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11月19日下午，17米长的“黎明”号纵帆船在圣彼得堡涅瓦河畔的海关抛锚。激动的围观者争相观看这艘船。“黎明”号刚刚完成了从东西伯利亚叶尼塞河到圣彼得堡的第一次成功海上航行。它驶过了喀拉海和巴伦支海，经由瓦尔德、克里斯蒂安尼亚（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绕过斯堪的那维亚，最后到达了俄国首都。俄国国内外一致认为，这是一次惊人的航海壮举：这艘半甲板船没有龙骨，船员只有5人，他们穿越了在海图上基本没有标注且以危险闻名的北极海域，行过了此片海域的浮冰和风暴。这艘船已经以胜利的姿态通过了挪威、瑞典和芬兰大公国的沿海城镇，在那里受到了众多祝福者的热烈欢迎；它的船员得到了国家新闻界的盛赞，参加了为纪念它而举行的宴会。

然而，当“黎明”号到达瓦西列夫斯基岛的海关时，8月9日从叶尼塞河出发的5名船员中只有4人在船上。安德烈·齐步伦科不在船上，正如日报《圣彼得堡新闻》冷淡地指出的那样，“因为他无法控制的原因”。在该船于那天早上驶入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后，按照驻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俄国领事的情报，齐步伦科被捕。原来齐步伦科是叶尼塞省的流放者，他非法从西伯利亚返回了俄国欧洲部分，因此是个逃犯。根据内政大臣亚历山大·季马舍夫的命令，他遭到拘留，随后收押在喀琅施塔得要塞。当局打算将齐步伦科放逐回叶尼塞省，让他余生都在那里流放，但到1878年1月，齐步伦科已经获释，并获得了亚历山大二世的官方赦免，甚至还得到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俄国帝国商船协会和贸易部的嘉奖。

齐步伦科的命运发生的惊人逆转——从东西伯利亚的流放者到勇敢无畏的明星船员，再到喀琅施塔得的国家罪犯，最后到被赦免的逃犯——反映出，公众反对将西伯利亚用作刑罚殖民地。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俄国科学、商业和政治精英中的领军人物开始质疑将西伯利亚视为一个严寒且荒凉的荒地、只适合作为帝国罪犯的流放地的固有看法。他们主张将西伯利亚重新设想为一个富有的经济殖民地，一个曾被国家忽视，被流放制度拖累，但实际上却有着大量有待勘探和开发的自然资源的地方。除了从战略上批评政府把西伯利亚用作一个大陆规模的监狱，人们在道德上越来越反对这套以残酷的鞭打、罪犯无辜的妻儿的贫穷和堕落以及革命者的牺牲为特征的制度。

在俄国，人们对西伯利亚的看法是不断变化的。18世纪中期，大多数俄国人把西伯利亚视为国家的一个商业殖民地，这个观点与俄国新获得的殖民帝国的身份相协调。例如，博学多识的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把西伯利亚河流（如勒拿河）比作尼罗河，为这片大陆的自然财富献上了颂歌，并于18世纪60年代初声称：“西伯利亚将促进俄国帝国力量壮大。”叶卡捷琳娜大帝也曾把西伯利亚设想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殖民地带。但是，在她统治的末期，西伯利亚散发出的诱人光芒以及它所承载的殖民乐观主义开始变得暗淡。

在16和17世纪不断东扩的皮毛贸易在18世纪急剧衰退，而由彼得大帝开创的冶金厂无法比拟“软黄金”的经济重要性。随着西伯利亚的经济意义减弱，它作为刑罚殖民地的地位提升了。与此同时，对于俄国政府和很多受过教育的俄国公众来说，西伯利亚作为一个金矿的形象逐渐被一幅贫瘠、冰冻的亚洲荒地的险恶图景所取代。一名北极探险家曾在1830年评论：“［西伯利亚］这个名字本身就足以让一个俄国人恐惧，俄国人在这个名字中只看到了他（她）会与自己的故土永远分离，看到了一个无法逃离、始终不变的巨大地牢。”1841年，《祖国纪事》杂志恰如其分地总结了西伯利亚在公众印象中的惨淡悲观形象。它详述了西伯利亚无法融入贸易路线的情况：“只要现有的自然法则在我们的世界仍然存在，那么鄂毕河和勒拿河的河口就会被冰封住……西伯利亚注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片荒原。”作者断定，如果西伯利亚的“大片积雪”都换成真正的水，这至少将便利与远东地区的海上贸易，那么俄国将变得非常富有。围绕着一个冰封雪裹、无法穿越的西伯利亚的诸多形象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了彻底改变。开通到东西伯利亚的海路，不仅仅在西伯利亚与俄国欧洲部分之间建立起了真正的联系，也建立起了头脑世界中的联系。

在这些对西伯利亚的变换看法中，流放制度占据着模糊的地位。一方面，西伯利亚的惩罚和殖民功能在理论上是兼容的，而且这一推定源于流放制度的本质。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在1822年的改革设想把流放者和苦役犯最终改造为遵纪守法、积极进取的定居者，他们将生活在西伯利亚，并且用自己的文化和勤劳将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联系到一起。另一方面，只有让西伯利亚的流放者生活在落后和艰苦的环境中，西伯利亚才能保证惩罚效果。这个未解决的矛盾在英国的澳大利亚刑罚殖民地已经出现过，在19世纪，这个矛盾一直是流放制度的核心问题。

