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监狱位于要塞的边缘上，紧靠着要塞围墙。有时，你透过木桩栅的缝隙向外窥视上帝的世界，看看能否瞧见点儿什么？——你看到的只是一小块天空，高高的、野草丛生的土围墙，日日夜夜在围墙上来回巡逻的卫兵；这时你会这样想：若干年后，倘若再来透过木桩栅的缝隙向外窥视，你看到的大概仍将是这堵围墙，同样的卫兵以及那块小小的天空，不过，那天空并不是监狱上面的天空，而是另外一个遥远的、自由的天空。监狱大院长二百步，宽一百五十步，呈不规则的六角形，四周被高高的木桩栅围起来，木桩栅是由一根紧挨着一根深埋在土里的、上端削尖、横钉着木板条的高大木桩构成的：这就是监狱最外面的一道院墙。院墙的一边开着一道坚固的大门，大门总是关闭着，日日夜夜由卫兵守卫着，只是在需要放我们出去干活的时候才打开。这座大门外面便是光明而自由的世界，那里的人们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生活在院墙里面的人，往往把外面的世界想象为某种无法达到的仙境。这里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它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这里有它自己独特的法律，自己的服装，自己的风俗习惯，这里是一座真正的死屋，这里的生活和其他任何地方的生活都不相同，人也是特殊的。我现在要叙述的就是这个特殊的角落。

你一走进这个大院，便会看见院子里有几排房屋。两排长长的木房沿着宽阔的内院两侧伸展开去，这就是狱室，囚犯们分类住在这里。接着，院子深处有一排同样的木房，这是伙房，它分为两部分；再往后，还有一排木房，它是一排被当做贮藏室和库房使用并堆放杂物的棚子。院子中间空荡荡的，是一块相当大的平地。犯人在这里集合排队，早上、中午、晚上在这里点名，有时一天要点好几次名——这要根据卫兵的多疑程度以及他们计算人数的能力而定。周围，木房和木桩栅之间，还有一大片空地。犯人中那些性格孤僻而又郁闷的人，都喜欢在工余时间到木房后面去散步，以避开众人的眼睛，想自己的心事。我常常在散步时和他们相遇，我喜欢端详他们那抑郁不乐、打着烙印的面孔，揣测他们都在想些什么。有个流放犯喜欢在空闲时数木桩的数目。木桩共有一千五百根，他一根一根地数着，并在上面做记号。每根木桩代表一天，他每天记下一根，这样，根据尚未做记号的木桩的数目，一眼便可以看出，到刑期结束时他还要在狱中待多少日子。当他记完这六角形的木桩栅的一边时，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还得在狱中度过很多年头；不过，在监狱里是有时间学会忍耐的。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在狱中被关押了二十年的犯人，在获释时如何向狱友们告别。有人记得他最初入狱时还很年轻，那时他无忧无虑，既不考虑自己的罪行，也不考虑对自己的惩罚；可是出狱时他已变成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面色忧郁而愁苦。他默默不语地走遍我们所有的六个狱室。他每走进一个狱室，便向圣像祈祷，然后向狱友们深深地鞠躬，请求他们原谅。我还记得，有个犯人入狱前原是西伯利亚的富裕农民，一天晚上被叫到传达室。半年前他曾得到通知说，他原来的妻子已经改嫁，因此他伤心得要命。可是现在她却亲自探监来了，并给他送来了东西。他们谈了大约两分钟，两个人恸哭了一场，便永别了。等他回到狱室时，我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是的，在这个地方，人是可以学会忍耐的。

天一黑，我们便被关进狱室，一夜不许出屋。每当我走进我们的狱室时，我心里总是感到十分沉痛。一排又长又矮又令人窒息的大房间，动物油蜡烛发出朦胧的光线，屋里充满着使人喘不过气来的闷热气味。我直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怎能在这儿度过了十年。我在通铺上占有三块木板：这就是我的全部位置。在我们这间狱室的通铺上，一共睡着三十个人。冬天，门很早就上了锁，可是要等大伙都躺下睡觉，还得等上四个小时；睡觉前是一片喧哗声，吵嚷声，笑声，咒骂声，镣铐的叮当声，油烟的气味，剃去半边的头，打着烙印的脸，破衣烂衫，全都是被责骂和被侮辱的……唉，人的生命力真强啊！人是一种能习惯于任何环境的动物，我以为给人下这样一个定义是最恰当不过的。

