭打罪犯。萨哈林岛上的医生尼古拉·洛巴斯亲眼看见过警卫“用顺手拿到的任何东西”殴打犯人，而且他“不无惊奇地发现，事实上，肉刑有助于腐化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且愚昧无知的人，比如大多数萨哈林岛监狱看守”。契诃夫发现，苦役犯会遭到三十至一百下桦树条鞭打，如果他们“没有完成日常的劳动任务（例如，如果一个鞋匠没有按要求缝完三双女鞋，他们就会鞭打他）、醉酒、粗鲁、不服从……如果二三十名工人没有完成一项任务，他们就会鞭打所有这二三十人”。甚至连抱怨监狱条件、滥用权力和不公正的殴打也是有风险的。鞭子和桦树条也会用来让那些令人生厌的罪犯闭嘴，正如萨哈林岛上的一位官员吹嘘的：

罪犯们，特别是那些戴着镣铐的罪犯，喜欢提交各种荒谬的请愿书。我被指派到这里后，在我第一次在监狱巡视时，大约五十封请愿书交到了我手中。我收下了它们，但向那些请愿者宣布，那些提交了不值得关注的请愿书的人会被鞭打。只有两份请愿书值得考虑，其余的都是垃圾。我下令鞭打四十七个人。从那以后，下一次有二十五份请愿书递过来，之后每次都在越来越少，现在他们再也没有给我送上任何请愿书。我给了他们一个教训。

在流放地的惩罚，往往是在调查流放者的罪行期间便开始实施，而不是在调查之后实施。萨哈林岛的指挥官承认，调查常常在没有足够根据的情况下开始，过程既松懈又笨拙，而且犯人会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拘留。如果某个定居流放者在岛上被谋杀，就会有一个嫌疑人被关进牢房里，戴上镣铐，每隔三天才能吃上一顿热饭，并被告知将遭受一百下桦树条鞭打。他将“一直这样，待在黑暗中，半饥半饱，惊惧不安，直到他认罪”。

营地监督人经常充当着小暴君，其中有些人就像他们看管的罪犯一样残忍。鄂木斯克刑罚堡的负责人是臭名昭著的克里夫佐夫少校，他向两百人发挥着近乎无限的权力。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的同伴波兰人希蒙·托卡热夫斯基描述了克里夫佐夫随意使用肉刑的情况：

靠右侧睡觉就足以让一个人被判处挨“枝条”［桦树条］。是的，这不是一个笑话，这是千真万确的！［克里夫佐夫］经常在晚上闯入营房，所有在木板床上靠右侧睡的人都被鞭打了。他说基督总是靠左侧睡，以证明这一惩罚的正当性；因此每个人都需要遵照他的榜样。

克里夫佐夫也喜欢为难个别囚犯。托卡热夫斯基的同志阿洛伊齐·米列茨基是1846年第一个抵达鄂木斯克的波兰政治犯，因为参与阴谋活动，被判处由五百名士兵夹道鞭笞，并服十年苦役，在同志们到来之前，米列茨基在这个要塞待了一整年。在这段时期，克里夫佐夫夺走了他的一切，还曾用桦树条鞭打了他一百下。克里夫佐夫随后将米列茨基分配到营房中最低的岗位，即负责搬运便桶、打理粪坑的遭欺压的囚犯（парашник）。有时候，米列茨基被要求顺着一根绳子下到粪坑里。由于他所从事的工作，他失去了嗅觉。尽管托卡热夫斯基对鄂木斯克的普通罪犯深感蔑视，但他觉得他们被克里夫佐夫这样的人管制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一个聪明、报复心重的伪君子，一个行为卑劣至极的人，一个堕落的人，一个赌徒和一个醉汉——总而言之，他是邪恶的化身……他的任务是在道德和习惯方面纠正那些除了满足自己的动物本能没有其他任何想法的人。

对鞭子和桦树条喜闻乐见的不仅是营地警卫。契诃夫曾在萨哈林岛遇到过一个医疗助理，他醉心于鞭打场景：“我喜欢看他们受罚，”他兴奋地说，“……我喜欢这种场景！他们是恶棍、流氓……他们应该被绞死！”有位年长的监狱总督会对挨鞭子的罪犯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为什么大喊大叫？这没什么，没什么，受着吧！痛打他，痛打他！使劲打他！”

