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妻子！我写信是要告诉你，感谢上帝，我们已经安全到达了萨哈林！这里的气候不可思议，对于各种植物的生长来说，这里的土壤是首屈一指的！黑色的土地一眼望不到边！每个罪犯的妻子一到达这里，这个罪犯就能免费得到建立农庄所需要的一切：两匹马、六头牛、六只鸭子和公鸡；一座建好的小屋、一辆马车、一柄犁、一柄耙等东西，一个成功的农场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所以，一收到这封信，你就应该不计较价钱地卖掉你所有的东西，立刻请求当局把你逮捕起来，然后来到这里！

这是萨哈林的一个罪犯在19、20世纪之交写给妻子的信。就像无数其他信件一样，这封信是在运输船的牢房里写成的，在亚丁港邮寄，而信的作者要过几个月才能到达萨哈林岸边。许多妇女就这样被自己的丈夫算计了。萨哈林岛上流行着一句刻薄的谚语：“聪明的人被带到那里，愚蠢的人自己走到那里。”然而，无论那些试图诱使自己毫无戒心的妻子跟随他们到萨哈林的罪犯是如何不顾一切和玩世不恭，大多数人基本上并不知道真正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事实上，萨哈林岛与这封信的作者刻意描摹的迷人田园生活截然相反。在这座岛上，妇女和儿童看到的不是设备齐全的农庄，而是一个充斥着贫困、暴力和性剥削的黑暗世界。萨哈林岛不适合供养家庭，它吞噬着家庭。

流放家庭在西伯利亚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两种意义都具体表现着沙皇政治制度中的道德原则，并且充当着俄国的帝国力量的前哨。俄国专制政权的家长式统治风格，使得联系着俄国所有家庭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神圣化了。父亲和丈夫不仅仅是养家糊口的人；他们是有威望的人，担负着保护和供养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的道德责任。

现实的考虑强调了这种对婚姻的神圣性的尊重。不驯顺的流放者生产效率低下，消耗着西伯利亚农民阶层的资源，而他们正是依赖着这些农民获取救济品，或者从他们那里盗窃财物。通过16世纪后期最早的西伯利亚流放档案可以看出，国家将妇女视为“边疆驯化者”。国家需要她们来安抚她们的丈夫、抚养子女，并且在形成一批稳定和勤勉的殖民者方面发挥中心作用。人们认为，妻子的家庭作用和父亲身份的清醒责任，可以将任性的罪犯转变成勤劳的自耕农和遵守法规的沙皇臣民。

刑罚改造的观念从18世纪后期开始盛行，它们挑战了把犯罪行为看作不可磨灭的罪这一陈旧的宗教观念。到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罪犯的改过自新被宣称为流放制度的核心和“人道”目标。在大改革前夕，内政大臣谢尔盖·兰斯科伊解释说，国家为罪犯提供了改过和重新融入公民社会所需的一切手段。苦役犯有机会转变为流放定居者，而且在特定的年数后，有机会转变为国家农民。他“因此会再次成为社会的一员”。

再一次开始强调罪犯的改过自新，也是为了服务于国家更广泛的殖民计划。苦役犯被送到西伯利亚各地的各个工业场所工作、开采自然资源是一回事。但是，这片大陆的成熟殖民化需要的不仅仅是纪律严明和勤劳能干的苦役犯，还要求建立经济效益良好且稳定的社区，这样的社区将促进商业、工业和文化的发展。政府官员并非不知道将流放犯人转变为适应力强且遵纪守法的定居者有多么困难。所以，他们把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在一起，用家庭解决这个问题。

在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期间，流放制度行政机构中的高级官员一再赞扬婚姻和子女抚育在西伯利亚流放者当中的改造力量。兰斯科伊十分激动：

在种种改造苦役犯的物质和道德手段中，婚姻是最重要的。的确，减轻劳动负担、获准住在刑罚堡外面、得到建立家庭所需的物资，都对罪犯的道德改造有重大作用。然而，它们自身无法带来婚姻可以带来的那种有益转变。被判处服苦役的人被剥夺了所有把一个人跟生活联系在一起、令他的生活吸引人的要素。通过婚姻，他找到了和世界之间的一个新的、重获活力的纽带。他从自己的妻子身上看到或至少是希望看到这么一个人：她的关心和爱会减轻自己生活的困难，并与自己分享生活的快乐……开始家庭生活并且拥有一个家庭后，罪犯会安定下来，不再逃跑或者犯其他罪行，因为他害怕失去通过自己的劳动积累下来的财产，以及家庭生活的安逸……婚姻生活是苦役犯的物质富足和道德改造最安全的保证。

流放家庭处于沙皇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殖民计划的核心，官员将其作为改造罪犯的工具、勤勉的担保和对抗骚乱的壁垒。

妇女或许是被称扬为流放者改造和物质繁荣的代理人，但是她们人数很少，每年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妇女只占流放总人数的约五分之一。在1827至1846年的20年间，2.55万名女性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男性有13.4万名。在某些地区，女性人数更少。1828年，叶尼塞省有7000名男性流放者，却只有372名女性流放者。在西伯利亚的许多刑罚工厂和酿酒厂里，妇女也是苦役犯中的一小部分人。1829年，涅尔琴斯克矿山有1400名男性，但只有72名女性。

这种男女比例失调现象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继续存在。妇女更常见的身份是作为罪犯的配偶而不是作为罪犯前往西伯利亚。在1882至1898年间，进入西伯利亚的超过14.8万名流放者（不包括苦役犯）中，只有5％是妇女。随着新开通的内河道路、海上道路和铁路线简化并加快了流放旅程，前去陪同苦役犯的家属增多了。1882至1898年间，共有22.9万人通过流放事务部进入西伯利亚：65％是男性，10％是妇女，25％是儿童。

流放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担心，流放者当中的妇女短缺问题可能成为西伯利亚暴力犯罪的一个来源。1833年，内政部报告指出，在男性人数比女性多七倍的情况下，一个流放者经常会“引诱另一个人的妻子，或者因为她的劝说而去杀害她的丈夫”。流放者还会杀害那些不同意和他结婚的女孩。这份报告列出了几起激情犯罪：流放者叶列梅耶夫谋杀了流放定居者克拉斯诺申科娃，因为她拒绝嫁给他；流放定居者奥西波夫因为同样的原因用一把小斧砍向了农村妇女科哈蒂耶娃。

政府对暴力和不稳定的回应是鼓励流放者建立家庭，但却发现极难说服西伯利亚农民将他们的女儿嫁给流放者。1831年，西伯利亚当局设立了一个一万五千卢布的基金。如果一个西伯利亚农民或商人让自己的女儿或姐妹与一个流放者订婚，那么他可以获得这个基金给出的一百五十卢布。这个基金共可以资助一百段婚姻。然而，这种国家的慷慨之举基本上并没有促使更多的西伯利亚人为流放者送上新娘。不到一年，叶尼塞省省长报告，他的辖区内只有十一段这样的婚姻。

