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布尔什维克记者和历史学家尤里·斯捷克洛夫在1895年7月被行政流放到雅库茨克省，此时他认为自己将跟随“不可战胜的巨人”的脚步。斯捷克洛夫十分期待与“前辈”见面，即19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革命运动的代表。“在我们看来”，他回忆道，“他们就像英勇无畏的半神。”不仅仅是斯捷克洛夫一个人从老一辈的政治流放者那里获取鼓舞。对于新一代革命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因参与19世纪90年代在俄国大学和工厂中的新一波动乱而被捕——来说，在西伯利亚见到卡拉和雅库茨克的“牺牲者”让他们深信，自己是贯通19世纪的重大改革运动当中的主人公。在十月革命的一百位主要人物中，有六十多人曾遭流放，其中有些人流放了四五次。到20世纪初，西伯利亚流放已经成为一个革命仪式。

亚历山大三世的高压统治持续了十余年，成功遏制了只有少数俄国工人和农民支持的脆弱小革命党。让新一代激进分子与他们的革命先辈相区别的，是其革命运动的广度。到亚历山大三世在1894年去世时，俄国城镇和乡村中的工业化、城市化、识字率提高，于是在贫苦农民、被剥削的城市工人和心怀不满的少数民族这些易激动的群体当中，出现了一个有政治意识的新的反对派。农民忍受着农村人口过剩、贫困、频发的饥荒（1892年和1900年最为突出），他们容易接受社会革命党领导的复苏的民粹派运动的革命理论。成熟意识形态农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族主义遭遇了马克思主义构成的新挑战，后者在俄国城镇中不断扩大的工业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在帝国各地，大学成了激进主义的轮机舱。1899年关于言论自由的抗议遭到了政府的镇压：挥舞着短棍的哥萨克骑兵小分队受命驱散学生的示威游行，随后的大规模逮捕使许多受过教育的俄国中、上层家族第一次感受到国家的专制、强制力量。数百名学生只不过因为1901年在圣彼得堡市中心参与和平请愿便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牢房里，于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以及他们的数千名支持者得出结论：渐进式的改革是不可能的。烈火必须以烈火对抗。

随着19世纪接近尾声，沙皇俄国的边陲地带再一次变得动荡。亚历山大三世在波兰和西部边疆地区的中小学校和大学里推行强制性俄化政策，这激怒了新一代的波兰人，他们已经浸染了父母对沙俄政权的深切敌意。帝国的犹太人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多次遭遇大屠杀，现在他们在居住权利、教育和职业方面受到严格限制，他们中的许多人认定，他们的未来在于革命，而不在于与沙皇俄国的迁就通融。亲纳粹运动开始于1897年，它将社会主义与犹太文化自治的要求相结合，吸引了成千上万名新成员。不管是把希望寄托在农民群体、无产阶级，还是作为历史变迁媒介的国家身上，所有的俄国激进派都决心实现革命。

尼古拉二世在位时期，俄国政府加紧把流放用作与暴动进行斗争的武器。最初，当局表示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从卡拉和雅库茨克的1889年自杀事件和处决政治犯这些公共关系灾难中吸取了教训。在1905年革命前的十年里，官员们的办法是拒绝给予革命者表达抗议、打造牺牲故事的平台。他们不仅仅是把革命者流放到乌拉尔山以东，还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东北部远离公众视线的偏远定居点。帝国各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们都亲身体验过流放制度，有些人默默无闻地忍受着，而另一些人却在努力重演前辈们在19世纪80年代展现过的英勇反抗。另一方面，行政流放向政治激进分子授予了权威。它在他们当中塑造出了一种派系团结感，这种团结感基于共同的苦难经历，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将加强他们的权威。流放殖民地成为暴动的学堂，新成员可以在这里学习革命学说，资深成员可以在这里创造出大量革命理论和文章。

1905年革命把尼古拉二世的统治时期分成了两个阶段。通过革命运动的秘密印刷厂、安全屋和海外代表大会，革命运动在俄罗斯帝国各地爆发。面对着恐怖行动、反抗的农民阶层和广泛的城市动荡，国家再一次开始将自己的敌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是，当局无法把数万名经过战斗洗礼的新一代革命者、恐怖分子和时常行事凶暴的罪犯关在默默无闻的偏远定居点，他们几乎没法监督和控制这些定居点。所以他们将这些人关押在了西伯利亚的封闭式监狱和刑罚堡中。流放制度或许曾帮助平息了俄国的第一次革命，但是它激发了人们对政府的无尽仇恨，这种仇恨助燃了第二次革命。如果说在尼古拉二世统治初期，西伯利亚曾经用作政治隔离区域，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西伯利亚就像一个巨大的革命实验室。

1889年，年轻的革命者米哈伊尔·波利亚科夫被放逐到西伯利亚东端的科雷马地区（在斯大林时期，它是一个重要的古拉格劳改营），距离圣彼得堡约12800千米：“在这片面积大过法国的广袤地域，只有……6500名居民。”波利亚科夫说。其中有不到1000人是俄国人。波利亚科夫来到了“一个人间地狱，这个地方被2000千米的沼泽地和多山荒凉地带与整个世界隔绝开来”。中科雷姆斯克本身是一个有18名政治流放者的定居点，其中大部分人在1888年被送到那里。食物和衣物十分短缺，即使有，价格也是高得离谱，超出大部分人的负担能力。每年9月初，地面上就已经落上了雪，气温降至-30℃。这个地区的居民会用水喷洒他们的“小屋”，形成一个抵御即将到来的严冬的冰壳；在夏天用作窗玻璃的鱼鳔被大块半透明的冰块取代了，这样可以让光照入室内。但到11月中旬，这些做法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因为黑暗总不退去：“白天的最后短短几个小时过去了，你不得不靠壁炉……或蜡烛微弱的火光照明。”波利亚科夫记得，“夜晚的沉寂无声”只会被狗吠声打破：

在这些时候，你感觉自己像只微不足道的可怜蠕虫。你走进自己并不舒适的泥砖房，感到极度沮丧，以至于连监狱的种种回忆都像一场美梦。似乎一个半月都是这样：晚上上床睡觉，晚上起床。1月初，太阳重新升起：最初是新月形，每天都在变大。你看着它，心中升腾起深深的喜悦感，可能只有那些曾关在黑暗的牢房里，后来终于离开监狱的人才能理解这种感受。

这并不是所有行政流放者的命运。反复无常的流放制度还可以让那些有社会关系的人更为舒适地服完刑期。十月革命的未来设计师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就是这样一个激进人士，他于1897年流放到偏远的西伯利亚村庄舒申斯克，此处位于叶尼塞河上游，在将西伯利亚南部与蒙古分开的萨彦岭的山麓。列宁在3年流放生涯中享有的生活环境会让10年前的革命者感到惊讶。列宁是个世袭贵族，而且他还有个有很好的社会关系、为人坚决自信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坐火车前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那里，他在一个同情“政治人物”的妇女家中租了一个舒适的房间并在著名藏书家根纳季·尤金的图书馆里收集材料，一边等待着自己最终的流放目的地确定。当列宁终于到达流放地时，他感到非常惊喜。他写信给妹妹说，舒申斯克“是个不错的村子。虽然周围光秃秃的，但不远处……有个森林，虽说许多树已被砍伐。这里没有通往叶尼塞河的路，但舒什河流经这个村庄，而且这里有叶尼塞河的一个大支流……你可以在那里洗澡。在地面上可以看到萨彦岭或者它的山脊……”