在监督人可以免责的环境中，施虐的冲动不仅会伸向罪犯，甚至还会伸向本身没有任何过错的家属。卡拉金矿的监督人杰米多夫揭发了一名苦役犯犯下的谋杀罪行。为了强迫嫌疑人完全供认，杰米多夫命令行刑者先是折磨他的妻子——自愿随丈夫流放的自由妇女，然后是他的女儿。这个11岁的女孩被吊了起来，行刑者用桦树条从头到脚地打她；当这个孩子乞求喝点东西时，他们只给了她咸鱼。如果不是行刑者最后拒绝再殴打这个女孩，酷刑还会持续下去。回忆录中充斥此类残暴的故事，它们在流放系统的黑暗角落中非常盛行。

如果说权威和暴政在西伯利亚几乎难以分辨，那么实施公开的惩罚却有一定的逻辑。刑罚定居点的频繁逃跑、谋杀和骚乱都是当局对他们的罪犯监管不力的证据。内政部官员瓦西里·弗拉索夫认为，残酷的事件往往是警卫和监督人自己的脆弱感造成的。由于人员和装备不足，当局有时会公开展示残酷的惩罚，以使罪犯守规矩。19世纪60年代，萨哈林岛杜尔驻地定居点的负责人尼古拉耶夫是一名前农奴，后升至少校。尼古拉耶夫是惩罚领域的创新者。罪犯们原本在木板上滚动木桶来运煤，但他发现了木桶的其他用法。他会强迫犯下某种罪行的罪犯自己进入木桶中，然后让他们滚至岸边：“让他们用力滚上大概一个小时，在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前，他们会像羔羊一样温顺！”

在这些暴力的对抗中，罪犯并不总是处于下风。蓄意谋杀官员的举动似乎随处都可能爆发。1882年，萨哈林岛季莫夫斯克监狱的看守安东·杰尔宾与在面包房里工作的苦役犯伊万·库德里亚舍夫吵了起来。库德里亚舍夫辱骂了杰尔宾，于是杰尔宾走向前，打了这名罪犯的脸。随后，库德里亚舍夫扑向杰尔宾，抓住他的衣领，大声喊道：“你不能这样对我！”他把这名官员摔到地上，抓起一把小刀，开始不断地刺向他的胸口、腹部和大腿。听到杰尔宾的哭喊声后，警卫赶到了现场，正好看到库德里亚舍夫站在杰尔宾身旁，手里拿着小刀。他宣称：“我准备好了！”面包房里的另外4名苦役犯并没有设法去救杰尔宾，几分钟后，他就因伤死去了。库德里亚舍夫被收押，以待受审，他“平静，清醒，展现出了他所有的智慧”。军事法庭认定他犯有谋杀罪，后对他处以绞刑。

在决定着鞭打的严重程度的诸多因素中，没有什么比行刑者本人的工作热情更加重要。在涉及鞭打时，行刑者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许多情况下，他对受刑的流放者有着生死大权。和流放制度的很多其他方面一样，国家用来规范罪犯所受惩罚的法律，经历了一系列以贿赂和腐败为基础的非正式算计和惯例。惩罚和宽赦也可以出售。

行刑者其实难以招募到。国家倾向于让自由劳动者承担这项工作，但志愿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非常少，政府不得不征募本身就要受鞭打刑罚的流放者或苦役犯做这份工作。一项交易达成了：如果流放者同意担任行刑者，那么他自己的惩罚可以免除。有些人没有被强迫，而是确实喜欢这项工作。行刑者每年可以获得两300卢布，这是一笔相对大方的收入，而且他们的生活津贴是苦役犯的两倍。然而，他们真正的收入来源是他们收取的贿赂，为了让他们在鞭打时手下留情，罪犯会塞钱给他们。罪犯公社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与行刑者达成此类交易。出自公共基金的钱财可以买来仁慈而不是残忍的鞭打，公社通常会为此留出30％的收入。一般来说，公社会让行刑者所有的要求得到满足：如果他需要一件新外套或一双新靴子，他们会给他准备好；如果他想要喝酒，他想要多少伏特加就会得到多少。然而，其他苦役犯对他持续的厌恶抵消了这项工作的这些额外收入。

然而，达成的交易仍然需要行刑者做出一种微妙的平衡处理。一方面，他需要满足他和个别罪犯达成的条款（这些条款以公社的监督为支撑）。如果没有这么做，那么行刑者自己极易受到狱友的报复。另一方面，行刑者永远不会真的轻饶受刑者；如果他那么做了，他自己的后背就会因此而付出代价。民族志学者和记者尼古拉·亚德林采夫听说，叶尼塞斯克城的一个行刑者总是算计错误，所以遭受了“可怕的折磨，因为有非常强健的体格，他才活了下来”。警察局长曾要求实施一次特别严厉的惩罚，但这个行刑者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使罪犯满意，因此鞭打时下手较轻。结果，在鞭打完罪犯之后，这个可怜的人自己也不得不受到同样的惩罚。他遭到了痛打，一度被关进监狱里，狱中的罪犯把他灌醉了，所以他欠他们的债又多了一重。当他再次被叫去鞭打罪犯时，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宽厚地回报他们，所以他自己再一次遭受了处罚。其他的罪犯对这个行刑者的慷慨感到惊讶，长久地记着“他们的英雄和恩人”。