无论俄罗斯帝国对西伯利亚的设想有多么宽广，刑罚殖民这个想法正在拆解。官方越来越担心把成千上万名流放者送到西伯利亚的花费、低效率和完全破坏性的影响。一份又一份报告，一个又一个调查团，都强调了流放者——背井离乡、穷困潦倒的罪犯，其中有些人有病或有伤残，很多人是冷酷无情的罪犯——给西伯利亚本地居民和在那里定居的自愿移民造成了几乎无法承受的负担。地区总督和政府巡视员一再哀叹，流放制度不仅未能开发出西伯利亚的潜力，而且还阻止了真正的殖民者——当地农民——殖民开发西伯利亚的进程。这些官员通常深谙刑罚殖民政策的固有矛盾，主张进行一系列改革：从限制流放人口到彻底废除西伯利亚流放制度。1835年，一项重大调查总结出，政府用罪犯殖民开发西伯利亚的计划是失败的：

最好的意图和最崇高的目标经常是不可行的，因为它们得不到实施它们所需的资源。检查近期的流放定居者的身体和道德状况就足以证明这一事实。流放定居者是你在路上会遇见的人，尽管西伯利亚的冬天十分寒冷，但他们差不多是衣不遮体，因饥饿而没有生气，浑身邋遢，垂头丧气，眼中充满痛楚……与那种摧毁着他们的所有身体和精神力量的痛苦、疲惫生活相比，死刑就是一种祝福。

除了刑罚殖民的失败，官员们往往认为流放者严重阻碍了西伯利亚乃至整个帝国的经济发展。1851年，由尼古拉·安年科夫副官长领导的著名委员会建议废除流放到定居点的做法，以支持只将所有罪犯关在监狱、要塞和工厂内的苦役模式。在尼古拉一世统治的后期，他也命令官员调查“是否有可能停止流放西伯利亚的做法，只把西伯利亚留给苦役犯”。然而，国家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仅仅修补了流放制度的边边角角。国家零星改进了休息站和刑罚堡的基础设施，并试图解决流放行政机构中最恶劣的渎职和无能行为。随着1863年波兰一月起义遭到镇压，每年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罪犯数量急剧增加，于是这些微不足道的改革措施便被全然无视了。

为什么沙皇政权要坚持使用这套明显有害于西伯利亚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的刑罚制度呢？部分是因为官僚主义惯性，部分是因为创立新的替代制度——一套把俄国欧洲部分的罪犯关押在其家乡的监狱系统——会引起成本上涨。然而，还有部分原因是，在官方和公众的印象中，19世纪上半叶的西伯利亚仍然是一片基本上不适合经济发展的荒地。比起西伯利亚作为一个广阔、落后和不可穿行的刑罚地带的角色，一个可以成功融入俄国欧洲部分的经济殖民地的角色显得不是那么重要。毕竟，不可穿行不是没有好处的。政府中的保守人士倾向于把西伯利亚的原始落后视作它作为一个成功的“没有屋顶的大监狱”的担保。卡尔·内塞尔罗德曾长期担任尼古拉一世的外交大臣，是神圣联盟里的主要保守派政治人物，他对占领阿穆尔河的益处表示怀疑，理由是这样会使流放人口非常容易接触到太平洋：

一直到那时，偏远的西伯利亚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大麻袋，我们以流放者、苦役犯等形式把社会的罪恶全都扔进去。随着阿穆尔河被吞并，这个袋子的底部会撕破，我们的罪犯可能会获得一个可沿着阿穆尔河逃往太平洋的广阔逃亡场所。

然而，内塞尔罗德和其他反对发展的人正在围绕着保持西伯利亚的隔绝状态进行一场不会获胜的战斗。19世纪中期，公众对西伯利亚的兴趣开始彻底重新定位。由于受到了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可耻战败的刺激，民族主义情绪促使受教育阶层放弃了欧洲，将西伯利亚视为一个帝国主义探索、扩张和发挥影响力的场所。

19世纪中期，民族志、地理、地质和商业探索等领域的佼佼者，即帝国蓬勃发展的各个志愿协会，促使人们“发现”了西伯利亚是一个物产丰富的俄国殖民地。在爱国、科学和创业利益的联合驱动下，这些协会在打造关于俄国在东方的殖民使命的公众讨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俄国帝国地理协会（成立于1845年）等组织受爱国精神的驱使，期望能见证俄国在西伯利亚实现帝国使命，挖掘西伯利亚大陆上无尽的自然资源，成为一个能与英国、法国比肩的大帝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后来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是地理协会的副会长，他于1850年向协会成员说：“西伯利亚隐藏着巨大的生产力量，只待勤劳的双手为国家和俄罗斯民族把它们转变成一个无尽的财富来源。”

穆拉维约夫下定决心去追求他对西伯利亚的巨大殖民野心，把俄国疆土进一步拓展到外贝加尔地区和太平洋海岸之间的阿穆尔河流域。那片领土仍然在名义上受虚弱的清朝控制，但是通过发挥军事力量和外交智慧，1858年，穆拉维约夫成功实现了对这个地方的吞并。如今，西伯利亚拥有了一条进入太平洋的主要水路。在十年的时间里，蒸汽船在这条路线上航行，推进着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贸易。穆拉维约夫的远房表弟、被流放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热情赞扬阿穆尔河流域的吞并：“通过阿穆尔河，［西伯利亚］和太平洋联系了起来，不再仅是一片没有出口的荒地。”他在给同为激进分子的亚历山大·赫尔岑的信中这么说。在“靠近美国和欧洲而不是俄国的过程中，它正变得高尚、文明。西伯利亚——一块未来的福地，一块新兴之地”！