如果流放者很难在西伯利亚本地找到妻子，那么国家也在努力说服罪犯在俄国欧洲部分的配偶跟随丈夫穿过乌拉尔山。在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跟随丈夫前往西伯利亚的妇女仍然为数很少。1835年初，仅有不到三千名妇女和男孩跟随她们的丈夫或父亲前往西伯利亚，而流放总人口数是近十万人。

为了让更多的女性踏上东去的艰苦旅程，国家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1822年的《流放者章程》规定，被社区行政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农民和商人的妻子必须随丈夫同去，无论她们是否愿意。1828年，政府扩大了这项规定的适用范围，被法院判决流放西伯利亚的所有国家农民的妻子也包括在内。四年后，政府规定，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男性农奴的妻子必须跟随自己的丈夫同去，无论她们自己是不是农奴。

面对着流放制度中盛行的行政混乱，有些妇女实际上无法陪同她们的丈夫，因为国家甚至不知道她们的丈夫身在何处。伊万·斯扎萨克是一个被判处在涅尔琴斯克服二十年苦役的波兰人，几年来，他的妻子不断写信向当局询问丈夫的身体状况和下落。几番询问只是显示出，斯扎萨克最后一次登记在册，是在1868年1月5日离开托博尔斯克前往托木斯克，之后便消失了。二十五年后，弗朗西斯卡·斯扎萨克仍在设法弄清楚她的丈夫怎么样了。

正如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所发现的，一旦妇女跟随丈夫到了西伯利亚，国家便不允许她们返回俄国欧洲部分。《流放者章程》规定，自愿陪同丈夫的妇女只有在丈夫死亡的情况下，或者是因为丈夫在流放期间犯下更多罪行而婚姻被解除时，才可以返回家乡。换句话说，当本身没犯任何罪的妇女跟随丈夫到西伯利亚后，她们被剥夺了法律保护和法律权利，和她们丈夫一同处于公民权死亡的状态。

这些法律在原则上维护了婚姻的神圣性，但一些更为平凡的缘由也起到了作用。1842年，内政部向圣彼得堡参政院致信，要求明确示意，在西伯利亚的流放者妻子是否可以获准暂时返回俄国欧洲部分料理家事，如家人死亡、遗产继承等事务。这项提案是要给予这些妇女因事而论的离开机会。然而，国家参政院拒绝对法律进行任何改动，只是给出一个解释：允许妇女哪怕回去很短的一段时间，“不仅会损害家庭关系”，还可能带来“有害的后果”。返乡者可能会“散布关于西伯利亚生活的虚假消息，从而阻碍未来的移民迁移到那里”。

许多妇女没有被告知，陪同丈夫的这个决定具有不可撤回的性质，直到到达西伯利亚后她们才知道。1873年，亚历桑德拉·乌斯片斯卡亚自愿跟随自己的丈夫——一个政治流放犯——去往涅尔琴斯克。当她和孩子到达后，她被告知，如果要看望自己的丈夫，那么她将失去所有的公民权利，而且只要她的丈夫活着，她就不能返回俄国欧洲部分。乌斯片斯卡亚不敢走出这样一步，但她被允许留在镇上，这样，在她等待丈夫被释放到定居点期间，她可以离丈夫近一些。她找了份助产士的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孩子。两年后，1875年11月，她的丈夫因为身体不好和精神抑郁而试图自杀。狂乱的亚历桑德拉·乌斯片斯卡亚请求当局允许她“在监狱看守和警卫的严密监督下”探视他。没有人告诉她，如果这样做了，哪怕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她也会丧失公民权利和返乡的可能性。后来，当她请求离开东西伯利亚去拜访在圣彼得堡的母亲时，这个请求被拒绝了。在经过广泛游说后，她从沙皇本人那里获得了返回俄国欧洲部分的特许。这一次，宽赦立即就可以得到，但这项旨在阻止妇女们从西伯利亚返回的严厉法律仍然有效。

沙皇当局把所有前去陪同被流放的丈夫的妇女称为“志愿者”。如果说这个词确实适用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么它几乎无法反映出那些出自较低阶层的大多数妇女被迫前去陪同丈夫的残酷现实。选择留在自己村子里的妇女往往面临着难挨的贫困和来自社区的社会排斥，因为社区无意帮扶没有父亲的家庭。1885年5月，在诺夫哥罗德省，一个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八年苦役的农民的妻子向莫斯科总督请愿，由于当局不准她跟随丈夫前往西伯利亚，所以她请求总督干预此事。自1883年11月丈夫被捕后，玛丽亚·帕夫洛娃一直在独自照顾他们的五个孩子，其中年龄最大的11岁，最小的1岁。因为她无法工作，她不得不卖掉家中的小农场，现在“她没有任何人帮助，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中”。帕夫洛娃说，她为丈夫感到难过，并认为“这是摆脱我的灾难性处境的唯一出路，我决定无论丈夫被送往何处，我都会跟随他，我会写信给诺夫哥罗德行政部门，请求他们逮捕我和我的孩子，并把我们与我的丈夫一起送到莫斯科中转监狱”。然而，由于一些不可知晓的原因，诺夫哥罗德当局拒绝了她的请求，并“把我和我的孩子独自抛在一个未知的城市里，蒙受着残酷的命运……现在对于我来说，逮捕是一个把我从无望的贫穷中拯救出来的救赎举措”，她绝望地写道，并请求总督“救救我的孩子”。档案文件并未记载她的命运。

谣言、欺骗和天真也起了作用。追随丈夫前去流放地的无辜妇女通常不知道西伯利亚有什么在等待着她们。1889年，外贝加尔地区的一群贫穷的苦役犯妻子把地区行政长官围住了，向他乞求救济品并声称她们要饿死了。这位官员询问她们为什么跟随丈夫来到西伯利亚；她们已经知道国家不会供养她们，而且在她们的丈夫被监禁期间，她们也无法从丈夫那里获得帮助。这些妇女借用了一个俄国农民祈祷时常用的形象来回应，称自己只是“暗黑一族”，她们此前被告知，在途中、在流放地，她们的吃穿都由国家负责，并且她们的丈夫可以与家人一起住在监狱外面。她们容易受骗是可以理解的。行政长官指出，许多丈夫当然希望妻子能够追随自己，所以在他们动身前往西伯利亚前，他们给了妻子上述保证。这些妇女不愿意相信那些指出不存在这样的给养的沙皇官员，因为“她们总是怀疑官员严肃的话语背后藏着隐秘的目的”。妇女们经常成为丈夫的表里不一、当局和自己毫无指望的希望的受害者。