大多数行刑者本人曾经遭受过残酷的鞭打，所以他们对自己手下的受害者几乎没有什么同情心。许多人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得了野蛮的乐趣。科姆列夫就是个这样的行刑者，他在萨哈林岛上接受了残酷的学徒培训。他原本因为武装抢劫被判服20年苦役，于1877年被发现试图逃离该岛，因而被判处鞭打96下，苦役刑期延长20年。在监狱等待判决时，他应征充当萨哈林岛负担过重的“名人”行刑者捷尔斯基的助手。然而，科姆列夫在1889年再次试图逃跑，被抓到后，他要再被鞭打45下，在现有的40年刑期上再加15年，捷尔斯基负责鞭打他，他说道：“躺下，我的徒弟，我来告诉你怎么下手鞭打。”科姆列夫后来告诉记者弗拉斯·多罗舍维奇：“从那以后我的身体一直在溃烂。”多罗舍维奇证实，他的身体看起来好像被烙铁烫过。“看着非常吓人。他身上的一些地方覆盖着白色的疤痕；另一些地方覆盖着很红的鞭痕。”科姆列夫向多罗舍维奇展示，如果遭到挤压，“这些鞭痕会破裂，流出白色的脓液”。

一次，罪犯为减轻鞭打而向捷尔斯基行贿时，捷尔斯基被抓住了，他被判处用桦树条鞭打200下，这次轮到科姆列夫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了：“‘你教过我如何使用鞭子，现在我来告诉你用桦树条可以做什么。’……比起科姆列夫对捷尔斯基所做的，捷尔斯基对科姆列夫所做的可说是微不足道。”参加科姆列夫实施的刑罚的医生将其描述为一种“升级版的酷刑”。当被问及他为什么如此残忍时，科姆列夫会回答：“难道他们没有打过我吗？我一生都在挨打！”

残酷的鞭打不仅仅给那些挥舞着鞭子和桦树条的人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当卡拉监狱的医生弗拉基米尔·科科索夫不得不出席自己参加的第一次鞭打时，那种血腥场面给他带来了心理创伤。那名罪犯非常害怕，啜泣不已，他跪在地上乞求怜悯，当鞭子第一次打在他的背上时，“他发出了一种非人的、疯狂的叫声”。到酷刑结束时，这个罪犯的“脉搏断断续续，十分微弱，几乎摸不到……他的眼睛在眼眶里转动，眼神空洞，眼睛睁得大大的，淌着眼泪……他的胸部起伏不定，他感到十分恶心，开始呕吐”。科科索夫要想办法让这具“可怜、非常可怜、饱受折磨、无生气的尸体”复活。整个晚上，他坐在那个受鞭打之人的床边，“耻辱和无力的灼热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与科科索夫一起工作的年长医疗助理阿列克谢·莫罗佐夫目睹了许多次鞭打，这让他变成了一个沮丧且不安的精神受伤之人。他向科科索夫倾诉了自己对夹道鞭笞刑罚的深深厌恶：

他们带来了一个人，把他的衣服脱光，绑住他的双手……他的脸色非常苍白，面如土灰，只有嘴巴大张着，呼吸着空气；他像发烧一样在颤抖着……“注——意！开——始！”然后他们开始了；“绿街”活跃起来，桦树条在空中呼啸着，些许血肉从他背上飞溅出来！他喊叫着……这是怎样的喊叫！……好像他的背部全被烧掉了……他的整个后背血肉模糊；血不停地淌下，但他们还在打他！他们还在打他！

大多数的罪犯明显十分畏惧桦树条、鞭子和夹道鞭笞。有些人会孤注一掷地装疯来逃避它们。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很快就被拆穿了，或者是他们自己意识到自己的表演不能让当局信服。在医院待了两三天后，他们会“突然无缘无故地恢复理智，安静下来，面色阴沉地请求出院”。但在某些情况下，疯狂状态并不是装出来的。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一个在鄂木斯克医院里的胡言乱语的可怜人，此人此前刚被判处用桦树条抽打两千下。想到如此残酷的毒打，他越来越恐惧，这让他失去了理智。其他人则采取了更加铤而走险的手段来避免惩罚。在判决前夕，有些人会故意刺伤难友，仅仅是为了再引起一场诉讼，从而推迟鞭子抽打在他们背上的时间。在医院的囚犯会小心留意着在鞭打间隙入院恢复的人，以防他们突然掏出刀子。