我们监狱里关押着二百五十个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固定的。一些人被送进来，另一些人期满后被放出去，还有的则死在狱中。唉，这里什么样的人没有啊！我想，俄国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地区，大概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被关在这里。这里也有非俄罗斯人，有几个流放犯甚至来自高加索山区。所有的犯人都是按照犯罪的程度来划分的，也就是说按照他们刑期的长短来划分的。应当说，这儿各种各样的罪犯都有。民事苦役流放犯是全狱犯人的基础。这类犯人的一切权利均被剥夺，他们已与社会完全失掉了联系，他们脸上的烙印永远证明他们是被抛弃的人。他们被流放到这儿来服苦役，刑期一般是八至十二年，刑满后作为移民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一些乡村。这里也有军事犯，他们的公民权未被剥夺，其处境类似俄国某些军犯连中的犯人。他们的刑期较短，刑满释放后往往被送回原地或西伯利亚的一些边防营去当兵。可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释放后，往往因再次犯下重大罪行而又立即被送回监狱里来，不过这次刑期就不是短期，而是二十年了。人们把这类罪犯叫做“终身犯”。尽管是“终身犯”，但他们的公民权并未完全被剥夺。最后，还有一类最可怕的犯人，他们人数颇多，主要是军人。这一类叫做“特别部”。犯人是从俄国各地发配到这儿来的。他们自认为是“终身犯”，也不知道自己的刑期。按照法律，他们应当从事两倍或三倍的苦役劳动。在西伯利亚开设最繁重的苦役营以前，他们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你们服苦役有期，而我们服苦役无限”——他们对其他犯人这样说。后来，我听说这一类苦役犯被废除了；此外，在我们要塞里，连民事犯部也被取消了，而只设单一的普通军犯连。当然，与此同时，狱方长官们也有所调换。所以，我所描述的是早已逝去的往事了……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些往事现在回忆起来，犹如一场噩梦。我还记得我入狱时的情景。那是在十二月里的一个傍晚。已是黄昏时分，犯人们收工回来，正准备点名。一个大胡子士官终于把通向这座奇怪的牢狱的大门给我打开，让我走了进去。从这时起，我将要在这座牢狱里度过许多个年头，经受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如果不是亲身体验过，我对于这种艰难困苦是不会有任何了解的。比方说吧，我无论如何也不敢设想：在整整十年服苦役期间，我从来没有单独一个人在一起过；一次也没有，就连一分钟也没有过。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更令人痛苦的呢？干活时，有卫兵监视，回到监狱，有二百多个狱友和我在一起，我一次也没有单独一个人在一起过！不过，还有比这更使我不习惯的事情呢！

这儿有出于无意而误杀了人的杀人犯，也有杀人成性的凶手，有强盗，也有强盗首领。有骗子手，有掏腰包的扒手，有小偷和无业游民。还有一些人，很难断定他们是因为什么到这里来的。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就像昨天醉后的狂态那样含混不清和令人感到痛心。一般说来，他们很少讲述自己的经历，显然他们都竭力不去回忆往事。我认识的人中，甚至有几个是杀人凶手，然而他们总是那样愉快活泼，那样无忧无虑，我敢打赌说，他们的良心从来没有责备过他们自己。但是也有一些悒郁寡欢的人，他们几乎总是沉默不语。总之，很少有谁讲述自己的往事，问长问短的风气在这里并不盛行，不知为什么这里却没有这种习惯，都认为这样做是不适宜的。有的人只是因为无事可做，才偶尔说起话来，另一个人则冷淡而郁郁不乐地听着。在这里，谁也不会使人感到惊奇。“我们都是识字的人！”——他们常常用十分自负的口吻说。我记得，有个强盗有一天喝醉了酒（监狱里有时也可以弄到酒），开始讲起他怎样杀害了一个五岁的小男孩：他起初用玩具把小男孩引诱到一个空棚子里，然后就在那里把小孩杀死了。当时正在听他讲笑话的全狱室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喊叫起来，那个强盗这才不得不住了口；全狱室的人之所以喊叫，并不是由于气愤，而是因为不应该讲这种事，因为讲这种事是不适宜的。我要顺便指出，这些人确实都识字，这是从“识字”这个词的直接意义上讲的。他们当中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会读会写。在俄国人集中的地方，你能在哪里从二百五十个人中间找出一半识字的呢？后来我听说，有人从这类统计数字中得出结论说：读书识字能摧残人。这种结论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有另外的原因；虽然不能不同意，读书识字能激发人的自信心。但这完全不是缺点。从服装上便可以区分出犯人的不同类别：有些人的短上衣一半是暗褐色，另一半是灰色，裤子也是一样——一条腿是灰色，另一条腿是暗褐色。有一次，我们正在干活，一个卖面包圈儿的小女孩走到犯人跟前，她把我端详了好一阵，然后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喊道：“唉呀呀，真难看！灰布不够用，黑布也短缺！”还有一些人，上身全是灰色，但袖子却是暗褐色的。我们的头也剃得互不一样：一些人竖剃半边头，另一些人则横剃半边头。