在西伯利亚，没有哪个地方比萨哈林岛更能生动地说明流放家庭的命运。岛上刑罚殖民地的起源，是因为西伯利亚其他地方的苦役系统在19世纪中叶缓慢崩溃。1863年之后被流放的波兰暴动分子突然拥入，当局为应付这种局面而做出了临时和摇摆的尝试，这些行动暴露了流放系统勉强运转的基础设施和迫切的改革需要。涅尔琴斯克矿山和散布在这片大陆上的各种刑罚工厂和要塞根本无法容纳一波又一波被驱逐出俄国欧洲部分的罪犯。在1866和1876年之间，每年抵达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从11000人增加到20500人，几乎翻了一倍。1877年，西伯利亚有近12000名苦役犯，却只有大约5000个工作岗位；7000人无所事事，其中西伯利亚的监狱和要塞只能容纳4600人，这意味着2400人正被挤在俄国欧洲部分的普通监狱里。过度拥挤的问题非常尖锐，并开始害死罪犯。1875年，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744人被当局遣送走之前，有168人死在了在威尔诺（维尔纽斯）监狱中。即使是在西伯利亚，当局也越来越难以为他们监管的罪犯找到合适的劳动。1877年的一份政府调查报告表述得很直率：

艰苦的劳动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监狱位置偏远且现场设施不合格，即使是常规的车间也难以运作……苦役犯的活动几乎只限于在厨房、院子和小块园地的零星事务。在为数众多的罪犯中，实际上只有不多于五分之一的人能够被派去工作。

此外，随着1861年农奴解放，自由劳动力拥入西伯利亚，这有助于实现涅尔琴斯克行政官员长期筹划的计划：用更有劳动效率的自由劳动取代无效率的苦役劳动。农奴制过去是农民移徙的一个主要障碍，在农奴制废除后的几十年里，成千上万人逃离了在家乡的贫困状态，去乌拉尔山以东寻找新生活。随着拥入流放系统的人数在19世纪70年代持续激增，当局越来越担心供养闲散、不事生产的苦役犯要花费的高涨成本。

其他令人担心的重要因素是逃亡流放者的人数，以及成群地在西伯利亚游荡的贫困且有时很暴力的罪犯。当局努力调和着惩罚的需求和殖民的需求。一方面，苦役劳动场所应设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带，以便尽量减少逃跑的可能性以及苦役犯与自由百姓之间的接触；但另一方面，一旦罪犯服完自己的苦役刑期，这样的地方不适合他们定居。西伯利亚当地的高级官员太过焦躁了，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减少被送到他们辖区内的流放者，特别是苦役犯的人数。正是出于一种源于绝望的乐观，当局把萨哈林岛看作流放系统的至少某些明显缺点的解决方案。

萨哈林岛处于北太平洋上，位于西伯利亚东部海岸，隔涅韦尔斯科伊海峡与大陆相望，海峡最窄处仅几千米。这个岛长948千米，宽25至170千米，总面积近77000平方千米，略大于爱尔兰。它的北部覆盖着泰加林和冻原；南部由茂密的森林和延绵的山脉组成。在岛的各个地区，气候各不相同；温度比同纬度的内陆城市（比如伊尔库茨克）更宜人，但是气温还是在夏天潮湿的20℃和冬天极冷的-20℃之间浮动。

西伯利亚当局在19世纪50年代认定萨哈林是一个有价值的煤矿产地，但随着涅尔琴斯克的矿山开始枯竭，萨拉林作为一个刑罚殖民地的吸引力在19世纪60年代急剧增加。在19世纪60年代，最开始的几百名罪犯被运送到岛上。在19世纪中叶，萨哈林岛的主权被俄国和日本分割；俄国人控制该岛的北部，日本人控制该岛的南部。经过多次谈判，两国于1875年签署了一项条约，俄国获得对整个萨哈林岛的主权。

萨哈林岛是个完美的隔离场所：一个被几千米宽的危险水域与大陆分开的岛屿。1867年，内政部委托实施了一项针对帝国刑罚制度状况的重大调查，并责成调查人员起草一系列改革措施。该调查凸显了东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危险状态，谨慎地认可了在萨哈林岛建立刑罚殖民地的前景——倘若那里能有效地组织苦役劳动。在中央政府权衡这项调查的结论时，1869年，又有240名苦役犯被送到了萨哈林。

同样，从该岛首次被提议为一个苦役劳动场所开始，人们对它的适用性确实有所保留。首先，最初引起西伯利亚管理人员注意的矿山其实储量非常有限，它们只会用到被放逐到那里的几千名流放者中的几百人。第二，该岛的气候和土壤肥力让人严重怀疑这里的农业发展前景。但是内政部和流放行政部门无视岛上官员提供的可用气象数据和警告（他们曾警示这里没有发展农业经济的前景）。在一些关于岛上具有农业潜力的过于乐观的报道——这些报道与那些渴望引诱妻子随自己流放的罪犯所写的空想愿景相呼应——的鼓舞下，政府终于在1875年决定：加紧在萨哈林岛建立一个重要的刑罚殖民地。

前往萨哈林岛的罪犯或者随流放队伍经涅尔琴斯克矿区到达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然后再跨海到达该岛，或者用更常见的方法，被关在蒸汽船的牢房中从黑海的敖德萨港沿着亚洲海岸航行到萨哈林岛。这些船会驶离黑海，在君士坦丁堡抛锚，然后经过苏伊士运河、塞得港、亚丁、科伦坡、新加坡、长崎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次航行历时两三个月。政府用于这一用途的两艘船“圣彼得堡”号和“下诺夫哥罗德”号各可运载600名囚犯，每年航行2次。对于被关在极度潮湿的船舱牢房里且戴着镣铐的囚犯来说，这是一趟惩罚性的旅程。

随着到达岛上的罪犯人数从最初的少数人迅速增加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每年几百人，再到80年代末的每年1000多人，这个刑罚殖民地开始形成。1890年，岛上有大约6000名苦役犯和4000名定居流放者，到1897年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时，流放人口总数已膨胀到22000人。在岛上的约4000名妇女中，大约三分之二是女性罪犯，其余的是自由的妇女（追随丈夫的妻子或流放者的农民后代）。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另有5000名男性和300名女性被流放到萨哈林。

萨哈林为政府提供了一块白板：一个享受已经积累了一个世纪的管理大规模西伯利亚刑罚殖民地的经验的机会。它也是政府最后一个可以用来表明惩罚可以让流放者改过自新、转变为拥有小地产的农业殖民者的机会。这个自夸的转变的关键是萨哈林的妇女。她们也将悲剧性地标志着这个转变的失败。

安东·契诃夫在1890年6月从伊尔库茨克写给他的哥哥亚历山大的信中说道：

西伯利亚是一个广阔而寒冷的地区，这趟旅程似乎没有尽头。途中几乎看不到新奇或有趣的东西，但我体验和感慨良多。我曾与泛滥的河水搏斗，与寒冷、令人难以置信的沼泽地、饥饿和睡眠不足搏斗……这是你在莫斯科花100万卢也买不到的经历。你应该来西伯利亚！让法庭把你流放到这里。

在30岁时，而且在知道自己已经患有结核病的情况下，安东·契诃夫开始进行一次为期11周的严酷旅行——跨越西伯利亚前往位于萨哈林的刑罚殖民地。他不是流放制度的支持者，而是决心记下岛上的情况，然后让俄国读者大众注意到这些情况。在去往萨哈林的途中，他向他的编辑阿列克谢·苏沃林写出严厉谴责：