然而，有些人似乎已经对鞭打无动于衷。这些流放者的忍耐力以及面对警卫和看守的鞭打时的从容，让他们在整个刑罚定居点都拥有一种可怕的权威。19世纪50年代初，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刑罚酿酒厂的负责人伊万·叶菲莫夫遇到了一名这样的罪犯，此人名叫伊万·卡拉祖本科。卡拉祖本科是个老练的罪犯，长着“一头红发，一张令人不快的有雀斑的脸和一个非常畸形的头”。他三次被抓住企图逃跑，地方法院判处他受五十下鞭刑。他被带到了监狱酿酒厂前的广场上，这样集合起来的苦役犯就能够看到判决执行场面。警官开始宣读判决书，当读到“因三次逃跑，对苦役犯卡拉祖本科实施五十下鞭刑”时，这个罪犯扑向警官，夺过判决书往嘴里塞。现场的士兵差点用刺刀刺向他，但成功脱身出来的警官大声喊道：“用你们的枪托！”打斗随之出现，在打斗中，卡拉祖本科成功撕毁了判决书，打到了行刑者的鼻子，几乎弄残了一个士兵，最后才被绑在了地上。在现场的一些罪犯的帮助下，卡拉祖本科才被制住受鞭打。行刑者走上前，不仅是执行处罚，而且还为自己刚受的伤进行了报复。然而，从第一下到最后一下这五十下鞭打，尽管有心报复的行刑者已经竭尽全力，但卡拉祖本科没有喊一声疼。在行刑期间，他咒骂了每个人，保证会把他们全都宰了。叶菲莫夫担心，一旦卡拉祖本科被松绑，他可能立刻就会杀人，因此下令给他穿上一件约束衣，然后把他转移到监狱医院。这个罪犯轻蔑地转向行刑者，嘲笑他尽管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没法让自己喊疼：“如果哪天我抓到了你，你会大声尖叫，你会死！”在受了一顿会让大多数人因疼痛而不省人事的鞭打后，卡拉祖本科却在没有人搀扶的情况下走到了医院。后来他被转移到伊尔库茨克盐场，在那里，因为另一起严重罪行，他被判处在一千人组成的夹道鞭笞队列中跑三遍。他一声不吭地忍受了大约一千八百下鞭打，然后倒下了。他被放在一辆马车上，躺在马车上从队伍中穿过，以完成剩下的惩罚。

多次逃跑的流浪者身上带有被捕后的鞭打累积而成的狰狞疤痕，它们就像代表荣誉和声名的徽章。一些罪犯受过许多次鞭打，所以他们的肩胛骨在他们从未愈合过的皮肤上一直很明显，就像打磨过的象牙。有些人能忍受特别残酷的鞭打，这种力量让他们近乎被神圣化，这些人被称为尼古拉时代的“伊万”——苦役犯中的“贵族”。“伊万”拥有令人生畏的事迹，而且在面对国家施以的痛苦惩罚时，他们仍然能够表现出蔑视和不屈，这些令他们与众不同，记者弗拉斯·多罗舍维奇解释：

他们忍受了不少于两千下鞭子的抽打，便成了“伊万”；桦树条的抽打根本不算。这种鞭打赋予了他们牺牲者的光环，给他们带来了尊重。当局贬损他们，也害怕他们。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刀插入你的腹中，无论何人冒犯了他们，他们都会用自己的手铐去猛砸这个人的头。

流放革命者列夫·迪克回忆起了“伊万”的力量和他们对罪犯公社的权威：“所有成员都应在组织中拥有平等的权利；但事实上，那些顽固的罪犯、经验丰富的流氓和流浪者是占优势的群体，正是‘伊万’坚决地按照其余的人正当的利益实施管理。正是他们的意愿被当作整个组织的意愿。”只有在鞭刑废除之后，“伊万”超乎常人的适应力的外壳才开始磨损，他们在罪犯中的地位也才降低了。

尽管鞭打和镣铐非常可骇，但它们从未有效遏制大大小小的各种罪行。亚德林采夫等观察者确信，鞭打只是切断了让罪犯与更广阔的社会联系起来的最后几丝人性：“一个忍受过鞭子和桦树条抽打的人，一个站上过行刑台上的人……不再害怕任何东西。更重要的是，他对于他人遭遇的苦难变得残酷、冷血。”亚德林采夫相信，肉刑“在预防犯罪方面是毫无用处的，在推动改过自新方面更是如此。相反，它反复灌输着野蛮性”。