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奇怪的大家庭中的人，有着一些明显的共同点；就连那些自以为比别人优越、个性最突出、脾气最古怪的人，也力求同整个监狱的共同点协调起来。一般说来，除了那些一味取笑逗乐而被大家看不起的少数人以外，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一些抑郁寡欢、喜欢嫉妒、虚荣心很重、自我吹嘘、器量狭小而又十分注重外表的人。谁若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到惊奇，便被认为是最大的美德。他们都十分注重自己的外表，爱面子都爱到了发狂的程度。然而最傲慢的表情，有时也会突然间闪电般地变为最怯懦的表情。有几个真正是膂力过人的人，他们纯朴憨厚，也不装腔作势。但说也奇怪，就是在这些膂力过人的囚犯当中，有些人也十分爱虚荣，几乎成了病态。总之，虚荣和外表是最重要的。其中大多数都腐化堕落到了可怕的程度。拨弄是非、造谣中伤的事情经常发生：这儿简直是地狱一般的环境，漆黑一团，令人无法忍受！但是对监狱内部的常规和惯例却无人敢去违抗。有些个性很强的人，起初觉得这种常规和惯例很难遵守，但毕竟还是遵守了。有些犯人，在自由时由于过于鲁莽和胆大妄为而终于犯罪，被捕入狱；他们所以犯罪，似乎并非出于本意，似乎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他们仿佛是在神志不清、迷离恍惚的状态下犯罪的，往往是由于虚荣心膨胀到了最大限度而导致了犯罪。尽管有些人入狱前是全村或全城中最令人可怕的人物，但一进监狱，他们的威风立刻便被刹住了。新入狱的人向四周一瞧，很快就会发现他走错了地方，这里没有人会对他的到来感到惊奇，于是他不知不觉地也就变得俯首听命，屈服于一般的风气了。这种一般的风气表面上表现为某种特殊的自尊感，而这种自尊感几乎是狱中每一个人都具有的。苦役犯和被判刑者的称号仿佛真的是一种头衔，而且是一种荣誉头衔。连一点点羞愧和悔恨的迹象都没有！不过，他们都保持着一种表面上即形式上的俯首听命，以及某种悠闲自在的夸夸其谈习气：“我们都是一些堕落的人。”他们常常这样说，“既然自由时不会生活，那么现在只好穿绿街[“穿绿街”是旧俄时代军队中惩罚士兵的一种残酷刑罚。手持树条的士兵站成两行，裸体受刑者从两行士兵中间穿过，每个士兵必须用树条抽打受刑者，否则自己就要受刑罚。]，检阅队列了。”——“在家不听父母言，如今要听皮鼓声[在执行“穿绿街”这一刑罚时，有士兵在旁击鼓。]。”——“既然不愿金线缝衣，现在只好榔头砸石。”所有这些话，都是作为劝谕人的箴言或谚语而说出的，从来没有当真说过。这些话也只不过是顺口讲讲而已。他们中间未必有人从内心承认过自己的非法性。如果有人试图谴责一个犯人的罪过或把犯人痛骂一顿（虽然谴责犯人是与俄国人的精神不相符合的），那他就会遭到无休止的辱骂。他们都是一些多么了不起的骂人专家啊！他们骂得既别致又艺术，已经把谩骂提高到一门科学的水平，他们所竭力选择的与其说是刺耳的字眼，倒不如说是带有侮辱性的、能损伤对方精神和思想的词句——这就显得更加别致和更加恶毒了。由于他们经常不断地争吵和谩骂，这门科学便在他们中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人全都是被迫参加劳动的，因而他们一个个都变得游手好闲，腐化堕落：如果说他们原先还没有腐化堕落，那么在监狱营里他们却都变坏了。他们这些人都不是自愿聚集到这里来的；他们彼此是陌生的。