这番对西伯利亚的重新评估在19世纪下半叶变得更有影响力，其他拥有穆拉维约夫那样的精力和野心的政府高级官员也支持这样的评估。交通大臣康斯坦丁·波塞特也支持帝国在西伯利亚的殖民使命。19世纪70年代，他设计了建设跨西伯利亚铁路的计划，由于1877—1878年俄土战争的花费，这项计划被推迟到19世纪90年代。结束第三次西伯利亚之旅返回首都后，1874年5月，波塞特写出了报告《结束西伯利亚流放》，报告指出，流放制度正在阻碍俄国在东方的帝国计划：“一个广阔的地区，其面积是俄国欧洲部分的2.5倍，其财富尚未得到适当评估和探索，却一直被用作7000万人口中的所有罪犯的居住地。”波塞特继续说道，“当西伯利亚——边界是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只有荒凉的太平洋比它更远——本身被视为一个仅有野蛮的游牧民族定居的荒芜之地时”，这样的政策有意义。然而，现在太平洋一天比一天变得像地中海，在1858年阿穆尔河流域被吞并后，俄国直接扩展到了那个海域。靠近西伯利亚的地域已经获得开发，而且正在迅速发展：“眼下重要的是给予西伯利亚发展机会，为它撕去‘罪犯之地’的标签。”当“黎明”号在圣彼得堡抛锚以庆贺船员的成功航行时，波塞特匆匆登上“黎明”号并非巧合。

“黎明”号的航行是富有实业家、探险家和民族志学者米哈伊尔·西多罗夫的创见。西多罗夫兴趣十分广泛且有足够的财富去追逐这些兴趣，他为东西伯利亚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他在1858年与一个富有的西伯利亚商人家族联姻，自此开始在叶尼塞省开展大规模的黄金和石墨开采业务。除了对西伯利亚发展具有明显的商业兴趣，西多罗夫还致力于俄国北方的福祉和发展，而且写作了一些关于这个地区及其土著民族、野生动植物和矿产资源的书籍和文章。西多罗夫确信可以通过商业来推动西伯利亚殖民化，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他积极游说西伯利亚行政机构中的高级官员出台贸易友好政策。他于1864年出版了题为《通过工业和贸易殖民于西伯利亚北部的可能性及西伯利亚对外贸易的发展》的小册子，并提交给托博尔斯克省省长、西西伯利亚总督和财政大臣。西多罗夫认为有必要建立一支商船队，为西伯利亚的企业创立有利的税收制度，并改造现有的工厂和采矿业。

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西多罗夫多次赞助挪威和英国探险家在巴伦支海和喀拉海进行航行探索，1869年，首次有船只载着他的一些石墨沿叶尼塞河而下，驶入喀拉海，通过喀拉海峡和巴伦支海，绕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再回到首都，他慷慨地向这艘船的船长提供了1.4万卢布。后来，在1875—1876年，西多罗夫亲自组织了一次从叶尼塞河到圣彼得堡的航行探索。商业航行的成功开辟使他能够更轻松地将他的石墨出口到欧洲（跨西伯利亚铁路仍是遥远的未来，而西伯利亚的道路像以往一般恶劣），但是他还有着更大的野心：在东西伯利亚开放新的贸易路线，从而推动东西伯利亚的经济活动。这不是第一次对危险航程的探索。船只现在已经成功地从喀拉海航行到了叶尼塞河和鄂毕河，但还没有船只成功完成从东西伯利亚到俄国欧洲部分的旅程。二者间的差异很大。从俄国欧洲部分进入西伯利亚是一个探索问题；从东西伯利亚返回首都的航行意味着无限的商业机会。在西伯利亚，开创性活动是一种具有爱国意义的努力。

1876年，西多罗夫下令在叶尼塞斯克建造一艘25米长的远洋快速帆船——“北方之光”号，由叶尼塞河上唯一一家能建造这种船的造船厂负责建造。西多罗夫让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达维德·施瓦嫩贝格带领这艘载着石墨的船驶出叶尼塞河河口，返回圣彼得堡。施瓦嫩贝格在当年6月和芬兰大副古斯塔夫·努梅林抵达叶尼塞斯克，他立即发现无法找到任何水手，所以不得不从没有任何航行经验的当地工人当中选出了船员。9月6日，这艘船终于驶出了叶尼塞河，进入喀拉海，但很快遇到了足以扯破船帆、迫使船只返回叶尼塞河的冰霜和风暴。施瓦嫩贝格决定把这艘船留在叶尼塞河河口过冬，因为没有在当地找到修理船帆、重新装备“北方之光”号的材料，他决定返回圣彼得堡。他留下了努梅林和其他3名船员——切斯诺科夫、塔布林和科罗特科夫——在这个冬季养护这艘船，准备在来年夏天再次尝试航行。施瓦嫩贝格安排离他们最近的定居点（在150千米外）为他们供应补给，但是补给一直没有送来，因此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努梅林和他的同伴们都被迫自谋生计。

施瓦嫩贝格在第二年春天派出一支救援队，但是当救援人员于1877年4月29日最终抵达那艘船那里时，却看到了令人怜悯的场面：科罗特科夫和塔布林死于坏血病；切斯诺科夫被狼吞食了；努梅林曾在照顾生病的同伴的同时，在船上的4只西伯利亚狗的协助下成功抵御了食肉动物的侵袭，他现在处于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救援队包括另一艘船的大副爱沙尼亚人爱德华·梅瓦尔德、一个名叫安德烈·齐步伦科的人以及两名当地的猎人，这两名猎人此前同意从大约360千米外的杜金卡城出发搜寻“北方之光”号。救援人员成功地拯救了努梅林，却没能拯救得了那艘船。气温在1876年11月12日降至-46℃，在1877年5月5日仍低至-14℃，船员没法让这艘船远离冰雪的侵袭。当冰雪终于在6月6日开始融化时，随着叶尼塞河河水泛滥，这艘受困的船只被冲毁了。努梅林和他的4个同伴被迫在河岸上芬兰人过冬的小屋的屋顶上避难。他们在4平方米的地方困了8天，轮班推走浮冰（水面距离屋顶不到30厘米），而这条河淹没了方圆30千米的地方。