有些官员用大局观念关注着流放者在西伯利亚的发展中的作用，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的种种原始惩罚方式似乎只会破坏国家的殖民计划。这些官员主张，有暴力倾向的累犯应该被处死，而那些犯有逃跑等轻罪的人应该受仁慈的惩罚，以纠正他们，而不是使他们畏惧。政府里的一些高级官员怀疑流放者能获得的改造成效。内政大臣彼得·瓦卢耶夫反驳道，只有鞭打可以管制那些不听道德劝说的罪犯。

在抽打和鞭打的作用下，国家正在促成一种残酷性，在苦役犯释放到定居点后，这种残酷性会出现在整个西伯利亚。但这也给国家的刑罚殖民计划构成了一个更加微妙和间接的威胁：在俄国欧洲部分的受教育阶层当中，人们对国家的惩罚措施越来越感到不安。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官员认为肉刑能够有效地遏制其他流放者犯罪。然而，在众多狱友面前鞭打犯法者的做法具有的教育意义值得怀疑，但却常让他们同情那个在行刑者的垫头木上流血、呜咽的人。1880年，圣彼得堡下令，这种恐怖的事要在室内、其他人看不见的地方进行。然而，在当时，西伯利亚没有什么地方是其他人看不见的。那些在流放系统里工作的人和参观流放系统的人都亲眼看见过野蛮的鞭打场面，并且不断与距离西伯利亚监狱的围墙数千千米的震惊读者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在19世纪60年代的大改革之后，人们对罪犯的态度出现了转变，只有依据这种更宽广的转变，我们才能理解这些关于西伯利亚流放者所受惩罚的描述造成的影响。19世纪初，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俄国的罪犯被认为是宗教意义上有罪的，甚至是邪恶的。但在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当中，关于犯罪行为的现代精神病学解释逐渐取代了这种有宗教意义的观点。到19世纪80年代，俄国犯罪学家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参加国际会议，讨论最新的犯罪学理论。严肃的新闻媒体传播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摘要，使得这些研究成果广为人知。在俄国各大城市，一大批持自由主义和进步观点的人——《俄国思想》《祖国纪事》《欧洲先驱》和《俄国财富》等报刊的读者——都同情俄国罪犯的困境，认为社会改革是解决帝国境内的犯罪问题的关键。在现代刑罚体系中，犯法者的行为会被认真监督、组织和规范，人们将这样的体系赞颂为进步和启蒙的制度。随着这些现代刑罚意识的出现，鞭打流放者的举动看上去像是一种回到了更早的野蛮时代的倒退，很多人现在把这个时代与“蒙古统治下的”漫长岁月联系在一起。

萨哈林岛的洛巴斯医生明确表示，自己想让俄国欧洲部分的读者看到萨哈林岛的惩罚有多么恐怖。“希望读者原谅我，”他于1898年在一篇文章——发表在俄罗斯帝国最具影响力的医学杂志《医生》上，且在美国发表——中写道，“如果我强行把读者带入一个充满哭泣和磨牙声的地方，一个有着所有刑讯室的外观的地方，如果我强迫他看他不想看到的场景。”这类文章强调，鞭子和桦树条不是司法和训诫的工具，而是利用苦役犯和流放者的无权状态的暴政的武器。

同样牵动着同时代人的还有西伯利亚监狱和刑罚堡中的惩罚牢房，犯有严重暴力罪行的流放者受过鞭打后会被锁进那里。它们是一个个昏暗、狭窄的地牢，里面没有家具；在一位参观者眼中，它们看起来像“石洞”一样，很多这样的牢房没有日光。

罪犯们长时间监禁在这些地牢中，烂在狱中。宗派主义者叶戈尔·罗日科夫因流浪被捕，于1872年被流放到了在卡拉的金矿。在那里，他拒不从事分配给他的任何劳动任务，并宣称他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在两年的时间里，警卫用残酷的鞭打回应他的顽固，铐住他的手脚，把他单独监禁起来，日常饮食只有面包和水。六个月后，刚到卡拉监狱的医生科科索夫被叫到罗日科夫的惩罚牢房里去照看他：

看守打开了门……我们立刻闻到了正在腐烂的身体的臭气。一片漆黑中，什么都看不见。室内有人在喘息和抽鼻子的声音。那里的恶臭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有人拿来一个油脂蜡烛，我走进了牢房。这个房间长两米，宽一米……没有窗户，只有门上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窥视孔。在地板上，挨着木板床的地方，有一个装满粪便的木桶；地板又湿又黏。在木板床上，喘息着、抽着鼻子的，是一个半死的人……