从我已经读过和正在阅读的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已经让数百万人在监狱中堕落，堕落到没有意志的境地，我们用近乎野蛮的漠不关心对待他们。我们迫使他们在寒冷的天气中戴着镣铐前行数万千米，让他们染上梅毒，诱使他们道德败坏，大量增加罪犯人口，并把种种罪责都推给了红鼻子的监狱管理人。所有欧洲人现在都知道，罪责不在于监狱管理人，而是我们所有人，但我们仍然认为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并不关心。

契诃夫花了3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在岛上辛勤工作。他起得很早，每天都会去采访萨哈林的苦役犯和定居流放者。他在岛上记录的大量笔记后来成为于1893—1894年在自由主义月刊《俄国思想》上连载的半游记半社会学研究的基础，这些文章大获好评。《萨哈林岛》将有助于扭转公众对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看法。

契诃夫发现，只有约5％的萨哈林妇女能阅读，更不用说写字了。因此，她们的故事通常会由男性讲述，如果这些故事有人讲述的话。官方报告指出，这些妇女是性剥削和性暴力的受害者，但它们很少记录这些妇女的请愿和上诉声音。关于萨哈林岛上的妇女和儿童生活最形象的叙述，来自观察过和偶尔采访过他们的人。在契诃夫的记述之后，又涌现出了众多记者、政府巡视员、医生和外国旅行者的出版物，所有这些都植根于岛上妇女和儿童遭受的厄运的悲惨细节。一些人，如记者弗拉斯·多罗舍维奇，采用了专栏作家的感觉论风格，但甚至是他也对自己作品的事实基础感到自豪。多数作者——政府官员、医生和契诃夫本人——都争取让自己的报道保持公平。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或者至少是成为公开宣称的流放制度反对者。他们认为，妇女和儿童的堕落以及家庭的被毁是专制政权不可能抗辩的东西。西伯利亚罪犯的困境可能无法触动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许多人的良知；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变得残酷无情却会触动他们。

被判处在萨哈林服苦役的女性罪犯中，大多数人被法庭认定为激情犯罪。“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的丈夫”或“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的婆婆 ”，契诃夫听到她们这么说。农村女性对厌女症很熟悉。有些已婚妇女多年来忍受着丈夫的暴力殴打，有时她们会突然爆发，抓起一把刀或一包毒药。有些人会杀死无力抚养的新生儿。还有些人作为盗贼、造假者和纵火犯被流放。对于一些极度贫穷的妇女来说，卖淫是一个通向更广阔的犯罪地狱的大门，而且是耻辱的一个来源，这种耻辱使得她们易受各种指控，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复活》（1899年）的女主角卡秋莎一样。然而，到19世纪末，因为“非法性交”而被起诉的妇女人数急剧下降。

契诃夫注意到，每当一个女人到达萨哈林后，她的“人格尊严……女性身份和谦虚品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顾及；这似乎意味着，所有这一切都被她的耻辱排挤出去了，或者说在她沿着监狱和休息站跋涉到西伯利亚的途中，她失去了它们”。甚至是那些追随丈夫的无辜妇女也没有免于这一命运。妇女本应在流放途中与男人分开行进，但这项规定继续被无视，她们常常整晚与一群冷酷无情的罪犯关在一起。流放者的妻子有时会被流放队伍中的罪犯强奸，或者被自己的丈夫送出去，以换取金钱、伏特加或人身保护。犯罪学者和内政部官员德米特里·德里尔曾在1896年访问萨哈林岛，他直言不讳地说：妇女，无论是罪犯还是那些自愿追随丈夫的人，“通常在流放队伍中都彻底堕落了，并以妓女的身份到达刑罚营”。

在妇女怀孕时或带着新生儿时，她们尤其脆弱。1837年，国家参政院规定，怀孕或处于哺乳期的妇女不能被流放，但是，就像许多来自首都的指令一样，西伯利亚当局照例忽视了这项规定。事实上，因为流放路途漫长，而且妇女承受着与流放队伍中的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压力，许多妇女在途中怀孕。尼古拉耶夫娜是名女性罪犯，她在1870年随一群苦役犯乘坐蒸汽船沿着阿穆尔河航行，当时她临近产期，便请求留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直到孩子出生。然而，当局对她的请求不予理会，在蒸汽船起航四小时后，她开始分娩。她获准在甲板上生产，用来避开旁人视线和恶劣天气的，仅仅是几件囚服。但孩子出生不到一小时便夭折了。

妇女们经常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一道去追随她们的丈夫。1885年，一群陪同苦役犯的家属正等待着离开基辅，然后经由敖德萨前往萨哈林。这些家属包括拉夫连季·什沃仁的妻子，她有一个9岁的儿子和三个女儿，分别是7岁、5岁和1岁；奥西普·丘马克的妻子，她有四个女儿，分别是13岁、11岁、9岁和5岁。他们的名字甚至也没有被记录下来。

美国探险家乔治·凯南注意到像10岁那么小的女孩不得不每天步行30千米，因为马车上没有够她们坐的地方。仅在1875年一年，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就有1030名儿童在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喀山和彼尔姆的中转监狱以及更远的地方的休息站死亡。两年后，又有400名儿童在旅途中死去了。民族志学者和记者尼古拉·亚德林采夫估计，事实上，由于医疗设施不充足，半数儿童在去往父母的流放地的途中死亡。

除了饥饿、寒冷和缺乏足够的医疗护理，这些孩子还面对着与他们一同挤在休息站、火车车厢和船舱里的罪犯的可怕欲望。内政部高级官员瓦西里·弗拉索夫在1873年报告，当局没能让儿童与流放队伍中的罪犯分开，这使得这些孩子接触到了“狂欢作乐和非法行为”。被流放的妇女会抱怨，流放队伍中的男性罪犯“正在侵害她们的孩子”。弗拉索夫发现，“一些男性罪犯非常不道德、玩世不恭，他们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孩子面前做出色情行为”，这“不仅损害了孩子的道德，还过早地唤醒了他们自己的性欲”。与契诃夫一起乘蒸汽船由阿穆尔河前往萨哈林岛的，“有一名戴着脚镣的罪犯，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他的女儿，一个失去了母亲的6岁小女孩，跟在他身边……紧握住他的脚镣。晚上，这个小女孩和罪犯、士兵杂乱地睡在一起”。有许多关于小女孩在阿穆尔河上的蒸汽船上被强奸的报道。