“在把我们大家聚集到这儿来以前，魔鬼至少踏破了三双树皮鞋[过去，俄国农民大都穿树皮编的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监狱里来，是不容易的。]！”——他们常常这样对自己说；然而接踵而来的就是诋毁中伤、尔虞我诈、婆婆妈妈的拨弄是非、嫉妒、争吵、仇恨，这一切在这地狱般的生活中总是占着首要的地位。任何一个泼妇也不会像这些凶手中间某些人那样善于拨弄是非。我再重复一遍，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膂力过人的人，这些人一生习惯于出人头地和统治别人，他们老练沉着而又无所畏惧。这些人自然受到人们的尊敬；尽管他们也常常热衷于维护自己的威望，然而他们却不压制别人，也不参与无聊的谩骂，他们都有很强的自尊心，遇事审慎，而且几乎总是服从狱方，——但这种服从并不是出于顺从或自觉地遵守义务，他们仿佛同狱方有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默契。不过，大家同他们相处都很谨慎。我记得，这些犯人中间有一个遇事果断而又无所畏惧的人，他那残忍的癖性也为狱方所知，有一次不知因为犯了什么罪而被带出去受刑。当时正是夏天，大家都没有干活。那位直接管辖监狱的少校亲自来到大门旁边的卫兵室里监刑。对于犯人来说，这位少校真乃是他们注定要碰上的凶神恶煞，他残酷地折磨这些犯人，以致他们一看见他就浑身发抖、打战。他严厉到了极点，正如苦役犯们所说的，他像一只饿虎一样，“见人就扑”。他们最害怕的是他那双锐利的大山猫眼睛，什么事都瞒不过他。他好像什么也不看，其实什么都看见了。从监狱这头一进来，他便知道那头在干什么。囚犯们都管他叫“八只眼”。他采用的管理方法是错误的。他采用的那种疯狂而残忍的管理办法，只能使那些已经十分凶狠的犯人更加凶狠，如若不是他的顶头上司——气度豁达而又遇事审慎的要塞司令时常制止他的野蛮行动，他的那套管理方法恐怕早就闹出大乱子来了。我真不明白，他怎么能得到善终！后来，他退休了，日子过得挺好，而且身体健康，虽然受到了审讯。

有个犯人，一听到喊他的名字就脸色发白。他受刑时，通常都是一声不响地躺在地上，任人鞭挞，受完刑罚后，霍地站起来，冷静而严肃地对待这次倒霉事件。尽管如此，狱方对待他仍然十分谨慎。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他却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他脸色苍白，悄悄地背着卫兵把一把锋利的英国制鞋匠用刀藏在袖筒里。在狱中，刀或任何别的锋利器具是被严格禁止的。常常进行突然而严格的搜查，违法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不过，一个小偷要想把什么东西藏起来，那是很难搜查出来的，而刀子或其他工具在监狱里又是时常需要的，因此，不管如何搜查，这些东西从未被搜净过。如被搜去，立刻又弄出新的来。这时，全狱的犯人都跑到木桩栅跟前，屏住气息透过缝隙向外观看。大家都知道，彼得罗夫这一次并不想乖乖地躺下挨打，看来，少校的末日来临了。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我们的少校却坐上轻便马车走了，把行刑的任务委托给了另外一个军官。“上帝亲自搭救了他！”——后来犯人们都这么说。至于彼得罗夫，他却满不在乎地忍受了这次刑罚。他的愤怒因少校离去而消失了。犯人可以顺从驯服到一定的程度，但却不能超越这个限度。顺便说一句，再没有什么比这种急躁心理和执拗脾气的恶性发作更使人感到有趣的了。一个人往往能忍耐若干年，他俯首听命，忍受最残酷的刑罚，可是有时，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甚至什么都不为，却突然发作起来。从某种观点来看，甚至可以把他叫做疯子；可是人就是这样的。