科科索夫在牢房阴沉、昏暗的环境中无法为这个罪犯检查身体，于是他令人把罗日科夫抬到走廊里有光线的地方：

他的手脚因坏血病而肿胀，没法正常套入镣铐的铁圈中；铁圈嵌入了他肿胀的身体里。他的手脚发青，覆着脏灰色的腐烂物。虱子爬满脚镣，爬在了溃疡上。铁匠努力开着镣铐。在撬开铆钉时，凿子掉落了下来，插进了罪犯身上；血流了出来。肮脏、破烂的衬衫和裤子是他全部的衣物；他的双脚裸露着。有人把他用来充当枕头和毯子的帽子和大衣拿出了牢房，上面沾着粪便……罗日科夫就像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

科科索夫因罗日科夫的境况而震惊，于是给他的上级写了一份愤怒的报告，把自己看到的情形斥责为“最无法无天的酷刑”。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罗日科夫在监狱医务室里接受科科索夫的治疗，他开始“恢复人样”。令人惊讶的是，他仍然不屈服。他向医生解释了自己激进的、与宗教相关的人类自由观念，这种人类自由不能容忍高压国家施加的干涉：“我的身体和思想都是自由的；我照自己高兴的方式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你是一个受雇为人干活的人，你不能照自己高兴的方式做事，而是照别人给你的命令做事……我知道当他们在鞭打别人时，你几乎要哭出来，但你仍然参与其中！我不会跟这种事有分毫关系！”在科科索夫提出抗议后，监狱当局不愿意将罗日科夫送回惩罚牢房，并且不再费心去对付他。在一次隆重的访问期间，监狱当局把他藏了起来，以防他表现出某种不服从的态度。1874年，他被释放到了赤塔的定居点，1885年，他在穷困潦倒中死去，当地村里的孩子们都很崇拜他。

比单独监禁更糟的是被锁在一个牢房里，且被拴在墙上。少数犯有最严重的罪行——纵火、暴力抢劫和谋杀——的苦役犯会被处以鞭刑，然后被拴在墙上，最久可达十年。19世纪40年代后期，当局重新启用了十二月党人此前在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的监狱，以关押这样的犯人。这些不幸的人被连在脚镣上的铁链拴在墙上。这座监狱有足够的空间，能容纳六十名这样的囚犯，“如果他们表现出悔改的迹象”，可以让他们关在一起，“如果他们屡教不改且有暴力倾向”，可以让他们被单独监禁。当局相信，被拴在墙上的罪犯会“充分感受到他们的惩罚，因此不会再次犯罪来危害社会”。

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把大约二十名这样的累犯关在独立但相邻的牢房中，用铁链把他们拴在墙上。这些罪犯被十分慷慨地拴在了长约两米的铁链上，长度足以让他们躺在地上，将头伸出牢房的门口、探到走廊上。因为许多牢房和走廊挨着，因此狱友们能够一同娱乐。一个人讲故事，其他人听着；接着第二个人开始讲，然后是第三个人，每人都轮一遍。然而，这是一种饱受折磨的生活方式。许多人会拿起小刀等尖锐的物品，设法割破自己的喉咙。由于配给缩减了，随着时间流逝，拴在墙上的罪犯的身体和思想都变得衰弱。他们的肌肉因为无法活动而萎缩；他们的脸色变得苍白；他们的内脏肿胀，他们患上了胃疼的毛病；移动——在铁链允许的范围内——让他们感到恶心。到1851年，有十五名罪犯被拴在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监狱的墙上长达十年。在西伯利亚的其他地方，还有几十个这样的罪犯。

在伊格林斯克的刑罚酿酒厂，按照伊万·叶菲莫夫的命令，四个人因为在流放期间所犯的罪行而被拴在墙上。其中一个人有一定文化，所以叶菲莫夫借给他一些书，让他大声读给其他人听。当他来巡视这个牢房，询问他们是否喜欢这样的读书体验时，“他们感谢我给了他们书籍，感谢读书体验，而且说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无聊了”。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惊讶于某些以这样的方式被关押的人的创造性：“许多人学会了缝纫，把自己变成了鞋匠或雕工。”被锁在这些牢房中的罪犯设法通过管道和裂缝来与他人交流。有些人甚至会用一种用来把东西送到牢房窗口的绳索来供应物品。