舒申斯克有287个家庭，1400名居民。在那里，列宁与在圣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在俄国各地的各种密室中的积极分子进行了大量通信。在姐妹们的帮助下，他还稳定地收到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图书馆的借书，而且出借时间都延长了，以满足他强烈的阅读愿望。尽管列宁对邮政系统的速度感到沮丧（把信寄到首都，再收到回信，需要大概35天），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关于政治、经济、工业史、农业和统计学的书籍，当他在1900年初离开西伯利亚时，他带走了225千克书。正是在流放期间，列宁写作并在1899年出版了有影响力的作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让他成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列宁一再请求自己的母亲和姐妹给他寄来令生活舒适的物品，如温暖的袜子、狩猎时穿的防水披肩，这让人想起了十二月党人拥有的物资和他们对在西伯利亚地区偏远地区弄不到的消费品的渴求。列宁需要一顶草帽和一副羔皮手套（让人免受可怕的西伯利亚蚊虫叮咬的基本防护，每年夏天它们都会短暂但来势汹汹地出现在这个多沼泽的地区）。不沉浸于学习的时候，列宁就会与住在舒申斯克附近的十几名流放者一起享受田园生活、狩猎和溜冰。到1897年底，他的同伴们说列宁体重增加了，健康的古铜色皮肤使他看起来“就像一个西伯利亚人”。

年轻的列夫·勃朗施坦（托洛茨基）于1904年流放到被上帝遗弃的村庄乌斯季库特，该村位于勒拿河上游，他在那里一边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边拂走书页上的蟑螂”。这里的环境也和在更北部的激进分子所处的环境迥然不同。在这里，托洛茨基有机会与妻子亚历山德拉共同抚养两个孩子，通过在进步报纸《东方先驱》上持续发表文章来磨砺自己卓越的记者才能，还能带着强烈的求胜心玩槌球。

国家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宽松待遇，不仅揭示出社会等级和财富能长期缓解西伯利亚流放的恶劣环境，同时也揭示出国家并不知晓他们书生气激进主义的萌芽力量。列宁或许曾焦急地抱怨书籍和信件投递出现延误，但他却能够与一个从伊尔库茨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莫斯科、基辅、日内瓦和伦敦的颠覆网络取得联系。

在偏远的东北部地区，科雷马的行政流放者所处的环境是另一种景象。他们常年忍受着与世隔绝的状态，这种隔绝状态每年只会打破三次，波利亚科夫回忆，当邮递员到达时，“就像一阵电流……每个人都沉浸到欣喜若狂的状态”。然而，几个星期过去后，流放者已经反反复复读过了至亲之人寄来的报纸、杂志、书籍和信件，于是先前的狂喜情绪平静了下来：

六个月、九个月和十二个月前发生的所有新闻和事件，都已经被热切地仔细读过了，有些还被讨论过了；狂喜情绪消散，你再次陷入沮丧无望的状态。你拿着本书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写信，沉浸在写信中。突然之间，你想道：这有什么意义？这都是为了什么？语言、杰出学者的训诫、数百年的智慧以及你读过和思考过的一切？因为你还要在这里再待上六年、七年、八年！等到你在这孤独、潮湿的围墙内，在极为漫长、没有尽头的黑夜——一夜如同一年——中结束流放生涯时，你还会剩下些什么呢？……值得吗？这些阴郁的想法让人无法忍受，于是你跑去找自己的同志。

在这种幽闭和静止环境中，即使是同志情谊也可能迅速变味。另外一个科雷马流放者——社会民主党人格里戈里·齐佩罗维奇——在一封信中吐露，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就这个或那个话题会说些什么；我不喜欢争论、讨论任何事情，因为这归根结底都是在重复一些著名和反复演练过的论据。哎，我对这毫无意义的单调生活，对这种围着满是灰尘的壁炉（一旁还摆着茶壶）的欢腾感到厌倦！”

在北方的行政流放者被迫远离了世界，远离了给他们的生命带来意义的革命斗争，他们开始争吵，产生纠纷。个人恩怨、竞争和嫉妒令围绕着革命学说和战术的政治争论变得激烈。齐佩罗维奇观察到，琐碎的争吵非常影响人们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流放者不得不搬离共同居住的小屋，分开生活。这种暗斗也可能酿成不幸的后果。尼古拉·费多谢耶夫是列宁的同志，他在1897年被送到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上扬斯克。列宁愤怒地写道，费多谢耶夫无法容忍“流放者当中某些恶人的诽谤”。他于1898年6月开枪自杀。布尔什维克党的派别主义多是在这些流放殖民地的封闭环境中形成的。不信任、怨恨和个人对抗，都被流放期间共同的孤立状态放大，给那些日后将统治俄国的人留下了心理印记。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布尔什维克的自相残杀中，个人的怠慢和敌意会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单调的生活和封闭的环境让部分人丧失了精神健康。齐佩罗维奇指出，他的同志们似乎“被黑暗的模具遮盖着。他们的动作死气沉沉；从他们的脸色和言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极度疲惫；当其中某个人确实变得兴奋时，沉重苦难的迹象会通过他的每个姿态和每句话显露出来”。许多人陷入绝望当中；有些人自杀了。路德维希·亚诺维奇在1897年流放到中科雷姆斯克；在当局传唤他去雅库茨克出庭作证前，他忍受了五年的流放生涯。亚诺维奇和东西伯利亚一个早期革命牺牲者悲剧性地联系到了一起：在死于1889年3月“雅库茨克惨剧”中的人民意志党成员巴贝·巴德别尔斯基的墓前，亚诺维奇开枪自杀了。亚诺维奇给同志们留下一张字条：“我的勇气完全耗尽了；一点小事都能让我情绪异常。我已经变得全无骨气。那么，让我自己见笑于人有什么意义呢？”他写道，他的疲惫和绝望是“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度过多年监禁和流亡生涯（共十八年）的结果。实质上，杀死我的是俄国政府。愿对于我的死亡和我无数同志的死亡的责任能够落在它的头上”。

在尼古拉二世即位后的10年中，不少于2700人因政治罪行被行政流放。暴动事件迅猛增加：1894年，帝国法令处理了56起政治案件；到1903年，这个数量增加到了1500起。到1901年1月1日，西伯利亚共有1800名政治流放者。新上任的伊尔库茨克总督帕维尔·库泰索夫抱怨说，政治犯不断涌向东西伯利亚，这使得对他们的妥当监督几乎无法实现。他认为，目前的制度“只会让革命思想在俄国各地广泛传播，实际上，政府本身正在采取激进的措施，使得它与之斗得难解难分的理论得到传播”。西伯利亚的快速发展和西伯利亚城市在世纪之交的成长意味着，支持把颠覆分子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清理出去的论据，现在被西伯利亚的行政官员应用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身上。积极的革命者在那些正迅速成为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的地方——在俄国的东扩进程中，它们占据着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位置——像在首都一样不可容忍。