我已经说过，数年中，我从未看到他们当中有谁曾有过一点点悔过的表示，他们在想到自己的罪行时，一点也不感到沉痛，相反，大多数人在内心里都认为自己是完全无罪的。这是事实。当然，虚荣心、邪恶的榜样、胆大妄为、虚伪的羞愧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另一方面又有谁能够说，他曾探究过这些受到创伤的人们的内心深处，并了解过他们隐藏在内心深处而不为外人所知的奥秘呢？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本来是能够发现、捕捉、探听出这些人心灵中的某种奥秘，以证实这些人内心中的烦恼和痛苦的。但却没有这样做，根本就没有这样过。是的，犯罪行为似乎是不能单从犯罪已构成事实这一现成的观点来理解的，犯罪的哲理要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奥。不用说，监狱和强制性劳动制度是感化不了犯人的，这一切只能惩罚他，只能保障社会的安宁，使社会不再遭受这些凶犯的进一步破坏。监狱和最繁重的苦役只能在犯人心中助长仇恨，增强他们对被禁止的安逸享乐的渴求和令人可怕的轻率。我深信，这种受到过分赞扬的单独囚禁制度只能达到虚伪的、骗人的和表面的目的。它吮吸着人的生命之液，摧残、惊吓着人的心灵，使人的心灵衰弱枯竭，然后把这个精神上已枯萎成木乃伊的半疯的人，捧出来当做感化和忏悔的典范。不消说，奋起反抗社会的罪犯是仇视社会的，他们几乎总是认为自己无罪，而有罪的是社会。他们既然受到了社会的惩罚，因而几乎就认为自己是已被肃清、被清算的人了。最后，根据这种观点可以断定，几乎无须再替罪犯本人进行辩护了。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但任何人都承认，有些罪行，无论何时何地或依照何种法律来判断，自从有人类以来就被认为是不容争辩的罪行，而且只要有人类存在，仍将被认为是这样的。我只是在监狱里才听到过一些最可怕、最不正常的罪行和最骇人听闻的凶杀事件，可是讲述者在讲述这些事件时却流露出一种十分天真的、抑制不住的嬉笑态度。有一位弑父者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出身于贵族，家里有一个六十岁的父亲，在老人眼里他似乎是一个败家子。他行为十分放荡，到处欠债。父亲约束他，规劝他；父亲有一套房屋和一处田庄，估计还可能有一笔现款，儿子因急于得到遗产，便把父亲杀了。这桩凶杀案一个月以后才被破获。凶手本人最初到警察所声称，他父亲失踪了。整整一个月期间他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可是警察终于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发现了尸体。他们院子里有一条很长的上面盖着木板的脏水沟。尸身就躺在这个阴沟里。死者穿得整整齐齐，那鬓发斑白的头颅被割了下来，但还附在身上，凶手还在死者头下放了一个枕头。尽管他没有招认，法庭仍判决剥夺他的贵族资格，革职并发配服苦役二十年。在我和他相处期间，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逗笑取乐、喜气盈盈。他是一个性情乖张、轻率浮躁、遇事极不审慎的人，但他绝不愚蠢。在他身上我从未发现有什么特别残忍的东西。犯人们瞧不起他，并不是因为他的罪行（关于这一点人们从来不提），而是因为他糊里糊涂，因为他的举止令人讨厌。他在谈话中有时也提到他父亲。有一次，当他和我谈到他们家族的遗传因子的时候，他说：“就拿我父亲来说吧，他一直到死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有什么病。”这样的冷酷无情，自然是不能令人容忍的。这是一种特殊现象：这不单纯是犯罪行为，而是一种尚未被科学发现的体质上的缺陷，一种肉体和精神上的畸形发展。自然，我并不相信这种罪行。可是他那些对他的经历了解得十分详细的同乡，也都是这样对我说的。事实是如此明显，使人不能不相信。

犯人们有一次在夜间听见他在梦中大喊大叫：“抓住他，抓住他！砍掉他的头，头，头！……”

几乎所有的犯人在夜间都说梦话。他们咒骂，说黑话，刀、斧子等等是他们发梦呓时经常挂在嘴边的字眼。“我们是被人揍得丧魂落魄的人。”——他们常常这样说，“我们的五脏六腑都被人家掏去了，所以夜间才大叫大喊。”