还有一些累犯不是被拴在墙上，而是被拴在独轮手推车上，他们一直拖着车四处走动了五年或十年的时间，这种惩罚既是一种道德折磨，也能阻止他们逃跑。每当一个监狱负责人走到一个拴在独轮车上的罪犯身边时，这个罪犯会“用痛苦的祷告和真诚的眼泪乞求解开锁链：‘我受够了！它让我反胃！只要不让我再看到它，我宁愿付出任何代价！’”费奥多尔·什若科罗波夫是萨哈林岛上最臭名昭著的罪犯之一，犯有一连串武装抢劫和谋杀罪行，曾多次逃跑。他从东西伯利亚被放逐到了萨哈林岛，在岛上又进行了一次失败的逃跑，后被拴到独轮车上五年。在他的自传中，他描述了自己拴在“手推车妻子”上的生活：

我拖着手推车达五年零四个月……当我拖着手推车出去干活时，它让我怒火中烧。我像没法说话的野兽一样……忍受着它……我已经没有人样了，这种状态把我变成了一种滑稽可笑、会劳动的动产。我看着我的手推车妻子，带着苦涩、荒谬和耻辱的感受……一种人类的耻辱感。像我这样道德败坏的人似乎不太可能会感到人类的耻辱感……但我的灵魂却因这种惩罚而震怒。

什若科罗波夫的感受在19世纪60年代很有共鸣，那时，受过教育的波兰人抵达了西伯利亚的监狱和刑罚定居点，开创并推广了个人主权和自然权利的观念。在1892年考察萨哈林岛以后，地理学家和植物学家安德烈·克拉斯诺夫写道，所有罪犯“都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利……自己是贱民、被社会遗弃的人而痛苦”。当然，流放制度的批评者极为看重罪犯自己对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尊严的感悟，很少有人像什若科罗波夫一样详细记录下自己对所受惩罚的内心反应。即使这些作者只不过是把自己注意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他们的描述却让人们越来越反感西伯利亚流放者遭遇的残酷惩罚。

但是最大的丑闻还是来了。1892年，西伯利亚流放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之一——“奥诺尔事件”——开始走进公众的视线。阿林比·汉诺夫是萨哈林岛雷科沃监狱里一个不识字的监督人，他负责监督建造一条穿过密林和沼泽的新路，这条路将把萨哈林岛中部偏远的奥诺尔定居点和该岛的南部联结起来。他手下的五百名罪犯分到了极为艰苦的任务：拔除灌木，砍伐树木并将其连根拔起，建筑堤坝和搬运泥土。冬天，他们在萨哈林森林刺骨的严寒中冻得瑟瑟发抖；夏天，成群的蚊虫不停叮咬他们裸露在外的皮肤。正如多罗舍维奇后来评论的那样，“驱使人们像那样工作需要超自然的力量。监狱当局在高级监督人汉诺夫身上……看到了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汉诺夫原是一个在卡拉金矿服刑的苦役犯，后被转移到了萨哈林岛，他是一个品格值得怀疑的人。

1892年2月至12月，226人逃离了施工现场，另有70人神秘地死亡。1892年，洛巴斯医生被分配到蒂莫夫斯克地区医院，他抵达萨哈林岛时，关于奥诺尔定居点极端残忍的传言正在流放者当中传播：

监督施工的看守，特别是高级监督人汉诺夫，正在把罪犯们饿死，用不发放面包配给的方式惩罚他们，用超负荷的工作把他们累到筋疲力尽，让他们遭受最可怕的鞭打和折磨，这些做法经常造成罪犯死亡。据说这些苦役犯会饿得去偷同伴的面包。情况变得十分危急，罪犯在睡觉前会先把自己的面包埋在地下，然后躺在上面，这种做法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他饥饿的同伴会在他的身下挖坑道，然后成功偷走藏起来的面包。饥饿会驱使苦役犯谋杀自己的同伴，吃他们的肉……为了逃避奥诺尔定居点的工作，这些人会砍断自己的手脚，他们会供认自己并没有犯下的谋杀案，为的是能被囚禁起来……还听说，在这个定居点附近，弃尸的腐臭味弥漫在空气当中。

洛巴斯调查了在奥诺尔定居点死亡的70名苦役犯中的一些人的验尸报告，发现许多报告都是捏造的。医生们没有看过死者的尸体就确定了死因，甚至有些情形明显是暴力致死的情况，他们也没有实施验尸。洛巴斯发现，这些医生的结论是“疏忽对待非常重要的法医问题”的证据，甚至是“蓄意隐瞒和遮掩事件的真实状况”的证据。汉诺夫自己的报告是一连串不幸的事件：5月27日，奥尔基-阿加-马梅德-可西里被他的几名同伴谋杀；第二天，苦役犯阿布登科夫被一棵倒下的树砸死；两天之后，苦役犯沙里布科夫在晚饭后突然死亡；6月29日，奥尔基·侯赛因·基扎克不知被何人殴打致死；7月1日，安东·卡因安茨基死于疲惫和癫痫；同一天，米津·特罗菲姆死于肺炎；7月7日，阿威廉·别雷死于痢疾；7月11日，尼基塔·茹拉夫廖夫死于心脏病；7月30日，阿里·梅沙迪·艾哈迈德因为吃了毒蘑菇，死于食物中毒。列表还很长。洛巴斯因为自己所发现的情况而感到震怒：