库泰索夫怀疑当局处理那些态度坚定、组织良好且有时行事凶暴的革命者的能力，于是他实行了镇压。他的措施是赶走东西伯利亚城市里的麻烦制造者，把他们流放到更远的北极圈以北，去冰天雪地的魔岛上扬斯克和科雷马。1903年8月，他颁布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相当于突然放弃了国家近期在对待政治流放者时的相对仁慈。他下令，从今往后，违反官方指令的人一律要被行政流放到最北面永久冰冻的荒芜之地。在这项惩罚之前，当局对轻微违规行为熟视无睹；暂时离开自己的流放地去雅库茨克寻找食物的流放者，可能会象征性地监禁一天。现在，如果有同样的行为，他或她会被放逐到科雷马。

雅库茨克位于勒拿河河畔，在伊尔库茨克东北约3200千米处，一直是进入北极圈的通道。因此，这个小城镇给那些注定要在遥远的流放殖民地被遗忘的政治流放者提供了最后一次展现力量和集体决心的机会。高强度的镇压将极其有积极性且几乎没什么可失去的年轻人聚集在了一起。来自威尔诺（维尔纽斯）的医生宾胡思·罗森塔尔已经在沙皇的监狱关了15个月，后来因在工人阶级中煽动革命、传播反动宣传资料被判处流放雅库茨克6年。他描述了库泰索夫的镇压举措带来的影响：

当通往雅库茨克的冬季道路沿着结冰的勒拿河形成时，新的罪犯运送行动又开始了。一批又一批罪犯先后抵达。就像民族大移徙。新到来的人不断地争取与当地流放者见面的权利……每一批里都有几名来自伊尔库茨克省的非自愿移徙者，有些因为和警方发生冲撞而流放，有些是因为协助逃跑，有些是因为没有遵守官方的指令。他们都被官员秘密处置，正在前往雅库特、上扬斯克和科雷马的路上。

在这种早已紧张的局势中，库泰索夫仍提出撤销用于刑满获释流放者返乡的国家资金，这个决定引起了轩然大波。流放者抗议称，从每个月仅有的12卢布中省出返乡旅途所需的300卢布是不可能的。这项新的指令意味着流放者将被迫在西伯利亚继续待上数年，以攒下回家的旅费。

他们的抗议将不仅仅是“雅库茨克惨剧”的重现。1904年的差异令人震惊。和19世纪80年代一样，这些流放者密切注意公众，但他们对国家的对抗更加有组织、准备更充分。与此同时，雅库茨克的官员展示出了一种战术意识，而且他们更加明白与流放者的血腥决斗的政治含义。

在雅库茨克，流放生活的中心是一座大型的两层木构建筑，这座房子属于雅库茨克当地人罗曼诺夫。二楼住着几个流放者，住在周边的人把这栋房子用作会议场所和邮件代存处。只有150名士兵驻扎在雅库茨克，其中半数负责守卫不同的场所。1904年2月17日，54名政治流放者——亲纳粹派人士、布尔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把自己关在罗曼诺夫的房子里，里面配备着日常用品和武器。他们向省长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1.已服完刑期的流放者返乡时，由国家支付费用。

2.废除对于未经许可而缺席的行政处罚。

3.撤销禁止我们与正在流放的同志见面的指令。

4.保证这份抗议书的签字人不受侵害。

1889年流放者抗议活动的血腥结局曾引起国际愤慨，为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暂时负责该省事务的副省长尼古拉·恰普林试图避免武装冲突。他令士兵把那栋房子包围起来，自己不带武器地走到院子里与流放者谈判。他解释说，自己没有权力取消库泰索夫的命令，流放者应该向圣彼得堡寻求法律补救。然而，他坚称自己不打算命令士兵开枪：“如果你们想待在反锁的房子里，那就这么做吧！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他甚至没有把这个僵持事件告诉圣彼得堡，以防收到猛攻那栋房子的指令。当流放者挑衅性地在房子上插上一面红旗时，这位省长仍坚持自己“不予理会”的政策。包围还在继续，革命者意识到他们的斗争是博取大众同情的斗争，于是开始向雅库茨克的居民发表宣言，阐述抗议的原因。第一份宣言于2月21日发布：“在政府将流放制度变成一个持续很久的屠杀制度时，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恰普林对流放者的抗议持冷漠态度，这让他们感到受挫，不到一个星期，他们指责恰普林想要阴险地摧毁他们的意志，便又一次向当地居民宣告道：

我们现在已经被关在这个房子里一个星期了，迄今为止，我们只是被包围着。当局想要用饥饿迫使我们走出去。为什么没有通过暴力恢复“秩序”？……政府担心，如果向我们开枪，它会激起所有那些它必须要消除其感受愤慨的能力的人的怒火和愤慨。

革命者的食物和水正在耗尽，且他们一再受到包围这座房子的士兵的刺激，于是他们召集会议，讨论他们的几个选项，并最终决定采取进攻。3月4日3时，他们开枪了，房子周围的士兵猛烈回击。两名士兵和一名革命者死亡。零星的射击还在继续，但是，恰普林坚决不下令猛攻这栋房子。流放者被逼入绝境，面对着缓慢的死亡和投降之间的抉择，流放者选择了后者，3月7日上午，他们放下了武器。罗曼诺夫斯基（Романовцы，他们后来被这样称呼）坚持了十八天，并成功地在有同情心的东西伯利亚流放者同伴当中引发了一波抗议热潮。然而，狡猾的恰普林的战术最终取得了成效。这次没有出现屠杀，因而流放者无法再塑造出野蛮国家造成的殉难故事。

1904年7月，这起案件举行审判。那年夏天，帝国境内反政府情绪高涨，而且帝国海军一再败于日军手下，政府急于避免再次出现1889年判处“雅库茨克牺牲者”死刑后产生的公众抗议。库泰索夫决定，这一次，流放者交由民事法庭审判，而不是军事法庭，这一举措实际上排除了判处死刑的可能性。在1905年之前的几年里，政治流放者的大批自杀再一次让当局处境不利，并且有可能影响他们争取公众支持他们与颠覆活动的斗争的努力。著名的律师亚历山大·扎鲁德内代理罗曼诺夫斯基一方，强调了那些只想将“流放这种缓慢的死亡”变成“处决这种快速的死亡”的人的绝望。经过十天的审判，法庭宣判了相对宽松的刑罚。参与反抗的流放者要在西伯利亚的中央监狱中服不同刑期的苦役。

在1905年之前的三四十年间，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者一直人数很少，但是有影响力。这些书生气激进分子中的许多人曾是沙皇政权的强烈反对者，但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揭示出了他们的孤立，最终也揭示出了他们的无能。如果没有他们的步兵，这些革命将领将一无是处，经过第一次俄国革命的严峻考验，步兵人数成千上万地增加。进入20世纪以来，这场风暴——最终在1905年爆发——一直在集结力量。在基层政府的镇压的刺激下，社会革命党人成立了一个致力于从事暗杀活动的“战斗组织”，它杀死了两名内政大臣：1902年杀死了德米特里·西皮亚金，1904年杀死了维亚切斯拉夫·冯·普雷威。但是引爆点出现在1905年1月9日，当时，守卫圣彼得堡冬宫的士兵向示威者开枪，屠杀了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工人及其家属。