令施瓦嫩贝格感到高兴的是，他从西多罗夫那里获得了一张空白支票，即“只要我没有返回圣彼得堡”，就可以根据需要尽可能多地建造替代船只。施瓦嫩贝格艰难地穿过了西伯利亚森林，终于于7月16日来到了“北方之光”号处，监督这艘船的转移。这艘船的损伤是不可修复的，但是施瓦嫩贝格成功地购买了一艘新船，这是艘用于在叶尼塞河上来回运输货物的大船。卸载了“北方之光”号上剩余的物品后，船员们在西伯利亚当地人的帮助下，花了2个星期时间将这艘大船改装成能够在外海航行的原始纵帆船。改造后，施瓦嫩贝格十分乐观，将其更名为“黎明”号。

“黎明”号只有17米长、4米宽，基本上不适合在外海航行。它没有龙骨，只有一个简陋地装备着航海仪器且无法抵挡大风的半甲板。然而，这艘船是西伯利亚自己的产品，是用当地的专门技能建造的。因为施瓦嫩贝格只能找到一个叫库济克的芬兰人作为替补水手，所以他又找到了以前也从未出过海的齐步伦科作为第五个船员。

图拉第72步兵团的前文书安德烈·齐步伦科是一个西伯利亚流放者。梁赞的一个军事法庭在1873年认定他“醉酒，用污言秽语冒犯了他的军士长，对他的步兵指挥官不服从、缺乏尊重”。法庭剥夺了他所有的权利和财产，判处他在斯摩棱斯克军事惩戒营服刑4年，随后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定居点。被流放到叶尼塞省的一个村庄后，1875年，齐步伦科获准在该省更广泛地找工作，之后便从官方的视野中消失了，一年后才在拯救努梅林的救援队中再次出现。作为流放者，齐步伦科被永久禁止返回俄国欧洲部分，而且施瓦嫩贝格知道这一情况。协助逃跑者会让这名船长变成共犯，所以施瓦嫩贝格提出了以下方案：“我说服了齐步伦科只跟我们一起航行到百德拉茨卡娅湾［在西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省的岸边］，从那里他可以很容易地到达奥布多尔斯克，然后沿着鄂毕河回到叶尼塞省。”

“黎明”号做好最后的准备工作，除了石墨，它还装载了一些有民族志意义的人工制品和当地野生动植物的样本，1877年8月9日，它从高齐哈定居点沿叶尼塞河起航。叶尼塞河河口的水域在海图上标注得很不清楚，在此处航行非常困难。有几次，这艘船差点儿搁浅。8月13日，“黎明”号靠近百德拉茨卡娅湾，但是风暴和密布的浮冰让这艘船无法靠岸，因此齐步伦科不能按计划下船。

“黎明”号在大风和汹涌的大海上艰难行进，周围满是可能会刺穿船体的冰块。船员不得不一直在甲板上守卫，用船桨推走浮冰。这些水手缺乏睡眠，身体冻僵，且筋疲力尽，在暗藏凶险的喀拉海峡，他们差点因为风暴而丧生。然而，他们的决心、技术和忍耐得到了回报，他们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了下来，随后航行至巴伦支海，并于8月31日终于到达了挪威的瓦尔德港口。

瓦尔德的电报站立即开始播报“黎明”号无畏的航行，在该船停靠的每个斯堪的纳维亚城镇，船员们都被当作英雄欢迎。随着这次航行的消息传播开来，沙皇本人也向商船协会发出贺信，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新闻界也开始报道这个故事。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警方需要控制聚集在码头区的祝福人群，船员们受到了当地达官显贵的款待，当地为他们举行了庆祝晚宴。10月17日抵达挪威首都后，俄国领事欢迎了这些船员，还邀请挪威所有的大臣出席为这艘船及其船长举行的晚宴。英国、德国和法国的领事也分别举行了晚宴，以庆祝这些船员的成就。然而，俄国领事的反应并不局限于举起香槟酒杯和祝酒。10月28日，他写信给财政部：“我认为我有责任提前报告……‘黎明’号上有个流放者——齐步伦科。”这一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了内政部，这艘在国内外备受瞩目的船只上竟有一名流放者，内政部对这一事实感到非常尴尬和愤怒，于是在11月11日给出指示：在“黎明”号抵达首都之后，立马逮捕齐步伦科，把他“驱逐回西伯利亚”。

“黎明”号终于驶入了涅瓦河，并成功抵达圣彼得堡，当时俄国正处在俄土战争这个国际背景下，俄国社会正沐浴着爱国热情。1877年11月，在巴尔干地区的俄国军队正在包围普列文，并在一场决定性战斗中拿下了位于土耳其和亚美尼亚边境的卡尔斯要塞。俄国新闻界纷纷报道从战区传来的捷报，乐观的情绪笼罩着俄罗斯帝国。这种新树立起的帝国自信——在克里米亚的奇耻大辱之后仅二十年便出现了——支持了那些认为俄国在西伯利亚有重大使命的人。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我们的东方”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同化西伯利亚在经营帝国在远东的商业和战略利益中处于核心地位。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于1867年决定把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此举受到公众的激烈反对，在这个时候，探索圣彼得堡和西伯利亚之间的海上通道的必要性更加突出了。因此，大臣们急切地想要让公众注意到国家对西伯利亚探险提供的资助，想要促进开创性活动，以把争议抛到后面。出售俄国的北美殖民地带来了一个不可预见的后果：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公路网迅速衰落（这些交通要道此前一直由俄美公司维护，作为物品和人员来往阿拉斯加的一条运输路线）。在此背景下，开通进出东西伯利亚的海上航线具有重大的象征和现实意义。

视野更宽广地说，欧洲各国刚开始的“瓜分非洲”也提供了一个关于探索、殖民、经济力量与帝国威望之间的关系的实例（俄国新闻界甚至报道了亨利·莫顿·斯坦利在1877年秋天遇到戴维·利文斯通的故事）。“黎明”号的航行向俄国公众表明，俄罗斯帝国与其英国和法国竞争者一样，在探索和经济开发自己吞并的领土方面并不懈怠。人们把西伯利亚想象成了一个拥有大量尚未开发的资源的殖民地，这种更广阔的设想为“黎明”号的成就灌输了超越航行本身无疑具有的英雄主义的重要意义。