官方规定的强制性奴役劳动并不是一种工作，而是一种义务，犯人们干完限定的活或消磨完法定的干活时间以后就回监狱。他们仇视劳动。一个人若是没有自己的工作，没有一种能把自己的全部智力和精力都用上去的工作，他在监狱里是不可能生活下去的。囚犯都是一些发育成熟、过过痛痛快快的生活而又非常渴望生活的人，他们被迫聚集到这里，被迫脱离了社会和正常的生活，用什么办法能够让他们在这里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意愿过一种有规律的、正常的生活呢？单是无所事事这一点，就能在他们身上产生出犯罪的特性，关于这种特性他们过去并不了解。一个人如若不劳动，如若没有合法的、正常的财产，他就不能够生存，他就要腐化堕落，变成兽类。因此，在监狱里，由于自然的需求和某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技能和工作。在那漫长的夏日，几乎整个白天都得参加法定的强制性劳动，短短的夜晚只够勉强用于睡眠。然而到了冬天，天一黑犯人照例就被关进狱室。在漫长而寂寞的冬天晚上，他们总可以干点什么了吧？因此，不顾狱方的禁令，每个狱室几乎都变成了巨大的作坊。劳动和工作本身并不被禁止，但却严禁犯人持有工具；可是没有工具是不能工作的，于是他们便悄悄地工作起来，有时连狱方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佯装看不见罢了。犯人中间有许多人入狱时什么也不会干，但他们向别人学，结果，出狱时他们都成了很好的技术工人。这里有皮靴匠、鞋匠、裁缝、木匠、小炉匠、雕刻匠、镀金工匠。有个叫伊赛·布姆施坦的犹太人，他既是镀金工匠，又是放高利贷者。他们每个人都做点儿什么，都力图赚几个钱。他们常常接受城里的订货。金钱是模压出花纹的自由[俄国的金卢布上模压着花纹，这里的意思是说钱能通神。]，对于一个完全失去自由的人，金钱就更加十倍地贵重了。金钱在他的衣袋里叮当一响，他便得到了一半安慰，即使花不掉它们也是如此。不过，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花掉的，“禁果分外甜”呀！就是酒，在狱中也能够弄到。烟袋是严禁之物，但人人都吸烟。金钱和烟草使得他们不患坏血症和其他疾病。工作使得他们不犯罪，如果不干活，犯人就会像玻璃瓶里的蜘蛛那样互相吞噬。尽管如此，工作和金钱仍是被禁止的。往往在夜间进行突然搜查，所有的禁品全部被搜去，至于钱，无论藏得如何严密，有时仍被暗探搜去。他们之所以都不贮存钱，而是很快地喝掉，其部分原因就在这里；因而酒也被弄进监狱里来了。每次搜查以后，那些犯了过错的人除失去其全部财产外，通常还要受刑罚。尽管如此，每次搜查以后，所损失的东西立刻又弥补上了，新的物品立刻又被弄进来，一切依然如故。狱方也了解这一点，犯人对于受刑罚也不抱怨，不过这种生活仍像是居住在维苏威火山[在意大利南部，是世界上著名的火山区。]上一样，令人胆战心惊。

不会手艺的人则想别的办法搞钱。有些办法也真够独出心裁的了。比方说，有的人专门从事倒卖，有时他们倒卖的东西，就连监狱外面的人也难以想到，甚至算不上是什么东西。苦役犯们都很穷，但做生意的本领却很大。就连一块破布也值钱，也可以利用。由于贫穷，金钱在监狱里的价值和狱外相比也是大不相同的。一件十分复杂并付出了大量劳动的活计，只能赚几个铜板。有些人甚至放起高利贷来，而且很成功。有些陷入困境或被弄得贫困不堪的犯人，常常把自己最后一件东西送到高利贷者那里去典当，以换取几个铜板，而且利息往往高得惊人。那些抵押品若是到期不赎回，便会被人毫不犹豫和毫不怜惜地卖掉；放高利贷这一行业是如此兴隆，以至连公家发给的一些物品如衣服、靴鞋等等，也都成了抵押品，这些东西都是每个犯人随时随地所必需的。然而，在进行这种典当时，往往也发生这样一种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典当者得到钱以后，二话不说，径直跑到直接负责监狱事务的看守长那里去报告，说他把公家发给的东西典当出去了，于是看守长立刻下令把那些抵押物从高利贷者手里取回来，处理这种事情甚至无须向上级报告。更为有趣的是，在处理这种事情时连争吵都没有发生过：放高利贷者一声不响地哭丧着脸把东西退还给物主，好像他自己也已料到，结果必定会是这样的。也许他内心里不得不承认，如果他处于典当人的地位，他也会这样做的。所以，即使他事后骂上几句，那也并非出于恶意，只是为了不使自己感到懊悔而已。