抗议活动遍布全国，到1905年9月，政府面临着总罢工和暴力的农村暴动。革命者向国家的代表发动了战争，而且通常是不加区别的战争，俄国乡镇和城市里不断回响着枪炮声。社会革命党在1902至1904年只发动了6次袭击。次年，它的恐怖行动增加到51次，1906年78次，1907年62次。1905年2月4日，袭击目标包括国家官员、宪兵、省长，甚至沙皇的叔叔和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在战斗组织的直接控制之外，一系列其他团体、小派别和独自行动的刺客也在实施恐怖暴力行动。1906年1月1日至8月20日，共有近1800次恐怖行动，包括多次爆炸事件，造成近1500人伤亡，其中三分之一的伤亡人员是普通公民。当时最轰动的恐怖事件之一发生在1906年8月12日，当时有人企图在彼得·斯托雷平首相的圣彼得堡别墅里对其进行暗杀。3名布尔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工党的派别）成员进入了这座别墅，2人军官打扮，1人平民打扮，他们随身带着装有炸药的手提箱。在遭到斯托雷平多疑的守卫盘问后，他们大喊“自由万岁”和“无政府主义万岁”，然后引爆了炸弹。结果是一场大屠杀：27人当场死亡，70人（包括斯托雷平的2个孩子）受重伤。斯托雷平自己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

由政治动机驱动的暴力行为经常会转变成单纯的犯罪和无意义的暴行。被一个评论员称为“创伤疫情”的局面——暴力袭击、纵火、强奸、大屠杀和谋杀——撕裂了俄罗斯帝国。革命党派为增加财源而进行的“征收”有时无异于罪犯为了扩充腰包而抢劫银行的行为。“群众的愤怒”（一个受到惊吓的观察者提出了这个说法）对准的是乡绅、贫穷的犹太社区、乡村警察、工厂工头和无数普通公民。

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帝国主义灾难进一步煽动了革命动乱的火焰。在1904年和1905年的18个月，在世界新闻界的注视下，俄国军队全面败给了一个在他们看来极为落后的敌人。这次惨败暴露了俄国政府的无能，增添了国内的革命不满。

像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西伯利亚的城市因同样的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而痛苦，它们也最先经历了这场灾难性的短暂战争的革命性影响。俄国于1905年9月与日本缔结了屈辱的和平条约，此后俄国士兵开始返回家乡，途经已经深受革命影响的西伯利亚城市。有些人加入了西伯利亚工厂和铁路系统的流放者和工人发动的暴乱。1905年11月16日，约4000人参加了在外贝加尔地区赤塔举行的会议，决定成立共和国。在伊尔库茨克，革命者努力争取城市驻军的支持，并成功选举了一个军事罢工委员会；委员会要求召开立宪议会，实行普选并赦免政治犯。11月初，革命抗议活动同样席卷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人和士兵建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或称苏维埃，宣告成立红旗下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共和国”，要求“自由、平等和博爱”。12月8日，苏维埃控制了地方出版社，开始印制《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人》。

面对着来自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普遍反对，沙俄专制政权在1905年10月让步，旨在使温和派和反政府势力中的激进分子分离开来。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结束宗教歧视、组建用于讨论新法律的咨询机构“杜马”以及政党合法化，这些内容都在《十月宣言》中列出了。镇压与改革相伴。由于忠心的士兵逐渐回心转意，政府用在帝国各地的野蛮镇压来回应革命者的暴力行为。次月发布的一项法令，赋予所有的总督、省长和城市总督在自己的辖区内宣布紧急状态甚至戒严状态的权力。

至1907年1月，23个省、25个区、9个城市和2条铁路线沿线处于戒严状态。1906年2月，内政部授权各个省长流放涉嫌参与农村暴乱的农民。军事法庭在1905至1912年期间因参与革命的罪行判处约3000名水手和士兵长期乃至终身服苦役。1903年，仅仅43个平民在地区军事法庭受审；到1908年，这个数字增长到约7000人，其中超过1000人被判处死刑。正如法学教授米哈伊尔·丘宾斯基所说，这是“军事法庭和处决的时代”。运送罪犯的封闭火车开始将成千上万名新政治犯送到西伯利亚的监狱里。

1906至1912年间，约6万人因政治罪行在普通法庭和军事法庭受审。绝大多数人不仅因参与叛乱和煽动而获罪，还因只不过是隶属于非法组织或传播反动宣传材料而获罪。帝国的苦役犯人数从1905年的6100人激增到1910年的28500人；同一时期，被判处流放的人由6500人上升至30000人。布尔什维克党未来的总书记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指出，在1905年之前，国家流放的只是“群众中的代表，现在群众自身正在被流放”。

政府的反暴动运动使得西伯利亚监狱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还使得囚犯的生活环境急剧恶化（1905年萨哈林苦役殖民地的崩溃已经让流放系统的管理人员费力地重新安置罪犯）。1912年，可容纳1570名罪犯的涅尔琴斯克监狱实际上关押了3560人。巡视报告描述，囚犯们挤在通风条件极差的牢房里，室内弥漫着装粪便的木桶散发出的恶臭。随着斑疹伤寒和结核病在人口过多的封闭监狱里肆虐，苦役系统中的死亡率飙升，用一名记者的话说，这些监狱成了“感染源”。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央苦役监狱里，到1914年，结核病的发病率增加了一倍多，监狱医院现在只接收“没有康复希望”的病人。1911年，在托博尔斯克省的各个监狱中，5200人——13500名罪犯中的38％——有生病记录；147人在狱中死亡。

1905年实际上注定了沙皇专制政权的厄运。政府设法夺回了权力，但是镇压的残酷性确保了其胜利是短暂的。国家凶暴的反暴动运动让俄国群众与他们的统治者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隙，《十月宣言》里的让步也不能弥合这道裂隙。政府后来采取措施努力修复其合法性，但这些努力始终无法摆脱因政府使用刺刀和监狱而投下的阴影。

起初，1905年革命对西伯利亚的囚犯来说是个好兆头。在《十月宣言》颁布的同时，10月21日，在西伯利亚，犯有“国家罪行”的流放革命者获得了局部特赦，监狱管理制度大大放宽。当天，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的囚犯在院子里游行，他们举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而他们的支持者聚集在监狱门外，要求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政府立场坚定，但是政府的监狱在一段时期内——用一个政治犯的话说——就像“共和国”。

然而，随着政府镇压的势头增强，这种短暂的自由化仅是昙花一现。12月下旬，政府成功地在西伯利亚的叛乱城市中重建了权威。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省长不得不等待来自鄂木斯克的增援抵达。他们包围了革命者，为迫使革命者投降，他们在1月2日部署了炮兵部队。约四百人因参与“武装暴动”而被捕，随后被关进城市监狱里。

恢复西伯利亚监狱纪律的过程是迅速而残酷的。1906年1月18日，忠于政府的部队到达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他们搜查了牢房，收缴武器、书籍、信件和个人物品，给罪犯戴上镣铐，鞭打了许多罪犯。在1906和1907年，一系列新官员开始管理西伯利亚的多座监狱。新来的官员对待罪犯的态度往往比前任官员更为严苛。对待罪犯态度松散的监狱看守被解职。

1907年1月，外贝加尔地区的军事长官米哈伊尔·叶别洛夫写信给涅尔琴斯克刑罚地区的负责人尤里·米图斯称，只有“最有干劲”的人才应该招募为监狱看守和警卫。从此以后，“应当采取一切措施来在监狱里重建合乎规矩的管理制度”。这些措施包括锁好牢房门，在惩罚那些违反监狱纪律的犯人时遵照法律条文，禁止罪犯保留个人钱财和其他法律没有授权他们保留的物品，并关闭囚犯自己的市场。米图斯匆忙向负责涅尔琴斯克地区8个监狱的看守下达新增的指示：从此以后，囚犯要戴上镣铐，监狱警卫要用自己的枪支对待反抗。米图斯指责阿卡杜伊监狱的松懈管理，他宣称“管理温和、缺乏威信的监狱管理机构容许违法事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看守不愿重塑秩序，那么他们最好辞职！”似乎很多人都愿意去重塑秩序。看守把政治犯的个人床单、枕头和毯子拿走了，没收了他们的书写材料，关闭了他们的图书室，查禁了烟草，只允许他们与近亲通信，有时甚至完全不允许通信。