西伯利亚在俄国的帝国使命中的作用正在得到赞同，而它作为流放地的功能正受到广泛批评。废奴情绪的增长重演了18世纪70年代在英国的美洲殖民地、19世纪30年代在澳大利亚出现过的争论。在这两个大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都损害了刑罚放逐的威慑效果。随着时间推移，曾经条件恶劣的荒芜之地变成了许多人理想的目的地，而且如果情况进展不顺利，从那里返回故土不再是那么困难。殖民地的繁荣兴旺也使得殖民者当中滋生出了一种反抗情绪，他们抗议自己的土地被用作了倾倒祖国的罪犯的垃圾场。

沙皇俄国把西伯利亚作为流放地的做法首先受到了对其缺点最有发言权的人的批评，即西伯利亚行政管理人员。到了19世纪70年代，几乎西伯利亚的每个高级官员都恳求圣彼得堡减少每年放逐到他们所辖的地区和城镇的人数。1871年，西西伯利亚总督亚历山大·赫鲁晓夫请求不要把更多流放者送到托博尔斯克省的城镇，请求十年内停止把罪犯流放到托木斯克省。1875年，托博尔斯克省省长尤里·佩利诺提到即将施工的跨西伯利亚铁路，以强调国家既发展西伯利亚又把它用作流放地之间的核心矛盾：“通过一条新的铁路，西西伯利亚即将与俄国欧洲部分更加靠近，从而进入知识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新阶段。因此，它基本无法再保持适于流放的条件，而当它是一个几乎荒无人烟的地方时，它曾拥有这种条件。”佩利诺指出，尽管西西伯利亚北部地区的人口的确仍旧非常稀少，但流放者聚集到了城市中心。佩利诺列举了人们对不负责任、犯法的流放者的常见抱怨，这些流放者寄生于辛勤工作的西伯利亚农民和商人。佩利诺呼吁圣彼得堡停止把罪犯流放到西西伯利亚，让罪犯在“更遥远的地方”定居。然而，即便没有对每年进入西西伯利亚的数千名行政流放者承担额外的责任，更遥远的地方（东西伯利亚）也正在努力应对他们自己分配到的苦役犯和流放者。

矛盾越来越明显。流放者正集中到西伯利亚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而那里不再需要刑罚殖民者拥入。与此同时，由于缺乏设施和资源，国家没有将大量人口转移到人口较为稀少的地区，而这些地区更需要殖民开发。1887至1896年间，每年平均有5600人流放到较发达的西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省；每年平均只有160人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省。民族志学者兼记者尼古拉·亚德林采夫在1889年评述，这样的分配“完全有悖于流放制度的殖民目标”。

各种政府委员会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成立，它们负责解决国家对西伯利亚作为罪犯倾倒地的依赖。这些委员会均指责流放制度不再能履行它的三个惩罚功能：“安全、威慑和矫正”。每个委员会都提出了一系列法律改革，以减少每年的流放人数并增强监狱的建设。其中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委员会成立于1877年，其成员是来自各个重要部门的高级官员和法律专家，在召开了两年的例会之后，这个委员会发现，“很明显，流放制度出现混乱的原因在于管理它的法律；在于它一直追求的目标的不可行性；在于资金的匮乏；在于有经验的管理人员的缺乏；在于西伯利亚用作刑罚殖民地的位置劣势；在于流放制度被应用的地域之广”。这个委员会进一步指出，如果说流放制度是西伯利亚发展的障碍，那么反之亦然：

毫无疑问，流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耗尽了它以往的惩罚力量。以前，流放是一种可怕的惩罚，伴随着折磨人的肉刑以及历时一年半至两年戴着镣铐的艰苦旅程……流放者常常不得不在几乎荒芜的土地上寻找维持生计的方法。但是……随着铁路、船只、马车这些运送罪犯的交通运输工具改善，随着西伯利亚人口不断增加，流放已经成为一种重新安置人口的手段。

这个委员会建议把流放改为定居，但“考虑到与其废除有关的财政困难”（指的是在俄国欧洲部分建造大规模监狱机构的费用），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维持流放制度的费用也在不断上涨。到1869年，从下诺夫哥罗德到阿钦斯克（位于西西伯利亚和东部西伯利亚之间）的这段流放路程的押送，牵涉56名军官、96名高级士官、470名初级士官、1900个列兵和56名文员。政府1876年的一项审计估测，政府为了把流放者运送到西伯利亚花费了66万卢布：其中9.45万卢布用于给他们提供饮食，4.65万卢布用于提供服装；运输费用为42.9万卢布；6.95万卢布用于给病人治病等等。此时，流放制度的批评者质疑了这是一种相对便宜的惩罚方式的说法。亚德林采夫声称，政府每年在每个流放者身上花费不少于800卢布。

政府官员和越来越多的公众意识到，农民和商人社区行政流放自己的成员——被认定有“不道德行为”的人——的权利可随意使用。1882至1898年间，流放到西伯利亚定居点的14.8万人中有一半以上是行政流放者，绝大多数人（94％）是被自己的社区放逐的。西伯利亚自身的高级官员们异口同声地恳求圣彼得堡限制行政流放的人数。托木斯克省和托博尔斯克省省长报告，“鉴于自愿定居者人数众多，几乎再也没有适合流放者定居的地域了”，把更多流放者分配到现有农民社区是极为困难的，那些社区已经“罪犯泛滥”。在伊尔库茨克省的一些地区，流放者已经占人口的25％，当地官员称，再增加流放人数是“极为令人厌烦的”。