流放官员发现，流放队伍中的孩子的艰难处境尤其令人不安。一个“已经对很多事变得漠不关心”的冷酷休息站官员对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说：“这些可怜的孩子！……冬天时简直没法看着他们：他们被冻僵了，无精打采，身体不适，还咳嗽着，很多人长了溃疡，他们身上起了皮疹……”出卖自己的妇女会被谴责为堕落的妓女，而那些被迫见证或参与性行为的儿童却没法这么轻易地被忽视。受教育阶层对俄国城市中的雏妓有着矛盾情绪，然而，官员对流放者当中的儿童性剥削现象也带有同情和厌恶的混合情绪。弗拉索夫至少带着气度去评价这些孩子，“责备这些环境的牺牲品是不可能的”。但他仍然震惊于他们“对待士兵和水手的轻率举止，这些举止超过了在大城市街头拉客的妓女”。在一个流放队伍中，一个苦役犯12岁和14岁的女儿已经感染了梅毒。民族志学者瓦西里·谢苗夫斯基在1878年随五百名流放者和家属前往勒拿金矿；其中有个11岁的男孩，他喝酒、打牌，对妇女感兴趣；还有一个12岁的女孩“被这群罪犯视为共同财产”。

当女性流放者终于到达萨哈林时，她们被当成了寻常的妓女；营地行政部门甚至组织出卖她们的身体。弗拉索夫在1871年访问过萨哈林后报告，当局已经把监狱里关押女性罪犯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妓院。尽管他的报告受官方语言风格限制，但仍充斥着愤慨。只有那些在岛上犯了罪或“不值得男人青睐”的女性才得以在厨房工作；其余女性“被用来满足需要”，并让自己喝得烂醉。

萨哈林岛流放女性的卖淫行为形成了一个将在随后几年中持续存在的模式。萨哈林的主任医师列昂尼德·帕杜布斯基医生注意到，一到达该岛，女性苦役犯就会被要求她们提供性服务的看守和士兵“追逐和骚扰”。如果这些妇女对“地方当局的性本能”有丝毫反抗，她们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她们每周会被拖到医院进行作为妓女的医疗检查，或者警卫会指控她们犯了一些“子虚乌有的罪行”。随后，他们会让她们去跟一个定居者一起住在某个偏僻的村庄里，这相当于“判决她们蒙受最不受约束的卖淫行为，因为这些村庄通常有两到五名妇女，却有五十至六十名单身男性”。帕杜布斯基对于这种“嘲弄法律规定的目标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怒。他甚至遇到过这样一些案件：一对夫妻因为同样的罪行一同判处在萨哈林服苦役，他们却在同一年的不同时间到达，仅仅是因为这个妇女先被送给了另一个定居者。

在办事员和看守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女性罪犯后，其余女性罪犯都会被带到卡尔扎科夫斯克驻地的定居点，契诃夫在那里看到了类似于牲畜市场的交易。地区长官和当地行政部门的官员决定着哪些定居流放者和农民“可以得到一个女人”。那些被选出来的人在约定的日子来到监狱，届时他们可以查看新来的女人：“每个人都选得……非常认真，‘用人性的态度’对待这些朴素、年长和囚徒般的人；他们端详着，想要从她们的脸上推测出，她们哪个人是合格的家庭主妇。”定居者认为这些妇女“不完全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主妇，也不是一个像家畜那么低等的生物，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当局故意绕开了那些旨在维护流放者当中的性规范和传统道德的法律。契诃夫明白，被定罪的妇女以农业劳工的身份被分配给了萨哈林岛上的定居流放者，“但这只是一个避开禁止不道德行为和通奸行为的法律的幌子”，因为她们实际上是非法的妻子。岛上的医生尼古拉·洛巴斯评论：“萨哈林岛上的女人成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物品，一个可以传递、分配、接纳和出借的物品。” 妇女的确在一系列由当局安排的肮脏交易中从一个流放者手中传给下一个流放者，有时是为了当局的个人利益。纳塔利娅·里涅瓦娅是少数几个识字的女性罪犯之一，她曾写下一封抗议她的待遇的请愿书：

抵达萨哈林岛后，我被送到了波列前斯科耶定居点，在那里我和定居者帕维尔·福明住在一起，我和他同住了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我怀上了他的孩子，想和他结婚……但是，定居点的管理员来了我们的住处，由于某种原因，他不喜欢我们家的样子。他带我离开了帕维尔·福明，想把我交给另一个定居者。

洛巴斯亲眼看到了可怕的场景：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跪着乞求一名官员，请求他不要让她和一个流放者住在一起，而那两个受惊的孩子紧紧抓着她，边哭边颤抖。她的请求和泪水没有用，这个女人不得不顺从。事实上，萨哈林的妇女成了囚犯的囚犯。

出自这些商业和行政算计的大多数伴侣关系都是对婚姻的肮脏模仿。许多男女嫌弃自己的同居者，跟对方一直是陌生人。即使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许多年，他们也不知道对方的年龄、他们来自俄国的哪个地方以及他们源于父名的姓。妇女在没有正式婚姻关系的情况下经过了很多男人的手。一个女人和一个定居者一起生活了三年，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当这个男人决定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时，他只是把她交给了另一个男人：“我有一个女人。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留下她。”

一些妇女逃离了那些虐待且剥削她们，她们却不得不与其同居的定居者。在当局看来，她们这是在拒绝当局为带来妇女的福祉和道德改善所付出的努力，因此当局不赞同她们的这种做法。她们不可避免地会被逮捕，随后通常会被单独监禁一段时间，然后被送到更偏远的定居点。在四到六个月的时间里，大多数妇女的意志会因为跟自己被指定的定居者一起生活而被摧毁。即使她们起初是不情愿的妓女，但很多人最终成了冷酷的专业妓女。一些定居者会快速花掉女性流放者带到萨哈林岛的钱或物品，然后逼迫她去卖淫，而且经常是用拳头逼迫。

卖淫为某些同定居者一起生活的妇女提供了某种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她们的同伴不允许她们在家接客，那么她们便会离开他们，“但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因为同居者共享她的收入”。成立于1879年的总监狱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萨洛蒙也发现，萨哈林岛的有些妇女已经开始非常独立地经营自己的业务。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驻地，有一个这样的妇女，她的名字早已被人遗忘，只是被人称为“五戈比”，这是根据她接待一个顾客的费用而叫起来的名字。另一个在卢科夫斯克的女人已经70多岁了，她只收三戈比。

男人也从事卖淫，但当时的各种消息来源都对这个话题缄默不语。萨洛蒙发现，被他称为“鸡奸”的现象很普遍。在研究萨哈林的植物时，植物学家安德烈·克拉斯诺夫说，妇女的缺失以及监狱里的过度拥挤，形成了一种在俄国各个刑罚堡很常见的“腐败根源”。克拉斯诺夫把同性恋东方化为某种从根本上“不同的”、非俄国的东西，指责岛上的土著人民促成了一种“性心理变态，很多流放者感染了这种变态”。萨哈林岛本身创造了“性反常的条件，人们正是因为这种性反常从俄国被流放的”。贫穷、赌债和始终存在的暴力威胁驱使着一些男人出卖自己。多罗舍维奇曾提及萨哈林岛上的无耻之徒（хам）：“不可能比这更堕落了。хам是罪犯用来指称另一个男人的情人的行话。无耻之徒是毫无良知的男人……这些无耻之徒在罪犯当中做了极堕落的行为。”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医院里，洛巴斯治疗着因为这种“鸡奸行为”感染了梅毒的年轻男孩。