但是，如果说1905年之后西伯利亚监狱的看守是新的，那么囚犯也是新的。许多人初次参加罢工、暴动、恐怖运动和农村革命活动。到1908年，托博尔斯克的苦役犯中有249人因谋杀或杀人未遂被判刑；四分之一是再犯。事实上，随着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暴动农民、罢工工人、哗变陆军士兵和水兵、银行劫匪、大屠杀参与者、盗贼和坚定革命者，政治犯和普通罪犯的界限变得前所未有地模糊。让许多新的政治犯变得激进的不仅仅是革命暴力行为，还有革命话语的激情。这批在西伯利亚监狱中的新苦役犯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权利。1906年夏天，一份调查涅尔琴斯克监狱的官方报告指出：“今天的苦役犯更关心自己的利益，更注重自己的自由；他们更加意识到要保护自己的尊严。”自然权利和不可剥夺的人格尊严的观念不再仅仅属于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它们现在正在影响那些因参与革命活动而被流放的下层阶层的心态和行为。把大多数囚犯团结在一起的，是对专制政权发自肺腑的仇恨。很多人也基本没什么可失去的。1909年，在托博尔斯克服苦役的610人中，只有16％的人刑期在8年以下；62％的人刑期在8至20年，12％的人要终身服苦役。

到1907年，两个敌对的阵营在西伯利亚过度拥挤的监狱里对峙。一方是新的监狱看守，他们决心把国家的权威施加于不服管束的监狱囚犯身上；另一方是革命者和罪犯，他们准备在监狱里使用暴力，并且现在得到了监狱外的流放革命者的支持。在190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10年中，西伯利亚监狱成了一场暴力对抗的集中点。

在托博尔斯克，这种对抗比在其他地方更加突出，也更加暴力。该城当局正在努力应付政治犯大量拥入的问题；1905年，只有21名苦役犯因政治罪行获刑；到1907年，这个数字增至250名。托博尔斯克监狱官员担心政治犯对普通罪犯的影响越来越大，于是在一场火灾过后，把大多数政治犯从大广场上的中央监狱转移到城镇边缘那座更小、更为破旧的监狱（被称为第二监狱）里。起初，这座旧监狱里的管理制度较为自由。监狱长博戈亚夫连斯基想要在1905年之后重塑自己的权威，于是他坚持要让罪犯按照俄国军事传统，在自己出现时立马站起来并大声说“我们祝您健康！”，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轻蔑的拒绝。这些囚犯每三人一组被关在大牢房里；他们可以订阅报纸，可以有自己的书、笔和纸；他们可以定期运动，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他们宽松的镣铐能在晚上卸下来；食物还过得去，这些人有时甚至可以到厨房给自己做饭。但是后来，罪犯和警卫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因为在1907年1月一次查房时，警卫搜出了一段厚木板，那是罪犯从墙上扯下来的，用来挖掘隧道。不久之后，警卫在流放者某本书的夹缝中发现了一张假证件。于是，博戈亚夫连斯基剥夺了流放者与亲人用除俄语以外的其他语言通信的权利，这个决定让几个波兰人、几个犹太人和一个芬兰人失去了与家人通信的机会。这一举动令罪犯和监狱官员做出了一系列升级的行动：绝食，收走床垫、钢笔和纸张，“抵制”警卫的一切指示。这些行动的高潮是政治犯的首领德米特里·塔赫乔格洛被单独监禁了两个星期。

塔赫乔格洛生于1877年，是一位来自俄国西南部的赫尔松省的贵族。他曾在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物理与数学系学习，并在那里参与学生运动，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5年革命中，塔赫乔格洛被认定意图谋杀一名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警察，被判处死刑。然而，在《十月宣言》之后，他的刑罚减为十五年苦役。塔赫乔格洛刚一到达托博尔斯克，当局就发现他是“监狱管理系统的顽固敌人，他拒绝服从看守的命令，并在狱友当中享有极大的权威，他们将他视作一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重要革命人物”。

在政府于帝国境内实施广泛镇压的刺激下，1907年7月16日，监狱内的紧张局势演变成公开的冲突。这一次，导火索又是政治犯遭遇鞭打。第二监狱的革命者听说，城镇另一端的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中有三名同志遭桦树条鞭打。十六名愤怒的罪犯决心发起暴动，并向博戈亚夫连斯基递交了一份声明：

我们听说了三位同志遭受的惩罚……我们表示，鉴于此举，托博尔斯克管理机构已经向所有政治犯宣战。我们这些在第二监狱的政治犯决定应战，在此宣布：我们宁愿死在不受约束的暴君手中，也不愿忍受被嘲弄，不愿忍受每个人都应享有的神圣权利被侮辱。

那天晚上，囚犯给各自的朋友和家人写信。塔赫乔格洛写道：“已经过卢比孔河了！”伊万·谢苗诺夫是他的一个同伴，他是个来自特维尔省的农民，后移居圣彼得堡，在这座城市的大工厂普洛提夫工厂中既找到了工作，也找到了革命。谢苗诺夫为布尔什维克党实施了银行抢劫，因而获刑二十年苦役。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母亲：

……当您收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不会向您详述发生了什么事。我简单跟您说。他们用桦树条鞭打了我们的三位同志。我们不能忍受这种耻辱，所以我们决定用自己的鲜血来洗刷耻辱。明天我们将发动暴动，他们很可能会用刺刀对付我们。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死去。我亲爱的母亲，我请求您，不要为我哭泣，不要责备我给您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我只能这么做。我不会解释为什么，因为您不会明白。那么，原谅我吧，再见了！我永远亲吻您。

您亲爱的儿子

正如谢苗诺夫预计的那样，这是他写的最后一封信。第二天这十六名政治犯用床板和家具腿武装起自己，拒绝让看守进入牢房搜查，他们声称：“你们可以实施搜查，但你们必须先杀死我们所有人！”警卫叫来了博戈亚夫连斯基，他与另外二十名士兵和警卫一起来到现场，囚犯在大喊“绞刑吏！吸血鬼！”。监狱长命令下属守在每个牢房的门口，如果他们做出任何抵抗，就让他们看看“混蛋行为”。博戈亚夫连斯基下令把手持木板的塔赫乔格洛和他的两个同志关进惩罚牢房里。为表抗议，革命者开始打破窗户，用木板砸碎房门，于是，紧张的士兵向这些闹事的囚犯开枪。等到士兵服从了停火的纷乱命令时，谢苗诺夫头部中弹而死，七名囚犯受伤。

1907年11月，这些暴动的流放者被送到军事法庭，然而，他们面对的是一场有同情心的听证会。著名律师、政治审判老手谢尔盖·阿尼西莫夫从圣彼得堡来到托博尔斯克，为他们进行辩护，他向法庭做了雄辩的结案陈词：