在大改革时代，这些争论开始进入公共领域，出现在一系列谴责流放制度的功能障碍的出版物中。公众反对的呼声越来越大。亚德林采夫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提出了毁灭性的批评，打破了关于流放制度的殖民和改造效果的官方神话。亚德林采夫认为，流放制度将成千上万不事生产、行事凶暴的犯罪分子塞进了西伯利亚，他们寄生于当地居民，然后“不留痕迹地死去了”。俄国忽视了西伯利亚的财富，该地区“仿佛被遗忘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它进一步落后于东方的邻近地区”。

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西伯利亚各个城镇自己纷纷抗议，国家硬塞给它们的流放人口给它们带来了不利影响。西西伯利亚塔拉城杜马于1874年抱怨，来自俄国欧洲部分的流放者“带来了偷懒、酗酒、欺诈、腐败、无法无天的行为，甚至还有抢劫和谋杀”。东西伯利亚赤塔城杜马在1881年哀叹：“最不合适的人分配到了我们这里，最顽固的罪犯……给社会和整个地区……带来了堕落、酗酒和犯罪科学。”

现在蓬勃发展的西伯利亚新闻界大肆责难流放制度，并呼吁废除这一制度。伊尔库茨克的周报《西伯利亚》报道，当地居民正在乞求国家，别再让他们应付俄国欧洲部分的流放者：

这个地区承担着供养流放队伍的税务负担；这里的村庄里到处都是流放者，当地农民必须供养他们……成千上万的流放者和苦役犯成群地走在路上，他们面前是毫无防备的西伯利亚村庄。西伯利亚各地有多达3万名流浪者，因为农民每日面对着抢劫、谋杀和纵火的威胁，所以不得不供他们吃喝。城镇里充满着罪行。

在伊尔库茨克发行的杂志《东方先驱》于1891年坚称，政府应该争取“采用一种［建造监狱的］新制度——这一做法在西欧十分普遍——取代流放制度，来作为一种刑罚殖民体系”。反对流放制度是由亚德林采夫和格里戈里·波塔宁领导的西伯利亚地方主义运动的集体呼声之一。这些地方主义者努力从圣彼得堡争取更大的自治权，争取结束西伯利亚作为俄国的一个殖民地的二等地位。

在全国范围内，趋势也是反对流放制度。有影响力的“厚期刊”《祖国纪事》《欧洲先驱》《俄国思想》《北方先驱》《俄国财富》正是公民社会的标志，它们发表了一系列谴责流放制度的过失的文章，并指出它阻碍了西伯利亚的殖民开发。《俄国思想》称：“流放制度不但没能加强殖民浪潮，反而阻碍了它，让西伯利亚在俄国人民眼中成了罪犯和叛徒之地。”英国在澳大利亚的刑罚殖民地有近300万人口，而西伯利亚的城镇的人口过去的几十年内几乎没有发展：叶尼塞斯克依然只有1.2万名居民，托博尔斯克只有2万。国家试图用罪犯殖民开发西伯利亚的做法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同时，《俄国财富》指出，世界各地的刑罚殖民历史表明，一旦殖民地达到了一定的经济和公民社会发展水平，“新的犯罪分子就成了殖民地的沉重负担，给殖民地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重大障碍，而且殖民地会竭尽全力摆脱这些危险的客人”。北美洲、塔斯马尼亚、西澳大利亚和新南威尔士的历史上均出现过这一幕。西伯利亚如今也经历着同样的进程：“几十年来，西伯利亚社会和专家研究已经证明了流放制度对西伯利亚公民社会发展造成的破坏、它作为一种惩罚方式的失败，以及废除它的必要性。然而，俄国一直坚持使用这种从未产生任何预期效果的改造和殖民制度。”

“黎明”号于1877年11月19日上午停靠在俄国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齐步伦科随即遭到逮捕，并被带到要塞的牢房里。施瓦嫩贝格和其他船员一起航行到圣彼得堡，他“担心，如果‘黎明’号涉嫌故意运送流放者，那么我或许也要迎来类似的命运”。在受到海关负责人尼古拉·卡恰洛夫的热烈欢迎和交通大臣尼古拉·波塞特（波塞特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废除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对船只的巡视后，施瓦嫩贝格的担忧很快消失了。接着，一场晚宴在卡恰洛夫的住所举行，有许多显要人物出席。施瓦嫩贝格后来回忆：“当然，自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辉煌时期以来，没有哪个俄国船长曾在俄国享受过这样的招待。”

这艘船的船员们得到了沙皇俄国政府和海军中的重要人物的祝贺，但其中一名成员却被关在监狱里，这种违反常情的矛盾令这次航行的赞助者西多罗夫站了出来，他动员自己的力量发起了一场持久的斗争，不仅是为了使齐步伦科获释，还是为了让他自己最终得到沙皇的赦免。西多罗夫和他的盟友在陈词中强调了西伯利亚作为一块富饶殖民地的新形象，它的资源可以被施瓦嫩贝格和齐步伦科这样的爱国人士的勇气和努力开发。西伯利亚作为俄国的帝国使命的形象颠覆了已有的但日渐消磨的巨大监狱（从那逃跑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反抗行为）的形象。

在“黎明”号终于在圣彼得堡的瓦西列夫斯基岛抛锚的那一天，西多罗夫从施瓦嫩贝格那里得知了齐步伦科遭拘留的消息，于是他给内政大臣季马舍夫写信，请求他撤销逮捕令。这次请愿是政治操纵的一个巧妙例子，它提及了一种在西伯利亚重新振兴的殖民拓展精神：“安德烈·齐步伦科……是俄国在商船领域取得现有荣耀的原因之一，这一壮举也为我们的‘解放者’沙皇的统治时期增光添彩。”西多罗夫宣称，如果内政大臣同意请求沙皇赦免齐步伦科，那么商船协会会感到无比高兴。