然而，爱情有时也在道德败坏和野蛮残酷的环境中滋生。亚德林采夫回忆起了一个“唐璜”，他的头发涂着油脂、梳向后面，他手里拿着花，在监狱走廊里追求女性罪犯。萨哈林的一些罪犯变得非常依恋他们的伴侣，他们会寻衅以延长自己的监禁时间，以免自己被释放回大陆而与她们分离。

流放者妻子的际遇比女性罪犯好不了多少，有时甚至更糟。许多“志愿者”来到岛上时已经极度贫困或者财物已经被盗，却发现岛上没有地方可以挣钱，没有地方可以乞求救济品，除了和丈夫共享的微薄监狱配给之外便一无所有。契诃夫描述了这些妇女的慌张和恐惧：

一名自由的妇女刚到达岛上那会儿，脸上带着完全麻木的表情。这座岛以及苦役犯周边的条件令她震惊。她会绝望地说，在她赶往丈夫身边时，她没有自欺欺人，也预想了最坏的情形，但是现实其实比所有的预想都可怕……她日日夜夜地哭泣，为逝者唱哀歌，为被抛弃的亲人祈祷，好像他们死去了。而她的丈夫承认自己对她十分愧疚，忧郁地坐在那里，但突然间，他清醒过来，开始打她，辱骂她，指责她为什么到这儿来。

萨洛蒙于1898年到访过萨哈林，画了一幅关于分散在岛上的流放定居点的凄凉画作。大多数定居者的住所都“盖得很糟糕”，屋内缺少“日常用具，也没有家务井井有条的任何表象”。它们是国家想象中有操守的家庭生活和家的可怜仿制品，它们“不那么像农家小屋，更像是小牢房”。契诃夫严词抨击了这些家庭所处的植物人般的悲惨境遇：“在同一个地方，角落里有几个儿童和两三个摇篮，还有几只母鸡、几条狗，在小屋外的路上，有垃圾、污水坑，没有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吃的东西，你会对谈话和争吵感到厌烦——这一切是多么单调乏味、多么肮脏，这是怎样萧条的景象！”除了贫穷，每个流放者的小屋里还有一种令人痛苦的漂泊之感：

没有祖父祖母，没有从祖上传下的圣像或家具：因此，家庭缺乏过去，缺乏传统……好像这家人不是生活在自己家里，而是生活在营房里，或者好像他们是刚刚到达这里，还来不及安定下来；在冬天的傍晚，听不到猫叫声，听不到蟋蟀叫声……重要的是，这不是他们的故土。

因缺乏小屋，有些人不得不住在萨哈林杜尔驻地的“已婚营房”里。住在这种早就该拆除的不堪建筑内，他们的生活境况更凄凉。在一个牢房里，契诃夫看到了六对夫妇，包括六位自由的妇女和十六个孩子。他沉思地说：“从这些粗陋的住处及其条件（在那里，十五六岁的少女不得不和苦役犯并排睡在一起）来看，读者可以判断出那些自愿随丈夫和父亲进入刑罚状态的妇女和儿童在这里面对着怎样的蔑视和无礼，他们在这里是多么不受重视，他们先前对于农业殖民地的概念考虑得是多么少。”

因为在极度苦难的条件下挣扎，不仅是那些被指派给定居者的女性罪犯，甚至是那些忠诚的、身份自由的妻子，也通过卖淫来供养自己的家庭。有个流放定居者的农庄因为他的辛勤劳作而惹人注意，他告诉萨洛蒙，他不会去抱怨，“因为‘感谢上帝’，他还没有落到要出卖妻子的地步”！

有些女性罪犯被认为有吸引力，能够在岛上找到富有或有影响力的赞助人，比起那些要做刷子、洗床单和擦地板的女性罪犯以及自愿跟随丈夫到萨哈林的妇女，她们过得好多了。有些妇女承诺提供性服务、家务劳动乃至伴侣关系，这让她们成了官员的姘头，这样她们就可以避免萨哈林岛上最糟糕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1870年秋，几名女苦役犯被运送到萨哈林的科尔萨科夫驻地。帕夫卢申中尉为自己挑了一个自称阿库琳娜·卡珍涅茨卡娅的女人。当官员查询她被判去的定居点的类别时，发现她实际上是叶连娜·克鲁扎诺夫斯卡娅，而不是阿库琳娜·卡珍涅茨卡娅，她们二人交换了身份。克鲁扎诺夫斯卡娅不是被判处定居，而是服苦役，但当她的欺骗行为被揭发出来时，传闻她已赢得了帕夫卢申的支持。在当局收到将这些妇女（包括克鲁扎诺夫斯卡娅）分配到刑罚工厂的指示时，帕夫卢申安排她在科尔萨科夫驻地的医院工作，但她其实仍旧只是他的姘头。

弗拉索夫认为，“正派、典范性的妇女”一定会“对那些罪犯妓女心生嫉妒”，而且她们心中一定会“觉得疑惑，罪行是不是给了一个女性过着舒适生活的权利和特权地位”。多罗舍维奇曾问过一位在萨哈林岛上陪同丈夫的饱受苦难的自由妇女，如果没有孩子需要照顾，她会做什么，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会去卖淫……我会让某个人收留我。当我们随流放队伍走在路上时，我们不得不防范那些罪犯！但看看那些女孩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我甚至不想看，我非常嫉妒！”

有些流放者弄到妇女，主要是为了把她们卖给自己的难友。他们不仅会让自己的同居者，还会让身份自由的已婚妇女和女儿去卖淫。这些妇女有时候不需要任何提示。契诃夫描述了自由身份的女人的“心是如何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冷酷的，而且她得出结论，在萨哈林岛上，如果有着敏感的情感，你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食物，她会去‘用我的身体’赚取五戈比或十戈比小钱——其中某个人是这么说的”。一些夫妇也会在女儿12岁时开始出卖她们。“有一个好看的妻子和一个女儿的人可以在这里过上体面的生活，”一个流放者向德里尔解释，“而且不需要为家畜而费心。”

萨哈林的指挥官 A·I·吉尼尔对刑罚殖民地的早期发展充满信心，确信未来最终在于流放者的孩子们：

对妻子和孩子的关心可以培养出勤劳和节俭。因为惩罚可能会将他们与家人分开或损害他们的农场，所以他们会仔细权衡自己的行动，控制自己的不良冲动……一旦这些苦役犯的孩子长大，他们构成了与政府拥有相同价值观念的人群的一部分，并且比很多刺刀都能更有效地保持公众平静。