一般说来，犯人中间互相偷窃之风是相当厉害的。每个犯人几乎都有一个上了锁的小箱子，收藏着狱方发给的东西。小箱子是准许有的，但小箱子也并不保险。我认为可以想象得到，犯人中间有一些非常高明的小偷。我有一个狱友，对我忠心耿耿（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但却把我唯一的一本准许在狱中阅读的《圣经》给偷去了；可是他当天便亲自向我招认了这件事，他所以招认，并非出于悔过，而是由于他看我找了好久，替我感到难过。那些贩酒的人，很快都发了财。关于贩酒的事我以后还要专门讲到，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犯人当中有很多人是走私犯，因此尽管处在严格的监视和警卫之下，他们仍想方设法把酒弄进狱中来，这是不足为奇的。再说，走私，按其性质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比方说，你能够想象到，对于某些走私犯来说，金钱和营利并不是主要目的，而只在他们心目中占次要的地位吗？然而，确实有这样的事情。他们热衷于走私，把走私看做是自己的天职。走私犯多少有点像是诗人，有着很高的想象力。他常常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但他狡猾奸诈，善于施展诡计，能够顺利地躲过难关；有时他的行动简直是为某种灵感所驱使。走私的热情是如此强烈，犹如赌博一样。在监狱里，我认识一个犯人，他身体魁梧，但性情却十分娴静、温存、谦恭，很难想象他怎么会被关进了监狱。他性格十分善良，善于与人相处，他在蹲监狱期间从未和任何人争吵过。他是因为走私而被人在西部边界上捕获并关进监狱的，当然啦，他恶习未改，于是又私运起酒来了。他因为私运酒而被惩罚过多少次啊！而且他非常怕受鞭笞！其实，贩酒本身给他带来的只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报酬。靠卖酒发财的只是那些生意人。这个怪人纯粹是为走私而走私。他总是像女人那样哭哭啼啼，受过刑罚以后，曾多次发誓洗手不干了。他有时也下过决心来约束自己，但是过不了一个月，最后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由于这些人的走私，监狱里从来没有断过酒。

最后，犯人还有一项收入，尽管犯人靠它发不了财，但这项收入却是源源不断和大有好处的。这便是施舍品。我们社会中的上层人士不大了解那些商人，小市民和全体老百姓是如何关怀我们这些“不幸的人”的。施舍品几乎总是经常不断，经常布施的是大大小小的面包和面包圈儿，偶尔也有现款。如果没有这些施舍品，许多地方的犯人，特别是那些受严格禁闭的待审犯人，他们的生活就会更加艰苦。犯人们按照宗教仪式平均分享这些施舍品。整块的面包若是不够分，便切成小块平均分给大伙，有时甚至把面包切成六块，每个犯人都能分到一块。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接受现款施舍时的情景。那是在我入狱后不久，有一天我在卫兵的押送下干完早活回来。迎面走来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小女孩才十岁左右，长得十分漂亮，像一位天使。在这以前我曾看见过她们一次。那女人是一个军人的遗孀。她丈夫是一个年轻的士兵，由于忍受不了刑罚而死在医院囚犯病房里了，当时我也正在住院。母女俩来医院向死者告别，哭得都很悲恸。小女孩一看见我，便涨红了脸，低声跟母亲说了句什么；母亲立刻停住脚步，从衣袋里摸出一个铜板交给小女孩。小女孩跑过来追我……“给你，不幸的人，看上帝的面上，收下这个铜板吧。”——她一边喊，一边跑到我跟前，把铜板塞到我手里。我接过她的铜板，她这才高高兴兴地跑回母亲身边。这个铜板在我身边保存了很久。