事态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了大臣们的直接控制。甚至在“黎明”号到达俄国首都之前，俄国新闻界已经转载了斯堪的纳维亚报刊上关于这次航行的消息。11月18日、19日和21日，日报《声音》和《股市新闻》都根据瑞典和芬兰新闻界的报道详细介绍了这艘船的壮举。这些报纸详述了船员们的非凡勇气、“北方之光”号的悲惨命运、“黎明”号的胜利以及这艘船在经过斯堪的纳维亚时受到的热情欢迎。同时，《圣彼得堡新闻》把注意力转向了围在码头区以观看“那些勇敢的水手和他们脆弱的小船”的人群。报纸强调了这次航行的商业意义和爱国意义：“这艘小帆船从叶尼塞河行至欧洲海岸的航程表明，通过一条便宜的贸易路线，把叶尼塞河乃至几乎整个西伯利亚和欧洲联系在一起的蒸汽船航程是完全可行的。”

正是在公众对“黎明”号的航行越来越感兴趣的背景下，帝国的志愿协会（包括最负盛名的俄国帝国地理协会）的成员都聚集起来，庆祝西伯利亚和首都之间的航线终于开通。这一成就在新闻界得到了广泛报道，赞颂之辞迅速涌现。在商船协会的一次集会上，地理学家费奥多尔·斯图吉茨基宣称：“是的，‘黎明’号，你将是整个西伯利亚和我们的商船队的黎明！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从西伯利亚的河流入海的航行是西伯利亚的一个新的黎明！”商船协会把施瓦嫩贝格和两个同船船员选为终身会员，并向库济克和齐步伦科赠送了刻有沙皇肖像的手表，即那个赦免了齐步伦科的沙皇。

关于齐步伦科有两种不一致的说法。第一种说他是个反抗了沙皇的意志、逃离流放地的逃犯。第二个说法更有力，说他是一名勇敢的海员，完成了从西伯利亚中心地带至俄国欧洲部分的大胆航行，这个壮举表明俄国有能力发展和勘探在其东部的这片大陆。

因为西多罗夫的个人影响力和公众对齐步伦科案件的持续关注，政府内的高级官员迅速争取到了对他的赦免。12月15日，在其他高级大臣的支持下，季马舍夫将这个案件呈给了亚历山大二世。1878年1月13日，沙皇完全赦免了齐步伦科，甚至给予了他一枚刻有“勤奋”字样的银牌。2月1日，齐步伦科在自己的释放文件签上了“前流放者，安德烈·伊万诺维奇·齐步伦科”。

正是在公众改变了对西伯利亚的看法的情况下，国家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加紧实施了自己的殖民政策。1889年，几项法律通过了，它们鼓励定居者移居国有土地，而且，19世纪90年代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建造将“俄罗斯民族”的工业和文化带到了西伯利亚。用尼古拉二世的话说，这条铁路是为了“将西伯利亚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俄国的铁路交通网联系起来”，但它同样有利于把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与他们被驱逐出的地方联系起来。铁轨在泰加林中蜿蜒而过，它们把西伯利亚各个城镇连在了一起，其中每个城镇都有大量定居流放者。到了1900年，跨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轰鸣着经过秋明、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随着火车开始行驶在西伯利亚的西部，想要利用这片免费土地而自愿移民西伯利亚的人数量不断增加。每年春天，当政府把一个四口之家的旅费减到圣彼得堡或莫斯科工厂的月工资以下时，专列便会将成千上万名渴望土地的俄国农民和工人阶级定居者向东运去。当时的人用“重新安置”而不是“殖民”这个词，来指称实际上是俄国农民在帝国现有边界内的大规模移民。

俄国媒体把这条铁路称颂为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铁桥”。如果说彼得大帝面向欧洲“打开了一扇窗户”，《圣彼得堡新闻》滔滔不绝地报道，那么尼古拉二世则“为我们打开了大海的门户”，把俄国带向了“国际生活的新门口”。1894年以后，每年拥入西伯利亚的移民只有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才低于10万。西伯利亚正蓬勃发展，与此同时，流放制度则越来越像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古董。

到19世纪90年代，只有萨哈林岛和西伯利亚最北部的一些边远定居点仍然偏远、无法抵达。对于西伯利亚的其他地区，总监狱管理局在1899年承认，“旅程的艰巨性和返回俄国欧洲部分的不可能性”不再是可信的情况：“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应该承认，流放制度已经不合时宜。”1900年，许多政府报告都把流放制度比作农奴制。这个不合时代的制度早就失去了最初的目标，并且正在妨碍国家的现代化：

如果流放制度被理解为一种刑罚殖民方式，那么它本身就包含着阻碍自己成功的因素……对一个已经拥有独立的生活且不必再被视作“一个没有屋顶的大监狱”的地方来说，流放人口的持续到来是负担繁重且有害的。

到19世纪末，各界的共识是，如果帝国要在乌拉尔山以东释放出它不活跃的殖民力量，那么西伯利亚必须摆脱供养俄国的罪犯这个负担。政府需要废除流放制度。

西伯利亚流放者的境况引起了越来越多道义方面的愤怒，这种情况支持了上述战略考虑。严肃的文学期刊上刊载了大量契诃夫、弗拉基米尔·科罗连科以及许多知名度略低的作家的短篇小说，它们记述了西伯利亚的野蛮状况。1893年契诃夫的小说《萨哈林岛》出版，该书沉重打击了流放制度的形象和国家管理流放制度的合法性。随后的十年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斥责流放制度无人道的自传、民族志和新闻作品，包括彼得·雅库博维奇的小说《被逐出者的世界》（1896年）和弗拉斯·多罗舍维奇的小说《萨哈林》（1903年）。与此同时，乔治·凯南也在俄国成为著名的流放制度猛烈批评者。虽然沙皇的审查人员禁止凯南的文章和书籍在俄国出版，但它们仍然在俄国期刊上被转载、总结和讨论。妇女、儿童、行政流放者、政治犯和不幸的西伯利亚人的命运在一篇篇呼吁改革的报道中占据支配地位。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如今把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看作一段野蛮历史留下的令人尴尬的残余，也是俄国落后于其欧洲邻国的证据。