对岛上的孩子寄予这种宏伟目标简直是痴心妄想。这些孩子不是在政府的价值观念下社会化的，而是在苦役犯的堕落影响下社会化的。

1901年12月，萨哈林岛上的流放定居者伊巴蒂·瓦西里耶夫向法院提出控诉，要求一名年轻的自由妇女赔偿损失。在指定的那一天，原告和被告到法院参与案件审理。当瓦西里耶夫被传唤到地方法官面前时，他从集结起来的请愿人群中走了出来，他是一个高大、壮实、长着红发的40岁男子。一个瘦弱的小女孩也走向前来，她脸色苍白，眼神不安。她就是被告，13岁的瓦西丽萨·伊柳金娜。瓦西里耶夫先前和伊柳金娜的父母达成了一项协议，他给他们一头母牛，来换取他们的女儿。然而，伊柳金娜只和瓦西里耶夫住了一段很短的时间，便带着自己搬来时瓦西里耶夫送给她的礼物回到了父母身边。几天之后，伊柳金娜搬去和另一个定居者普洛特尼科夫住在一起。伊柳金娜声称她已经“赚得了”礼物，并解释说：“我的家人需要开始播种，但伊巴蒂一点儿燕麦也没有，所以我转而向普洛特尼科夫要20卢布。”

许多父母都忙于贩卖自己的子女。弗拉索夫注意到，到达萨哈林岛的母亲已经因为前往该岛的旅程而变得非常堕落，她们愿意出卖自己的孩子来换取“一夸脱酒”。当英国探险家查尔斯·亨利·霍斯于1903年来到萨哈林岛时，他对“父亲用女儿做交易”时的轻松淡然感到震惊，他还声称“岛上没有一个9岁以上的女孩是处女”，这很可能是有些夸张。不过确实有8岁那么小的女孩与成年男子同居的情况。德里尔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驻地的医院里发现一个9岁女孩的“生殖器上已经有梅毒症状”。

流放定居点为流放地的儿童提供了一种有问题的教育。契诃夫在某个村子的定居者小屋里看到了一个独自在家的小男孩，他同这个孩子谈了起来：

霍斯亲眼看到孩子们四周有着“公然的恶行和毫无廉耻的卖淫场面。非法同居这种‘游戏’在男女混合制学校中非常时髦”。孩子们会扮演“流浪者”，表演纵火和处私刑的场景：“我会是和你住在一起的女人，我们会一起去定居点。”一个年龄很小的女孩胡说着。“我会割破你的喉咙。”一个男孩威胁道。

无论国家喜欢的设想是怎样的，萨哈林岛上的人们会把孩子们称作“正在成长的新一代苦役犯”。当然，被贫困、绝望的流放者抚养的孩子的问题并不局限于萨哈林岛。事实上，那些负责客观地评估流放制度的官员一直都明白，流放制度对罪犯的孩子具有破坏性影响。19世纪80年代，流放革命者弗拉基米尔·科罗连科写作的关于西伯利亚流放的短篇故事拥有十分广泛的读者群体，其中讲到了被自己的流放父母引入犯罪之途的孩子们的故事。然而，在萨哈林岛，儿童的堕落问题尤其严峻。萨哈林的孩子在盗窃、掩饰和暴力方面的密谋才华超越了他们的年龄，他们的存在拆穿了关于流放制度的改造特性的官方说法，拆穿了所谓的专制政权声称的家长式统治。

到访萨哈林岛的人对定居者及其家人的生活条件普遍感到震惊。一位护士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达了对岛上的性堕落水平的厌恶：“上帝！上帝！你无法想象这里发生了什么：彻底的淫乱！我看护着15岁、17岁、19岁的女孩，她们从12岁就开始有性行为，现在她们离不开伏特加、污言秽语……要是在圣彼得堡的人知道这里的苦役是什么样就好了！”然而，到19世纪末，圣彼得堡当局已经很清楚岛上家庭的生活境况。

随着这个刑罚殖民地开始成形，官方对于萨哈林的热情逐渐消失。总监狱管理局局长米哈伊尔·加尔金-弗拉斯科依在1881年到访过该岛，他当时认为有理由乐观看待流放定居者的前景。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驻地的定居者屋舍“以其干净和整洁闻名”，岛上的农业似乎正蓬勃发展，他视察过的学校和医院都秩序井然。加尔金-弗拉斯科依看了他想要看的，而且他绝不是唯一一个对萨哈林岛流放者的严峻处境视而不见的高级官员。当契诃夫在九年后访问该岛时，他出席了普里阿穆尔斯克总督安德烈·科尔夫举行的正式晚宴。这个整个东西伯利亚最高级的官员向人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宣称：“在萨哈林，我确信那些‘不幸的人’生活得比在俄国甚至欧洲的任何地方都好。”契诃夫用“饥饿、女性流放者当中盛行的卖淫和残酷的肉刑”来化解科尔夫哄骗性的称颂。

俄国没能建立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刑罚殖民地，萨哈林岛的流放人口中极低的生育率证明了这一点，这里的生育率甚至不及俄国欧洲部分的一半。对于萨哈林岛上的母亲来说，孩子常常只不过是“又一张需要吃饭的嘴”。契诃夫观察到：“每个新生儿的诞生都不会得到家庭成员的热切欢迎。他们不会在摇篮边哼唱摇篮曲，而只会说出不祥的悲叹。父母会说，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喂养孩子，孩子在萨哈林岛上永远学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仁慈的上帝尽快把他们带走，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流放人口数量只是因为一年一度新拥入的罪犯而增加。流放者的苦役刑期期满之后会被释放到定居点，此时他们资源不足，身处恶劣、不适于居住的气候条件中。定居者要开发原始的泰加林、建立可持续运作的农庄，这样的任务远比服苦役困难得多。萨哈林岛的“非自愿殖民者”孤单、贫穷、欠国家债务、配备的工具粗制滥造，他们辛苦地劳作却没有什么成果，最后陷入了极度的贫困当中。多罗舍维奇运用一名记者对精炼的词语的掌控力，编出了一句警句：“苦役结束时，即苦役开始时。”

如果萨哈林岛上的罪犯像流放定居者一样承受住了种种苦难，像在西伯利亚的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就能跻身西伯利亚农民之列。政府起先决定，这些改过自新的流放者可以返回大陆，居住在东西伯利亚的城市外面。如非必要，流放定居者一天也不想多待在萨哈林岛上。一个人宣称：“上帝不允许我们被留在萨哈林岛上！即使他们活埋我，我也不想留下来！”另一人则抱有“至少死在大陆上”的志向。为了止住流放者离开的大潮，政府在1880年撤回了允许返回大陆的权利，迫使他们在岛上从事农业活动，直到他们还清了自己欠下的国家补贴。从1894年起，当这种限制被取消后，返回俄国的人数每年都在猛增，从1894年的220人到1898年的2000人。仅在1899年，萨哈林岛上就有760个农场被遗弃了，总监狱管理局承认这是一场定居者和农民的“大规模迁移”。