在俄国，考虑到我们的政治生活的悲剧性特质，那些让人们在文明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拥有主导地位的品质，让他们沦为了政治犯。在俄国的生活，使得每个对被践踏、被侵害之人怀有深切同情心的人，每个拥有某种道德独立性且能够在生活中不必跟自己的良知做出巨大妥协的人，都成了所谓的“政治人物”。在不可能存在公开政治斗争的情况下，这些政治人物当中的每一个早晚都要迎来监狱、流放、苦役和镣铐。

阿尼西莫夫向那些审判这些政治犯的军官解释，人格尊严对于这些革命者的意义，就像军事荣誉对于军官的意义一样重要。鞭打他们意味着“损害他们的人格”。阿尼西莫夫把这些革命者的抗议与1889年集体服毒的“卡拉惨剧”联系在一起，并强调像伊万·谢苗诺夫这样的革命者愿意以死来表示对同志遭到鞭打的抗议。甚至控方律师也请求法庭宽大处理，这些人被判处象征性的单独监禁十天，苦役刑期延长六个月。这样的刑罚类似于宣判无罪，表明管理机构里的有些人想要缓和而不是升级与革命者的对抗。但是，这种克制政策即使不是不可能维持的，也是难以维持的。

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央苦役监狱发生的大规模逃跑事件，说明了囚犯和警卫之间日益激化的对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央苦役监狱开设于1873年，直到20世纪，它一直都是西伯利亚最先进的刑罚机构之一。那里拥有宽敞、通风良好的牢房和车间，一个图书室以及一所学校。开明的监狱长法杰伊·萨维茨基甚至允许囚犯组建管弦乐队，在一个简易剧院中演出。这种自由主义管理制度是设计来关押那些快要服完刑期的囚犯的，因此几乎不具有让囚犯挑战警卫权威、试图逃跑的刺激要素。但是，政府镇压1905年革命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进入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央监狱的政治犯人数激增：到1907年底，这里关押了约四百名被判服苦役的政治犯，其中四分之一的人要终身服苦役。

暴力事件在1908年4月10日爆发。按照预先安排的信号，一个监区的二十名罪犯袭击了警卫。他们用一个从车间里偷带出来的钝器将一名警卫打死了，夺下他的左轮手枪，然后又开枪打死了两个警卫。随后，他们拼杀过警卫室，又杀死一个看守，重伤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政治犯被一个守卫打死。这些罪犯最终逃离了监狱，潜入了附近的森林里。但他们的运气实在不好：那天晚上的大雪延缓了他们的行进速度，骤降的气温使得在林中存活困难。依令来到监狱的士兵成功追踪到了他们，并迅速逮捕了其中几个人。

9月，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军事法庭判处其中十五名逃犯死刑，这一次，当局对逃犯家属乞求宽大处理的举动无动于衷。1909年2月9日，这些囚犯在伊尔库茨克监狱里服毒，预先执行了自己的死刑（但只有一个人被毒死）。下个月，尼古拉二世把幸存者的刑罚减轻为终身服苦役。

沙皇临时性的宽赦并没有打破西伯利亚监狱内不断升级的残忍循环。在民众支持和同情者网络的鼓励下，激进且愤恨的政治犯在逃跑时能够发起武装越狱和暴力抢劫。1906年10月10日晚，二十七名政治犯孤注一掷地尝试逃离伊尔库茨克监狱。他们制服了警卫，抢夺了他们的武器，把他们捆绑起来，堵住了他们的嘴，接着打开了普通罪犯的牢房，把狱友们都放了出来。当监狱长前来调查这场骚乱时，他遭到了攻击和殴打，五天后因伤而死。他的副手也来到牢房里，被囚犯抢来的枪打死。一名受伤的警卫在走廊被殴打致死。这些罪犯来到院子里，但发现监狱的大门是锁着的，在警卫开枪时，他们奋力爬上了一个车间的屋顶，从屋顶跳出了围墙。十七名囚犯成功逃脱，十人死亡，五人受伤。

这样的逃跑可能会引发血腥但为时较短的动乱。1908年8月至1909年1月间，叶尼塞省图鲁汉斯克地区的流放革命者发动了一场越狱、抢劫和谋杀结合的活动。两名无政府主义流放者因涉嫌暴力抢劫商店和盗窃武器、钱财而被捕，随后警卫将他们押送往叶尼塞斯克。途中，约二十名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被流放的波兰士兵开枪袭击了运送队伍，杀死了两名警卫，释放了囚犯。随后，这些革命者在这个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武装抢劫和谋杀，从邮局、商人和富农那里“征收”了数万卢布。他们杀死了两个警官、两个哥萨克人和三个商人。12月20日，他们袭击了图鲁汉斯克城，释放了当地监狱里的政治犯，然后潜入一家警察局，偷走了印章、制服和通行证。1909年2月，增援——一支由哥萨克人和步枪兵组成的骑兵团——才赶到，开始追捕这些叛乱分子。几天后，这些革命者遭围困，几个人被枪杀，后来其余的人投降。一股镇压浪潮席卷这个地区，约一百五十名政治流放者因涉嫌协助这些逃犯而被捕。这些争取自由的活动的暴力程度和绝望程度，以及政治流放者让当地人遭受的随意暴行，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革命者对监狱负责人员展开报复，恐怖主义在西伯利亚城镇也十分猖獗。守卫和警卫或许在监狱和刑罚堡中居支配地位，可是在监狱和刑罚堡外面，他们非常容易被态度坚定、组织良好、行事冷酷的刺客伤害。

1907年夏，军事法庭不是托博尔斯克城唯一一个进行审判的法庭。7月14日，即狱方鞭打三名政治犯的那天，博戈亚夫连斯基收到一张纸条：“我们听说……你残酷地对待我们在政治流放者和普通流放者当中的同志，因此，我们判处你死刑并且会立即执行。”纸条上的签名是“隐姓埋名”。两个星期后，当博戈亚夫连斯基在叶尔马克公园坐在马车里时，一个不知名的刺客用勃朗宁手枪杀死了他。刺客在随后的混乱中趁机逃跑了。

在展现1905年以后西伯利亚革命运动的影响范围、组织性和力量方面，刺杀博戈亚夫连斯基的行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场枪杀事件是由监狱外的激进分子们实施的预谋处决。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革命者在自己与监狱看守所进行的斗争中会诉诸舆论法庭；现在他们要求充当舆论法庭的审判的代理人。

尤里·米图斯后来从涅尔琴斯克刑罚地区的负责人升任整个外贝加尔地区的监狱的巡视员，他曾在赤塔出差，于1907年5月27日入住新中央酒店。一名年轻女性与米图斯乘坐同一列火车抵达赤塔，并且入住了同一家酒店，她通行证上的名字是利迪娅·尤什科娃，是一个教区牧师21岁的女儿。第二天早上，她告诉看门人，自己想去拜访米图斯。这位监狱官员同意在餐厅见她。这个年轻女性在餐厅向他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求探视一位囚禁在米图斯治下的马尔采夫监狱里的政治犯。米图斯接过请愿书，走到窗前开始读起来。就在那时，尤什科娃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冲着米图斯开了一枪，打中了他头颅的下部。米图斯倒地而死。