也许，对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最有影响力的谴责出自1899年列夫·托尔斯泰的笔下。他最后一本伟大的小说《复活》，无畏地描绘了男人、妇女和儿童艰难地前往流放地的旅程，以及他们在到达后忍受的贫困、潦倒和暴力。到达西伯利亚三个月后，小说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发现流放制度：

都是一些精心发明的机构，为的是制造严重到极点、在其他环境中不可能这样严重的腐化和罪恶，然后把这种严重的腐化和罪恶大规模地散布到全民中去。“就好像布置过一种任务：要用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尽可能多腐蚀一些人。”聂赫留朵夫观察监狱里和旅站上的情形，不禁这样想道。年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最严重的腐蚀，等到他们完全败坏了，就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把他们在监狱里学到的败坏行径传播到全民中去。

到20世纪初，这样的观点已经成为受教育阶层的共识。自由主义者谴责个人权利遭滥用；保守主义者谴责流放家庭的道德堕落和性堕落。也许，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是当时唯一一个令两个极端的社会群体共同谴责的社会问题。

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内部、西伯利亚人民和俄国舆论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府终于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1899年5月6日，尼古拉二世下令设立一个由司法大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为主席的委员会，“或者通过法庭，或者在行政方面通过商人行会和村民会议的规则，来解决废除或限制流放制度的迫切问题”。在政治层面上，俄国和国际新闻界把尼古拉二世的法令赞许为期待已久的，而且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据自由主义日报《圣彼得堡新闻》报道：“获悉流放制度即将被废除，一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不公平现象将要终结，整个俄国都带有一种道德解脱之感。”保守主义报纸《新时代》也很激动：帝国法令“将为西伯利亚撕下流放者和苦役犯聚集地的可耻标签，这对于西伯利亚乃至整个俄国来说都是神圣的时刻。在那些仍落后于进步趋势和我们的时代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俄国生活领域，它确立了仁爱和正义的基础”。

但是，委员会在一年后提交给国务会议的成果却基本没有实现这种豪言壮语。1900年6月10日和12日据此制定的法律保留了“苦役”，但不再规定苦役必须伴随着流放西伯利亚。新法律也减少了流放到定居点的人数。1900年的约30万流放者中有一半是被自己的社区的行政裁决送到那里的，这么做时绕开了法庭。新的法律取消了商人行会的这种权力，但让村民会议保有这种权力。但新法律确实取消了农民社区拒绝重新接受服完刑期的流放者的权利，而这项规定在1882至1898年期间已经造就了4.3万多名行政流放者。然而，村民会议继续行使着因“不道德行为”而流放自己的成员的权力。这类行为的界定十分灵活，涵盖了从酗酒到暴力犯罪的一切行为，造就了在1882至1898年间通过流放事务部的近2.7万名行政流放者。这项法律确实缩小了普通罪犯被流放到定居点的法律适用范围，而且随着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俄国欧洲部分的监狱修建项目启动，这项法律要求，越来越多的普通罪犯应监禁在本地，而不是流放。

穆拉维约夫的委员会十分直白地陈述了设置这些不彻底的举措的原因。国家无法剥夺农民实施放逐的庭外权力，因为国家不能提供任何可行的替代品：在帝国广阔的领土上警力保护不足，人口分散，法律实施覆盖的地域广，且道路不畅，这些意味着“很多偏远的地区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抵达，许多罪犯因此逃脱了应受的惩罚”。国家根本无力妥善管理自己的农村人口，因此不得不坚持使用它在1879年就承认过其“有害且没有任何司法基础”的惩罚制度。

1900年的改革或许曾试图减少流放到定居点的普通罪犯人数，但对犯有政治和宗教罪行的罪犯，改革保留了流放西伯利亚的惩罚。如果说国家不再把西伯利亚当成罪行隔离地带，它却仍将其视为暴动隔离地带：“在罪犯的煽动行为可以发展和传播的地方，罪犯无法被容忍。为了彻底解决煽动问题，当局必须把煽动者转移到他的宣传活动无法传播的地方。”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颁布的紧急法律一直有效，即《关于维护政治制度和社会安宁的措施的法规》，它赋予了当局行政流放颠覆分子的广泛权力。

狂热的爱国人士在1877年将“黎明”号的航行盛赞为西伯利亚探索、运输和经济发展新时代的先兆。二十年后，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似乎实现了这一预示。西伯利亚的未来不是一个收容流放者的荒野。事实上，西伯利亚是一个在经济上富饶、在战略上非常宝贵的地域，如果用现代通信和交通网络开发它，它将成为一个充满经济机会的地方，注定会成为俄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现在，成千上万的迁徙农民挤在铁路车厢里，越过乌拉尔山。每一个踏上这段旅途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在见证，苦役犯的被迫迁移已经成为一个地缘政治上的荒谬事物。这条铁路还瓦解了流放制度的最后防线：监禁。外贝加尔地区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的距离突然缩短了；对于那些有能力弄到伪造文件逃跑的人来说，一条非常简单的逃生路线已经开放了。

蓄势待发的革命风暴正在令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冲突更具风险，但政府仍然在坚持那个几乎被普遍谴责为道德败坏和战略盲目的制度。对于20世纪初的众多沙皇制度反对者来说，流放制度已经成为对国家的残暴的控诉。政府不再把殖民主义吹捧成流放制度的理论基础。流放西伯利亚此后被重新明确界定为惩罚和监禁事务。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因政治罪行被行政流放的人只有几百人；在1905年革命之后，这个数字将激增到几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