契诃夫在1890年10月离开了萨哈林，“带着许多不愉快的回忆……现在我能够细细回顾它，萨哈林岛对于我来说就像一座地狱”。契诃夫记述萨哈林之行的文字的出版引发了一场严峻的社会丑闻，政府因而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讨论刑罚殖民地的未来并对该岛的情况发起一系列调查。随着道德败坏、性剥削和家庭腐化的证据不断涌现出来，西伯利亚管理者放弃了萨哈林岛用来改造罪犯或用来安置一批稳定的人口的说辞。帕杜布斯基医生详细记述了岛上妇女和儿童的情况，这番介绍经总监狱管理局和关爱苦役犯家庭协会的讨论后，于1899年5月转交给了司法大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一个侍女甚至把一份帕杜布斯基医生的报告送到了在圣彼得堡的尼古拉二世手中。当这位医生的调查结果于世纪之交在著名的法律周刊《权利》和官方的《监狱先驱》上发表时，这些调查结果也进入了公共视野。萨哈林岛的家庭根本不是繁荣、勤勉的流放定居者社区的基石，而是成了刑罚殖民地的贫困和道德沦丧的一个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萨哈林岛上的肮脏戏剧的真正反派人物甚至不是那些让妻女从事性交易的冷眼罪犯，而是沙皇当局，他们没有妥善管理好自己所负责的流放者。萨哈林岛使沙皇专制政权非常难堪，而且用奇异的方式讽刺了国家企图在西伯利亚将刑罚计划和殖民计划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抱负。

然而，惯性仍在圣彼得堡占支配地位。许多官员坚持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管理和资金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惩罚与殖民工作之间的根本性冲突。萨洛蒙在1898年访问该岛时试图发出积极的论调，但他不得不去消除关于该刑罚殖民地即将关闭的传言。他向萨哈林岛上的官员保证，一个自1879年以来已经投入了超过两千万卢布的项目，不会简单地就被放弃了。岛上的缺点“需要通过辛勤的工作来解决”，但是萨洛蒙承认，情势给人们留下了“不良的印象”。

回到圣彼得堡以后，萨洛蒙退休了，现在可以更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于是他开始严词抨击萨哈林岛存在着家庭腐化和堕落的不堪现实。监狱是破坏性的，“不仅是对道德上易受影响的人来说是这样”，对于那些原来的罪行“是纯粹常规性质的”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比如违反军纪的人。岛上仅有的真正的行当是赌博、伏特加和卖淫。他总结道：“在萨哈林岛刑罚殖民地，改造是毫无疑问的。”

政府在萨哈林岛注定失败的实验最终结束了，结束的原因不是圣彼得堡方面改变了心意，而是因为日本海军力量的优势地位。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吞并了阿穆尔河流域，这使得俄罗斯帝国不得不直面已经实现工业化的日本日渐增加的威力。在世纪之交，随着联结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的建设，紧张局势到了紧急关头。日本人担心俄国的这个新项目会威胁他们自己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规划。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外交关系崩溃了，1904年1月，日本人对位于辽东半岛旅顺港的俄国海军基地发动了毁灭性的攻击。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在1905年5月在对马海战中摧毁了俄国舰队，随后，日军占领了萨哈林岛南部。他们消灭了驻扎在萨哈林岛上的士兵的微弱抵抗力量，并且向散漫的罪犯定居者承诺，如果他们与入侵者作战，他们就会被赦免。那年夏天，在南部的日本部队和在北部的俄国当局一起看管着一场从刑罚殖民地到俄国大陆的混乱、野蛮的转移。大约7600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被粗鲁地抛弃在萨哈林岛对面的德卡斯特里海湾的海岸。然后，他们不得不穿过60千米几乎不可穿行的泰加林到达最近的马林斯克定居点。第二年，他们被关押在营房里，最后被分散到了外贝加尔地区。1906年7月1日，俄国政府终于废除了萨哈林岛上的刑罚殖民地。

没有什么比散布在萨哈林岛荒凉墓地里的坟墓更能雄辩地控诉萨哈林岛刑罚殖民地的失败了。位于南部海岸的科尔萨科夫驻地的墓地挨着一个当风、没有树木且俯瞰着定居点的山丘。当多罗舍维奇在1897年来到萨哈林时，他无意中在墓地里遇到了一场为一个流放定居者举行的简易葬礼。这个人曾见证过萨哈林岛生活的极端凄苦。出于嫉妒，他杀死了与自己一起生活的女人，然后用一种岛上常见的有毒植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自杀几天之后，有人在泰加林中发现了他的尸体。十几名苦役犯推着载有简易棺木的木车上到墓地。一个看守跟着他们，他腰间别着一把左轮手枪。在坟墓边，他们把棺木放到地上，开始挖重黏土地面。当棺木埋好后，他们在这个小土堆上插上了一个用两根未上漆的棍子匆忙做成的十字架。墓上没有题词。“其中几个人在胸前画了十字，几个人没有画。”伴随着监狱看守的厉声命令，他们转身离去。

在一个仍然十分虔诚的社会中，墓地中的大多数坟墓上甚至没有基督教徒的坟墓最基本的象征。在坟墓上安插的十字架被拔出来了或者被折断了，仅剩一根可怜的木棍立在泥土中。多罗舍维奇发现自己站在一个个坟墓之间，但这些坟墓却只不过是光秃秃的土堆。一个流放者解释：“定居者收集起了［这些十字架］用作柴火……他们太懒了，不愿走进泰加林里，所以他们把十字架从这里拖了出来。”一个和周围环境不太和谐、被精心照看的坟墓上有个木十字架，现在这个十字架的中心有一个洞，那里原来刻着一个圣像。有人把这个雕像从十字架上挖了出来，流放者说：“为了几个用来打纸牌的戈比。”

墓地里还有一个年轻妇女的坟墓，她是一名来自圣彼得堡的教师，名叫娜乌莫娃。她放弃了在首都的生活，来到了萨哈林岛，在这里建立了岛上第一家孤儿院。这位理想主义的年轻女子“无法忍受萨哈林岛上的硬心肠、精神腐化、对邻人遭遇的漠不关心。她也无法忍受她与萨哈林岛官员的抗争，他们对她的‘事业’充满敌意；她更不能忍受刑罚殖民地的气氛，所以开枪自杀了”。标志着娜乌莫娃的坟墓的十字架也被拔了起来，而陪同多罗舍维奇的流放者也没能找到她确切的安葬地方，尽管她被埋葬了还不到两年。普里阿穆尔斯克总督曾送去一个“非常漂亮的铁花冠，还带有一个刻有美丽铭文的青铜匾”，以代替被盗的十字架。然而，地方官员决定将其挂在警察局里，因为他们担心它也会被人从墓地里偷走。

萨哈林岛的墓地是死者的特殊集会。墓地里埋葬着来自帝国各地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尸体，这些人仅仅由犯罪和惩罚、贫穷和苦难结合在一起。科尔萨科夫驻地的山坡甚至在迫切等待着流放者。山坡上遍布空墓穴，它们是预先挖好的，随时等着下一波热病肆虐医院。一旦这些墓穴被填上，它们就会像其他坟墓一样很快被人遗忘。死者从邻人和离开该岛的家人的记忆中消失了。流放者从未用一个真正社区的纪念性仪式来神圣化这些墓地。对于许多流放者而言，在他们的苍凉生活的阴影中，死亡没那么重要。如同国家对萨哈林刑罚殖民地的计划一样，这些坟墓也了无踪迹地没于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