在奥诺尔定居点，几乎每天都有苦役犯死亡，其中许多人过早地死去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死亡是极为可疑的。然而当局对此置若罔闻。在收到监督人送来的关于苦役犯死亡的报告时，官员只是匆忙地给医生写了一个指示，要求医生确定死亡原因，如果必要，就对某个离奇死亡的苦役犯进行尸体解剖……总而言之，监狱当局和医生坐在距离这些可怕的人类戏剧现场数百千米远的办公室内，只是写上几封信、一些官方的答复。医务助理和监督人非常了解官员的态度，只管照他们的态度行事，与此同时，苦役犯却为繁重的工作痛苦呻吟，食不果腹，因疲惫和鞭打而死。

多罗舍维奇采访了一些“奥诺尔事件”中的食人者。其中一个人叫帕维尔·科罗卡索夫，他曾和另一名饥饿的苦役犯一起逃离修路现场，后者在逃跑途中死了。科罗卡索夫后来被捕，身上带着一包半熟的人肉。他承认自己把肉剁成了小块，然后把肉烧焦了，以便于保存，但否认自己既杀了自己的逃犯同伙，又吃了他的肉，其他苦役犯不相信且嘲笑了他的话。他声称自己只是在假装嗜食同类，这样就可以被监禁起来，不用再返回奥诺尔施工现场了。这些震惊的苦役犯必须克制着不以私刑处死他，他们强迫科罗卡索夫在他们面前吃人肉。其他被怀疑嗜食同类的罪犯遭受了残酷的鞭打，有时鞭打甚至是致命的。苦役犯后来通过歌曲使奥诺尔定居点的恐怖被后人铭记：

尽管有一系列官方调查，但汉诺夫仍然因证据不足而继续任职。然而，有关奥诺尔定居点残暴境况的故事开始传了出去。1893年夏天，克拉斯诺夫从萨哈林岛返回，开始在受欢迎的杂志《本周图书》上写关于“奥诺尔事件”的文章。契诃夫也在他的小说《萨哈林岛》中提到了这个事件。西伯利亚新闻界开始刊登这个故事。洛巴斯的熟人撰写的两篇文章于1893年秋天出现在了报纸《符拉迪沃斯托克》上，到了1894年2月，《伦敦晚旗报》和《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这个故事。《纽约时报》的文章《俄国恐怖事件：罪犯模仿嗜食同类的杀人行径且急于求死》说道：

调查委员会关于萨哈林岛奥诺尔罪犯站点的调查，揭露出了多起无情鞭打的事例以及手指和手臂被刀砍下的事例。饥饿引起的嗜食同类是常见事件。经常有人实施谋杀，然后嗜食同类，他们仅仅是带着一种招致处决、结束凄惨生活的想法……1892年，一连串带着残尸的护送队伍从奥诺尔前往官员们的驻地雷科夫斯科耶。未经任何调查，这些尸体被立即埋葬。雷科夫斯科耶的两名医生都从未去过奥诺尔。

“奥诺尔事件”不仅暴露出了某一个人的暴虐，而且暴露出了萨哈林刑罚殖民地管理机构中整个官僚体系的无能、冷漠和腐败。这是对整个流放制度的严厉控诉，这样的恐怖事件竟在萨哈林岛管理人员的眼皮底下发生。

鞭子、铁链和单独监禁支撑着西伯利亚刑罚殖民地和监狱的权威和权力，它们是一个虚弱的国家的拙钝工具。野蛮和恐怖不是惩戒和正义的代用品。由于无法改造流放者，国家依靠野蛮的惩罚来约束他们。在一个腐败且报复心重的官员和行刑者享有极大酌处权的世界里，法律与专制之间的界限虽说不上看不见，但一直模糊不清。对囚犯他们自己来说，有选择性的执法显得很随意、无法预测。在旁观者看来，这些惩罚激起了反感。

到19世纪末，肉刑越来越被看作前现代历史的可耻残余，它引起了那些见多识广、坚定自信的受过教育的公众更加强烈的谴责。对很多人来说，手持鞭子、居高临下地站在趴在地上的流放者旁边的残暴行刑者的形象很快成了专制政权的一个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