尤什科娃逃离了那栋楼，但酒店门卫瓦西里·叶夫列缅科夫在后面追赶她，并在集市附近将她抓住。叶夫列缅科夫呼喊围观者帮助他，但却遇到了俄国公众对法律和制度的效力的深切矛盾情绪。据官方调查显示，这个门卫“不仅没在人群中得到同情和协助，恰恰相反，有些人说这件事完全不关他的事，如果他坚持这么做，他会被杀死”。由于受到恐吓并且寡不敌众，叶夫列缅科夫只好把尤什科娃放了。尤什科娃喊着：“让我走！我只是照办同志的指示！”随后跳到等待着她的马车上，然后消失了。

几天后，社会革命党人制作的1500份公告开始在东西伯利亚传播：

公民们！注定发生的事情现在发生了！5月28日，按照社会革命党的命令，其流动战斗组织的一名成员处决了外贝加尔监狱的巡视员和涅尔琴斯克刑罚地区的前负责人米图斯。我们同志开的枪是人民的法庭最后的愤怒语言。米图斯是政府在阿卡杜伊和阿尔卡奇（位于涅尔琴斯克）杀害和折磨我们被囚禁的同志——其中也有妇女和病人——的代理人，他甚至是鼓励这些做法。

沙皇专制政权的代表在整个国家面前声称，把监狱变成暴力和酷刑盛行之地，只不过是沙皇工作热心的行刑者“忠实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因为政府的回应，政府自己定下了米图斯的死刑，于是，社会革命党人认为自己有义务执行这项处决。

接着发生了更多此类暗杀事件。一个月后，四名袭击者开枪射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监狱的监狱长斯米尔诺夫，那时他正坐着马车穿过该城。斯米尔诺夫逃过了第一波射击，然后徒步逃亡，但恐怖分子在街上追赶他，赶上他后对他开了十五枪。当局很快就拘留了一个名叫彼得·罗夏科夫的嫌疑人，此前他已经被认定参加1905年12月在该市爆发的武装起义并被关在托木斯克，但之后逃跑了。罗夏科夫在附近的一个小酒馆被捕，当时他身上持有一把纳干转轮手枪，里面有三发子弹，叶尼塞省省长称他是“一个危险的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能够犯下各种罪行”。当局将他移交给了军事法庭。法庭认定罗夏科夫犯有暗杀罪行，判处他死刑。尽管他的母亲为他求情，但是他还是于1908年10月25日被处决了。

同时，在托博尔斯克，塔赫乔格洛和他的同志或许是在军事法庭上遇到了有同情心的听证会，但是地方官员认为，监狱里缺乏纪律的问题要对他们的暴动负责。博戈亚夫连斯基遇刺后，接替他的伊万·莫吉列耶夫决心让该城不守规矩的囚犯就范。这一次，对抗会在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里上演，因为当局把大多数政治犯送回了那里。围绕着进入厨房和戴镣铐的争论引发了抗议和镇压的相似循环。这些对抗扩展到了城镇广场；莫吉列耶夫甚至把罪犯食物的样品放在监狱门前，以向托博尔斯克居民表明罪犯们并没有受到虐待。不过，这些作秀的举动无法扭转民众的看法。有关监狱里的虐待行为的报道仍在地方新闻界传播：莫吉耶夫将罪犯锁在一个“闷热”的惩罚牢房里，在里面，“他们因为高温而气闷”，“像苍蝇一样死去”。

1907年秋天，莫吉列耶夫下令，所有罪犯都要戴上镣铐，头发要剃去；三个罪犯挑衅性地摘下了自己的镣铐，他让人鞭打了他们。这种残忍行径在监狱中引发了一波抗议。罪犯们开始敲击窗户，用瓶瓶罐罐敲打牢房窗户的铁栏，尽全力大声喊叫。整个城镇都可以听到喧闹声。莫吉列耶夫不甘示弱。

这位监狱长没有被吓住，他继续实行镇压。肉刑使用得十分普遍。轻微的违规行为（例如罪犯不愿意在看守出现时摘掉帽子）以及更为严重的罪行（如蓄意逃跑），都会招致肉刑。托博尔斯克被称为“桦树条的地带”。莫吉列耶夫拒绝给予监狱医生把罪犯送往医务室的权利，坚持要求病人也要始终戴着镣铐，开始设定病人的口粮配给，把一些囚犯从医院里转移出来并单独监禁。他特意报复性地对待塔赫乔格洛，下令抽走防止镣铐擦伤脚踝和手腕的皮条。塔赫乔格洛几个月内不能接触书籍和书写材料，他被故意安排在关押最危险的普通罪犯的牢房里。

和西伯利亚的很多监狱一样，这座监狱正成为一位当时的记者口中的“政治斗争的公开场所”。1908年1月7日，看守想要将一名不服从监管的罪犯转移到惩罚牢房，这个犯人的几十个狱友起而抗议。他们高喊：“把我们都逮捕吧！”莫吉列耶夫下令逮捕了为首的人，但此举却在整个监狱里煽起了骚乱的火焰。莫吉列耶夫召集了援军，要求把这些人从牢房里拖出来，但这一次，警卫自己蒙受了损失。七名囚犯受伤，但一名囚犯抢到了一把左轮手枪，向警卫射击，造成了警卫一死一伤。

1908年3月，叛乱牢房中的十三名囚犯因谋杀罪行被一个在监狱里的军事法庭审判。原告援引国家法律，将被告描述为暴力的狂热分子。相反，被告援引自然法，努力描绘一幅专制和残酷制度的图景，这种制度逼得他们起义。为了求助于舆论法庭，在被告席上的人请求把自己的裤子脱下，以展示莫吉列耶夫的多次殴打留下的伤痕，但法官拒绝了这一请求。

这一次，当局不会表现任何克制和宽仁。法庭认定这些囚犯合谋杀害他们的警卫、蓄意谋杀，判处他们绞刑。鄂木斯克地区的军事长官伊万·纳达罗夫将军没有法外开恩，于是，这十三个人在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的院子里被绞死。那里的境况现在非常可怕，因此，当其中一个死刑犯终于看到行刑台时，他大声疾呼：“啊，你在这里，我亲爱的绞刑架，我美丽的阳光，你终于来了！”参加这场绞刑的监狱医生出现了精神失常，随后离职。

这场处决过后，监狱里的镇压还在继续。7月，塔赫乔格洛试图用锋利的笔尖割腕自杀；还有四个人也仿效了他的做法。行刑的恐怖状态和自杀事件传出了监狱，在整个城镇散播。托博尔斯克杜马的议员尼古拉·斯卡洛祖博夫向彼得·斯托雷平首相抗议“托博尔斯克监狱（位于城镇中央）给当地居民造成的噩梦”。在受难周，他写道：“人们无法睡觉，由于紧张而啜泣。祷告仪式在城镇的教堂和（索菲亚）大教堂里举行，而在隔壁，在监狱围墙那一侧，有13个绞刑架。”“当墙内的人正在闷热的惩罚牢房里被狠狠地鞭打、殴打、折磨，被绞死时”，托博尔斯克的居民怎么能“在墙外平静地生活”？托博尔斯克的社会革命党人向当地居民和当地的驻军分发了布告，谴责监狱里的“兽行”。

绞刑的报复来得很缓慢，但肯定会来。莫吉列耶夫已经作为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的长官存活了一年半，但是他现在是个被盯上的人。尽管当地社会革命党领导层的一些人认为暗杀行动只会让他们在狱中的同志遭受更严厉的镇压，但一位名叫尼古拉·希什马廖夫的社会革命党人还是于1909年4月前往了托博尔斯克。他在监狱外熙熙攘攘的广场上游荡，当莫吉列耶夫抵达时，他走上前去，开枪把他打死了。与在赤塔的同志不同，希什马廖夫没有得到有同情心的旁观者的帮助，而是被一群当地居民抓住了。

社会革命党的地方委员会迅速印制了另一份顶端写着“权利必须通过斗争赢得！”的布告，并把它们分发到托博尔斯克各地：

1909年4月20日，社会革命党乌拉尔地区战斗组织的一名成员杀死了托博尔斯克苦役监狱的监狱长莫吉列耶夫。这名监狱长因残暴的折磨和对我们在狱中的兄弟、同志的嘲弄而被社会革命党判处死刑。

法庭判处希什马廖夫绞刑，但他在行刑前夜服毒自杀身亡。同时，莫吉列耶夫被埋葬在城镇公墓里他的前任博戈亚夫连斯基的坟墓旁；他的讣告刊登在官方期刊《监狱先驱》上。现在，就像革命者针对监狱看守所做的那样，看守开始编制他们自己的殉难谱系。

约300年前，鲍里斯·戈都诺夫将叛乱的乌格利奇人和被噤声的铜钟流放到托博尔斯克，让他们在政治上被遗忘，现在，这个城镇本身已成为国家与其国内敌人之间公开斗争的舞台。1907至1909年在托博尔斯克上演的血腥戏剧是1905年革命的缩影。积极分子刺激着狱方实施野蛮的镇压，而这种镇压只是进一步疏远了在狱中的数万囚犯，疏远了在监狱外的数十万流放者及其家属。塔赫乔格洛在1907年的审判中敏锐地指出，政府在监狱里的严惩“只是扩大了当局与人民之间的裂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里，政府的镇压没有减轻的迹象。激进的记者韦涅季克特·米亚科京抗议称，西伯利亚的监狱制度现在“被有意设计得……能尽可能多地为罪犯制造困境，不管大小”。1913年在阿尔卡奇监狱里，看守侮辱性地对囚犯们使用了俄语中不合礼节的“你”，囚犯拒绝答复他们，便被投入惩罚牢房中。如果在看守出现时拒绝立正，狱方会给罪犯戴上镣铐，把他们关进黑暗、狭窄的惩罚牢房里，收走书写材料、床单、书籍等物。囚犯们通过绝食和自杀来抗议这些惩罚。1909年，在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终身服刑的一名苦役犯不让人给他剃头，因为剃头是“羞辱性的”。在单独监禁期间，他试图用玻璃碎片割腕自杀；第二天，另一名罪犯也这么做了。在阿尔卡奇，为了抗议一名同志遭到鞭打，7名政治犯试图自杀。1912年，在涅尔琴斯克的库塔托尔斯克监狱里，年轻的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伊兹拉埃尔·布里隆因不服从命令、暴力反抗警卫而被鞭打，这件事在他的同志当中引发了一连串抗议活动。他们开始绝食，看到看守拒绝让步后，4个人自杀，有的人服毒，有的人用刀子。1900年，在托博尔斯克省的监狱中，有10名罪犯自杀；1909年，不少于145名罪犯自杀。狱中自杀成为革命者跟国家之间的无情斗争与他们愤怒的无能为力的晴雨表。1900至1914年间，国家赢得了这场持久的力量测验，但付出了代价。

在1905年之前的10年间，逮捕、流放和监禁成功地破坏了革命者的活动，摧残了很多人的身心。但是，这些举动强化了革命者在同时代人眼中的地位，使得其他人变得激进。随着西伯利亚的前流放者要求担起革命领导权，牺牲和苦难都将成为在1917年的道德权威的一个来源。1905年革命使西伯利亚的监狱从一个激进分子精英与众不同的标志，转变成了一种成千上万名政治化的沙皇臣民——他们来自帝国的各个角落、各个社会阶层和民族群体——共同的命运。

西伯利亚的监狱也是政府镇压1905年革命的利器，但它们是柄双刃剑。监狱里挤满了愤怒、有敌意的革命者，它们不仅仅是监禁和惩罚场所，还是报复心切、无法安抚的仇恨的孵化地，这种仇恨将在1917年在帝国各地爆发。

1910年7月1日，位于托博尔斯克的鄂木斯克军事法庭将一位不引人注目的政治犯谢尔盖·维尔科夫判处死刑，罪名是他参与谋杀了一名监狱警卫。维尔科夫在下午4点回到惩罚牢房，然后坐下来给监狱当局写了临终遗言。维尔科夫潦草的字里行间包含着对小加图的英勇自杀的回响。公元前46年，加图宁愿选择剖腹自杀，也不愿屈从恺撒的暴政，虽然这种暴政是以“恺撒的恩惠”[“对于我来说，”他说，“如果我要通过恺撒的恩惠来保命，那么我应该自己去恳求他。但我不会欠一个暴君的恩情，因为他的暴虐行径。如果他要饶恕他无权去统治的人们，这就相当于把他当作他们的合法主人，这对他来说是僭越之举。” Plutarch’s Lives, trans. John Dryden, vol. 2 (New York, 2001), p. 313.]的形式表达的。同样地，维尔科夫也拒绝了沙皇俄国的司法制度和沙皇的赦免：

你们是强盗和凶手，而不是实行审判的人！你们无缘无故地判处我死刑，但是我跟你们没有关系了！我知道怎么绞死自己，没有你们的绞刑执行人，我也能做到。即使我的死刑被改判为服苦役，我也不想再活下去。至少我再也看不到暴政了！

维尔科夫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他的人格尊严而自杀；通过自杀，他不仅否认了国家杀死他的权力，也否认了国家通过宽赦赐予他生命的权力——这是对沙皇的父权权威更激进的挑战。1826年，一名十二月党人曾写信给尼古拉一世，感谢他把死刑改判为服苦役，从而“赐予了我生命”。近一个世纪以后，新的革命者队伍不会容忍这样的宽宏大量。维尔科夫的自杀遗书是对宽赦的一种痛苦、令人惊叹的拒绝。这个年轻的囚犯不是为了躲避绞刑架而选择自杀，而是为了预先阻止缓刑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他颠覆了或许是君主权力的终极展现：不是夺取生命，而是赐予生命的权力。

维尔科夫的自杀遗书也是对定他死罪的国家的死刑判决。这位革命者在满怀热情的信念中自杀，他相信，沙皇专制政权的权威终会被剥夺，展露出国家的腐朽内核。等到那时，沙皇的权力将现出它诡计多端的原形，那些因为被欺骗而支持沙皇政权的人会转而攻击他们的统治者：

你们这些盗贼和凶手对夺取了这么大的权力感到高兴！……你们这些刽子手已经杀害了无数人，还在继续杀戮！你们这些寄生虫啃食着诚实、勤劳的人，你们夺去性命，只是为了饮下更多的血！农民供养你们，你们却通过众多士兵统治他们。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发现你们原来是骗子、盗贼、凶手和放荡者！到那时，你们不会被宽恕！

维尔科夫的尸体在1910年7月1日晚上9点被人发现。他把绳子绑在他的床靠着的墙上，然后躺在地上，慢慢地把自己勒死。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不但拒绝了宽赦，还发誓永远不会赐予宽赦。的确，在1917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对自己的敌人没有怜悯，只有报复。那位赐予生命的权力曾被维尔科夫唾弃的专制君主，最终会在西伯利地下室里死于革命者的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